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莊子》在19世紀英語世界的建構

于雪棠

(北京師范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875)

《莊子》在英語世界的傳播與接受,學界對此已有介紹與研究,大多偏重思想,至于歐美學界對《莊子》文學特性的論析,則論者很少(1)徐來的《英譯〈莊子〉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四章“《莊子》作為文學著作的譯介”,主要介紹了翟理斯、華茲生、賴明、柳無忌《中國文學史》及宇文所安《中國文學選集》對《莊子》的評介。姜莉的《〈莊子〉英譯:審美意象的譯者接受研究》(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研究了《莊子》“意象思維”和審美意象的英譯。戴俊霞的《諸子散文在英語世界的譯介與傳播》(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六章“英語世界里的《莊子》”,第四節“《莊子》文學風格的跨語際書寫”,簡單介紹了幾種譯本對《莊子》文學成就的評介及《莊子》修辭格的翻譯。戴俊霞、阮玉慧的《〈莊子〉文學的跨文化研究》(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20年)側重于對英譯的介紹。,還有很多問題有待進一步探討。從19世紀到20世紀,俄、英、美、法、德等國家均出版了一些頗有影響的、以外文寫作的中國文學概論、文學史和作品選。文學經典依賴文學史的書寫、選本、譯本及評論得以確立?！肚f子》的文學特性在何時受到關注,其間經歷了怎樣的變化?本文僅以19世紀英語世界的中國文學論著、文學作品選、譯本序及單篇論文為考察對象,探討文學《莊子》的動態建構過程。

一、“文學”詞義的收縮及“中國文學”論著

在討論問題之前,有必要簡單梳理“文學”及與之對應的英文literature兩個概念內涵的歷時性變化。中文的“文學”,先秦時期泛指文獻、學問、文化,直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一詞的含義才比較接近現代的意指。英文literature與漢語的“文學”類似,也經歷了一個詞義收縮的過程。Literature最初也是文獻、學問之義,源自拉丁語litteraturae,《牛津文學術語詞典》釋曰:“19世紀以來,全部書面或印刷作品的廣義文學,已經被基于想象、創造或藝術價值評判標準的更精確的定義所替代,通常與作品缺乏事實的或實用的參考有關。甚至學術關注更限定于詩歌、戲劇和小說?！盵1]艾布拉姆斯《文學術語詞典》(中英對照)的解釋與此略有不同:“‘文學’有時也適用于(在接近其拉丁語原意的意義上)所有文字作品,無論其種類或質量?！薄白?8世紀以來,文學,等同于法語中的belles lettres(‘美文’),一直常被用來指代虛構的和想象的著作:詩歌、散文體小說和戲劇?！盵2]

何謂文學?從文體角度看,指的是詩歌、小說和戲劇。從文學的特質角度而言,是虛構和想象的作品。從寬泛的意義上說,凡文字寫成的著作,不論具體內容的學科屬性,只要在某些特定方面表現突出,即可稱為文學(2)方維規、黃卓越認為,西方傳統的literature一詞與20世紀前中文世界所使用的“文”及其近似語,都包含泛文本與泛文學的含義。中西在20世紀之前均不存在專指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并偏向于想象性、虛構性的“文學”總稱。參見:方維規.西方“文學”概念考略及訂誤[J].讀書,2014(5):9-15;黃卓越.19世紀漢學撰述中的literature:一個概念措用的歷史[J].清華大學學報,2019(1):74-86.。

19世紀歐美出版了多部介紹中國文學的專章或專著,從它們對literature一詞的運用,可證上述解說符合客觀實際。各書列專章者比較多,有代表性的如英國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中國雜記》[3],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的《中國人: 中華帝國及其居民概述》[4],美國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的《中國總論》[5],此書1883年出版了修訂版,調整、補充了一些內容。丁韙良(William Martin,1827─1916)的《中國人:他們的教育、哲學與文學》[6],英國傅蘭雅(John Fryer,1839─1928)的《中國與中國人》[7],此書為教材,分三部分:哲學與宗教、語言與文學、歷史與地理。

專論如:蘇謀事(James Summers,1828─1891)的《中國語言與文學講稿》[8],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的《中國文學紀略》(又譯《漢籍解題》)[9],道格拉斯(Robert Kennaway Douglas, 1838─1913)的《中國的語言與文學》[10],麥利和(R. S. Maclay,1824─1907)的《中國古典文學》[11],露密士(Augustus Ward Loomis,1816─1891)的《孔子和中國經典:中國文學讀本》[12],秀耀春(F. Huberty James,1851─1897)的《中國文學》[13],等等。

