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ESG表現影響關鍵審計事項披露嗎？

李嘉寧 伍利娜 肖帥瑩

［摘要］基于2017—2021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實證檢驗企業ESG表現對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影響。研究發現，企業ESG表現越差，審計師為應對風險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越充分，具體表現為披露數量更多、披露內容更詳細。進一步分析發現，ESG表現通過影響企業的經營風險和信息風險，從而影響到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信息量，并且在審計師具有行業專長和媒體關注度較高的情況下，企業ESG表現對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影響更明顯。研究結論不僅豐富了企業ESG表現經濟后果的相關文獻，而且對新審計報告準則實施后審計師更準確地識別審計風險、提供更有效的審計服務具有啟示意義。

［關鍵詞］ESG表現；關鍵審計事項；經營風險；信息風險；新審計報告準則；信息披露

［中圖分類號］F239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44833（2024）01002309

一、引言

隨著生態文明建設、可持續發展戰略和高質量發展的推進，環境與社會責任問題日益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2020年9月，我國明確提出要爭取在2030年之前實現“碳達峰”目標、206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目標。作為促進經濟綠色低碳發展的重要動力，ESG衡量了企業在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三個方面實現各利益相關者價值和履行責任的情況，高度契合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和“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ESG與以往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CSR（企業社會責任）一脈相承又有所區別。具體而言，ESG為企業提供了整合環境、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的綜合框架和量化評價體系，為投資者提供了關于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和潛力的定量績效指標；不僅蘊含了CSR中企業在自身獲利之后回饋社會做出公益的理念，還向資本市場參與者傳遞了企業社會表現與股東經濟回報之間的高度關聯。

國內關于企業ESG綜合表現的學術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且主要聚焦于ESG表現對企業自身、投資者、債權人等市場參與主體的影響。以往文獻指出，較好的ESG表現能夠促進提高企業價值［1］、降低融資成本［2］、改善投資效率［3］等。研究企業ESG表現對審計師影響的文獻較少。而審計師作為重要的中介機構，是企業ESG信息的主要關注者和使用者。本文從關鍵審計事項角度出發，研究企業ESG表現對審計師風險決策的影響。

選擇關鍵審計事項作為切入點的原因在于審計報告中增加關鍵審計事項是我國審計準則的重大改革。2016年12月，財政部發布《中國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第1504號——在審計報告中溝通關鍵審計事項》，要求審計師根據職業判斷選擇審計過程中最為重要的事項作為關鍵審計事項進行溝通，提高了審計報告的信息含量和決策有用性，實現了與國際審計準則的趨同。在審計報告中，審計師對關鍵審計事項進行詳細描述并給出應對方法，體現了審計師的風險評估和應對決策。那么在此過程中，企業ESG表現會影響審計師的風險判斷，進而影響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信息量嗎？其中又是通過何種機制影響？是否會因內外部依賴條件產生差異？這些都是本文所關注和研究的問題。

本文以2017—2021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研究企業ESG表現對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企業ESG表現越差，審計師為應對風險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就越充分，具體表現為披露數量更多、披露內容更詳細。進一步分析發現，ESG表現通過影響企業的經營風險和信息風險從而影響到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信息量；在審計師具有行業專長和媒體關注度較高時，企業ESG表現對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影響更明顯。本文的研究結論在更換變量定義、采用其他機構評級數據、引入工具變量等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仍然成立。

本文的貢獻在于：其一，我國關于企業ESG綜合表現的研究剛起步，并且現有文獻主要聚焦于ESG表現對企業自身、投資者和債權人的影響。本文從審計師這一主體的視角出發，研究企業ESG表現對審計師行為決策的影響，豐富了企業ESG表現經濟后果的相關文獻。其二，在對關鍵審計事項的研究中，已有文獻主要聚焦于關鍵審計事項的經濟后果分析，而對其影響因素的研究較少。本文研究企業ESG表現通過影響其經營風險和信息風險，從而影響到審計師在溝通關鍵審計事項時的風險評估與應對決策，豐富了關鍵審計事項影響因素的相關文獻。其三，本文研究審計師行業專長和媒體關注度對企業ESG表現影響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調節作用，明確了ESG表現影響審計師行為決策的內外部依賴條件，為審計師更準確地辨別風險、提供更有效的審計服務以及企業提高ESG表現、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提供了可行的思路和建議。

