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視閾下航運業企業發展方式綠色化轉型

蔣元濤 于雅群

(上海海事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上海 201306)

一、引言

氣候變暖和環境污染是影響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減少溫室氣體和污染物排放成為全人類的共識(Burke 和Do，2020)[1]。 中國政府在應對碳排放和全球氣候變化問題方面一直采取積極有效措施，制定各種政策鼓勵傳統產業進行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倡導發展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和循環經濟。 黨的二十大報告對綠色發展提出進一步的要求，指出“要實施全面節約戰略，發展綠色低碳產業，倡導綠色消費，統籌產業結構調整、污染治理、生態保護、應對氣候變化，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 據統計，交通領域排放的污染物和溫室氣體占到全社會排放量總量的30%，其中航運業作為國民經濟基礎性行業，承擔著國際貨物貿易90%以上的貨運份額，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巨大，屬于綠色技術創新和碳減排的重點部門。

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IMO)在2018 年通過了全球首個溫室氣體減排戰略，計劃在2050年之前國際航運業至少降低50%的溫室氣體排放，該戰略的升級版處在制定和即將頒布階段(章強、陳舜，2022)[2]。 航運業面向國際市場的特點，決定了其必須遵守國際標準框架，為了達到IMO 航運業碳強度指標規則的要求，航運業企業需要通過綠色技術創新和低碳設備改造，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使用清潔或者零碳能源而實現綠色化發展(Wan 等，2018)[3]。 從現實情況來看，雖然碳減排已經引起高度重視，低碳設備、替代燃料和綠色技術也正促進航運綠色變革，但航運業企業實現綠色化轉型發展仍然面臨困境。 從企業內部看，綠色化發展要求航運業企業更新設備、使用節能燃料、優化作業流程等，企業面臨調整、統籌和適應新業務流程等不確定性風險；從企業外部看，航運綠色發展的設備投資和運營優化，大幅提高運營成本，迫使航運業企業把成本向客戶轉嫁而導致運費價格上漲，不利于參與國際航運市場競爭。

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為航運業企業解決上述困境提供新思路。 數字化基礎設施可以降低信息不對稱，提高政府環境監管效率，還可以優化產業結構、提升綠色技術創新，從而有利于綠色轉型發展(劉傳明、馬青山，2020)[4]。 鑒于數字化對綠色化發展的促進效應，2022 年11 月，中央網信辦、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生態環境部、國家能源局聯合印發通知，在10個地區開展數字化綠色化協同轉型發展綜合試點，重點在數字產業綠色低碳發展、傳統行業雙化協同轉型、雙化協同政策機制構建等方面探索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 對航運業企業來說，通過數字化提升運營效率和自動化水平，增強碳排放信息披露的透明度，推動航運碳市場交易，有利于航運業企業實現發展方式綠色化轉型。 IMO 秘書長林基澤(2022)[5]認為，大數據、人工智能和物聯網等新一代數字技術是改善環境績效、促進航運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需要在所有國家的航運和港口全面推行數字化轉型方案。 基于此，本文從數字化視閾分析中國航運業企業發展方式綠色化轉型，探究數字化在此過程中的影響效應和作用機制，對中國乃至全球航運業推動數字化綠色化協同發展提供啟發。

二、文獻述評

與本文相關的研究文獻包括三類:一是關于航運業數字化的研究；二是航運業綠色化的研究；三是航運領域數字化和綠色化關系的研究。

關于航運業數字化的研究。 數字化不是某一時點的技術突變而是具有階段性，經歷信息化、數字化和智能化的發展過程，基礎和起點是信息化，三個階段呈現互相支持和相互促進的關系。 孫育平(2021)[6]從系統化視角將企業數字化分為四個階段:業務流程在線化、業務系統模型化、數據支撐平臺化、創新驅動數據化。 因此，數字化不代表企業最終的數字戰略布局安排，而是信息化戰略的拓展提升過程，強調構建數字生態系統以及利用數字技術持續性改造企業經營管理模式。 對航運業企業而言，航運業數字化是將數字或者數據這一全新要素與航運業務的融合，利用數字技術不斷變革航運經營管理模式以應對內部和外部的挑戰。 航運市場的國際化特點依賴跨國多方合作，具有業務分布范圍廣和數據處理量大等特點，使得航運業企業高度重視航運安全和監管，致力于推動航運信息化和數據化以加強跨國合作，因此，數字化對航運業企業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劉偉軍，2020)[7]。

