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時代青年生育觀念的形成機制研究
——基于互動儀式鏈的理論視角

王春凱 劉璟賢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陜西 楊凌 712100）

一、研究背景與問題的提出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的生育率已經連續多年逐漸下降，從2010年的11.9‰下降到2022年的6.77‰，2022年中國全年出生人口956萬人，中國人口更是61年來首次出現了負增長［1］，當下生育率已處于極低水平。這意味著，如果中國的生育率不能得到提高，那么中國的人口將持續逐漸減少。我國結婚率也屢創新低，青年群體晚婚、不婚現象開始增多，影響著未來人口結構的演化。中國人口出生量和結婚人群數量逐年走低引發了全社會的關注和擔憂。青年群體作為未來十年內婚育行為的核心主體，其生育觀念直接影響中國生育率。當前的青年群體是互聯網原住民的一代，互聯網對其成長的影響可能已經超過家庭的影響?；ヂ摼W時代的青年人具有信息獲取能力強、社交能力強、消費觀念獨特、生活方式多樣化等特征［2］。在觀念形成層面，前互聯網時代個人的生育觀念更多地受到家庭、社區、學校等初級社會化場所的影響；而在當今社會，網絡對青年的生育影響逐漸增大。以往研究主要關注家庭對子女的生育意愿影響，但是青年越來越獨立于家庭，并逐漸從傳統的社會結構中脫嵌，受網絡影響越來越大，網絡成為相對獨立于現實的虛擬空間，在這樣的場所互動中逐步形塑青年生育觀念。

因此，在研究當代青年生育觀念時，要同時考慮兼顧作為工具、場所和影響因素的互聯網傳媒對青年群體生育觀念的影響。當前對網絡如何影響青年的生育觀念的內在機制仍缺乏研究，本文從互動儀式鏈的角度出發，研究網絡媒體在影響和作用青年群體婚育意愿路徑的二重性，即網絡媒體一方面作為影響青年生育意愿的因素，另一方面也作為互動的場所整合其他的影響因素。分析互聯網時代背景下的青年群體生育觀念轉變的內在機制，以及網絡媒體是如何影響青年群體及其背后的路徑機制和底層邏輯。本文的研究對象是以Z世代為代表的青年群體，他們是發生婚育行為的主要群體，也是進行人口再生產的主力。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年齡劃分，年輕人年齡在15-24歲之間，從代際變化的角度來看，本文中的“青年”一詞可以被“Z世代”一詞同義取代，Z世代，亦即（Generation Z）是指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年輕人。Z世代因為其成長過程中獨一無二的社會環境和社會結構，形成了與其他世代顯著不同的特征，被定義為在民用互聯網大規模普及之后出生的一代人，因此也被稱作“數字原住民”［3］。

二、文獻綜述與分析框架

（一）互聯網與青年觀念重塑

作為成長于互聯網高速發展背景下的一代，當代青年群體的特征與網絡媒體和大眾傳播密切相關?；ヂ摼W自誕生之日起，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嵌入人類世界，網絡深刻影響并改變了社會系統中的每一個人［4］。社交媒體是移動互聯網的核心要素，而移動互聯網的出現和普及是當代最重要的技術革命，且已嵌入到社會行動的各個環節，當代集體行動的動員、組織、邏輯、行動方式和研究方法都已經刻上了鮮明的互聯網烙?。?］。林青（2018）從網絡社會的原初結構、作為現實社會的補償領域、網絡社會的橫向激進性以及網絡社會的匿名性及其所帶來的身份與倫理規范缺失四個方面分析網絡社會的基本特征［6］。網絡社會正在“現實化”，這種“現實化”最終導致網絡社會日益成為現實社會的一部分，更準確地說是對現實社會的延伸，特別是針對現實空間不能實現和完成的領域。通過這種補償，網絡社會打破了傳統社會中權力和結構的隔閡，個體實現了直接與社會對接的橫向性，完成了對社會關系的橫向壓縮［7］。這種橫向性借助匿名性這一網絡社會結構中的顯著特征，一方面實現了對各類社會資本跨越時空的集合；但另一方面，也加劇了“信息繭房”、網絡民粹主義和極端化思潮。網絡媒體傳播最終形成了以要素層級關系、空間層級關系和交往過程層級關系構成的網絡社會關系［8］。