這些論著所用literature,只有偉烈亞力的《中國文學紀略》純粹指文獻,大多兼備“文獻”與“文學”二義。有時作者會加一個形容詞以表示文學的性質,如衛三畏《中國總論》的第十二章是“Polite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中國雅文學)[5]674。蘇謀事也用“polite literature”指稱四庫的集部[8]34,用“light literature”指稱四庫子部的小說家,包括歷史浪漫小說、民間故事、傳奇等[8]34。究其原因,當與漢學家的譯述目的有關。他們想向西方全面介紹中國的歷史、地理、語言、思想、宗教、教育、政體、學術、文化、風俗等情況,文學、文獻及文化于漢學家而言實是三位一體的。

二、四庫分類與西方文類相結合的框架

面對數量龐大的中國古代文獻,大多數漢學家運用經、史、子、集這種知識分類框架加以介紹,這與《四庫全書》的官學地位及影響有關,漢學家多在論著中明確說明依從四庫分類。同時,在其中國文學敘述中,西方文體分類法也隨處可見。馬禮遜、衛三畏和秀耀春三人的論著比較典型。馬禮遜《中國雜記》的“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分為十一類: (1)中國經典;(2)中國歷史;(3)歷史小說;(4)戲劇;(5)詩歌;(6)雜文;(7)地理或地方志;(8)醫學著作;(9)天文學著作;(10)散文;(11)三教著作(僅重點介紹了“四書五經”)[3]34-37。所述均很簡略。馬禮遜整體上以四庫分類的經、史、子、集為主,間雜西方的文類:小說、戲劇、詩歌和散文。地理、醫學、天文學及三教儒釋道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屬于子部,馬禮遜將它們單列,突出其知識類別。

衛三畏的《中國總論》第十一章“中國古典文學”開篇即指出《四庫全書總目》是對中國文獻進行全面考察的最好向導,為中國最優秀的書籍提供了完整而簡明的題解,對外國人尤其有用。這部分包括:(1)欽定目錄作為中國文學索引;(2)五經;(3)四書;(4)《康熙字典》[5]626-673。第十二章“中國雅文學”包括:(1)中國修飾性文學(Chinese Ornamental Literature)的特點;(2)中國歷史著作;(3)歷史小說;(3)馬端臨的《文獻通考》;(5)哲學著作: 朱熹論太極;(6)軍事、法律與農業著作;(7)《康熙圣諭》;(8)藝術、科學類著作與百科全書;(9)中國小說的特點及舉例;(10)詩歌: 李太白的故事;(11)現代歌曲與即興詩作;(12)戲劇文學:喜劇;(13)《補瓷匠》:一個滑稽戲;(14)論中國文學的不足與局限;(15)中國諺語集[5]674-723。衛三畏自云:“《四庫全書總目》的子部是學術的或專業的著述,包括十四個分支:哲學、兵、法、農、醫、數術、雜家、百科全書、小說、佛教和理性主義者著述?！盵5]682他所說的理性主義者指的是道家。也就是說,第(5)(6)(7)(8)(9)類均屬于子部。第(10)(11)(12)類則大體對應了四庫的集部。歷史小說、詩歌、戲劇等,則是西方的文體分類。

秀耀春三次來中國,前后居住十余年,曾任教于京師大學堂。其《中國文學》一書由七部分組成:中國文學、純文學(Belles-lettres)、小說、寓言和故事、警句、報紙、總述?！爸袊膶W”部分也明確提到《四庫全書總目》,介紹了儒家的“四書五經”?！翱偸觥睂⒅袊膶W置于世界文學的視野中,談論當如何認識其價值,指出早期的經典奠定了后來各種文學的基礎。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文學分支,漢代是歷史和哲學研究,唐代是優雅的散文和韻文,宋代是哲學,元代是戲劇,明代編纂了巨型的百科全書,清代體現出研究的熱情與獨立的批評[13]44。從其框架及“總述”中能夠看出,秀耀春將文獻、學術思想和狹義的文學三者熔為一爐,統一在literature一詞之下。

