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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的人口學畫像
——基于47位大學校長的分析

2024-01-17 09:37程斯輝
關鍵詞:大學校長校長學校

程斯輝

(湖北大學 師范學院,湖北 武漢 430062)

大學校長是新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歷程中的關鍵人物,著名大學校長是其中關鍵之關鍵。研究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不僅具有總結回顧著名大學校長群體特征之意義,還具有弘揚教育家精神,發掘培養教育家型校長的參考價值。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是在新中國著名大學中出任過校長的人物,是新中國著名大學中為學校發展、乃至為新中國高等教育事業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積極貢獻的校長。如表1所示,我們選擇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①擔任過著名高校校長的馬寅初、蔣南翔、吳玉章、陳望道、劉伯承、陳垣、李達、匡亞明、蘇步青、劉佛年、朱九思、唐敖慶、錢令希、潘承洞、謝希德、李國豪等47位校長作為研究對象。他(她)們人格高尚,在校長任上提出的辦學主張既有獨特性又符合規律性,其作為產生了“外溢”效應,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對學校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或在改革開放初期,或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有所建樹,是其主政大學“關鍵的”“重要的”校長,是極具代表性的新中國教育家型校長。

表1 47位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的具體情況

從廣義上講,人口學在探究人口變量的同時,還研究人口變量和社會變量、經濟變量、政治變量、生物變量、遺傳變量、地理變量等其他變量之間的關系。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的人口學特征,主要涉及年齡、性別、籍貫等自然變量,宗教、民族、語言、兼職等社會變量,職業、行業、收入等經濟變量,受教育程度、學歷、學位、專業等教育變量,以及黨派、任職經歷等政治變量,這五個方面對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的成長、成才、成功,對他們立德、立功、立言,對他們治學、治校、治教都有著基礎性的影響。本研究從自然變量、社會變量、經濟變量、教育變量、政治變量五方面深描47位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的人口學畫像,以呈現新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史上關鍵人物的形象,洞見新中國高等學校校長群體的整體面貌,形成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校長真實客觀且科學的認識。

一、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的自然畫像:自強不息的奮斗者

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的自然畫像由性別印記、時代印記、地理印記與年齡印記組成,他(她)們是自強不息的奮斗者。

(一)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的性別印記:男校長當先、女校長已嶄露頭角

從性別來看,在47位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中,僅復旦大學校長謝希德與上海外國語學院院長王季愚為女性,其他45位校長均為男性,男性大學校長占比達95.7%,占據著絕對的多數。由于傳統價值觀對兩性角色的定位,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時間整體較男性更晚,女性校長的職業發展也更為艱難。以王季愚、謝希德為代表的著名女性大學校長的出現,從一個側面顯示出中國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成績,也代表著女性校長群體正以女性獨特的人性魅力與治校風格影響著任職學校、乃至中國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

(二)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的時代印記:生長在亂世卻不忘立志救國救民

從生卒年月來看,如圖1所示,有13位大學校長生于20世紀之前,分別為19世紀70年代1位、80年代3位、90年代9位;有34位大學校長生在20世紀之后,分別為20世紀00年代16位、10年代13位、20年代3位、30年代2位。80.9%的大學校長出生時間集中在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前10年,經歷過舊中國的羸弱與窮困,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成長為堅定的愛國者與積極的新中國建設者。如謝希德從懂事起就目睹中國人民拮據潦倒的經濟生活與動蕩不安的政治環境,中國人民抗爭不屈的精神與有識之士挽救國家危亡的愛國思想給她以時代的感染力和強大的學習動力。少年時期經歷過家庭變故和社會動蕩的楊石先發奮苦讀,“始終以最嚴肅的態度對待學業和鍛煉身體,其余一概置之不問”[1](P2),立志成為科學家,希望來日承擔家庭責任,救國于水火。

圖1 47位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的出生年份

在舊中國的社會背景下成長起來、在新中國建立之初出任著名大學的校長,他們有著挽救民族危機、振興國家的濃烈情懷,他們懷抱著科學救國、教育救國、革命救國的理想;在災難深重的舊中國里無論是反對北洋軍閥、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還是反抗外國列強尤其是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他們對中華民族的復興充滿期望,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救國與建設事業充滿信心;他們始終將個人命運與民族命運聯系在一起。

