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提升城鄉融合質量的機制與路徑研究
——以脫貧地區為例

羅序斌

(江西師范大學 財政金融學院,江西 南昌 330022)

一、引言

城鄉關系轉變是世界大多數國家經濟社會變革以及走上現代化發展道路的起點。深入闡釋城鄉關系內在轉變機制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理解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原生邏輯。農村發展不充分、城鄉發展不平衡,既是世界各國在特定歷史階段表現出的共性規律,也是中國式城鄉關系轉變圖景中的突出特征。從時間譜系看,黨的十六大以來城鄉關系演變經歷了城鄉統籌(2002—2007年)、城鄉一體化(2007—2017年)和城鄉融合(2017年至今)階段。事實上,城市與鄉村本就不是獨立的經濟單元,而是共命運的經濟體。推進城鄉融合發展,不僅能夠破解當前鄉村人口空心化、產業空心化等問題,而且也有助于拓展城鄉經濟空間,增強鄉村內生發展動力。從近年來的城鄉融合實踐看,雖然全國各地城鄉融合度逐年上升,但長期存在的城鄉分割仍較突出[1],尤其是區域差距十分顯著。發達地區要明顯快于次發達地區[2],而受“脫貧摘帽”時間短、返貧風險大、產業基礎薄弱、人力資本缺乏等因素影響,脫貧地區的城鄉融合最不理想[3]。且這些特殊地區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確保整體脫貧的“縣鄉村”不發生規模性返貧的任務還很艱巨,距離城鄉深度融合的目標還有不小的差距,其認知邏輯、定式思維、行為導向、路徑依賴尚未扭轉。

數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之后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深入應用大數據技術、機器人技術、人工智能技術、量子信息技術、虛擬現實技術等全新技術的新經濟形態,其中,數字賦能是數字經濟的核心運行機制。然而,以先進數字技術為代表的先進生產力在各層面、各領域的廣泛滲透,使得傳統經濟的生產關系難以適應新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從這個意義上講,數字鄉村建設也是尋求能與先進生產力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的過程,并成為脫貧地區城鄉融合質量提升的著力點。尤其是隨著數字鄉村在脫貧地區的加速推進及其模式創新,數字經濟的光環效應、溢出效應愈發明顯,并為脫貧地區后發劣勢向后發優勢轉換提供了條件。比如,以“互聯網+”先進技術群為核心要素的智慧農業生產模式,以農村電子商務為載體的訂單農業模式,以數字平臺創新降低交易成本的普惠金融模式,基于大數據和機器算法的農業保險模式[4]。

目前,相關研究集中在城鄉融合內涵闡釋[5-6]、城鄉融合發展問題和障礙[1]、城鄉融合評價[7-9]、城鄉融合國際經驗借鑒[10-11]、城鄉融合模式和推進路徑[12]等方面。也有部分研究考慮了數字經濟或數字技術在縮小城鄉數字鴻溝、推進城鄉融合中的作用。比如,數字經濟增權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等環節,提升城鄉資源配置效率[13-15];數字經濟與農業農村融合的具體實踐模式[16-17];等等。但總體而言,此方面的研究有待深入,還需系統闡釋數字經濟的影響機制。尤其是站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歷史節點上,對以脫貧地區作為特殊的研究對象,探究數字經濟賦能城鄉融合質量提升的特有機制和實現路徑更是缺乏應有關注。數字經濟場域中傳統的物理空間逐步被數字虛擬空間取代,而由此引致的經濟增長內在驅動力的變革以及經濟形態、經濟范式的切換也必然會對城鄉關系本身產生新的影響?；诖?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數字經濟大發展的背景下推進脫貧地區城鄉融合質量提升的內外邏輯是什么?數字經濟賦能脫貧地區城鄉融合的具體機制又是怎么樣的?有哪些可供選擇的優化路徑?無疑,對這些問題進行探索,意義重大。

二、數字經濟提升脫貧地區城鄉融合質量的內外邏輯

數字經濟賦能脫貧地區城鄉融合高質量發展包括外部和內部邏輯,如圖1所示。外部邏輯是指預防大規模返貧、鄉村振興、共同富裕等在內的外部宏觀背景需要數字經濟增權,培育城鄉融合新動力;內部邏輯是指城鄉這一系統內部長期存在的發展不平衡、要素流動不暢通等問題,需要發力數字鄉村建設,打造城鄉數字共同體。

圖1 數字經濟提升脫貧地區城鄉融合質量的內外邏輯

(一)數字經濟提升脫貧地區城鄉融合質量的外部邏輯

城鄉融合與預防大規模返貧、鄉村全面振興以及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既相獨立,又相交融,共同構成了包容性增長的核心內容。脫貧地區的城鄉融合不僅是貧困治理“中國模式”的應有之義,而且也是中國式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1.預防大規模返貧,需要數字經濟賦能增權

