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來五溪之地研究述略

黃秀健

（西北民族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甘肅 蘭州 730106）

五溪之地以今湘西為主體，是湘黔渝鄂地區的一個特定地理單元，從地理上看，它是被雪峰、武陵兩大山系隔絕的相對獨立的自然帶，以山地地形為主，高山峻嶺、溝壑叢生，沅水及其支流貫穿全境，將五溪境內各區域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五溪之地，古屬荊州，戰國時先后屬楚國與秦國的黔中郡，漢時屬武陵郡，三國往后一直沿用“五溪”名稱。在這一地區，聚居著諸多民族，各民族之間相互交往、交流、交融，五溪各族人民在這一區域息息相生、代代繁衍。

五溪之地是我國重要的民族聚居區。從20世紀80年代起，關注五溪之地及相關問題的研究成果不斷涌現。本文擬先通過分類統計的方式對五溪之地的研究進行階段性考察，對五溪之地的現有研究成果、主題研究、歷時性變化進行分類統計，然后再分類分析現有研究成果。據筆者不完全統計，以“五溪”作為題名以做專題研究的論文有68篇，專著有4部，論文集1部?，F將研究成果統計如下，見表1、表2。

表1 各時段五溪之地研究成果數量統計

表2 各時段五溪之地研究論文的研究內容分布統計

通過以上兩表可知，20世紀80年代是五溪之地研究的發端期，關注點主要在于考證“五溪”的地望與支流及五溪地區與中央王朝的互動。90年代是五溪之地研究的成長期，關注點主要在于對五溪地區的文化類型進行闡述。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五溪之地研究與前兩個時期相比，呈現下滑趨勢，這一時期主要集中在對五溪文化的形成路徑的研究。21世紀第二個十年是五溪之地研究的蓬勃發展時期，論文大量涌現，有專著2部、論文集1部，論文中以文化方面的研究占多數，深化并拓展了五溪文化的研究，對建筑、音樂、宗教信仰、風俗等均有論述。21世紀第三個十年因為才進入不久，所以五溪之地的研究論文偏少，僅有4篇，主要為央地互動、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綜上可知，五溪之地研究初期，主要是為了解決五溪之地的地望與五溪支流的問題，這是五溪之地研究的基礎，即在空間上給五溪之地劃定范圍，在此之上，進而對五溪地區與中央王朝的互動、五溪地區的經濟、文化結構、宗教信仰、風俗等展開研究，深化了五溪之地研究的深度與廣度。但目前學界對于五溪之地的研究依舊有不足之處，如關于五溪地區與中央王朝的互動、五溪地區的經濟發展、五溪地區的交通發展、五溪地區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對欠缺。

一、“五溪之地”的地望研究

“五溪之地”的地望研究是研究五溪地區的基礎，學界對其進行專題研究集中于20世紀80年代與90年代，其中關于五溪之地的地望分為兩種觀點，即五溪之地位于沅水中游說與五溪之地位于沅水中上游說。

（一）五溪之地位于沅水中游說

陳致遠在《“五溪”地望說異》中指出：“漢代的‘五溪’之地，恐只限于今沅水中游一帶，并且主要是在中游右岸（或曰中游西部）一帶地域，今上游之無水、渠水、巫水皆非‘五溪’之屬?！保?］其認為西漢乃至魏晉時期，“五溪”之地為沅水中游之區域，并從《后漢書·馬援傳》《后漢書·南蠻傳》《水經注·沅水》等文獻中對“五溪蠻”與中央王朝的戰爭地點及相關遺跡進行分析而得出這一結論。該文肯定了五溪之地位于沅水區域，對五溪之地的地望研究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但其缺乏對“五溪”名稱來源的考釋，在對五溪之地的地望考證過程中多從五溪地區與中央王朝的戰爭地點角度展開，忽略了中央王朝勢力進入五溪之地具有漸慢、逐次的特點以及五溪之地尚未與中央王朝有接觸。新編《瀘溪縣志》1987年省州評議稿亦云：“五溪都在今瀘溪境內。熊溪在今譚溪（即古雄溪，今丹青河），樠溪在縣南石榴坪蘭村（即蠻村）的蠻溪，后改太平溪。酉溪在縣北八十坪，今仍名酉溪，武溪源自武山（今花垣）在縣城南出口。瀘溪地盤，東漢時屬沅陵的武陽、上就兩鄉，縣南部分地屬辰陽縣管轄?！雹俎D引自：張永安.武陵“五溪蠻”的“五溪”考述［J］.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4）：11-18.此說認為五溪之地限于今瀘溪縣境內，也認為“五溪”的五條河流在瀘溪縣境及附近，即五溪之地位于沅水中游區域。此說將五溪地理范圍更為縮小化，僅有一縣之范圍，與五溪的歷史地位極不相符。

