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思政”倫理風險的生成邏輯與規避路徑

黃 巖,鄒何爽

(杭州電子科技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區塊鏈、物聯網等數字技術的發展,全社會正經歷著一場深刻的數字化變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也在積極利用數字技術創新教育方式和教育手段,提升教育成效,“數字思政”應運而生?！皵底炙颊笔侵浮耙匀斯ぶ悄?、大數據、云計算等信息技術為基礎,以數據要素為驅動,以全應用場景賦能,對教育資源進行高效整合利用,構建的精準、敏捷、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體系?！盵1]“數字思政”極大地變革著傳統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有助于實現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精準化供給,增強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針對性、趣味性和交互性,推動思想政治教育向精準化、智能化、場景化方向發展?！皵底炙颊痹诮o思政工作帶來極大便利的同時,也蘊含著諸多潛在的倫理風險。比如,教育對象隱私泄露、主客體情感交流喪失、教育對象認知固化等風險。美國學者巴伯曾經指出:“科學像所有社會組織起來的活動一樣,是一項精神事業。也就是說,科學不能僅被視為是一組技術性和理性操作,同時還必須被看作是一種獻身于既定精神價值和受倫理標準約束的活動?！盵2]作為一種科學活動,“數字思政”同樣要受到一定倫理規范的約束。只有對“數字思政”帶來的倫理問題進行深入分析,并采取措施切實加以引導,才能讓“數字思政”給我們帶來便利的同時,又充滿人文關懷和價值理性,最大限度地發揮技術服務于教育的功效。

一、“數字思政”倫理風險的主要表現

“數字思政”依托虛實結合的線上線下平臺、海量的教育資源和數字技術推動了思想政治教育精準化、智能化、場景化。但是,“數字思政”目前尚處在初步探索階段,其內在運行機制和外在制度保障尚不成熟,面臨倫理規范失控、倫理關系失衡、倫理情感失位、倫理價值失序等多重倫理風險。

(一)個人信息與隱私泄露導致倫理規范失控

數據是數字技術的核心,全面收集和訪問受教育者的個人信息數據是“數字思政”運行的基礎和前提?！皵底炙颊庇说淖畲髢瀯菥驮谟谀軌蚶么髷祿⒔逃龑ο蟮膶W習、生活等各種信息內容轉化為數據要素,以便為學生的成長成才提供精準數字畫像,提供更好的個性化、科學化的價值塑造教育方案。當前,部分高校已經開始嘗試運用“數字思政”平臺,通過“數字思政”收集受教育者的個人信息數據,依托校園網、一卡通、監控等數據采集終端,教育者能夠快速收集受教育者的信息數據,其范圍涉及打卡狀態、消費記錄、上網動向、學習情況、健康指標等方方面面。通過對數據的分析,教育者能全面研判和把握受教育者的心理健康狀況、道德修養水平以及思維認知能力,并以此為依據制訂個性化、差異化、精準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案,實現思想政治教育的“精準滴灌”。

從理論上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通過平臺收集的數據資料,只是一種育人資源,僅限用于教育活動過程或教育研究之中,而不能將其公之于眾。但在實際數據采集與運用中,仍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其一,數據信息為學生個人生產,其個人信息只有在其知情同意的情況下,才能被收集,但事實上,目前“數字思政”平臺采集的部分數據是在不告知受教育者的前提下直接收集的,作為信息數據主體的受教育者喪失了管控個人信息數據的權利。其二,教育者在使用數據過程中,喜歡對教育對象進行分類,實行標簽化管理,如將學生分為弱勢群體、學業困難群體、心理困難群體等等,這種分類可能是教育者無意識行為,但也存在違背教育對象意愿、變相歧視等道德問題。其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般情況下,不會主動將育人數據外泄,但他們如果信息技術素養不足,對受教育者的信息數據保護不到位,可能會在不經意間泄露學生個體的心理狀態、身體狀況、行為傾向、興趣愛好等,對學生個體造成不必要的麻煩。因此,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是“數字思政”無法避免的倫理命題。