全面脫貧并不意味著減貧工作的結束,下一階段將從絕對貧困的消除轉向相對貧困的治理。然而,數字經濟時代要從根源上緩解相對貧困,防止整村整鄉返貧的出現,還需將數字技術的應用及相應制度安排與相對貧困的長期治理有機結合起來。在此方面,近年來脫貧地區縮小“數字鴻溝”的進程并不理想。一是數字接入鴻溝還很明顯。相對于生態環境脆弱、次生災害高發,互聯網接入差距是當前脫貧村面臨的首要問題。截至2023年6月,我國農村網民3.01億人,占網民總體的27.9%;城鎮網民7.77億人,占網民總體的72.1%:兩者相差44.2個百分點;城鎮互聯網普及率達到了85.1%,而農村為60.5%,相差24.6個百分點,(1)參見: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5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R/OL].(2023-08-28)[2023-11-30].https://www．cnnic．net．cn/n4/2023/0828/c88-10829．html.說明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的城鄉差距仍然較大,且在脫貧地區更為顯著。二是數字應用鴻溝尤為突出。人的能力和素質是影響收入高低的關鍵性因素。在中國絕大多數城鄉居民都能“上網沖浪”的大背景下,數字知識的累積、數字技能的掌握,能夠提高城鄉居民數字素養,幫助脫貧戶開闊眼界、獲取更多創業就業機會、接觸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進而增強內生增收致富能力[18]。然而,調研中發現,脫貧戶的數字知識和數字技能大多局限于信息接收、娛樂社交,而用于學習、商務、交易、金融等方面明顯不足,存在數字應用鴻溝,致使脫貧戶被排斥在“數字紅利”大門之外,不利于實現惠及全民的包容性增長。因此,發展數字經濟,有助于推進城鄉融合質量提升,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守住不發生大規模返貧的底線。一方面,數字經濟能夠產生邊際脫貧效應,突破城鄉經濟機會分布不均而形成的障礙,激發脫貧戶創新創業激情,實現社會資本、人力資本積累及謀生能力提升;另一方面,泛在的數字技術有助于脫貧戶多渠道、多領域參與市場經濟活動,進而推動產品和要素市場供需的精準匹配。

2.推進鄉村振興,需要數字經濟賦能增權

鄉村振興戰略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美麗鄉村建設”的升級版。而促進城鄉深度融合、縮小城鄉差距是鄉村振興的基本目標,也是衡量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成效的核心指標。鄉村振興與城鄉融合互為促進,但實際工作中還存在亟待解決的問題,極大制約著脫貧地區城鄉融合進程。一是“鄉村由誰來興”的問題,即脫貧地區鄉村振興主體不足,表現為勞動力外流引致的人口老齡化、產業和村莊空心化,且隨著新型城鎮化的加速推進,“青壯年子女進城務工、老邁多病的父母留村務農”的代際分工模式將使其更為明顯。此外,《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公報》顯示,全國耕地10畝以下的小農戶占比高達98%以上,(2)參見:國務院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領導小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局.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二號)[EB/OL].(2017-12-15)[2023-11-20].https://www．gov．cn/xinwen/2017-12/15/content＿5247333．htm.這種“小而散”的農業生產主體特征難以發揮先進技術的外溢效應,且因勞動力短缺而在農業生產中過度使用化肥和農藥的生產行為,也造成了嚴重的農業面源污染。二是“鄉村為誰而興”的問題,即脫貧地區村民主觀能動性缺乏,即村民內生致富動力不足,當家作主意識淡薄?！案刹扛?群眾看”現象以及個別脫貧村、脫貧戶中“靠著墻根曬太陽,等著別人送小康”思想仍較嚴重。數字經濟能為“鄉村由誰來興”“鄉村為誰而興”賦能。一方面,數字經濟賦能虛擬勞動力的創造和智能機器人的廣泛使用,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有助于幫助小農戶對接大市場,提高農業生產組織化水平[13];另一方面,數字經濟賦能鄉村基層治理,有助于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比如,鏈接城鄉的數字化村務治理智能系統,可以引導分散在外的務工村民遠程參與鄉村事務,降低集體行動成本,增強外出流動人員的身份認同感、集體歸屬感,能夠推進鄉村社會的“在場治理”向“缺場治理”轉變[19]。

