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勢”隨“心”：風險信息對游客安全行為的影響機制研究

吳高楊 謝朝武，* 張江馳 郭茜雅 李蓓蓓

（1.華僑大學旅游學院，福建泉州 362021；2.洛陽職業技術學院，河南洛陽 471000）

0 引言

旅游業對安全問題高度敏感，是最容易受到危機和災害影響的行業之一（Zhang et al.，2022）。危機事件不僅嚴重影響游客的旅游意愿，還對旅游業的生存與發展造成嚴重威脅（Xie et al.，2021；Xie et al.，2022）。重大危機事件的發生或許難以避免，但旅游目的地可以通過有效的風險傳播來減少其對旅游目的地造成的負面影響（Zhang et al.，2022）。具體來說，旅游目的地對風險信息的有效傳播可以幫助游客正確認知風險，引導游客采取應對風險的行動策略，繼而促進目的地旅游市場的快速恢復（Sano et al.，2019；Wang et al.，2019a；Wang et al.，2019b）。尤其在飛速發展的社交媒體時代，基于網絡傳播的風險信息已經成為人們了解危機事件發生的重要來源（李龍飛 等，2021）。不當的旅游目的地風險信息傳播甚至會引發網絡輿情危機，并對旅游目的地形象和市場造成持續性的負面影響（Liu-Lastres et al.，2018；Sano et al.，2019）。因此，旅游目的地風險信息傳播及其影響成為業界和學界共同關注的重要議題，對于促進目的地旅游市場恢復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目前，風險信息及其影響是學界備受關注的熱點議題，并在公共衛生（Edwards et al.，2001）、心理學（Liu et al.，2021）、社會學（李龍飛 等，2021）等多個領域得到探索。鑒于游客對安全問題高度敏感，游客對風險信息的響應成為學界關注的重要話題。相關實證研究表明，風險信息對游客安全感知、旅游意愿和信息搜索行為等具有基礎性的影響（Xie et al.，2021；Wang et al.，2019b；Liu-Lastres et al.，2018；Xie et al.，2022）。同時，游客在風險情境下會采取維護自身安全的行為（Liu-Lastres et al.，2018）。因此，安全行為常被認為是旅游目的地風險信息和風險狀態的重要結果變量（Jeuring et al.，2013）。但是，相關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基于保護動機視角的風險信息影響安全行為的過程機制還有待更多的實證檢驗。目前，風險情境下游客的安全行為響應過程已經得到學界重視（Jeuring et al.，2013），盡管相關研究普遍證實，個體在風險情境下會采取保護自身安全的應對策略和行為響應（Wang et al.，2019a；Wang et al.，2019b），但較少有研究從保護動機視角闡述風險信息影響行為過程中的中介機制。通常，游客的安全行為決策受到外部多種類別風險信息的影響，他們在對風險信息認知評估的基礎上形成風險判斷和保護動機，并據此改變行為。因此，風險感知和保護動機是連接風險信息與游客安全行為的重要過程變量，揭示這一影響關系將為風險情境下游客安全行為的引導和調控提供理論依據，但迄今鮮有研究對此展開實證探索。第二，Plog 游客心理類型在風險信息對游客安全行為影響過程中的調節效應尚未得到實證檢驗。根據“人-境”互動論的觀點，個體行為的發生是個體因素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Mischel et al.，1995）。因此，游客對風險信息和風險環境的響應還受到個人心理特質的影響。其中，冒險型游客具有自信外向、興趣廣泛、好冒險、求新奇等特征，而保守型游客較不自信、厭惡風險、喜歡去熟悉地方開展較不刺激的旅游活動（Plog，1974）。這一心理類別劃分能夠較好地解釋不同游客在風險情境下的行為決策差異，并被用于揭示不同類別游客對風險信息的認知評估差異研究。然而，鮮有研究基于Plog 游客心理類型探索游客對風險信息和安全行為響應的差異。綜上，本研究將保護動機理論和Plog 游客心理類型相結合，可以更加全面地揭示風險信息驅動游客安全行為的中介機制和邊界條件，繼而對風險信息的影響機制作出預測和推論。

為回應上述議題，本研究將探索風險情境下，風險信息對游客安全行為的影響機制，主要內容包括：（1）基于保護動機理論檢驗風險信息對游客安全行為的影響，并揭示風險感知和保護動機的中介作用，為理解風險信息影響游客行為的過程機制提供實證依據；（2）檢驗Plog 游客心理類型在風險信息與安全行為響應過程中的調節作用，為理解Plog游客心理類型在上述關系中的協同效應提供實證依據。本研究有助于旅游目的地科學地開展風險信息傳播，對于引導游客的安全行為并促進旅游市場的快速恢復具有指導作用。

