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分權、人力資本與高質量就業

許夢博，寇 依

（1.吉林大學中國國有經濟研究中心，吉林長春 130012；2.吉林大學經濟學院，吉林長春 130012）

一、引言

提高就業質量是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泉。自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推動實現更高質量的就業”[1]以來，就業由數量擴張型向質量提升型轉變已成為歷年各級政府工作的重要內容。①參見《就業成為改善民生壓艙石》，https://www.gov.cn/xinwen/2022-05/04/content_5688537.htm.黨的二十大報告也指出要“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強化就業優先政策，健全就業促進機制，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2]，體現了黨中央推進就業工作“量”“質”雙提升的鮮明導向。近年來，受到多重因素影響，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就業質量問題突出。如性別歧視問題嚴重，就業機會不均；勞動力市場長期處于城鄉分割狀態，戶籍制度壁壘等限制造成農民工就業機會匱乏，福利保障不完善；勞動收入份額持續下降，工資增速慢于GDP 增速，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等。就業質量問題不可小覷。

就業質量是反映經濟發展質量的重要指標，讓經濟增長與充分就業協調起來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和體現（曹前滿，2021）[3]。我國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要實現高質量充分就業的目標，需要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促進高質量就業。作為我國財政體制頂層設計的具體體現，財政分權在要素資源配置、調節收入分配以及協調地區發展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對于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獨特優勢?，F有研究多集中在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質量的正向及負向影響方面，大都忽視了就業質量。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由路徑，高質量增長和高質量就業提出的原因是解決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并將經濟和民生兩方面結合起來，使得高質量增長成為一種能讓社會全體成員同步受益的包容性增長（蔡躍洲和陳楠，2019）[4]。在新時代背景下，財政分權對就業質量的影響仍是一個亟待回答的現實問題。探討財政分權對就業質量的影響機理，對于增進民生福祉、實現共同富裕以及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鑒于此，本文就財政分權對就業質量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研究。與既有文獻相比，本文的邊際貢獻體現在：第一，拓寬了高質量就業影響因素的理論視角，將財政分權、人力資本與就業質量三者置于同一個研究框架內，進一步明確財政分權和人力資本在高質量就業中的定位和實施重點，彌補財政分權對高質量就業影響研究的不足；第二，進一步拓寬了高質量就業研究的路徑，提出“財政分權—人力資本—高質量就業”的作用機制；第三，以人力資本為門檻變量，構建面板門檻模型，探討財政分權與高質量就業間可能存在的非線性關系，對更加科學地研判財政分權與高質量就業之間的關系，把握二者的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財政分權作為一項調整資源配置的基礎制度，反映了地方政府之間的權力劃分尺度以及對財稅資源的掌控和支配程度，對地區高質量就業具有重要影響。從分權演化的角度看，“中國式分權”對高質量就業具有兩面性，在不同地區對就業質量會產生不同效果，其中具體的影響與作用機制可以從“分權促進論”和“分權抑制論”兩方面進行分析。

根據經典財政分權理論持“分權促進論”的學者認為，分權在滿足公共物品的需求方面更具優勢（Oates，1999）[5]。相較于中央政府而言，地方政府更能確切掌握本地居民的異質性偏好。地方政府可以根據轄區居民偏好，提供更多與本地居民需求相匹配的公共物品和服務，從而提高社會福利水平（Tiebout，1956）[6]。財政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可以獲得更多的資源分配機會，并憑借信息優勢擴大對社會公共物品的投資和支出，促進穩定就業和保持經濟可持續性增長（林春，2017）[7]。作為公共服務的一個重要領域，公共就業服務具有公共物品的屬性，是運用公共資源幫助勞動者獲得就業崗位、提升就業能力以及提高勞動力市場匹配效率的重要手段。改善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匹配效率對于總就業、總產出和提高勞動者收入水平都至關重要（羅楚亮和劉盼，2022）[8]。勞動就業創業服務存在的“供求不匹配”問題導致重就業數量、輕就業質量問題突出，促就業成效不佳（王陽，2019）[9]。多層級的政府體系能夠有效提升公共物品的供給效率，激勵地方政府加快完善公共就業服務政策，從而創造有利于就業的經濟環境。完善的公共就業服務有助于實現勞動力供給與勞動力需求的均衡協調（陳建剛，2005）[10]，是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的重要舉措。同時，財政分權體制下自主權的增加可以有效提升地方政府制定和實施決策的責任感，地方政府有效發揮信息優勢，能更確切地根據勞動者需求制定勞動力市場政策，激勵勞動者更加努力和高效地工作，產生更好的政策效果。

