網絡受欺負與睡眠障礙:有調節的中介模型*

陳妮婭 王 棟

福建技術師范學院(福清) 350200 E-mail:1205384163@qq.com

隨著數字技術的全面普及,互聯網逐漸滲透至人們生活的各個領域。網絡是一把雙刃劍,在提供大學生便捷服務、獲取信息知識的同時,也會給學生的思想意識、身心健康和社會關系等帶來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1]。研究表明,約21.9%的大學生在使用網絡的過程中至少有過1次網絡攻擊行為,55.3%的大學生至少有過1次網絡受欺負經歷[2]。網絡受欺負是指個體在互聯網環境中,遭到來自他人反復且具有目的性攻擊的一種現象[3]。網絡受欺負會誘發大學生吸煙、酗酒等健康危險行為,同時伴隨各種心理問題,如焦慮、抑郁等[4]。網絡欺負相較于傳統欺負有以下典型特征:一是隱匿性,網絡是一個虛擬的空間,匿名與身份隱蔽使得互聯網更容易成為情緒發泄的媒介,攻擊者的行為也更加缺少約束;二是超越時空限制,網絡帶來便捷的同時,也使得欺負現象隨時隨地都能發生,受欺負者難以躲避和防范;三是大量潛在觀眾,互聯網作為便捷、高效的信息擴散渠道,使得網絡欺負容易聚集眾多的網友圍觀,旁觀者效應更強,這可能對網絡受欺負者產生二次傷害和更嚴重的刺激[5]。以往研究發現,大學生網絡受欺負與心理行為問題(如人際關系敏感、睡眠障礙等)有著密切的關聯[6]。

睡眠障礙是指個體睡眠和覺醒正常節律性交替紊亂的生理現象[7]。睡眠障礙會影響個體日常學習與工作的效率,同時也影響個體的生理與心理健康,如導致情緒低落、煩躁,甚至誘發多種疾病[8]。研究表明,17.97%的大學生存在睡眠障礙[9]。大學階段是個體逐漸走向成熟的關鍵時期,減少睡眠障礙帶來的消極影響對個體的身心發展十分重要[10]。Chen等人對1987名學生進行為期一年的追蹤研究發現,在控制了傳統受欺負后,網絡受欺負顯著預測睡眠問題[11]。石緒亮等人對3755名大學生調查研究發現,大學生網絡受欺負與睡眠障礙顯著正相關[12]。根據一般壓力模型[13],網絡受欺負作為一種壓力性生活事件,可以對個體的睡眠質量產生顯著影響。睡眠活動需要有輕松、穩定的心理狀態,而網絡受欺負會使得個體處于高強度、持續的恐懼不安和生理喚醒,直接導致個體入睡困難,引發睡眠障礙。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1:網絡受欺負可以預測大學生睡眠障礙。

焦慮是機體對壓力事件或某種狀態作出的適應性反應,主要表現為無事實依據就會出現的一種恐懼不安的情緒[14]。適當性焦慮可以提高個體的反應能力和動機水平,具有積極意義;而過度焦慮容易引發認知偏差和適應性問題,嚴重破壞個體的日常行為模式。最近的一項研究指出,焦慮已成為大學生主要的心理問題之一,大學生焦慮水平正逐年上升[15]。Liu等人的研究發現,傳統受欺負和網絡受欺負均與焦慮正相關[16]。同時,個體焦慮水平與睡眠障礙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焦慮、抑郁等不良情緒會影響睡眠障礙[17]。根據失眠維持認知模型[18],焦慮作為一種消極的負性情緒,會引起個體在面對與睡眠相關的威脅線索(如網絡受欺負)時產生消極認知和錯誤信念,使其過度關注睡眠缺失的嚴重程度,最終導致個體的睡眠障礙?；诖?本研究提出假設2:焦慮在網絡受欺負與大學生睡眠障礙間起中介作用。

