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黨校智庫協同共“智”的建設路徑研究

■ 許波榮

1 河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南京 211100

2 中共無錫市委黨校（無錫市行政學院） 無錫 214000

1 引言

自2015 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對智庫建設提出新要求后，黨校智庫經歷了組織重構和過程再造，隊伍迅速擴大，其功能已經接受時間的反復檢驗，在政治生活中頻繁發聲，成為黨?？蒲泄ぷ鞯男卢F象。2023 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黨校建校90 周年大會上提出，黨校初心是“為黨育才、為黨獻策”，明確了黨校智庫的時代使命。事實上，影響黨校智庫發展的推動因素在近年來已經能清晰感知，這些因素包括對智庫的認識、政策的推動、現實需求、智庫運行模式等。智庫討論的基本點是適當利用知識制定決策、解決現實問題[1]，但當前傳統單個部門的咨詢決策已無法應對經濟社會發展中復雜矛盾的決策咨詢需求，具體表現為地方決策咨詢需求與供給間的不匹配[2]。從需求側角度分析，地方智庫的需求主體主要是政府部門、社會組織和公眾，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國內外許多風險性、不確定性并存的復合型問題逐漸暴露出來，“多規合一”的復雜性局面需要跨區域、跨單位、跨學科的組織合作以應對需求變化；從供給側角度分析，決策咨詢主體需求的變化決定了黨校智庫需要多領域智庫專家實現知識共享視域下的協同合作，以提供高質量、專業性、時效性的思想供給，但當前黨校智庫在功能和種類上不夠全面，僅局限于“政策解讀”和“政策宣傳”，難以凸顯其前瞻性和創新性。因此，黨校智庫的功效在供需不平衡、功能單一的情況下，需要打破區域、單位、學科界限，促進智庫人才、經費、課題、成果的優化配置，實現知識共享視域下的協同合作和價值創造。本文將協同治理嵌入黨校智庫運行模式中，從黨校智庫協同共“智”的內涵出發，深入探討新時代黨校智庫協同共“智”模式下的運作功能、制約因素及實現路徑，構建出“結構–過程–行為–保障”的新理論分析框架，以助力黨校智庫實現主體合縱連橫、平臺聯動互通、要素優化重組和管理機制創新。

2 協同共“智”：一種智庫運行框架

2.1 黨校智庫協同共“智”的運作模式

當前，中國智庫最大的爭議是“獨立性”[3]，最主要的問題是缺少綜合性和協作性[4]。與其他類型智庫相比，黨校智庫在協同共“智”模式運行上具有無法比擬的優勢[3]。一是政治優勢。黨校智庫是黨委直接掌握的參謀力量，具有極強的政治堅定性。二是人才優勢。黨校系統擁有一支政治強、業務精、作風正的教研隊伍，其中省市黨校不乏智庫領袖和熟悉智庫業務的營運人才。三是學員優勢。眾多來自工作一線且具有理論素養的學員資源，是進行智庫建設不可多得的“思想富礦”。四是組織優勢。全國擁有縣級以上黨校近3,000 家，教職工近10 萬名，這是開展黨校智庫建設的重要組織優勢。上述優勢均為打造協同共“智”的黨校智庫平臺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外在條件。

協同治理是學界高度重視、認同的一種提高現代組織創新績效的有效方式。協同共“智”本質上是以知識增值為核心，智庫則是以從事“思想”生產和提供政策主張為核心。協同共“智”模式能打破不同黨校智庫之間、部門之間的信息壁壘，將不斷輸入的能量流、信息流和物質流通過組織維度技術調控，實現內部要素的齊心協力，從而提升智庫知識和政策生產的精準和共贏。為充分實現共“智”，建立黨委政府依賴的“區域核心智庫”，需要在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實踐進程中，遵循“先大后小”“先主后次”“先內后外”的原則，由黨校做出高質量的協同共“智”制度安排。其中，“先大后小”，即立足國家大政方針優先實現黨中央與地方的優化協同高效，在此基礎上，結合地方特色提出適宜的智庫意見；“先主后次”，即聚焦黨和國家中心工作、黨委和政府重大決策部署、社會熱點難點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分清主次，對規劃、政策、局限等系統掌握，抓住主要矛盾；“先內后外”，即在黨校體系內優先納入“共治”的制度安排，在此基礎上，以整體角色而不是以碎片化角色與政府、企事業單位協同共治，從而形成黨校、政府、企事業單位、有機社會協同推進智庫發展的治理格局。黨校智庫協同共“智”運行模式見圖1。