1 理論基礎與文獻綜述

1.1 保護動機理論與保護動機

保護動機理論（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PMT）由Rogers于1975年基于健康信念模式提出，該理論旨在揭示個體心理與行為之間的內在轉變機制與過程（Rogers，1975）。保護動機理論框架包括信息源、認知中介過程、應對模式3個關鍵環節。信息源指外在的風險信息。認知中介過程由威脅評估和應對評估構成。其中，威脅評估指個體對風險嚴重性與發生可能性的評估過程，包括感知嚴重性和易感性；應對評估指個體對自身能力、預防措施和應對成本的評估過程，包括自我效能、反應效能和成本評估。應對模式包括適應行為和適應不良行為（Rogers，1975）?？傮w上，保護動機是一種個體面臨風險時產生保護自身避免危險的意圖，被認為是激發個體自我保護行為的先決條件（Rogers，1975），它是威脅評估與應對評估的作用結果表現。保護動機這一變量常被認為是中介變量，相較于其他預測保護行為的變量，保護動機對于保護行為具有較強的預測作用（Fisher et al.，2018；Wang et al.，2019a）。目前，保護動機理論被廣泛用于醫學（Lwin et al.，2007）、社會學（Hanson et al.，2021）、農學（Wens et al.，2021）等多個領域，在旅游領域中多被用于探索游客的保護動機（Fisher et al.，2018）、保護行為（Wang et al.，2019a）等。此外，研究指出，保護動機理論更有助于預測風險情境下個體的行為決策（Wang et al.，2019b）。

保護動機理論認為，個體會根據外在的風險信息進行威脅評估與應對評估，并產生相應的自我保護動機，進而改變個體行為（Rogers，1975）。認知中介過程是保護動機理論的核心內容，但學界對于認知中介過程這一環節持有不同的學術觀點。具體來說，有研究者認為個體認知中介過程是有次序的，即威脅評估在前、應對評估在后，個體才能更好地采取應對行為（Tanner et al.，1991；Mischel et al.，1995）。有研究發現，威脅評估和應對評估均與個體的保護動機及安全行為正相關（Lwin et al.，2007；So et al.，2016）。然而，部分研究發現，在不同類型的風險情境（如洪水、地震、火災）下，個體的威脅評估對于安全行為的影響結果并不顯著（Lindell et al.，2000；Bubeck et al.，2012；Liu et al.，2017）。目前，基于保護動機理論探討風險信息對游客安全行為的影響機制研究還較為少見，而本文將為該理論在風險情境下旅游產業中的具體運用提供一個有益的案例。

1.2 風險信息

風險信息是與風險相關的各種信息要素的集合與總稱。Powell 等（1996）認為風險信息由原始風險信息要素（風險信息本身）和降低風險相關措施要素（觀察到別人為降低風險采取的行為措施而獲得的信息）兩部分組成。Wood等（2012）將兩者分別總結為風險信息內容和風險信息觀察，同時提出風險信息密度這一維度，研究發現，風險信息內容與風險信息觀察反映了風險信息的內容屬性，而風險信息密度指通過不同來源和渠道獲得的信息積累。風險信息內容、風險信息觀察和風險信息密度在保護行為中所起的作用引起了學界的關注（Wood et al.，2012），它們與風險感知、態度及行為密切相關（時勘 等，2003）。然而，研究發現，風險信息密度對于安全行為的影響并不顯著（Liu et al.，2017；Wood et al.，2012）。此外，創新傳播理論認為信息密度固然重要，但信息密度不屬于信息內容本身（Rogers，2004）。因此，本研究聚焦風險信息內容屬性對安全行為的影響。目前，風險信息在旅游研究領域中備受關注（Xie et al.，2022；Xie et al.，2021；Wang et al.，2019b；Liu-Lastres et al.，2018）。相關研究不僅探討了常態化情境下旅游從業人員的風險信息評估、風險降低策略和風險溝通行為（Wen et al.，2017），也重點關注了危機情境下風險信息框架、游客風險感知、保護動機、行為決策等變量間的關系（Liu-Lastres et al.，2018；Xie et al.，2022；Wang et al.，2019b）?？傮w而言，風險信息是影響個體認知評估的重要因素（時勘 等，2003），同時也是影響游客旅游意愿和行為決策的關鍵因素（Xie et al.，2021；Xie et al.，2022；Wang et al.，2019b）。在風險情境下，風險信息及其作用機制已成為學界關注的議題，但基于風險信息內容屬性的研究還較為少見，這是本研究擬探索的方向。

1.3 風險感知

風險感知是個體依靠自身主觀認知對所處環境的危險性做出判斷的評估過程（Fuchs et al.，2012）。風險感知會激發個體的自我保護意識，降低對風險本身的恐懼心理，促使安全行為發生（Taylor et al.，2017；Liu-Lastres et al.，2018；郝俊卿 等，2021）。同時，風險感知與風險信息、風險傳播密切相關。具體來說，正面風險信息會弱化個體的風險感知，而負面風險信息會強化個體的風險感知（時勘 等，2003）；信息傳播的速度也會影響個體的風險感知水平（馬穎 等，2013）。旅游領域的風險感知研究主要涉及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制。從影響因素來看，游客的風險感知不僅會受到主觀認知（如旅游經驗）及心理特征的影響（楊欽欽 等，2019；Herrero-Fernández et al.，2020），社會環境、自然災害等宏觀因素同樣會影響游客風險感知（郝俊卿 等，2021）。從作用機制來看，風險感知能夠作用于游客的旅游意愿、旅游體驗、保護行為等變量（Taylor et al.，2017；Liu-Lastres et al.，2018；Wang et al.，2019b）。然而，在風險情境下，風險感知與保護動機對安全行為的聯合作用機制尚未有明確的實證證據，這是本研究擬完成的重要任務。

