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英濤先生：實踐理性精神的踐行者

朱光亞

一、我和祁英濤先生的工作交集

我和祁英濤先生生前雖在幾件事情上有交集，但始終未曾謀面?！吨袊幕z產》雜志要我完成一篇紀念祁英濤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的文章，我想這首先是因為那些和英濤先生同一代且了解他的學者已先后凋零，而英濤先生和那些著作等身的學者并不相同，他最主要的貢獻是在中國國情下，在建筑遺產的修繕特別是國家性工程中作出了杰出成就，而我在輩分上要晚他一代，但畢竟也算是從舊中國走過來、從改革開放前的中國走過來的人，且有長期從事建筑遺產保護研究的體會，或許對于祁英濤先生，他的工作背景、他的甘苦以及他工作上的突破性成就有不同于后來學者的認識。有鑒于此，我也就不揣淺陋，承諾作為一位遺產保護和建筑史領域的后學的責任，完成這一任務。

我們追溯歷史、紀念祁英濤先生，實際上是回眸不同于當代的那一段歷史，那是一個不談價值、不爭概念，而主張鮮明正確的立場，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三結合的工作路線，加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的投入努力解決問題的時代，是所有吃皇糧的人只管干活不考慮報酬的時代，是關注解決古建筑修繕效果而不關心是否發表文章或者是否獲獎的時代，這對那些習慣于用今天的套路去觀察往昔且潛意識里總是今是而昨非的分析者來說，未必能夠理解，但那段歷史的確就是今日文化遺產保護的工作本底。

20世紀70年代末，蘇州瑞光塔修繕的方案設計任務落腳南京工學院，潘谷西先生負責，我則是坐鎮蘇州調研、測繪和研究方案，實際工程中有大量具體問題，非當時已有的書本所能解決，我們決定走訪前輩聽取意見。參與瑞光塔前期調研的戚德耀先生五六十年代是南京工學院中國歷史研究室的成員，是在劉敦楨先生的指導下成長起來的江蘇古建筑專家，他和北京的諸位前輩皆有過從，他和我一道赴京，先拜訪臥病在床的劉致平先生，再拜訪正忙著研究營造法式的陳明達先生，還拜訪了羅哲文和張馭寰先生，那次沒有機會見到英濤先生，也

許是因為戚德耀先生和他不熟，也許是英濤先生那時已經進入工作繁忙期不在北京。

后來我參與浙江文物考古所的飛英塔的修繕研究任務，雖條件艱苦卻樂在其中。黃滋同志專門請英濤先生審閱方案，我因有教學任務多為周末才能出差，因而和英濤先生失之交臂。但每當黃滋同志告訴我英濤先生對我們的分析的各類意見時，都感受到他對古建筑工程問題的熟悉。我們最欣慰的是對塔內斗栱插入磚塔砌體遺痕的分析得出塔內支撐踏道的斗栱是上昂狀斗栱，他在現場調研后對此給與認可。我們也感受到他工作貼近實際，是我們可以信任的專家。

編寫古建筑鑒定與分析的講義則是我和英濤先生神交的一段時間。那是1987年國家文物局決定在東南大學舉辦古建筑保護干部專修科的時期， 我決定開設“古建筑鑒定與分析”的課程，這是一門著眼于教會學生如何對各地古建筑斷代和鑒別分析的課程，雖然營造學社時代梁、劉二公的《大同古建筑考察報告》可以算作前輩學者考據建筑年代的開山之作，且其他文章也有片羽麟光，但畢竟論述對象范圍不廣，沒有針對建筑各個部分的斷代展開討論。因而1981年祁英濤先生所寫的《怎樣鑒定古建筑》就成為最接近我們教學需求的教學參考書了，雖然該書的缺點是沒有涉及南方古建筑，但是在方法論上，兩查兩比的原則和通過對已知建筑年代的建筑的構件按不同時代排列對比畫圖歸納特征的分析思路，為我們繼續開展南方古建筑的年代鑒定提供了借鑒。我于是完成了古建筑鑒定的補充部分的講義，印發給古建班的同學，此后更成為東大以至某些外校的研究生學習古建筑斷代的參考文獻。那時，我很希望有機會見到英濤先生向他表示感激之情，并向他匯報我們的工作。

記得1988年夏天，正是我帶古建班和部分研究生赴西北考察的時候，我們到了陜西卻聽到了英濤先生在西安猝然離世的悲痛消息。英濤先生時年65歲，中國失去了一位經驗和學識最為豐富的遺產保護工程專家，我們也永遠失去了和他直接匯報并聆聽意見的機會，多么令人痛心。