持“分權抑制論”的學者認為，在財政分權的激勵和約束下，地方政府以經濟增長作為主要目標，形成了“為增長而競爭”的局面。同時，晉升博弈導致經濟目標短期化，政府官員往往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能在短期內帶動經濟迅速增長的生產性支出領域（Jia et al，2014）[11]，致使對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不足（羅昌財和沈建祥，2022；儲德銀和邵嬌，2018）[12][13]，從而降低了公共就業服務發展水平。分權體制下政府間的“標尺競爭”造成地方政府對規模擴張的偏好要高于質量提升偏好，持續投入且見效慢、難度大的民生領域，往往讓位于經濟增長和由此帶來的就業數量的增加，最終抑制了就業質量的提升。另外，以GDP 作為垂直考核指標的地方政府對資本和勞動、本地勞動者和外地勞動者的選擇會帶有明顯的傾向性，為實現本地經濟增長而做出的地方保護行為會導致就業結構發生扭曲，從而進一步造成勞動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的持續走低（祁毓和李祥云，2011）[14]。綜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競爭性假設：

H1a：財政分權能夠促進高質量就業。

H1b：財政分權能夠抑制高質量就業。

人力資本是影響我國就業質量的關鍵因素，有效的人力資本積累是實現高質量就業的重要前提。提高人力資本水平能夠促進高質量就業已成為學術界公認的觀點。在中國式財政分權條件下，各級政府可以通過增加地方可支配財力引發區域技術創新溢出效應，進而提升區域的人力資本積累水平（楊志安和李夢涵，2019）[15]。教育和健康作為形成人力資本的兩大途徑（Schultz,1961）[16]，教育和醫療投入有助于構建全面的人力資本積累體系，成為重要的分析視角。財政分權體制相對于集權體制更能夠滿足區域內教育和衛生等公共服務的需求，因此，可以通過加大教育人力資本及健康人力資本投資力度促進人力資本積累（馬浚鋒和劉暉，2022；張宏翔等，2014；劉文玉，2018）[17][18][19]。但是，財政分權的程度需要設定合理界限，不同程度的財政分權對不同類型地方公共服務的配置具有不同方向的影響（龔鋒和盧洪友，2013）[20]。例如，財政分權體制下的競爭機制、官員晉升機制與政績考核機制等可能導致財政決策偏向生產性支出。在硬性預算約束下，為擴大地方稅收和預算收入，地方政府往往會忽視居民福利最大化問題，導致民生福祉相對下降（陳黎明等，2023）[21]，造成地方政府公共支出“重基本設施、輕人力資本投資和公共服務”的現象（傅勇和張晏，2007）[22]。另外，從勞動力要素的角度看，地方政府財政自主程度的提升會加劇地區勞動力的流動（肖挺，2014）[23]。勞動力的流向不僅與城市的工資水平和就業機會有關，還涉及對基礎教育和醫療服務等公共服務的選擇。勞動力更傾向于流向公共服務數量、質量和便捷性更好的城市（藏媛和范博凱，2022）[24]?！坝媚_投票”機制改變了本地人力資本積累及外部人力資本流入情況，進而引起各地區人力資本水平的變化，為特定地區實現高質量就業提供了助力?；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2a：財政分權能促進人力資本水平提升，進而影響高質量就業。

H2b：財政分權會抑制人力資本水平提升，進而影響高質量就業。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

為考察財政分權對高質量就業的作用，本文建立面板基準回歸模型，模型構建如下：

其中，下標i代表中國30①未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地區；西藏自治區數據缺失嚴重，在本文的研究樣本中予以剔除。個?。ㄗ灾螀^、直轄市）、t代表時間；Empit是被解釋變量，表示高質量就業指數；Fdit為核心解釋變量，為財政分權；controlit表示方程中所用到的控制變量集合；α0為常數項；μi為省份固定效應，λt為年份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誤差項。