（二）五溪之地位于沅水中上游說

在《試論武陵、五溪的區別及五溪蠻的分布》一文中，王瑞蓮認為：“以西漢武陵郡論之，充縣、零陽在澧水流域。另外，延江水（今烏江）的中游也在武陵郡內。除此之外的武陵郡內的其他區域才是五溪地區，即沅水流域?！保?］結合西漢時武陵郡的治域可知其認為西漢時沅水中上游廣大區域為五溪之地，該文又依據《隋書·地理志》所載得知“沅陵郡下設有五縣，即：沅陵、大鄉、鹽泉、龍剽、辰溪，均分布在沅水中上游的五溪地區”［2］，從而指出——“唐代，五溪地區設有朗州、辰州、巫州、錦州、溪州、業州（也叫鶴州或獎州）等州”［2］，進而得出“五溪地區是指整個沅水流域，并不局限于五條溪水的范圍，但又不包括兩漢時期武陵郡的全部轄區”［2］之結論?！段逑U記事》中提到：“五溪蠻首之洪江苗，又名雄溪苗，雄溪蠻……縣境巫水，古稱雄溪，典籍列為五溪之首，故又稱‘雄溪蠻’……東漢建武二十三年（47年）十月，辰溪（今辰溪辰水）、雄溪（今洪江巫水）、氵舞溪（今黔城舞水）、朗溪（今托口渠水）等‘五溪蠻’酋長相單程，率武陵五溪蠻起義，為‘渠帥’?！雹谵D引自：談雅麗，周偉.洪江：一張拜帖開啟的古城敘事［J］.中國三峽，2019（6）：30-35.此處將雄溪列為五溪之首，可知雄溪流域應為五溪腹地，又提及的四條溪水均在沅水上游，故其認為五溪之地為沅水中上游，且以上游為核心。吳述裕在《試論五溪文化與武陵山片區文化高地建設》中認為：“‘五溪’之地域大致包括現今湖南懷化市、湘西州、貴州銅仁、黔東南、渝東南以及鄂西、湖南邵陽的部分縣市。沅水的五條主要支流俱在懷化境內匯入，懷化處于五溪地域的中心地帶?！保?］該文也持沅江上游為五溪之地核心地帶的觀點。

《舊唐書》中記載高力士于肅宗上元元年（760年）被流放巫州（今洪江市），留詩《詠薺》：“兩京作芹賣，五溪無人采。夷夏雖不同，氣味終不改?！保?］4579《五溪蠻圖志》認為五溪之地的地域范圍為“東至沅陵，南至會同，西至松桃，北至桑植，東南至寶慶，東北到澧縣，西南到靖縣，西北到川、鄂?！保?］61翁獨健在《中國民族關系史綱要》一書中對“五溪蠻”的釋義為：“因居于武陵郡的五條溪水（雄溪、樠溪、酉溪、無溪、辰溪）而得名?！保?］167結合地圖可知，五條溪水中有四條在沅水上游，只有一條在沅水中游，故而可知翁獨健認為的“五溪蠻”活動范圍在沅水中上游，以上游為核心?！吨袊蟀倏迫珪分幸蔡岬健扒貪h時，居住在武陵郡（今湘西、黔東及鄂西南邊緣地區）……其地有雄、樠、辰、酉、武五溪，故又有‘五溪蠻’之稱”［7］111，認為五溪之地為湘西、黔東、鄂西南接壤之區域。陳天俊在《“五溪蠻”地區的社會結構與經濟形態》一文中認為：“東漢以后的‘五溪蠻’，分布在今湖南的湘西州、黔陽地區大部、邵陽地區西南部和貴州的黔東南州東部、銅仁地區東部以至四川的酉陽、秀山一帶，即沅江流域的一大片地區?！保?］王燕玉的《五溪名實辨》一文提到——“樠、酉、辰、雄、氵舞五溪，長短曲直錯出，聯絡在鄂、川、黔、湘四省交界接壤地，共涉二十三縣?！保?］鄭英杰的《湘西文化源流再論》中認為：“湘西作為中部地區的五溪蠻地?！保?0］以上研究者均認為五溪之地為沅水中上游區域。