二、祁英濤先生的工作成果

祁英濤先生生于1923年，1947年畢業于北洋大學工學院建筑工程系，是早我20年畢業的學長，從他關于南禪寺文章中提到的曾做力學計算的信息看，可能是土木工程專業的，從他繪制的古建筑構件圖來看顯然也學過建筑歷史，并在民國年間的復古風里受過學術熏陶，他曾任北平文物整理委員會工程處工程師等職。1956年后歷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古代建筑修整所工程師、文化部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工程師、中國文物保護技術協會常務理事等職（圖1）。他的職業工作就是修繕古代建筑，開始是北京的皇家建筑，新中國成立后則成為面向全國文物建筑修繕的工程負責人。

從目前看到的資料，從1949年到“文革”爆發、日常工作停滯的十七年中，祁英濤先生除了負責北京各類古建筑的大量日常修繕之外，直接負責的國家性工程有北京天安門、安定門、正陽門和德勝門箭樓的修繕，北海大西天極樂世界、五龍亭和天王殿的修繕，中南海云繪樓和清音閣的遷建工程，故宮養心殿搶險工程，同時承擔了多省市的重要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修繕工程，包括山西晉祠圣母殿獻殿修繕，大同南門城樓修繕，佛光寺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次修繕方案編制；河北正定隆興寺摩尼殿和慈云閣修繕，承德大乘閣修繕；陜西西安小雁塔基礎加固和永泰公主墓壁畫加固。最為著名且影響深遠的是永樂宮的遷建工程，特別是其技術含量極高的壁畫的遷移與重新安裝的工程。這份長長的名單顯示了人民共和國一改舊中國腐敗無能和無力修繕國家大量建筑遺產的局面，也顯示了共和國

早期的修繕工程是多么缺乏諳熟古代建筑工程做法的技術人員，以至于大量的國家工程的修繕的技術決策都壓在了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的祁英濤先生等幾位工程人員的肩上。

1972年祁英濤先生從五七干校返回北京，那顯然是南禪寺等一批國保單位的修繕工程需要他的投入。1972年開始了南禪寺的考古探查、構架分析研究和方案決策，1974—1975年修繕完成（圖2）。此后不久迎來的改革開放時期的到來，祁英濤先生也迎來了他人生最為繁忙的階段。認識祁英濤先生投入遺產修繕的過程，我們也才會明白， 《怎樣鑒定古建筑》一書中的大量圖紙包括可愛的脊飾的細部圖樣不是祁英濤先生為了寫書而搜集， 而是他在承擔這些相關的工程時測繪和勾勒出來的，那都是他在修繕工程中仔細思考和研究過的?？粗@一串長長的名單，我在為英濤先生過早辭世、國家痛失技術棟梁感到惋惜的同時，也為他在自己人生的歲月中曾經有著如此杰出輝煌的貢獻而欣慰和驕傲。

工程要解決的大量是“how”而不會停留在“why” 和“ what”層面上，講很多的道理卻找不出針對性措施，解決不了問題的技術討論于工程無補，而且文章長度有限，如何將問題講清楚總要費些周折，不如“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來得簡單。因而通常工程性人才在完成了工程性任務和工程報告之后未必要發表文章，尤其是當新的任務又要來臨之時。然而，當我們搜羅祁英濤先生發表的文章時，才發現他的著述總量超過一百多萬字，其中最有影響力的除了各類調查和工程報告以及前述的《怎樣鑒定古建筑》之外，還有《永樂宮壁畫的揭取方法》《中國石窟寺、古墓葬壁畫保護研究》《中國古代建筑的脊飾》《南禪寺大殿修復》《中國早期木結構建筑的特征》《古建筑古園林研究工作淺談》《古建筑的維修》《中國古代建筑的保護與維修》等文章和專著，他還參與了張馭寰、郭湖生先生編著的《中國古代建筑技術史》的編寫，直接承擔了該書的宋代木結構等章節的撰寫，參與了中國建筑材料辭典和科技史文集等的撰稿工作，還有大量的未發表而是在專業人士中內部閱讀的材料。祁英濤先生去世后，1992年中國文物研究所將他以往未發表的文章匯集成《祁英濤古建論文集》出版，文字近60萬字。顯然，祁英濤先生當年看到了文物界以至整個建筑學術界熟悉古代營造技藝的人才極度缺乏的狀況，他急于將金針度人。他不僅是一位學者和工程師，還是一位引導文物界眾多后學的誨人不倦的老師。也正是在山西等省的修繕工程中，祁英濤先生不僅掌舵為各工程的技術方案決策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同時還推動了參與這些工程并在實踐中不斷學習總結提高的一批自學成才的技術人員的成長，包括地方上的一批英才的成長，后來擔任山西古建所所長的柴澤俊和河北古建所所長的孟繁興兩位先生就是典型。