1.4 安全行為

安全行為指在自身安全需要的驅動下，為規避風險及不確定性因素而采取的一系列行為（Neal et al.，2006）。Neal 等（2006）將安全行為劃分為安全遵守行為和安全參與行為，這一劃分維度在學界得到廣泛認可和運用（林煒鈴 等，2017；謝朝武 等，2020）。其中，安全遵守行為指游客能夠遵守相關規章制度、維護自身及環境安全等行為活動；安全參與行為指游客能夠自發參與促進安全的行為活動（Neal et al.，2006）。目前，安全行為在旅游領域得到廣泛探索。從結構維度來看，安全行為按發生階段可分為游前安全行為、游中安全行為、游后安全行為3 個階段（吳藝娟 等，2017）。從影響因素來看，相關研究不僅從宏觀角度探討了旅游安全行為與自然災害、社會環境的關系（郝俊卿 等，2021），也從微觀角度探討了旅游安全行為與個體特征、風險感知的關系（林煒鈴 等，2017）。一般來說，安全行為是游客對風險信息積極溝通的結果表現，是旅游活動過程中應對風險的自我保護措施（Wang et al.，2019a；Wang et al.，2019b）。但是，在風險情境下風險信息內容屬性對安全行為的影響機制還缺乏充分的實證證據，這是有待探索的重要研究議題。

1.5 Plog游客心理類型

游客心理類型由Plog 最早在1972 年提出，其理論思想源于“人格特質”概念，Plog根據游客人格特質及風險容忍度將游客分為“冒險型、中間型、保守型”三大類型（Plog，1974）。其中，冒險型游客在旅游活動過程中表現出較強的積極性與自主性；而保守型游客在旅游活動過程中表現出較強的被動性；中間型游客具有介于冒險型和保守型游客之間的人格特質（Plog，2006）。不同游客心理類型在旅游目的地選擇、旅游態度和旅游行為上表現出明顯差異。Butler（1980）基于Plog游客心理類型探究了旅游目的地與客源市場發展周期之間的關系，提出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論。當游客人格特質與旅游目的地特征一致時，游客會對旅游目的地產生好感，其前往旅游目的地的可能性得到提高。Bayarsaikhan 等（2020）研究指出，冒險型游客傾向參觀具有風險的原始地區，保守型游客傾向參觀較為安全的城市旅游景點。旅游活動本質是接觸異于慣常環境的過程，不同心理類型的游客會做出符合自身需求的旅游決策和旅游行為（Jamal et al.，2011；Weaver，2012；Wang et al.，2019b）。雖然不同游客心理類型已經被證實對游客安全行為具有差異化作用（Wang et al.，2019b），但在風險情境下將Plog游客心理類型作為調節變量的研究還較為少見。因此，探索Plog 游客心理類型對于風險信息與安全行為的邊界作用有助于拓寬這一理論的應用場景。

2 模型建構

2.1 風險信息的直接效應

風險感知是個體對所處環境危險性的認知與主觀判斷的過程，風險感知狀態的產生通常會受到外界環境因素及個人心理特征的影響（Fuchs et al.，2012）。風險信息被認為是外界環境因素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個體的風險評估具有基礎性的影響（時勘 等，2003；Wang et al.，2019a；Liu-Lastres et al.，2018）。根據保護動機理論，風險信息會啟動個體的威脅評估（風險感知）（Rogers，1975）。換言之，風險信息是風險感知的重要影響因素，當受到風險信息所帶來的威脅時，游客會對風險信息做出相應評估，進而形成風險感知。風險信息內容和風險信息觀察是風險信息的兩個構成維度。風險信息內容是指個體接收到對風險事件的描述，以及對信息內容本身的傳播與報道（Wood et al.，2012）。相關研究表明，特定的風險信息內容會喚起居民的風險感知（Liu et al.，2017）。同時，風險事件自身所具有的特征與個體的風險感知高度相關（Slovic et al.，2004）。風險信息觀察是指個體觀察周圍環境中其他人對于風險事件所表現出來的態度，以及觀察到別人為降低風險采取的行為措施而獲得的信息。Wood等（2012）在研究中指出，當人們觀察到身邊人針對風險事件采取應對措施時，其風險感知也會相應增強。此外，風險認知理論認為，在風險情境下，個體對于風險信息相關要素的關注與威脅評估會更敏感（章燕 等，2020）。本研究認為，在風險情境下，有關風險事件的描述報道，觀察其他旅游者對風險事件所表現出來的態度及采取的安全行為，對個體的風險感知具有驅動作用?；诖?，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1：風險信息正向影響游客風險感知。其中，風險信息內容正向影響游客風險感知（H1a），風險信息觀察正向影響游客風險感知（H1b）。

