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評價研究

[摘要]數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更高級經濟階段，也是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的重要支撐。文章從數字基礎設施、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三方面總結了重慶市數字經濟發展現狀，通過對指標權重、綜合得分和灰色相對關聯度分析發現，重慶市數字經濟呈逐年增長趨勢，但數字經濟內部指標間存在發展不均衡的情況、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不充分、數字經濟合作范圍較為局限。鑒于此，提出構建數字新基建、延伸數字經濟產業鏈、鼓勵各行業數字化轉型、拓展數字經濟合作范圍等對策建議。

[關鍵詞]數字經濟；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經濟指標體系；熵值法[中圖分類號]F0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8 0694（2023）06 0095 13

[作者]張力丹碩士研究生華威大學經濟學院英國 CV4 7AL

當前，數字經濟以一種新的方式加速了全球信息的傳輸寬度、難度，加速了數字信息技術的更新和先進設計的創造，發展數字經濟已成為世界各國之間的新共識。在推動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中國充分利用政策規劃、政府支持、高技術人才培訓等維度來推動數字經濟的發展，特別是隨著大數據、云計算、互聯網等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數字經濟已經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的關鍵性動力。重慶市作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戰略中的“兩中心兩樞紐”，其在國際影響力和區域帶動力上起著不容小覷的作用。重慶市在區域數字經濟發展排名中等居上，但其數字經濟規模與增長速度相較于全國發達地區仍具有明顯的差距。因此，研究重慶市數字經濟發展現狀和問題，尋求促進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策略，對于重慶市建設國家中心城市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數字經濟相關概念與理論

1. 相關概念

（1）數字經濟。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如今數字經濟一詞在各領域隨處可見，著各學者、機構等都賦予了數字經濟不同的內涵和特征，幫助大眾對數字經濟有更深的理解，同時也為未來關于數字經濟的研究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2016年《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指出，數字經濟是以使用數字化的信息和知識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化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ICT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數字經濟一般分為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是信息技術的發展，是數字關系產業不斷更新和壯大的過程，產業數字化是通過傳統產業以及產業鏈上下游全要素的數字技術化進行產業的數字化改造。

（2）互聯網經濟?；ヂ摼W經濟是一種由互聯網、云計算和其他技術支持的新經濟形式。數字經濟是所有社會信息活動的經濟集聚，是分析數字信息和運用人工智能的經濟模式，包括了所有涉及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運用的實體和非實體經濟業態，可以完全依靠大數據分析和數字技術進行生產?？梢?，數字經濟包含的范圍相較互聯網經濟更廣，互聯網經濟是數字經濟內部的一個分支，同時數字經濟的經濟形態相較互聯網經濟更加高級。從分類來看，互聯網經濟被分為網絡基礎結構、網絡應用基礎結構、網絡中介和網上商務四個方面。

2. 相關研究理論

（1）經濟增長理論。經濟學從誕生以來，經濟增長一直以來都是學者們研究的核心問題，從最初的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到后來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經濟增長理論運用了均衡分析方法，通過建立模型研究經濟增長規律和影響因素，本質就足通過提高生產要素從而得到最大化的產出11。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是20世紀10年代前的理論，尚未形成完善的理論體系，它的研究結果表明生產要素的投入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源泉，但是生產要素投入遵循邊際收益遞減規律，該理論為新古典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F代經濟增長理論派生于凱恩斯，哈羅德—多馬增長模型以凱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為出發點，于20世紀40年代建立該模型，自誕生后就在經濟學中廣為流行。不同于之前的經濟增長理論，哈羅德一多馬增長模型涵蓋了邊際收益遞增規律和人力資本內生化理論（2）。

數字經濟時代拓展了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運用范圍，這意味著數字經濟中的生產要素體系被重新構建，應當考慮所有生產要素與數字技術的結合。知識和信息作為特殊的經濟增長要素具有可重復使用、可復制等特征，其經濟增長的本質是在與其他傳統生產要素相結合時，能夠產生更多的產品與服務，使各要素的邊際報酬增長速率增加，產生收益遞增。技術與勞動要素相結合，表明經濟增長同時也需要重視對勞動者的數字化培訓，知識在人的頭腦中，人力資本是技術的載體，人通過自身學習不斷創新信息技術和傳播知識，提高勞動生產的效率和質量，使經濟的收益規模呈現遞增狀態。