作為“數字原住民”的青年群體，自然會形成與其父輩祖輩不同的婚育觀念。羅天瑩（2008）回顧了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青年生育觀念的變遷。他指出，青年生育觀是青年生育文化的內核，它建立在青年個體對價值判斷的基礎之上［9］。改革開放以來，青年群體生育意愿逐年下降，這一轉變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由“誘導性轉變”到“自發性轉變”的過程［10］。反映在生育觀念上則呈現出內在化、多元化和差異化的特點，且隨著社會現代化的持續推進，這種多元的生育觀念將影響未來的發展趨勢。以大學生群體為代表的當代中國青年生育觀念，整體上呈現“晚生、少生、優生”的傾向［11］，在未來人生規劃中有生育傾向的大學生中，多數大學生選擇生育一胎，計劃生育二胎及以上的占少數。因此有些學者就認為，我國同西方社會一樣，已步入第二次人口轉型［12］。與西方不同，以我國為代表的東亞社會獨特的社會環境與文化傳統使得東亞地區在全球性“第二次人口轉型”的進程中，生育觀念呈現出現代與傳統并存的特點［13］。在性關系親密關系形成方面，對同居和非婚性行為的包容度明顯提升，但非傳統的生育行為并未明顯增多。在婚姻締結方面，人們行為的變化比觀念的變化更加明顯，“早婚”與“普遍婚”期望依然存在；在生育方面，民眾觀念的變化更為明顯，不生育傾向明顯增加［14］。

在互聯網時代，互聯網對當前青年群體的婚育觀念也具有巨大的影響。西方社會學和人口學學者已經展開廣泛的研究。一方面，從婚姻等親密關系建立的角度，Bellou指出互聯網通過讓個人更快地識別出更多的符合他們偏好的備選項來減少搜索成本。他通過研究美國20世紀90年代的婚姻市場發現使用互聯網顯著提高了21-30歲人群的結婚率［15］。另一方面，在生育決策上，互聯網使用會對不同年齡段群體產生不同的影響。Guldi和Herbst（2017）指出互聯網使用導致青少年群體生育率下降13%，并且通過信息鏈接和信息獲取的方式影響青少年群體的生育決策［16］。Brinton和Lee（2016）則通過分析德國24-45歲的育齡女性群體，發現互聯網能夠通過平衡家庭和工作來提高生育率，并將其原因歸結于互聯網使用可以增加個體在家工作和兼職的概率［17］。國內學者也在此方面開展廣泛的研究，陳為民等（2022）就互聯網使用這一變量展開其對生育意愿影響的路徑研究。他發現以學習、工作、社交為目的的上網對個人生育意愿沒有顯著影響，但以娛樂和購物消費為目的的上網會顯著降低個人生育意愿，并指出與電視、報紙等傳統媒體不同，以手機定制推送為代表的新媒體會顯著影響個人的生育意愿［18］。李飚等（2021）則對比不同社會階層、不同性別、不同地域等要素，分析互聯網使用對生育意愿的影響［19］。他指出互聯網使用對城市居民（相對于農村居民）具有更加顯著的負向影響；互聯網使用對于高學歷群體（尤其是女性群體）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從結果上看，作為平均學歷較高且以城市居民為主的當代青年群體，已經顯然深受網絡媒體影響［20］。

（二）互動儀式鏈：網絡形塑青年觀念的內在機制

本文在訪談中將互聯網對個人的影響路徑拆分為社交媒體的網絡輿論、網絡圈群、網絡文化三部分。網絡媒體全方面重構了以報紙、電視、廣播為代表的傳統媒體，并基于其全面性、全天性、全動態、全感官等特征，延伸出網絡輿論、網絡圈群、社區和網絡文化的內涵，并借此塑造出一種全新的、缺場的、虛擬的網絡公共空間及與其適配的權力話語體系。依托現代媒體技術，網民群體可以在以社交平臺為代表的缺場網絡空間形成各具特色的網絡社群以及用趣緣為導向的共同體。

隨著21世紀以來移動互聯網的不斷發展，各種虛擬的社群和共同體逐漸成為行動者生活世界的一部分，特別是Z世代這一被稱為“互聯網時代原住民”的群體。在闡釋和分析網絡媒體如何作用于青年群體觀念及行動機制之前，需要整合宏觀的社會系統與微觀的個體互動，結合這二者共同進行分析。其中，美國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互動儀式鏈（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后文簡稱為IR）理論［21］111-113是整合微觀和宏觀社會理論在當代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本研究將從互動儀式鏈的角度出發，去解釋網絡媒體在傳播的過程中，在傳播的微觀層面是如何在受眾群體中形成儀式性質的參與和互動，并通過情感能量（EE）的積累作用于個體觀念和行動，最終反映到整個社會系統的外在表象上。