動機是個體內在的一種心理應對模式，是在心理上產生的準備意愿或決策，受外界信息刺激而產生（Wang et al.，2019a）。已有研究證實了網絡輿情危機信息與旅游動機負相關（張薇 等，2019）。保護動機是指能夠激發、指導和促使個體為保障自身安全、維持健康而采取保護行為的一種內在驅動力，當個體感受到威脅時會首先產生保護動機（Rogers，1975）。通常來說，保護動機的形成會受到客觀風險環境的影響（Wang et al.，2019a）?；陲L險環境所產生的風險信息是自我保護動機的重要誘因（Grothmann et al.，2006；Fisher et al.，2018；Luo et al.，2020），這種影響也體現在風險信息內容和風險信息觀察兩個維度上。例如：Grothman 等（2006）指出傳遞洪澇災害風險信息相關內容，以及示范有效的預防災害措施對于激發居民的保護動機具有重要影響。Fisher 等（2018）以諾如病毒為背景案例事件，探索了旅游者在郵輪中產生自我保護動機的影響因素，結果表明，針對旅游者進行關于諾如病毒的風險知識教育（如勤洗手、飲用開水可降低風險等）和提供更多該病毒的相關信息（如病因、傳播途徑等）能夠促進旅游者產生保護動機。在風險情境下，游客會長期接收到有關風險信息的內容（如新增感染病例），觀察到別人對風險事件的態度及別人為降低風險采取的行為（如長期佩戴口罩），這會使其對風險信息識別與評估更為謹慎。隨著環境風險水平的上升，游客的保護動機會被激活?？梢?，風險信息內容和風險信息觀察均是保護動機的重要驅動因素?；诖?，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2：風險信息正向影響游客保護動機。其中，風險信息內容正向影響游客保護動機（H2a），風險信息觀察正向影響游客保護動機（H2b）。

安全行為是游客在旅游活動過程中對于安全問題和風險因素的具體響應，包括遵守行為與參與行為兩個維度（Neal et al.，2006）。前者表現為游客在旅游活動中遵守目的地安全管理規章制度，依照安全須知，規避危險因素；而后者表現為游客在旅游活動中參與旅游目的地的安全管理和安全氛圍營造，如提醒其他旅游者注意安全、參與應急救援等（林煒鈴 等，2017；陳巖英 等，2020）。保護動機理論認為，個體會對外部風險因素進行威脅評估和應對評估，并據此采取保護自身安全的應對行為（Rogers，1975）。換言之，游客會評估外部風險環境對自身可能造成的威脅，并積極地采取安全行為以保證旅游活動順利進行（Huang et al.，2020）。此外，風險信息對安全行為的影響已經得到證實。例如：Luo 等（2020）指出新冠疫情風險信息直接影響個體的健康預防行為；Liu等（2017）發現火災風險信息正向預測居民的火災預防行為。鑒于旅游活動高度暴露，風險信息內容和風險信息觀察對于游客維護自身安全、促進旅游活動有序開展具有重要作用。具體來說，游客會采取安全遵守行為和安全參與行為來直接應對在旅游活動中所接觸到的各種風險信息內容，而觀察到別人所采取的風險應對行為會通過社會感染效應和從眾效應促使自身采取安全行為來應對這些風險因素（Jeuring et al.，2013）?；诖?，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3：風險信息正向影響游客安全行為。其中，風險信息內容正向影響游客安全遵守行為（H3a），風險信息觀察正向影響游客安全遵守行為（H3b）；風險信息內容正向影響游客安全參與行為（H3c），風險信息觀察正向影響游客安全參與行為（H3d）。

2.2 風險感知和保護動機的中介效應

“刺激-有機體-反應”（Stimulus-Organism-Response，SOR）框架認為，外界環境刺激將引起個體產生內在心理認知反應，并進一步影響個體的響應行為（Mehrabian et al.，1974）。換言之，風險信息作為外界環境刺激會激發游客的風險感知，而風險感知作為一種個體的內在心理認知反應，會促使個體產生相應的行為響應。研究指出，當感受到風險的嚴重性后，個體會采取一系列安全行為來保證自身安全。例如：Wang 等（2019b）通過調查探險旅游中不同類型游客的安全行為后發現，不同類型游客的風險感知對安全行為的影響有所差異，但總體而言，3 種類型游客的風險感知對于安全行為均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本研究認為，在風險情境下，風險感知會增強游客的安全行為。如前所述，風險信息正向影響游客的風險感知。風險感知能夠承接風險信息的影響，并進一步影響游客的安全行為，即風險感知在風險信息與游客安全行為的關系中存在中介作用。

有研究發現，保護動機與保護行為之間存在正向相關關系（Wang et al.，2019a；Wang et al.，2019b）。保護動機理論指出，保護動機是個體產生安全行為的先決條件（Rogers，1975）。例如：Wang 等（2019a）研究發現，保護動機對于游客的保護行為具有最強的預測作用。因此，保護動機通常被看作安全行為的影響因素。本研究認為，在風險情境下，保護動機正向影響游客的安全行為。如前所述，風險信息正向影響游客的保護動機。保護動機能夠承接風險信息的影響，并進一步影響游客的安全行為，即保護動機在風險信息與游客安全行為的關系中存在中介作用。