二、文獻綜述

（一）企業ESG表現的經濟后果

近年來，隨著環境、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相關問題重要性的提升，一些學者開始關注企業ESG綜合表現及其產生的經濟后果。對企業而言，以往文獻指出較好的ESG表現能夠降低企業融資成本［2］、改善企業投資效率［3］、提高企業價值［1］、提升員工和股東忠誠度［4］。一些學者比較了環境、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三方面對企業價值影響的差異，指出治理績效對企業價值的影響要高于環境和社會績效［5］。另外，也有學者用馬來西亞、巴西等國家的企業數據研究發現，ESG表現與企業價值之間沒有明顯關系［67］。

對投資者而言，機構投資者能夠識別到氣候因子的重要性［8］，市場參與者會對媒體發布的ESG新聞做出反應［9］，能夠通過ESG因子獲得投資收益［10］。中國A股市場也存在ESG風險溢價，投資者能夠從高ESG評級企業的股票交易中獲得超額回報［11］。證券市場中的機構投資者能夠關注到企業ESG責任表現，特別是獨立型機構投資者與長期穩定型機構投資者有著更加明顯的ESG持股偏好［12］。

（二）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影響因素

現有研究關鍵審計事項披露影響因素的文獻相對較少，具體影響因素可分為企業外部和內部影響因素。

在企業外部影響因素方面，年報問詢監管通過加強管制、傳導風險和改善信息環境等，使審計師增加未來關鍵審計事項的信息量［13］。媒體負面報道會使企業面臨行政處罰或聲譽受損，從而提高審計師感知風險的能力，促使其披露更充分的關鍵審計事項［14］。政策性負擔提高了企業的經營風險和代理成本，從而增加了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信息量［15］。此外，收取更高異常審計費用的事務所通過增加審計師合伙人數量和審計時長從而提高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充分性［16］。行業專家審計師［17］和女性審計師合伙人［18］會披露更詳細的關鍵審計事項。

在企業內部影響因素方面，盈余管理程度高的企業具有更高的審計風險，關鍵審計事項的披露更多［19］，但客戶重要性會削弱兩者之間的關系［20］。實體企業金融化會加劇會計處理復雜度、業績波動性和監管風險，從而使金融類關鍵審計事項披露更多［21］。積極的客戶年報語調管理可能是為了隱藏風險信息，導致審計師出具更多負面詞匯的關鍵審計事項［22］。上市公司高管減持會使審計師感知到更高的執業風險和商業風險，從而提高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充分性［23］。企業為董事和高管購買責任保險會導致道德風險上升，從而增加審計師對企業關鍵審計事項的披露數量［24］。

（三）企業ESG表現與關鍵審計事項披露

梳理已有文獻可知，企業ESG表現是反映企業可持續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也是影響企業經營管理和信息披露的重要因素。審計師為企業提供財務報表鑒證服務，自然也會關注到企業的ESG表現，并在審計報告中體現ESG表現對企業財務報表的影響。目前，涉及企業ESG表現與審計師決策的文獻較少。曉芳等基于2015年商道融綠公布ESG評級數據的準自然實驗，得出企業披露ESG評級能夠降低審計收費［25］。王建玲等發現強制發布社會責任報告會降低審計風險和審計投入進而減少審計收費［26］。Burke等研究發現媒體關于企業ESG負面事件的報道越多時，審計師收取的審計費用和后續辭職的概率越高［27］。當企業ESG綜合表現越差時，審計師越傾向于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28］，增加審計投入以促進審計質量提高［29］。