(三)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的地理印記:生長環境艱苦但銳意進取

從籍貫來看,47位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共涉及15個省市,其中最多的屬江蘇籍與浙江籍校長,分別有13位與8位,說明江浙一帶風氣最為開放,教育氛圍濃厚,為新中國輸送了一大批優秀人才。其次四川籍校長有6位,湖南、河南、廣東籍校長分別有4位、3位與3位。78.7%的校長生長在中國江浙、川湘、豫粵等地小城,江浙銳意開拓、川湘堅韌頑強、豫粵務實進取的區域精神養成他們改變命運、追求進步、積極向上的性格特征與不甘平庸、愈挫愈奮的責任擔當,對他們在校長任上克服困難、建功立業、追求卓越無疑有著積極影響。如生于湖南湘鄉的軍事家型校長陳賡,雖戰功卓著,卻平易近人,在創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的過程中,陳賡院長發揚吃苦耐勞、英勇頑強的精神,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克服了無數艱難困苦,只用了短短的幾年時間就在一片荒地上建起了一座現代化大學城,并積極跟蹤國內外教育科技發展前沿與軍事技術發展前沿,以敢想敢闖敢干、不懼風險的精神為我國國防科學研究作出極大貢獻。

(四)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的年齡印記:年齡偏長但老驥伏櫪

從任職時的年齡來看,47位校長任職時的年齡偏長,在47位大學校長的57次任職經歷中,校長平均任職時的年齡為60歲,61.4%的校長任職時的年齡在50歲到69歲之間。據統計,其中任職時的年齡在40歲以下的校長有1位,40到49歲的有10位,50到59歲的有17位,60到69歲的有18位,70到79歲的有8位,80歲及以上的有3位。在新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前17年,即從1949年到1966年間,有的出任大學校長時,其年齡已是花甲,馬寅初1951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是69歲,陳垣1952年出任北京師范大學校長時是72歲,吳玉章也是72歲出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許崇清出任中山大學校長時是63歲。在高等教育的撥亂反正和恢復過程中,也有一些德高望重的科學家臨危受命出任大學校長,如1978年蘇步青出任復旦大學校長時是76歲,周培源1978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時也是76歲。當然,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群體中也不乏部分得力的中青年校長,如蔣南翔在39歲時就入主清華大學肩挑校長重擔,周榮鑫與屈伯川分別就任浙江大學校長與大連工學院院長時,也只有41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彼時高等教育事業需要德高望重的校長主持學校發展大業。如作為“新中國的第一個新型正規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擔負著培養社會主義建設干部的重要任務,建校伊始,政府就任命年屆72歲的吳玉章為第一任校長,領導學校的創建與發展工作。1977年底,急需復校的中國人民大學,黨中央又任命81歲的成仿吾為校長,69歲的郭影秋為黨委第二書記兼副校長,攜手主持中國人民大學繁重的復校任務。新中國的高等教育發展狀況促使一批德高望重的校長主持學校大局,這些年長者以自己崇高的辦學理想與堅定的教育價值判斷指導著學校的發展,成為動蕩變化社會中穩定學校發展的砥柱。

二、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的社會畫像:與時俱進的革命者

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的社會畫像由民族印記、社會地位印記、社會閱歷印記組成,他(她)們是與時俱進的革命者。

(一)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的民族印記:漢族校長為主、少數民族亦有杰出代表

從民族來看,除南開大學校長楊石先為蒙古族,其他46位校長全部為漢族,漢族校長占比97.9%,占據絕對優勢,少數民族校長鳳毛麟角。這是由于長期歷史環境的影響,民族地區教育發展相對落后,導致在較長一段歷史時期少數民族大學校長較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以楊石先為代表的著名大學少數民族校長的出現,展現出我國對少數民族高等教育人才的重視。

(二)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的社會地位印記:已有很高社會聲望但樂于奉獻教育

從社會地位來看,大部分校長曾擔任過重要的社會職務,具有很高的社會聲譽。如北京大學校長丁石孫曾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大學校長袁寶華曾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全國職工教育管理委員會主任、中國企業管理學會會長等;北京大學校長周培源曾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九三學社主席、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復旦大學校長蘇步青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