三、隱沒于知識分類和文類敘述的文學《莊子》

在以四庫分類法為整體框架,輔以西方文體分類的敘述結構中,《莊子》的文學特征隱而不顯。偉烈亞力的《中國文學紀略》是純粹的目錄學著作,完全依照《四庫全書總目》編譯,僅在選擇的書目上有所增刪,個別小類的順序有所調整,此書的《莊子》解題是完全文獻學意義上的(3)偉烈亞力《中國文學紀略》,解題云:“在公元前4世紀,道家的另一位著名人物是莊周,他留下了十卷書,最初題名《莊子》。早期有許多評注,最好的是公元4世紀向秀注,但還沒有全部完成,向秀就去世了。郭象拿到了向秀的手稿,稍作修改,補充完成了它,據為己有,這就是行世的《莊子注》。742年,《莊子》被命名為《南華真經》。1741年,徐廷槐的評注《南華簡鈔》問世。這個版本自云是摘錄,包含了第一部分的全部文本,但后半部分有刪節,有些部分被完全省略了?！眳⒁?ALEXANDER WYLIE.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introductory remarks on the progressive advancement of the art,and a list of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into various European languages[M].Shanghae(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London:Trübner &Co.,1867.。道格拉斯和蘇謀事的書沒有提及《莊子》。有的中國文學論著雖然談及《莊子》,但并沒有關注《莊子》的文學特征。比如,德庇時翻譯的是《莊子休鼓盆成大道》[4]231,這篇白話短篇小說見于明代馮夢龍編的《警世通言》第二卷,后又被抱甕老人選入《今古奇觀》第二十卷。它只是借《莊子·至樂》所書莊子妻死他鼓盆而歌一事衍義而成的小說,意在嘲諷忠貞之不可信,與莊子其人及其思想實不相干。露密士的《孔子和中國經典:中國文學讀本》論及《莊子》,只是簡單地說莊子的學說教人避世、晦藏[12]281-282。傅蘭雅的《中國與中國人》論及老莊,所述較詳。介紹了莊子的學說與著述,還摘錄了三個在他看來有特點的文段:至人(《齊物論》“至人神矣”幾句),莊惠濠梁之辯和莊子將死(4)此書出版于1897年,所論《莊子》及選文部分在第62—63頁,所選文段取自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出版于1884年的《古文選珍》參見:JOHN FRYER.China and the Chinese:a text-book comprising the religions and philosophies,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China, arranged for two courses of study[M].Shanghai:Kelly &Walsh,1897;HERBERT A GILES.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M].London:Bernard Ruaritch,Shanghai:Kelly &Walsh.1884.。但是,這些都歸置于“哲學與宗教”部分,而沒在“語言與文學”題下。

在我們熟悉的文學史敘述中,《莊子》的寓言備受推崇,但在經、史、子、集的知識分類及詩歌、戲劇、小說和散文的西方文類敘述框架中,沒有學者重視這點。秀耀春的書專設“寓言和故事”類,可是并沒有選用《莊子》之文。他在“警句”(Epigrammatic Sentences)部分摘錄了《莊子》的一句話:“一個試圖逃離自己影子的人?！盵13]38此句出自《漁父》,原文是:“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跡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14]1026原文敘事生動,細節逼真,而且有議論。秀耀春只引首句,讓人感覺有點兒莫名其妙,引述之后只加了一句解說:“在西方,這種人可能在更早的時候就已經存在了?！盵13]38這句孤零零的引文完全無法體現出《莊子》的文學特性。

奇特的想象是《莊子》突出的文學特征。道格拉斯非常重視想象力。他談道:“因為中國漢字和句法的特點,中國作家的想象力受到了極大的影響?！盵10]62“在中國文學的各個分支中,那些最依賴于想象力的文學作品,往往是最不引人注意的;那些只有簡單的事實敘述,或哲學家和科學家的論證之作反而更加優秀?！盵10]93此書論及道家文學(Taoist Literature),不過他只討論了老子的《道德經》,沒有片言提及富于想象的《莊子》,頗為遺憾。

在眾多的中國文學敘述中,《莊子》的文學特征是非常模糊的,沒有引起漢學家的足夠重視。西方文體分類重視小說、戲劇和詩歌,像德庇時《中國人》的第十七章專論純文學,包括戲劇、詩歌、小說等文學體裁。他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說:“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由戲劇、詩歌和羅曼司或長篇虛構小說構成的美文,已經獲得我們極高的評價?！盵4]258“中國的長篇小說和傳奇小說具有特殊的價值,因為它們提供了關于中國人的行為、風俗和感情等方面的知識?！盵4]268看重敘事文學,忽視散文作品,這樣的觀念很普遍。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莊子》的文學特性長期隱而不顯。