儀式的研究，即關于共同的行動和實踐研究，可以追溯到涂爾干關于宗教生活的研究。他強調儀式的社會功用，借助儀式的“神圣—世俗”的二元對立關系分析，使個體得以社會化的同時也通過集體發揮整合作用構成與維護社會秩序。符號互動論的代表學者戈夫曼進一步深化了涂爾干的儀式研究，他將宗教的儀式推廣到日常的生活互動中，并指出不僅宗教活動會產生情感能量，社會活動中的表演儀式同樣具有類似的功能?？铝炙雇晟屏藘x式的構成要素和運轉機制，在IR理論中，他將社會互動在微觀層面上拆解為四個要素：一是，作為過去互動積淀和下一次互動中能動者的個體；二是，一種相互專注的情感和關注機制并形成群體團結和群體成員性的符號；三是，當兩個及以上的個體位于同一可感知對方的空間（即“在場”）；四是，并形成一定的邊界和身份認同。所有儀式參與者在針對某一關注對象分享自己的情感和體驗時，便形成了一場互動儀式的過程。這樣的互動儀式最終會導向四個結果:群體團結、個體情感能量、道德與行為準則（道德感和罪惡感）和社會關系符號（神圣物）?；又械那楦心芰亢图w興奮又促使行動者再一次將自己的時間、精力和文化資本投入到情感市場中，并促進互動儀式的再循環。

網絡帶來的傳播媒介革新創造出了新的互動方式，傳統意義上僅限于互動雙方身體在場的活動場景得到了延展。不同于過去的世代，Z世代在形成生育觀念及面對這類問題的抉擇時多了通過網絡尋找解決方法的途經。一方面，現代網絡媒體和大眾傳媒為這類問題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經驗資料和話題討論，生育人口話題經常沖上微博、抖音等平臺的熱搜；另一方面以貼吧、NGA、小紅書為代表的論壇式網絡媒體平臺也為個體求助和提問提供了機會。在獲取信息并輸出表達的互動中，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之間形成與傳統互動類似的市場，人們將自己持有的時間、能量、文化資本等資源投入互動儀式中，并最終獲得道德與行為準則，也就是本題所研究的觀念及由觀念所指導的行動。

三、研究方法與現狀

本研究的材料來源于對Z世代群體所進行的半結構訪談，受訪者來自全國各地的11個省市。研究樣本除了作者日常接觸到的七位受訪者之外，還有八位受訪者通過某些以青年群體為主要活躍用戶的交友APP、網絡群組、開放式社交媒體等，以“滾雪球”的方式獲得。

表1展示了所有受訪人基本信息。15位受訪者，年齡分別在19-30歲，均為傳統意義上的Z世代群體。學歷層次從職高到碩士研究生?；橐鰻顩r有一人已婚，一人離異。生育狀況為有兩人生育。工作狀況包括大學就讀、國家公職人員、私企職工、個體經營者和靈活就業者。受訪者類型在涵蓋我國當代Z世代大多數青年群體之外，也包括同性戀等少數群體。

表1 受訪人基本信息

所有訪談由本文作者在2022年9月—2023年5月完成，時長2～3.5小時不等。日常接觸到的受訪者主要內容通過深度訪談獲得，在寫作過程中亦通過電話或微信補充了部分信息；網絡接觸的受訪者主要通過電話訪談的方式進行。全部訪談經受訪者同意全程錄音并做轉錄，用于本文分析。訪談提綱涉及個人基本情況及受訪者基本觀念、網絡文化媒體和婚育觀念。

就本文所選取的受訪者而言，除B4之外，沒有人表現出強烈的不婚不育傾向，但大多數受訪者都對是否要結婚、生育持模糊的態度。許多受訪者表示，就自己個人的意愿來說當前并不想結婚或者生育，但是在長期的人生規劃中，還是會選擇結婚和生育的。而當談論到網絡對個人生育觀念的影響時，所有受訪者都表示自己或主動或被動地接收到了網絡上關于婚育觀念的討論并或多或少受到了其影響。

其中，年齡可以作為互聯網媒體對受訪者影響程度的一般參照。在過去的20年里，移動互聯網媒體發展迅猛，不同年齡段的Z世代所受互聯網影響程度也不盡相同。千禧年前出生的青年群體在社會化階段中，網絡媒體尚未完全從傳統的電視媒體中脫離，而當移動互聯網媒體成為輿論主流時，其基本生育觀念已經形成，因此其生育觀念所受到的影響較直接受互聯網媒體作用的“00后”群體要小。此外，現代圖文視頻等流媒體又帶來新的互動形式，也會同時對已經形成生育觀念和觀念正在形成的群體產生不同程度影響。本文以此為基礎，以當前婚育觀念與過去傳統婚育觀念的差異為指標，分析網絡對個人婚育觀念的影響。