圖1 黨校智庫協同共“智”運行模式Figure 1 The collaborated and co-worked “wisdom” operation mode of the Party school think tanks

2.2 黨校智庫協同共“智”的范式轉化

2.2.1 主體從分散到協同 傳統黨校智庫建設存在教研人員分散、問題分散、智庫成果分散的問題、管理分散，往往不能產出高質量研究成果。協同共“智”模式能通過合理的分工架構推動主體從分散走向協同，實現整體效應高于各部分效應的共生互補的生態化過程，具體包括：以提高開放性與流動性為重點，在縱向上，以上級黨校提供信息、師資，下級黨校提供實踐基地，平級黨校間互訪交流等多種形式，積極開展校際間、學科間、部門間合作，實現人才的凝聚效應，強化系統合力；在橫向上，加強與實際工作部門的互動交流，如市委研究室、兄弟黨校、高校職校、智庫等，克服單一類型智庫在知識結構上的缺陷，實現信息、能量、資源的交換，以及要素的更新和補給，促進人才生產和知識生產的良性循環。

2.2.2 部門從隔離到對話 對黨委政府而言，智庫具有非凡的吸引力是因為其能利用事實性知識幫助緩和政治意識形態和經濟利益之間的矛盾，對如何防治社會問題以及如何提供穩定基礎以診斷和治療社會問題具有前瞻性的思考。然而，經濟上的依附以及課題承接過程中的行政化氛圍，使黨校智庫將大量的人力和研究經費集中在對當地政府政策的解釋和宣傳上，前沿性和創新性研究難以凸顯。黨校智庫系統的協商可以更好地服務于民主社會，并且要求在專家、領導以及市民之間形成結構型對話，具體包括：在追求科學確定性、專業化和服務于黨委的過程中，聚焦社會真正關注的問題，而并非政府當下的關切中所出現的技術和方法上的疑難，更好地促進不同研究者和行動者之間的聯合，提升智庫決策咨詢能力。

2.2.3 資源從自利到共享 黨校智庫具有其特殊性，即通過內部渠道向黨委政府直接提供決策參考和咨詢服務。然而，內部渠道單項報送流動機制會在一定程度上成為黨校智庫協同共“智”的政策壁壘，不僅會造成閉門造車的窘境，還會造成智庫成果的浪費，使原本相似的問題可以通過借鑒學習的方式化解，卻由于信息交流閉塞而造成重復性知識生產。相反，系統內智庫可以借助協同共“智”模式規避這一風險，利用黨校官辦的先天優勢，打通與政府之間獲取信息的渠道，實現資源從自利到共享，具體包括：系統內智庫協同創新可以形成“大數據效應”，有效克服智庫研究中的“數據孤島”現象，建立動態化、連續性的協同創新研究網絡，提升對某一研究領域的精準把握，實現里程碑式的革新。全國近3,000所黨校應發揮協同效應，建立協同共“智”模式，為黨校打開新格局。