四、譯本序和《古文選珍》對辯說的重視

19世紀有三個《莊子》全譯本,譯者是巴爾福(Frederic Henry Balfour,1846─1909)、翟理斯和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三個譯本前均有長篇《前言》?！豆盼倪x珍》是翟理斯編譯的中國古代散文選本[15]。與中國文學概述類論著不同,譯本序面對的研究對象只有《莊子》,不需要借助某種框架去進行分類描述?！豆盼倪x珍》面對的是特定的文體類型,因此,在譯本序和古文選本中,譯者和編者都擺脫了四庫分類和西方文類的敘述框架,對《莊子》的文學特性作了深入的發掘和闡釋。

巴爾福在長達32頁的《附論》中,對《莊子》的文學特征作了充滿文學色彩的論說:“莊子,他的作品長期隱藏在中國文學的塵埃和骸骨之中,是一座神秘雄辯的不朽紀念碑。在那里,在一連串的意象和光輝的隱喻中,我們發現被解放的靈魂在神靈的偽裝下被表現出來。他晦澀的風格與其華麗的修辭形成奇怪的對比,它們在他暗黑的語錄中反復出現,猶如夏季的閃電穿過云雷,而那些充斥其作品的嘲諷的俏皮話,則為大部分由隱喻和寓言典故構成的對話增添了不少的趣味?！盵16]xxi“少量摘錄將足以說明這位圣人著述杰出的犀利之美和恣縱的獨創性?！盵16]xxii他還大段引述、評析了《齊物論》中的段落(5)巴爾?！赌先A真經:道家哲學家莊子的著述》第xxii頁:“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钡趚xiii頁:“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钡趚xiv頁:“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參見:FREDERIC HENRY BALFOUR.The divine classic of Nan-Hua: being the works of Chuang Tsze, Taoist philosopher[M].Shanghai &Hongkong:Kelly &Walsh,Yokohama:Kelly &Co,London:Trübner &Co,1881.。比如,在引述“有始也者”至“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一段后,巴爾福論曰:“除了這些難以捉摸的精微之語外,唯一有趣的是,它們傳達了一種對物質非永恒的強烈信念,我們在《莊子》的書頁上發現了一些非常尖銳和辛辣的諺語和警句式的言說?！盵16]xxiii巴爾福還指出莊子思考自身生命及宇宙生命的神秘性,感到自身受制于無法定義的力量(6)引述了《齊物論》“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尚屑盒?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及“其有真君存焉”。參見:FREDERIC HENRY BALFOUR.The divine classic of Nan-Hua: being the works of Chuang Tsze, Taoist philosopher[M].Shanghai &Hongkong:Kelly &Walsh,Yokohama:Kelly &Co,London:Trübner &Co,1881:xxiv.。

巴爾福首先盛贊《莊子》的“神秘雄辯”,他將長于論辯視為莊子最突出的特征。其次,他指出了《莊子》文章的諸多特點:意象多,隱喻出色,風格晦澀,修辭華麗,對話中多有隱喻和寓言,具有杰出的犀利之美,不受任何拘束,富于創造性,說理精微,有警句,等等。巴爾福的表述中,洋溢著對《莊子》發自肺腑的贊嘆之情。同時,其論述也的確把握了《莊子》獨具的文學之美,尤其是對《莊子》說理方式的關注和概括非常精到,《莊子》光芒四射的文學魅力在其筆下得到彰顯。當然,這得益于他對全書的翻譯。與中國文學概述類論著中那些浮光掠影式的評論相比,巴爾福的評析無疑是跨越式的,從文學研究的角度看,他開啟了真正意義上英語世界對文學《莊子》的建構。

翟理斯編譯的《古文選珍》,多方面展示了《莊子》獨有的文學特征。封面是用篆書題寫的書名,封底有用中文寫的序。19世紀的漢學家以譯介中國古代戲劇和小說者居多(7)偉烈亞力的《中國文學紀略》也在子部的小說家類中補充了14部小說,包括《三國演義》《西游記》《金瓶梅》《水滸傳》《紅樓夢》《玉嬌梨》等。參見:EXANDER WYLIE.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introductory remarks on the progressive advancement of the art,and a list of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into various European languages[M].Shanghae(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London:Trübner &Co.,1867.,一方面,在清代,小說是最發達繁盛的文類,傳統的詩文遠不如小說影響大;另一方面,小說敘寫人情世態,是了解中國人的行為方式、文化習俗及道德觀念的一個窗口。翟理斯對這種現象有過論析。他撰寫了一本《中國速寫》[17],匯集了其報刊文章,內容廣泛涉及中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書中論述“文學”的部分談到,很少有學生將其閱讀擴展到小說之外的中國文學作品[17]23。中國擁有大量的、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其中可能蘊藏著最純凈、最寧靜的光芒。迄今為止,提供給世界的翻譯主要限于戲劇和小說[17]25。

