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理斯《聊齋志異》譯本的中國形象建構

周若雯 周德波

摘要：翟理斯寓華20余年，一直致力于漢學研究和中國語言、文學和文化的傳播，其所譯《聊齋志異》是英譯本中的經典之作。翟理斯譯本對《聊齋志異》在西方世界的傳播有著重要意義，為西方讀者更好地了解中國文化提供了一條可行路徑。通過研究分析他對原文的選取、譯介語言的使用、注釋的使用，能夠看到翟理斯譯本呈現出較為客觀與真實的中國形象；但受其身份、所處時代和思想所限，其中仍不免帶有譯者主觀的想象與對中國文化的曲解。

關鍵詞：翟理斯；《聊齋志異》；譯介語言；中國形象

中圖分類號：I24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5595（2023）06-0106-08

一、引言

法國學者達尼埃爾-亨利·巴柔認為，“異國形象應被作為一個廣泛且復雜的總體——想象物的一部分來研究。更確切地說，它是社會集體想象物（這是從史學家們那里借用來的詞）的一種特殊表現形態：對他者的描述（représentation）”［1］121。這對于探知異質文化書寫中國乃至域外譯介中國文學文本里的中國形象成因，極具指導意義。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后，中國國門被打開，中國逐漸被西方人所認識。然而，東西方在經濟、科技等方面的巨大差距以及文化上的沖突，加之西方對東方固有的偏見，導致西方對中國逐漸形成了負面的刻板印象。西方人認為中國專制、落后，中國人愚昧、保守。翟理斯在華生活20多年，深入接觸過中國社會和人民，閱讀譯介中國文學經典，在其著作和譯作中突顯了他對于中國的認知。這在他對《聊齋志異》的譯介中表現得尤其充分。他從原版《聊齋志異》490余篇中精選164篇，對原文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刪增、改寫和注釋，其譯作文本中展示出的中國形象既有社會集體想象物的特點，又有自我理性的把握，從而也使得這一譯本具有考察的學理意義，綻放著別樣光彩。

二、翟理斯譯本中的中國形象

“就譯者的主體性而言，塑造何種中國形象決定了譯者對文本的選擇，對翻譯策略的制定甚至翻譯的全過程；就翻譯的形式而言，譯本可以多種多樣，以呈現立體多維的中國形象?！保?］1880年翟理斯譯本《聊齋志異》在倫敦德納羅公司（Thomas De la Rue）第一次出版，并在此后的一百年多年時間里多次再版，直到2014年宋賢德的全譯本出版。翟譯本一直是英譯本中選篇最多的，其譯本也是呈現中國形象的絕佳范例。

（一）中國人之性格

《聊齋志異》雖說記錄的是狐仙鬼怪之事，但是這些傳奇故事無一不是現實社會的反映，故事內容大多是以普通百姓的生活為基礎，因而其中所塑造的人物能充分顯示當時中國人的性格。

1.知恩圖報的美德

翟理斯在《中國之文明》中提到，“中國人所擁有的美德是一種相當罕見的感恩美德。一個中國人，善舉不忘，更重要的是，他對恩人從不會失去責任感”［3］213-235。他還特意提到了中國人對醫生的感恩，《醫術》講的就是太守感謝其醫生的小故事；展現普通人感恩之情的有《王六郎》，六郎作為淹死的水鬼受打魚人灑酒祭奠的恩情，所以暗中送魚報答他；《酒友》講述的是酒友間的故事，表達了主人公對酒友的感激之情；有一些故事雖然以男女愛情為主，但中間也穿插著報恩的情節，如《魯公女》和《西湖主》，兩篇主題都是頌揚男女之間的美好愛情，但在其感情基礎上加入了報恩的前提。這些平凡的普通人的報恩故事，都展現了中國人質樸善良的品格。

2.迷信的鬼魂復仇精神

“作為感恩美德的一種抵消，復仇精神推動所有的階級，這是根深蒂固的?！保?］213-235翟理斯指出中國人無論男女都會選擇以一種自殺變成鬼魂的方式去報復仇人。于是作翻譯文本選擇時他選取了一些類似鬼魂復仇的小故事，例如，《李司鑒》中的李司鑒打死了自己的妻子李氏，后被陰司誅殺；《三生》中興考生投胎后將前世仇人斬首；《向杲》中主人公變成老虎咬掉了殺兄仇人的腦袋。這些復仇故事其實在蒲松齡那里更多展示的是當時社會的黑暗，揭露在家庭、科舉考試、官場等地方的不合理現象，肉體凡胎難以實現正義的伸張，從而只能寄希望于鬼魂，如孔子所言“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中國人更多追求的是一種公平，一種社會正義，而非翟理斯所說的有仇必報，尤其是借助鬼魂復仇，更是塑造了中國人迷信的一種刻板形象。