（2）產業融合理論。各學者對于產業融合概念的界定具有一定的差別，歸納起來有以下三種理解：一是兩產業之間為了加強合作關系或為了順應經濟發展要求，導致各產業邊界變得不明顯，產業之間不斷融合。二是傳統產業通過技術創新，形成新的組織形態，并與新技術相互融合滲透，產生新型產業形態。三是結合上述兩種定義解釋產業融合概念，即產業融合是產業邊界的逐漸消失和技術進步的推進兩者結合的產物，且最容易在模糊的產業交界處發生，此時產生的技術創新能夠改變原來產業中投入的生產要素和產出，造成產業界限需要重新劃定。

在數字經濟這一新經濟業態下，產業融合最常見的表現方式是產業數字化，即傳統產業在與數字技術的高度融合下，向經濟數字化轉型發展。一方面，傳統產業以及上下游鏈中的生產要素與電子信息、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融合，出現了互聯網相關產業，其中以計算機、通信和電視行業為主要代表。另一方面，數字化產業在傳統產業與數字技術的融合下應運而生，數字技術催生了新的產業形態。產業與數字技術結合推動實現產業轉型升級、經濟高質量發展，孕育出數字化新業態。

二、重慶市數字經濟發展概況

近年來，重慶市致力于構建“智造重鎮”和建設“智慧名城”，在2021年底成功入選為全國“雙智”試點城市。重慶市數字經濟發展的成功得益于其結合自身資源稟賦，依托強有力的國家政策支撐和厚實的工業基礎，一體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將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相結合，建立了多個產業示范基地，實現了大量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升級，逐漸成為全國數字經濟發展城市中的中梯度發展地區，僅次于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截至2020年，重慶市數字經濟規模高達6387億元，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25.5%。2021年，重慶市數字經濟指數在各省市中處于中等水平，高技術制造業和戰略性新興制造業增加值分別增長18.1%和18.2%0。

1. 數字基礎設施

新的數字基礎設施包括5G、數據中心和IPv6.2019年重慶市移動電話普及率為括118.6部/百人，重慶IPv4地址數為569.68萬個，同比增長0.05%； 2019年重慶互聯網域名數為81.2萬個，同比增長74.06%； 2019年重慶互聯網網頁數為56131.79萬個，同比增長11.61%。2020年重慶市域名數增加了5.4萬個，移動電話基站數增加2.41萬個2，2021年重慶市開始打造“萬物互聯”的城市基礎數字設施數字體系，推動實施一批城市基礎設施物聯網建設試點項目，發展智能網聯汽車，推動智能感知設備覆蓋道路里程10公里以上，智慧社會綜合信息服務平臺城鄉社區覆蓋率達到了30%，計劃到2025年實現基礎設施物聯網標準體系的建設，物聯網將運用在城市排水系統、城市公路網線、停車場等領域，全市工程項目采用數字化建設模式，建筑工業化和信息化融合項目占新建建筑比例不低于30%D。

2. 數字產業化

2019年以來，重慶市把大數據智能制造作為促進產業創新的主要動力，構建“芯屏器核網”全產業鏈條，加快智能網聯汽車產業化，將3000多家大數據智能化企業集聚在兩江數字經濟產業園，完成全市近1000家企業的智能化和綠色化升級，數字經濟建設呈快速增長態勢。據統計，截至2020年底，重慶市數字產業業務收入達9005億元、同比增長17%，數字經濟規模達1824億元、同比增長18—8%2，集聚大數據智能化企業7000余家，實施智能化改造項目2780個，數字經濟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達到25.5%3， 2021年重慶市提出了“1+4+N”發展框架體系，加快“兩核一廊多點”的產業空間布局，推進區塊鏈產業的迅速發展?！吨貞c市數字產業發展“十四五”規劃（2021—2025年）》中提出，重慶市將著力開啟“智慧生活”新時代，預計到2025年重慶將建成萬億級數字產業集群，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比達到 10%以上。