(二)師生主體性消解導致倫理關系失衡

“技術的進步似乎是以道德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隨著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卑劣行為的奴隸?！盵3]數字技術作為人類最新掌握的工具,在人類的生產生活領域掀起一場深刻的變革,極大地滿足了人的個性化和多樣化發展需求,讓人的主體性地位得到了更好張揚?！叭说闹黧w性是指人獲得應有自然權利和社會權利的伸張,社會特性和社會關系屬性得到體現,人的自然、政治、社會和精神屬性得到全面發展?！盵4]從現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特點來看,教師和學生之間應該是民主平等、雙向互動的關系,既要發揮好教師的主導作用,也要尊重學生的認知規律和接受特點,發揮好學生主體作用。在具體教育過程中,教師主導性與學生主體性相輔相成,相互作用,只有將兩者正向能量更好地激發出來,才能調動雙方積極性,真正落實立德樹人育人目標。由此可見,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主體性的發揮是思想政治教育得以開展的關鍵,他們的主體性一旦被消解,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理性將“黯然失色”。

“數字思政”憑借強大的技術優勢,賦能思想政治教育,影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主體性消解危機。從教育者層面看,依托“數字思政”的精準化和智能化,教育者易產生技術依賴從而導致思維僵化。一旦教育者沉迷于“數字思政”的精準投送、場景教學、智能輔助等功能,就可能只注重對冰冷數據的分析與應對,減少對受教育者的持續性人文關懷,產生職業認知偏差。同時,“數字思政”輔助教育者進行決策,教育者可能陷入完全依賴數據制訂教育計劃的“怪圈”,忽視受教育者的認知動向和教育過程的動態變化,思維傾向簡單、僵硬、死板。教育者的主體性逐漸被消解,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導地位必然被弱化。從受教育者層面看,“數字思政”有助于根據學生需要制定教育計劃,進行信息“投喂”,但受教育者如果過分依賴數字技術平臺推送的知識信息,缺乏對知識信息的選擇與反思能力,就容易喪失學習上的自主能力,導致思維與行為上的惰性。同時,受教育者在接受“數字思政”平臺推送的信息時,傾向于接受自己感興趣的信源主體,排斥甚至拒絕其他信源主體推送的信息。這樣勢必會導致受教育者接受信息渠道與信息內容的“窄化”,致使其主體性不斷解構,也不利于其正確價值觀念的形成?？梢?“數字思政”雖然豐盈了思想政治教育,但也暗含著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主體性消解,被數字技術異化為“單向度的人”的倫理危機。

(三)師生心靈溝通缺乏導致倫理情感失位

“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盵5]人是一種“社會性動物”,人際交往是人的基本生存方式。思想政治教育活動既是主流意識形態的灌輸性活動,也是一項情感養成性活動。在一定意義上說,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就是教育者和教育對象之間靈魂的溝通、心靈的對話和智慧的碰撞過程。思想政治教育的開展依賴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交往互動。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多為師生之間面對面的溝通交流,情感融入是教育對象高效吸收教育內容的關鍵因素,也是師生溝通交流的橋梁。然而在“數字思政”條件下,傳統面對面的情感交往轉變為一種身體不在場的依靠數字虛擬身份的交流互動,彼此之間在數字符號“面具”的背后進行淺層次的交流,教育者更多注重教育過程的規范性和流暢性,而相對忽視受教育者個體的情感與精神生活的滿足。個體“體驗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精神只能借助冰冷的數據交易來呈現”[6]。交往互動中的真實情感體驗是助推受教育者高效吸收教育內容的關鍵,但受制于“數字思政”的虛擬形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常常不愿面對面交流,從而也就難以體會對方的真實感受和想法,導致認知偏差、情感缺位等問題的出現,進一步影響他們在現實世界人際交往關系的建立。

“數字思政”從構詞上看,思政是目的,數字是技術手段,利用數字只是為了更好賦能思政教育。但在實際運用過程中,那種重“數字”,輕“思政”的本末倒置現象屢有發生。于是,我們常?？梢钥吹?有的思政工作者熱衷于線上會議、線上討論、線上推送,有的思政課教師過度使用“SPOC”“慕課”“玩轉課堂”等功能,對教育場景的虛擬設計超越了對教育內容的質量把關,而相對忽視與學生情感上的溝通交流。毫無疑問,當教育者與受教育者均淪為數字技術的“隨從”,而不是數字技術的主人時,師生之間的情感交流必將進一步弱化。

