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急管理中技術賦能失靈的三種類型
——基于雙螺旋賦能機理的分析

詹承豫，徐培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北京 100191）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提出：“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堅持安全第一、預防為主，建立大安全大應急框架，完善公共安全體系，推動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預防轉型?！盵1]在我國應急管理體系與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高新技術的賦能作用愈加顯著。國家“十四五”規劃和2035 遠景目標綱要指出，要“強化數字技術在公共衛生、自然災害、事故災難、社會安全等突發公共事件應對中的運用，全面提升預警和應急處置能力”[2]。這進一步強調了技術賦能之于未來應急管理能力提升的關鍵作用。但實際上，應急管理中任何層面、任何時期、任何災種在通過技術賦能的同時，其各個階段內均可能潛藏著不同形態的技術賦能失靈風險，對應急情景下的能力兌現具有負面影響，需加以重點應對和防范。在此意義上，如何理解并分析應急管理中的技術賦能失靈現象并探索相應的優化治理方向，是實現可持續包容賦能的必經之途和必要保障。

一、問題提出：應急管理中技術賦能失靈為何發生？

大力推動技術賦能可以促進應急管理的專業化、科學化、精準化和高效化[3]。近年來，伴隨著我國突發事件治理水平的不斷提高及諸如健康碼、人臉識別、大數據、物聯網等高新技術工具的廣泛應用，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到了技術賦能應急管理的各種路徑、機理和效果[4]。與之相對，也有諸多學者注意到應急管理技術賦能過程中無法規避的風險、限度或內在矛盾。相較于常態管理，應急管理情境中的時空緊迫性壓力往往會導致技術賦能失靈現象更易發生。同時，應急管理中技術賦能失靈問題帶來的負面效應，會造成更為嚴重的社會影響。因此，有學者較早就已指出要關注人工智能在賦能公共衛生傳染病防控中因濫用導致的倫理風險與治理挑戰[5]。在城市風險治理中，人工智能的應用中存在算法倫理入侵、數據價值歧視、權利實現困境、權力結構困境等問題[6]。在更為普遍的意義上，以技術賦能城市基層的風險隱患可歸納為純粹工具理性、信息泄露、技術應用成本高昂、過于強調政府力量等[7]。近年來，有學者借助TOE模型提出，數字治理平臺的失靈是因為受限于技術、組織和環境層面多因素的影響，導致其在突發事件情境中缺乏足夠的韌性[8]。由此可見，應急管理中的技術賦能過程，不可避免地存在可能的多重、多維及多階段價值張力和能力沖突。那么，應以何視角看待這種技術賦能過程張力或沖突，這種張力或沖突具有怎樣的特征？又是怎樣產生的？這些問題需要通過對現有文獻進行進一步回顧來尋找答案。

在抽象理論層面上，西方風險社會學對該問題有較多討論。貝克（Ulrich Beck）指出，風險社會中的技術能構建“一種既成事實的政策”，指向了技術發展應用可能帶來的社會知識壟斷問題與倫理爭議[9]77-84。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則認為，因為不同權力的影響、價值因素的作用、未預期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與反思自身的存在，專業知識和非專業知識并不存在固定關系[10]37-39。這也就是說，高新技術代表的穩定性和專業性可能消解于現實的不確定性中。在盧曼（Niklas Luhmann）看來，作為一種“因果性中介內的功能簡化”，高新技術同社會結構性耦合的“馴化風險”過程將有“大量不同”且“部分彼此沖突”，即伴隨著技術的風險控制，反而會產生新的風險[11]131-153。因此，技術在現代社會中的風險恰恰潛藏于各類技術被逐步應用并拓展的過程中，呈現出以“技術控制”為核心的權力與資源重新配置[12]。技術或許是客觀中立的，但技術步入現實應用場景的過程、技術與管理融合的過程，都涉及多種因素的長期影響。因此，技術的應用賦能過程實際上也必然是一個打開“潘多拉魔盒”的過程。

國內近來備受關注的數字政府及數字治理議題中，很多學者也都指出數字轉型所面臨的觀念、方式、決策調整及在組織維度、價值維度與制度維度上的可能限度[13][14]。上述維度的提出實際上說明，技術自身雖存在數據安全、應用成本、“算法黑箱”等內生問題，但技術賦能中的失靈風險并不完全等同于技術的風險。在技術賦能過程的深入中，同樣存在處于內生問題與外生有效管理制度缺失間的“灰色地帶”。技術應用“華而不實”與制度限制難以“物盡其用”兩個核心預設構成了數字政府倫理的“手段-目的”悖論[15]，值得學術界與實踐界共同反思。