3.對動物的喜愛

卡內蒂曾說：“以小動物為主角的故事在中國流傳很廣，特別多的是講蟋蟀、螞蟻、蜜蜂怎樣把一個人接納到他們當中，像人那樣對待他的故事?！保?］西方人對中國人固有的印象中就有對動物的喜愛，而《聊齋志異》恰好又是一部精彩的關于各種動物的故事集?！斗诺肥且粍t警告人們不能虐待蝴蝶的小故事；抨擊官僚制度腐敗、朝廷橫征暴斂的《促織》，譯名為“The Fighting Cricket”，變相地向西方讀者介紹了中國斗蟋蟀的游戲；《義犬》講的是人和一條忠誠小黑狗的故事，譯為“The Faithful Dog”，重點在于忠誠的小狗；《王成》里的主人公王成是個懶惰的人，卻通過斗鵪鶉不勞而獲，翟理斯譯為“The Fighting Quails”，也是更突出動物而非人。其實與卡內蒂一樣，翟理斯認為中國人喜愛動物也是從西方視角對于東方審視的結果，然而《聊齋志異》故事中的動物只有少數是純粹的對動物的贊美和喜愛，更多的則是對人類社會的反映，借由動物向不公世道發出強烈的吶喊。

（二）中國人之信仰

翟理斯曾專門出版過《中國古代宗教》（Religions of Ancient China）一書，他認為中國人雖然不是有信仰的民族，但是卻非常迷信。由此翟理斯譯本《聊齋志異》中選取了諸多有關佛道和民間信仰的故事，且這些故事在譯本中占比很大，有些也并非名篇，譯者在翻譯時帶有一定向西方讀者傳遞中國人信仰的目的。

1.對道教的認識

翟理斯翻譯了諸多有關道教的篇章，如《道士》《濟南道人》《嶗山道士》《單道士》《顛道人》等。他在《中國之文明》中介紹了道教研究如何增加人的壽命以及具體的辦法；韋伯在《中國的宗教》中也介紹，中國“重視長壽，以及相信死是一種絕對的罪惡。因為照理說來，一個真正完美的人應該是可以避開死亡的”［5］266?？梢?，在西方人固有的印象中道教和增壽延年是無法分開的?！冻上伞分械闹苌c成生對人間失望，后相繼醒悟并成仙，翟理斯這里將“仙”譯為“immortal”，是指長生不朽的人，其含義正好對應了西方人觀念里追求長生不老的中國道士。而許多選篇中的道士扶弱濟貧、行俠仗義，展現了中國人美好的品德，如《鐘生》和《畫皮》。翟理斯認為，中國人是受儒道釋三家共同影響的，但是儒家更多的是政治和社會方面的規范，而佛教又是由外部傳入中國的，只有道教是衍生于本土又是真正的宗教，所以對道教介紹較多。這種對道教的重視其實并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因為即使儒教不被認為是宗教，卻影響著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而且從宗教的角度來說佛教對于中國古代社會的總體影響要大過道教。

2.受歧視的僧人

在古代中國，很多情況下佛道是相互影響的，翟理斯《聊齋志異》選篇中涉及佛教或僧人的篇幅也不在少數，如《長青僧》《僧孽》《西僧》《番僧》等，其中的僧人形象可大致分為兩類。正面的僧人形象，例如，《長青僧》中的老和尚，在死后魂魄飄到官宦人家的兒子身上，雖然只有30多歲，行為舉止儼然一個80多歲的得道高僧；《續黃粱》中的老和尚也是如此，文中對他著墨不多，但是展現了一個世外高人形象，相比主角曾舉人，兩者形成了“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強烈對比；同樣《畫壁》中的朱舉人也是靠老和尚點醒才走出的幻境。但在翟理斯的譯本中，選取的更多的則是墮落、貪婪、勢利的和尚形象，例如，《僧孽》中在地獄里因到處募金、奸淫賭博受到殘酷刑罰的和尚；《死僧》《珠兒》中的和尚貪婪無度，雖是出家之人，但對金錢卻有著強烈的欲望。翟理斯說過，“中國的和尚會因為他們的光頭遭受嘲笑，并且他們信仰的真誠性和生活的純真性也會受到質疑”［3］55-79。韋伯也提到過佛教在中國受到了嚴重的迫害?？梢钥闯鑫鞣饺瞬⒉徽J同僧人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但這與中國僧人在不同朝代所受待遇的實際情況并不相符。