現有文獻雖然關注到企業ESG表現對審計師決策的影響，并對相關機制進行分析，但是對于企業ESG表現如何影響關鍵審計事項披露這一問題，仍缺乏明確的理論探討和實證研究。審計師通過對關鍵審計事項進行詳細描述并給出應對方法，能夠直接體現其風險評估過程和應對決策。那么，作為企業內部重要的風險評估因素，ESG表現是否會影響審計師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信息量？企業ESG表現又是通過怎樣的渠道機制影響審計師在溝通關鍵審計事項時的風險決策？當審計師行業專長和媒體關注度不同時，企業ESG表現對審計師決策的影響是否有差異？這些都是本文所關注和研究的問題。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審計報告是審計工作的總結和審計結論的重要載體。2016年新審計報告準則頒布后，審計報告內容得以擴展，能更有效地滿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新審計準則要求在審計報告中披露“關鍵審計事項”段落，即審計師根據職業判斷所認為的對本期財務報表審計最為重要的事項，通常包括評估出的風險較高的領域或識別出的特別風險。在現代風險導向審計下，關鍵審計事項從本質上反映了審計師評估和應對風險的過程。而企業的ESG表現，關系到企業的形象和聲譽［30］，深刻影響著企業經營發展，是重要的風險因素［31］。因此推斷，審計師在披露關鍵審計事項時，會受到企業ESG表現的影響。本文從經營風險和信息風險兩方面展開具體分析。

較好的ESG表現有助于降低企業的經營風險。其一，根據利益相關者理論，ESG表現較好的企業積極響應各利益相關者的訴求，從而得到各利益相關者的信任，提升競爭優勢和經營穩定性。具體地，這些企業為消費者提供有質量保障的產品和服務，獲得消費者好評，提升市場競爭力；為雇員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優質的職業發展機會，提高員工工作積極性和績效；更好地遵守產品安全、環境保護、員工權益等方面的法規要求，構建良好政企關系，獲得政府資源支持，從而具有更低的監管和訴訟風險，擁有穩健經營的保障。并且，這些ESG表現較好的企業，通過樹立良好形象，能夠吸引到有社會責任感的股東前來投資［32］，具有更低的融資約束；能夠得到公眾認同，增強消費者對于產品的滿意度和忠誠度，在激烈競爭中避免顧客流失。穩定而有利的外部環境降低了ESG表現較好的企業陷入經營困境的概率。其二，根據委托代理理論，企業的委托者授權給代理者，使具有專業經驗的管理層努力工作以提高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但代理人有可能會出于道德風險作出有損于委托人的行為。ESG責任旨在強調企業應依法合規經營。較好的ESG表現意味著企業具有比較完善的公司治理機制和較高的內部控制水平［3］，能夠有效地監督和約束管理層行為，抑制管理層濫用權力以謀取私利，從而緩解委托代理問題，降低企業的經營風險。其三，ESG理念強調企業發展的可持續性，踐行這一理念有助于企業制定更可持續的戰略規劃、維護資源可持續利用、實現高質量可持續發展。具有較好ESG表現的企業管理層會更加關注長期目標的實現和穩健可持續增長，有助于企業實現持續經營目標，降低企業未來陷入財務困境和經營困境的概率。

較好的ESG表現有助于降低企業的信息風險。其一，根據信息不對稱理論，企業相較于公眾擁有更多的內部信息，因此具有信息優勢。ESG表現較好的企業具有較為完善的治理機制，能夠有效減少管理層對信息的選擇性披露和對負面信息的隱藏，從而具有更高的信息披露質量和透明度，緩解企業與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降低企業的信息風險。其二，根據信號傳遞理論，企業可以通過發布利潤宣告、股利宣告、融資宣告等作為信號向公眾傳遞內部信息。ESG表現較好的企業注重維護與各利益相關者的關系，會更加積極主動地披露ESG相關信息，向外界傳遞企業環境友好、社會責任感強、治理水平高的積極信號［27］。ESG信息向外界展現了較為廣泛的企業非財務情況，對財務信息形成有效補充，使信息使用者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企業情況，降低了企業的信息風險。同時，企業通過踐行ESG理念可以獲得更多來自政府和社會的關注［32］，促進其財務信息質量的提高；因為ESG表現較好的企業會受到更多的外界關注，其財務錯報和盈余管理等行為更容易被外界發現，且一旦被發現很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后果，從而有助于降低管理層盈余操縱的動機，提升財務信息質量。