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不僅與政府保持著良好的關系,在社會上也具有很高的聲望與地位,且樂于奉獻教育,這使得在學校發展的關鍵時期,校長能夠盡己所能爭取政府對學校的支持,爭取社會對學校的資助來維持學校的生存與發展。如作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二次創業的領軍人,嚴濟慈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關鍵發展節點的有力支持者。在國家高等教育采取重點發展政策時期,嚴濟慈利用自身在科技界的地位和國家領導人的身份,排除各種干擾力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發展,擴大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在科技界和教育界的影響力,使學校順利進入國家重點建設高校行列,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也借此機遇通過一系列改革創新獲得長足發展。這些在社會具有較高地位與影響力的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本身就是學校的優質資源,是促進學校發展的關鍵力量。

(三)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的社會閱歷印記:社會閱歷豐富、辦學治校富有智慧

從社會閱歷來看,吳玉章、李達、林迪生、劉伯承、華崗、劉介愚等校長在出任高校校長前,有著豐富的革命或革命教育經歷。這些飽經世故的校長在漫長的革命或革命教育經歷中形成了堅定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對他們在辦校治學中對教育事業的基本判斷,對學校發展的基本規劃都有著重要影響。如在少年時期就立志要“做點有益于人有益于國的事情”的吳玉章,一生堅持革命,堅持辦教育,堅持“做好事”。他在20多歲時是戊戌變法維新運動的支持者,30多歲時是辛亥革命首義之舉的領導者,50多歲時是中國新文字運動的推動者,70多歲時是中國人民大學的創建者。當時雖然年高體弱,但憑借著義士的無畏與文人的執著,吳玉章在國家百廢待興、學校辦學條件極其簡陋又充滿變數的時代,仍然圓滿完成了中國人民大學的創建和發展任務,“使這所‘新中國的第一個新型正規大學’培養出了一大批國家急需的行政管理、經濟工作和理論工作人才”[2]。有元帥教育家美譽的劉伯承19歲就懷著富國強兵的宏愿,參加響應辛亥革命的學生軍投入到民主革命中,自此開啟長達半個世紀的輝煌戎馬生涯。長時間的革命活動與軍旅生活鑄就了他高超的軍事智慧與戰略眼光,使他在主持軍事院校的過程中提出“治軍必先治?!薄爸涡R欢ㄒ獓馈薄耙杂柧殲橹行摹薄爸匾曑娛驴茖W研究”等真知灼見,為建立我國各軍兵種高級指揮院校,形成完整的軍事院校體系,推進軍隊正規化、現代化作出了杰出貢獻。

這些有著豐富社會閱歷的革命家或革命教育家掌校后不負眾望,成為辦學治校的管理專家。如華中工學院院長朱九思,大連工學院院長屈伯川,在吉林大學、南京大學擔任過校長的匡亞明,華中師范學院院長劉介愚,蘭州大學校長林迪生等,在大學管理上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同時也給主政的學校留下了注重學校管理的好傳統。如曾任華中工學院院長的黃樹槐所言,“朱九思同志把學校建設與發展的框架搭好了,基礎奠定了,方向明確了,我們沒搞什么新的,只是添磚加瓦、調整鞏固、充實提高而已”[3]。也正是這些擅長學校管理的治校專家,他們在治校辦學的過程中把制度管理與民主管理結合起來,把教師管理與學生管理結合起來,把教學管理與科研管理結合起來,把校內管理與對外開放結合起來,把對師生的政治要求與業務要求結合起來,把改善辦學條件與提倡艱苦辦學結合起來,因而在他們擔任校長的歷史階段,學校的發展做到了穩定有序而又充滿活力。

三、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的經濟畫像:艱苦樸素的育人者

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的經濟畫像由職業印記與經濟待遇印記組成,他(她)們是艱苦樸素的育人者。