正念是個體有意識地覺察自身目前的心理狀態,并將注意力集中于當前,對當下一切保持不評判接納態度的一種覺知狀態[19]。正念作為一種積極的認知行為調節方式,能夠促進個體對消極刺激做出及時性的抽離、客觀性的感知與開放性的包容,以此削弱消極刺激的不良影響[20]。相對于低正念個體,高正念水平者更能自主地控制對壓力性事件的關注和復雜性因果的反芻,并且在面對由消極因素引發的一系列負性情緒時都能將注意力從負面信息中轉移,進行不批判的評價和包容,從而消解不良影響。相關研究證明,個體通過正念訓練可以即時有效干預焦慮水平[21]。正念的再感知模型認為[22],正念會幫助個體重新加工當下心理內容,擺脫負性情緒的控制,并進行去自動化加工和去習慣化反應,以更加客觀的視角看待問題,更加開放的態度接納當下感受,降低對不良刺激的主觀體驗。同時,根據正念應對模型[23],當個體面對超出自己預期、承受范圍的傷害時,正念能幫助個體做出適應性反應,提升注意力的靈活性,從客觀的角度對威脅進行重評,賦予刺激正確的認知,從而緩解焦慮情緒的產生。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3:正念在網絡受欺負和焦慮間起調節作用。

綜上所述,本研究構建了一個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模型,旨在探討網絡受欺負對大學生睡眠障礙的影響,并進一步考察焦慮在網絡受欺負和大學生睡眠障礙間的中介效應及正念的調節作用,以期為減少網絡受欺負和預防睡眠障礙提供建議。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從福建省兩所高校選取697名大學生為施測對象進行問卷調查,施測前向被試告知要求,施行匿名填寫方式、自愿填答原則。共回收有效問卷639份(91.68%)。其中,男生337人(52.7%),女生302人(47.3%),平均年齡19.33±1.16歲。

1.2 方法

1.2.1 簡式網絡受害量表 采用解曉龍等人[24]修訂的簡式網絡受害量表評估大學生的網絡受害經歷,該量表共有6個條目。采用Likert 5點計分(0從不～4一直),得分越高說明個體遭受網絡欺負的程度越嚴重。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數為0.91。

1.2.2 抑郁-焦慮-壓力量表 使用龔栩等人[25]修訂的抑郁-焦慮-壓力量表分量表評估大學生的焦慮情緒,共有7個條目。采用Likert 4點計分(1不符合～4總是符合),得分越高說明焦慮情緒越嚴重。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數為0.88。

1.2.3 正念覺知量表 采用陳思佚等人[26]修訂的正念覺知量表評估大學生的正念水平,該量表共有15個條目。采用Likert 4點計分(1總是～4從不),得分越高說明正念覺知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數為0.90。

1.2.4 匹茲堡睡眠質量自評量表 使用劉賢臣等人[27]修訂的匹茲堡睡眠質量自評量表評估大學生的睡眠障礙,包括主觀睡眠質量、入睡時間、睡眠時間、睡眠效率、睡眠障礙、催眠藥物和日間功能障礙7個維度,共有18個條目。依照等級計0～3分,將所有問題得分按要求轉換成對應因子的分數,再累加7個因子得分作為睡眠質量指數總分,得分大于7則提示睡眠存在問題,得分越高說明睡眠障礙越嚴重。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數為0.89。

1.3 統計處理

采用SPSS 21.0軟件對數據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描述統計及相關分析,并運用SPSS宏程序PROCESS進行中介效應和調節效應檢驗。

2 結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本研究采用Harman單因素檢驗對全部條目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結果顯示,共有9個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且第一個公因子解釋了總變異量的21.69%(<40%),表明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描述性統計和相關分析

描述性統計和相關分析的結果顯示,性別與網絡受欺負正相關,年齡與網絡受欺負、睡眠障礙正相關。網絡受欺負、焦慮、睡眠障礙總得分兩兩之間呈顯著正相關,正念總得分與網絡受欺負、焦慮和睡眠障礙均呈顯著負相關(見表1)。因此,在后續的分析中,將性別和年級作為控制變量納入模型。

2.3 焦慮的中介效應檢驗

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的模型4進行焦慮的中介效應檢驗。根據相關分析的結果以及以往研究,將性別、年齡作為控制變量[28],結果表明,在控制性別和年齡之后,網絡受欺負可以顯著預測大學生睡眠障礙、焦慮;焦慮作為中介變量后,網絡受欺負和焦慮對睡眠障礙的預測作用顯著,見表2。說明焦慮在網絡受欺負與睡眠障礙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值為0.14,中介效應占比為44.12%,見表3。