四、互聯網對青年生育觀念影響的形塑機制

筆者從網絡空間互動情況和個人婚戀觀念兩大模塊設計訪談提綱，以網絡熱點事件為切入點展開深度訪談。在涉及網絡互動情況的交流中，重點去探究網絡媒體對受訪者信息來源的影響，以及受訪者在后續網絡空間互動的形式、強度和影響。在對觀念展開研究特別是涉及婚育觀念的問題中，一方面去探究受訪者個人在當前時空下所具有的婚育觀念，另一方面將以受訪者父母及學校等社會組織的初級社會化場所的價值觀為原點，去分析受訪者在其社會化途徑特別是在互聯網媒體的作用下，其觀念與原初觀念乃至與社會主流價值觀之間的偏離程度。最后將網絡互動和觀念轉變聚焦在可知可感的具體生活中，總結受訪者在婚育的行動邏輯與思想觀念之間的一致性。

（一）網絡媒體對傳統生育觀念的解構與重塑

網絡媒體每天創作出海量的信息，其全面性、全天性、全動態性不可避免地造成當代網絡媒體的嚴重內卷化。一方面，自媒體工具的運用和用戶下沉，給每個個體提供了從網絡輿論“參與者”到“發起者”的角色互換，這不僅意味著每個個體都擁有了以自己視角的發聲能力和機會，同時通過網絡媒體再造了觀點與話語。因此，網絡賦予了個體的角色互換不僅僅重構了話語體系，也為不同觀念碰撞的社會互動提供了機遇，引導行動者對很多司空見慣的社會事實進行再發現和再思考。另一方面，互聯網新聞創作者為提高其競爭力也樂意將其受眾群體引向類似的“再發現”式的思考，甚至不惜挑動不同群體之間的矛盾以換取更高的流量和關注度。

不僅如此，網絡多元化的傳播媒介帶來新的互動方式，同時互聯網的“脫域”使得不同地域、不同社會階層的形形色色的個體參與到互動當中，進而使社會中的信息、文化的交流與整合成為可能。在這個過程中，互動意識鏈作為在網絡場域中共同的行動和實踐基本形式之一，通過觀念、社會關系符號等一系列互動的產物，逐步實現個體觀念的解構與重塑。眾多過去生活世界中被人們視作理所當然、心照不宣的社會事實，被重新翻出討論和評價。而婚育觀念作為人口再生產中的重要概念，長期以來存在著大量類似的社會事實。

例如，在訪談中提及的“生育后遺癥”等問題，因為在過去傳統的倫理中，生育屬于既定的社會秩序的一部分，作為一種社會規范，很少會有人去考慮其后果和影響。如在某些地區，這種觀念與生俱來，在初級社會化的過程中即被直接灌輸到個體的思想觀念之中?！霸谖覀兡沁?，沒什么人討論生小孩之后的后遺癥問題?？赡芫褪切掖嬲咂?，大部分不會遇到，另一部分就算有人確實有這種后遺癥了恐怕也不好意思說，總之就基本沒聽說過?！保˙2）“我之前根本沒想過啊，家里感覺也沒提到過，只是正常的讀書上學，其實沒怎么關注過這種事情?！保ˋ1）其他的受訪者大多也是類似的態度。

而網絡媒體所帶來的多元化思維和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使得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這些既定的秩序和規范。個人作為社會系統中的一個基本單元，借助現代網絡媒體的大眾傳播媒介，人的獨立性、獨特性、主體性日益得到顯示和表達。反映在婚育問題上具體表現在解放、祛魅和控制三個維度的重新思考?！爸v真的，在網上看到這么多負面的家暴什么的信息，（結婚生育）對我來說確實感覺挺恐怖的……或者你也可以理解為對未來的擔憂，雖然我現在還沒考慮好將來會不會生孩子，但我現在確實不再把結婚這種事當成必須做不得不做的事情了?！保˙1）傳統意義上的青年群體被天然的賦予了這樣的結婚生子、成家立業的責任，在他們初級社會化的過程中一直以來將這樣的意識形態在日常生活中以潛移默化的形式灌輸到他們觀念中。這種潛在的觀念在成長中本身就不斷被質疑，特別是當年齡到切實需要考慮安排下一步人生規劃的階段。此時一旦當由網絡媒體為代表的大眾傳媒發起具有一定權威屬性的討論和再思考，這類議題往往能引發同一年齡段具有相似困惑的個體的共鳴?！拔揖褪遣惶虢Y婚，更不想生孩子。說實在的，現在能獲得樂子的途徑太多了……網上現實中都多得很，何苦自討苦吃去費勁結婚生孩子啥的，自己一個人想玩啥玩啥?！保ˋ6）“可能家里面強調傳統的東西也少吧，可能也與我這些年天天在網上沖浪有關，傳統的觀念對我都十分稀薄了?！保˙4）網絡媒體或主動或無意識地促成了此類問題的討論乃至沖突，也促成了所有參與到這一互動意識中的個體對自身生活世界的社會事實進行再思考。這種思考本身沖擊了過去初級社會化階段中形成的觀念，導致其再社會化的發生甚至推動了個體化的進程，傳統的秩序在網絡社會中被打破，從而造成傳統崩塌，網絡進一步推動了觀念的現代化。