風險感知和保護動機是公共衛生、安全管理等領域中的兩個重要概念，兩者都是風險溝通過程中個體產生自我感知的評估過程，具有一定的主觀性（Wang et al.，2019a；Wang et al.，2019b）。有研究發現，風險感知與保護動機之間存在正向相關關系（Fisher et al.，2018；Wang et al.，2019a）。保護動機理論認為，威脅評估會激發個體的保護動機（Rogers，1975）。威脅評估是個體對風險威脅程度高低的主觀判斷過程，而保護動機是個體面對風險準備采取安全行為的傾向，保護動機的形成需要經過威脅評估的階段。因此，風險感知是保護動機的重要前因（Wang et al.，2019b；Fisher et al.，2018）?？梢?，保護動機是連接風險感知與游客安全行為的中間因素，風險感知既能直接影響游客安全行為，也能夠通過保護動機對安全行為形成中介影響。結合前文研究假設及保護動機理論，本研究認為，在風險情境下，游客基于風險信息內容和風險信息觀察會對風險形成主觀判斷評估，并在此基礎上產生自我保護動機，進而對安全行為產生影響。換言之，風險信息會在滲透和影響風險感知的過程中，進一步影響游客的保護動機和安全行為，這一過程存在多重中介影響機制?；诖?，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4：風險感知、保護動機在風險信息與安全行為間具有多重中介作用。其中，風險感知和保護動機在風險信息內容與安全遵守行為（H4a）、安全參與行為（H4b）間具有多重中介作用，風險感知和保護動機在風險信息觀察與安全遵守行為（H4c）、安全參與行為（H4d）間具有多重中介作用。

2.3 游客心理類型的調節效應

游客安全行為不僅涉及對風險信息的認知判斷，也受到個體心理類型的影響和調節?！叭?境”互動理論較好地闡述了個體行為決策發生過程中個體因素與情境因素的交互作用，在旅游領域得到廣泛應用（Xie et al.，2021；Xie et al.，2022）。例如：Xie 等（2022）以新冠疫情為危機背景，通過實驗檢驗了心理韌性與風險信息的交互作用對安全感知、旅游恐懼、旅游意愿的影響關系。Plog（1974）將游客心理類型劃分為冒險型、中間型和保守型3 類。相較于保守型和中間型特質游客，冒險型游客更加自信、風險抵抗能力較強（Plog，2006），注重對風險信息內容和風險信息觀察的整理、思考和吸收，從而表現出差異化的安全行為響應（Wolff et al.，2014）。具體來說，在風險情境下，冒險型游客能夠保持較強的適應性，對于旅游活動過程中風險信息內容和風險信息觀察具有較強的抵抗力與免疫力，能夠承擔風險的不確定性，并愿意參與到安全救援、安全氛圍塑造等積極主動的安全行為（安全參與行為）中。相反，保守型游客則表現出較弱的抵抗性，對于風險信息內容和風險信息觀察具有較高的敏感性，風險承擔能力較弱，更易采取安全遵守行為。此外，有研究者指出，冒險型游客會做出更多的安全預防措施，為其他游客提供安全幫助，塑造安全氛圍，以保證自身和周圍環境的安全，降低旅游目的地風險水平（Cater，2006；Wang et al.，2019b）?？傮w而言，不同心理類型的游客在接收到風險信息內容和風險信息觀察后會采取不同類別的安全行為，即在風險信息內容和風險信息觀察對安全行為的影響過程中發揮調節作用?；诖?，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5：Plog 游客心理類型在風險信息與安全行為的影響關系中具有調節效應。其中，Plog 游客心理類型在風險信息內容對安全遵守行為（H5a）、安全參與行為（H5b）的影響中具有調節作用，Plog 游客心理類型在風險信息觀察對安全遵守行為（H5c）、安全參與行為（H5d）的影響中具有調節作用。

綜上，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圖1所示。

3 研究設計

3.1 變量測量

本研究采用的量表均參考國內外重要期刊文獻，并由1 名教授、3 名博士生結合研究情景和研究對象進行校對優化，確保測量題項的一致性與準確性。所有量表均采用李克特七點量表尺度，被調查者對每一題項進行1（非常不認同）到7（非常認同）打分。

風險信息的測量參考Wood等（2012）和Liu等（2017）開發的量表，共7個題項。其中，風險信息內容包含4 個題項，如“我了解到有人感染了新冠病毒”等；風險信息觀察包含3 個題項，如“我觀察到有人為防疫做了充分的物資準備”等。風險感知的測量參考Liu-Lastres等（2018）關于郵輪顧客對危機信息感知的量表，共3個題項，如“如果我在旅程中，我的人身安全會受到威脅”等。保護動機的測量參考Lwin等（2007）關于兒童視力近視的自我保護動機量表并進行修改，共4個題項，如“我準備養成旅游中的安全行為習慣”等。安全行為的測量參考Neal等（2006）所開發的量表，共6個題項。其中，安全遵守行為包含3個題項，如“在旅游中，我會遵守工作人員要求的安全行為規范”等；安全參與行為包含3個題項，如“我會提醒其他旅游者注意安全問題”等。游客心理類型參考Weaver（2012）開發的游客心理類型量表，共10 個題項，如“為了欣賞新奇的、不尋常的景色，我愿意去偏僻的地方”等。

3.2 數據收集與樣本

受新冠疫情（COVID-19）的影響，本研究均采用無紙化、無接觸的網絡問卷調查，以便利樣本滾雪球的方式在問卷星上對347名大眾進行匿名調查，調查時間為2021年3月—4月。研究選取了近一年內有過出游經歷的游客作為研究對象，對調研對象的性別、年齡、學歷、職業、年出游頻率等人口信息統計后，對風險信息、風險感知、保護動機、安全行為等變量進行測量。問卷設置網絡相同IP 僅能填寫一次。最后，在剔除不完整作答、題項答案完全一致等無效問卷后，共獲得有效問卷340份，有效回收率為97.982%。人口統計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樣本人口統計特征 N=340