(一)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的職業印記:歷經多種職業但看重為學從教角色

從任職前的工作經歷來看,47位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在任職前或是教師,或是學校管理者,或是革命干部,都與教育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系,都最看重自己為學從教角色。部分校長在出任高校校長前是資歷深厚的教師,有著豐富的教育教學經驗,對教育教學有著獨到的見解與堅持。如葉培大曾任天津北洋大學電機系教授,李達先后在武昌中山大學、上海法政學院、上海暨南大學、北平大學等校任教,孟憲承先后在東南大學、圣約翰大學、光華大學、清華大學等校任教,潘承洞曾到北京大學、山東大學任教,王亞南曾在暨南大學、中山大學、廈門大學、清華大學任教。其中部分校長不僅有在高校的從教經歷,還有在中小學的教學經歷,這種在不同類型學校的從教經歷對他們日后治校辦學有著深刻的影響。如劉佛年曾任西北大學副教授、湖南國立師范學院教授、復旦大學教授,在此期間還在家鄉湖南醴陵的開明中學和攸縣臨時中學教了兩年英文。這段寶貴的中學教學實踐使他在就任華東師范大學校長后一直關注中小學教育,他對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科的系列改革以及成立教育科學學院的目標之一就是為中學輸送高水平的師資力量,并身體力行積極推動中小學教育質量的提高。陳垣先后教過私塾、小學、中學、大學,創建過廣州光華醫學專門學校、北京孤兒工讀園、北京平民中學,將一生投入到祖國的教育事業中。后來作為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陳垣對師范教育極為關心,針對當時輕視人民教師工作的社會氛圍,他以自身經歷鼓勵青年,“記得我第一次教書,是在六十年以前,那時我才十九歲。那時中國的教育,還極不發達,我開始去教書,也談不到有什么從事教育工作的志愿。最初到幾個地方教書,都是由于躲避清朝反動統治者的搜捕,以教書為暫時棲身之所。開始時教蒙館,后來教過小學、中學、大學,而在幾十年教書的過程里,使我深深的愛上了這個工作”[4]。

部分校長在出任高校校長前曾擔任過一校之系主任、教務長、副校長或校長,有著豐富的學校管理經驗。如馬寅初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前曾任北京大學經濟學系主任、教務長,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浙江大學校長等;周培源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前曾任清華大學教務長、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副校長;陳望道出任復旦大學校長之前曾任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校務委員會主任。其中還有一批直接在本校積累了多年管理經驗的校長,他們對學校有著深厚的感情,對學校的發展情況與管理工作更為熟悉,就任后更易適應校長角色,更能有所作為。如潘承洞研究生畢業后被分配到山東大學數學系任助教,先后任山東大學數學系主任、數學研究所所長、副校長、校長;母國光因成績優秀和工作需要,提前在南開大學物理系畢業并留校任教,先后出任南開大學物理系副主任、主任,現代光學研究所所長、副校長、校長。

還有少數校長在出任高校校長前曾有從政經歷,擔任過革命干部或政府高官。如郭影秋曾任中共銅山工委書記、八路軍山東縱隊挺進支隊政委、中共湖西地委書記、第二野戰軍十八軍政治部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出任云南省省長。這些具有從政經歷,在不同時期擔任過革命干部或政府重要職位的校長在職期間持續關注教育,對教育事業抱有十分的熱情。正如不當省長當校長的郭影秋所言:“我對教育工作很有興趣也很有感情,與高級知識分子交朋友,同他們打成一片,既能為國家培養出大量的高級建設人才,又能增長自己的知識。這是多么有意義的工作?!盵5]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我國教育事業缺乏領導干部的時候,他們挺身而出“棄官從教”,他們治校主政后也更能體會治教興學對新中國建設與發展的重要作用,更能站在全局高度指導學校發展。