（二）網絡空間個體互動中生育觀念的固化

當人們參與到網絡虛擬空間的互動中時，在不同的網絡媒體中呈現出各具特色的互動形式。但無論采取何種形式，被接收的信息需要得到理解和思考，并通過交流討論等輸出形式的互動將思維轉化為觀念。不過，筆者在訪談時也發現，并不是每一位受訪者都會經常參與這種在虛擬空間和社區中“輸入—輸出”式的互動。只是社交媒體的網絡輿論、網絡圈群、網絡文化在通常情況下并不是由這一部分群體所塑造，他們僅僅扮演的是所謂參與者的形象。這種差異性不僅存在于不同的用戶群體中，也發生在不同類型的社交平臺。在發生的網絡媒體互動當中（包括評論、彈幕、打賞、點贊、轉發等），弱化的時空概念在拉近和降低人與人之間的交流障礙，為虛擬在場創造了條件，其即時性也使互動儀式鏈的發生成為可能。IR帶來的群體興奮和情感能量成為了后續觀念固化的基礎，同時算法通過對用戶“畫像”進行刻畫，進一步限制了信息流，導致了“信息繭房”和“網絡回音室”的出現，最終促成了觀念的固化。

當人們參與到由網絡媒體發起的從“輸入”到“輸出”的互動儀式中時，接收和瀏覽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自發進行的。人們不可能對所有的且紛繁復雜的信息和觀念盡聽盡信，而“輸出”則是將不自發的“輸入”在個體主觀能動性思考和判斷下，轉化為自身觀念和想法的一部分，并通過網絡參與到與其他個體的互動當中去?！按_實很多時候，刷視頻啊刷知乎什么的，看到熱議的中國人口問題什么的，很多時候都只是看看不說話，不太喜歡評論這個樣子的……很多價值的評價只是發生在自己心里?！保ˋ6）“看的多了就敢說了，我一開始還不太敢評論呢，現在就覺得說就說了，說錯了被噴也不要緊，反正一般我也不會改（笑）?！保˙1）“看到很多生育話題的下面也會評論些‘兒孫自有兒孫福，沒有兒孫我享?！@種抖機靈的話?！保˙4）參照“互動儀式鏈”的模型，這種評論與交流的組成要素或起始條件是相似的，從儀式結果來看，參與者也會獲取社會關系符號所代表的“神圣物”以及或積極或消極的情感能量。

通過將互動儀式鏈理論引入“網絡婚育觀念”的生成邏輯可以發現，在網絡媒體與網絡社區中仍存在著IR構成的四大要素。一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行動者聚集在同一個空間，包括虛擬在場。在網絡上就某一婚育的熱點問題展開討論和傳播中，同一瀏覽到該問題的用戶，即便沒有刻意關注對方，也能感知對方的存在。因而相信自己的行為包括瀏覽、評論等互動，是可以被其他在此社區的用戶所察覺到的，也是可以激發其他群體的互動的；二是，存在一個無形的身份邊界。原本的互聯網用戶之間無法形成無形的身份邊界，但是隨著智能算法和推薦技術的進步，網絡媒體的文化產品將用戶逐漸階層化、差異化、可塑化，最終形成特定的網絡社區及其中的文化；三是，參與者有一個共同的關注對象，并知道彼此在關注同一個事物或活動；四是，參與者分享自己的情感和體驗。據此，網絡媒體通過特定的文化產品，激發個體的參與和互動，并最終產生作為互動儀式結果的情感能量、群體意識、神圣物、行動和道德準則。