4 數據結果

4.1 共同方法偏差

在發放問卷時，通過強調問卷答案沒有對錯之分、采用匿名問卷、保證被調查者知情權和使用反向題項等措施在程序上控制數據的共同方法偏差。然而，問卷數據的搜集是在相同測量環境下完成的，因此，在問卷回收后，本研究采用Harman單因素檢驗法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對所有測量題項進行未旋轉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顯示KMO值為0.882，提取出的6 個主成分累計方差解釋率為79.595%，其中第一個主成分的方差解釋率為43.359%，小于50.000%的臨界值。因此，本研究較好地控制了共同方法偏差造成的負面影響。

4.2 信效度檢驗

如表2 所示，從模型擬合結果來看，χ2/df為2.743，RMSEA值為0.072，RMR值為0.039，均小于0.080，CFI、NFI、RFI、IFI、TLI、GFI、AGFI等指標均大于0.800，達到Podsakoff等（2003）推薦的模型擬合標準，表明預設模型與有效樣本數據擬合較好。同時，各變量觀測題項的因子載荷值介于0.669～0.962，各變量AVE均大于0.500，CR大于0.700，表明變量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

表2 驗證性因子分析

4.3 相關性分析

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和相關系數如表3所示。結果表明，各變量間均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此外，各變量AVE平方根的最小值（0.774）大于相關系數的最大值（0.680），說明各變量間具有良好的區分效度。

表3 相關性分析 N=340

4.4 直接效應檢驗

本研究利用AMOS 21.0提供的結構方程模型進行整體模型估計。模型擬合結果中，χ2/df為3.138，RMSEA為0.079，小于0.080，CFI、NFI、RFI、IFI、TLI等指標值均大于0.900，模型其他擬合指數基本達到臨界標準，因而可用于研究假設的進一步檢驗。如圖2 所示，風險信息內容（β=0.303，p＜0.010）和風險信息觀察（β=0.520，p＜0.001）對風險感知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H1a 和H1b 得到支持；風險信息內容對保護動機的直接效應未達到顯著，H2a 被拒絕，風險信息觀察對保護動機（β=0.719，p＜0.001）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H2b 得到支持；風險信息內容（β=0.135，p＜0.010）和風險信息觀察（β=0.207，p＜0.050）對安全遵守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H3a、H3b 得到支持；風險信息內容對安全參與行為的直接效應未達到顯著，H3c 被拒絕，風險信息觀察對安全參與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H3d 得到支持。

圖2 路徑分析

4.5 中介效應檢驗

本研究運用SPSS PROCESS 程序中的Model 6 進行中介效應檢驗，主要選取Bootstrap 的檢驗方法，其中抽樣數設定為5000、偏差矯正95%的置信區間。如表4所示，風險感知在風險信息（內容、觀察）→安全行為（遵守、參與）路徑中，95%置信區間均包含0.000，LLCI與ULCI均在區間（-0.007，0.078）中，因此，風險感知的單中介效應未達到顯著。保護動機在風險信息（內容、觀察）→安全行為（遵守、參與）路徑中，95%置信區間均不包含0.000，LLCI與ULCI均在區間（0.044，0.330）中，因此，保護動機的單中介效應達到顯著。風險感知和保護動機在風險信息（內容、觀察）→安全行為（遵守、參與）路徑中，95%置信區間均包含0.000，LLCI與ULCI均在區間（0.011，0.076）中，因此，風險感知和保護動機的多重中介效應達到顯著，假設H4（H4a、H4b、H4c、H4d）得到支持。

表4 風險感知和保護動機的中介效應檢驗

4.6 調節效應檢驗

根據溫忠麟等（2005）的建議，本研究采用SPSS分組回歸的方法分別對具有不同心理類型的游客樣本進行回歸分析，檢驗每組樣本中風險信息對安全行為的效應。本研究通過層級回歸方法，第一步將控制變量納入回歸方程，第二步為自變量（風險信息）的主效應檢驗。首先采用K-means 均值快速聚類法，經歷過10 次迭代和分類之后，結果顯示游客心理類型分為三類較為合理，所有題項均在Sig值為0.000的基礎上顯著，能夠較好地區分不同游客在心理類型上的差異。結合Plog游客心理類型可將游客劃分成冒險型游客（N=133，占39.2%）、中間型游客（N=139，占40.8%）和保守型游客（N=68，占20.0%）三類。三類心理類型游客的比例結構與Weaver（2012）、Wang等（2019b）的研究相似，這表明當代社會保守型游客要遠遠少于冒險型和中間型游客。

如表5所示，在不同組別的游客心理類型中，風險信息內容對安全遵守行為的影響系數和調整R2均存在顯著差異。具體來說，保守型游客組別的影響系數為0.524，中間型游客組別的影響系數為0.383，冒險型游客組別的影響系數為0.320。此外，保守型游客組別風險信息內容的方差解釋能力達到29.7%，中間型游客組別風險信息內容的方差解釋能力達到15.8%，冒險型游客組別風險信息內容的方差解釋能力達到13.8%。這表明，游客心理類型在風險信息內容與安全遵守行為的關系中具有非線性調節作用，H5a得到支持。其中，風險信息內容對保守型游客的安全遵守行為影響力最強，中間型游客次之，冒險型游客最弱。

