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師本科教學能力評價政策研究

王紅偉，楊 靜

一、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要將教育、科技、人才擺在一起系統謀劃，高校是科技第一生產力、人才第一資源和創新第一動力的重要結合點，高校教師是建設教育強國、科技強國和人才強國的第一資源，高校教師教學能力是培養高素質人才的保障，是鑄造高質量教育體系的關鍵，是發揮好第一資源優勢的重中之重。盡管目前高校普遍成立了教師教學發展中心以提升教師教學能力，建立了教學質量監控中心以監測教師教學能力，但是，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要實現結構上的多維立體、趨勢上的動態發展以及驅動上的多方協同，僅靠提升和監測還不夠，加之長久以來高校存在的重科研、輕教學的傾向尚未完全扭轉，因此，強化我國高校教師教學能力需要教育評價牽引，需要評價政策推動。近年來，國家層面為加強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文件，為打造新時代教師隊伍創造了良好的制度環境，也為研究我國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提供了政策依據。

在公共政策學中，政策工具是決策者推動、部署和貫徹政策的實際手段。[1]美國學者萊斯特·薩拉蒙將政策工具定義為“政府工具”，強調政策工具是一種明確的方法，通過這種方法得以組織集體行動，解決公共問題。[2]國內學者陳振明認為政策工具是為解決某一社會問題這一政策目標而采用的具體手段和方式。[3]實質上，政策本身是一系列政策工具的組合搭配，政策工具搭建了連接政策目標的“橋梁”，政策工具與政策內容的適切性、政策工具組合的科學性對政策執行效果至關重要。近年來，學術界圍繞教師政策展開了研究，如李廷洲等運用政策工具理論構建了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教師政策的評估框架，呈現了我國教師政策的發展特征，發現“教師質量”日益成為我國教師政策的核心議題；[4]朱志勇等對促進我國教師專業發展的政策工具的使用特征進行了分析，發現教師專業發展的主題不同，使用的政策工具有差異性，政策工具的采用類型大多表現為多元組合；[5]包水梅等對我國“雙一流”建設高校教學評價政策的使用偏好進行了研究，發現教學評價政策正逐步服務于教師教學能力發展，邏輯走向是依據評價要素特性配置政策工具。已有研究雖從政策工具視角關注到了教師質量、教師專業發展和教學評價等，聚焦“教師教學能力評價”這一主題的政策研究卻鳳毛麟角。實質上，高校教師教學能力更需要評價政策來牽引，需要政策工具來推動，因此，運用政策工具這把“鑰匙”研究分析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政策，探究政策工具的使用偏好和評價要素的關注程度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視角。

鑒于此，本研究從政策工具的理論視角出發，對國家層面出臺的涉及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的58份政策文本進行分析，分析政策工具的選擇與使用偏好，研究政策工具與評價要素的契合度，為政府更好地利用政策工具提升高校教師教學能力、優化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政策提供參考借鑒。

二、研究設計

（一）政策文本的選擇

本研究的分析對象是國家層面公開發布的與“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相關的政策文件。資料來源于教育部官網中歷年公開發布的公文，通過對“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高校教師教學能力”等關鍵詞的檢索獲取。2000年《關于實施“新世紀高等教育教學改革工程”的通知》中提到“建立、健全高等教育教學工作評價體系”，是開始重視高等教育教學評價的標志，是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制度化建設的開端。為保障樣本的全面性和代表性，將樣本的選取條件設定為必須是國家層面公開發布的正式政策文件且與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主題密切相關，經篩選和梳理共選取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政策文本58份。

（二）分析框架

關于政策工具的分類法有很多，在教育政策領域常用的有兩類：一是麥克唐納爾和艾莫爾提出的命令型工具、激勵型工具、能力建設型工具、系統變革型工具和勸誡型工具，[6]二是施耐德和英格拉姆提出的權威工具、激勵工具、能力建設工具、符號勸誡工具和學習工具。[7]本研究主要考察我國如何選擇和運用政策工具開展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政策工具與評價要素匹配度如何。麥克唐納爾和艾莫爾關于政策工具的“五分法”更加注重政策工具對問題解決的適切程度，對本研究具有更強的解釋力。[8]因此，采用麥克唐納爾和艾莫爾的政策工具分類標準更為適切，在此基礎上構建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政策工具與評價要素二維分析框架。