在技術賦能與科層結構的雙向互動中，這種“技術控制”背后的政治與管理邏輯更加明顯[16]。近來研究中指出，技術賦能可能帶來的“技術萬能”困境與“人”中心性喪失得到了更多呼應[17]。在突發性、緊迫性及不確定性多重限制下的應急管理狀態中，對技術賦能失靈現象的分析探究不應局限于以靜態視角列舉技術端或管理端的內生不足，而應聚焦于賦能過程中技術端、管理端及兩端在互動牽引中的驅動者、推動力及使用過程[18]，這在當前研究中恰恰是缺乏的。因此，本文回答的核心問題就在于：如何以一定的理論框架闡釋應急管理技術賦能失靈現象背后的核心要素及典型模式？

為此，本文將首先引入雙螺旋機理并以其為基礎在理論層面探析應急管理中技術賦能失靈的內在機理和典型模式。其次將通過應急管理中的技術系統崩潰、應急設施失效與農村風險預警的“最后一公里”難題等現象對技術賦能失靈現象進行現實檢驗。最后將對如何避免并治理應急管理中的技術賦能失靈進行進一步的討論和總結。

二、應急管理中技術賦能失靈的類型分析

（一）雙螺旋機理的引入

雙螺旋結構最早出現在生物學領域，用以描述DNA 兩條螺旋鏈相互牽引、盤繞上升的實質結構。后來，雙螺旋結構因其突出的分析應用價值，被廣泛應用于多個學科之中。本文引入的雙螺旋賦能機理包括了技術端（技術創新—技術應用—技術整合）和管理端（實踐需求—管理創新—模式整合）兩種自催化過程與管理端為技術端指明方向、技術端為管理端提供工具的異催化過程[19]?？傮w來看，該模型是目前較為全面展現應急管理中技術賦能過程機理的理論模型，具有較好的解釋力和較高的應用價值。借助雙螺旋機理，本文將應急管理技術賦能失靈界定為：在技術端和管理端的自催化與異催化過程中由于一端或兩端的不協調、不匹配和不適當等復雜原因造成各類高新技術無法在突發事件應對中發揮應有作用的現象。

理解應急管理中技術賦能雙螺旋機理的前提在于理解“賦能”這一概念決定了其是技術與管理雙向互動的過程。雙螺旋機理的核心在于認識到技術端的自催化本身并不能完成賦能，且在無管理端雙向牽引的情況下并不能實現異催化的螺旋上升，進而關注到技術如何在應急管理實踐中與管理端逐步適配并耦合。以雙螺旋機理為核心，可將理想狀態下技術賦能應急管理的過程分為技術創新-實踐需求、技術應用-管理創新、技術整合-模式優化三個螺旋式上升階段。

以此為基礎，在雙螺旋機理中，應急管理中的技術賦能失靈現象總體上可分為由技術端自催化失敗導致的技術主導型賦能失靈、管理端自催化失敗導致的管理主導型賦能失靈及由技術-管理兩端相互牽引失敗導致的“技術-管理”互動型賦能失靈三類（如圖1 所示）。實際上，上述三種技術賦能失靈類型在現實中并不是孤立的，它們都存在于特定應急管理場景中技術與管理的動態互動過程之中。為清晰界定各類型的特征與機理，下文將分別對三種技術賦能失靈類型進行具體闡述。

圖1 基于雙螺旋機理的應急管理技術賦能失靈類型

（二）基于雙螺旋機理的應急管理技術賦能失靈類型分析

1.技術主導型賦能失靈

現有各類可應用、可推廣的高新技術是應急管理中技術賦能得以開展的客觀基礎。在技術創新與擴散、技術應用及技術整合的過程中都可能產生技術賦能失靈的現象。就技術創新而言，其原始創新與進步同一個地區的科研投入、科研機構、科研人才、科技轉化等經濟社會要素息息相關；就實踐需求而言，越是復雜多元的治理單元或系統越會產生需要通過技術賦能解決的緊迫現實問題，越是敏捷開放的管理者越能將現實問題凝練為技術賦能的可實現需求目標。上述要求的存在為技術與應急管理的初步結合提出了一系列現實條件。