3. 產業數字化

2019 年，重慶市產業數字化增加值達 3645 億元，增長 15.5%，占全市數字經濟增加值的比重達69.4%，數字融合率達16.5%，對數字經濟增長貢獻率達67.8%。截至2020年，重慶有5萬家生產商利用大數據、互聯網等技術，優化智能化生產能力，重慶作為重要的工業城市，通過“5G1工業互聯網”建設工業重鎮。截至2021年底，重慶市累計開通7萬個5G基站，累計有9.5萬戶企業“上云上平臺”，篩選“5G1”試點項目67個。2022年，重慶市農業數字化水平達10.3%，預計在2025年建成“智慧農業，數字鄉村”示范區，爭取全市農產品網絡零售額達210億元，綜合信息服務站行政村比重100%，農村互聯網普及率達70%以上，全市農業數字經濟增加值達150億元④。

三、指標體系構建和數據來源

1. 指標體系構建

數字基礎設施、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可以較為全面地衡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本文基于上述三個因素，借鑒了劉軍等（2020）構建的數字經濟指標體系（3），將數字經濟指標體系劃分成三個一級指標，分別是數字基礎設施、數字經濟產業、數字經濟融合。同時由于原模型中部分三級指標在重慶市相關年份的數據不完整或是無獲取途徑，考慮到指標數據的可操作性，本文在劉軍等（2020）構建的指標體系基礎上4，根據其他文獻資料中確定的指標，選取了部分數據可采集同時具有科學性的指標。因此，最終設計了包含3個一級指標、6個二級指標和20個三級指標的測度指標體系，對2013—2020年重慶市數字經濟發展狀況進行測度，每個維度下各指標的選擇依據如下：

（1）數字基礎設施指標的選取。數字基礎設施是運用信息技術、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數字技術的數字化基礎設施，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越完善，數字經濟發展范圍越廣。本文參考焦帥濤等（2021）5）和劉軍等（2020）（6）的劃分方法，把數字基礎設施分成了移動基礎設施和固定基礎設施，這兩個指標能夠較為全面地反映數字基礎設施的發展情況。李曉鐘等（2021）（7）、王軍等（2021）（8）和焦帥濤等（2021）9均選取了移動電話使用率和移動電話基站數，所以在本文構建的指標體系中，移動基礎設施由移動電話使用率（X1）和移動電話基站數（X2）組成。同時，參考張雪玲等（2017）（10、王軍等（2021）1、王娟娟等（2021）（12）和焦帥濤等（2021）3選取的指標，采用光纖電纜長度（X3）、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數（X4）、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X5）、網頁數（X6）和域名數（X7）反映固定基礎設施情況。由上述7個三級指標對重慶市數字基礎設施的發展情況進行評價。

（2）數字經濟產業指標的選取。數字經濟產業是大數據、智能化、區塊鏈等數字技術與產業的結合，包括電子信息產業、信息技術產業、軟件服務業等行業。借鑒王軍等（2021）（14）對數字產業化的劃分，將數字經濟產業分成產業規模和產業創新。參考楊慧梅等（2021）5、張衛華等（2020）（6）、徐清源等（2018）17和薛潔等（2020）08構建的指標體系，選擇電信業務總量（X8）、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從業人員數（X9）以及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就業人員（X10）這3個指標衡量產業規模。產業創新由高技術產業有效發明專利數（X11）和高技術產業新產品開發經費（X12）衡量。通過上述5個維度評價重慶市數字經濟產業發展狀況。