(二)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的經濟待遇印記:雖待遇較優渥但為師生艱苦自己

從經濟待遇來看,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在任職前后都有較高的工薪收入,但他們在辦學治校中切實為師生著想,平易近人,沒有官架子,他們嚴格要求自己,從不以校長之職權謀個人和家人之私利。如按照復旦大學校長的行政級別,特別是她患有腿病狀況,謝希德上下班本可以有小轎車接送,但她卻堅持與教師一同乘坐客車。蘭州大學校長林迪生長期從工資里拿出錢來資助學生完成學業,自己卻過著非常簡樸的生活。四川大學校長戴伯行以“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為座右銘,生活儉樸,穿布衣,吃粗飯,在住房、用車、家屬安置上從不提特殊要求。華中師范學院院長劉介愚一貫嚴以律己、寬以待人,謙虛謹慎、廉潔奉公,從不利用職權謀求任何私利,從不居功自傲。王季愚擔任上海外國語學院院長多年,一直粗茶淡飯、布衣布鞋,從不講究個人享受,也不計較個人得失,廉潔奉公、生活簡樸有口皆碑?!拔母锍跗谕跫居薜募冶怀?除了書籍、筆記本外,只有舊衣服和布鞋,一件值錢的東西都沒有。她的工資不低,但很大一部分都用來接濟其他同志和他們的子女”[6]。她認為學校領導人保持艱苦樸素的生活工作作風,比開多少次會,做多少次報告都管用。這些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在工作、生活上,在管理過程中、與師生的交往中、與外部關系的協調中,都能克己奉公,能將師生利益、學校利益、國家利益置于中心位置并為之奮斗。他們以身作則、嚴于利己、造福師生的無私奉獻精神使他們得到了師生衷心的支持,在師生中贏得崇高地位。

四、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的教育畫像:治教有方的大先生

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的教育畫像由受教育程度印記、受教育學科專業印記、學術地位印記組成,他(她)們是治教有方的大先生。

(一)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的受教育程度印記:受教經歷完整、眼界開放包容

受教育程度包括最高學位、就讀學校與留學經歷。從最高學位來看,有馬寅初、周培源、蘇步青、謝希德、唐敖慶等13位校長獲得博士學位,占比27.7%;有孟憲承、陳鶴琴等人獲得碩士學位。雖然由于客觀條件限制,獲得碩博學位的校長占新中國大學校長群體的少數,但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或是受到革命實踐的歷練,或是留學海外師從大家,他們積累的真才實學與人生智慧已經超越了學位承載的一般意義。對于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來說,有無高學歷并不影響他們治教辦學獲得師生的支持與敬佩。

從就讀學校與留學經歷來看,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群體可分為中方文化主導型和中西文化兼容型兩類。中方文化主導型校長在國內學習與生活,沒有出國留學經歷,以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陳垣、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南京大學校長郭影秋、浙江大學校長周榮鑫、山東大學校長華崗、四川大學校長戴伯行等13位校長最為典型,占比27.6%。這類校長是在中方文化的熏陶下,在中華大地的革命實踐中成長起來的。

中西文化兼容型校長既有在國內接受完整基礎教育或高等教育的背景,更有留學西方或在國外學習的經歷。其中,有17位大學校長在國內接受基礎教育,同時又畢業于國外著名高校,占比36.2%,如馬寅初、周培源、謝希德、潘菽等8位校長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加州理工學院、麻省理工學院、芝加哥大學等美國高校,陳望道、蘇步青、許崇清、彭康4位校長分別畢業于日本中央大學、東北帝國大學、東京帝國大學,李國豪、錢偉長、屈伯川等5位校長分別畢業于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的高校。還有北京大學校長丁石孫、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吳玉章、廈門大學校長王亞南、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郭沫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院長劉伯承、天津大學校長吳詠詩等17位校長雖畢業于國內高校,但有一段時間的留學經歷,占比36.2%,他們或進修,或訪學,或考察,這種中西文化兼容的特點,是他們治教辦學能夠把握規律,站得高、看得遠的重要原因。

這些具有多種教育背景的校長就任后特別注重開放溝通,強調學科與學科、專業與專業、學校與學校、學校與社會之間的溝通,重視國際之間的交流。尤其是那些有過國外發達國家留學經歷的校長,對于開放辦學,趕超世界高水平大學有著積極的追求。如復旦大學校長謝希德在治校過程中非常重視辦學的溝通聯系,提出要發揮綜合性大學多學科的優勢走學科“內聯”之路,與部分城市“外聯”建立科研生產聯合體;鼓勵學校教師走出去,邀請國外知名專家學者走進來,加強師資的國際交流。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嚴濟慈在任時也十分重視并致力于拓展我國科技領域和高教領域同國際間的交流合作,他認為中科大要成為高水平的教學與科研重點大學,必須面向世界開放辦學。正是在這些具有開闊胸懷與高遠視野校長的主政下,我國高等教育才能在改革開放后快速發展,走出國門,不斷縮小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