在這種情形下,《古文選珍》顯得尤其可貴。此書按照中國歷史朝代進行劃分,選譯了從公元前550年至公元1650年期間的眾多作品。周秦時代(前550—前200)依次節譯了孔子、左丘明、列子、谷梁書、楊朱、莊子、屈平、宋玉、《檀弓》、《戰國策》、孟子、荀子、李斯等計13個人物或書籍的篇章。翟理斯概述這一時代的文學,曰:“這個時期的文本,其風格是粗糙且粗獷的(rude and rugged),然而卻充滿富有活力的表達和無與倫比的戲劇力量?！盵15]vii(8)原書的《前言》和《目錄》頁碼用羅馬數字標示,正文則用阿拉伯數字。為表示區別,本文沒有把羅馬數字轉換為阿拉伯數字。在眾多的文本中,翟理斯特別提到了幾個。他說:“《左傳》如同《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將事件描述得栩栩如生,如在目前。在詩歌方面,《詩經》之外,有美麗而又非?；逎摹冻o》,主要出于屈平之手,在辭藻的豐富性方面他可與希臘詩人品達相比。哲學方面,莊子和列子具有精微的思辨,毫無疑問會在同時代的希臘學派中掌控一場聽證會?！盵15]vii(9)在后來的修訂版本中,改為:墨子和楊朱具有精微的思辨,莊子則毫無疑問會在同時代的希臘學派中掌控一場聽證會。參見:HERBERT A GILES.Gem of Chinese Literatue[M].Kelly &Walsh,Inc.,1923:xv.翟理斯所選文本頗具代表性?！蹲髠鳌肥菙⑹骂?屈原是詩人,《莊子》則是說理性論文。翟理斯將早期中國文學分成敘事、詩歌與論說文三大類,而非四庫分類的經、史、子、集,也不是西方文類的詩歌、戲劇和小說,他徹底走出了19世紀早中期漢學家的敘述框架。他看重文本的風格和表達的力量,比之前對中國文學的論述要專精得多。

《莊子》受到特別的重視,是周秦部分被選譯文段最多者,與四庫分類法下多述儒家“四書五經”有著明顯的區別。選篇前有簡要評述:“莊子,一個最具獨創性的思想家,中華民族很可能為他自豪。然而,他的作品被視為異端而被禁止,很少有人讀,這可能更多是因為文本極其晦澀,而不是因為它們受到儒家的禁止。關于莊子的生平所知甚少,可以從給出的摘錄中略知一二。他通常被認為是老子學說的主要擁護者?！盵15]19

翟理斯給所選文段加了十二個小標題,沒有注明出處。第一個是“生、死及不朽”。這個標題下選了四個文段,分別出自(1)《大宗師》的“(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至“成然寐,蘧然覺”。選本開頭省去四個人名,以“四人”開始。(2)《齊物論》的“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至“萬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3)《至樂》的“莊子之楚,見空髑髏”至“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4)《知北游》:“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ト斯寿F一?！盵14]730

其他十一個標題的內容是:“老子之死”,出自《養生主》,從“老聃死,秦失吊之”至“指窮于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薄扒f子妻子之死”,出自《至樂》,從“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至“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薄扒f子臨終”,出自《列御寇》,從“莊子將死”至“不亦悲乎”?！皥蛴屚酢?出自《逍遙游》,從“堯讓天下于許由”至“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巴评怼?是莊子與惠子的濠梁之辯,出自《秋水》?！蔼毩ⅰ?是莊子釣于濮水,不受楚王之聘,出自《秋水》?！爸寥恕?出自《齊物論》,從“至人神矣”至“而況利害之端乎”,郭象注本到此為止,但翟理斯的選本又加了兩句,意為至人可行于水下,毫無困難;能觸火而不傷。這兩句的原文是“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出自《達生》?？梢姷岳硭乖诠澾x文段的基礎上,還做了簡單的編輯?！白砭啤?從“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至“由此道也”,出自《達生》?！吧浼?出自《田子方》,從“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至“御寇伏地,汗流至踵”。原文后面還有:“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窺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于中也殆矣夫!’”[14]722翟理斯刪去了這幾句點明主旨的話,將這則寓言變成了一個純粹表現匪夷所思情節的驚險故事?！耙蚬P系”,內容是罔兩問景,出自《齊物論》?！皦襞c真”,選文是莊周夢蝶,出自《齊物論》。