在航運安全和監管方面，圍繞海事服務集的電子導航(E-Navigation)系統受先進數字技術的支持而獲得巨大成功，以不斷提升岸基與船載用戶信息交流效率為目標，基于E-Navigation 的海事服務理念仍然在持續完善(王勇、周聞，2017)[8]。 在航運信息化和數據化以促進跨國性的多方合作方面，數字化對航運業的影響更具有深遠性。 一方面，數字化提高航運業企業內部不同業務的協作效率，緩解跨國部門的信息不對稱，不僅減少人員冗雜，降低溝通成本和人力成本，而且以巨量信息為基礎的數字系統提高航運業企業對國際市場的風險感知力(郭勝童、徐凱，2021)[9]。 另一方面，基于數字化的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等新業態有助于加強產業內競爭，加快資源要素在全球范圍的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從而提高企業決策的效率和正確率。 快速發展的在線交易平臺，打破傳統交易的時空限制，客戶服務和資源配置的范圍不再受到國界的限制(余文濤、吳士煒，2020)[10]。

關于航運業綠色化的研究主要圍繞港航物流的能效管理、綠色技術應用以及綠色政策等三個方面。 在港航物流能效管理方面，船舶作為大宗商品的運載工具，被認為是目前最不受管制的空氣污染源之一，其排放控制已經到了不可忽視的地步，因此，IMO 面向營運船舶制定船舶能效運營指數(energy efficiency operation index， EEOI)，該指數反映了船舶航行運輸過程中單位運輸工作量所排放的CO2。 船舶能效監測是能效管理的基礎，當前國內外船舶能效管理仍然以離線分析為主，基于數字化技術的以動態、在線和自主化為特征的智能監測和評估正處在快速發展階段。 鎮璐等(2020)[11]認為以岸電設備、自動化集裝箱碼頭等為代表的綠色技術為港航減排做出巨大貢獻，企業通過優化航運網絡設計、船舶營運規劃等節約能源或燃油從而助推碳減排。 稅收政策在調節碳排放領域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對港航企業征收碳稅以減少碳排放是目前最普遍的綠色政策(王鋒等，2023)[12]。 對班輪公司征收碳稅，可以把碳排放量轉為碳排放環境成本，推動企業優化集裝箱航線的配船策略。 但是，高碳稅政策給中國港航企業帶來一定損失，綠色運營能力成為衡量航運業企業競爭力的重要因素之一，需要從數字化等多角度、全方位考慮航運業綠色化發展(Sareen 和Haarstad，2021)[13]。

在航運數字化和綠色化的關系方面。 數字化提高航運業企業的工作效率，在要素交換流通過程中具有低排放的特性，因此，數字化有利于航運環境改善。 陳曉紅等(2021)[14]研究發現，以智能傳感、云計算和物聯網等技術為代表的數字技術有望重塑能源系統，通過提高能源采集效率與在線互聯程度，推動能源供給環節實現集約化、數據化、精細化，為能源生產和開發提供安全可靠的技術支持。 李治國等(2022)[15]認為政府干預是解決碳排放強度問題的重要手段，環境規則政策在其中發揮傳導影響。 而數字技術在碳足跡、碳匯等領域的深度融合可以推動污染行業實現數字化監測，通過精準計量與預測排放量，有效提升政府的監督效率，不僅有助于直接或間接減少碳排放量，也能對碳交易市場提供技術支持。 碳交易鼓勵企業主動進行節能減排，政府可以更好地了解能源市場整體趨勢和價格波動情況，頒布定價、交叉補貼和稅收等不同方式控制能源供應總量，從而有利于實現低碳減排目標。 數字產業利用數字技術的滲透和衍生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促進傳統產業向智能化、綠色化發展，同時提高產業附加值，減少能耗和碳排放(謝云飛，2021)[16]。 此外，由數字技術驅動的新商業形式還可以轉變消費觀念，重塑能源商業模式，助力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實現。