表2 焦慮中介作用的回歸分析

表3 直接效應、中介效應和總效應分解表

2.4 正念的調節作用檢驗

本研究采用SPSS宏中PROCESS的模型7,在控制性別、年齡的條件下進行正念的調節效應檢驗。結果顯示,網絡受欺負能顯著正向預測焦慮和睡眠障礙,焦慮可以顯著正向預測睡眠障礙。網絡受欺負與正念的交互項顯著負向預測焦慮,見表4。由此表明,正念在網絡受欺負與焦慮之間起負向調節作用。進一步繪制了簡單斜率圖來檢驗正念的調節作用。當正念水平較低時,網絡受欺負對焦慮的正向預測作用顯著(β=0.25,P<0.001);當正念水平較高時,網絡受欺負對焦慮的正向預測作用減弱(β=0.12,P<0.05),見圖1。

圖1 正念的調節作用

表4 正念調節作用的回歸分析

3 討 論

本研究發現,網絡受欺負顯著預測大學生睡眠障礙,說明遭受網絡受欺負頻次越多,大學生睡眠障礙越嚴重,該結果與前人研究結論一致[29]。以往研究表明,傳統受欺負與個體的睡眠問題存在密切的聯系,是引發睡眠問題的重要風險因素[28]。而網絡欺負行為具有隱蔽性、不受時空限制、眾多的潛在受眾等特點[30],使得網絡欺負對受欺負者睡眠障礙的影響較于傳統欺負可能會更嚴重。大學生在遭受網絡欺負后,會陷入對欺負事件的自動化激活和過度加工,與欺負相關的信息會不斷地在腦海中重復浮現,進而導致入睡時間延長,受到夢魘的困擾,出現睡眠障礙。因此,網絡受欺負能夠直接影響大學生睡眠障礙。

本研究還發現,網絡受欺負可以通過焦慮間接影響大學生睡眠障礙,研究結果支持了失眠維持認知模型。網絡受欺負作為一種負性事件會對個體的心理造成創傷,而創傷經歷使得個體的情感往往比較脆弱、焦慮[31]。個體在遭遇網絡受欺負時,會出現一些應激反應(如焦慮情緒),焦慮處于高水平時則容易使得個體扭曲對刺激因素的認知,過分夸大網絡受欺負帶來的影響,進而誘發睡眠障礙[32]。此外,大學生在遭遇困境(如網絡欺負)后,由于網絡具有虛擬性、緘默性等特點,其心理健康無法及時有效獲取足夠的社會支持來加以維持[33],也會使其產生焦慮,繼而誘發失眠、噩夢等睡眠障礙。

本研究還發現,正念能夠在網絡受欺負和焦慮的關系中起調節作用,網絡受欺負對焦慮的消極效應在低正念個體中更顯著,隨著正念水平的升高,網絡受欺負對焦慮的預測作用呈下降趨勢。正念的推動性螺旋上升模型認為[34],正念的加工過程是上升螺旋的,在不斷向上推動中會產生積極情緒,以此來消解焦慮情緒。在遭遇同等網絡受欺負的條件下,高正念水平的個體更能正確對待和有效化解網絡受欺負這一負性事件[35],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焦慮情緒的產生,使網絡受欺負較少通過焦慮引發睡眠障礙。根據正念情緒調節模型[36],正念會幫助個體有意識地、去習慣化地選擇思維和情感,從而逐漸消除自動化評價產生的焦慮情緒[37]。高正念水平的個體對網絡受欺負的體驗以包容的態度和不批判的方式應對,即使遭遇了網絡欺負,個體不會因此否定自身的價值,也不會認為自己是不受歡迎的,很大程度上減少其焦慮的產生,所以在高正念下,網絡受欺負很少會通過焦慮引起睡眠障礙。

本研究揭示了網絡受欺負對大學生睡眠障礙的影響機制,以及焦慮的中介作用和正念的調節作用。能為互聯網時代弱化網絡受欺負的影響、減少大學生睡眠障礙提供啟示。首先,社會應致力凈化網絡環境,營造良好的網絡氛圍,從根源上預防網絡暴力和網絡欺負行為發生。其次,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者應積極關注經歷網絡受欺負學生的情緒狀態,引導學生合理調適自己的情緒,以削弱焦慮在網絡受欺負與睡眠障礙之間的橋梁作用。最后,大學生在遭受網絡受欺負后應該學會積極尋求幫助,還可以有針對性的制定正念學習計劃,通過提升正念水平來緩解焦慮狀態,從而緩沖網絡受欺負的消極影響,改善睡眠質量,以便更好地適應日常生活與學習。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本研究采用橫斷面研究,無法確定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未來研究可采用實驗室實驗或追蹤研究確定變量間因果關系;另一方面,本研究采用自我報告的問卷法,可能存在社會贊許性,未來研究可結合他人報告的問卷法進一步客觀、準確的測量各變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