翟理斯選譯的文段并沒有依從《莊子》原文的次序,究竟為何做如此排列,也很難看出邏輯,但置于首位者,應當是他認為最重要的。相較于其他主題,“生、死及不朽”得到凸顯,還選了四個文段。而且,接下來的三個小標題內容也都與死亡有關。這種選編的思路,可能與翟理斯深厚的宗教修養有關。在整個第一部分周秦時代的選篇中,不獨《莊子》,其他選篇生死主題所占比重也都很大。如選錄了《禮記·檀弓》7個文段,《檀弓》本身討論的主題就是喪葬禮儀,所選7段自然均與死亡、喪葬有關。再如《戰國策》本以著錄縱橫家的說辭為主,而翟理斯所選僅一段,是《楚策四》“有獻不死藥于荊王者”?！蹲髠鳌窋⑹略斮?此書所選三段,一是莊公十年(前684)齊魯長勺之戰;二是僖公二十一年(前639)魯大旱,公欲焚巫尪;三是襄公二十五年,齊莊公死,晏子不為之赴死。三段中有兩段與生死有關。

翟理斯節選《莊子》文段并加主題,突出了《莊子》內容的豐富性,但他將生死主題置首,也容易給讀者造成誤解,似乎《莊子》最看重生死問題,但生死只是《莊子》討論的話題之一,遠不能展示其思想的博大。而且,《莊子》汪洋恣肆的文章風格,需要節選一定篇幅的文段才能展現出來,短小的片段無法讓讀者窺知其行文之變化,不得不說,翟理斯的選文存在明顯的缺憾。不過,瑕不掩瑜,《古文選珍》一改之前文獻與文學混雜的敘述框架,通過全新的敘事、詩歌和說理的文類三分法,突出了《莊子》的主題。與巴爾福相同,他也注重論辯和寓言,此外選擇了大量的文段,使《莊子》在周秦時代的古文中卓然特立,這無疑深化、推進了文學《莊子》的建構。

翟理斯還全文翻譯了《莊子》,書名《莊子:神秘主義者、倫理學家、社會改革家》[18],在《前言》中介紹了莊子其人其書,他所參考的6種中國古代注本,道家學派的發展,對《莊子》的文學特性只有三言兩語。比如:“莊子文學和辯證的技巧如此高超,以至于當時最優秀的學者都無法反駁他對儒家和墨家破壞性的批評?！盵18]vi“老子的理想主義抓住了莊子詩意的靈魂?！薄啊肚f子》以其絕妙的文學美占據重要地位?！盵18]ix“譯者在正文之外加了一些注釋,以幫助讀者理解莊子漂移著的隱喻以及那些精微而模糊的辯論?！盵18]xvi盡管所論甚少,但也頗為精當,也能看出翟理斯對《莊子》文學特質的推崇。

在巴爾福和翟理斯之后,理雅各出版了第三個全譯本[19]。正文前有《序》和《前言》,《序》主要說明他的翻譯工作,他所用的7種中國古代注疏本?！肚把浴酚懻?、介紹了多項內容,包括《老子》《莊子》文本的真偽、“道”的意義,道家的主要觀點以及司馬遷對他們的評論等,但沒有專門論述《莊子》的文章風格。在《莊子》正文前,理雅各還為33篇逐一作了題解,其中個別地方論及《莊子》的文風?！跺羞b游》題解曰:“(神人)‘乘云氣’‘御風而行’‘以游無窮’,對得道者所具有的力量,《道德經》中最富于想象力和隱喻性的表達,與我們作者的語言相比都太溫和了。我在這里之所以提醒大家注意,是因為他經常使用同樣的夸張風格?！盵19]128《寓言》題解曰:“寓言,字面翻譯是寄寓之言(lodged words),思想從其所處的環境、敘述或描述中獲得意義或特征。莊子希望描述其寫作風格:時而隱喻,時而大量引用,并始終由其道家觀點所塑造。最后是卮言。字面意思是杯子,或高腳杯、言辭。言辭與杯中經常得到供應的水一樣普通,但也由道家原則所塑造。來自屬于天的元素混合于人的身體之中并指引其行為?！盵19]156理雅各對《莊子》的文學特性所論雖然不多,但他指出了《莊子》的三種重要言說方式,也抓住了關鍵,是對《莊子》文學特征又一個深刻的認知。