由以上文獻梳理可以看出，已有研究對航運業低碳發展現狀、航運安全和監管問題、數字化對航運業綠色發展的影響等方面進行了深入而廣泛的探討，圍繞數字化和綠色化的關系以及航運領域的雙化發展等也有積極探索，但仍然存在不足:一是無論政策法規還是理論研究，航運領域數字化和綠色化的研究以定性分析為主，對數字化影響航運業企業綠色化轉型缺乏基于上市公司公開數據的實證檢驗分析。 二是缺乏從地理空間分布等航運業企業異質性層面，探求數字化影響航運業企業綠色化轉型差異性的研究。 三是對于航運領域數字化影響綠色化轉型的作用機制分析，在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等方面的文獻也比較少見。 基于此，本文在系統回顧航運業碳排放國際規則和碳減排面臨的困境基礎上，從三個方面系統梳理了航運業數字化和綠色化的研究現狀，根據相關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對數字化影響航運業企業綠色化轉型的直接關系和間接關系進行了理論假設分析，運用滬深A 股航運業上市公司數據，構建面板數據模型，考察航運業在數字化和綠色化發展中雙化協同的作用關系，以期提高雙化協同發展政策的有效性，加快推動航運業高質量發展。

三、研究假設

(一)數字化對航運業企業綠色化轉型的直接影響

航運業綠色化轉型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動力能源結構。 液化天然氣(LNG)曾經作為低碳燃料在航運業積極推廣，并吸引大量社會投資進入，但是，與零碳燃料相比LNG 經濟成本高，只能帶來很少甚至不能帶來環境績效，因此無法實現長期碳減排目標。 國際能源署發布的有關報告指出，雖然清潔能源是國際航運綠色化轉型的有效方案，但相關技術依賴國際合作以及大規模投資，需要較長時間的探索和開發。 而氫能源、氨能源等可替代清潔能源的供應量有限，且使用成本遠高于傳統化石能源。 因此，需要尋找新的綜合性方案才能破解航運業綠色化轉型面臨的困境。 數字化要素的環境友好性、運行低碳性等特征決定了其對綠色轉型具有賦能作用，可以在航運業企業綠色發展中發揮意想不到的價值。

數字化對航運業能源利用效率有積極影響。 隨著以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為代表的現代信息通信技術的迅速發展和廣泛應用，以及基于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為依托的“新消費”“新零售”和“新制造”等商業模式不斷涌現，數字化逐漸滲透到企業節能減排乃至經濟綠色發展的各方面(鄧榮榮、張翱祥，2022)[17]。 對航運業企業來說，基于大數據分析的深度學習和決策輔助功能，對各種能源要素的供需情況、使用狀態、運送過程等環節進行優化配置和實時監控，最大程度避免能源浪費和產能過剩(范愛龍等，2020)[18]。 數字化平臺還可以為航運業企業提供公開透明的能源價格、產量、數量等信息，幫助企業節約能源成本，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另外，基于數字化的“碳排放”“碳捕捉”等新技術日漸興盛，直接降低航運業企業的絕對碳排放強度，有利于企業實現綠色化發展。