(二)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的受教育學科專業印記:雖有專攻但注重文理兼通

從受教育學科專業來看,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涉及的領域較多,有經濟學、物理學、數學、文學、史學、法學、教育學、哲學、心理學、化學等。他們都是學識淵博的學術大師,如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廈門大學校長王亞南是著名的經濟學家,復旦大學校長陳望道、上海外國語學院院長王季愚是著名的語言學家,武漢大學校長李達、西北大學校長侯外廬、交通大學校長彭康是著名的哲學家,華東師范大學校長孟憲承、劉佛年、南京師范學院院長陳鶴琴、西北師范學院院長李秉德是著名的教育學家,南京大學校長潘菽是著名的心理學家。還有一批著名的科學家,如復旦大學校長蘇步青、北京大學校長丁石孫、山東大學校長潘承洞是著名的數學家,南開大學校長楊石先、吉林大學校長唐敖慶是著名的化學家,北京大學校長周培源、上海大學校長錢偉長、復旦大學校長謝希德、中國科技大學校長嚴濟慈等是著名的物理學家,同濟大學校長李國豪是著名的橋梁專家,南開大學校長母國光是著名的光學專家,北京郵電大學校長葉培大是著名的光通信專家。

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大都文理兼通,如任職東北師范大學、山東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成仿吾校長習讀兵科,又精通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文學,是著名的無產階級教育家、社會科學家、文學家和翻譯家;北京師范大學的陳垣校長習醫出身,又精通歷史,是杰出的歷史學家。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的學術專長未局限在某一領域,而是在多個領域都有所建樹,這也使得他們就任校長后眼光能夠更長遠,更全面,并非局限于某一學科治教,而是對學校全盤謀劃,以學校的整體發展為上。

就校長受教的學科專業與任職學校的對應關系來看,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綜合性大學的校長受教育學科專業較廣泛。如復旦大學著名校長中既有專攻法學的陳望道與精通數學的蘇步青,還有研究物理學的謝希德,南京大學著名校長中既有主攻心理學的潘菽,也有精通文史的匡亞明。而對于專業性強、特色突出的大學,校長的專業專長與任職學校展現出了較好的對應關系,如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的院長分別由具有軍事學背景的劉伯承、陳賡擔任,華東師范大學、南京師范學院、西北師范學院分別由具有教育學背景的孟憲承、劉佛年、陳鶴琴、李秉德等人主校,上海外國語學院的院長由具有外語背景的王季愚擔任。此種不同類型學校與校長學術專長的特色搭配不僅有利于綜合性大學綜合性的延展,也有利于特色性大學特色性的鞏固。

(三)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的學術地位印記:是學術精英但辦學治教依然謙遜

從職稱來看,在47位大學校長中,有丁石孫、謝希德、潘菽等26位校長擁有教授職稱,占比55.3%。另外,共有22位校長獲得院士榮譽,占比46.8%。其中,馬寅初、蘇步青、陳垣、郭沫若、嚴濟慈5位校長曾當選1948年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周培源、潘菽、史紹煦、潘承洞、楊石先等14位校長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吳玉章、陳望道、李達、王亞南、侯外廬5位校長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還有謝希德、唐敖慶、母國光、錢偉長等6位校長同時擁有國內與國外科研院所頒發的多個院士頭銜,如復旦大學校長謝希德于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88年當選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1990年當選為美國文理科學院外籍院士。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是各自領域的學術精英,不僅教學水平受到師生、學校的認可,其學術造詣也代表國內最高水平,獲得國際廣泛贊譽。