表5 游客心理類型在風險信息內容與安全行為間的調節效應

進一步來看，在不同組別的游客心理類型中，風險信息內容對安全參與行為的影響系數和調整R2均存在顯著差異。具體來說，冒險型游客組別的影響系數為0.331，保守型游客組別的影響系數為0.267，中間型游客組別的影響系數為0.220。此外，冒險型游客組別風險信息內容的方差解釋能力達到15.2%，保守型游客組別風險信息內容的方差解釋能力達到8.8%，中間型游客組別風險信息內容的方差解釋能力達到8.0%。這表明，游客心理類型在風險信息內容與安全參與行為的關系中具有非線性調節作用，H5b得到支持。其中，風險信息內容對冒險型游客安全參與行為影響力最強，保守型游客次之，中間型游客最弱。

如表6所示，在不同組別的游客心理類型中，風險信息觀察對安全遵守行為的影響系數和調整R2均存在顯著差異。具體來說，保守型游客組別的影響系數為0.629，冒險型游客組別的影響系數為0.531，中間型游客組別的影響系數為0.400。此外，保守型游客組別風險信息觀察的方差解釋能力達到45.8%，冒險型游客組別風險信息觀察的方差解釋能力達到29.7%，中間型游客組別風險信息觀察的方差解釋能力達到19.9%。這表明，游客心理類型在風險信息觀察與安全遵守行為的關系中具有非線性調節作用，H5c得到支持。其中，風險信息觀察對保守型游客安全遵守行為影響力最強，冒險型游客次之，中間型游客最弱。

表6 游客心理類型在風險信息觀察與安全行為間的調節效應

進一步來看，在不同組別的游客心理類型中，風險信息觀察對安全參與行為的影響系數和調整R2均存在顯著差異。具體來說，保守型游客組別的影響系數為0.449，冒險型游客組別的影響系數為0.443，中間型游客組別的影響系數為0.318。此外，保守型游客組別風險信息觀察的方差解釋能力達到23.4%，冒險型游客組別風險信息觀察的方差解釋能力達到22.5%，中間型游客組別風險信息觀察的方差解釋能力達到12.8%。這表明，游客心理類型在風險信息觀察與安全參與行為的關系中具有非線性調節作用，H5d得到支持。其中，風險信息觀察對保守型游客安全參與行為影響力最強，冒險型游客次之，中間型游客最弱。

5 結論與討論

5.1 研究結論

本研究基于保護動機理論，探索了風險情境下風險信息對游客安全行為的影響，并分別檢驗了風險感知和保護動機在上述影響中的中介效應，以及Plog游客心理類型的調節效應。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不同內容屬性的風險信息對游客安全行為的影響存在類別差異。結果表明，風險信息內容僅對游客的風險感知、安全遵守行為具有影響；而風險信息觀察對游客的風險感知、保護動機、安全遵守行為、安全參與行為均具有影響且效應值均大于風險信息內容。其中，“風險信息內容→保護動機”“風險信息內容→安全參與行為”兩條路徑不顯著，可能的原因在于：風險信息內容本身與游客關聯度不高，難以喚起游客的保護動機及安全參與行為。因此，相比于風險信息內容本身（風險信息內容），觀察到別人為降低風險采取的行為措施而獲得的信息（風險信息觀察），對于激發游客的安全行為更為直接且高效，因為當游客觀察到周圍環境其他個體正在做降低風險的措施時，意味著自身即將或已經面臨風險，更容易做出安全行為以規避風險。這一研究結論與現有研究觀點一致（Wood et al.，2012；Liu et al.，2017），同時也回應了風險信息與風險感知關系的研究（王治瑩 等，2018），并完善了Fisher等（2018）對于保護動機驅動因素的研究。

第二，風險感知、保護動機在風險信息對游客安全行為的影響過程中具有多重中介作用。結果表明，風險信息能夠通過風險感知與保護動機兩個因素形成鏈式中介最終作用于游客安全行為，這表明風險信息對游客安全行為的影響中存在內在逐級傳導強化的過程。此外，風險感知在“風險信息→安全行為”路徑中不具有單中介作用，這與Liu等（2017）研究結論一致。然而，保護動機在“風險信息→安全行為”路徑中具有單中介作用，這恰好說明了保護動機在“風險信息→安全行為”關系中具有關鍵作用，這一研究結論與現有研究觀點一致（Wang et al.，2019a），這是對保護動機形成機制的應用拓展，同時也是對風險感知、保護動機后果機制的拓展與運用。