在現代風險導向審計下，審計師通過制定審計計劃、收集審計證據、實施風險評估程序和進一步審計程序來評估和認定財務報表的重大錯報風險，將審計風險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而被審計單位的重大錯報風險和審計風險，與其經營環境和信息環境息息相關。當企業面臨較高經營風險時，監督機制的不完善及資金和業績的壓力使管理者操縱財務報表的動機提高；當企業面臨較高信息風險時，企業與外界的信息不透明使管理層操縱財務報表的潛在空間擴大，審計風險隨之上升。當ESG表現較差時，企業經營風險和信息風險越高，審計師能夠識別出的風險因素越多，審計工作中需要關注的重要事項也越多。為此，審計師會提高關鍵審計事項段落披露的充分性，詳細描述對本期財務報表最為重要的事項及在執行審計工作時的應對措施。通過增加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信息量，審計師向財務報表使用者做出風險預警［33］，展現職業判斷、證明努力程度，從而降低審計師的監管風險、訴訟風險和聲譽風險，減輕其可能對相關領域財務錯報承擔的責任。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企業ESG表現越差，審計師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信息量越多。

四、研究設計

（一）變量選取與定義

在被解釋變量方面，參照吳芃等的研究［14］，本文用關鍵審計事項的數量和詳細程度來衡量關鍵審計事項的信息量。Kamnumber表示審計報告中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數量，Kamwords表示審計報告中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字符數的自然對數，用來衡量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詳細程度。

在解釋變量方面，國內一些第三方評級機構構建了較為完善的ESG評價指標，披露了相對公正的評級結果，能夠緩解企業自行披露ESG信息存在的“漂綠”問題。相比于其他評級體系，華證ESG評級覆蓋的企業數量多、時間段長［3］，因此選取華證ESG評級衡量企業ESG表現。華證ESG評級共分為九檔，從高到低分別是AAA、AA、A、BBB、BB、B、CCC、CC、C；將其從高到低分別賦值為“9-1”，數值越高意味著企業ESG表現越好?？紤]到相比于財務信息，ESG信息依賴主觀理解的程度更高，不同評級機構對企業ESG表現的評價存在差異和分歧［34］，因此在穩健性檢驗中使用其他機構的評級數據進行驗證。

在中介變量方面，選取盈利波動程度來衡量企業的經營風險（Operationrisk）［25］，具體定義為企業近3年息稅前利潤除以總資產的波動率。本文選取滬深交易所披露的上市公司透明度評級來衡量企業的信息風險（Informationrisk）［5］。滬深交易所披露的評級共分為四檔，從高到低分別是A（優秀）、B（良好）、C（合格）、D（不合格），本文將其從高到低分別賦值為“1-4”，數值越高意味著企業的信息風險越高。

在調節變量方面，Media表示媒體關注度，以企業當年被報刊財經新聞報道總次數加1后的自然對數來衡量。Expert表示審計師行業專長，審計客戶營業收入總額的行業市場份額大于或等于10%時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35］。本文采用證監會行業分類標準，由于制造業企業較多，因此制造業企業采用二級行業分類，其他行業企業采用一級行業分類。

在控制變量方面，參照以往關于關鍵審計事項披露影響因素的文獻［13，21］，本文選取企業規模（Size）、總資產收益率（Roa）、資產負債率（Lev）、賬面市值比（Bm）、存貨（Inventory）、應收賬款（Receivable）、成長性（Growth）、產權性質（Soe）、股權集中度（Concentration）、管理層持股比例（Mngmhldn）、董事會規模（Board）、是否由“四大”審計（Big4）、審計費用（Auditfee）作為控制變量。為了控制行業固定效應和年度固定效應，本文設置了行業虛擬變量和年度虛擬變量。具體變量定義如表1所示。