3.實現共同富裕,需要數字經濟賦能增權

“共同富?！背Ｒ圆煌捳Z形式存在于各國富國裕民的探索實踐之中,是經濟學關注的基本范疇[20]。比如,斯密在《國富論》中首開“富?！毖芯肯群?對“國民財富是什么”展開了闡述;李嘉圖從比較優勢視角論證了國民財富增長機制;發展經濟學為落后地區實現國民財富追趕提供了國際視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共同貧窮”到“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再到“共同富?！钡臍v史過渡[21]。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邁向更高階段的社會形態[22],蘊含“富?！焙汀肮餐眱蓪雍x:“富?！卑ㄎ镔|與精神兩個層面;“共同”指“富?！钡男纬蓹C制,包括“共建”“共享”“公平”三個維度,其中,大幅增加物質財富、不斷完善財富積累和分配制度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在此方面,還有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是城鄉收入差距縮小的基礎還不牢固。比如,2021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了47 411.9元,農村居民只有18 930.9元,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仍然高達2.5∶1。此外,2013年,中國農村高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組的7.4倍,之后這一指標進一步擴大,2021年攀升至8.87倍,(3)根據2014年和2022年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標計算獲得。表明農村內部貧富差距隨著國民財富增長而不斷擴大。數字技術、數據要素與數字平臺的協同賦能,是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有效政策工具,可以激發“老少邊山”地區增收致富的內生動力,在擴大農村中等收入群體、縮小城鄉或農村內部居民收入差距中起調節作用,其典型案例就是農村網絡直播。二是城鄉包容性增長機制尚未形成。城鄉“顯性或隱性藩籬”使得脫貧地區本就十分有限的資源被少數企業或個人所掌握,進而造成這些地區貧富差距極度分化。而隨著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的普及,數字經濟的開放性提升了增長的包容性,能讓脫貧地區共享“數字紅利”,實現城鄉協調發展。需要強調的是,從時間節點上看,中國進入共同富裕的時間節點恰好與數字經濟時代相吻合,表明中國式的共同富裕是嵌入數字經濟時代的,與西方歐美發達國家在工業化時期開始進入福利社會是迥然不同的。

(二)數字經濟提升脫貧地區城鄉融合質量的內部邏輯

數字經濟提升脫貧地區城鄉融合質量的外部邏輯從宏觀層面繪制和勾勒數字經濟賦能脫貧地區城鄉融合的大背景,而內部邏輯重點從微觀視角對數字經濟賦能增權的運行軌跡進行透析和洞察。

1.城鄉公共服務發展不均衡,需要數字經濟賦能增權

具體表現在:一是城鄉公共服務供給不均等。享有優質、高效、均等的公共服務是脫貧地區農村居民減少貧困感、增強幸福感的民生領域。盡管城鄉商品市場基本實現了無差別供給,但在養老、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方面,無論是供給效率,還是供給質量,城鄉之間還存在較大差距。比如,2021年,我國城市每千人口中擁有的衛生技術人員數9.87人,而農村為6.27人;城市每千人口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7.47人,而農村為6.01人(4)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22》獲得。。二是城鄉污染治理失衡。當前,我國農業面源污染嚴重,開始超過工業污染,農村垃圾“堆積如山”,生活污染增速遠超城鎮。數據顯示,40%的建制村沒有生活垃圾焚燒填埋設施,78%的建制村沒有生活污水處理設施(5)參見:環境保護部、財政部.全國農村環境綜合整治“十三五”規劃[EB/OL].(2016-12-05)[2023-12-24].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2/05/content_5143290.htm?eqid=83cf8a6e000241b200000002647d4bac.,尚有三分之二的行政村,農村生活污水治理率僅為25.5%,農村黑臭水體治理剛剛起步(6)參見:生態環境部有關負責人就《農業農村污染治理攻堅戰行動方案(2021—2025年)》答記者問[EB/OL].(2022-01-29)[2023-11-10].https:∥www.mee.gov.cn/ywdt/zbft/202201/t20220129_968602.shtml.。此外,部分污染工業和生活垃圾開始逐步從中心城鎮轉向城郊及附近村莊,進而造成了“二次污染”。根據生態環境部公布的環境質量數據,全國660多個大中城市中有不少城市把城郊和鄉村作為“生活垃圾轉移站”,并把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的“三高”工業轉移到產業勢差低、產業基礎薄弱的脫貧縣、脫貧村。而新一代數字技術全面嵌入養老、醫療、環境治理等城鄉公共服務領域,既能夠擴大數字技術的應用空間,創造新應用場景,更可推動智慧養老、在線醫療等高質量的惠民性服務下沉,補齊脫貧地區農村優質公共服務供給滯后的短板,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轉型,為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建設與城鄉人居環境綜合整治提供更為先進技術手段。

2.城鄉生產要素流通不暢,需要數字經濟賦能增權

城鄉生產要素流通是否順暢,勞動、資本、技術、數據等物質化生產要素和非物質化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能否得到合理配置,是推進脫貧地區城鄉融合質量提升的關鍵因素。農村發展不充分究其根本在于城鄉生產要素市場發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現在:一是城鄉生產要素雙向循環流動機制尚未建立健全。改革開放以來,數以億計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遷移進城,且受工資水平、教育資源、人居環境等因素影響,鄉村人才流失嚴重,致使鄉村“十室九空”,產業振興缺乏人才支撐。盡管近年來在返鄉創業、鄉村振興等利好政策的作用下,鄉村人口外流有所減緩,回鄉創業就業人群有所增多,但人口外流的大趨勢并沒有改變。這種單向要素流動機制,將加劇脫貧地區城鄉不融合,不利于其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同步實現。二是生產要素市場決定機制有待完善。數字經濟既是市場化改革的主要成就,也是政府改善營商環境、克服市場失靈以及適當超前建設大量數字基礎設施等有“為的”體現,是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結合的產物。截至2021年年底,我國共建成142.5萬個5G基站,其總量規模占全球60%以上,5G用戶數3.55億戶,行政村通寬帶率達到了100%(7)參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 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1年)[R/OL].(2022-08-02)[2023-12-10].http://www．cac．gov．cn/2022-08/02/c＿1661066515613920．htm.。在推進城鄉生產要素暢通以及合理配置各類要素資源中有為政府不可或缺,但有效市場更為重要,要讓市場機制發揮決定性作用。就此而言,脫貧地區鄉村要素市場體系發育較為滯后,要素市場化配置程度還很有限,且由于不同地區市場化進程存在較大差異,使得要素市場錯配現象時有發生。因此,讓數字經濟賦能脫貧地區生產要素市場,能夠有效破解人財物等要素資源的單向流動,促進數據、管理、技術等創新要素與傳統要素的深度耦合,激發鄉村內生動力,推動城鄉生產要素循環及城鄉深層次多領域融合。