持“五溪之地位于沅水中游說”者多從五溪之地與中央王朝的接觸角度論證五溪之地的范圍，這一觀點局限于從中央王朝對五溪地區的了解程度來判定五溪地理范圍，即從外部視角審視五溪地區，忽略了五溪地區存在的自然性與客觀性，在封建社會的前期與中期，中央王朝對五溪之地的了解僅限于交通較便利、經濟較發達之地，未深入五溪之地的腹地。持“五溪之地位于沅水中上游說”者拓寬了五溪的地理范圍，較為符合五溪之地的歷史事實，但這一觀點過度重視對沅水上游地區的考述而忽視了沅水中游地區，多數學者認為五溪之地大部分位于沅水上游地區，只有小部分處于沅水中游地區，且基本沿沅水一線展開，這不利于準確認識五溪之地的地理范圍

五溪原作為一個地理概念，進而引申為族群概念。其作為地理概念時，當以境內流量較大流程較長之河流而得名，流程短流量小之河流則當不是。其作為族群概念時，則是境內諸多族群的總稱，與中央王朝進行交流互動的族群僅為一個部分而非整體。五溪不論作為地理概念還是族群概念，其地理范圍必不僅限于沅水一線，沅水左側的廣大區域與右側的部分區域也當為五溪之地的范圍，生活在這一區域內的諸族群均為“五溪蠻”?！拔逑泵Q源于境內五大河流，且這一區域處于武陵、雪峰兩大山系之間，沅江與各大小河流連通全境，五溪內部諸族群多聚居于河谷地帶，只有如此，“五溪蠻”才有足夠的生存空間。故而筆者認為五溪之地當為沅水中上游地區，東南部以雪峰山脈為界，西至武陵山脈余脈，北及今湘鄂渝黔交界地帶，東北以今桃源縣為界。

二、“五溪”支流研究

“五溪”得名于沅水中上游的五條支流，但具體為哪五條呢？對此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學界有兩種觀點：一為按水流量大、流程長的五條支流認定；一為非此法。

（一）以水流量大、流程長為標準認定“五溪”支流

北魏酈道元最先提出“五溪”五條支流名稱及所處方位，《水經注·沅水》中有載：“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無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夾溪悉是蠻左所居，故謂此蠻五溪蠻也?！保?1］830南梁沈約《宋書·蠻夷傳》云：“居武陵者有雄溪、樠溪、辰溪、酉溪、舞溪，謂之五溪蠻?！保?2］2396酈道元與沈約大體為同時代人，一處北朝，一處南朝，所認定“五溪”皆依據水流量最大、流程最長而定，除先后順序不一樣外，五溪之名皆同。后人循此法定五溪之名者眾多，影響頗大?！赌铣娂o·楚南史贅》中關于“五溪”的源流說：“有出于酉陽石隄蠻界，流經長州府城西為北江者，名酉溪；有出自銅仁蠻界，流經麻陽縣城南為綿江者，名辰溪；有從湖南界城步縣巫水出，流經關峽而下為若水洪江者，名雄溪；有出自鎮遠界，流經沅州城西下為盈口竹寨江者，名氵舞溪；有出自靖西南黎平府，流為亮寨江者，名樠溪。此五溪也?！保?3］121

李成實在其《族群關系中的文化同構——以五溪地區族群為例》一文中，也持上述觀點。該文指出：“今天的‘五溪’是指沅水中上游的五大支流，即酉水（酉溪）、辰水（辰溪）、舞水（潕溪）、巫水（雄溪）、渠水（樠溪）?！保?4］王燕玉在《五溪名實辨》中也以“樠、酉、辰、雄、氵舞五溪”［9］為準。黃越在《懷化歷史概述（上）》中提到——“沅水納五溪（雄溪、樠溪、舞溪、辰溪、酉溪）流貫全境，史稱‘五溪’?！保?5］李懷蓀的《五溪巫風與“杠菩薩”》也贊同上述說法，并言：“沅水中上游有雄、樠、酉、無、辰五條主要支流，古時候把這一地域稱為‘五溪’。居住在這里的少數民族，通稱為‘五溪蠻’?！保?6］以上研究者以雄溪、樠溪、酉溪、辰溪、潕溪（舞溪、氵舞溪、無溪）為五溪，名稱相同，只是先后排序有所區別。