基于假設，為了檢驗財政分權是否會通過影響人力資本水平間接影響高質量就業，本文借鑒Baron 和Kenny（1986）[25]、溫忠麟和葉寶娟（2014）[26]的做法，在式（1）的基礎上構建如下計量模型：

其中，Humit為中介變量，指人力資本。

最后，為進一步揭示在不同人力資本水平下財政分權對高質量就業的作用效果，本文以人力資本為門檻變量，參考Hansen（1999）[27]提出的面板門檻模型，構建如下門檻回歸模型：

其中，T為門檻變量；δ為門檻值，且δ1＜δ2；I(·)為指示函數，如果滿足括號內條件，I(·)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

（二）指標選擇

1.被解釋變量

本文參照賴德勝等（2011）[28]、戚聿東等（2020）[29]的研究，基于高質量就業的內涵，同時在嚴格遵循科學性、全面性、代表性以及可操作性等原則的基礎上，從就業環境、工作報酬、勞動關系和社會保障四個維度對就業質量進行評價。本文以30 個?。ㄗ灾螀^、直轄市）為研究單元，構建了一個包括4個一級指標和17個二級指標的高質量就業評價指標體系，具體如表1所示。

表1 高質量就業評價指標體系

本文選用客觀賦權法中的熵值法來計算指標權重。因為熵值法最初是由信息熵的概念發展而來的，在確定權重系數的過程中可以解決主觀賦權法無法避免的隨機性、臆斷性等問題，具有更高的可信度。本文首先對初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以消除各指標的量綱、數量級差異帶來的影響，而后利用熵值法進行客觀賦權，在此基礎上利用加權求和的方法計算高質量就業的綜合指標水平，從而得到穩健的各省份就業質量得分。

2.核心解釋變量

核心解釋變量為財政分權（Fd）指標。學術界關于財政分權具體衡量方式的討論較多，但目前尚未有統一、公認的結論?，F有文獻主要將度量財政分權的方法分為三類，分別為“收入指標”“支出指標”“財政自主度指標”。本文借鑒賈俊雪等（2011）[30]、陳碩和高琳（2012）[31]的研究，沿用當前學術界較為主流的分析思路，從財政收入分權維度刻畫財政分權水平，并將財政支出分權指標在進行穩健性分析時引入。為了削弱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和人口規模對分權指標的影響，采用地方和中央財政收支人均化的方法以確?；貧w結果的有效性，表示方法如下：

3.中介變量

人力資本（Hum）常見的度量方法主要有勞動者報酬法、學歷指數法、受教育年限法、技術或職稱等級法、教育經費法等?？紤]到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參考白雪梅（2004）[32]、黃海剛等（2023）[33]學者的研究，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人力資本水平。按照受教育層次與受教育年限的對應關系，以相應受教育層次的人數占人口的比例為權重，加權計算得到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從而反映出各地區的人力資本水平。

4.控制變量

考慮到其他因素對實證結果穩健性的潛在影響，本文借鑒以往研究文獻（王文，2020；叢屹等，2022）[34][35]，將如下控制變量納入分析模型。（1）政府干預程度，采用省級層面政府財政支出額占GDP 的比重表示。（2）社會和就業財政支出，以其占GDP 的比重表示。（3）貿易開放度（Ope），本文選取對外貿易依存度作為貿易開放的衡量指標，采用進出口總額占GDP 的比重表示。（4）人口老齡化，采用老年撫養比來衡量。（5）交通通達度（Trc），本文采用人均郵電業務量作為衡量指標。（6）外商直接投資（Fdi），采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占GDP 的比重表示，并根據當年匯率將外資金額核算為人民幣單位。（7）產業結構（Stru），采用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來衡量。

（三）數據來源

基于數據的可得性和完備性，本文最終收集和整理了2005—2021年全國30個省級行政區域的平衡面板數據。所選指標的數據主要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EPS 數據庫、中經網數據庫以及各省統計年鑒。為了確保變量的平穩性和減少異方差所帶來的干擾，對所有變量取自然對數。對于個別年份缺失的數據，本文采用線性插值法進行補齊，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2。