三、數字經濟提升脫貧地區城鄉融合質量的實現機制

城鄉融合包括空間融合、要素融合、產業融合、居民融合、社會融合和生態融合等[23-24]。立足中國式創新實踐,數字經濟是通過產業融合、要素融合、服務融合、文化融合、生態融合等五大傳導機制,賦能城鄉生產空間、生活空間和生態空間,進而實現脫貧地區城鄉融合發展(見下頁圖2)。

圖2 數字經濟提升脫貧地區城鄉融合質量的實現機制

(一)數字經濟賦能城鄉產業融合實現機制

產業融合是推進脫貧地區城鄉深度融合的第一要務。數字經濟賦能城鄉產業融合,就是以數字技術或數字平臺為載體,發揮數據、技術、信息等創新要素的擴散、普惠與溢出效應,全面賦能鄉村產業轉型升級,促進農業生產智能化、農村市場一體化以及農村產業數字化。比如,數字經濟與農業農村融合的“美國精準農業”“德國智慧農業”“歐盟農業產業鏈網絡”“韓國信息化鄉村”[25],以及隨著中國“互聯網+”戰略推進以“淘寶村鎮”為代表的網紅數字化村鎮?！?%的改變:2020中國淘寶村研究報告》顯示,2020年中國被統計在內的淘寶村5 425個,比2019年增加1 115個,約占全國行政村總數的1%。其中,交易規模超過1億元的“億元村”745個,占比達13%;淘寶鎮1 756個,比2019年增加638個,覆蓋全國27個省份,約占全國鄉鎮總數的5.8%(8)參見:阿里研究院.1%的改變:2020中國淘寶村研究報告[R/OL].(2020-10-20)[2023-12-08].https://www．docincom/p-2980285646．html.。這些平臺在推動農產品網銷出村和貧困戶增收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數字經濟的賦能機制具體表現在賦能微觀層面的生產過程、中觀層面的產品市場、宏觀層面的產業鏈。一是賦能生產過程,推進農產品產前、產中、產后全過程的智能化,促進城鄉產業融合升級。遙感監測、農業機器人、無人機等新一代數字技術和智能生產設備的投入使用,可以實現播種、施肥、灌溉、收割、分揀等田間作業管理的智慧化轉型,創造虛擬勞動力,提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農業大數據中心的搭建,有利于發揮農業數據增權能力,激發農業生產活力,推進農業現代化發展。二是賦能產品市場,幫助大量散落的小農戶、合作社、農村集體組織與超大規模市場對接,促進城鄉產業融合升級。以直播帶貨、短視頻、微商等為主要形態的電商平臺對傳統農產品營銷和物流模式進行了重塑,有助于拓寬產品市場邊界,并通過農產品銷售排行、用戶評論等質量信號,緩解信息不對稱,減少無效供給或低效供應,避免谷賤傷農;能讓特色農產品供需兩端面對面,按需定制農產品,增強消費者福利,促進城鄉農產品市場同步發展。三是賦能產業鏈,打造“龍頭農業企業+產業鏈”和“平臺+生態圈”模式,促進城鄉產業融合升級。數字化平臺不僅能夠有效銜接農戶、涉農企業、政府、金融機構、市場監管部門和消費者等產業鏈上的行為主體,加速推進“工業品下鄉、農產品進城”,驅使城鄉產業鏈升級,而且還能夠激發城市青年、離退休干部等群體“歸農返村”。

(二)數字經濟賦能城鄉要素融合實現機制

數字技術賦能城鄉要素融合機制,能夠提供更為高效、更低成本的農產品生產和流通模式,有助于進城務工青壯年勞動力,尤其是城鎮閑置資本、先進技術等要素資源回流或反哺鄉村。在此方面,數字普惠金融是一個典型案例。其中,河南省蘭考縣則是這一創新模式的先行探索者。2016年12月26日,經國務院批復同意的《河南省蘭考縣普惠金融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使蘭考縣成為全國唯一的國家級數字普惠金融改革試驗區,同時也是全國金融扶貧率先試點縣(9)參見:蘭考縣普惠金融改革試驗區專題調研組.蘭考縣普惠金融改革試驗區調研報告[N].河南日報,2017-12-26(16).。經過近年來先行先試,試驗區運用“互聯網+”思維,以數字金融平臺為載體,通過數字金融創新來引導城鄉資本要素流動,構建了在全國可復制、可推廣的以數字普惠金融城鄉綜合服務平臺為載體,以數字金融服務體系、數字授信體系、數字信用信息體系和數字信貸風險防控體系等“四個體系”為基礎的數字普惠金融城鄉融通發展機制,降低了脫貧戶、小微企業的融資門檻,破解了融資“難、貴、慢”痼疾,提高了融資效率。2017年,蘭考縣成為全國首批“脫貧摘帽”的革命老區貧困縣。