在上述影響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結合應急管理狀態中技術端與管理端互動的時空緊迫性條件限制及“關鍵少數”在率先采用技術中的關鍵助推作用，應急管理中的高新技術在總體上呈現以經濟發達地區點狀賦能為先導，逐漸向次發達、欠發達地區線性擴散，最終賦能應急管理網絡整體的一般性傳導過程?，F有研究對應急管理中技術賦能多種擴散路徑的歸納也從側面說明了這一過程的存在[20]。而當技術的擴散過程受到阻滯，難以及時有效地賦能應急管理各環節之時，以技術賦能為自變量，便可看到在實現點狀賦能地區與未實現地區間應急管理效能“馬太效應”的客觀存在，即已實現賦能地區與未實現賦能地區之間的應急管理效能差距逐步拉大。

在當前的應急管理實踐中，日常狀態下的技術總是“完美”的，但在真正的突發狀態下，技術應用卻總是與預想的“完美”狀態相差甚遠。究其原因，是在技術應用階段，技術背后對突發事件極端性、復雜性的考慮“盲區”仍不時存在。正因如此，各類技術最終才更加直接地表現出了在速度上慢于危機爆發、在縱深上低于應急需求的賦能失靈現象。

此外，技術的應用與整合都是需要成本的。無論是實踐中常見的技術應用能力明顯低于應急管理需求的現象，還是技術應用成本為應急管理主體帶來額外負擔的情況，都背離了技術賦能的初衷。尤其對基層應急管理部門來講，技術大多是經由擴散逐步引入的，將來自各供應方、開發于不同環境、使用不同接口、服務于不同目標、具有不同底層邏輯的若干技術平臺進行系統整合，實際是較為困難的，但這種應用和整合對提高技術賦能水平又是必不可少的。

2.管理主導型賦能失靈

在技術應用于應急管理之后，由管理端主導的技術賦能失靈現象也會隨之產生。首先，要求在使用技術的基礎上理解技術、反思技術、優化技術，甚至革新技術、超越技術。例如，在技術創新與管理需求實現了初步雙向牽引后，技術端的應用與管理端的創新能否實現雙向牽引需要將技術開發、管理應用同機制創新、工具創新有機融合，實現技術在應急管理情境中更為敏捷的嵌入、更為根本的適應性創新和更為持續的優化迭代。其次，無論在何種技術賦能的過程中，都需要管理端的特定組織和制度予以支持[21]，也需要不斷打破邊界、打破“黑箱”，否則就會滋生數據“聯而不通、通而無用”“數字形式主義”[22]及民意簡化悖論等潛在的次生問題。這些問題發生的關鍵并不在于技術自身，而在于人的管理思維和能力并未隨著技術應用而進步，相應的制度保障和安排并未形成。當前的應急管理面臨著風險的更高不確定性與民眾在危機情境中對公共物品更高質量需求的雙重約束。技術賦能的過程如不能以風險或突發事件的動態變化為依據，及時調整提供公共物品、公共資源及治理動能的速度、能力及包容性，便會因為管理體制機制、管理能力的滯后或缺失產生明顯的失靈問題，使得技術賦能的正向作用在突發事件中逐漸轉變為消極作用。

在技術賦能初期，“突生”的技術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形式應用并實現特定應急管理需求是無可厚非的。但長遠來看，具有韌性特征的應急管理需著力面對的是“灰犀?！薄昂谔禊Z”等形態的新興風險、巨災或跨界危機帶來的長期性、系統性、復雜性的挑戰[23]。如果僅是將技術應用在特定的局限場景就“萬事大吉”，而不以預見性的創新管理思維引導技術通過不斷的迭代、調試與優化并適時推動相應的體制建設為未來的各種重大風險隱患留出一定的冗余能力儲備，那么，這種賦能從根本上便不具有可持續性，會不可避免地導致技術與管理的逐漸脫節，只能是一種浮于表面的“偽賦能”。