1.橫軸：政策工具維度

麥克唐納爾和艾莫爾將政策工具劃分為命令型工具、激勵型工具、能力建設型工具、系統變革型工具和勸誡型工具。命令型工具是規范個人和機構行為的規則，常以“必須”“嚴禁”等表述形式呈現，預期行為是強制性服從行為規則；激勵型工具是給予個體或機構正面鼓勵或負面懲罰，常以“獎勵”“取消資格”等表述形式呈現，預期行為是依靠獎懲起到激勵或約束作用；能力建設型工具是促進個體或機構獲得能力上的提升，常以“鍛煉能力”“提升能力”等表述形式出現，預期行為是面向未來，提升能力；系統變革型工具是個人或機構正式權威的轉移和再分配，常以“改革”“整改”等表述形式出現，預期行為是提高效率的政策工具；勸誡型工具是通過發布信息傳遞價值觀，呼吁目標群體采取有效行動，常以“倡導”“弘揚”等表述形式呈現，預期行為是被目標群體認可并表現出與價值觀一致的行為。[9]

2.縱軸：評價要素維度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做好老師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實學識、有仁愛之心”，“四有”好老師的標準是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的基本價值準則。詳細研讀我國58份涉及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的政策文件后發現，評價內容除了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實學識、仁愛之心外，還涵蓋了教學技術、教學研究以及教學藝術等內容。因此，運用扎根理論，從政策文本分析中尋找和歸納評價要素，發現評價要素有教師道德評價、教學理念評價、教學方法評價、教學研究評價、教學技術評價和教學藝術評價等。教師道德評價是對高校教師思想政治素質和職業道德的評價，師德始終處于教師教學能力評價首位，是衡量教師素質的第一標準。教學理念評價是對教師關于教學活動價值認識和教學工作基本態度和觀念的評價。教學方法評價是對教師運用啟發式、參與式、互動式、案例式和研究式等教學方法能力的評價。教學研究評價是對教師開展教育教學研究能力的評價。教學技術評價是對教師在教學中使用信息技術能力的評價。教學藝術評價是對教師在教學中綜合運用情感、形象、審美、表演等創造性能力以達到最佳教學效果的評價。

三、政策文本分析

（一）政策文本編碼

政策工具視角下政策分析的內容多是政策條款，因此，本研究所要完成的第一項任務，就是對篩選出的58份有效政策文本進行編碼。借助Nvivo12軟件，首先是以命令型工具、激勵型工具、能力建設型工具、系統變革型工具和勸誡型工具五類政策工具為主題編碼；其次是以教師道德評價、教學理念評價、教學方法評價、教學研究評價、教學技術評價和教學藝術評價等六個評價要素為主題編碼，為保證編碼的準確性，由兩人分別獨立進行編碼，開展編碼的前測、后測，編碼一致則通過，不一致需協商一致，以提高政策內容分析的信度和效度，客觀呈現政策工具與評價要素參考點（見表1）。

表1 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政策工具、評價要素各自編碼參考點

分析發現，政策工具的使用特征：命令型工具使用最多，占比達29.30%；勸誡型工具和能力建設型工具使用較多，占比分別為26.48%和21.13%；激勵型工具和系統變革型工具較少使用，占比分別為13.24%和9.86%。其呈現出的特征與國家層面教師政策中命令型工具、勸誡型工具和能力建設型工具使用頻繁，激勵型工具和系統變革型工具使用較少的特征相一致。評價要素的關注程度：教學方法通常能夠直觀展示教師教學能力，因此教學方法評價最受關注，占比30.30%；教師道德評價次之，占比27.27%；教學理念評價和教學技術評價比較受關注，占比分別是17.17%和16.67%；很少受關注的是教學研究評價和教學藝術評價，占比分別是6.06%和2.53%。

（二）政策工具與評價要素二維分析框架

基于橫軸政策工具與縱軸評價要素的二維分析框架，為進一步探索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政策工具與評價要素在交叉使用上的偏好，運用Nvivo12軟件的矩陣編碼功能，得到了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政策工具與評價要素的二維交叉分布表（見表2），可以看出政策工具與評價要素共有139個交叉參考點。