表2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分析

（一）財政分權對高質量就業的影響

本文使用的是省級面板數據，需要對模型進行Hausman檢驗，以確定使用隨機效應方法還是固定效應方法。結果顯示，基準模型在1%的顯著性水平通過Hausman檢驗，說明固定效應方法在本文中更加適用，考慮到模型存在時間效應，因此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實證分析。本文采用逐步加入控制變量的回歸處理方法，基準回歸結果見表3。其中，模型（1）僅控制核心解釋變量，回歸系數為正，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財政分權能夠有效促進高質量就業。在模型（1）的基礎上逐步加入控制變量形成模型（2）～（7），可以看出，隨著控制變量的逐漸加入，核心解釋變量財政分權指標的系數依舊為正，且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研究結果證明了假設H1a成立。

表3 基準回歸結果

從控制變量來看，各控制變量對高質量就業的影響方向和效果有所不同。其中，社會和就業財政支出、貿易開放度和交通通達度顯著地促進了高質量就業，符合本文的預期。社會和就業財政支出豐富和完善了各種積極的就業政策，是實現高質量就業以及維護高質量勞動關系的重要保障。貿易開放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可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從整體上促進了勞動力市場的工資增長并縮小了收入差距。交通運輸是促進地區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交通通達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優化。政府干預程度、人口老齡化分別在1%和5%的水平上顯著，且估計系數為負，說明需要適度減少政府對經濟發展的干預，調整優化人口政策，才能為高質量就業提供推動力。另外，外商直接投資和產業結構未通過10%水平的顯著性檢驗，可能與政府對外商直接投資及產業結構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夠等有關，需要充分利用外資帶動本地產業發展，并注重產業結構升級的時效性，從而推動實現高質量就業。

（二）穩健性檢驗

1.替換變量

為了得到更穩健的回歸結果，本文采取替換核心解釋變量的方式對基準回歸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依據上文，考慮以財政支出分權作為財政分權穩健性指標重新進行回歸（見表4）。估計結果顯示，在更換核心解釋變量后，相關回歸結果與基準回歸結果系數符號方向一致，財政支出分權系數數值略有增大，這意味著在支出指標下財政分權對高質量就業的有利影響相對更強。兩種情況下財政分權對高質量就業的影響均在1%顯著性水平上為正，表明回歸結果較為穩健，財政分權對高質量就業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表4 穩健性檢驗

2.改變回歸樣本

考慮到北京、天津、重慶以及上海在財稅、立法、社會等方面的獨特性，與其他省份之間可能存在系統性差別。為了進一步驗證結論的可靠性，本文將直轄市屬性樣本剔除后重新回歸，估計結果如表4（2）列所示。同時，考慮到我國2012 年開始實行“營改增”試點改革，中央和地方財政收入分配格局發生改變。為排除“營改增”對財政分權的影響，截取“營改增”之前的時間樣本（2005—2012年），然后以此為基礎重新進行回歸，估計結果如表4（3）列所示。從回歸結果看，無論是剔除直轄市，還是改變樣本時間，財政分權的系數符號及顯著性與基準模型保持一致，再次驗證了本文研究結論的穩健性。

3.雙側縮尾處理

為避免異常值的不良影響，本文對各變量處于1%至99%以外的極值樣本進行縮尾處理，并對處理后的數據再次進行回歸分析。如表4（4）列結果所示，財政分權在1%的顯著水平上對高質量就業表現出正向作用，說明本文的核心研究結論依然成立。

4.內生性處理

由于靜態面板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而使模型結論偏誤，本文采用工具變量法進行處理。參考甘行瓊等（2020）[36]在處理內生性問題上的方法，本文以滯后一期的財政分權程度作為工具變量。主要基于如下考慮。一方面，使用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是較為常見的一種做法（呂冰洋和陳志剛，2021）[37]。財政分權是一種制度設計，具有較強的延續性，因此，上一期的財政分權程度與本期的財政分權程度具有很強的聯系，滿足工具變量的相關性要求。另一方面，就業質量更多地取決于地方政府當期的行為策略，前一期的財政分權程度很可能不會對就業質量產生影響，即工具變量具有外生性。表4（5）列顯示了工具變量的回歸結果，這一結果顯示，在考慮財政分權與高質量就業之間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后，財政分權指標的系數依然為正，表明財政分權能夠顯著促進高質量就業，實證分析結果依然穩健。