3.迷信的中國人

翟理斯認為中國人研究的風水、占卜等都為迷信，“一般而言，在中國，古來的種種經驗知識與技術的理性化都朝向一個巫術的世界圖像發展”［5］273。他在《聊齋志異》中也找到了各種奇異的小故事證明中國人是一個“迷信的民族”?！短瘛分v民間有人得了病就去請巫醫占卜，并進行“跳神”的活動；《果報》里的書生通曉求簽問卜之事，卻品行不端，最后遭致懲罰；《鏡聽》中還記載了一種在大年三十用鏡子偷偷地占卜的奇特方法；《醫術》中的道士很會相面。在這些故事中占卜方法毫無科學依據，很好地證明了中國人“迷信”的觀點。

此外，“中國人堅信靈魂的存在，并且將其區分為好和壞，他們不怎么在乎前者，而非常懼怕后者”［3］55-79。在《聊齋志異》中，“壞的靈魂”就是我們經常見到的兇神惡煞的鬼怪?！懂嬈ぁ分信似さ膼汗?，形象丑陋又十分殘忍；《尸變》中的女尸，臉色蠟黃，頭上裹著白絹，在半夜當旅客都已熟睡后謀害性命。中國民間文化受佛道影響，認為人死后變成鬼魂的觀念十分流行，而在翟理斯看來，惡鬼索命之事是無稽之談。這是中西文化的不同之處，翟理斯在此問題上有意把中國放在愚昧迷信的位置上，而認為西方是科學進步的代表。

（三）中國婦女形象與地位

“一國女性地位或可視為衡量該國文明程度的標準?！保?］翟理斯在多部有關中國的論著中都曾論述過中國婦女的相關問題，其中涉及婦女地位、教育、婚姻、纏足等?！读凝S志異》中有著豐富的中國女性人物，正是展現中國女性形象的生動范本。

1.落后的妻妾制

中國自古以來實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在傳統中國士人心中這是一種很完美的婚姻制度，辜鴻銘就曾在《中國人的精神》中極力向外國人解釋，納妾制“并非像人們通常所想象的那樣是陳風陋俗”［7］。但翟理斯將中國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形容為“notorious”，即“聲名狼藉，臭名昭著”的，對此制度展現出強烈的不滿。

《聊齋志異》中的很多家庭體現了這種妻妾制。例如，《聶小倩》中聶小倩與寧采臣感情和睦，家庭幸福，但是在故事結尾寧采臣又納了一個妾，由此看出，即使夫妻感情很好，正常家庭還是會納妾；《蓮香》中即使是貧窮的桑曉也娶了蓮香和燕兒，可見納妾在中國之普遍甚至不僅只存在于富貴之家。翟理斯也有意選譯了一些因一妻多妾制導致惡果的故事?！洞竽小分?，家庭一開始破碎的根源就在于這“一妻一妾”。而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中有很多關于家庭和睦的小故事，但是這些都沒有被翟理斯選中，由此可見，作者與譯者對于婚姻制度的看法有很大分歧，在婚姻問題上翟理斯一定程度上有意規避了中國的現實。

2.無法自主的婚姻

中國傳統封建社會男尊女卑，婦女的婚姻不能由自己做主，尤其在婚后要完全服從夫家?！吨袊拿鳌返?章中提及中國婦女是不能主動與丈夫離婚的，也很少能夠離開夫家回到娘家?！渡汉鳌分械纳汉魇芷牌诺箅y，又被丈夫送回娘家，說道：“為女子不能作婦，歸何以見雙親？不如死！”［8］887從這件事可以看到，古代中國女子被丈夫趕回娘家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對于女子來說是奇恥大辱，甚至比失去生命更嚴重?！吨袊c中國人》第6章中介紹，中國婦女如果成為寡婦，正常是不應該再嫁的（實際上很多人經常再嫁），如果守寡超過30年，會受到一定形式上的嘉獎?！锻僚肌分?，王氏死了丈夫，她的母親和婆婆都勸她改嫁，“汝志良佳；然齒太幼，兒又無出。每見有勉強于初，而貽羞于后者，固不如早嫁，猶恒情也”［8］405，從王氏母親的話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婦女為過逝的丈夫守節是被鼓勵的，但是在實際生活中也會因為各種原因允許再嫁的。這些故事都比較真實地呈現出中國婦女當時的一種婚姻狀態。

三、譯介語言的使用

巴柔認為，“一切形象都源自于對‘自我’與‘他者’，‘本土’與‘異域’關系的自覺意識之中，即使這種意識是極其微弱的”［9］155?！八摺边@個形象是對異國文化的反映，也是“自我”即譯者基于自我的感受、在本國文化環境影響下所塑造的新形象，在這個新形象背后蘊含著譯者對于異國文化的認知，實際上是譯者自身文化與所譯國別文化的整合。翟理斯《聊齋志異》譯本中展示出的中國形象，就可以明顯地看出其對異國和本國文化的整合。