表2 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政策工具與評價要素二維交叉分布表

1.政策工具維度分析

命令型工具使用頻次最高，為40，占整個政策工具的28.78%。命令性工具具有強制性、權威性、統一性特點，便于自上而下推動和執行。2005年，教育部《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的若干意見》明確“要把教師承擔教學工作的業績和成果作為聘任（晉升）教師職務、確定津貼的必要條件”[10]，強調教師承擔教學任務是必須具備的條件。2012年，教育部《關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若干意見》規定“實行師德一票否決制”[11]，強調師德是底線。2018年，教育部《關于加快建設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能力的意見》強調“在教師專業技術職務晉升中施行本科教學工作考評一票否決制”[12]?！氨匾獥l件”“一票否決”具有明顯的命令性特征，正是在命令型政策工具的推動下，從制度上強化了教學的重要性。

能力建設型工具使用頻次為39，僅次于命令型工具，占整個政策工具的28.06%。2016年，《教育部關于深化高校教師考核評價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提出要“多維度考評教學規范、教學運行、課堂教學效果、教學改革與研究、教學獲獎等教學工作實績”[13]，明確教師除提升課堂教學能力外，還要提升教學改革、教學研究和教學實踐等相關輔助性和延展性教學能力。同時，此文件中也提到要“加強教師信息技術能力培訓”。從表2看，能力建設型工具與教學方法、教學技術維度的交叉使用頻次較多，與教師道德、教學理念、教學研究和教學藝術維度雖交叉點少，但均存在交叉使用?？梢?，國家運用能力建設型政策工具，一方面是不斷提高高校教師課堂教學能力，另一方面是通過不斷提升教師教學學術能力、信息技術能力、教學藝術能力等課堂外教學能力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勸誡型工具使用頻次是33，占整個政策工具的23.74%，居第三位。勸誡型政策工具主要是通過價值引領達成政策目的，通過“呼吁”“倡導”等引導能夠看出國家政策層面對教師教學能力評價的導向。如2012年，教育部印發《關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若干意見》，為加強師德師風建設，運用了勸誡型政策工具，提出“大力宣傳高校師德楷模的先進事跡，引導教師潛心教書育人”；為鼓勵教師從事教學的積極性，也使用了勸誡型政策工具，指出“鼓勵高校探索以教學工作量和教學效果為導向的分配辦法；分配政策向教學一線教師傾斜”。從表2看，勸誡型政策工具與教師道德評價交叉使用頻次最多，在6個評價要素里占比33.33%，可見，國家政策層面對師德建設的重視程度。其他交叉頻次從高到低依次是教學技術評價、教學方法評價、教學理念評價、教學研究評價和教學藝術評價。

系統變革型工具使用頻次是23，占整個政策工具的16.55%，居第四位。系統變革型工具是靠現有激勵機制無法達到政策期待的效果時，通過變革調整權威分配權，改變公共產品和社會服務的關系來提高效率，[14]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推動政策目標實現。如2005年，教育部印發《關于實施“新世紀高等教育教學改革工程”的通知》指出本科教學要“加強專業、課程教材和教學方法的綜合配套改革”[15]，強調教學能力是系統性工程。2005年，教育部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的若干意見》明確要“以更多的精力、更大的財力進一步加強教學工作，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強調協同推進。從表2看，系統變革型工具與教學方法評價、教學理念評價、教學技術評價交叉使用頻次較多，可見，系統變革型工具主要用于改革教學方法、革新教學理念和改進教學技術。

激勵型工具使用頻次是4，僅占整個政策工具的2.88%，處于最低位。在未建立二維矩陣前，激勵型工具占比是13.24%，建立“政策工具—評價要素”二維矩陣后，僅占2.88%，說明激勵型政策工具精準運用在評價要素“靶點”上較少。激勵型工具是依托正向的激勵或負向的懲戒以促進人們做出政策期待的行為，實質上包含激勵和約束。如2018年，國務院《關于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明確“強化師德考評，體現獎優罰劣”，是激勵型政策工具與教師道德評價的交叉運用。分析發現政策文件中多次提到“激勵教師把主要精力用于教書育人”“重點獎勵貢獻突出的教學一線教師”“以教學貢獻為核心內容制定激勵政策”“完善績效考核辦法，向扎根教學一線、業績突出的教師傾斜”等等，可見，激勵型政策工具往往是應用于鼓勵高校教師潛心教學，但是將激勵型政策工具與高校教師教學能力具體的評價要素相關聯的很少。