2.2.4 組織從無形到有形 要建成黨校特色智庫，最好的選擇是實體機制。與實體相對的是“虛化”運作，現如今大多數黨校智庫依然存在虛化運作，即簡單地成立，缺乏團隊協作，缺乏配套性激勵措施，缺乏考核機制，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管理機制，導致黨校智庫僅成為黨校教育事業中的點綴，而并非給黨委政府提供政策研究和咨詢的智庫。在共“智”這一模式中，可以破解這一困境，確立各主體要素之間基于能力和資源互補的合作框架，實現組織從無形走向有形，具體包括：黨校智庫提供基礎理論研究支持、應用研究支持、人才支持和資金支持，如“實體化”載體、“高素質”研究團隊、“多元化”服務平臺、“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制度準則等，實現在具體的實踐活動中生產知識，在生產知識的過程中體驗具體實踐活動，維系黨校智庫組織架構的完整性和協調性。

3 黨校智庫協同共“智”的做法和經驗

當前，協同共“智”已成為黨校建設新型特色智庫的組織形式。本文通過對黨校智庫進行歸納總結，提煉出黨校智庫協同共“智”的經驗做法（見表1 和表2），以期為黨校智庫協同共“智”提供經驗指導。

表1 黨校智庫協同共“智”做法和經驗① 案例選擇的5 家省級黨校（行政學院）均獲得2022 年全國黨校（行政學院）第十四屆優秀決策咨詢成果一等獎，它們的做法與經驗是筆者根據各黨校官網信息和黨校（行政學院）系統科研工作整理而成的，具有典型性和推廣性。Table 1 The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of regional collaborated and co-worked “wisdom” in Party school think tanks

表2 黨校系統智庫區域協同共“智”做法和經驗Table 2 The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of regional collaborated and co-worked “wisdom” in Party school think tanks

從上述省級、市級黨校智庫協同創新的經驗和做法來看，黨校系統智庫協同共“智”具有以下4 個共同的特征。

3.1 堅守黨校智庫獨特精神氣質

黨校智庫作為黨的智囊團，在政治方向和價值追求上始終堅持姓“馬”、姓“共”，堅定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這是黨校智庫之魂。在黨校系統智庫協同創新的背景下，各黨校堅持“聚焦–一體–集群”的工作方向，做到圍繞黨的中心工作、服務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例如，長三角–珠三角地區黨校智庫合作聯盟及環太湖發展研究中心在會議主題上堅持“以黨的需要為需要”，具有鮮明的政治需求導向；上海市委黨校作為國際化大都市，在堅持黨校姓黨的原則上，與國內外著名智庫和研究機構開展交流合作，加大黨校智庫的國際推介力度，發出黨校聲音，擴大國際影響力；浙江省委黨校在關鍵問題和關鍵時刻注重把握“三個重大”，即重大節點有聲音、重大問題亮觀點、重大時段搭平臺，加強對社會思潮辨析和引導，敢于發聲亮劍。

3.2 充分發揮學員資源優勢

各黨校充分利用學員資源加強黨情、政情、社情的收集分析，充分發揮學員實踐優勢，以課題為抓手，組織教員與學員聯合開展調研，吸納學員加入智庫專家庫，有效破解教師咨政成果“站位沒有領導高，措施不如部門實”的問題。例如，湖南省委黨校組織學員圍繞經濟社會的熱點難點問題開展調研，近年已有10 篇學員參與的咨詢報告獲批示；北京市委黨校緊抓進班輔導、專人跟班的機會，積極為專職教師團隊與主體班次學員開展合作研究牽線搭橋；上海市委黨校提前布局，每年定期向市委、市政府相關部門征求選題，探索跨部門合作、學員問卷調研數據支撐等途徑，為撰寫調研報告做參考。