（一）異域中國——他者文化視角

1.形象上的描寫

翟理斯對語言的運用延續了英國人一貫嚴謹的風格，他在很多地方都對原著進行了相對忠實的翻譯。比如在外貌描寫上，尤其是對女性“腳”的形容上，他的譯文非常忠實原文，因為腳是衡量中國女性外貌的重要因素。在《毛狐》中狐貍說自己的相貌與大腳駝背的女人相比也算國色了，大腳被蒲松齡形容為“蓮舡盈尺”［8］259，這里的細節被翟理斯準確地翻譯成為“boat-shaped feet，full ten inches long”［10］432，雖然在度量單位上英國與中國并不一致，但是10英寸的表達也較為合理，翟理斯其實并不在意于逐字逐句的翻譯，而在這里卻進行了一字不差的翻譯；《嬌娜》中嬌娜同阿松出場時，原文為“果見嬌娜偕麗人來，畫黛彎蛾，蓮鉤蹴鳳，與嬌娜相伯仲也”［8］36，翟理斯譯為“and accordingly saw Miss Chiao-no come out with a lovely girl-her black eyebrows beautifully arched，and her tiny feet encased in phoenix-shaped shoes-as like one another as they well could be”［10］41，可見在對女子的外貌描寫上翟理斯描述得非常具體，原文所有的細節都一一翻譯出來，生動地呈現出一個穿著鳳頭鞋的三寸金蓮的中國古典美人形象。

2.古詩的翻譯

作為一個了解整個中國文學史的漢學家，翟理斯深知詩在中國文學乃至文化中的地位，他把原文中有詩的地方都頗費心思地翻譯出來，雖然在韻味和押韻方式上與原詩肯定會有較大出入，但這畢竟是詩歌翻譯中無法避免的遺憾。例如，《香玉》中黃生看到美女香玉便十分迷戀，題詩：“無限相思苦，含情對短缸?？謿w沙吒利，何處覓無雙？”［8］977翟理斯將之譯為：“The pangs of love my heart enthrall，As I stand opposite this wall.I dread some hateful tyrant’s power，With none to save you in that hour.”［10］286這一翻譯中將“短缸”譯為“this wall”，“何處覓無雙”譯為“With none to save you in that hour”并不準確，但是“enthrall”與“wall”、“power”與“hour”的押韻，有著詩歌獨特的音韻上的美感；使用簡短的句式，這與當時西方流行的維多利亞冗長的詩風并不相同，流露出東方詩歌的韻味?！断阌瘛芬晃闹?，翟理斯完整地翻譯了四首古詩，讓這篇譯文帶有濃厚的東方式含蓄的美感，顯示出他對漢語文言深厚的理解力和對英語語言出神入化的運用，也展現了中國文人求偶時的浪漫與優雅。翟理斯對所選故事中的古詩，大多選用貼切的東方意象和一二句和韻、三四句和韻的方式翻譯出來，這些古詩大多為青年男女戀愛之作，借此互相表達愛意，這也使得譯本傳遞出含蓄、內斂的中國之美。

3.選擇性保留評述性文字

蒲松齡喜愛在《聊齋志異》每篇故事的結尾，通過“異史氏曰”直抒胸臆，發表自己的看法，留下一段評述性的文字，但是這不符合當時西方人的寫作習慣。18世紀時，菲爾丁所采用的第三人稱敘述的寫作模式是很流行的，他讓敘述者在文中發表自己的見解，但是到了19世紀這種寫作手法遭到了許多作家和小說家的批評，開始被淘汰，所以一般情況下翟理斯對此會選擇刪去不譯，盡管如此，他還是對一些評述性的文字進行了保留，在表達人與動物的情感、動物與動物之間的情感時多作此處理。卷九篇《義犬》譯為The Grateful Dog，賈商人看到有屠夫要殺一只狗，就以加倍的錢買下它，后來這只狗又救了買狗人一命。小說最后一句“嗚呼！一犬也，而報恩如是。世無心肝者，其亦愧此犬也夫！”［8］790這是蒲松齡對此犬的贊揚以及對世道人心墮落的慨嘆，這段評述性的結語被翟理斯保留并無太多差異地翻譯出來了。只講動物間情感的《二鴻情深》是一則短小精悍的故事，一只獵人捕獲了雌鵝，雄鵝來到獵人的家中哀嚎并吐出黃金，后獵人放了雌鵝，二鴻結伴飛走了。蒲松齡贊揚了動物間真摯的情感：“禽鳥何知，而鐘情若此！悲莫于生別離，物亦然耶？”［8］666這段結尾的評述也被翟理斯保留了下來，可見他對于蒲松齡的這些觀點的認可。