當討論到生育的話題時，相似的用戶以趣緣為紐帶形成虛擬的社群，就關注的話題向內形成相似的觀點和看法，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文化和觀念符號（如梗等等）并在交流中獲得強化的情感能量。其結果就是：一方面，當人們從這一社群中脫離出來，參與到社會其他的互動儀式中時，如在現實生活中真實進行婚育行為的決策和選擇，其情感能量伴隨著網絡空間互動所獲得的符號參與到運用的決策，進而實現其第二層循環，最終將其內化于個人的思維和意識中完成完整的IR的三次循環。有著較強不育意愿的受訪者A7在談到不愿生育的原因時表示：“養兒確實不能防老，就像網上有個梗，能不能防老我就是當兒子的我能不知道嘛?！绷硪环矫?，被馴化的算法將用戶情感能量（如喜愛、偏好等）進一步聚焦，異化的技術加劇了個人的、小的社群中觀念的極化，如一個不希望結婚和生育的人就會被推送更多“恐婚恐育”的文化產品，加劇了“信息繭房”效應?！拔移鋵嵰残U喜歡看這種話題的，一開始我在貼吧、知乎上也就只刷了幾次，就源源不斷地給我推送類似的生育啊結婚這種話題，后來也就會去主動關注這類新聞了……其實感覺這些很多東西同質性蠻強的?！保ˋ3）不僅在信息獲取端的信息流，個人的思想亦受制于亦有的互動儀式鏈，最終一步一步形成觀念的固化乃至惡性循環。因此，由于網絡中數據算法和同質性的信息的不斷互動與交流，個體偶然的觀念與想法被逐漸的強化，在國家與家庭缺位的情況下，網絡形塑了青年群體的生育觀念。

（三）現實片面生育觀念在網絡中失真與再造

當個體參與到上述的互動儀式中時，作為結果的觀念等社會關系符號，通過大眾傳媒、同輩等社會化場所，實現進一步的傳播與再生產。在傳播的過程中，夾帶著大量個人情感色彩的媒體信息，在缺乏傳播媒介“把關人”的條件下，其信息難免與社會真實有所偏差。而對社會現象的真實感知，除了在生活世界中真實的體驗之外，另一個方式則是伯格和盧克曼所說的“內化”，也即“社會化”［22］。因此，當網絡在社會化的場所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時，這樣的偏差便會進一步放大，成為個體所感知和認識的“社會真實”，并最終成為其觀念的一部分。特別是本案例的婚育問題，青年群體通常在婚育行動之前，并不能直接感知到此類生活世界中的經驗。因而其他人的經驗變成了重要的信息來源渠道，并以此為依據進行想象?！斑@種信息（生育）除了從身邊親戚朋友來看，更多的就是從網上看吧……畢竟可能年齡還差一些，身邊的信息不如網絡上豐富的?！保ˋ1）“目前看，我還不打算在老家那邊定居啥的，想去大城市的話身邊案例經驗有限……確實得從網上什么去了解?！保ˋ3）盡管這種想象只是根據媒體信息所建構的虛假的“社會真實”，但這種被人們想象著的、并被人們所堅信的“真實”，卻往往能超越存在的真實并發揮出更大的影響?！岸贾肋@個信息肯定有真有假……不過我覺得假的其實至少也是有一些現實依據的，或者說人只愿意相信自己相信的東西……都說假話傳的廣就成真話了嘛?！保˙4）鮑德里亞將其稱為“超真實”（hyperréalité），他借用麥克盧漢的“內爆”概念，指出在現代社會中，紛繁復雜的媒體信息構造出了一個向內萎縮的真實世界，即個體所接受的信息越多，真實被消滅的反而越嚴重。

更進一步，從信息的來源端來看，大眾傳媒帶來的信息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片面和扭曲的，甚至本身就是虛假的。因此，以其作為經驗材料的想象建構的“社會真實”，在根基上講就是錯誤的。這一方面是因為網絡的匿名性，網絡所代表的虛擬空間為每一個個體都提供了有別于現實社會的另一個社會角色和身份，使得人們可以脫離現實的社會結構進行互動，特別是現實社會中所不能進行的互動。例如，網絡媒體成為了很多人宣泄秘密的樹洞，這種宣泄難免攜帶著大量的負面情緒?！拔业哪莻€soul賬號就基本上算是一個樹洞吧，與社交或者性也無關，因為我絕對不會暴露自己的個人信息，就純自己深夜emo的時候倒垃圾用的?！保˙5）“我在那個小紅書賬號也是經常會講一些生孩子的負能量，反正昵稱也是‘momo’（注：系統自動默認的用戶昵稱和頭像），都是純匿名的，說啥別人應該也找不出來我?！保˙7）當個人攜帶著此類情緒參與到虛擬社區的互動中時，其他的個體也難免同時受到此類情緒渲染，進而作為互動儀式的結果和產物及情感能量也難免充斥著負面的情緒，這就意味著本來可能潛存的生育不滿和恐懼會憑借這樣的互動儀式的傳播機制，在廣泛傳播的加持下，實現其生育負面觀念的廣泛傳播。另一方面，大眾傳媒特別是自媒體在虛擬空間的互動具有很強的“表演”性質，這意味著一種作為表演形式的信息在傳播過程中，通常具有一定的夸張成分。例如，某博主有一條廣為流傳的微博中，列舉出了生育之后可能引發的60余種后遺癥。不可否認的是女性生育過程中這些癥狀確實可能會出現，“但是該博主的表達很自然地會讓人聯想到所有生孩子的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而且從評論區其他網友的反映來看，她確實也做到了，引起了將個例普遍化的恐慌?！保˙1）更有甚者為了獲取更多的流量，其信息本身就是虛假和捏造的，很多觀點純粹是子虛烏有，是當事人為博人眼球所創作的小說性質的網絡文學作品。