3.3 堅持地方性、關鍵性問題為導向

黨校始終不變的初心在于為黨育才，為黨獻策，“黨需要研究解決什么重大問題，黨校就努力在那些方面建言獻策”[9]，這與新型智庫建設的目標——解決實際問題，具有明顯的耦合關系：致力于研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問題，致力于前瞻性、有針對性地提出發展熱點、難點問題的解決思路，在政策解讀、專業研究、成果報送、決策采納等方面，形成有序的知識生產鏈條，為黨委、政府決策提供有可操作性的對策建議。例如，北京市委黨校在“首都經濟高質量發展”“接訴即辦”“基層治理”“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建設”等方面形成特色研究領域；浙江省委黨校積極承擔黨中央賦予浙江試點政策落地情況的第三方評估，聚焦政府數字化改革、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等重大課題，深入研究，穩步推進。

3.4 推動黨校系統各共治要素的配置及流動

隨著用于政府決策的“知識”范疇不斷擴大，黨校智庫開始注重與業務部門之間、不同類型智庫之間的平行交叉、合作聯系、對接耦合，有效破除黨校智庫在研究過程中的“孤島效應”，實現人才、信息、技術、資金等要素深度融合，提高智庫創新資源利用率。例如，北京市委黨校以“人才”“學科”為要素，鼓勵黨校教師圍繞市級和區域性重點工作，與校外專家開展跨界和交叉研究，建立與系統外部智庫交流互鑒的常態化合作機制；上海市委黨校以“學員”“平臺”“品牌”為要素，每年組織學員開展“我為……獻一策”的活動，“獻一策”已成為上海黨校系統叫得響的智庫品牌；重慶市委黨校以“體制”“機制”為要素，不斷健全校委領導下多部門協同的管理機制，不斷增強教研人員參與決策咨詢的激勵機制，不斷推動教研人員研究成果的轉化機制，不斷提升教研人員服務黨委和政府中心工作的考核機制。

4 黨校智庫協同共“智”的制約因素

黨校智庫建設取得顯著成效的同時，在滿足決策需求、構建自身影響力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困難和問題。結合圖1 的黨校智庫協同共“智”運行模式以及表1 和表2 的黨校智庫協同共“智”的做法與經驗，可以發現省級黨校和部分市級黨校實現了“黨中央–省級”“省級–市級”的智庫協同，但“省級–縣級”“市級–縣級”的協同效能較弱；長三角、珠三角等部分地區雖然實現了局部性區域協同創新，但全國范圍內“區域協同智庫”較弱；黨校系統智庫雖然與黨政部門、兄弟黨校、科研院所建立了協作聯系，但整體上投入高、產出少；黨校智庫系統過分依賴傳統平臺，在國際間智庫協同、跨部門協同、跨類型智庫協同上效能較弱；黨校智庫建設在新渠道的開拓和對社會輿論的引領上較弱，等等。通過深入分析，影響黨校智庫協同共“智”的制約因素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4.1 黨校智庫的組織架構亟需調整

黨校系統因天然的體制屬性決定了它可以順利開展“條條化”管理體制，實現黨校系統內的統籌規劃、協同推進，但也給協同作戰帶來一定挑戰。一是黨校智庫圈層結構明顯。智庫及其專家在研究上受“長官意志”的影響較大、較多，過多承擔了維護和解釋政策的功能，缺少公共性和民間性。這種受體制內框架限制的智庫運行模式，更多地像傳統幕僚、智囊等參謀機構，有待于向現代性轉型。二是協同攻關常態化不足。雖然近年部分黨校出臺了智庫管理規定辦法，但尚未對協同智庫的權責利進行明確規定，出現了“協同惰性”的現象。大多數黨校智庫缺乏對自身發展模式總結創新的自主意識，雖然影響力在增強，但始終沒有思考借力或創新發展模式，導致發展規模有限，抗壓、抗風險能力較弱。三是基層黨校智庫專業化程度不高。在智庫建設熱潮中，縣級黨?？蒲小傲啃≠|次”，缺乏科研積累和科研素養，對地方發展的智庫作用發揮并不明顯。同時，偏遠地區縣級黨校專職教師人數少，師資隊伍年齡結構、學歷結構、知識結構不合理，這些均成為制約基層黨校智庫建設停滯不前或建設從未起步的重要阻礙因素。