（3）數字經濟融合指標的選取。數字經濟融合指傳統產業數字化相結合的產業數字化程度，反映各行業產業在數字技術促進下的轉型升級。本文將數字經濟融合指標分為企業數字化和產業數字化2個二級指標。在產業數字化中，王軍等（2021）（19）將產業數字化分成了農業數字化、工業數字化和服務業數字化，本文以農村寬帶接入用戶（X18）衡量農業數字化水平，服務業數字化由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X19）評價，工業數字化由工業增加值（X20）衡量。同時，借鑒范合君等（2020）[20]、《2021年中國城市數字經濟發展報告》和賽迪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指數指標體系中的指標，選取了企業擁有網站數（X13）、企業使用計算機數（X14）、電子商務銷售額（X15）、電子商務采購額（X16）和有電子商務交易活動企業數（X17）衡量企業數字化指標。通過上述8個指標對重慶市數字經濟融合狀況進行評價。

2.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了重慶市在2013—2020年間數字經濟發展的20個指標的數據（詳見表1），各指標數據主要來自這一時間段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第三產業統計年鑒》《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重慶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和《重慶統計年鑒》。

四、重慶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測度

1.數據標準化處理

考慮到在評價指標體系中的各指標數據在量綱、數量級等方面具有不唯一性，本文參考麻學鋒等（2020）21的模型，并借鑒了朱喜安等（2015）[22]對無量綱化的探討研究，采用極差標準化對數據進行處理，使其轉換成具有可比性的數據，消除各指標單位對評價結果的影響。假設有n個年份，m項測評指標，構成X＝（xi）m.n的原始矩陣，其中i＝1，2，···，m；j＝1，2，···，n。X1為第i個評價指標第j個評價對象的原始數據，max（xij）為原始數據最大值，min（x1）為原始數據最小值。對指標體系中的各項指標進行極差標準化無量綱化處理：

當評價指標為正向指標時，公式為：

當評價指標為負向指標時，公式為：

根據公式（1）和（2）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后得到可比性數據，其中標準化后的數據應介于0.0001—1.0001之間，2013—2020年重慶市數字經濟的指標數據均為正向指標，其標準化結果如表2所示。

2.基于熵值法的客觀權重計算

目前，國內外已有研究中的評價體系和方法眾多，主要有主觀分析法和客觀分析法。最常見的主觀分析法包括AHP分析法、專家評價法等，客觀分析法有因子分析法、相關系數分析法和熵值法等，其中熵值法在綜合評價中應用最廣。為了避免人為因素帶來的干擾和偏差，本文參考麻學鋒等（2020）（23）的熵值計算模型，借鑒了馬海濤等（2020）[24）、許曉東等（2021）（25]評估分析中的研究方式，選取了客觀賦權法中的熵值法，根據各指標值之間的變異程度確定權重系數，尤其是熵值越大，指標權重越大，影響力越大；而熵值越小，指標的影響力就越小，權重也越小。熵值法能夠客觀反映各指標在重慶市數字經濟評價指標體系中的重要性，從而對重慶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測評和分析，具體思路詳見如圖1。

計算方法如下：

①計算T；第j項指標下第i個年份占該指標的比重：T

②計算第j項指標的熵值hj，k＝

③計算差異系數λ：λ=1-hj

④計算權重：

本文運用客觀賦值法對重慶市2013—2020年的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接著利用公式（3）—（6），得到第j項指標下第i個年份占該指標的熵值h、差異系數入和客觀權重wj，結果如表3所示。

3.基于線性加權法綜合得分計算

在熵值法的計算下得到指標的權重后，本文參考麻學鋒等（2020）的測度模型（26），采用線性加權法設定權重進行線性加權，計算各年份的綜合得分。隨后，運用線性加權法計算公式，對各指標權重進行加權運算得到2013—2020年重慶市數字經濟發展綜合指數和分類指數，各指標發展水平的高低由綜合得分的大小反映，影響因素發展水平越高，其綜合得分就越高，計算得到的重慶市數字經濟分類指數將為接下來的灰色相對關聯度分析提供所需的數據（詳見表4）。綜合評價指數計算具體公式如下：

4.基于灰色相對關聯分析法計算

考慮到基礎指數、產業指數與融合指數之間會相互影響，本文采用灰色關聯分析方法探究它們之間的關聯性?；疑鄬﹃P聯分析法是衡量因素之間相關性的一種方法，各因素之間的關聯率可由發展趨勢確定，且指標之間的關系越緊密，它們的變化程度相對較接近。本文參考張雪玲等（2017）的灰色相對關聯度測度分析模型對重慶數字經濟發展指數進行測度分析27），分析步驟如下：