（二）主觀中國——自身文化視角

翟理斯同樣無法擺脫西方人的身份限制，在其譯介中會悄無聲息地將自身想法加入到作品中去。因為譯介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創造，所以，翟理斯筆下的中國形象必然與蒲松齡筆下的中國有所出入，更會與現實生活中的中國形象不同。

1.對性行為描寫的刪改

翟理斯對《聊齋志異》文本最大的改寫就是對原文中涉及性的部分的刪改。蒲松齡其實在許多故事中都加入了主人公的香艷事跡。首先，蒲松齡本人常年在富貴人家教書，不能與妻子相伴，所以便將自己的欲望訴諸筆下，比如書生夜深苦讀之時多有美女紅袖添香、自薦枕席之事；其次，社會風氣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在明代前期雖然有著一系列禁娼舉措和嚴格的納妾制度，但“大約在正統至成化年間，經濟的恢復和財富的積聚使社會上逸樂風氣開始抬頭，兼之以陰陽心學的流行，士界思想受到極大震動，長期被壓抑的欲望終于從沉悶中掙脫出來，造成了晚明社會上人欲橫流的局面。士人嗜談情性，以縱情逸樂為風流……在這個時期人欲受到極大的肯定，任何形式都得到寬容甚至縱容”［11］。蒲松齡生活在明末清初時期，自然會受到晚明這種縱欲風氣的影響。而翟理斯成長于維多利亞時代，受清教主義的影響，他基本不會去翻譯書中大量的性描寫。例如，《夜叉國》中有非常暴露的描寫男女性交時的場景，在翟理斯的譯本中直接刪去；《畫壁》中“舍內寂無人，遽擁之，亦不甚拒，遂與狎好”［8］8，翟理斯對此處改動非常大，他譯為“He accordingly entered and found nobody else within. Then they fell on their knees and worshiped heaven and earth together， and rose up as man and wife， after which the bride went away， bidding Mr Chu keep quiet until she came back”［10］10。這里本來朱孝廉的舉動是十分輕浮的，看見四周沒人就去抱那女子，并且兩人“狎好”，“狎”在《說文解字》中解釋為“犬可習也”，是從馴犬衍生出來的字，用在兩人交好中是很不尊重對方的，可見與翟理斯的譯文“兩人虔誠地跪拜上蒼，結為夫妻”實在相距甚遠，這樣的譯文展現出的人物形象與蒲松齡筆下的中國書生是有所出入的。西方人一直以來都認為中國人非常保守、閉口不談性，翟理斯的這些刪減和改寫在一定程度上又附和了西方人的固有認知，雖然他也曾在《嬰寧》的注釋中對此進行了駁斥，聲稱中國人對性愛的激情像疾病一樣，不過在其大多數譯文中他都選擇對性避而不談。

2.對納妾制度的回避

因為對納妾制的不滿，翟理斯有時候在翻譯時故意舍去“妾”的說法?！堵櫺≠弧分?，聶小倩想陪在寧采臣身邊，對他說的是“媵妾無悔”，而翟理斯譯為“Let me go home with you and wait upon your father and mother ; you will not repent it.”［10］130，這里原文是聶小倩表明自己的誠心，若能夠侍奉在寧采臣身邊，寧愿當妾自己也不后悔，但是翟理斯將其譯為“你不會后悔的”，與原文的意思出入比較大?！督鸸梅颉分?，梅姑對金秀才所言為“愿以身為姬侍”，翟理斯譯為“I intend to repay you by becoming your humble handmaid”［10］257，原文中的“姬侍”應為妾的意思，而翟理斯卻只取了其中“侍”的意思，將其譯為女仆，有意地規避了梅姑“愿為妾”的意圖。雖然翟理斯本人很想通過《聊齋志異》中的故事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人的生活，但是他對于中國人納妾這一傳統，在很多情況下是規避不譯或者改譯的。

3.對標題的改寫

韋努蒂（Lawrence Venuti）等解構主義翻譯學者曾通過對英美文化歸化翻譯歷史的追溯 ，指出“通順可以看作是歸化翻譯理想的策略，它不僅可以進行民族中心主義的算改，并且，在透明的效果下掩蓋了這種篡改，從而給譯文讀者一種幻覺，即他們在閱讀的作品不是翻譯，而是外國文本是外國作家活生生的思想”［12］。除了對內容進行自由化的處理，在標題上翟理斯同樣進行了十分主觀化的改寫，使其能夠更加貼合西方讀者的閱讀習慣。因為《聊齋志異》中大部分的篇名都是以人物的名字來命名，這對于西方讀者來說只看篇名會一頭霧水，所以有時翟理斯自己對故事內容進行總結并為之起一個適宜的名字。雖然也有一些篇章如《嬰寧》，翟理斯將其直譯為Miss Ying-ning或結合其性格譯為The Laughing Girl；但相當一部分篇章名稱都是對人物特征的總結或對主旨的提煉，例如，《褚生》被譯為The Disembodied Friend，《柳氏子》被譯為Dishonesty Punished。還有一些篇名并非故事的主旨，例如，《席方平》，翟理斯將其譯為In the Infernal Regions，既與原標題的“席方平”這個人物無關，又不能凸顯其為父申冤的主旨，只是對“在地獄”一個位置的強調；《聶小倩》被譯為The Magic Sword，既沒有呈現出原文中的經典形象聶小倩，也不能展現出她由惡轉善的歷程，更沒有表現她與寧采臣兩人的感情，而是以書中次要人物燕赤霞的寶劍作為標題。由此可見，翟理斯的譯文標題在一定程度上會對西方讀者理解聊齋故事產生干擾。