4.2 黨校智庫的合作理念亟需加強

黨校智庫的協同合作仍以外力推動型為主，尚未形成教師群體的自組織性協同合作，具體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個體分散研究多，集體協同研究少。雖然部分黨校紛紛設立決策咨詢研究中心、市情研究中心，但科研活動的基本單元局限于市情研究中心教師為主的科研組，屬于“個體戶”形式，具有較強的隨機性和偶然性。由于尚未建立成果共享和風險共擔機制，各智庫系統之間的合作意愿不明顯。二是主客體間溝通渠道存在溝壑。我國黨校系統多沿用蘇聯的校、系、教研室教育體制，教師統籌被固定在某院、系、教研室，所獲得的各種資源和評價主體均固定在同一行政管理框架下。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進一步強化了不同專業之間的溝通溝壑，鑒于有限的智庫資源，其他非智庫教研室的教師難以參與其中。與此同時，部分科研組不同程度地存在科研方向一成不變、隊伍近親繁殖、資源固化、阻礙合作等問題，思想認識沒有真正轉變，大多數科研人員仍以論文、專著作為自身科研追求。三是缺乏熟悉智庫業務的營運人才[3]。大部分研究人員長期從事教學研究工作，擅長思考與寫作，但運營能力嚴重不足，辦事、辦文、辦會均非其所長。讓教授運營智庫，處理好智庫內部的管理，對于習慣于象牙塔的教授們而言并非易事。

4.3 黨校智庫的平臺資源亟需整合

一是區域發展不平衡。雷蒙德·斯特魯伊克（Raymond Struyk）將智庫發展分為3 個階段：第一階段，智庫規模較小，關注政策領域較少；第二階段，是擁有不少于10 個全職研究院和至少1個傳播專家；第三個階段，一般擁有較高知名度且有非常成熟的管理系統[10]。在現階段的黨校系統中，除了中共中央黨校和部分省市級黨校擁有更多專家、項目和專業化的分工外，大部分縣（區）級黨校仍處于第一階段，沒有達到“發展中的第二階段”。二是資源分配不平衡。一方面，黨校智庫缺乏對前瞻性問題的長期研究，主要忙于短期研究項目，能開展長期跟蹤的研究項目非常少。另一方面，大多數智庫缺少數據積累，也沒有開發出自有知識產權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大部分研究以應用常規方法為主，難以對問題進行深入分析。

4.4 黨校智庫的體制機制亟需革新

一是管理模式行政化。黨校智庫是官方智庫，其管理運行帶有行政主導特征，自上而下的計劃色彩濃厚，存在官本位現象，人才引進、激勵機制以行政職務為導向，沒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符合智庫規律的管理方法與考核評價體系等；全國黨校系統智庫建設協作工作沒有制度化、常態化的推進保障[11]。二是評價激勵機制單一化?，F有的激勵評價機制主要針對教師個人，與激勵評價相關的績效考核、學術評價、資源分配等沒有考慮到團隊之間的群體和合力優勢，可能加劇教師之間的競爭，而對協同共“智”的合作沒有正作用。三是經費配置碎片化。雖然多數省級黨校已建立了基于決策咨詢的智庫經費機制，但市縣黨校，尤其是縣級黨校，經費缺乏、激勵機制缺乏是普遍問題，基本處于“保工資”“保運轉”層次，專項科研經費基本沒有單獨列出，智庫經費更無從談起。