（二）不以水流量大、流程長為標準認定“五溪”支流

不以水流量大、流程長為標準認定“五溪”支流的說法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可與歷史上“五溪蠻”核心區域的變遷相對應，但需注意要符合客觀實際，不能脫離“五溪”的地理范圍而去認定“五溪”支流。王曉天在《五溪地區何時納入劉秀政權統治范圍——劉尚二征五溪史事索隱》一文中提到——“五溪地區，秦時屬黔中郡，以境內有雄溪、樠溪、辰溪、武溪、酉溪五水而得名?！保?7］吳恩榮的《五溪·夜郎·龍標·王昌齡》對五溪的定義為：“五溪即酉、武、辰、雄、沅溪之說當立?！保?8］舒向今在《五溪地區先秦文化芻議》中則認為：“‘五溪’即沅水中上游的酉、武、辰、無、巫等幾大支流，古人把它泛稱為‘五溪’。五溪所流經的地區，就叫五溪地區?！保?9］陳致遠的《“五溪”地望說異》則認為：“古‘五溪’為：‘辰溪’即今辰水，‘潕溪’即今武水，‘酉溪’即今酉水，‘樠溪’即今明溪或大宴溪，‘雄溪’即今譚溪?！保?］此說較為獨一，將古五溪名對應今名，尤其是將“明溪（大宴溪）”和“譚溪”納入五溪之列，提法頗具創新性。新編《瀘溪縣志》1987年省州評議稿亦云：“五溪都在今瀘溪境內。熊溪在今譚溪（即古雄溪，今丹青河），樠溪在縣南石榴坪蘭村（即蠻村）的蠻溪，后改太平溪。酉溪在縣北八十坪，今仍名酉溪，武溪源自武山（今花垣）在縣城南出口。瀘溪地盤，東漢時屬沅陵的武陽、上就兩鄉，縣南部分地屬辰陽縣管轄?！雹俎D引自：張永安.武陵“五溪蠻”的“五溪”考述［J］.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4）：11-18.此說亦將五溪地區范圍更為縮小化。

以水流量大、流程長為標準認定“五溪”得名于哪五條支流的說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所認定的支流既處武陵與雪峰兩大山系之間，又能滿足“五溪蠻”的生存空間所需。但此說過于絕對化，因古代勘測技術較低，對流量與流程相近的河流無法有效區別，故而不可僅以此標準來認定“五溪”支流。

不以水流量大、流程長為標準認定“五溪”得名于哪五條支流的說法似乎更具有合理性，如上所述之流量與流程相近的河流，古人無法對其進行有效辨別，在滿足較大族群的生產活動時將其認定為“五溪”之一亦具有合理性，例如“武溪”，此處存有一個限定條件，即該河流能滿足較大族群的生產活動所需，故而一些無法滿足的小河流當不屬“五溪”之一，如“大宴溪”“潭溪”等。

從關于五溪之地的文獻記載均以漢字記載來看，“五溪”支流應處于中央王朝可接觸之區域，如此才有文獻記載。從文獻記載可知，夷望溪至樠溪與潕溪，中央王朝與其均有接觸，只有五溪腹地的接觸時間較晚、程度較淺。又五溪之地以山地地形為主，受地形所限，多數族群聚居在河谷地帶，各族群之間也較為分散，在生產力較低的古五溪地區，只有較大的生存空間才能滿足五溪各族群小聚居大散居的生存需求。對“五溪”支流的考證尤其要符合五溪的地理概念，不可與之割裂。如明溪、潭溪等，為沅水支流的支流，流域太小，遠小于五溪的地理范圍，生存空間也過于狹小，當不屬“五溪”支流，而“沅水”乃為主流，自當不是“五溪”支流。從以上分析可知，不論是以何種觀點考證“五溪”支流，均需滿足如下三點條件：其一為支流處于中央王朝能接觸之區域；其二為支流流域能滿足多族群小聚居大散居的生存需求；其三為支流考證要置于五溪的地理概念之下進行。

綜合論之，筆者認為只有酉溪、武溪、辰溪、潕溪、樠溪、雄溪六條支流具備以上條件，故而“五溪”當為此六條支流中的五條，具體為哪五條支流、支流排序如何，則受時代、作者個人理解等因素影響。

三、五溪地區與中央王朝的互動研究

五溪地區自秦代以后，中央王朝對其統治歷經羈縻政治、土司政治、土流并治，最后到改土歸流幾個階段。因此，五溪地區與中央王朝之間屬于一種積極互動的關系，并通過經濟、軍事、政治等方面的交流互動加以維系。