（二）模型設定

為檢驗企業ESG表現對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影響，構建以下模型：

Kamnumberi，t=β0+β1ESGi，t+β2Controlsi，t+∑Yeari+∑Industryi，t+εi，t（1）

Kamwordsi，t=β0+β1ESGi，t+β2Controlsi，t+∑Yeari+∑Industryi，t+εi，t（2）

若回歸結果顯示，模型（1）和模型（2）中ESG系數顯著為負，則表明ESG表現越差的企業，被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信息量越高，假設1得到驗證。

為檢驗經營風險和信息風險在企業ESG表現對關鍵審計事項披露影響中的中介作用，構建以下模型：

Operationrisk/Informationriski，t=β0+β1ESGi，t+β2Controlsi，t+∑Yeari+∑Industryi，t+εi，t（3）

Kamnumber/Kamwordsi，t=β0+β1Operationrisk/Informationriski，t+β2ESGi，t+β3Controlsi，t+∑Yeari+∑Industryi，t+εi，t（4）

若回歸結果顯示，模型（3）中ESG系數顯著為負，模型（4）中Operationrisk和Informationrisk系數顯著為正，則表明企業ESG表現對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影響至少有一部分是通過中介變量實現的。

（三）數據來源與樣本選擇

本文采用的ESG評級數據來自WIND金融數據庫，媒體關注度數據來自CNRDS數據庫，其他的公司財務數據來自CSMAR經濟金融數據庫，經過整理和計算之后取得。由于新審計報告準則要求上市公司從2018年1月1日起（即自2017年的財務報表審計報告起）披露關鍵審計事項，本文選取2017—2021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在篩選樣本時，本文剔除了：（1）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企業［1314］；（2）屬于金融類行業的企業；（3）被標記ST和*ST的企業；（4）財務數據異?；蛑匾獢祿笔У钠髽I。本文對所有連續型變量在1%的水平進行了縮尾（Winsorize）處理。

五、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報告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ESG均值為6.461，表明樣本企業的華證ESG評級平均為BBB到A之間；標準差為1.135，表明企業ESG表現具有一定差異性，且分布較為均勻。Kamnumber均值為2.028，表明樣本企業被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數量平均為2.028個；Big4均值為0.060，表明樣本中有6%的企業由“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此外，樣本中國有企業占比為30.3%，總資產收益率平均為4.3%，資產負債率平均為40.5%，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平均為33.7%，營業收入增長率平均為35.7%。

（二）基本回歸結果

表3報告了企業ESG表現對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影響。在第（1）列和第（2）列中，ESG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企業ESG表現越差，審計師在審計報告中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數量越多、內容越詳細。從經濟意義上來看，企業ESG評級每下降一個等級（如從A到BBB），關鍵審計事項數量相對于均值就會上升1.48%，關鍵審計事項字數就會相對增加1.71%?？梢?，審計師會通過增加關鍵審計事項的信息含量來應對ESG表現較差所帶來的審計風險，支持了研究假設。

（三）機制分析

表4和表5報告了經營風險和信息風險在企業ESG表現對關鍵審計事項披露影響中起到的中介作用。在表4和表5第（1）列中，ESG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較好的企業ESG表現能夠降低經營風險和信息風險。在表4和表5第（2）列和第（3）列中，Operationrisk和Informationrisk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當企業的經營風險和信息風險越高時，審計師披露關鍵審計事項的數量越多、內容越詳細。根據中介效應判定標準，企業ESG表現對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影響至少有一部分是通過經營風險和信息風險中介變量實現的。