先選取三個分類指數中的數字基礎設施指數作為母序列，記作Xo＝（Xo.1，X0，2，···，Xo.8）。數字經濟產業指數和數字經濟融合指數作為子序列，記作X1＝（X1，1，X，2，···，X1.s），i＝1，2。同理，再取數字經濟產業指數為母序列，數字經濟融合指數為子序列，分別計算出各分類指數間的灰色相對關聯度。始點零化像就是用同一序列的各個初值化數據減去第一個數據，記始點零化像數據為X°。

根據公式（8）計算得到重慶數字經濟發展指數間的灰色相對關聯度，計算結果如表5所示。

其中，

五、重慶市數字經濟發展評價

1.綜合發展態勢良好，指標間發展不均衡

重慶市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態勢良好，截至2020年數字經濟規模達到6387億元，重慶市數字經濟在全國各省市中居中等偏上水平，這說明重慶市近年來越來越重視數字經濟發展。研究分析發現，2013—2020年間重慶市數字經濟發展總體呈迅速增長態勢，在2017、2020年增速有略微減緩趨勢。上述對指標權重分析的結果顯示，無論是綜合指數還是各分類指數，都對數字經濟發展具有正向的影響作用，其中數字基礎設施對數字經濟發展測度的影響力最大，其次是數字經濟產業，權重分別是0.3442、0.3292，最后是數字經濟融合。同時，對各分類指數分析發現，數字經濟產業對數字經濟貢獻最大，其次是數字基礎設施，年均增長率分別為274.99％、261.11％，最后是數字經濟融合。由此可見，重慶市數字基礎設施和數字經濟產業對數字經濟發展的影響力相差較小，都促進了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數字經濟融合發展均落后于其他指標的發展速度，產業數字化進程緩慢，成果不太顯著導致該指標對數字經濟貢獻度較低，形成數字經濟內部發展不均衡的局面。

2.數字化轉型不充分，產業鏈滲透不深入

根據前述分析可知，2013—2020年間重慶市數字經濟融合權重為0.3267，年均增長率為59.19％，相較其他兩個指標的權重和年均增長速度，數字經濟融合發展水平差距較大。同時，數字經濟融合指數相較首年提升了5.76倍，而數字經濟產業指數在2013—2020年間總提升18.72倍，數字基礎設施指數提升6.39倍，均大于數字經濟融合發展的速度。根據指標權重分析可知，在企業數字化中各指標權重較低，對數字經濟影響力都較弱，其中企業擁有網站數、電子商務銷售額、電子商務采購額和有電子商務交易活動企業數權重在所有指標中均排在末尾。在產業數字化中服務業數字化程度最弱，權重僅為0.0274，在20個指標中排第19位。由此說明，重慶市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還未充分融合，各行業和各產業數字化相對滯后，大數據智能化應用及創新仍需繼續探索，以順應數字經濟發展趨勢。

3.合作范圍受限，制約深度融合發展

研究結果顯示，由于各地數字經濟發展主要來自“數字鴻溝”的制約，中東西部地區和城鄉之間數字經濟發展狀況差異顯著，出現了區域數字經濟發展不均衡現象，而造成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西部、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落后、獲取信息渠道單一、數字技術不發達。重慶市近年來雖然大力支持農村數字經濟發展，借鑒東部發達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策略，但是信息技術企業、高技術產業問仍缺少跨區域、跨城市群的數字貿易合作與交流，導致城鄉之間、與東部發達地區之間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仍然存在顯著差距。不容忽略的是，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下，數字經濟市場在全世界縱深拓展，無論是西方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均開始發展數字經濟、制定各國數字經濟發展規劃、進行數字化轉型升級，這為全世界開辟數字貿易市場帶來新的機遇。重慶市近年來側重于本市區域內數字經濟發展，而國際間企業的合作數量較少，走出國門的企業數量更少，國際市場還未完成開拓，對國外各國數字經濟發展政策借鑒較少。綜上所述，重慶市數字經濟發展范圍仍較為局限，缺少企業間跨區域、跨國交流，制約了數字經濟發展的深度和廣度。