2.評價要素維度分析

教師道德評價最受重視，總使用頻次是43，占比30.94%。教師道德評價事關教育事業興衰成敗，教師評價的重中之重。如2016年，教育部在《關于深化高校教師考核評價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中強化師德考核力度，“將師德考核擺在教師考核的首位”“實行師德‘一票否決’”。2018年，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關于高等學校加快“雙一流”建設的指導意見》，指出“將師德師風作為評價教師隊伍素質的第一標準”[16]。2018年，教育部《關于加快建設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能力的意見》指出“堅持把師德師風作為教師素質評價的第一標準”。從“首位”“一票否決”“第一標準”的重要程度可見師德是教師評價的首要“門檻”。從表2看，教師道德評價與命令型政策工具交叉使用頻次最多，在6個評價要素里占比67.50%，印證了教師道德評價具有強制性、首要性特點。

教學方法評價較受重視，總使用頻次是38，占比27.34%，居第二位。教學方法是激發學生潛能、有效促進學生發展的重要手段，是教師教學能力的重要體現，也是教師教學能力評價的關注點。2012年，教育部《關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若干意見》指出“創新教育教學方法，倡導啟發式、探究式、討論式、參與式教學”，是教學方法與能力建設型工具的交叉使用。2022年，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關于深入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的若干意見》，提到“積極探索新時代教育教學方法”[17]，是教學方法與勸誡型工具的交叉使用。從表2看，教學方法與能力建設型工具交叉使用頻率最高，在6個評價要素里占比51.28%，可見，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政策中重視教學方法評價，以此引導教師提升該項能力。

教學理念評價總使用頻次是27，占比19.42%，居第三位。教學理念好比是教學實踐的引擎，會對教學實踐產生重要影響。2022年，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關于深入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的若干意見》，提出“引導教師當好學生成長成才的引路人”“做大先生、研究真問題，成為學生為學、為事、為人的示范”等教學理念，鼓勵倡導教師將自身教育教學能力以及對教育事業的忠誠熱愛轉化為教書育人、甘為人梯的教育實踐。從表2看，教學理念與命令型工具、系統變革型工具和勸誡型工具交叉使用較多。

教學技術評價總使用頻次是23，占比16.55%，居第四位。在教學與技術深度融合的“智慧教學”時代，催生了在教學領域的技術變革，為教學改進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撐，[18]也開啟了教育數字化新形態。2019年，《教育部關于一流本科課程建設的實施意見》指出“強化現代信息技術與教育教學深度融合”[19]；2020年，《教育部等六部門關于加強新時代高校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提升教師運用信息技術改進教學的能力”[20]。從表2看，教學技術評價與能力建設型工具和勸誡型工具交叉使用最多，可見，伴隨著信息技術與教育教學深度融合，積極引導教師在教學中使用新技術、新手段是國家層面對教師素養的新要求。

教學研究評價總使用頻次是5，占比3.60%，居第五位。教學與研究是高校教師的重要職能，在教學中推進研究、在研究中升華教學是教學與研究的反哺規律，教師具備教學研究能力源自于教學研究能力的實踐性、融合性、發展性三大本質屬性。[21]2012年，教育部《關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若干意見》明確了科研對教學的重要作用，強調要“促進科研與教學互動，及時把科研成果轉化為教學內容”。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提出要“開展教學研究與指導”[22]。從表2看，教學研究評價與能力建設型工具交叉使用最多，可見國家政策在引導和促進提升教師教學研究能力。

教學藝術評價總使用頻次是3，占比2.16%，使用最少。教學既是一門技術，也是一門藝術，教學藝術的本質仍是“教學”，只是教學是特殊的，是借助語言、表情、體態、圖像、聲音、板書等來表達或解釋知識，具有形象性（表演性）、審美性、情感性、雙邊性、創造性、個體性等特征。[23]國家層面關于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政策中提到“提高教學藝術和教學能力”，但是使用次數很少。教學藝術是建立在“爐火純青”的教學技術之上的“運籌帷幄”，當下，我國高校教師教學能力建設與評價仍處于攻堅階段，因此，更高階的教學藝術被使用頻次很少。