數字經濟的賦能機制具體表現在:一是數字經濟有助于降低城鄉要素市場勢差。數字平臺能夠幫助偏遠的農村地區在全國配置產業資源,進而發揮市場在脫貧地區城鄉要素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可以減緩農村優質要素資源流失,消除城鄉要素市場不對稱,暢通要素循環通道。二是數字經濟有助于推進城鄉要素資源的協同與共享。在線教育、在線醫療、智慧養老等“互聯網+公共服務”能夠為鄉村提供與城市同質、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創造條件;數字普惠金融以及數字化資本市場的發展也有助于資本突破國域、城鄉地域的約束,提高資本邊際貢獻率。此外,從要素本身看,數字經濟的本質是以數據、知識和信息要素生產、存儲、使用和消費為內驅力的新經濟形態。數據、知識和信息要素的協同與共享是其主要特征,而以邊緣計算、5G高速傳輸、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為技術基礎的數字化基礎設施和云平臺建設,將從“數字、知識和信息主體維”“數字、知識和信息時空維”“數字、知識和信息環境維”等方面,增強數據、知識和信息要素在城鄉要素實體空間和虛擬空間的轉換、協同與共享[26]。三是數字經濟有助于賦能資本、勞動力等傳統生產要素,推進要素組合式創新。當前,數據是數字經濟時代不可替代的核心要素,具有非競爭性、非排他性、低成本復制性以及無限生產等方面的技術經濟特征。數據不僅能夠在城鄉不同生產生活場景中同時使用、重復使用,還可以在多次使用后產生更多數據,實現價值增值;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一種基礎性資源,數據還能充分釋放“數據紅利”,提升資本、勞動力等傳統物質化生產要素的效率,誘發傳統要素之間的內部重組和創新。數據要素資源已開始逐步向資產或資本轉變。培育城鄉數據要素市場,提升數據要素供給能力,對實現中國式城鄉融合發展意義重大。

(三)數字經濟賦能城鄉服務融合實現機制

推進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城鄉差距縮小和融合的應有之義[27]。其中,《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十四五”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規劃》《“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等中長期發展規劃均把公共服務數字化升級作為發力點。比如,“云中課堂”“云端學?！薄霸钪?教育”等數字技術與基礎教育的融合,可以變革創新在線教學模式,營造人機互動的沉浸式新空間,讓城市多樣化、優質的基礎教育資源進入脫貧鄉村中小學校和課堂,解決城鄉不同區域、校際因教師教學質量、教學儀器設備等硬軟件設施差異而造成的教育失衡問題,縮小城鄉教育質量差距?！盎ヂ摼W+醫療”以及集數據共享、線上醫患交流、遠程會診、線上抗疫、無人機送藥服務、分級診療等功能于一體的城鄉遠程醫療服務體系構建,能夠實現城鄉醫療救助的智慧化應用,改善農村醫療條件。

數字經濟賦能城鄉公共服務融合,能夠解決城鄉不同主體服務標準不一、普惠面不足等方面問題,并從公平和效率維度促使脫貧地區農村公共服務提質增效。一是賦能城鄉公共服務供給均等化發展。包括教育、醫療、就業、養老等在內的城鄉公共服務對新技術驅動有著天然依賴性,其產品的供給形態和供需模式會隨技術進步而創新發展。比如,數字技術、數字平臺、數字企業嵌入城鄉公共服務供給領域,可以為公共服務提供技術、數據和市場方面的有力支撐,增加數字化技術的應用場景,提升公共服務的普惠水平;可以彌補農村優質公共服務供給的不足,讓城鄉居民在移動數字空間中能享盡享均等化的公共服務。二是賦能城鄉公共服務供給效率提升。交易成本是制度經濟學的基礎性概念,包括事先的交易成本,如搜尋信息、簽訂契約、規定交易雙方的權利與義務等費用,以及簽訂契約后為解決契約本身的問題,從改變條款到退出契約所花費的費用。凡是能夠節省交易成本的制度設計、技術采用、組織變革,都可以提升交易效率。其中,數字經濟降低城鄉公共服務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的首要形態就是“互聯網+政務”,其不僅能夠促進城鄉公共服務供需之間精準匹配,拓展公共服務供給邊界,還可以形成服務質量全天候線上反饋和動態調控機制;能夠幫助政府部門運用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化分析決策技術識別邊緣貧困群體、勞務輸出人員、農村“三留人員”等特殊人群的公共服務需求,提供更為人性化的服務。