五、嘎伯冷茲對語言形式的細讀

德國萊比錫大學東亞語言教授嘎伯冷茲(Georg 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有兩篇論文被譯成英語,發表在《中國評論》上。一篇是《莊子的風格》[20],文下注:摘錄、譯自嘎伯冷茲1888年在萊比錫出版的《〈莊子〉的文字對中國語法的貢獻》[21]著作,發表了《盜跖:〈莊子〉中的一個諷刺篇章》文章[22](10)這篇文章譯者注云:“譯自德文?！贝宋乃懈虏淦潓Α侗I跖》的翻譯與注釋只到“是子教之不至也”,文后曰“待續”,但筆者在《中國評論》上沒有找到續篇。?！肚f子的風格》從語言形式角度進行研究,重視句子的節奏和駢偶。嘎伯冷茲特別提出:“莊子風格的獨特之處在于其運用修辭的地方和方式?！薄皯攨⒖记f子對某些形式的偏愛,句子的結構及其組合。莊子措辭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優美的、自然形成的表達形式。節奏與駢偶在《莊子》中得到完美的運用。簡單的節奏,尤其是四音節,優先出現在敘事性或描述性的演說中。復合節奏,主要依賴于駢偶,在作品的論證部分?！盵20]292文章選取《天地》從開篇“天地雖大”至“漻乎其清也”一段,按節奏將它們劃分為10個部分。在這10段文字中,嘎伯冷茲發現了五種不同的節奏,他認為“每種節奏都不過是一種獨立思維鏈的自然外衣”[20]292。對這些文段,他給出原文,未加標點,斷句的地方用空格表示。逐字標注了拼音,做了翻譯。之后,嗄伯冷茲論曰:“上述文本在節奏形式方面尤其豐富,盡管其中大部分是引語。當然,其晦澀與陳舊的表達形式也同樣歸因于此。我們應當注意到,作者是怎樣巧妙而細膩地使這些多樣化的表達形式。這是一部修辭散文的杰作?！盵20]297嗄伯冷茲還指出:“當作者編造的故事發生在不久之前時,其風格又是多么的不同,例如對孔子進行惡意諷刺的《盜跖》篇。先是給出一個簡短的介紹,很快,當加以描述時就變成了四音節的節奏。戲劇性的人物出場,節奏再次介入并消失?？鬃拥恼Z言比粗野的對手文雅得多,然而對方最終用一個長篇大論將他擊敗。于是引入一個寓意性的人物,用一種更高雅的風格自然地言說。莊子風格的力量主要表現在其諷刺性的辯論中,在這方面,他對后世作品風格的影響遠大于其他。莊子也很善于運用頂真(chain-linked climax in diction),如“知道者必達于理,達于理者必明于權,明于權者不以物害己?！盵20]297嘎伯冷茲對《莊子》節奏、修辭在表現人物、表達思想方面的論析非常精微,這些一百多年前的論斷,至今仍然令人贊嘆。

嘎伯冷茲還指出莊子很喜歡文辭游戲,舉了幾個例子。如:“無為為之之謂天”“唯止能止眾止”“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也,故止于所知之內而至也,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不形之形,形之不形,形有所止,智有所行”等[20]297。文章最后論說《莊子》中解釋術語的現象。舉了4個例子:“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復其身……”“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薄拔崴^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臧于其德而已矣?！薄巴跷锿跆?其名為忘己”[20]297-298。對文辭游戲和術語解釋這兩方面的特點,文章只有注音、翻譯,沒有更多的分析。不過,從其選擇的例句中,我們能知曉嘎伯冷茲對《莊子》語言的理解。文辭游戲,更多指的是運用相矛盾的語言表達觀點?！盁o為”與“為”是矛盾的。止即靜止,靜止不動反而能發揮作用,令萬物靜止?！爸迸c“不知”,“形”與“不形”,均是矛盾的,但在《莊子》的表述中,他常常運用否定一個詞的方式去解釋它,將對立的雙方統一起來。嘎伯冷茲的這一研究深入《莊子》的語言邏輯層面,非常獨到、精準。