四、研究結論

（一）以命令型工具為主導，明確“師德為先”“教學為要”的評價導向

命令型工具在獨立編碼與交叉矩陣中使用頻次都是最高，占據主導地位。一是以命令型工具為主的教師道德評價交叉使用最高，如“實行師德一票否決制”“師德考核擺在教師考核的首位”等語句頻繁在政策文本中出現，這是因為師德是教師職業“入門券”，始終是評價教師的第一標準，這明確了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的“師德為先”導向。二是以命令型政策工具為主強調教學能力是教師首要工作。如“把教授、副教授為本科學生上課作為一項基本制度”“本科教學工作考評一票否決制”等，明確教學才是大學的主旋律，只有給本科生授課的教授才算是合格教授，體現了“教學為要”導向?！皫煹聻橄取迸c“教學為要”的強制性與權威性，使得命令型工具成為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政策工具的首選。

（二）以能力建設型和勸誡型工具為引導，強調教學復合型能力評價

能力建設型工具和勸誡型工具被頻繁使用，說明國家很注重引導和提升高校教師教學能力。一是扭轉高校教師重科研、輕教學現象。高校教師教學能力是影響高校人才培養質量的關鍵因素，但是，由于高校教師多為學術型博士，更愿意投入可量化且顯示度高的科研工作，在他們看來科研能力才是真正的硬實力，因此，需政策工具扭轉重科研、輕教學現象。二是提升高校教師教學復合型能力。高校教師教學能力是超越單純教學、科研等能力的一項復合型能力，如國家政策文本中提出“支持教師開展教育教學研究”“大力提高高校教師教學水平、科研創新和社會服務能力”“提升教師教學學術發展能力”“提升教師運用信息技術改進教學的能力”等，要讓高校教師“教學能力強起來”，要不斷提升其科研能力、信息技術能力、實踐能力以及社會服務能力。

（三）現有政策專門針對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的很少，評價功能被弱化

2000年，教育部《關于實施“新世紀高等教育教學改革工程”的通知》中提到“建立、健全高等教育教學工作評價體系”，標志著國家層面開始重視高等教育的教學評價，是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制度化建設的開端。至今20多年間國家層面出臺的涉及“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的政策文件有58份，專門針對“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的政策文件為0；包含“評價”兩字的政策文件僅有3份，分別是2016年教育部《關于深化高校教師考核評價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202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2020年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雙一流”建設成效評價辦法（試行）》。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內容通常是在加強本科教育教學、提高高等教育質量、深化教師教育改革、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等政策文件的內容中被捎帶提及，“評價”關鍵一環薄弱，致使以教育評價提升高校教師教學能力的功能作用被弱化。

（四）現有政策多側重培訓教學能力，政策工具與評價要素契合不夠

對現有“高校教師教學能力”政策文件進行分析發現：（1）培訓是提升高校教師教學能力的主渠道。政策文本中多次出現“開展現代教育思想與觀念、教育理論與實踐、現代教學內容、現代教學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的培訓”“創新教師教學技能培訓模式”“改進教師培訓教學組織方式”“開展高等學校教師教學能力提升培訓”“以培養培訓為關鍵點提升教師教學能力”等，說明國家層面重視高校教師教學能力培訓，以培訓作為提升高校教師教學能力的主要渠道。（2）政策工具與評價要素契合不夠。國家層面涉及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的58份政策文件中，政策工具與評價要素建立二維交叉矩陣后僅有139處交叉點，尤其是激勵型工具與評價要素交叉點很少，僅占2.88%，說明政策工具與評價要素匹配度差，契合的精準“靶點”少。（3）評價要素在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政策中被忽略。政策文本中會出現“考評”“考核”“評價”等，但是，除“師德”這一要素外，很少緊跟具體的評價要素，因此，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要素模糊，不夠清晰明確。本研究中教師道德、教學理念、教學方法、教學研究、教學技術和教學藝術主要來源于高校教師教學能力培訓的側重點，而非評價的側重點。

（五）政策數量增多、協同增強等突顯教師教學能力戰略地位

分析我國高校教師教學能力政策特征趨勢發現：一是政策數量逐年增多。2000年《關于實施“新世紀高等教育教學改革工程”的通知》中提到“建立、健全高等教育教學工作評價體系”，是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制度化建設的開端。2000年至2023年間，高校教師教學能力建設與評價政策呈現出數量越來越多、系統性越來越強等特征。2018年全國教育大會召開，在教師教育振興行動計劃全面實施驅動下，我國高校教師教學能力建設與評價政策共出臺7份文件，政策數量達到23年間最高峰值。二是政策發文機構升級，協同度不斷強化。2018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明確提出，興國必先強師，要大幅提升教師綜合素質、專業化水平和創新能力；2020年國務院頒布的《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明確提出，改革教師評價，把認真履行教育教學職責作為評價教師的基本要求等。國務院直接發文反映出政策發文機構層級提高、內涵升級。在國家層面出臺的涉及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的58份政策文本中，聯合發文有17份，占政策總量的29.31%，聯合發文機構有教育部、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中央編辦等。教育政策數量增多、頒布密集、層級升級、協同增強等特征反映出國家把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擺在突出位置，未來政策治理能力和評價體系會更加完善健全。