（四）進一步分析

本文研究了審計師行業專長和媒體關注度在企業ESG表現對關鍵審計事項披露影響中起到的調節作用，結果如表6和表7所示。

行業專長審計師具有更強的專業勝任能力，對特定行業的生產經營過程和風險點更加熟悉；具有更高的獨立性，不愿因為審計質量不佳而影響其行業專家聲譽。因此，行業專長審計師能更好地評估重大錯報風險，并且披露更加充分的關鍵審計事項［17］，向監管者和資本市場參與者展現其職業判斷過程，以促進審計質量的提高。與ESG表現較好的企業相比，ESG表現較差的企業具有更高的經營風險和信息風險，行業專長審計師有更豐富的經驗和更強的能力識別風險點，且更有意愿充分披露關鍵審計事項以降低其可能的監管風險、訴訟風險和聲譽風險。本文按照審計師是否具有行業專長將樣本進行分組，結果如表6所示。ESG與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負相關關系在審計師具有行業專長的樣本中更顯著，且兩組ESG的估計系數通過了組間系數差異檢驗，說明當企業ESG表現較差時，有行業專長的審計師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的數量和內容更多。

媒體關注是重要的外部公司治理機制，審計師對于審計風險的敏感性很大程度上受到媒體關注度的影響［14］。當媒體關注度較高時，企業受到更強的社會關注和輿論監督；審計師為維護自身的聲譽，會更謹慎地評估和應對客戶企業的各類風險，對由企業ESG表現較差帶來的經營風險和信息風險更為敏感，因此會更充分地披露關鍵審計事項。本文按照媒體關注度的高低將樣本進行分組，在分行業和年度求得媒體關注度中位數后，將企業媒體關注度大于等于其行業年度中位數的樣本歸為媒體關注度高組，將企業媒體關注度小于其行業年度中位數的樣本歸為媒體關注度低組。表7的回歸結果顯示，ESG與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負相關關系在媒體關注度高的樣本中更顯著，且兩組ESG的估計系數通過了組間系數差異檢驗，說明當企業ESG表現較差時，媒體關注度越高，審計師披露關鍵審計事項的數量和內容更多。

（五）穩健性檢驗

本文采用更換變量定義、滯后解釋變量、采用其他機構評級數據、更換樣本范圍、更換回歸模型設定和引入工具變量的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

其一，更換解釋變量的定義，重新定義企業ESG表現（ESG1），華證的ESG評級為AAA、AA和A時賦值為3，評級為BBB、BB和B時賦值為2，評級為CCC、CC和C時賦值為1，回歸結果如表8的第（1）列和第（2）列所示。

其二，為緩解反向因果問題，將企業ESG表現滯后一期（L.ESG），回歸結果如表8的第（3）列和第（4）列所示。

其三，采用2018—2021年WIND ESG評級數據，以WIND ESG綜合得分來衡量企業ESG表現（ESGW），樣本企業的平均得分為6.09分，回歸結果如表9的第（1）列和第（2）列所示。

其四，更換樣本范圍，用包含非標準審計意見的樣本進行分析，回歸結果如表9的第（3）列和第（4）列所示。

其五，當因變量為關鍵審計事項數量時，本文將模型設定改為Poisson回歸、Ologit回歸和Oprobit回歸，結果如表10所示。

其六，引入企業同行業同省份其他企業當年ESG表現的平均值（ESG_Proind）和ESG基金持股家數（ESG_FQ）作為工具變量進行兩階段回歸（2SLS）檢驗［36］。

企業在某年的ESG表現與其所在行業和地區其他上市公司的ESG表現相關；同行業同地區其他企業的ESG表現不會對該企業的審計師決策產生直接影響。

ESG基金持股有助于督促企業改善ESG表現；ESG基金持股由基金經理決定，外生于企業，且不會對該企業的審計師決策產生直接影響。因此，工具變量ESG_Proind和ESG_FQ符合相關性和外生性的要求，回歸結果如表11所示。在表8—11的回歸結果中，ESG的系數均顯著為負，與之前的研究結論保持一致。