（一）五溪地區與中央王朝經濟方面的互動研究

據《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記載，中央王朝對五溪地區實行了不同于中原地區的賦稅制度，“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謂賨布?！保?0］2831這種賨布之賦雖低于中原地區，但對于當時生產力低下的五溪各族人民來說，亦是一種沉重的負擔。五溪各族人民雖受到剝削，但客觀上這也促進了其與中央王朝的交流。陳天俊在《“五溪蠻”地區的社會結構與經濟形態》中認為五溪大姓在五溪地區廣占土地是在中央王朝的許可之下進行的，作為交換，五溪大姓需向中央王朝上交賦稅，但“這些大姓占有大片田土，一旦經中央王朝認可，不得隨意變動。若有改變，需報經批準”［8］。而中央王朝直接與五溪地區建立經濟聯系的形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實行屯田，在減輕王朝經濟壓力的同時還能收取租賦；另一種是由地方政府將國有土地租給當地民眾耕種以收取租賦。

（二）五溪地區與中央王朝軍事方面的互動研究

陳致遠在《東漢武陵“五溪蠻”大起義考探》中分析了“五溪蠻”大起義的原因，進而對中央王朝三次征伐“五溪蠻”的史事展開考辨。該文認為東漢在五溪地區軍事行動的失敗極大地弱化了其在五溪地區的統治力度，直接體現為東漢在五溪地區省掉了兩個縣，“可能是無力控制五溪腹地，只得放棄的無奈之舉”［21］。瞿湘周在《劉尚馬援五溪征蠻之地小考》中對東漢中央王朝與五溪之地少數民族的作戰地點進行了考證，得出“劉尚、馬援征討武陵五溪蠻的目的地是今沅陵、辰溪、瀘溪三縣交界處”［22］的結論。王曉天的《五溪地區何時納入劉秀政權統治范圍——劉尚二征五溪史事索隱》從劉尚兩度用兵五溪的角度分析了五溪地區脫離西漢的控制獨立發展的時間與五溪地區歸附東漢統治的時間，認為“建武二十一年春正月……至建武二十三年春正月……真正把五溪地區納入了劉秀政權的統治范圍”［17］。

（三）五溪地區與中央王朝政治方面的互動研究

五溪地區于戰國時期即已納入國家統治范圍之內。舒向今在《試論“五溪蠻地”在楚國中的戰略地位》［23］一文中認為五溪地區在戰國時期已被納入楚國的統治，且為楚國黔中的腹心之地，又將考古資料與傳世文獻相結合分析五溪地區于楚國的戰略地位，得出兩點認識：一是認為五溪地區是楚國的戰略重地，主要體現在楚國開拓疆域與阻止秦國入侵的作用上；二是認為五溪地區是楚國經濟的生命線，主要體現在五溪地區豐富的黃金資源與丹砂資源以及擔負麗水（金沙江）黃金的轉運任務。中央王朝也會對五溪地區的各首領給予賞賜，并通過設立州縣委派流官和屯兵的方式加強對五溪地區的控制，客觀上也更進一步加深了雙方之間的積極互動。張雄在《漢魏以來“武陵五溪蠻”的活動地域及民族成分述考》一文中說：“從唐初開始，武陵五溪地區才正式建立州郡。唐朝改隋黔安郡為黔州，置黔州都督府，督辰、施、業、務等九州。五溪在唐初屬辰州之地，由黔州都督府督領?！保?4］之后，唐王朝在五溪地區廣置州郡以加強統治力度。胡振在《宋代五溪蠻地區民族關系、政策與西南邊疆開發——以〈溪蠻叢笑〉為中心》一文中論述了宋王朝在五溪地區所采取的民族政策，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首先，在經濟管控方面，朝廷由禁閉逐漸轉向開放……其次，在邊疆維護方面，朝廷由以軍事強控為主轉向以羈縻為主、軍事為輔……第三，在法治文教方面，宋王朝逐漸由用蕃法到用漢法，且更加重視教化?！保?5］

五溪地區自土司設置始，土司制度在這一塊土地上快速發展。伍新福在《五溪地區土司制度探源》中如是說：“元明之際，五溪地區土司制度獲得了進一步發展，在現今湖南境內的北江地區和部分南江地區，最后共形成由彭、田、向等大姓豪族世襲的十八土司統治局面?！保?6］土司制度的快速發展過程，亦正是五溪地區與中央王朝交流漸趨緊密的過程。張永安在《武陵“五溪蠻”的“五溪”考述》中提到在明代之時，中央王朝于五溪之地設衛所，軍事行政組織治理要害之地，所設之衛所深入五溪之地各要領之處［27］。