五、政策優化建議

（一）以問題為導向，優化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政策頂層設計

高校教師是高等教育事業發展的第一資源，是教育變革的中堅力量與關鍵一環，[24]教學能力是教師能力的基礎和核心，因此，國家層面對高校教師教學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自2000年教育部首次在《關于實施“新世紀高等教育教學改革工程”的通知》中提出“建立、健全高等教育教學工作評價體系”至今，我國高校教師教學能力主要經歷了恢復教學勝任力、規范提升教學能力[25]、強化教學能力培訓、關注教學能力評價四個階段?，F階段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欠缺獨立政策、獎勵政策、卓越標準，因此政策制定要立足現實問題，優化評價政策的頂層設計，將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與教師發展政策體系、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緊密關聯，進一步明確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的重點任務和未來走向。一是要“動起來”。組織規劃并出臺專門針對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的政策文件，以權威政策文件傳達國家層面對加強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的重視程度和推進力度，評價不再是高校內部行動而是國家舉措，讓高校教師為迎接教學能力評價“動起來”。二是要“熱起來”。優化以教學能力貢獻為評價核心內容的激勵政策。加大對教學一線教師、教學優秀教師的獎勵力度，加大教學業績在專業技術職務評聘中的權重，營造良好的教學氛圍，讓高校教師為投入教學能力評價“熱起來”。三是要“強起來”。出臺權威性的高校卓越教師教學能力標準，以清晰的框架勾勒高校教師的卓越教學能力構成，以評促建，以評促強，回答“什么樣的高校教師才是好教師”。

（二）以評價為牽引，加強政策供給促進高校教師教學能力提升

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四次會議的醫藥衛生界、教育界委員時強調，要圍繞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以教育評價改革為牽引，統籌推進教育教學改革。評價政策是調動高校教師教學工作積極性、主動性的“助推器”，以評價為牽引是新時期促進高校教師教學能力提升的新突破口，對高校推進教學質量革命、加強教師隊伍建設具有基礎性、全局性、先導性作用。但是，目前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著一些問題，因此，一要科學界定高校教師教學能力的構成。教學能力是復合型能力，如“在多樣化教學情境中，有效教學需要個人特點、知識、技能以及態度相融合”[26]。目前學術界對此尚未達成共識，也未出現主流研究范式，因此，科學界定高校教師教學能力構成是評價的前提基礎。二要多維度構建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體系?？茖W、精準和高效的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體系能夠診斷與評價各項能力，能夠促進各項能力相互作用形成強大合力，能夠為教師教學能力評價提供標準依據。評價主體上，以學校、教師、學生為評價主體，堅持政府評估、高校自評、第三方評估等多元參與；評價內容上，評價教師對教育教學的貢獻度；評價方法上，在傳統學生評教、督導評教、同行評教的基礎上，運用現代數字化技術為教師教學能力“量身畫像”。三要實地調研，做好評價政策供給的“基本功”。在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理論研究的基礎上，開展實地調研，從評價主體、評價內容、評價方式以及評價效果等方面調研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現狀，傾聽高校教師、專家學者對提升教學能力的心聲，“應扭轉重教師自身成長、輕教師對教育教學貢獻的評價現狀”[27]等，做好政策精準供給，切實以評價促進能力提升。