數字化對航運業運營效率有促進作用。 航運業作為連接生產、運輸、消費的生產性服務業，涉及貨主、買家、船方、港口等多方面，整個運作過程異常復雜。 運輸不同貨物依賴不同船型，不同船型的利益相關者、裝卸儲存等方面也大相徑庭(Xiao 等，2021)[19]。 一方面，航運業企業通過數字化技術，能夠利用數字基礎設施所具有的互聯、共享特性，整合產業鏈各類信息資源，緩解數據采集、存儲、開發和利用等方面存在的信息碎片化和不對稱等問題(Sanches-Gonzalez 等，2019)[20]。 另一方面，利用數字化技術，航運業企業能夠統籌安排運輸路線、優化船型組合，將包括采購、財務、人力資源、管理、經營、客戶等價值鏈數據匯聚到數字化系統，進一步整合到航運業企業共享平臺，不僅可以洞察業務規律、提升效率，而且可以據此進行決策和規劃重組，實現生產過程的高效推進，從而有利于綠色化發展(Markus 和Teuteberg，2017)[21]。 據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數字化有利于航運業企業綠色化轉型發展。

(二)數字化對航運業企業綠色化發展的間接影響

航運業企業綠色化轉型不僅要求企業內部整合資源消耗與制造系統的相關信息，更要求產業鏈上下游企業交流綠色化發展的經驗，尤其是綠色技術領域的知識整合和共享。 僅依靠航運業企業固有的技術方案及在單一技術領域內的知識積累難以高效完成綠色化轉型過程(于飛等，2019)[22]。 數字化帶來的信息共享效應和知識整合效應，能夠促進企業進行創新研發，航運業企業綠色創新水平也會相應地提高(宋德勇等，2022)[23]。

航運業企業作為服務國際貿易的生產性服務業，主要關注國際航運市場競爭，自身具有創新基礎薄弱、能源利用效率低、信息傳導滯后等特征，嚴重制約綠色技術創新。 首先，數字化發展能夠降低航運業企業的信息搜尋成本，擺脫信息不對稱帶來的決策陷阱和研發誤區，快速投入綠色創新開發過程中，數字技術的智能化、低成本和共享性等特點，為企業綠色創新提供新要素、營造新環境，有利于推動綠色專利研發(王鋒正等，2021)[24]。 其次，數字化有助于生產經營過程，營造有益于技術創新的企業文化與生態環境，數字化強調企業內部創新的重要性，有效提高企業員工創新意識，引領企業組織架構和技術資源配置向有益于技術創新的形態變遷(易露霞等，2021)[25]。 對航運業企業來說，濃厚的低碳環保氛圍傳遞影響到上下游企業，形成外溢效應，推動全行業進入綠色創新驅動發展進程。 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2:數字化通過推動綠色創新促進航運業企業綠色化發展。

經濟結構變動影響能源消耗量，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將會逐步淘汰依賴能源的傳統工業產業，在降低能源消耗的過程中，引導能源消費從傳統高碳能源向低碳甚至零碳能源轉變，從而推動傳統產業企業向綠色化轉型發展。 進入數字化新時代，我國經濟增長逐步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產業結構加快由資源、勞動和要素密集型向創新和數字驅動型轉移，高耗能高排放的工業制造業不斷向綠色低碳的服務業升級。

對航運業企業來說，數字化會如何通過影響產業結構升級而促進綠色化轉型發展? 一方面，航運業在國際貨物貿易中扮演著重要的服務角色，從需求側來看，批發零售、國際貿易和供應鏈體系等行業正在加速數字化轉型，數字貿易與數字服務已然成為貿易服務的新引擎(胡熠、靳曙暢，2022)[26]，從而對航運業提出更高的服務標準，航運服務的高效、精細、敏捷和柔性是客戶的新需求，倒逼航運業企業通過數字化轉型提升航運服務品質，以減少無效服務或者重復運輸，進而降低能源消耗(易子榆等，2022)[27]。 另一方面，數字化技術與智能制造、工業4.0和電子信息等高新技術產業融合，催生新興數字產業的發展，使得經濟增長減少對傳統大宗商品貿易的依賴，產業結構向數字化、精細化和綠色化轉型(張杰等，2022)[28]。 國際貿易的大批量、高附加值貨物增加，絕對運輸量顯著降低，從而降低能源消耗。 據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3:數字化通過推動所在地產業結構升級促進航運業企業綠色化發展。