中央王朝自在五溪地區建立羈縻統治始，至土流并治，這一階段既為王朝王權的拓展過程，亦為五溪地區“內地化”的過程，這正是中央王朝與五溪地區良性互動的體現。然而以往研究多以中央王朝在五溪地區的政治軍事行動為分析點進行，以中央王朝為視角，重視中央王朝中心觀，忽視了地方中心觀，無論是對王權的拓展還是對地方的發展均無法獨自進行研究，研究均是在雙方積極互動之下進行的。在中央王朝與地方互動過程中五溪地區族群、社會等的變化過程及產生的相關影響方面的研究有明顯欠缺。

四、五溪之地多元文化結構研究

五溪地區獨特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等條件生成了具有濃厚地域特性的文化。目前，學界對五溪之地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盤瓠文化、五溪文化、宗教信仰、陶器與青銅器文化等四個文化類型。

（一）盤瓠文化研究

石宗仁在《湖南五溪地區盤瓠文化遺存之研究》一文中較全面地論述了盤瓠文化，認為主要體現在宗教祭祀、服飾、飲食、手工制品、地名五個方面［28］。明躍玲在《神話傳說與族群認同——以五溪地區苗族盤瓠信仰為例》［29］中以五溪之地盤瓠信仰為剖析點去理解五溪地區的文化內核，認為五溪地區多民族雜居的特點和各民族之間獨特的交流方式以及用諸多顯性的文化特征敬畏盤瓠之行為維系著本民族民眾的族群認同意識，保持著與五溪之地其他民族的良性互動；又從盤瓠神話的演變過程看待盤瓠文化包容的特性，即汲取周邊先進文化，并通過此種方式進而加強五溪地區民族的族群認同功能。陸群在《五溪流域盤瓠廟時空分布研究》［30］一文中從盤瓠廟發展過程看盤瓠信仰，認為盤瓠信仰以五溪地區為核心，向周邊延伸，盤瓠廟從密集到稀疏也與此相對應，并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分析盤瓠廟時空分布的多重原因。盤瓠信仰作為五溪地區的民間信仰，一直起著維系五溪各族人民團結的重要作用。

（二）五溪文化研究

吳述裕在《“五溪文化”的多元結構與獨特精神》中對五溪文化的定義為：“五溪文化就是五溪地區以漢、侗、苗、瑤、土家為主的多民族人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創造的一種以‘舞水文化類群’為主線，以高廟文化、里耶文化為標桿，以土著文化、巴文化、楚文化、越文化、漢文化為源流，以古樸神奇、多元一體、開放包容、和諧共生為特色的地域文化?！保?1］其并從五溪文化形成的條件、多元結構、獨特精神、地域特色四個方面進行論述。在《略論五溪文化》中，李成實對五溪文化的定義是：“五溪文化是五溪地區以漢、侗、苗、瑤、土家為主的多民族人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創造的一種地域文化……以‘沅水文化類群’為主，以儺文化、巫文化、盤瓠文化為其特色?！保?2］關于五溪文化的多元結構問題，向友桃、吳述裕的《淺談五溪文化的多元結構》［33］一文作了專門論述。李成實在《族群活動與五溪文化的形成》［34］中首倡族群活動對五溪文化的影響，并結合考古發現展開論述，時間跨度從舊石器時代至民國時期；對于五溪文化形成的脈絡，其認為萌芽于舊石器時代，大致形成于商周時期，至秦漢之時已趨于成熟，并進一步從文化結構上提出五溪文化以本土文化為核心，兼容楚文化、巴文化、越文化、中原文化等。

五溪文化的多元性，得益于便利的水利交通?！般渌褚粭l紐帶，它不僅把五溪相互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而且還把五溪地區與洞庭湖區及中原地區和其他地區也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它又像一條大血管，把五溪地區的優秀文化輸送給洞庭湖區和其他地區，同時，又把外地的先進文化反饋給五溪地區?！保?9］李成實在《五溪文化的形成條件》［35］一文中從地理環境、經濟基礎、政治結構、文化因素等角度探析五溪文化的形成過程，認為五溪文化是多種文化相互作用的結果，是一種多元包容的復合文化，在與其他地區緊密交流的過程中，始終保持其固有的地方特色，如是乃形成了五溪文化，其持續性地對五溪人民產生各方面的影響，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延續至今。李成實、李松嶺在《五溪文化的當代轉換》一文中即有言：“五溪文化經歷了重大變化，它已從一種封閉文化轉向了開放文化，從農業文化轉向了工業文化，從斗爭文化轉向了和合文化，從落后文化轉向了先進文化，從人治文化轉向了法治文化?！保?6］