（三）選擇與優化政策工具間的組合，多維協同提升高校教師教學能力

教育政策工具是為解決某一教育問題在政策中采用的具體手段和方式，每種政策工具有各自獨特優勢，單一的教育政策工具無法更好地實現政策目標，因此需要運用政策工具組合。[28]第一，教師道德是高校教師必須遵守的道德規范，定位是“第一標準”，具有強制性、首要性、引領性特征。因此，教師道德評價宜采用命令型工具、激勵型工具與勸誡型工具組合，凸顯“第一標準”的強制性，明確觸碰道德底線會受到“一票否決”懲戒，弘揚師德不設上限，倡導教師作師德典范，發揮榜樣力量。第二，教學理念、教學方法和教學技術是高校教師教學能力的核心內容，定位是“中心工作”，具有關鍵性、系統性和示范性特征。因此，教學理念評價、教學方法評價和教學技術評價宜采用以能力建設型工具為主，輔助激勵型工具和系統變革型工具組合，積極開展各種形式的教師教學能力培訓，設置“教學名師”等獎項表彰在教學一線做出突出貢獻的教師。另外，通過協調教學經費投入、先進教學設備使用等，多方協同促進高校教師教學能力實質性提升。第三，教學研究和教學藝術能豐富延伸內容，定位是“深化工作”，具有發展性、創造性特征。教學研究和教學藝術宜采用勸誡型工具、能力建設型工具和激勵型工具組合，引導教師以教學研究反哺教學，以教學藝術升華教學，鼓勵支持創造性教學。

（四）用好系統變革型工具和用足激勵型工具，發揮靶向撬動作用

基于政策工具與評價要素的二維分析發現，系統變革型工具使用頻次是23，占整個政策工具的16.55%；激勵型工具使用頻次是4，僅占整個政策工具的2.88%，這兩個政策工具使用頻率最低。系統變革型工具側重點在改革調整，是聚焦改革靶向；激勵型工具側重點在于鼓勵促進，是聚焦杠桿撬動，需用好用足用活系統型改革工具和激勵型工具。一是用好系統變革型工具。系統變革型工具是通過變革調整權威分配權，改變公共產品和社會服務的關系來提高效率推動政策目標實現，可以透視教師教學能力評價改革方向標。從表2看，系統變革型工具與教學方法評價、教學理念評價、教學技術評價交叉使用較多，但是與教師道德評價、教學研究評價、教學藝術評價交叉使用很少，系統變革型工具對政策目標實現有靶向作用，要深化教師道德評價、教學研究評價、教學藝術評價改革，便要在政策中用好相應的系統變革型工具。二是用足激勵型工具。激勵型工具是依托正向的激勵或負向的懲戒以促進人們做出政策期待的行為，實質上包含激勵和約束，可以透視教師教學能力評價的激勵導向。從表2看，激勵型工具與評價要素交叉使用普遍較低，激勵型工具會引導教師向更高層次更高水平教學能力的增值發展，對政策目標實現有杠桿撬動作用，因此，要用足激勵型工具。政策工具如五指彈鋼琴，各有側重，協調發力才能彈出美妙琴音。

（五）提升政策工具與政策目標、政策內容的契合度，保障執行效果

依據政策工具和評價要素對國家層面涉及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的政策文件進行編碼，共獲取553個編碼，但是將政策工具與評價要素建立二維交叉矩陣后僅有139處交叉點，可見，政策工具與評價要素的匹配契合仍是薄弱環節。政策工具與評價要素如鑰匙與鎖的關系，越匹配適切，越能夠靈活運用政策工具這把“鑰匙”推進政策執行，達成政策目標。一是提升政策工具與政策目標的契合度。政策工具與政策目標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政策目標是政策工具選擇運用的影響因素，政策目標越復雜，越需要多重政策工具加持；政策工具是政策目標和政策執行之間的中介和橋梁，是實現政策目標的手段，政策工具與政策目標越適配、越趨近，越能避免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錯位和沖突。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有教師道德評價、教學理念評價、教學方法評價、教學研究評價、教學技術評價和教學藝術評價等六要素，這六個要素明確了“為何評價”的政策目標。因此，政策工具的特性、功能要與評價訴求充分匹配。二是提升政策工具與政策內容的契合度。政策的執行效力與政策工具和政策內容的契合度呈正相關，政策工具越契合政策內容要素，政策執行效力越強。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六要素也明確了“評價什么”的政策內容，即評價高校教師道德、教學理念、教學方法、教學研究、教學技術和教學藝術，因此，政策工具的功能要與評價要素的特點相匹配。另外，高校教師教學能力評價政策還要與政策環境相適應，每個階段遇到的問題不同，政策重點也會發生相應偏移，[29]要根據政策環境的變化，調整變更政策工具，提升政策匹配契合度，保障政策的高效率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