四、注釋的使用

在翟理斯的《聊齋志異》譯本中，他增添了大量的注釋。由于中英的文化隔閡，即使是譯文，《聊齋志異》中還是有許多內容對西方讀者來說較難理解，所以翟理斯在譯本中增添注釋是為了讓更多的讀者能夠理解，尤其是那些從未接觸過中國文化的西方人，同時也通過注釋起到了介紹中國文化的作用。

（一）正面客觀地介紹科普中國文化

1.客觀的文化傳遞

“西方文化傳統中，有兩種‘東方主義’，一種是否定的、意識形態性的東方主義，另一種是肯定的、烏托邦式的東方主義。前者構建西方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與文化道德權力，使其在西方擴張中相互滲透協調運作；后者卻在拆解這種意識形態的權力結構，表現出西方文化傳統中自我懷疑自我超越的側面?！保?3］作為在華生活20余年的外交人員，翟理斯對華具有深切的生活體驗，而非同為英國人的曼德維爾創作的《曼德維爾游記》一般，是純粹的西方人對東方的主觀幻想。在翟理斯的《聊齋志異》譯本中，許多的注釋都有著對西方人科普中國文化的作用，并且很多都可與他撰寫的中國專著中的論述相互佐證。

《聊齋志異》一定程度可以稱為展現中國各類文化習俗的寶庫?！逗夼分?，殷天官為了回去給同學做見證，將狐貍老頭敬酒的金杯子藏在袖筒中并裝醉，翟理斯將“醉”譯為“tipsy”，并解釋了中國的飲酒文化，調侃了酷愛飲酒的蘇格蘭人，因為他們不會理解中國的這種飲酒文化——視“微醉”的狀態為一種優雅舉止；還有中國人不喜歡卻不得不遵從在社交場合要“敬酒”的這一習慣，所以出現了“代飲”這一現象。翟理斯通過注釋饒有趣味地介紹了許多中國人獨有的文化習俗。

譯本中的注釋涉及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節氣與節日、歷史人物、禮儀、運動等，在涉及婚姻習俗時，翟理斯一般都會在書中加入大量的注解?！渡徬恪分挟斏院脱鄡捍蠡楹冉槐茣r，翟理斯在下面作了注釋，解釋了這種新郎和新娘要一起喝下被紅繩系著的兩杯酒的習俗，還講述了“月下老人”的傳說?！秼雽帯分型踝臃加雒琅笙嗨汲杉?，他的朋友告訴他即使這個女子許配人了，多花點錢也能把她娶過來，翟理斯就在下面注釋介紹了中國婚姻講究“門當戶對”這一傳統；后來王子服的朋友告訴他這女子是他的姨表妹，但仍然可以通婚，翟理斯又在下面介紹說，中國同姓有血緣關系的親屬間不能結婚，而母系這一支有血緣關系的是可以通婚的，因為中國人認為只有父系這一支的血脈才能延續。這些關于婚姻的社會習俗與西方社會并不相同，翟理斯詳細介紹中國人的婚嫁傳統，能夠讓西方讀者對此有所了解。

關于男女禮儀方面，翟理斯在譯文中都標注了詳細的注釋?！断阌瘛分悬S生見香玉會寫詩便喜出望外地握住香玉的手，在這里翟理斯細致地解釋了男女禮節，并引用《孟子·離婁上》中淳于髡問孟子關于嫂子掉進水里、小叔子是否應該救她的問題，孟子回道“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真實地介紹了中國自古以來男女相處有著嚴格的要求與規定，但也可靈活變通的情況。翟理斯在其專著《中國與中國人》第6章也談及男女相處之道，從古至今男女相處有著嚴格的界限，兩性之間不能傳遞東西以免手的觸碰。由此可見，《聊齋志異》的譯介確實比專著更生動地解讀了中國的文化風俗，在這方面可以說翟理斯做到了巴柔所言的“友善”，“第三種態度：異國文化現實被視為正面的，它來到一個注視者文化中，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注視者文化是接受者文化，它自身也同樣被視為正面的。這種相互的尊重，這種為雙方所認可的正面增值有一個名稱：友善。友善是唯一真正、雙向的交流”［1］142。在這種觀點下，翟理斯《聊齋志異》譯本中呈現出相對真實的中國，而非有色眼鏡下18世紀耶穌會描寫的烏托邦世界，也絕非目空一切的殖民者筆下的“野蠻帝國”。