（三）宗教信仰研究

李成實在《族群關系中的文化同構——以五溪地區族群為例》一文中對五溪地區的宗教信仰進行深度剖析［14］。五溪地區為多民族聚集區，文化復雜多樣，有同有異，且每個民族在發展過程中均形成本民族獨特的宗教信仰，各民族之間長期的交流，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宗教信仰模式。佛、道等宗教的傳入及與本地宗教信仰體系的成功結合，更加豐富了五溪各族人民的精神世界，更有力地促進了族群間的認同。張軼群在《信仰與空間——芻議五溪地區傳統民居建筑》中對五溪地區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情況進行論述，認為五溪地區民間存在原始宗教信仰和崇拜、社會神崇拜以及道教、佛教及基督教等主流宗教，其宗教信仰呈現為一個本土原始宗教與外來宗教共處的龐雜的混合體［37］。

五溪地區的宗教信仰是在各少數民族與漢族的長期交往、交流中逐步發展形成的，呈現多元特點。各民族以宗教信仰為紐帶，形成了良性互動。

（四）陶器與青銅器文化研究

考古發掘證實，五溪地區有著豐富的不同時代的地下遺跡。五溪地區陶器、青銅器等不只具有本地特色，還富有其他地方的特色。舒向今在《五溪地區先秦文化芻議》中說：“懷化市高坎壟斷新石器時代的遺址，既出土有湖北京山屈家嶺遺址中型制一樣的黃陶壺，也出土有與洞庭湖區的車轱山、劃城岡、三元宮遺址中型制相同的黑陶曲腹杯……等器物，同時也出土有華南文化中常見的有肩石斧……芷江巖橋出土的西周時期的青銅鳳形器，其紋飾在中原一帶出土的青銅器上可見到?！保?9］關于五溪地區的陶器與青銅器文化，他的另一篇文章《五溪地區土著青銅文化研究》中有更為深入的論述［38］。在又一篇文章《試探考古學上的濮文化》中，他指出——“罐、缽之類的陶器，是五溪地區在商周和春秋戰國時期的常見之物，以罐、缽、豆或罐、豆為陶器組合墓葬又是五溪地區土著民族即濮人的墓葬，在這些墓葬里出土這一類型的青銅短劍，被認定為‘濮人’的特有兵器應是準確的?！保?9］從五溪地區出土的陶器與青銅器所具有的文化屬性可知，五溪地區“文化發展序列比較清楚……從舊石器時代起，相繼經歷了新石器時代、商周時代和春秋戰國時代，且一直延續不斷?！保?9］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五溪在以本土文化為主的基礎之上融合其他地區的文化，充分證實了五溪地區為華中地區、華南地區、西南地區等不同地區的文化交流的橋梁，也從考古層面解釋了五溪文化的豐富性與多元性。

研究者們從盤瓠文化、五溪文化、宗教文化、陶器與青銅器文化四個方面分別論述了五溪地區的文化類型與文化內核，對該文化的形成、發展與內部構成的論述清晰，并認為以上四個文化類型與其他文化共同組成五溪地區的文化結構。然而，已有研究均是從某一方面入手展開討論，缺乏對五溪地區文化結構的整體研究，缺少對不同文化類型的內在聯系的分析。五溪地區的文化結構是由多種文化類型共同組成的，在分類型探析之外，還應加強對不同文化類型的內在聯系等方面的研究。