六、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文從審計師這一主體視角出發，基于2017—2021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檢驗了企業ESG表現對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影響。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結論：企業ESG表現越差，審計師為應對風險，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數量更多、內容更詳細；進一步分析發現，ESG表現通過揭示企業的經營風險和信息風險從而影響到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信息量；并且，在審計師具有行業專長及媒體關注度較高情況下，企業ESG表現對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影響更明顯。

本文的研究結論具有以下啟示：（1）在監管層面，監管部門應引導審計師在披露關鍵審計事項時考慮企業ESG表現的影響；制定和完善適用于我國企業實踐的ESG信息披露與評價標準，以幫助包括審計師在內的信息使用者更準確地評估企業ESG表現，為企業ESG建設提供良好的法制環境；完善關于企業ESG表現的獎懲機制，加強對企業違反ESG相關政策法規和披露虛假ESG信息的懲罰力度，指導和推動企業積極踐行ESG理念。（2）在企業層面，企業應將ESG理念融入企業戰略，從戰略高度推進企業ESG體系建設；強化環境保護意識、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加強公司治理，提升自身在環境、社會和治理方面的績效；注重長期目標的實現和可持續發展，增強利益相關者的信任和認同；重視ESG信息披露，提高ESG信息披露質量；降低經營風險和信息風險，減少包括審計師在內的信息使用者對財務報表的懷疑和質疑。（3）在審計師層面，審計師應充分考慮企業ESG表現對審計工作的影響，通過對企業ESG表現進行評估和分析，更準確地識別企業面臨的經營風險和信息風險，從而更有效地配置審計資源、執行審計程序和與被審計單位溝通；提升對ESG相關事項所帶來的審計風險的識別能力，對需要在審計報告關鍵審計事項中披露的應做出充分披露，以降低審計風險、提高審計質量。

參考文獻：

［1］王波，楊茂佳.ESG表現對企業價值的影響機制研究——來自我國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軟科學，2022（6）：7884.

［2］Eliwa Y，Aboud A，Saleh A.ESG practices and the cost of debt：Evidence from EU countries［J］.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2021，79：102097.

［3］高杰英，褚冬曉，廉永輝，等.ESG表現能改善企業投資效率嗎？［J］.證券市場導報，2021（11）：2434+72.

［4］Cek K，Eyupoglu S.Does 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 performance influence economic performance？［J］.Journal of Business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20，21（4）：11651184.

［5］Friede G，Busch T，Bassen A.ESG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Aggregated evidence from more than 2000 empirical studies［J］.Journal of Sustainable Finance & Investment，2015，5（4）：210233.

［6］Atan R，Alam M M，Said J，etal.The impacts of environmental，social，and governance factors on firm performance：Panel study of Malaysian companies［J］.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2018，29（2）：182194.

［7］Miralles-Quirós M M，Miralles-Quirós J L，Gon？alves L M V，etal.The value relevance of environmental，social，and governance performance：The Brazilian case［J］.Sustainability，2018，10（3）：574.

［8］Krueger P，Sautner Z，Starks L T.The importance of climate risks for institutional investors［J］.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20，33（3）：10671111.

［9］Capelle-Blancard G，Petit A.Every little helps？ ESG news and stock market reaction［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9，157（2）：543565.

［10］Peiris D，Evans J.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 factors and U.S.stock performance［J］.Journal of Investing，2010，19（3）：104112.

［11］李瑾.我國A股市場ESG風險溢價與額外收益研究［J］.證券市場導報，2021（6）：2433.

［12］周方召，潘婉穎，付輝.上市公司ESG責任表現與機構投資者持股偏好——來自中國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科學決策，2020（11）：1541.

［13］耀友福，林愷.年報問詢函影響關鍵審計事項判斷嗎？［J］.審計研究，2020（4）：90101.

［14］吳芃，張晶，顧燚煬，陳依旋.媒體負面報道對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影響研究——以新浪微博為例［J］.審計與經濟研究，2022（5）：3342.

［15］楚有為.政策性負擔與審計師風險應對——基于關鍵審計事項的研究［J］.南京審計大學學報，2022（4）：3240.