回顧祁英濤先生的一生，可以說他是新中國成立后建筑遺產保護領域的先鋒、主將和中堅，是構建中國的建筑遺產保護學的巨匠和開拓者。

三、祁英濤先生的學術思想

祁英濤先生的時代是我國面對國際上的重重圍困被迫采取自力更生和艱苦奮斗開展經濟建設的時代，在文物保護領域中和今天引入國際上文化遺產保護的一系列原則和理念不同，沒有那么多的形而上的爭論和研討，專注于解決保護工程中的實際問題，但是不等于當時我國文物保護事業沒有原則和沒有理念，更不等于將那個時期的文物保護事業等同于古代中國的傳統式修繕。

早在中國營造學社建立的時候，社長朱啟鈐就為20世紀中國的建筑遺產研究制定了明確的方針。我在學社成立八十周年紀念會議中的發言曾將之歸納為三方面：1.朱氏將建筑視作文化，他說： “本擬為中國建筑學社，顧以建筑本身，雖為吾人所欲研究者最重要之一端，然若專限于建筑本身， 則其于全部文化之關系，仍不能彰顯，故打破此范圍，而名以營造學社。則凡屬實質的藝術，無不包括……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一切無形之思想背景，屬于民俗學家之事亦皆本社所應旁搜遠紹者?！?.將之納入世界建筑之林中思考，主張開放式研究，廣收博采，“今更重言以申明之，曰中國營造學社者，全人類之學術，非吾一民族所私有……”“與世界學術名家公開討論”。3.朱氏明確倡導“儒匠溝通，浚發智巧”。①抗戰爆發，北平淪陷，朱氏堅持民族氣節不與日偽合作的同時， 仍然倡導和支持北平開展故宮和中軸線的測繪，并在新中國成立后參與了文整會等機構的工作指導， 身處北京的祁英濤等第二代古建筑學者正是在這一山河破碎及中國兩種命運搏斗的艱難時刻成長起來并投身于文物保護事業中的。他們無法不把自己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以及民族文化的命運聯系起來， 同時不僅會接觸到朱啟鈐的學社時代的文字和思想成果，也有機會在北京的文物保護工程中接觸到朱啟鈐以及新中國成立后投入北京各項工作的梁思成等第一代學者。祁英濤后來的成果正是沿襲著營造學社所確定的文化遺產研究路線開拓前進的。

祁英濤先生從事保護工程研究，他是學社精神和朱啟鈐所確定的三個原則的踐行者，是中國傳統的實踐理性精神的踐行者。與同時代的其他著作等身的學者不同點在于，他必須將那個時代的原則和理念與實際工程中要解決的問題結合起來靈活貫徹。網上見若干后學站在今天接受國際上保護歷代信息的原則的立場，批評南禪寺1970年代的修繕是“一種失敗的修復”，甚至說這次修繕“用《營造法式》來指導南禪寺大殿的復原工程更是天大的玩笑，用北宋末年的技術指導唐代晚期的建筑復原”[1]，這種不明底細就先定不著邊際的罪名，然后瞄準這一虛擬的罪名大加討伐的學風要不得，這里不展開辯解，畢竟后代具有站在更新的立場上對前人任意批評的事后時間和利用當代媒體的優勢， 本文只是說，修繕中任何原則都不能離開具體情境的分析，南禪寺修繕依據的是“遵照《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第十一條恢復原狀或者保存現狀的原則。根據實地勘查和對殘毀情況的分析，決定將大殿落架重修，以保存現狀為主，個別部分有充分科學依據的予以復原。與此同時，將寺內其他建筑及圍墻也進行了適當的修整?！盵2]可見當時的決策的主要方向是保持現狀，但是面對如何保存木構件， 特別是保存經過分析鑒定為唐代的四方角柱，以及對南禪寺梁架的構建邏輯如何認識以及如何將這一邏輯延伸到屋蓋上，費盡斟酌。祁英濤和柴澤俊兩位先生發表于1980年《文物》上的《南禪寺大殿修復》的文章中還介紹了如何提高抗震性能所采取的多項措施。祁英濤先生闡述了唐代臺明的尺寸， 闡明了恢復唐代臺明不恢復唐代出檐尺寸，屋檐滴水就會滴到臺明上，講解了南禪寺用材厚17厘米，相當于《法式》二等材，而宋代三間小殿都是五等材以下，怎么可能按宋《營造法式》修復南禪寺正殿呢？概念、原則只是修繕的參考，具體修繕措施只能根據對現場遺存的分析而不是根據概念、理論和《法式》。當代那些從書本上討生活的學者應該注意，從概念出發，用概念邏輯推演來探討問題可以寫文章，但是不可能用來完成工程修繕任務。南禪寺的修繕檔案的整理尚在進行中，相信出版后人們對該修繕工程面對實際，實事求是采納適用性技術解決問題的實踐理性精神會有進一步的認識。