此外，互動儀式中個體在分享自己的情感和體驗時，也會作出“言不由衷”的發言。個體在某一情境下，可能出于禮貌、不打破輿論氛圍、宣泄情緒等原因選擇說出并不符合自己真實觀點和價值的言論。如，受訪者B8就在網絡上發表過一系列極端的言論，她在網絡上曾偏激地攻擊全部男性群體，并堅定地說絕不會生育等。但在征得她同意并展開訪談時，她卻呈現出與網絡上毫無理性的形象截然不同的形象，并且表示自己最近正在相親等。她在網絡上的言論和她真實的觀念和想法完全不同。但這些不符實、甚至是錯誤和反智的言論作為符號參與到同其他個體的互動中，依然會對其他的個體產生巨大影響。作為互動儀式結果之一的觀念，通過信息的想象建構，在社區進一步傳播和固化乃至極端化，最終實現其再生產。

五、傳統與現代：網絡時代的生育觀念演變

隨著我國城鎮化和現代化的不斷推進，截至2022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0.67億，幾乎覆蓋了以Z世代為代表的青年群體。因而在當代青少年成長、社會化的過程中，網絡也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社會化主體角色，改變甚至重塑初級社會化的成果。生育觀念就是被重塑和改造的觀念中的重要一環。在傳統的乃至前互聯網時代中國社會中，在婚育方面對個人的期望都是保守的、傳統的，即對個人成家立業的強調和對家族血脈傳續的重視。反映在具體生活中就體現為青少年群體在學校家庭等初級社會化場所被要求的一方面在人生規劃上要努力學習和認真工作，另一方面在品德修養上要“先人后己”，集體優先。當這種弱化個人感受，強調“宏大敘事”的文化傳統與“部落化”“原子化”的網絡社區和大眾傳媒碰撞時，難免會對傳統的生育文化和價值觀進行解構與重塑。鑒于網絡虛擬化、匿名化的屬性，這種解構和重塑在一開始并不會改變行動者的婚育觀念，但當互聯網世界在經過二十余年的發展后，已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互聯網社區，沉淀出魚龍混雜的網絡文化。此時若個體長時間、高強度地參與到網絡社區的互動儀式中，就會逐漸接納其中的文化和價值觀，并最終造成了生育觀念的改變。

當代青年群體婚育觀念的轉變首先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而將經濟社會轉變影響到觀念的過程，網絡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當前社會青年人在思考婚育行為時，一方面要考慮到的就是高昂的房價、物價帶來的結婚成本，與養育子女帶來的生活成本，以及婚后育后“中年危機”和就業困難；另一方面是嚴重“內卷化”，社會環境和日益固化的社會階層使得青年群體要承受更加巨大的壓力和負擔。正如黎娟娟等（2022）所描繪的，當下青年群體不得不面臨三個困境，即宏觀層面社會結構的劇烈變遷帶來的生存困境，在中觀層面家庭結構和高校教育帶來的社會化困境，微觀層面個人人生經歷帶來的成長困境［23］。因此，從個人發展的角度來看，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才更契合個人發展和生存的需求。當青年群體在審視和面對這三個困境時，網絡成為了打通信息渠道、獲取信息量的途徑，也成了制造恐慌和放大焦慮的鏡子。在網絡媒體的催化下，個別的社會問題被渲染得廣泛存在，極端的婚育案例被描述得普遍化。人不斷地嵌入到網絡的結構中，在人塑造網絡文化的同時，網絡也在塑造當代青年群體。