(四)數字經濟賦能城鄉文化融合實現機制

為了揭示貧困陷阱的原因以及財富增長的秘密,經濟學家圍繞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進行了不懈探索。不同歷史階段、不同流派的經濟學家對此給出了不同答案。其中,文化是最終決定因素,不同的文化帶給人們不同價值觀、不同的制度變遷速度和方向。事實上,很多貧困地區也希望通過制度變革跳出貧困陷阱,但文化價值觀卻限制了其制度變革速度和方向。貧困形成固然有資源貧瘠、教育人力資本不足、基礎設施落后、地理位置偏僻等原因,但根源卻是文化上的匱乏。貧困與精神貧乏、文化落后密切相關。如果缺乏“去窮根”的內在動力,即使提供再多的物質資助、更優的制度設計,也會因“致富惰性”或“高福利”而不能自力更生。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振興決定鄉村振興的成敗。數字技術的深入應用能夠拓寬人們的文化視野,消除城鄉文化認同的鴻溝。

數字經濟賦能城鄉文化融合的內在機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賦能城鄉文化知識轉移和擴散。城鄉不同主體通過信息交流、技術學習,可以達到文化知識吸收、轉移、傳播和擴散,以及增強新思想、新知識生成能力的目的[28]。數字技術的發展應用無疑有助于促使文化知識流動突破時空限制,讓村民通過數字化的主流媒體和商業性新聞媒體,接觸更為包容、更加向上的文化價值體系,進而提高城鄉居民的文化知識創新水平。二是賦能文化產品種類擴大和質量提高。當前,城鄉文化產品供給的不均衡性客觀存在。相較于傳統文化產品,數字文化產品的傳輸方式具有低時延、低功耗、高傳速的優勢,傳輸體驗具有掃碼即用、在線互動等特征,傳輸內容更加多元開放,不僅可以實時在線為城鎮居民體驗鄉村風土人情提供載體,同時也有助于鄉村居民感受城市主流文化,促進城鄉文化交融。三是賦能城鄉文化市場融合發展。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技術等數字科技的應用、數字文化平臺的發展、村民上網付費習慣的養成以及城鄉超大規模文化市場的形成,為文化產品市場的繁榮提供了巨大空間。網絡視頻、網絡游戲、數字動漫、網絡音樂、網絡文學、網絡直播等領域文化產品的展現方式均以線上線下融合渠道呈現,能夠促使高品質文化資源與鄉村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的對接。村民也可以利用自媒體發布短視頻,推動富含本土特色的鄉村古跡、鄉村文物、鄉村建筑、鄉村生活、鄉村風俗、鄉村手藝、個人表演等數字文化產品創造性轉化。此外,數字文化平臺為城鄉居民同頻在線互動,遠程參與文化產品研發、生產、服務以及實現訂單式的文化生產提供了有利條件,極大提高了城鄉文化市場供需匹配。

(五)數字經濟賦能城鄉生態融合實現機制

生態宜居是鄉村振興的核心機制之一,與“村容整潔”相比,其內涵更為寬泛、更加立體。生態環境的整體性和開放性,要求人類將生態宜居指標納入生產力范疇,妥善處理經濟利益和環境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的關系,但城鄉生態治理“各自為戰、各行其是”現象突出,在加速消耗生態資源,榨取“生態紅利”的同時爭相轉移污染、規避治理成本。比如,城市的“三廢”污染向農村轉移,農業的面源污染向城市蔓延,破壞了城鄉生態鏈,降低了城鄉生態環境整體質量。時下,城鄉已經不再是利益割裂、對立的不同行為主體,而是生態共同體。倘若增長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那么引致的環境負外部性也必然由城鄉共同承擔。

實現城鄉生態根本好轉是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數字經濟賦能城鄉生態融合的內在機制,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賦能城鄉生態共治機制形成。城鄉生態融合共治是構建綠色田園與現代工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治網絡的實現路徑,而數字云平臺的搭建,能夠提高城鄉生態協同治理智慧化水平,在實現城鄉無縫對接、數據信息共享的基礎上再造城鄉生態共治機制,推進利益協同、身份協同、制度協同、信息協同、行動協同,促進線下協同向線上線下協同轉變。比如,環保部門可以通過線上調研與線下考察相結合的方式,把握城鄉居民生態環境的利益訴求;城鄉居民也可以通過“隨手拍、隨時傳”低成本、全方位地參與城鄉生態環境協同治理。二是賦能城鄉增長模式的綠色轉型。增長方式的綠色轉型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內容。數字技術的創新有助于建立經濟、資源、環境相協調的微觀經濟增長調控機制,形成數字生產力,倒逼企業尤其是化工、機械等傳統企業將資源環境治理計入生產成本,增加其對清潔生產工藝、綠色智能裝備等方面的需求和投入,以此推動企業綠色化轉型,增強企業生態競爭力;在增長競爭和政治晉升雙重壓力下,可以發揮數字經濟的污染光環和空間溢出效應,提升整個區域的碳生產率水平。此外,數字技術在海量數據處理上的有效性、完全性方面具有優勢,其與先進的物聯網設備和智能感知技術相結合,能夠實現生態環境治理場景的智能化感知和一體化調控,減少污染轉移,增強污染治理的響應性,筑起城鄉生態環境保護的數字屏障。三是賦能生態產品價值轉化。智能計算、衛星遙感、大數據等數字技術的應用能夠實現城鄉生態產品價值的量化,完善生態產品價值的開發機制;生態補償數字平臺與“生態數字銀行”的建立,能夠統籌城鄉生態資源,測度生態服務增值,完善城鄉生態產品補償機制。