2.對中國社會的贊譽

19世紀旅華的外交官、傳教士等都具有強烈的優越感，對東方文化持鄙夷的態度，這讓翟理斯十分不滿，他在導言部分也明確地指出，希望通過譯介文學作品來達到讓西方了解中國文化從而消除對中國的誤解的目的，“一方面我希望能引起比中國事務更深入的興趣，另一方面無論如何要糾正那些無效率的和不誠實的人總是欺騙人的錯誤觀點，而這些觀點又很快地被接受為事實”［10］xiv-xv。所以翟理斯在注釋中多有對中國不同方面的贊譽，試圖動搖西方讀者心中負面的、落后的中國形象。

《阿寶》中對“貴族制度”的注釋，翟理斯認為“中國沒有貴族繼承制度，任何人都可以從底層升到上層；只要他和他的家族一直存在，他們就被認為是貴族。貴族無關于財富，而官階或文學品位，或兩者相結合則可決定一個人受尊重的頭銜”［10］186。在翟理斯眼中，中國社會是公平的、文明的，然而他對于中國沒有“貴族繼承制度”的評價并不真實，中國在“一夫一妻多妾制”影響下形成的是“嫡長子繼承制”，上至皇帝官員，下至黎民百姓，都在這一制度下生活，翟理斯的注釋主觀性地美化了當時的中國社會?！冻上伞分兄苌弧皳s掠酷慘”［8］52，翟理斯將其譯為“most unmercifully bambooed”［10］55，原文只是形容周生被殘忍地拷打，并未提及刑具的問題，翟理斯認為他是被竹條所打，在注釋中還細致地介紹了這種刑罰，更是贊揚了康熙皇帝仁慈的行為，廢除了這一殘忍的酷刑，可見他對這位中國帝王的認同與贊賞。19世紀的西方人來到中國后看到了民間溺死嬰兒的現象，對此大加批判，這也是致使中國形象受損的重要原因，翟理斯在《夜叉國》的注釋中為中國人辯護稱“中國人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對孩子的喜愛，一個外國人想在中國安全旅行，帶孩子要比帶手槍有用得多”［10］402，溺嬰事件在古代中國時有發生，但“多子多?！焙蛯⒆拥南矏垡矊崬橹袊膫鹘y，翟理斯在此盡力地展示出友善的中國形象，試圖削弱西方讀者心中對中國的負面看法。

（二）自由化的文化闡釋

1.過量且附會的解釋

翟理斯譯本中有一些注釋，占據了大量的篇幅，雖然是介紹中國文化的生動實例，卻不免有牽強附會之嫌。例如，翟理斯一貫重視并排斥的纏足文化，雖然滿族婦女不纏足，但是在滿人統治下的漢族婦女依然堅守著纏足的傳統。翟理斯在《中國與中國人》第6章中介紹了中國婦女纏足的傳統，他講自己認識的一個中國的基督徒婦女，自己沒有纏足但是卻讓女兒纏足，因為這樣女孩才容易出嫁，可見在當時的社會中纏足對于中國婦女的重要性?！栋殹分?，孫子楚變成鸚鵡來到阿寶的身邊，后來把阿寶的鞋叼走作定情信物，兩人終成眷屬，其中阿寶“束雙彎”（即纏足），被翟理斯翻譯出來并且作了注解，他解釋道 ，“每天晚上和早上都要裹腳，不然繃帶就會變松，走路的步伐就會不穩”［10］192 ?！懂嬈ぁ分性臑椤坝鲆慌?，抱襆獨奔，甚艱于步”［8］71，本來只是形容女子走路艱難，但是翟理斯卻在注釋里大做文章，想當然地認為女子步履維艱是因為裹腳，并大量地介紹了關于中國婦女纏足的這一習俗，然而這樣對原文的理解實在是太過于主觀，在不知覺中就塑造了一個小腳的中國女子的形象。