與此同時，在網絡媒體對青少年的影響日益加劇的時候，家庭對青少年的影響卻在逐漸式微和缺席。這是因為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對傳統家庭和家族文化的瓦解直接弱化了家庭的社會化功能。中國家庭的現代化是循序漸進的過程，Z世代的家長普遍要比他們自身（Y世代）的父輩要開明和現代得多。當代的家長雖然在個人生育觀念的形成中仍發揮著巨大作用，但已經不再是過去傳統社會中“一言堂”的封建大家長形象，相較他們的父輩，他們會更多地接納和尊重子女的觀點和選擇。不僅如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中國社會中的成年人也很難再像傳統小農經濟或計劃經濟時期那樣，將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中。除了有“留守兒童”經歷的當代青年群體之外，其他的中國青年里有很大比例的人在初級社會化過程中，其家庭的角色都是缺位或者表現不足的。更重要的是，隨著家庭逐漸與生產資料解綁，個人逐步取代家庭成為社會的基本單元，個人逐漸從傳統的社會網絡中脫嵌，家庭的權威性和功能性也不復從前。不僅家庭，其他制約個人行動的影響因素如宗教、傳統等也如家庭一樣影響力大幅削弱。隨之而來的便是個體主義的盛行和對傳統觀念的解構，性別平權等話題成為網絡熱議的焦點。因此，當與家庭密不可分的傳統婚育文化逐漸失去了其所依附的載體時，我國也同其他歐洲和東亞國家一樣，步入了第二次人口轉變的發展階段。

但是同西歐等國家的第二次人口轉變不同，我國并沒有呈現出強烈的自由主義甚至反傳統傾向，而是具有傳統和現代并存的特征。在本案例A組線下訪談的受訪者中，包括A4這樣的男同性戀群體在內，沒有人表現出強烈的“不婚不育”或者強烈的婚育意愿，而是呈現出不明確、模棱兩可的動搖態度。多數受訪者不僅或多或少地認同網絡上流行的、與傳統觀念相悖的生育觀念，還大都在意傳統評價體系對個人的約束作用。這種現象一方面證實了網絡媒體對個人婚育觀念的巨大影響，另一方面也體現出傳統的文化價值對個人的限制。當代青年群體并非不希望或者大部分人都不排斥像過去的父輩那樣成家生育，但是現代互聯網社會及其產生的新的價值觀和文化，使得遵從傳統的行為模式不再容易，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傳統行為的合理性。此時，網絡媒體所起到的便不僅僅是“再發現、再思考”的角色，還成為極端思想的“回音室”，趨同化信息的“繭房”。網絡充斥著各種生育極端案例，導致圈層文化出現，生育觀念發生變化。因此，在網絡時代此消彼長的環境下，未來的青年群體的婚育觀，受網絡媒體等因素的影響將會越來越大。

六、結論與對策建議

綜上所述，網絡媒體的互動會對個人生育觀念產生深刻的影響?；ヂ摼W經過三十年的發展，網絡媒體已經融入個人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在其中互動的個體一方面受網絡媒體及其文化工業產品的影響，形成了對生活世界“發現—再思考”的邏輯鏈條，這在激發人們對既定的社會秩序的發現和思考的同時，也讓網絡和社交媒體中極端和負面的言論和信息富集，造成了“信息繭房”和“網絡極化”；另一方面，網絡空間的互動也造成了其他影響因素的整合，網絡媒體成為工具進一步作用到青年群體中，并成為青年群體從傳統社會結構中脫嵌以及再社會化的重要場所。

青年生育觀是一個敏感而重要的話題，需要政府、家庭、學校和社會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來引導和管理。因此，需要從網絡形塑青少年生育觀念的影響因素入手，提出加強網絡規范管理、發揮網絡正向引導和加強生殖保障宣傳等建議，以更好地促進青少年正確的生育觀念的形成。

（一）網絡規范管理。隨著互聯網的普及，青少年接觸到的信息越來越多，其中包括一些不良信息。政府應該加強對網絡的規范化管理，建立健全網絡安全法律法規，加強對青少年網絡使用的監管，防止不良信息的傳播和影響。

（二）發揮網絡正向引導。網絡不僅是青少年接觸不良信息的渠道，也是正向引導的重要途徑。加強社會宣傳，通過各種社會渠道，如廣告、微博、微信等，宣傳正確的生育觀念，幫助年輕人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同時，政府應該加強對網絡正向引導的力度，鼓勵和支持一些有益的網絡活動和社交平臺，引導青少年積極參與其中，培養他們正確的價值觀和生活態度。

（三）加強生殖保障宣傳，為年輕人提供更好的生育保障和服務。要解決網絡媒體輿論的負面影響，避免年輕人對生育產生生理性恐慌除了在傳播過程中的管控之外，更需要在源頭解決社會上生育面臨的客觀問題。通過落實勞動保障、提高生育津貼、擴大產假和育兒假等生育福利政策，推動青年人樹立正確的生育觀。

總之，青少年生育政策需要政府、家庭、學校和社會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通過規范管理、正向引導和綜合引導等措施，引導青少年樹立正確的生育觀念，促進青少年健康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