(四)內在認知固化導致倫理行為失范

“數字思政”借助算法技術進行精準推送,實現教育內容精準化供給。在此背景下,受教育者只認同所接收的有限信息,長期受同質化信息的影響,必然會對異質信息產生排斥心理。當受教育者沉浸于“數字思政”所營造的舒適圈,其觀念、認知和行為都將受影響。受教育者的注意力集中在感興趣的事物上,忽視不感興趣的事物,久而久之,受教育者產生自我陶醉、自視甚高、自鳴得意的心理,甚至產生一系列刻板行為。同時,受教育者所接收的知識類型和領域趨向片面化,部分信息和內容被“數字思政”中的算法所“篩除”和“過濾”。受教育者的認知被算法所固化出現認知偏差和故步自封的現象,受教育者逐漸變得過度自信和盲目跟從。

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受教育者由于興趣差異在數字空間組成一個個特點鮮明的文化圈層,這種“圈層文化”現象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受教育者的價值觀念和認知模式?！叭游幕钡拇嬖谑沟檬芙逃叱撩杂谌又?出現認知固定化、思維極端化、價值虛無化等現象,進而導致倫理行為“失范”?！叭游幕币紫馐芙逃邔ι鐣餐w身份的認可,受教育者只注重維護自己在“圈層”中的身份和地位,忽視自己在現實社會中的身份和責任,最終做出違反社會規范的行為。

在數字化時代,“流量至上”成為網絡行業的信條,數字賦能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深受影響。積極向上的主流意識形態內容難以引起受教育者的注意,而缺乏“營養”的泛娛樂化非主流意識形態內容卻大行其道,最終擾亂數字空間價值傳播的秩序,弱化“數字思政”價值引領的效果。在數字化時代,主流信息傳播的權威性導向大打折扣,造成受教育者的迷失。紛繁復雜的信息借助數字技術在“數字思政”平臺得以傳播,網絡信息泛娛樂化現象顯著,一切嚴肅的話題可能趨向茶余飯后的談資。受教育者在這種背景下容易陷入價值虛無主義,進一步導致倫理行為失范。

二、“數字思政”倫理風險的生成邏輯

“數字思政”快速發展的動因是技術進步、規范保障、主體追捧等。技術邏輯、規范邏輯、主體邏輯驅動下的“數字思政”,促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得到了提升,推動思想政治教育數字化轉型,科技賦能效果顯著。然而,由于技術濫用、規范滯后、主體迷失,“數字思政”倫理風險得以顯露。

(一)工具理性僭越于價值理性之上

“數字思政”發展過程中的突出矛盾在于數字技術的工具理性對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理性的僭越,人們對技術效用的追求被無限放大。在數字技術泛濫的背景下,人們趨于通過數字技術實現一切目標,在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沖突中,財富、績效等成為人們的首要追求,工具理性的膨脹使人們變得世俗化、功利化。而對于“數字思政”而言,數字技術的工具理性勢必會內嵌于思想政治教育過程,并逐漸擺脫思想政治教育價值理性的控制,工具理性的弊端將會在其內嵌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過程中逐漸顯露?！皵底炙颊弊鳛橐詳底旨夹g為基礎、以思想政治教育為內核的新型思想政治教育體系,想要落實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實現培養時代新人的目標,就要把握好數字技術的工具理性與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理性之間的矛盾關系,避免工具理性僭越于價值理性之上。

數字技術天然的工具理性缺乏對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關懷的關注,造成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的隔閡,使得教育者的主體性消解,逐漸形成了對數字技術的絕對依賴。然而,當教育者完全依賴數字技術開展思想政治教育時,數字技術就被異化為“絕對力量”,沖擊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導地位。完全依賴數字技術時,“由技術理性主導的教與學將貶黜本真教育的生命意蘊”[7],使得“數字思政”的實效大打折扣。思想政治教育對受教育者的人文關懷不是單純依靠技術邏輯中的工具理性和經驗主義就可以實現的,其本質是一種基于現實關切和個人領悟而達到的情感境界。思想政治教育注重受教育者的“知行合一”,若“數字思政”只強調工具理性,忽視學生的現實需求,逃避現實問題,最終會導致思想政治教育的脫實向虛,從關注“現實中的人”淪為關注“虛擬中的人”。