四、研究設計

(一)變量界定

綠色化和數字化研究一直存在數據可獲得性困難的問題，導致相關研究偏理論定性分析，為此，文本分析方法在定量測度方面開始受到高度關注。 為了對數字化、綠色化開展嚴謹的定量分析，學者們在高度凝練相關概念的基礎上，對定量測度方法進行了有益探索。 本文參考趙春琳和范英杰(2021)[29]的基于年報分析的文本測度法，認為數字化和綠色化作為新時代企業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方向，特征信息容易體現在企業具有總結和指導性的年報中，其中的詞匯用法、數量頻率等能夠反映企業戰略特征和未來前景，一定程度上體現企業所推崇的經營理念以及在這種理念引導下將會選擇的發展路徑。 因此，本文從滬深A 股航運業相關上市企業年報中涉及“數字化”和“綠色化”的詞頻來對兩個變量進行定量測度。

1.被解釋變量:航運業企業綠色化發展水平(LNGC)。 只有理解、包容和接受生態環保并融合在企業文化中，企業才會真正關注生產過程資源節約、可持續創新、生產率以及利益相關者需求。 因此，提取年報中有關綠色、生態、低碳、節能減排等詞匯的詞頻，通過文本分析法得到企業綠色化發展程度的綜合指數，以測度航運業企業綠色化發展水平。 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誤差影響，將其+1 后取對數。

2.解釋變量:航運業企業數字化綜合指標(LNDIG)。 數字化不僅指的是業務和信息的數字化，更是利用最先進的數字技術和硬件系統促進生產手段和生產過程的數字化，從而達到增質提效的最終目的。 具體到航運業企業，主要依靠“數字科技技術驅動”來改造、提升原有業務技術體系和船舶運營生產的數字化程度。 這種變革依賴于關鍵核心技術的布局和發展，其中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區塊鏈(Block Chain)、云計算(Cloud Computing)、大數據(Big Data)等“ABCD”技術構成了數字化的核心底層技術架構。 通過關鍵詞的配對、篩選的方法，并結合趙宸宇等(2021)[30]的數字化轉型詞表，在上市航運類企業公布的年度報告中提取相應的與數字化相關的關鍵詞詞頻，測度企業的數字化水平。 由于不同航運業企業數字化程度不同，為盡量減少誤差，在各企業詞頻基礎上加1 后取對數，構造航運業企業數字化綜合指標。

3.控制變量。 除了上述的核心解釋變量，為了提高研究精度，本文加入系列控制變量，具體見表1。

表1 變量定義與說明

4.中介變量。 選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和企業所在城市的產業結構兩個指標。 本文采用綠色專利申請數的對數來度量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LNIE)，采用企業所在城市的第三產業產值與第二產業產值比值來衡量所在城市的產業結構(INS)。

(二)模型構建

為驗證數字化對航運業企業綠色化轉型的影響，本文構建以下面板數據模型:

其中，i 代表企業，t 代表年份，LNGC 代表航運業企業綠色化轉型程度，LNDIG 代表企業數字化綜合指數，Conit代表一系列控制變量，ui代表個體效應，vt代表時間效應，μit代表隨機誤差。

(三)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7-2020年在A 股上市的航運相關企業為數據收集樣本，上市公司數據來自國泰安金融經濟數據庫(CSMAR)、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CNRDS)以及各上市公司年報，城市層面數據選自各城市統計年鑒。 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詳見表2。 2007-2020年，滬深A 股航運業上市公司的綠色發展程度LNGC 均值為1.5740，標準差為1.0708，最大為4.3820，最小為0，表明不同上市公司之間的綠色化發展程度差異不大。 但是不同航運業企業之間的綠色創新水平差異非常大。 數字化綜合指標LNDIG 的均值為0.8278，標準差為1.1019，最大值為4.4886，最小值為0，各個航運業企業數字化水平之間的差異較大，表明現階段不同企業數字化重視程度、投資力度和應用情況大不相同。 利潤率PA 的平均數為1.2705，標準差為11.6885，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別為-24.9585和247.7404，不同企業之間的利潤率差別非常大。 不同城市之間產業結構和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不大，這主要是因為航運業企業普遍在東部沿海城市，第三產業和數字化水平都比較發達。