2.個人觀點的表達

翟理斯認為風水是所有迷信中對中國人日常生活影響最大的，在他看來“山的形狀、水的有無、樹木的位置、建筑物的高度，這些都是風水師要深入思考的問題，這些風水師就是靠著迷信群眾的無知發展壯大”［3］55-79，所以中國人看風水的習慣，在翟理斯看來是非常愚昧的?！犊拜洝分芯褪且患胰诉^度講究風水，卻把需要埋葬的父親晾在一邊的故事，蒲松齡在“異史氏曰”中表達了自己的觀點：雖不否認風水有一定的道理，但癡迷到如此地步實在荒唐。按照翟理斯譯文的習慣一般都會把“異史氏曰”刪去，但這里蒲松齡的批判卻被翟理斯放在了注釋處，可見他贊同蒲松齡的看法，或者說借蒲松齡之筆也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3.易造成閱讀困惑的注釋

《瞳人語》的故事是為了告誡人們要自律自重，主人公方棟由于行為輕佻受到懲罰，從而眼睛里長出了小人。故事本身帶有傳奇色彩，但翟理斯在注釋中介紹了人類的眼睛里存在一個微小的人形生物在中國是一個普遍認識，并解釋了這一看法的來源。這里的注釋與故事主旨無關，而且翟理斯把這解釋為中國人的一種普遍認識，混淆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與《聊齋志異》里的奇異怪事?！堕L青僧》中，翟理斯對“按鷹獵兔”展開了長達300多字的注釋，主要就是介紹這一比較特殊的中國活動，對諸多細節進行了詳細的描寫，與原文褒獎老和尚道德高尚的主題毫無關系，盡管這也是一篇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僧人修行之道的較好素材，但是翟理斯在注釋中顯然把重點放在了“獵兔”這一活動上，對佛教中的禁欲部分只是在注釋中用50字左右去講解，這樣的注釋處理容易讓讀者對文章內容產生誤讀。

五、結語

翟理斯的《聊齋志異》譯本在很長時間內都是英語史上選篇最多且影響力最大的版本，他對當時歐洲人恣意妄為地對中國形象進行曲解持鄙夷態度，因不滿于西方對中國和中國人介紹的書都是二手材料，所以他希望通過《聊齋志異》這樣一本由中國人所著的一手材料讓西方人更好地了解中國。正如他自己在序言中所說“應該允許中國人為自己說話”［10］xv?！读凝S志異》展現了明末清初廣闊的社會現實，反映了這個古老的東方大國中普通人的生活，的確是西方人認識中國的絕佳材料。翟理斯根據自己的喜好選譯164篇故事，并進行了巧妙的藝術化翻譯和注釋，通過這些精彩絕倫的聊齋故事向西方呈現了相對“原汁原味”的中國，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客觀的中國形象；但是由于文化背景各異、寫作習慣不同，翟理斯在翻譯中對原文進行了不少的刪增與改動，注釋上做了諸多自由化的處理，讓這個異國人筆下的中國形象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異國想象”的特點。

參考文獻：

［1］ 達尼埃爾-亨利·巴柔.從文化形象到集體想象物 ［G］// 達尼埃爾-亨利·巴柔.比較文學形象學.孟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2］ 付瑛瑛，王宏.從典籍英譯看中國文化的對外傳譯：王宏教授訪談錄［J］.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4）：30-35.

［3］ Herbert A Giles . 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 ［M］.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1911.

［4］ 葉廷芳.論卡夫卡［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612.

［5］ 馬克思·韋伯.中國的宗教·宗教與世界［M］// 馬克思·韋伯.韋伯作品集：V.康樂， 簡惠美 ，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6］ John Barrow. Travels in China ［M］.London ：T.Cadell and W.Davies ，1804：138.

［7］ 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M］.何葉，譯.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1：111.

［8］ 蒲松齡.聊齋志異［M］.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07.

［9］ 達尼埃爾-亨利·巴柔.形象 ［G］// 達尼埃爾-亨利·巴柔.比較文學形象學.孟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155.

［10］ Herbert A Giles.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lI［M］.London： Thos De La Rue ＆ Co，1880.

［11］ 吳存存.明清社會性愛風氣［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3.

［12］ 郭建中.韋努蒂及其解構主義的翻譯策略［J］.中國翻譯，2000（1）： 49-52.

［13］ 周寧.天朝遙遠：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698.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Image in Giles’s Translation of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ZHOU Ruowen1，2， ZHOU Debo1，2

（1.Institute of Japan，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0， Liaoning， China;

2.School of Liberal Art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0， Liaoning， China）

Abstract： Herbert Allen Giles，living in China for more than 20 years，had been committed to sinology and the spread of Chinese language，literature and culture. His translation of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is a classic English version， which has been exerting influence on the spread of the Chinese novel in the western world and offering a feasible path for western readers to better understand Chinese culture.Through analyses of Giles’s selec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usage of the translation language and annotations，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his version presents a relatively objective and true image of China.But constrained by his identity， the living era， and his ideology， the translation inevitably connotates his subjective imagination and mis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Herbert Allen Giles;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original text;Chinese im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