（三）人力資本的中介效應

為了深入分析財政分權、人力資本與高質量就業三者之間的關系，并對假說（1）進行進一步驗證，本文結合中介效應模型，實證檢驗了人力資本在財政分權與高質量就業之間的中介效應，具體檢驗結果如表5 所示。由表5 第（1）列可知，財政分權對高質量就業的總效應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財政分權程度每增加1%，就業質量水平相應提高1.179%。第（2）列考察了財政分權對人力資本的影響，影響系數為0.212，并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貧w結果顯示，財政分權程度的提高顯著提升了人力資本水平。第（3）列中人力資本的系數顯著為正，進一步說明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可以顯著促進高質量就業；而財政分權的系數在控制人力資本后仍然顯著為正，但回歸系數相較模型（1）中略有下滑，表明在財政分權影響高質量就業的過程中，人力資本在其中充當中介角色，且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續表

表5 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另外，通過分析中介效應的具體數值可知，該中介效應的數值為0.169[將第（2）列財政分權的系數與第（3）列人力資本的系數相乘得到]，可以解釋財政分權對高質量就業總影響的14.30%[將上述中介效應除以第（1）列財政分權的系數得到]。上述結論證實了財政分權對就業質量提升的作用渠道：財政分權→人力資本→高質量就業，結論支持研究假設H2a。

（四）異質性分析

上文證實了財政分權能夠顯著促進高質量就業，但是由于我國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制度環境和文化環境等呈現多樣化特征，財政分權對于就業質量的影響可能存在一定的差異。為檢驗這種可能性，參照學術界普遍認同的地區分類方法，將所選的30 個省級行政區歸類為東、中、西部三類地區①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遼寧、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11 個?。ㄖ陛犑校?。中部地區：包括黑龍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 個省。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12個?。ㄖ陛犑?、自治區）。（本文未包含西藏數據），進一步考察財政分權對高質量就業影響的地區異質性特征，結果如表6所示。

表6 地區異質性分析回歸結果

表6 的結果顯示，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財政分權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而就中部地區而言，財政分權指標系數雖然為正，但其統計意義并不顯著，即財政分權對中部地區的就業質量并無顯著影響?？赡艿脑蚴牵阂环矫?，中部地區樣本量相對較小，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回歸結果；另一方面，中部地區處于經濟快速崛起階段，“中部崛起”戰略作為國家戰略得到高度重視。在競爭機制與政績考核機制、官員晉升偏好的共同影響下，中部省份地方政府更傾向于發展具有經濟增長效應的產業，并且傾向于依靠投資等方式在短期內拉動經濟。經濟增長需要增加勞動投入，有利于增加勞動力就業總量，但并未加快就業類型由數量擴張型向質量提升型的轉變，導致財政分權對于就業質量沒有起到較為明顯的改善作用。此外，相比于東部地區，西部地區財政分權的回歸估計系數更大。這表明，相較于發達地區，欠發達地區財政分權程度的提升對高質量就業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赡艿脑蛟谟冢簴|部地區經濟體量較大，在產業結構、生產效率以及市場化進程等方面均要優于西部地區，提升空間相對有限，因此，財政分權對高質量就業的促進作用出現了邊際效應遞減的現象。而西部地區的此類影響仍處于邊際效應遞增階段，財政分權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更為明顯，助力高質量就業的效果更為顯著。

五、進一步拓展研究

前文研究表明財政分權可以促進高質量就業，也證實了財政分權通過提高人力資本水平進而影響就業質量提升的傳導途徑。結合理論分析和現實條件，這種促進作用并不一定是簡單的線性關系，也有可能會隨著人力資本水平的變化而呈現非線性關系?；诖?，本文以人力資本為門檻變量，采用面板門檻模型對兩者的非線性關系展開檢驗。首先，在門檻回歸之前需要對門檻數量和門檻值進行考察。本文運用Bootstrap 方法獲得F 值的漸近分布，進而構造相應的P值，結果見表7。檢驗結果表明，單一門檻在1%顯著性水平下顯著，雙重門檻在10%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而三重門檻則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因此，財政分權對高質量就業的影響存在雙重門檻效應。結合表7，以人力資本為門檻變量的兩個門檻值分別為2.000 和2.093，且均在95%的置信區間內，說明門檻估計值是可接受的。