六、對策建議

1.鞏固基礎設施建設，構建數字新基建

首先，繼續推進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推動農村的移動電話、寬帶和互聯網覆蓋，達到“一戶一網”，實現農村和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平衡發展。繼續推進5G網絡基站建設，加快實現全市5G網絡全覆蓋局面，增加互聯網平臺數量，加強“綜合型＋專業型＋特色型”多層次互聯網平臺建設，拓展互聯網平臺運營范圍。其次，構建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保護系統，促進互聯網技術健康發展。加強對網絡安全關鍵技術的研發，提升網絡監察與監管能力，對網絡信息安全進行監測與預警，為本市數字經濟發展構建良好的平臺。最后，加快與信息、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融合發展，滿足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的發展需要，構建各行業、各產業之間數據交換平臺，增強數據的利用率。制定相關準則條例，促進數據資源的充分流動，消除信息壁壘。

2.延伸數字經濟產業鏈，加快數字化產業創新發展

一方面，加大對企業扶持，優化運營環境。通過擴大數字產業區塊鏈產業園區的規模，壯大數字經濟產業，為技術創新人員提供場地支持。針對數字化企業制定相應的優惠政策，加大資金支持，引進更多具有競爭力的企業，從而擴張數字化產業規模。制定人才政策，吸引更多的高技術人才，培養數字化市場所需要的技術型人才，提升數字經濟發展的人力資本。另一方面，推動產業集群和集聚發展，實現產業鏈條上所有企業共同發展。提高核心電子元器件、軟件、通信設備等產業水平，創新區塊鏈產業發展路徑，延伸產業鏈條。通過龍頭企業帶動上下游產業鏈企業的全要素發展，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實現產業生產全鏈條的數字化和智能化轉型。促進園區內產業之間協同發展，打破產業鏈數據孤島，減少各產業的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通過產業集聚延伸數字經濟產業鏈。

3.鼓勵各行業數字化轉型，擴大數字經濟融合規模

一是創造產業發展新業態，提升數字經濟融合指數，促進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向數字化轉型。加快建設“智慧農村”，加大對農村生產、銷售、經營等產業鏈的全方位數字化改造，利用互聯網平臺等數字技術拓寬農村農產品的銷售渠道。推進工業互聯網平臺的建設，深入推進工業研發、生產、市場等環節的數字化應用。利用大數據、智能化等技術創新服務業發展形式，壯大物流行業、零售商、交通設施等第三產業的數字化轉型規模。二是創造新技術，創新數字化應用模式。產業數字化的基礎是數字信息技術，技術的創新能夠促進產業數字化應用的形式更加多樣，因此新技術的研究是推進產業數字化突破“瓶頸”的關鍵。重慶市可以通過舉辦各大互聯網活動集思廣益，促進各機構、企業、高校積極參加，創造新項目、新技術、新成果，為技術創新的實現和數字技術的豐富應用提供可能。三是出臺相應政策，為產業數字化轉型提供目標與方向，加大對產業數字化轉型的扶持。

4.發揮要素稟賦優勢，拓展數字經濟合作范圍

重慶市具有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與產業優勢，應當發揮自身要素稟賦優勢，擴大數字經濟合作“朋友圈”。一方面，積極與成都市加強協作，形成雙循環結構，提升本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同時，積極推進與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以外的跨區域、跨城市群之間的合作，通過開展數字經濟博覽會等活動，積極主動吸取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等先進地區經驗。另一方面，各企業應充分利用好包容普惠的數字貿易國際規則，抓住數字化帶來的世界發展新機遇，積極參與國際合作，擴展數字貿易交易范圍。加強與世界各國互聯網平臺的合作，鼓勵更多企業走出國門，不斷拓展數106 字經濟國際合作的新空間，推動全市數字經濟走上國際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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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