表2 描述性統計

五、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一)數字化對航運業企業綠色化發展的直接影響

對公式1 進行基準回歸，為了避免靜態面板數據可能具有的異方差和序列相關等問題，采用F 檢驗和Hausman 檢驗對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進行篩選，最終選擇個體固定效應模型。 表3 是基準分析結果。 列(1)-(3)沒有加控制變量，無論是列(1)的隨機效應分析結果，還是列(2)的個體和年份雙向固定或者列(3)的僅個體固定的情況下，數字化的系數均為正，表明數字化對航運業企業綠色化發展起到正向促進作用。 考慮到企業規模、資產負債和所在地數字經濟程度等都有可能影響航運業企業綠色化轉型，因此列(4)(5)加入控制變量，在增強模型解釋力的情況下，列(4)的個體和年份雙向固定以及列(5)的僅個體固定檢驗結果均顯示，數字化水平系數均為正，進一步驗證了數字化對航運業企業綠色化發展有顯著正向推動作用，假設H1 得到證實。 這說明數字化所催生的以數據信息為基礎要素的新興經濟形態，由于在一定經濟規模上依然保持邊際收益遞增，以及所具有的低排放特性，使得數字化確實能夠對航運業企業發展方式綠色化轉型具有賦能作用。 雖然納入控制變量集后，數字化回歸系數有所降低，這是由于在納入控制變量后，部分影響航運業企業綠色化發展的因素被控制變量吸收所致，但顯著性依舊保持不變。

表3 基準回歸分析結果

(二)穩健性檢驗

為進一步增強實證結果的可信度，對核心變量進行重新界定，選取數字技術、3D 打印、機器學習、B2B 等共六大類、56 種與數字化相關的詞頻種類，比本文選取的數字化相關詞頻種類豐富，因此，將上述研究的數字化測量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 回歸結果表明，無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數字化的回歸系數仍然為正，進一步說明數字化對航運業企業綠色化發展起到正向作用，再次證實假設H1，說明研究結果具有穩健性。

(三)內生性檢驗

為避免出現雙向因果和一些不可觀測因素引致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用工具變量法作內生性檢驗。 選擇企業所在城市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作為數字化的工具變量，一方面，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能夠很好地反映出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狀況，而經濟發展良好與否與企業是否有意識、有能力進行數字化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企業所在城市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與其他擾動項不存在直接關聯。 因此，城市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這一變量滿足工具變量相關性及外生性的特點，利用其進行兩階段最小二乘回歸(2SLS)。 回歸結果顯示，無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數字化對綠色化發展的影響均顯著為正，表明在考慮內生性問題后，上述假設依舊穩健。

(四)異質性分析

考慮到地區差異性，將企業所在城市地理位置分為南方地區和北方地區。 結果顯示數字化對南方地區和北方地區航運業企業綠色化發展均起到正向作用，但是對北方地區航運業企業綠色化發展影響更大。 原因可能有兩個方面:第一，北方地區航運業企業數字化進程稍顯落后，仍處于可以享受數字發展紅利的階段，因此，較小的數字化應用都會給航運業企業綠色化發展帶來明顯作用，而南方地區航運業企業所處地區數字化水平較高，良好的數字基礎設施降低數字化的邊際貢獻。 第二，北方地區航運業企業綠色化發展空間相比南方地區更大，數字化作為當前影響綠色化發展較為重要的因素，對北方地區航運業企業綠色化發展的影響相比較而言更大。

六、進一步的機制分析

(一)模型建立

為了深入解釋數字化對航運業企業綠色化發展的影響，本文采用中介效應模型開展進一步的機制分析。 根據前文研究假設，數字化可以通過綠色創新效應和產業結構升級效應影響航運業企業綠色化轉型發展，據此本文建立如下中介效應模型:

其中，式(2)檢驗綠色創新的中介效應，若式(2)中LNDIG 的系數β1為正，且式(4)中γ1、γ2的系數均為正，則表明綠色創新發揮了部分中介效應；同理式(3)檢驗企業所在地產業結構升級的中介效應，若式(3)中LNDIG 的系數ω1為正，且式(5)中ρ1、ρ2系數均為正，則表明數字化可以通過優化所在地的產業結構，進而促進綠色化發展進程，在這一過程中企業所在地產業結構升級同樣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二)中介機制檢驗

表4 列(1)(2)為綠色創新的中介效應檢驗，列(1)中數字化系數顯著為正，說明數字化能夠促進航運業企業綠色創新水平，列(2)的結果表示數字化能夠通過影響綠色創新進而影響航運業企業綠色化發展，并且數字化系數小于基準回歸，表明綠色創新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一定程度存在“數字化水平提高綠色創新增強推動航運業企業綠色化發展”的傳導機制，假設H2 得到證實，數字化在提升航運業企業綠色創新以推動綠色化轉型發展方面具有積極潛力。表4 列(3)(4)為產業結構升級的中介效應檢驗，列(3)中數字化系數顯著為正，說明數字化能夠促進航運業企業所在地的產業結構升級。 列(4)表明數字化通過影響所在地產業結構升級進而影響綠色化發展，存在“數字化水平提高所在地產業結構升級推動航運業企業綠色化發展”的傳導機制。 假設H3 得到證實。

表4 中介效應檢驗

七、研究結論和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以2007-2020 年滬深A 股航運業上市公司為樣本，實證檢驗數字化對航運業企業發展方式綠色化轉型的直接影響，分析企業地區分布的異質性效應，進一步挖掘綠色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的中介效應。 實證結果發現:第一，數字化可以顯著促進航運業企業綠色化轉型發展，經過多重穩健性檢驗后，上述結論依然成立；第二，根據企業所屬地區的異質性分析來看，由于北方地區存在數字化發展紅利和綠色化發展空間較大兩個原因，數字化對北方地區航運業企業的影響比南方地區更大；第三，進一步的機制分析發現，在數字化影響航運業企業綠色化轉型發展過程中，存在通過增強綠色創新和所在城市產業結構升級兩條中介路徑。

(二)政策建議

“雙碳”目標是我國“十四五”時期乃至未來較長時期內的重點工作，數字化與綠色化協同發展在實現“雙碳”目標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為加快推動航運業企業數字化水平而實現發展方式的綠色化轉型，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數字要素作為新時期推動企業發展的新動能，宏觀層面需要引導企業實施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推進建設數字企業、智慧企業，鼓勵研發主體加大對5G、人工智能和區塊鏈等新一代數字技術的研發力度，充分釋放數字技術紅利。 航運主管部門應該制定切實有效的政策，積極引導航運業企業投資綠色技術創新，通過稅收和補貼等財政工具，頒布相關標準和規范，支持企業利用數字化進行綠色創新的積極性，扎實推動企業綠色化轉型發展。

第二，航運業企業需要深刻思考數字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生產運營、能耗管控和供應鏈等各個環節加強數字技術應用，打破傳統經營模式的信息壁壘，構建從數據采集、數據分析到數據應用的數據全生命周期生態體系，通過數字化實現企業內外部知識信息的開放共享，以充分發揮數字化推動綠色化轉型發展的賦能作用。 從航運產業角度來看，未來要健全、統一行業內的數字化標準，實現數字技術在產業內全要素、全價值鏈的應用，推動數字化與綠色化深度融合，助推“雙碳”目標實現。

第三，為了提高數字化對綠色化發展的正向影響效應，不同地區的航運業企業需要根據實際情況分類施策，北方地區的航運業企業要提高對數字化的重視度，把數字化全面融入生產經營活動中，南方地區的航運業企業要依靠自身和所在地成熟的數字化體系以及人才、技術集聚優勢，深度挖掘數字化對綠色化發展的賦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