3.“技術-管理”互動型賦能失靈

當特定應急管理情境中，技術內生不足與管理方式的不科學、不精準同時出現，兩者的共存會導致更為嚴重的應急管理技術賦能失靈現象。這種矛盾性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基層政府的風險預警能力困境[24]。這種“技術-管理”互動型賦能失靈構成了應急管理及社會治理中長期以來的薄弱之處。除此之外，“技術-管理”互動型賦能失靈要回答的問題同樣在于：在技術和管理均無明顯問題的情況下，為何技術賦能失靈仍會出現？盡管這種情況相對較少，但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涉及對技術與管理兩端更為多元、更為細節的互動機制的理解。依照雙螺旋賦能機理，技術自身并不會主動實現跨界整合，而是要在管理模式優化的指引下納入宏觀的公共治理進程中。在這一過程中，難以規避的問題在于“國家通過技術之眼觀察社會時,看到的可能是自己的影子”[25]。也就是說，技術賦能的目標在于通過更為客觀全面地治理社會促進公共利益，而非利用其“扭曲”社會現實。同時，在應急管理情境中，政府權力臨時性部分擴張與公民權利部分克減同樣會造成特定的技術賦能失靈現象[26]。當誕生于應急管理中的技術以“治理術”的形式成為政府拓展管理范圍的某種便捷“路徑依賴”時，政府便可能為追求消解社會治理的復雜性而將其整合或應用于其他不適當的治理場景中。當這種不當應用發生時，更為消極的“技術-管理”互動型賦能失靈會隨之產生。

“技術-管理”互動型賦能失靈指向了政府在應急管理中會觸及的一系列復雜問題，最終需要通過權力規范與權利保障兩個關鍵舉措加以化解。例如，技術在目前多數是面向政府的單向賦能。這種賦能在增加政府對社會管控的同時能否實現危機情境中社會的有機團結？顯然，兩者可能存在潛在的矛盾之處。同時，目標導向的不清晰可能導致應急管理中技術賦能“黑箱”的存在，“黑箱”的存在與其他限制性條件的缺乏又給了政府將臨時性技術控制“無限拓展”的實施空間，使技術整合過程可能出現目標導向及價值取向的偏移或異化。再加之現有各類法律制度層面規范機制、約束機制和救濟機制的不夠成熟、不夠完善[27]，共同催生“技術-管理”互動型賦能失靈以某種價值異化的面貌出現。

由上述分析可見，應急管理中技術賦能的各個面向、各個維度、各個階段均面臨著具有不同側重和形態的失靈現象。對其的研究不能僅看到并強調技術賦能的積極作用，而是要充分考慮技術賦能可能存在的潛在風險及問題。應急管理中的技術賦能是一個具有顯著實踐性和現實性的研究命題，僅對其進行理論探討是遠遠不夠的，只有回歸到對現實現象的討論中才能得到完整的回答。

三、應急管理中技術賦能失靈的現象剖析

各類技術賦能失靈現象在現實中廣泛存在。本部分旨在通過對各類典型現象的回顧、闡釋和適當延伸外推，進一步對照并檢驗上文基于雙螺旋機理提出的三類應急管理技術賦能失靈模式的實踐表征和作用過程。需要指出的是，本部分側重于選取三種技術賦能失靈模式內較為主要、典型及普遍的現象進行剖析。

（一）技術主導型賦能失靈的現象剖析

其一，技術主導型賦能失靈通常體現為技術應用中的系統崩潰現象。作為賦能應急管理的重要技術之一，信息技術在各類突發事件的各個應對環節中發揮著愈加重要的作用[28]。但在近年來各種重大突發事件中，某些信息技術系統依舊多次出現了運行崩潰現象。這種運行崩潰輕則影響信息的及時傳達，重則會對當地社會的正常生產生活秩序造成嚴重干擾?？梢?，在日常狀態下可以穩定運行的信息技術系統在重大突發事件發生時并非完全可靠。信息技術系統的運行崩潰，核心問題在于各類系統預設的應急管理需求和情境相較于現實而言更為簡單，對超出預期的急難險重情況考慮并不周全。當信息技術系統容量與現實需求出現脫節時，其運行崩潰在所難免。

其二，技術主導型賦能失靈同樣體現在應急管理實踐的技術整合困境。在較為缺乏技術原始創新能力的基層，往往需要通過引入多個單獨的信息技術系統整合構建綜合信息平臺。在此種情況下，數據“聯而不通”、平臺“聯而不動”的整合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技術的賦能作用難以得到高水平發揮。這種整合困境的存在不僅會導致技術賦能的效果逐漸在復雜現實中被消減，更可能使現實管理需求因被“困在系統當中”而斷裂、失真，形成管理與技術脫嵌的“兩張皮”問題，無法回應應急管理中各方的實際訴求。

（二）管理主導型賦能失靈的現象剖析

其一，管理主導型賦能失靈通常表現為管理者管理能力的不足。近年來，多地在應急管理體系建設中都投入大量資源，建立了各類應急指揮中心，提高了應急管理部門的日常工作效率。但恰恰是在各類重大自然災害、事故災難的應對中，在相應技術平臺具備的情況下，管理者在統籌應對時忽視了對技術應有的應用，使得技術設施和平臺未能賦能應急指揮過程。這種管理意識和能力的明顯缺失導致了管理主導型技術賦能失靈現象的出現。