在《〈盜跖〉:〈莊子〉中的一個諷刺篇章》這篇論文中,嘎伯冷茲反對翟理斯將其認定為偽作的意見,他指出:“對于這種諷刺文學的價值,人們的意見可能會有不同。對我而言,它在漢語史上的重要性是無可爭辯的?！盵22]366“《盜跖》故意再現他那個時代的常用語言,最多刪去其中的污穢之處?！盵22]367嘎伯冷茲對《盜跖》的文學諷刺價值給予充分肯定。嘎伯冷茲也加了一些注釋,其注釋的突出特征是關注語言表達方式。比如,《盜跖》原文:“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盵14]984嘎伯冷茲注曰:“這篇演講,就其迂腐的權威口吻而言,是一幅很好的諷刺畫。下面這句話再次出自孔子之口。沒有證據表明他真的使用過這個短語。那個謙卑的‘竊’,我把它翻譯為‘as to myself’(至于我自己),其實并不屬于孔子喜愛的用語,但在這個關系中有特別滑稽的一面?！盵22]386嘎伯冷茲不是簡單地翻譯字詞,而是從更深一層分析《盜跖》作者運用語言的風格,看出作者故意模仿孔子的言論,將其置于一種可笑境地。

最后舉一例?！侗I跖》原文:“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于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盵14]989-990嘎伯冷茲注釋曰:“讓我們來觀察一下,講話的匆忙和激烈是如何用簡短而不連貫的句子表達出來的,以及結束語是如何用‘也’結束的,好像你根本不可能反駁似的?！盵22]373人物在不同的情境和情緒下,說話的句子會有長短的區別,“也”這個判斷詞表達的是一種不容置疑的態度。嘎伯冷茲的分析真的非常精彩,能予人深刻的啟迪。

嘎伯冷茲的代表作是《漢語語法》[23],其深厚的語言學修養使得他在閱讀《莊子》時持有獨特的視角,對《莊子》的語體風格能夠體察入微。其注釋不只是解說字詞的字面意義,更多是在分析字里行間的修辭深意。這種語言層面的文本細讀,極大地深化了對文學《莊子》的認知。

六、結束語

19世紀英語世界文學《莊子》的建構,經歷了由隱至顯的過程。簡言之,在19世紀早中期,《莊子》的文學特性并沒有受到重視。這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文學觀念尚未建立。狹義的“文學”與“文獻”還沒有完全區分,literatrue兼具“文獻”與“文學”二義。二是英美漢學家在介紹中國文學時,在特定的以四庫經、史、子、集這一知識分類為整體框架內,《莊子》因其子部的屬性,自然被劃歸于文學之外。三是《莊子》是散文文體,在西方更重視詩歌、戲劇和小說的文體分類觀念中,再加上當時敘事類通俗文學流行,也使得《莊子》的文學特性難以被發現。四是對《莊子》的譯介較晚,遠遠落后于儒家經典和小說。在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直到19世紀80年代,《莊子》才突破重重蔽障,進入文學譯介和研究的視野。

巴爾福、翟理斯和嘎伯冷茲三位漢學家從不同角度,對《莊子》文學特性所做的闡述,對此后英語世界文學《莊子》的建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像翟理斯對《莊子》主題的發掘,就影響了華茲生《早期中國文學》一書對《莊子》的論析,巴爾福和翟理斯對《莊子》論辯藝術的推崇,嘎伯冷茲指出《莊子》喜歡文辭游戲,在宇文所安編譯的《中國文學選:開端至1911》中也能看到延續和深化[24],他專設“早期文學散文:言辭的樂趣”一節,編選了《莊子》中的《說劍》和《齊物論》兩篇全文及《天運》“北門成問于黃帝”論樂一大段文字。葛瑞漢(Angus Charles Graham)和瑞麗(Lisa Raphals)在嘎伯冷茲開辟的語言形式論析方面也有所推進。葛瑞漢《〈莊子〉內篇》一書的《前言》[25],有專節討論《莊子》的寓言、重言和卮言這三種言說方式,也重視《莊子》內篇中的詩和韻文。瑞麗發表了《〈莊子〉的詩與辯》[26],從原創詩節和引詩之間的區別角度,考察《莊子》中詩是如何被運用及如何不被運用的,并以《莊子》為例反思早期中國詩與哲學論辯之間的關系,這里僅舉幾例,實際遠不止此。19世紀晚期幾位漢學家在建構文學的《莊子》方面有篳路藍縷之功,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