5 黨校智庫協同共“智”的實現路徑

在協同治理領域，國內外學者提出了不少協同行動的解釋模型或分析框架。本文借助政治社會學研究領域的“結構–過程”范式[12]，建立“結構–過程–行為–保障”分析模型（見圖2），嘗試綜合規范、解釋、價值、服務四部分，實現宏觀理論、中觀運行、微觀經驗和系統保障的四層連接。其中，“結構”負責“頂層設計”，側重操作主體秩序的構建；“過程”負責“整合”和“協作”，側重運行邏輯的分析；“行為”負責“價值實現”，側重運行效果的應用檢驗；“保障”負責“反饋”和“溝通”，側重智庫系統的自我調適。在智庫協同治理過程中，“結構”并非封閉、靜止的，而是通過機構設置、職能配置和管理機制將彌散的元素建構為系統單元，形成群體結構；“過程”并非單一、分散的，而是通過主題聚焦、矩陣協作、實地調研來將宏大的整合目標轉化為具體團結的重建，以實現新的智庫增長極；“行為”并非工具性的，而是通過咨政報送、成果推介、品牌塑造孕育出社會價值；“保障”并非無的放矢，而是通過人才培養、平臺打造、資源支持總結經驗、彌補不足，最后通過“反饋”環節實現協同共“智”的完整循環。

圖2 黨校智庫“結構-過程-行為-保障”協同模式Figure 2 The “structure-process-behavior-guarantee” collaboration mode of the Party school think tanks

5.1 結構性機制：組織機構、職能機構、管理機制

作為一項典型的知識再生產活動，高質量的智庫成果依賴規范的、科學的結構性機制。

5.1.1 發揮組織機構的領導功能 許多智庫反映難以吸引優秀的智庫專家，但吸引優秀的團隊管理者可能比吸引智庫專家更難。較好的做法是盡所有的可能完善團隊領導管理，形成有效的決策程序和良好的內部溝通。黨校系統下的協同共“智”最重要的是將智庫聯盟建成一個信息與溝通組織，而并非凸顯等級制度的組織。建議決策層采取“兼聽”機制，加強對政策咨詢工作的重視程度，深入開展政策預研，召開突出重點的參與式會議或主題座談研討會，把預案研究納入規范的行政程序，節約決策資源與決策成本；建議管理層制定完善的政策與程序文件庫，這是必要的管理工具，公開的政策和程序信息可以為職工經常遇到的問題提供及時解答，從而確保操作的一致性；建議執行層采取“扁平化”工作方式，保持組織的“薄”，同等環境下，越將工作責任下放到基層，則基層越能接近高層管理者，從而彌補主客體間溝通渠道之間的溝壑。

5.1.2 發揮職能機構的協作功能 職能機構功能的明確能加大多部門的協同合作，加大資源配置的科學化和協調化，為智庫建設、成果產出提供有力保障。在組織內部，需要打破各個職能機構的藩籬界限，暢通溝通運轉機制。具體包括：科研處牽頭負責智庫建設規劃的制定和實施，決策咨詢項目立項、結項及中期管理，智庫項目經費預算及使用審核，智庫成果等級認定與考核等工作；研究室負責直送決策咨詢?？木帉徍蛨笏凸ぷ?；教務處組建教學項目組，組織教師指導學員撰寫決策咨詢報告；學員處推動多維量化考核評優制度，鼓勵學員參與決策咨詢；各教研部門組織動員教師撰寫決策咨詢報告。

5.1.3 發揮管理機制的導向功能 大部分國家政策往往是時機、環境和協調的產物，而不是知識信念孜孜不倦地通過行政過程產生的結果。對于思想來說，豐富的經驗比思想的火花更為重要。因此，作為依靠知識驅動的實踐性事業，黨校需要發揮管理機制的導向功能，具體包括：一是要創造時機，發揮政治優勢暢通聯系渠道，積極承擔探索黨委、政府相關部門關心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力爭在重大決策中承擔更多任務；二是要孕育環境，利用體制優勢進行制度規范，鼓勵教師去實踐中尋找問題、在調研中敲定命題、在教學中深化講題；三是要主動協調，調用資源來推進一個特定議程的實現，或促進不同研究者和行動者之間的聯合，打造強大、高效的智庫營運團隊。