其二，管理主導型賦能失靈也可以表現為管理功能及目標設置不當。這在大型城市的諸如氣象監測系統、防洪泄洪系統等應急基礎設施建設中體現較為明顯。在相應工程技術與能力具備的情況下，我國部分大型城市卻依舊因為應急基礎設施的承載力不足、功能設置不當造成了包括城市內澇在內的一系列問題。從這一現象可以看出，技術賦能雖是應急管理效能提升中的關鍵變量，但與管理功能及目標的優化提升緊密相關，只有在管理端的積極引導下，技術才能真正發揮賦能作用。若技術的引入并未得到相應的管理機制支撐、并未確定適當的管理目標，在面對極端突發事件沖擊時兩者連接的薄弱之處便可能導致賦能失靈現象產生。在復雜的應急管理環境中，缺乏管理端支撐的技術賦能效果會被嚴重消解，甚至由正向賦能變為負向賦能。

（三）“技術-管理”互動型賦能失靈的現象剖析

其一，技術目標與管理措施之間的銜接不足，會導致“技術-管理”互動型賦能失靈現象發生。這在農村風險預警的“最后一公里”中尤為顯著?，F有研究指出，農村風險預警不僅面臨著預警手段和工具的缺乏，更存在鄉村治理體系基礎薄弱及多元社會治理主體參與機制尚未形成等問題[29]。即便在手段和工具具備的情況下，一方面，技術的賦能功能未得到足夠重視；另一方面，囿于設備缺乏保養、學習成本較高、使用熟練度較低等因素，技術手段在很多時候反而是“不可靠”的，出現了“公眾參與度不高”“聚而不通，通而不用”等問題[30]，未能成為農村風險預警的首選，“技術-管理”互動型賦能失靈隨之顯現。

其二，技術功能與管理意愿的錯配，也會促使“技術-管理”互動型賦能失靈現象的產生。在政府多次重大突發事件的調查報告中，曾多次提到各種類型的瞞報行為。這可能是由于部分領導干部自身缺乏法律法規知識及風險意識，更是由于少數領導干部妄圖利用監管盲點來瞞天過海[31]。在技術基礎和管理規范同時存在的情況下，瞞報現象的存在說明技術端與管理端之間雙向牽引的形成涉及現實治理環境中更為復雜的因素影響。在“技術-管理”互動型賦能失靈現象的生成中，管理端不僅沒有主動打破技術端的“黑箱”，反而通過“黑箱”中的運作將技術變為阻礙突發事件應對的工具。

四、討論與總結

（一）避免應急管理中技術賦能失靈的治理探討

在理論及現實層面上分析了應急管理技術賦能中的三種失靈模式之后，隨之產生的問題就是：如何防范并化解上述各類風險及問題？現有研究呈現了“硬體”的法治規制與“軟體”的公共價值及技術倫理創造兩條明顯的進路[32]，其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就在于如何用制度理性和價值理性調和技術的工具理性[33]。筆者將繼續嘗試從應急管理技術賦能雙螺旋機理中技術端與管理端雙向牽引過程出發，以更好地統籌安全與發展為目標，從如下幾個方面嘗試防范或化解上述各類技術賦能失靈風險。

第一，要為技術賦能擴散的過程提供系統保障。技術本身存在客觀的“創新-擴散”過程，可通過一系列措施降低技術賦能擴散的成本，提高擴散的速度與流暢度。首先，需要以平臺建設的思維打破地域間壁壘，建設府際技術共享平臺，為不具備技術原始積累、難以實現自主技術進步的地區提供技術賦能的“內部視角”與資源供給。其次，可以借鑒“對口支援”的中國特色治理經驗[34]，打破敝帚自珍的技術賦能建設思路，以實現點狀賦能的先發地區帶動其他地區盡快實現包容化、區域化、協同化的技術賦能路徑，減少地域間的技術賦能差距。最后，化解技術賦能中的擴散阻滯更需要應急管理狀態中的各級管理者以前瞻性、開放性的觀念為引領，打破阻滯技術賦能的思維壁壘，以治理思維的變革為前提，通過相關資源的投入加快技術賦能應急管理的速度與效用。