在經歷了幾乎60年的耽擱之后，2020年出版的《永樂宮遷建工程檔案初編》中的大量原始檔案清楚地說明了祁英濤先生的修繕理念是開放式的。該書顯示，一如祁英濤后來總結時所說：“對于我們來說，建筑的遷移，雖然是一項很艱巨的任務，但是經過努力，總是可以完成的，但是附屬于建筑物上的壁畫，繪制在沙泥涂抹的墻壁上，本身結構脆弱，又經歷六百多個寒暑，黏力和剛度大減，極易損壞，如何把這些古代珍寶遷移到25公里的新址加固復原保存，確是一個難題”[3]。作為國家工程的永樂宮遷建工程調動了全國各地各行業人士的關注和投入（圖3）。曾經在1948年被故宮博物院派往北美考察博物館的王世襄先生回憶當年在加拿大多倫多皇家博物館看到的該館館藏的中國山西元代壁畫時和加拿大方面討論的情景，1957年在《文物參考資料》上發表了《記修整壁畫的“脫胎換骨”》一文，談及了揭取壁畫的大概工作程序。這無疑給了祁英濤等以很大的啟發，當時文化部即決定向同為社會主義陣營的東歐國家專家求援，羅哲文同志回憶這一事件時寫道“記得有捷克斯洛伐克有關方面想要承擔壁畫的搬遷，但提出的費用過高，方法也不合我國國情，這時祁英濤同志挺身而出，挑起了重擔，克服了許多困難，終于成功了”[4]。他突破專業工作者習慣上的堅守專業邊界的作風，向其他行業請教學習，組織大家研究如何揭取，如何制造新的機械，如何截取后安放和搬運，直到最后對縫隙的修補并一一通過實驗驗證后加以推廣（圖4）?？纯串斈耆绾问褂煤唵蔚臋C械切割，使用在多方協助下配置的膠結料加固壁畫以及牛車和汽車在黃土路上緩慢行駛的照片（圖5、6），那和八路軍用小米加步槍戰勝洋槍洋炮的敵人的精神并無不同。半個多世紀之后，世界遺產組織的專家考察芮城永樂宮，對該項目的完美仍然贊不絕口。

在祁英濤先生留下的眾多文章中還談到了地基、防雷、防震，1983年他還關注了古建筑的環境問題，并對脊飾、彩畫、園林、材料以至文物保護法的貫徹做了自己的闡釋，對文物的認知發出自己的聲音，對破壞文物的各類現象明確批評。祁英濤先生這種開放式不斷學習和充實自我知識結構的學風對于今天畫地為牢的專業知識碎片化人士應該是一個警醒。熱愛祖國，瞄準中國遺產保護的問題，開放式學習，勿問西東，以經世致用的態度去回應現實，是祁英濤先生留給我們后學的一份寶貴的精神遺產。

四、學習祁英濤先生的現實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擺脫了長期與外部世界隔絕的狀態，引進了二戰后特別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國際遺產界的學術成果和技術成果，加入世界遺產組織，接受世界遺產公約所確定的國際原則，大大推進了我國文化遺產融入國際大家庭的進程。從國家最高領導人到普通干部群眾對于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重視已經和過去不可同年而語。

但是一如當年，原則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環境背景下具體應用的問題并未很好解決。我們看到，像石灰、琉璃、地磚這樣的傳統材料的生產已經瀕臨滅絕，傳統的屋面防水已經沒幾個工程隊的施工可以保證質量，傳統的疊山造園的技藝及其區分高下的標準已經模糊不清，人們津津有味討論新材料時對灰漿、磚石材料如何建起各地的數據庫卻無人問津，不少技術人員和管理干部熟讀原則卻一討論到具體問題一籌莫展，電腦標準化繪圖引領出的一批不懂建構邏輯、不懂地域材料和審美特征的設計師，施工單位在招投標制度的明規則和潛規則的逼迫下壓低報價，降低質量與成本，高校和科研單位將學位、論文和獲獎等定為錄用標準而對在實踐中踏實探索問題的實干型技術人才視而不見， 逆向淘汰，被授予傳統匠師的工匠面對決策者的指鹿為馬無可奈何。古建筑和歷史街區的消防、安全和抗震的技術標準或者管理措施在近十年中未能很好解決。實踐層面背后隱藏的理論思考危機同樣存在，科學技術無國界，但歷史文化和社會制度有差異，如果我們對方法技術津津樂道而對保護利用的目標——中華文明的傳承一無所知，保護技術有何意義。

黨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實際為我們指明了廓清文化遺產保護事業中各種迷霧的任務?；仡櫰钣壬且淮荣t走過的路和做出的思考將為我們完成這一任務提供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