5.2 過程性機制：主題聚焦、矩陣協作、實地調研

智庫關心的是通過研究、咨詢和傳播活動影響政策共同體。黨校智庫作為黨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大部分研究項目從啟動之日就明確了目標受眾。這一特殊性決定了在思想產品的生產過程中要做到聚焦主題、矩陣協作和實地調研的過程性機制。

5.2.1 建立從重大決策需求出發的協同選題模式智庫作為影響政府決策的研究機構，知識的吸收和更新非常重要。協同共“智”注重內部和外部的交流與合作，借用“外腦”為智庫實現知識更新。建議建立政策、情報等多方面知識主體協同參與的集成研討機制，具體包括：一方面，內源性整合主體（黨校智庫建設中的領導者、管理者、教育者、學習者等），分析研判當前的重點工作和關注問題，及時通過智庫工作群、校內網站、微信公眾號等媒介發布，引導專職教師跟著問題走，保持智庫研究敏銳度；另一方面，調動外源性整合主體（政府部門、黨校學員、其他智庫機構等），在學員調訓前向黨委政府有關部門征集研究選題，邀請專家學者開展多輪次論證和優化，推動學員實踐優勢與專職教師理論優勢相結合，提升選題指南編制的科學性。

5.2.2 建立矩陣研究機制的深度合作模式 矩陣研究機制[13]適用于協作性強的組織系統，它打破了傳統單一指令系統，能同時兼具行政式與職能式兩種組織結構。該機制在縱向上是直線主管組織將所有的研究人員按照其所學知識的學科類別分組；在橫向上是按照研究課題成立研究小組。在運作研究課題時，從按學科劃分的各個小組中抽調研究人員組成課題研究隊伍，進行跨學科綜合性研究，從而形成一種矩陣結構。矩陣研究機制兼收了直線主管組織和橫向協作組織的長處，既有利于整個智庫的有效管理，又符合智庫多學科專家共同協作的特點。例如，天津市委黨校在打造黨校紅色智庫時，采取“協調推動機構+專家委員會+中心(學會、協會)+專家學者”[3]的矩陣式運行模式，常務副校長牽頭，分管校長具體負責的協調推動機構運行，專家委員會、中心和專家學者負責，雙道系統的運行實現了人力資源的互幫互助、彈性共享。

5.2.3 以課題帶動實地調研 決策咨詢是一項依靠知識驅動的實踐性事業，其目的不是進行基本的社會調查，而是將研究應用于解決社會問題，并在必要時進行實驗?，F代智庫強調循證分析是現代科學精神的體現。要想避免黨校系統極易滋生對政策的重復解釋或宣傳的情況，建議實施課題帶動戰略，通過組織專項調研和專項系列調研，保障對前瞻性問題的自主長期跟蹤。建議成立成果共享和風險共擔機制，加強彼此合作意愿，充分調研和提煉各地區、各部門的好做法好經驗，掌握一手資料，找到制定政策的客觀依據，為深層次研究提供翔實、可靠的信息和數據。

5.3 行為性機制：咨政報送、成果推介、品牌塑造

黨校智庫協同共“智”的最終目的是通過對咨政報送、成果推介、品牌塑造的行為性機制擴大影響力，不斷更新社會理念，引領社會前行。

5.3.1 打通咨詢報告報送渠道 以內參作為決策咨詢成果的轉化載體，通過整合編輯機構、優化人員結構、加強采編力量等方式，對其職能進行精準定位，形成制度化的內參成果報送機制，讓黨校內參成為向上級領導建言獻策的直通車。同時，打通省、市、縣（區）黨校系統內的成果報送渠道，借力系統資源暢通智庫建設的“最后1 公里”，讓基層具有決策參考價值的研究報告、對策建議能直接、迅速地進入決策咨詢視野。