第二，要為技術賦能的持續迭代創造良好環境。這種環境不僅要在技術開發上為后續的優化調整提供足夠空間，更要從管理端上做好準備、下足功夫。也就是說，管理端的注意力不能只是分配到如何對當下情況進行有效處置，更要“牽一發而動全身”地看到全局中其他致災因子和脆弱性可能的涌現、疊加與耦合。在未來，這種涌現、疊加與耦合甚至可能是超出一般認知的。要明確如何將其通過各風險監測預警渠道與措施凝練為管理需求，并推動技術的針對性迭代。這實際上對應急管理各主體、各環節都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需要解決一系列隱性問題，打破思維定式。同時，落實在體系建設層面，通過技術集成和整合探索建設全災種、全天候、全時段、一體化的應急管理平臺應該成為未來一段時間應急管理工作的重點任務。

第三，要推動技術賦能的良性整合。如面對迅猛發展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已有地區對其應用制定了相關規范性文件，以初步防范其應用“異化”進程。但若要窮盡每種技術在賦能應急管理中的應用場景，實際上并不現實。在現階段即使利用法律法規進行規范，也可能因技術與社會發展的不確定性而較難達到預先防范的目標。因此，如何從技術整體出發，推動賦能跨界整合與應用。一方面要為應急管理技術賦能劃定邊界，另一方面要為技術發展與管理需求提供充足的空間。簡而言之，防范化解技術賦能整合異化風險的核心在于，用適當的外部限制確?！翱萍枷蛏啤?，并引入更多跨學科深入討論。

第四，要為技術賦能的優化提供多種路徑。城鄉之間、不同區域之間的技術創新與管理能力差距較大，要因地制宜地開展技術賦能建設，探索可持續建設模式。有效適當的技術賦能應當實現需求導向與目標導向在應急管理實踐中的統一，不能忽視當地的實際需要和治理基礎。要避免應急管理中技術“懸浮”于管理實踐之上，從根本上規避賦能失靈風險。技術賦能的建設模式首先要基于當地應對各類突發事件發生的頻次、破壞性等特征帶來的現實需求，其次要把握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態勢，最后更要將行之有效的應急管理體制機制嵌入技術賦能中，使其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建設性作用，為推動應急管理中技術賦能的開放性、平等性、持續性與創新性提供新的可能與發展動力。

（二）主要研究結論

第一，本文以雙螺旋機理為分析框架，提出了技術主導型賦能失靈、管理主導型賦能失靈及“技術-管理”互動型賦能失靈三種應急管理技術賦能失靈類型，進一步指出技術賦能失靈的風險存在于技術端與管理端的單向或雙向牽引的各個階段，其中技術端發揮著基礎性作用，管理端發揮著導向性作用。

第二，以現實中如系統崩潰、管理失效或技術與管理之間錯配等現象，對三類技術賦能失靈的形態、機制及作用方式進行了深入剖析。本文對現象的使用均在現實基礎上進行了一定的外推，探討技術賦能失靈問題的可能形態。這一嘗試是為了深化對應急管理中技術賦能失靈現象的分析，為防范、化解未來的賦能失靈問題提供參考。

第三，防范、化解技術賦能失靈風險，可以通過為賦能擴散過程提供堅實保障、為持續迭代創造良好環境、推動技術賦能的良性整合、為賦能優化提供多種可能等方面綜合施策。未來深化技術賦能對實現應急管理跨越式發展尤為重要，要探索技術賦能應急管理的發展形態，推動未來技術端與管理端的深度融合與互動促進。

（三）研究局限與展望

應急管理技術賦能失靈現象根植于技術與管理之間的錯綜聯結，只要技術應用和管理創新的復雜性存在，應急管理中技術賦能的失靈風險也就難以完全避免。因此，如何從多種途徑化解應急管理中的技術賦能失靈，必將是一個長期且復雜的問題。本文更多仍是從理論建構和現象分析的視角嘗試對這一問題提供分析視角與治理進路，以期深化相關討論的深度。同時，應急管理中技術賦能失靈的現實可能存在雙螺旋機理無法解釋的、更為細致復雜的生成機理和影響因素。因此，本文在理論建構、現象剖析及治理方向等層面的分析上依然存在一定的主觀性與局限性。

實際上，應急管理中技術賦能的失靈風險，仍有待在長期實踐跟蹤中回答。這一研究領域仍有待更多跨學科理論分析，需要更多實證研究和案例來驗證。在大力推動國家安全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當下，對技術賦能問題更為全面深入地關注，將為應急管理事業的發展提供積極支撐，對此問題的持續關注與探索，將對新時代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發揮建設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