四、數字經濟提升脫貧地區城鄉融合質量的實現路徑

數字經濟賦能路徑應著眼于“數字視野”,構筑數字城鄉一體化的大循環系統,包括“五個一體化”,即“數字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數字城鄉治理聯動一體化”“數字城鄉包容性政策一體化”“數字城鄉金融發展一體化”“數字城鄉下沉平臺一體化”。

(一)推進數字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

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規模和質量直接影響著數字經濟賦能城鄉融合質量提升的廣度和深度,并表現在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和傳統基礎設施數字化改造兩個方面。一是發力“新基建”?！靶禄ā卑ㄈ诤匣A設施、信息基礎設施和創新基礎設施等。其中,融合基礎設施是指數字化技術與傳統基礎設施融合、升級形成的新型基礎設施;信息基礎設施是指包括以5G網絡、工業互聯網、衛星互聯網為代表的通信基礎設施,以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技術基礎設施,以數字和智能計算中心為代表的算力基礎設施等;創新基礎設施是指支撐科技研發、產品創新的具有公益屬性的基礎設施,如科教融合基礎設施、產業技術創新基礎設施等。加速推進脫貧鄉村“新基建”建設,關鍵是要實現城鄉“同網同速”,拓展5G無線網絡應用場景,提高5G無線數字化技術的鄉村覆蓋面和使用率。二是傳統基礎設施的數字化升級。要以數字化技術為依托,推進農業農村領域傳統基礎設施的數字化改造及其與城市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和一體化發展,促進物聯網、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先進數字技術的普及應用,先行先試建設一批智慧農場、智慧牧場、智慧漁場等無人農場,實現傳統農業向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并進的現代化農業轉變。要開發與“三農”特點相適配的智慧終端設備和APP軟件;要加強數據采集、傳輸、安全、共享等方面的技術標準建設,增強其在城鄉數字基礎設施融合中的賦能作用;要引導村民發展直播帶貨產業;要搭建城鄉信息和物流交互機制,高質量促進城鄉生產與消費端的精準對接。

(二)推進數字城鄉治理聯動一體化

隨著近年來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農村現代化“四化同步”的進檔提速,中國開始從“固定、封閉的社會”向“流動、開放的社會”轉型,迫切需要數字經濟賦能,構造城鄉共同體,推進城鄉治理一體化發展。一是推進數字城鄉協同治理一體化?？梢酝ㄟ^智能天眼、智能門禁、智慧電網、環境監測等智能設備和物聯網系統在脫貧鄉村的泛覆蓋,打造以數字技術為基礎,集戶籍管理、公共衛生、文化建設、生活娛樂、環境保護、產業振興等業務板塊于一體的智慧城鄉綜合治理平臺,推進城鄉數據全面感知、城鄉業務辦理流程再造、城鄉經濟社會監測的數字化,提高數字城鄉協同治理質量。二是推進數字城鄉市場一體化。要加強城鄉要素市場的數字化轉型,打通要素市場暢通大動脈,推動城市網絡、數據等現代要素與農村土地、勞動力等基礎要素雙向流動。三是構建數字鄉村多元共治機制。要加大村務決策、村務監督、村務公開、便民服務等數字化改造,推進村務管理信息化、網絡化和智慧化發展;要讓進城務工村民、民營企業、合作社、政府部門、村集體組織等“上云進平臺”,實現脫貧鄉村多元治理主體的功能互補與行為協同。四是構建村民數字能力提升機制。激發多方內生力量,建設覆蓋城鄉全體居民的數字技能一體化提升體系,尤其是要在社交、文娛等基本數字素養提升基礎上,著力增強脫貧戶和留守老年人的數字經濟素養、數字應用素養和數字安全素養,讓其共享“數字紅利”。