這些在國內乃至在國際上有影響的學術大師與著名科學家主持校政,以他們對學術、對教育的精深認識和獨到理解,在新中國高等教育曲折發展的過程中,始終堅持著大學要以教學質量提高、人才培養為根本,能堅持著大學應有的學術研究與知識創造,能堅持著大學培養人才與科學研究的結合,盡可能地堅持著辦學治校應遵循的規律。這些學識淵博的學術大師深知人才培養規律與學術規律,重視思想領導與模糊管理。他們以對大學使命、大學責任、人才培養的認識來引領教職員工的教育教學工作、管理服務工作,引領學生的學習與修煉;在日常管理中保持一定的模糊性、彈性,使教職員工、學生有一定的自主空間,注意為教職員工和學生創造寬松的工作與學習環境。如北京大學校長丁石孫不僅尊重教師,尤其愛護包容學生,在治校辦學過程中隨時聽取他們的意見。丁校長與人談話、研究工作,總是想辦法讓對方把意見表達充分,對別人的意見他從不輕易否定,而是認真地找出合理的成分。他通過各種途徑了解學生的需求和意見,常常直接跟學生對話。在學生們的印象里,他總是穿一件洗得發白的藍色或灰色衣服,騎一輛舊自行車,穿行在校園里。有人想找他說話,直接把他的自行車攔下來就是。他當了多年校長,學校里沒有人認為他是校長,誰都不怕他,他們都敢說、敢批評。他所追求的理想的校長狀態是不要管太多,不要高人一等,要創造條件,讓大家自由發展。

五、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的政治畫像:立場堅定的愛國者

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的政治畫像由政治立場印記、任期印記、出任方式印記組成,他(她)們是立場堅定的愛國者。

(一)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的政治立場印記:與黨攜行、立場堅定

從政治立場來看,47位大學校長中,馬寅初、孟憲承這2位校長屬無黨派人士,錢偉長、葉培大、李秉德、許崇清這4位校長為中國民盟成員,蔣南翔、吳玉章、成仿吾等40位校長為中共黨員,黨員校長占比85.1%。如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陳垣青年時代就投身反清斗爭,一生與時俱進,1959年以79歲的高齡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嚴濟慈1980年申請入黨時也已79歲高齡。還有周培源、丁石孫、陳望道等分屬九三學社、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促進會的7位校長后陸續加入中國共產黨,少部分未入黨的校長也與中國共產黨保持著良好的關系與密切的聯系。如先后出任浙江大學與北京大學校長的馬寅初雖是無黨派人士,但卻是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如他自己所說,自1939年開始“無時無刻不與共產黨在一起”[7]。

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作為堅定的革命者,他們政治家的頭腦對他們辦學治校有著深刻的影響。這類校長辦學目的明確、目標高遠,他們把革命性滲透在辦學過程中,在辦學治校中注意繼承和發揚革命傳統,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堅持辦學為人民群眾、工農大眾服務的方向,認真貫徹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與接班人的教育方針。如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和黨的早期成員之一,陳道望主持復旦大學期間,始終和黨組織保持著親密融洽的關系,自覺堅持黨的領導,忠誠于國家教育事業,保證復旦大學不偏向、不離心,一直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尊重黨的領導、依靠黨的支持是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治校辦學的一個共同特點,也正因為有黨的正確指引與有力支持,這些著名大學校長在建國之初條件簡陋的情況下能夠很快打開辦學局面,辦出體現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大學。

(二)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的任期印記:長期堅守、謀劃長遠

從任職年限來看,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多為長任期型,在47位大學校長的57次任職經歷中,校長平均任職年限為9.1年,64.9%的校長任職年限在6年及以上。如圖2所示,任職年限1到5年的有20位,任職6到10年的有19位,任職11到15年的有6位,任職16到20年的有10位,任職21到25年、26到30年的分別有1位。其中任職年限最長的是鐘師統,他在1953年至1982年間擔任北京體育學院院長長達29年,其次為陳望道,他在1952年至1977年間擔任復旦大學校長25年,郭沫若也擔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20年,還有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吳玉章、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陳垣、華東師范大學校長孟憲承、上海外國語學院院長王季愚、廈門大學校長王亞南、大連工學院院長屈伯川、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山東大學校長潘承洞、中山大學校長許崇清、交通大學校長彭康等,他們的校長任期都在十年以上。

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在任時間較長有助于他們對學校進行長遠規劃,指導學校持續發展,也有助于校長實踐自己的教育理想。如吳玉章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的17年里,確立了正確的辦學指導思想和方針,創立了適合中國建設與發展需要的教育理論和教學方法,奠定了光榮的傳統和優良的校風,使得中國人民大學成為新中國高等教育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一面旗幟。屈伯川在大連工學院創建初期就旗幟鮮明地提出,要將學校辦成新型的正規化大學,為祖國建設培養出又紅又專的高級專門人才。經過多年悉心經營,大連工學院在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工作中卓有建樹,學校取得的一系列科技成果為國家經濟文化建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正是這些校長在任上長時間的作為與奉獻切實推動了學校的發展與新中國高等教育事業的進步。