5.3.2 建立多層次智庫成果推介體系 除了創辦內刊直接向有關部門及時報送決策咨詢成果外，還可以通過月度動態快報、年度報告、專題研究報告、中長期研究報告等形式向公眾傳播研究成果；綜合運用大數據、云媒體、新聞媒體單位等主流媒體宣傳高端智庫成果，形成智庫口碑、拓寬發展空間；舉辦高層次論壇、召開研討會、開辦講座等，以影響和推動政策制定與執行。

5.3.3 塑造黨校新型智庫品牌 黨校要發揮自身優勢，找到最適合的主攻方向，打造拳頭產品，克服同質化傾向。建議抓住“原創性、前沿性、權威性”原則，把握經濟可行性、政治可行性和社會可行性，在最適合的時機提出最適宜的政策。專注自身特色，精選產品線進行孵化、培育、推廣，通過積極拓展、主動介入、學科交叉、借力外腦等方式形成拳頭產品，提升智庫實力；通過專欄文章、專題采訪、專家講座等方式，闡釋好黨的方針政策，積極回答社會熱點、難點、重點問題，擴大智庫影響力。

5.4 保障性機制：人才培養、平臺打造、資源支持

5.4.1 注重人才培養 協同共“智”要加強內部合作，整合校內科研力量，為教師打造人才培養機制，幫助黨校智庫建立一支教、研、咨一體化的復合型人才隊伍。一方面，要加大增量，根據學科需要和年齡結構，加大高層次專業人才的引進力度，搭建老、中、青相結合的人才梯隊，樹立邊使用邊培養的人才培養理念，讓人才保持增值而不是持續消耗。另一方面，要盤活存量，根據教師學科特點、學術基礎和制度建設的實際需要，開展教師“傳幫帶”，結對培養，定期舉辦決策咨詢培訓班，針對教師調研過程中的共性問題強化培訓。此外，要將教師的掛職調研制度化，為教師“接地氣”提供平臺。

5.4.2 注重平臺打造 協同共“智”要加強縱深交流，實現多層次科研合作，為教師打造多層次學術交流平臺，幫助他們實現與理論界的思想融通、與實踐者的信息互通、與政府內的咨詢共享。具體包括：通過創辦高水平智庫論壇，邀請高校和研究機構知名專家學者、黨政機關中有研究能力、基層經驗豐富的領導干部，貢獻智慧力量；通過常態化、制度化的互動合作，邀請主責部門“一把手”黨政領導干部介紹相關工作，幫助教師及時了解地方黨委政府的施政需求，把準咨政研究方向；通過協調接入地方大數據平臺，幫助教師組織應用培訓，全面提供數據查詢服務，從而更好地運用數據資源和數字技術對智庫服務實現升級。

5.4.3 注重資源支持 協同共“智”要加強橫向協作，努力提供決策智力支持，打造科研資源綜合支持平臺。一方面，各級黨校要加強內參數據庫、政府文件數據庫、政府信息庫、專題成果數據庫、簡報數據庫和案例數據庫等特色數據庫建設，讓信息在內部公開，為教師能夠更好地開展決策咨詢工作創造便利條件。另一方面，對于優秀的咨詢成果的撰稿人，不僅要為其績效考評、職稱評聘、崗位晉升提供便利條件，還要加大成果獎勵、提供教研資助，把常規的決策咨詢項目這只“計劃”之手和根據成果追加倒立課題這只“市場”之手有機結合起來，從物質和精神兩方面雙管齊下，提高教師的積極性。

最后，“反饋”對智庫系統能夠保持自身地位并實現不斷發展十分重要。雖然智庫輸出的研究成果目的是滿足政府決策的咨詢要求，但不能想當然地認為每一項智庫成果都能取得預期效果。智庫必須清楚有關支持的現狀和輸出結果的相關信息，這將決定繼續此種輸出，還是以某種方式對其修正[14]。正是有了信息的反饋，智庫才能總結經驗、彌補不足，才有足夠的動力和適應性提升咨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