(二)倫理規范與政策法規相對遲滯

當前,“數字思政”實現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數字化轉型,但適用于“數字思政”的倫理規范卻尚未成形。開展思想政治教育需要遵循一定的倫理規范,這是促進思想政治教育良性發展的前提?！皵底炙颊睂⑺枷胝谓逃龔默F實世界延伸到了不受時空限制的虛擬世界,而現有的倫理規范都是面向“現實中的人”。當運用數字技術賦能了現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時,“數字思政”可以影響到“現實中的人”,但是原先適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倫理規范卻無法直接適用于“數字思政”,這就造成了“數字思政”的倫理失序。與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我國的科技倫理治理工作起步較晚,當前關于科技倫理治理的相關保障尚在完善階段。關于虛擬空間的行為規范、個人信息數據與隱私保護、數字知識產權等缺乏普適性的立法,不同機構、不同學校和不同受教育者對待倫理問題的態度不盡相同,導致思想政治教育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面臨倫理危機時,情況較為復雜,難以依照規范進行處理。

我國針對思想政治教育的政策法規保障較為完善,而對于“數字思政”這一新興事物,相關的政策法規尚處于初步探索階段。首先,缺少針對“數字思政”的法律法規。如,為了控制科技倫理風險,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意見》,加強了對科技倫理治理工作的把關,但上述規定并不是針對“數字思政”倫理治理的專業性法律文件,依據該文件很難準確把握“數字思政”的空間向度和法律邊界。其次,對“數字思政”平臺的監管不力。受教育者“圈層式”的社會交往結構、信息獲取門檻低的交流形式、發散范圍廣的傳播方式,給“數字思政”平臺的監管帶來嚴峻考驗?，F有的監管制度對“數字思政”的信息傳播的掌控日漸被動,對實時、混亂、良莠不齊的信息難以招架,難以迅速、高效地阻斷各類良莠不齊的信息在更為隱蔽的受教育者中的流行。最后,“數字思政”倫理宣傳教育工作有待開展?！皵底炙颊眰惱碇卫聿粌H僅是教育者的責任,也是受教育者的責任,但是由于缺乏相關的宣傳教育,受教育者還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在“數字思政”中承擔的倫理責任。

(三)教育者與受教育者技術倫理素養欠缺

思想政治教育是關注“現實中的人”的活動,思想政治教育主體的認知和行為深刻影響思想政治教育的開展。與傳統思想政治教育相比,“數字思政”的主體更為復雜,除了傳統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教師,算法開發人員、系統管理者、平臺維護師等技術人員也被納入教育者的范疇。而主體欠缺技術倫理素養,在數字空間中迷失,加大了“數字思政”倫理風險生成與擴散的可能性。

當前,教育者正在積極運用“數字思政”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受自身技術水平和知識結構的限制,對數字技術運行機理和操作技巧的掌握不充分,對“數字思政”倫理風險的了解和處理不及時,“數字思政”倫理風險“趁虛而入”。作為另一主體,受教育者由于心智不完全成熟、知識結構較為單一、社會認知不夠充分,且處于價值觀形成和穩固的重要時期,對“數字思政”中紛繁復雜的信息缺乏理性判斷和選擇。受“數字思政”精準化內容供給和推送的影響,受教育者容易沉浸于同質化的信息和內容,被禁錮在“信息繭房”和“圈層文化”中,缺乏對真正重要的社會問題的認知和思考,久而久之,最終導致價值共識的撕裂?？傊?對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而言,使用“數字思政”是因為其便捷性,但由于數字技術的“高門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難以對其完全掌握,導致對“數字思政”倫理風險的認知和處理不及時。

在“數字思政”中,技術人員占據一定程度上的主導性地位。技術人員在研發“數字思政”平臺時,會不自覺地植入自身的價值觀,甚至包括個人的偏見和歧視,從而導致“數字思政”中存在算法偏見和算法歧視的現象,不利于受教育者的全面發展。技術人員對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專業理論知識知之甚少,單純憑借算法來實現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精準化供給,忽視受教育者的多元化、動態化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關懷,容易造成難以估量的倫理風險。

三、“數字思政”倫理風險的規避路徑

“數字思政”面臨的倫理風險已經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對“數字思政”倫理風險進行規避和治理,保證“數字思政”健康發展,已經刻不容緩。為此,需要從“數字思政”倫理風險的生成邏輯出發,對癥下藥,通過“以道御術”、規范制定、主體提升、多元協同等路徑為“數字思政”發展營造優質環境。

(一)用思想政治教育之道規范數字技術運用

推動“數字思政”的發展,要堅持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導地位,用思想政治教育之道規范數字技術運用。教育者應保持“清醒”,堅持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合理運用數字技術,辯證看待數字技術的作用,避免過分吹捧數字技術,防止數字技術的工具理性僭越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理性。