第三，Plog 游客心理類型在風險信息對游客安全行為的影響中存在非線性調節作用。具體來說，在“風險信息內容→安全遵守行為”“風險信息觀察→安全遵守行為”的影響路徑中，保守型游客的主效應最強，這表明保守型游客厭惡風險、思想保守拘謹的心理特點對安全遵守行為起最大的支撐作用。在“風險信息內容→安全參與行為”的影響路徑中，冒險型游客的主效應最強，這表明冒險型游客自信外向、熱衷冒險，其較強的積極性與自主性的心理特點對安全參與行為起最大的支撐作用，這與Wang等（2019b）的研究觀點一致，冒險型游客更傾向于采取更多的安全行為。然而，在“風險信息觀察→安全參與行為”的影響路徑中，保守型游客的主效應最強?？赡艿脑蛟谟冢罕Ｊ匦陀慰托袨樾⌒闹斏?，出于自我保護的原因對于風險信息的觀察力最強，處事過程循規蹈矩、更加容易根據周圍游客所采取的安全措施做出相應的安全參與行為，這一新的發現是對“風險信息→安全行為”響應機制的重要補充?？傮w上，Plog 游客心理類型在風險信息對游客安全行為的影響中具有內在支撐作用。

5.2 理論貢獻

第一，本研究運用保護動機理論探索了風險信息影響游客安全行為的中介過程機制，為分析風險信息對游客安全行為的驅動機制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目前，已有研究多關注風險情境下個體如何采取保護自身安全的應對策略和行為響應（Jeuring et al.，2013；Liu-Lastres et al.，2018；Wang et al.，2019a），忽略了風險感知和保護動機在風險信息與游客安全行為關系中可能發揮的重要作用?；谶@一理論缺口，本研究建構并驗證了風險感知和保護動機在風險信息對游客安全行為影響路徑中發揮的多重中介作用，應用拓展了保護動機理論的適用場景，豐富完善了風險信息對游客安全行為影響過程中的中介機制（Liu-Lastres et al.，2018；Fisher et al.，2018），同時為風險情境下游客安全行為的引導和調控提供了理論依據。

第二，本研究驗證了Plog 游客心理類型在風險信息影響游客安全行為過程中的調節效應，依據Plog游客心理類型劃分解釋了不同類型游客的行為反應差異，為分析風險信息的差異化作用機制和邊界條件提供了實證案例和理論依據。目前，已有研究關注不同心理類型對個體意愿、行為的差異（Weaver，2012；Wang et al.，2019b），但鮮有研究將Plog游客心理類型作為調節變量探索其在風險信息傳播、個體行為反應過程中的作用機制。本研究結合“人-境”互動論的觀點（Mischel et al.，1995），驗證了Plog 游客心理類型在風險信息作用過程中的調節效應，揭示了不同心理類別游客對風險信息的認知評估差異和行為決策差異。因此，本研究拓展了Plog 游客心理類型的場景應用范疇，也拓展了“人-境”互動論在旅游風險研究中的應用范圍。同時，本研究區分了在個體因素驅動下不同類型游客的認知行為反應，有助于深化旅游目的地風險傳播理論。

5.3 管理啟示

第一，傳播精準風險信息內容，拓展游客信息內容層次。風險信息內容對于游客安全行為有著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因此，旅游管理部門和互聯網在線運營平臺都應將風險信息內容作為風險溝通過程中的重要一環來進行管理，進而更好地加強游客的風險感知、保護動機，最終促進游客在旅游過程中的安全行為。特別是在風險情境下，應及時披露相關風險信息內容，不夸大其詞也不虛假宣傳以保證信息內容的真實有效性，并能多渠道傳遞風險信息內容，同時應加強對風險信息內容監測，建立風險信息傳播平臺，強化游客的溝通交流過程，可依托互聯網平臺提升游客對風險信息內容的接收度，這將促進游客旅游活動過程中的安全行為。

第二，系統宣傳風險應對舉措，強化游客信息觀察水平。風險信息觀察對于游客的保護動機響應更為直接且全面。然而，游客的信息觀察無法通過外在措施來改變，只能夠通過加強風險應對舉措的宣傳力度，從側面強化游客的風險信息觀察。因此，政府公眾管理平臺及相關旅游平臺應該大力宣傳應對風險的相關舉措，譬如，借助互聯網平臺宣傳正確應對風險的方法，播放他人在旅游活動過程中相關的個人保護措施與安全行為，這有助于增強游客風險信息觀察能力。

第三，區分游客心理類型，進行差異化的旅游安全教育。Plog 游客心理類型在風險信息對游客安全行為的影響中具有調節作用。因此，旅游企業和旅游主管部門在對游客進行風險信息傳播與安全知識普及的過程中，應充分考慮游客的心理類型特征，針對不同心理類型的游客提出具有針對性的傳播策略，以促進游客在旅游活動過程中主動強化自身安全保障。譬如，通過微信小程序、旅游APP對游客進行心理類型測試，以區分游客心理類型，同時針對不同心理類型游客推送個性化安全知識教育內容，以提升游客在旅游過程中的安全行為。

5.4 研究局限與未來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本研究僅探討了風險信息對游客游中安全行為的影響機制，考慮到安全行為可以進一步拓展到旅游前行為（準備行為）和旅游后行為（反饋行為）（吳藝娟 等，2017），未來研究應考慮風險信息對不同旅游階段游客安全行為的影響機制。第二，本研究主要基于保護動機理論中的威脅評估效應進行研究，并未考慮應對評估在風險信息與游客安全行為關系中的作用，而它是游客認知中介過程的重要一環（Wang et al.，2019a），未來可考慮應對評估在模型中的中介影響力，以進一步明確風險信息的行為預測力。第三，未來研究可針對不同心理類型的游客采用隨機抽樣調查，增強研究結論的科學性與普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