五、古代五溪地區經濟發展研究

五溪地區由于特殊的地理環境，其手工業發展較之農業為快。據舒向今在《五溪地區先秦文化芻議》中統計，截至1988年，“僅在懷化地區的十二個縣（市），就發現先秦時期的地下遺存四百四十一處”［19］，其中發掘出大量具有高超技藝的陶瓷、青銅器、鐵器等，而“麻陽九曲灣春秋戰國時期的古銅礦井的發現……證明了五溪地區的古代冶金行業進入了先進行列，充分體現了五溪地區當時的高度發達的生產力”［19］。而五溪地區的農業發展較為緩慢，至宋代才得以改觀。據陳天俊的《“五溪蠻”地區的社會結構與經濟形態》記載，五溪地區至宋時封建經濟才形成，此時，水利灌溉已得到普遍推廣，并多地種植雙季稻，農業得到快速發展。與之相關的農產品加工業也有了相應的發展，著名的“鉤藤酒”形成于此時并于此后成為五溪地區的名片之一；絲織“苗絹”更為精美，且成為“歲賦”的貢品之一；紡織品、農產品、丹砂、水銀、銅、木材等經濟也得以發展，商業也得到發展［8］。

五溪地區商業的發展隨著當地少數民族與漢族交流的加深而加快。陳天俊在《“五溪蠻”地區的社會結構與經濟形態》中對此有相當的研究。該文認為宋代五溪地區商業的發展，使得五溪地區各民族產生許多從事貿易活動的商人。在商品交換中，以糧鹽交換為大宗，其次則是軍需品同農產品的交換［8］。胡振在《宋代五溪蠻地區民族關系、政策與西南邊疆開發——以〈溪蠻叢笑〉為中心》中對五溪地區的商品交流作重點論述，在論述中指出木材交易中，人們將木材的主干部分分出等甲頭、長行、刀斧三個級別，將樹梢部分分出水路、笏削、中杠三個級別，將“辰砂”依照質量高低分為箭鏃、肺砂、趢趗、藥砂四個等級，將硯石分為金系帶、紫石、揭石三種類別［25］。由此細究可知，頻繁的貿易導致了商品類別的細分和商品質量的嚴格等級劃分，并有著一套較為穩定的經濟交流模式。

已有五溪之地經濟發展研究中，雖有五溪地區的手工業、農業、商業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但總體數量較少，僅有數篇，研究力度也不足，時間上多集中于宋代，而對其他時代的研究較為缺乏，經濟發展脈絡也沒有得到清晰的勾勒。五溪地區因地理環境等客觀因素，內部的經濟發展具有不平衡性，因此應注重五溪內部各地域的經濟情況研究。

六、小結

截至目前，有關五溪的研究成果較多。通過對已有研究成果的整理、歸納、分析和總結，可得出以下結論：首先，研究人員以湘西、懷化本地學者為主，也有周邊的地方高校、研究機構的一些人員；其次，研究時間段以20世紀八九十年代為重，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研究成果雖有所下降，但第二個十年蓬勃發展，進入第三個十年依然發展；再次，研究內容以五溪文化相關研究為最主要的，其次為五溪地望與支流研究，并逐漸從地方視角擴大到與國家的關系、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的研究；從次，文獻資料與考古資料的結合度較高，并著重于文化角度研究，從源頭和本地與其他地區的文化交流角度進行論述，有利于去理解五溪各族的社會發展狀況及其精神世界；最后，從研究質量來看，大部分論文發表于普通期刊，但也有數篇發表在核心期刊，說明學界對五溪的研究較具創新性，并向更具有學理性的方向邁進。

從五溪之地研究的大背景下看五溪之地研究成果，可發現其依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對五溪地區的地理沿革目前尚未有專門論述，對五溪地區各民族各時代不同活動區域的研究關注度不夠，無法對五溪地區有一個明確清晰的認識，導致在研究五溪之地時產生模糊感；其次，對五溪地區的羈縻政策、土司政策等問題的研究力度較弱，從地方與國家相互審視角度上缺乏研究，不利于去探究五溪地區的縱向發展與國家對五溪地區的治理發展；再次，對五溪地區的經濟發展研究不足，目前大篇幅論述經濟狀況的僅有一篇，還局限于在用宋王朝角度去審視五溪地方，未從本地出發去思考這一問題，尚未有五溪地區經濟發展脈絡的研究；從次，對五溪地區的交通狀況尚未進行研究，僅從中央王朝與五溪地方的沖突中偶有描述，這不利于去理解五溪之地內部的交流及其同外部的交流；此外，還需要進一步開拓研究視野，因五溪地區的地理環境、政治軍事活動、文化結構、經濟發展等各方面有著緊密的聯系，故應加強綜合因素下的五溪地區研究；最后，對五溪地區文化遺產的研究著力較少，文化遺產是五溪各族人民優秀傳統文化的集中體現，應重視五溪地區文化遺產的研究力度，深入研究領域才能有助于更好地厘清五溪地區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的發展脈絡和完善對五溪之地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