圖2 47位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的任職年限

(三)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的出任方式印記:方式多樣、不拘一格

出任方式包括任命、調任、轉任、升任、兼任等形式,任命為政府直接指派,調任為校長在校際間的流動與調整,轉任主要有學校黨委書記轉任校長,以及省長、副部長等政府官員轉任校長這兩類,升任即一校副校長晉升為校長,兼任則是擔任政府或社會重要職務的政要名流同時出任某校校長。在47位大學校長的57次任職經歷中,有25次屬政府直接任命,6次為調任,16次為升任,8次為轉任,2次為兼任,多數校長的出任方式為任命和升任,少部分為調任、轉任或兼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高等教育起步及高等教育重振等關鍵時期,政府一般都采取直接任命的形式,選派學識淵博、經驗豐富、資歷深厚的校長擔當建?;驈托4笕?。在社會較為穩定的時期,大學校長的出任方式呈現多樣化的發展趨勢,有郭影秋、周榮鑫、孟憲承、鐘師統從政府部門轉任為高校校長,有朱九思、戴伯行、江隆基、劉介愚從黨委書記職位轉任為校長,形成政治家型校長辦學的獨特風格;有馬寅初、成仿吾、匡亞明、李達、王季愚等校長由一所高校調任到其他高校,在多所學校留下辦校治學的佳話;還有袁寶華、郭沫若等特許情況的兼任。特別是改革開放后,周培源、蘇步青、謝希德、唐敖慶、葉培大等多位校長從本校副校長職位升任校長,成為一批在本校土壤上成長起來、能與學校發展最大程度契合的著名大學校長。

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任命方式多樣、不拘一格。值得注意的是郭影秋、周榮鑫這兩位從政府部門轉任的校長代表。從云南省省長轉任為南京大學校長后,郭影秋在外界的新奇與疑惑聲中,以實際行動把南京大學治理得有條有理,成為一位深孚眾望的大學校長。周榮鑫時常強調政治工作要與業務工作結合,以便最有效地加強黨對教育工作的領導。他入職浙江大學后以身作則,在學校講授建筑學,以深厚的理論修養和豐富的實踐經驗引得教授們刮目相看,得到大家的熱切信任與支持。這些擁有教育情懷的革命家、政治家成為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既是新中國人才選拔制度的進步,也證明了多途徑選拔大學校長的可行性。

總的來說,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是自強不息的奮斗者,是堅定的愛國者,是與時俱進的革命者,是學識淵博的學術大師,是擅長辦學治校的管理專家,他們為新中國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他們為解決當時時代提出的教育問題、為完成當時社會發展需要的人才培養任務進行了實實在在的有成效的探索,他們為我們留下了許多符合教育教學規律、符合辦學規律的主張,他們就是新中國教育發展史上的教育家。從人口學視角考察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是研究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需要開展的基礎性工作,受制于資料條件限制,本研究中還有一些具體變量沒有涉及,如校長的待遇問題值得考察但未進行?;诖?我們將繼續深入地開展新中國著名大學校長研究。

注釋:

① 選擇作為研究對象的著名大學校長時有兩條時間原則,一是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于中國著名高校出任的校長,二是其在2019年及其之前離世。

② 參見各校官網上歷任領導欄標示的具體任職時間。

③ 中國民主同盟。

④ 1956年5月至1966年6月擔任清華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

⑤ 1952年至1958年擔任東北師范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1958年至1964年擔任山東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1978年7月至1983年6月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1983年6月至1984年5月任中國人民大學名譽校長。

⑥ 1957年至1963年擔任南京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1963年4月至1969年9月擔任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1978年7月至1983年6月擔任中國人民大學黨委第二書記,1985年6月至1985年10月任中國人民大學名譽校長。

⑦ 1985年9月至1988年5月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兼黨組書記。

⑧ 1955年5月至1963年5月擔任吉林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1963年至1966年、1978年至1982年擔任南京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

⑨ 中國民主促進會。

⑩ 1953年6月擔任華中工學院黨組書記,1955年6月擔任華中工學院副院長,1960年底擔任華中工學院黨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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