其一,樹立“道為體,術為用”的理念。雖然“數字思政”實現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數字化轉型,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沒有改變,仍然是提升個體的思想道德水準,增強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皵底炙颊敝械臄底旨夹g是“術”,但其內在機理、運行邏輯、核心理念遵循特定的價值意蘊和倫理旨歸,屬于“道”的范疇。要堅持“以道御術”“以術載道”,使數字技術更高效地為思想政治教育服務。

其二,注重“數字思政”的公平性和可解釋性。作為“數字思政”的基礎,數字技術在發展過程中嵌入了多元主體的價值觀念,一定程度上存在價值偏差。為此,必須結合思想政治教育實際,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嵌入“數字思政”。首先,加強對“數字思政”研發人員的倫理約束。注重對技術人員的培訓和引導,強調對技術標準的把控,對數字技術存在的偏差和歧視進行矯正。其次,提升“數字思政”的公平性。提升基礎數據的多面性、豐富性和公平性,避免因算法偏見而造成受教育者無法平等參與教育活動。通過提高數字技術初始模型的公平性,根據特定場景和需求選取適當的量化指標,運用量化分析法降低“數字思政”的執行偏差。最后,提升“數字思政”的可解釋性。在“數字思政”的應用階段,通過通俗易懂、顯而易見的可視化方式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闡釋“數字思政”的運行流程及其潛在的倫理風險。

(二)完善規范為“數字思政”筑牢安全堡壘

我國的科技倫理治理工作起步較晚,當前,有關科技倫理治理的規范、制度、法律、監管等保障尚未成熟。為此,應發揮制度監管的剛性規范作用,加快完善“數字思政”的倫理規范、法律法規、監管機制建設,筑牢“數字思政”的安全堡壘。一方面,制定完善適用于“數字思政”的倫理規范。制定適用于“數字思政”的倫理規范、標準、指南等,完善“數字思政”倫理相關準則,明確“數字思政”倫理要求,引導教育者合規運用“數字思政”。同時,加強“數字思政”倫理理論研究。鼓勵教育者、研究機構等加強對“數字思政”倫理理論的研究,加強對“數字思政”倫理風險的預見性研究,積極參與“數字思政”倫理重大議題的研討,為“數字思政”倫理治理提供可靠的理論指導。

另一方面,與時俱進推進“數字思政”的制度法規建設,完善“數字思政”的監督管理機制。其一,增強法治思維,完善“數字思政”法律法規建設?！皵底炙颊弊鳛橐环N新型思想政治教育體系,其組織架構、應用范圍、評估指標等細節都有待明確,需要通過完善法律法規加以規范和約束。要加強“數字思政”倫理的立法工作,及時將行之有效的倫理規范修訂為法律法規,使“數字思政”有法可依。同時,嚴格執法,違法必究,嚴厲打擊“數字思政”倫理違法違規行為,對影響惡劣的行為依法依規嚴肅追責問責。其二,創新和完善“數字思政”監管機制,對“數字思政”進行常態化、系統化的監督管理。通過拓寬“數字思政”社會監督與民情反映渠道,鼓勵教育者與受教育者加強對“數字思政”平臺的監督。完善“數字思政”監管機制、審查機制、問責機制,明確“數字思政”倫理審查和監管職責,加強對“數字思政”平臺的實時追蹤、重點監督、風險評估和應急處理,避免因監管不力而導致倫理風險。

(三)提升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技術倫理素養

“數字思政”使教育者與受教育者面臨多重倫理風險,這愈發體現出提升個體技術倫理素養的重要性。技術倫理素養要求個體在數字世界中管控自身言行,“學會自我調適、適度節制,讓自己掌握信息獲取和遨游數字世界的主動權,而不是被碎片信息所淹沒,甚至沉溺于數字娛樂不能自拔?！盵8]教育者與受教育者唯有立足自身,具備與“數字思政”相匹配的素養,才能駕馭數字技術,實現長遠發展。

教育者應當主動學習“數字思政”的相關理論知識和實操技能,適度運用“數字思政”,助力思政工作。首先,轉變思想觀念。教育者要正確認識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形態,辯證看待“數字思政”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其次,加強自主學習,增長教育教學技能。教育者要掌握“數字思政”的操作技巧,合理運用數字技術解決思想政治教育面臨的問題。再次,依靠教育主陣地,提升教育者的技術素養。學校作為思想政治教育主陣地,要邀請專業人員定期開展“數字思政”相關培訓,打造一支具備高超技術素養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隊伍。最后,技術人員作為“數字思政”中的特殊教育者,要不斷提升倫理素養。技術人員要加強與其他教育者的對接,設計出適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算法。同時,“數字思政”相關企業要將“數字思政”倫理培訓納入技術人員績效考核,引導技術人員自覺遵守“數字思政”的倫理要求。