表8為以人力資本作為門檻變量的回歸結果。估計結果顯示，各區間對應變量的影響系數在數值上呈現出明顯的差異性，且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不同程度的財政分權都對高質量就業存在門檻作用。具體而言，當人力資本水平低于2.000時，財政分權對高質量就業的影響系數為0.932；當人力資本水平介于2.000—2.093區間時，財政分權對高質量就業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其影響系數為1.639，意味著財政分權程度每提升1 單位，會使高質量就業水平提升1.639單位；當人力資本水平高于2.093時，財政分權對高質量就業的提升作用進一步增強，回歸系數變為2.065。通過上述分析可知，從全國范圍來看，當人力資本水平進一步提高時，財政分權對高質量就業的提升作用呈現出邊際遞增特征。即財政分權促進高質量就業的作用受人力資本水平的制約，省域內的人力資本水平越高，財政分權對高質量就業的促進作用越強。

表8 門檻效應回歸結果

六、結論與啟示

本文以2005—2021 年的省級面板數據為樣本，在構建了高質量就業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運用固定效應、中介效應和門檻回歸模型，探究了財政分權對高質量就業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實證研究結果表明：（1）財政分權對高質量就業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并且這種促進作用在替換核心解釋變量、改變樣本省份和時間、雙側縮尾以及工具變量估計等穩健性檢驗下仍然存在；（2）人力資本在財政分權正向影響高質量就業的過程中發揮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份額為14.30%；（3）分區域看，財政分權對高質量就業的強化作用在中國東部、中部、西部地區之間存在異質性，在西部地區的增強作用大于東部地區，但對中部地區的作用不如東部、西部地區顯著；（4）人力資本在財政分權對高質量就業的影響中具有門檻效應，第一和第二道門檻值分別為2.000 和2.093，在跨越兩道門檻的過程中，即隨著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財政分權對高質量就業的促進作用呈現邊際效應遞增的規律。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完善財政分權體制，提高財政自主度。財政分權程度的提高可以促進地區的高質量就業，因此適當加大財政分權程度，有利于地方政府發揮信息優勢，減少信息不對稱成本，從而營造有利于高質量就業的制度環境。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進一步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和支出責任，解決促進高質量就業的財稅政策所存在的體制性問題，發揮現代化財政分權體制對各地區就業質量發展的制度保障作用。并且，應該改變以區域生產總值和稅收收入作為垂直考核指標的評價標準，明確把就業質量納入評價體系。地方政府需要采用多元化政績考核機制，將民生工程等納入地方政府官員考核指標體系之中，制定符合本地高質量就業的政策。合理的政績考核機制可以有效地減少財政分權體制所引起的地方政府片面追逐經濟增長而對就業質量產生的負面影響，避免個別地方出現只追求就業總量而不注重就業質量的現象。

第二，重視人力資本對高質量就業的促進作用，多渠道提升地區人力資本水平。研究結果表明，財政分權對高質量就業的影響與人力資本水平密切相關，財政分權提高了就業質量，而且更有利于人力資本水平高的地區的高質量就業。地方政府應該調整過去重視物質資本積累而忽視人力資本積累的財政支出結構，充分認識人力資本在就業質量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將人力資本視為實現高質量就業的核心。各級政府應當不斷加大對基本公共服務的支出力度，引導高素質人力資本向發展潛力更大的產業或行業流動，激發高素質人才的創新活力。其中，教育是重要的人力資本積累方式，地方政府應該從規模和質量同時加大對教育的支持力度，充分發揮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發展區域內教育事業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增加有效勞動力供給并助推高質量就業。

第三，因地制宜調整財政分權程度，加強跨區域的合作機制。我國不同地區之間高質量就業發展水平存在差異性，財政分權對東中西部地區高質量就業的影響有所不同。相比于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表現出較大的發展潛力，因此，地方政府應著力增加教育、醫療、就業和社會保障等經濟社會發展薄弱環節的支出，保障民生性支出、科學技術類支出等服務性支出的充足性，以財政為基礎培育人力資本增長新潛力。對于東部經濟發達地區，根據自身資源稟賦和經濟建設水平特點，政府可以繼續發揮地理以及技術創新資源等競爭性優勢，加速區域間勞動力流動，從而產生促進就業質量提升的輻射效應。政府要做到因地制宜完善地方財政分權制度改革，制定區域差異化就業質量改善策略，促進財政分權與就業質量的“同頻共振”，推動實現更高質量的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