［16］陳麗紅，易冰心，張龍平.異常審計費用與關鍵審計事項披露［J］.審計研究，2022（2）：6070.

［17］陳麗紅，易冰心，殷旻昊，等.行業專家審計師會充分披露關鍵審計事項嗎？［J］.會計研究，2021（2）：164175.

［18］Abdelfattah T，Elmahgoub M，Elamer A A.Female audit partners and extended audit reporting：UK evidence［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21，174（1）：177197.

［19］李曉月，肖翔，代慶會.盈余管理、盈余管理屬性與關鍵審計事項溝通——基于不同方向盈余管理的綜合分析［J］.管理學刊，2020，33（2）：7687.

［20］付強，廖益興.審計獨立性對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影響——客戶重要性視角［J］.審計與經濟研究，2022（1）：5368.

［21］錢愛民，肖亦忱，朱大鵬，等.實體企業金融化影響關鍵審計事項披露嗎？［J］.審計研究，2022（5）：6374.

［22］蔡閆東，汪順，陳一玲，等.年報語調管理與審計師披露應對［J］.審計研究，2022（5）：8594+117.

［23］羅宏，白雨凡，李秋函.高管減持與審計師應對：基于關鍵審計事項的證據［J］.財務研究，2022（2）：8191.

［24］Lin C，Hsu S，Chou P，Chao Y，Li C.The effects of directors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 on key auditing matters［J］.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2020，56（5）：9771002.

［25］曉芳，蘭鳳云，施雯，等.上市公司的ESG評級會影響審計收費嗎？——基于ESG評級事件的準自然實驗［J］.審計研究，2021（3）：4150.

［26］王建玲，常鈺苑.強制性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與審計收費：一項準自然實驗［J］.管理評論，2021（7）：249260.

［27］Burke J J，Hoitash R，Hoitash U.Auditor response to negative media coverage of client environmental，social，and governance practices［J］.Accounting Horizons，2019，33（3）：123.

［28］王瑤，張允萌，侯德帥.企業ESG表現會影響審計意見嗎？［J］.審計與經濟研究，2022（5）：5464.

［29］Asante-Appiah B.Does the severity of a clients negative 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 reputation affect audit effort and audit quality？［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2020，39（3）：106713.

［30］McWilliams A，Siegel D.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A theory of the firm perspective［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1，26（1）：117127.

［31］Albuquerque R，Koskinen Y，Zhang C.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irm risk：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J］.Management Science，2018，65（10）：44514469.

［32］李志斌，邵雨萌，李宗澤，等.ESG信息披露、媒體監督與企業融資約束［J］.科學決策，2022（7）：126.

［33］Kachelmeier S J，Rimkus D，Schmidt J J，Valentine K.The forewarning effect of critical audit matter disclosures involving measurement uncertainty［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20，37（4）：21862212.

［34］Christensen D M，Serafeim G，Sikochi A.Why is corporate virtue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The case of ESG ratings［J］.The Accounting Review，2022，97（1）：147175.

［35］劉繼紅，金佩佩.審計師行業專長與匯率風險［J］.審計研究，2019（2）：119128.

［36］方先明，胡丁.企業ESG表現與創新——來自A股上市公司的證據［J］.經濟研究，2023（2）：91106.

Does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Affect the Disclosure of Key Audit Matters？

LI Jianing， WU Lina， XIAO Shuaiying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from 2017 to 2021，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on the disclosure of key audit matter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worse the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is， the more sufficient the key audit matters disclosed by auditors will be; specifically， the numbers of key audit matters are greater and the contents of key audit matters are more detailed.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affects the information contents of key audit matters by revealing the corporate operational risks and information risks. Moreover， in the case that auditors have industry expertise and the proportion of media attentions is relatively high，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on the disclosure of key audit matters is more obvious. This paper not only enriches the literature on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but also has implications for auditors to identify audit risks more accurately and provide audit services more effectively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audit reporting standards.

Key Words： ESG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performance; key audit matters; operational risks; information risks; new audit reporting standards; information disclos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