受教育者要了解“數字思政”的運行邏輯,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避免對數字技術產生絕對依賴,讓數字技術為自身的全面發展服務。其一,辯證看待“數字思政”,順應數字技術潮流。受教育者要理性地審視“數字思政”對自身的多維度影響,認清“信息繭房”“圈層文化”等現象的危害,避免被數字技術所操縱。其二,加強對內容的篩選,加強對信息的甄別。受教育者要獲取高質量的內容和信息,糾偏“數字思政”個性化推薦的錯誤方向。同時,通過取消關注、點擊“不感興趣”“拉黑”等操作避免不良信息的騷擾。其三,關注現實世界,充實精神生活。受教育者在享受“數字思政”帶來的便利時,也要關注現實世界的動向,積極融入現實世界,充實自身的精神生活,避免沉浸在數字技術帶來的虛假精神滿足之中,保證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的生活銜接得當。

(四)建構多元協同的“數字思政”倫理共同體

“數字思政”倫理治理不能僅靠某一方的努力,而應該通過多元協同治理,凝聚多元主體的力量,為此,要建構多元協同的“數字思政”倫理共同體?！皵底炙颊眰惱砉餐w是一個責任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其既追求組織與目標上的“協調一致”,又追求精神與情感上的“同舟共濟”。政府、企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技術人員等“數字思政”的參與者,都需要樹立公正、責任、關懷的倫理價值觀,共建一個共擔責任、共用資源、共治風險、共享成果的“數字思政”倫理共同體。

建構“數字思政”倫理共同體,要改變傳統治理模式,落實各主體的權責。其一,加強統籌規劃,實現協調一致?！耙試铱萍紓惱砦瘑T會為核心。組建國家科技倫理委員會,目的就是加強統籌規范和指導協調,推動構建覆蓋全面、導向明確、規范有序、協調一致的科技倫理治理體系?！盵9]“數字思政”倫理治理要聽從國家科技倫理委員會的指揮,明確各主體的權責,扎實推進權責落實,提升各主體參與“數字思政”倫理治理的聯動性、協同性。其二,企業應主動謀求合作,加大多元協同治理力度。企業自我管控能力薄弱,其主要目標是牟取經濟利益,企業往往為了經濟利益而忽視社會責任,忽視對用戶權益的保障。因此,企業在研發“數字思政”產品時,“應主動探求多元渠道,以政務監管為準則,以同行評估為標準,以社會監督反饋為目標,進而加大多元協同治理力度?！盵10]其三,政府和學校應當定期開展“數字思政”主題宣傳教育等活動,提高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參與“數字思政”倫理治理的積極性。如,將“數字思政”倫理教育作為相關專業學生學習的重要內容,推動高校開設“數字思政”倫理教育相關課程;利用多種智能媒體平臺,在受教育者感興趣的板塊和話題中融入“數字思政”倫理宣傳,并推動“數字思政”倫理宣傳進學校、進社區、進家庭。其四,技術人員要主動提升自身倫理素養,營造“科技向善”氛圍。技術人員應積極參加“數字思政”倫理培訓,加強自律,主動了解數字技術和“數字思政”產品的潛在影響,自覺承擔社會責任,改變“唯技術效益”的想法,自覺遵守倫理規范,以自身的自律引領“數字思政”平臺的自律,以“數字思政”平臺的自律來引領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自律。

四、結語

在數字中國建設和數字經濟崛起的背景下,“數字思政”應運而生,對思想政治教育的影響是多向度、全領域、革命性的?！皵底炙颊蓖苿铀枷胝谓逃目茖W化管理、高效化處理、精準化供給,推動思想政治教育向精準化、智能化、場景化方向發展。目前,“數字思政”尚處于初步發展階段,其蘊藏的倫理風險逐漸顯露,對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態造成沖擊。盡管“數字思政”正面臨多重倫理風險,但只要樹立并堅持辯證統一的原則,統籌好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虛擬與現實、效率與公平等關系,加強有關“數字思政”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就能找到規避“數字思政”倫理風險的有效路徑,實現“數字思政”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