(三)推進數字城鄉包容性政策一體化

要讓數字經濟賦能鄉村,統籌脫貧地區城鄉融合發展,其根本發力點在于構建城鄉一體、更具包容性的數字化政策體系。一是數字城鄉一體化的財政投入政策。要加大財政扶持和引導資金對鄉村振興的支持和保障力度;糾正以往數字技術投資的城市偏向,增強鄉村產業數字化轉型、高水平農村電商體系的投資力度;制定數字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規范引導資本市場投資行為,鼓勵支持規模以上互聯網企業下沉業務,促使數字化產品和服務供給能夠滿足鄉村振興的內在需求。二是數字城鄉一體化的人力資本提升政策。要引入數字化教育教學體系,打造一批教學質量好、師資隊伍強、教學設施全且符合鄉村本土情況的數字化教學示范與標桿基地,以此提高村民的數字人力資本水平。要鼓勵、支持高層次人才和優秀民營企業家參與數字鄉村建設,發揮致富能人在鄉村產業振興中的作用。要通過設立小額產業創新扶持基金或項目、駐村干部、科技特派員等多種方式構建激勵機制,引導有家鄉情懷的人群返鄉創業就業。三是數字城鄉一體化的公共服務普惠政策。要鼓勵“土特產”的本地研究和創新模式的“上山下鄉”,打造農業數字技術研發示范基地,增益鄉村產業振興全過程。要通過“互聯網+城鄉公共服務”或“大數據+城鄉公共服務”,出臺具有制度一體、標準統一、均等分布、異地享有等功能的政策工具包,建設城鄉公共服務應用場景數字平臺,縮小城鄉公共服務數字化差距,促使優質、高效的數字公共服務資源惠及包括脫貧戶、邊緣貧困群體等在內的全體居民,進而實現城鄉數字公共服務“量與質”的同步提升。四是數字城鄉一體化的地方政府考核政策。要將數字城鄉一體化建設成效的考核結果作為選拔任用領導干部、資金分配、項目安排、獎勵評優、政策先行先試等方面的依據,構建數字城鄉融合考評體系。

(四)推進數字城鄉金融發展一體化

數字經濟賦能城鄉融合離不開金融尤其是數字金融的支持。一是推進數字金融進村入戶。地方性中小商業銀行要在傳統銀行網點的基礎上,按需投放新型金融自助設備;要推廣掃碼支付、刷臉支付、指紋支付、數字貨幣支付等方式,最大限度滿足不同脫貧戶的金融及相關增值服務需求,構建便民服務數字金融生態圈;要強化數字技術的賦能作用,增強農村金融機構精準識別村民信貸需求、安全投放信貸資金的能力;要因地制宜加大線上數字金融的創新,及時推出地方特色足、市場競爭力強、服務范圍覆蓋廣、百姓喜聞樂見的產品和服務;要加強數字金融教育,提高留守婦女、新生代農民工以及脫貧戶等各類村民的數字金融素養[29],改善家庭資產負債狀況。二是構建農村供應鏈金融體系。要引導“工業大資本、城鎮閑置資本”流向鄉村特色產業、“新基建”等重大重點項目,支持龍頭農業企業在農村布局,拓寬資金進入鄉村的通道;要建立以大型農產品加工企業為中心、服務上下游的產業鏈融資體系;要強化銀行與銀行、銀行與政府、銀行與保險、銀行與擔保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把握本地區經濟增長、產業發展狀況以及信用水平信息;要構建農業信貸擔保體系,利用“財政+金融”“政府+市場”的政策工具,將小農戶、合作社、集體經濟組織、家庭農場、種植大戶、農村小微企業等生產經營主體納入擔保信貸范圍,形成多元化農村金融風險分擔機制。

(五)推進數字城鄉下沉平臺一體化

數字經濟賦能城鄉融合發展,需要借助有效的平臺和載體。一是以縣域為基本單位,以產城融合為抓手,發揮縣域平臺的統籌作用。位于“城尾鄉頭”的縣城是連接城市、服務鄉村的天然載體,也是推動鄉村振興、實現農村人口就地城鎮化、構建新型數字城鄉關系的有力支撐。要賦予縣域資源要素整合權,推進城鄉空間布局、產業發展規劃、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縣域統籌。對位于城市群與都市圈范圍內的縣域經濟單位,要推進產城融合,增強城市群與都市圈的輻射效應,實現周邊城鎮及鄉村人口、產業的集聚發展;對地理位置較為偏遠的縣域,應當依托電子商務網絡體系和多層次的軌道交通網、高速公路網、水路運輸網等交通運輸網絡體系,強化縣域與中心城市的連接,增強縣域綜合服務能力,并利用這些縣域的特色區位、優勢農業和生態環境資源,發展休閑旅游、健康養生等富民產業,實現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三鏈融合”的全面下沉。要在“外通”的基礎上,發力“內暢”,完善縣鄉交通線路建設,促進縣、鄉、村不同主體的功能銜接及一體化發展。二是把村鎮產業園區作為推進數字城鄉一體化融合的抓手。產業園區是數字鄉村的經濟增長極和創新策源地。要以推進產園融合為重點,加大特色村鎮、田園綜合體、美麗鄉村工程、城鄉融合示范項目等村鎮園區建設,將其作為現代農業轉移、三產融合布局的主要承接地及集聚平臺,充分發揮其“磁力效應”“示范效應”“溢出效應”;要根據脫貧村鎮的產業條件,盤活閑置資源,積極引入醫療健康、生物制藥、人工智能、先進制造、大數據等新興產業業態,建設數字經濟賦能產村融合的單項冠軍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