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資本、政府引導基金與區域產業演化*

賀燦飛 齊放 盛涵天

一、引言

全球化、市場化、分權化等轉型力量使金融資本與政策重塑著中國區域產業發展進程（潘峰華等，2019）。在后疫情時期，國家間技術封鎖、產業“卡脖子”風險愈發嚴重，如何利用社會資本與政府專項資金為中國區域開辟新發展路徑、補齊產業鏈短板已成為政策和學科研究的焦點。在產業發展過程中，以風險資本（風險投資）為代表的市場力量與以政府引導基金為代表的政府力量最引人關注。風險資本（venture capital）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美國，主要是指向初創新興企業提供資金支持以及全流程服務的市場化金融中介機構（段了了等，2021），通過篩選、投資有潛力的企業，最終通過股權增值或企業上市取得投資回報。而中國政府引導基金從2000年左右開始發展，通過吸收政府部門與地方產業投資公司注資，引導社會資金流向產業發展的關鍵領域（吳超鵬等，2023）。政府引導基金具有非營利性，其通常會與風險資本相結合，甄別企業項目質量，并放大戰略新興產業的資金杠桿（叢菲菲等，2019）。

現有研究多從微觀層面探討風險資本與政府引導基金對企業創新能力、企業規模、企業市值、企業管理等方面的影響（Chemmanur，et al.，2011）。在區域層面，經濟地理學研究通常始于描述風險投資與政府引導基金的空間分布（杜德林等，2022），并從多維鄰近性、投資網絡演化等視角刻畫其區位選擇（林曉等，2019）與空間動態過程（方嘉雯等，2017）。在此基礎上，部分研究關注了風險投資與政府引導基金對城市創新、區域招商引資（馬翔等，2019）的作用機制。然而，大部分文獻僅關注市場力量或政府力量對區域產業演化的作用，而沒有從風險投資與政府引導基金互動視角出發，審視地方多元主體互動過程對區域產業發展的影響機理。事實上，風險投資與政府引導基金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并非是單純的線性關系（馬銘晨等，2023），因此，現有實證研究通常只能從區域發展結果后驗市場力量與政府力量的作用。

為進一步剖析風險投資與政府引導基金的互動過程，本文基于現有研究，通過半結構性訪談與案例研究方法，結合桂林、重慶等城市產業發展經驗，厘清了風險投資與政府引導基金通過橋接本地、非本地資源服務企業行動者，從而推動區域產業演化的機制，同時搭建了包含政府部門、地方產投、引導基金、新興企業、風投機構等地方多元主體的互動模型。本文的主要創新點是溝通了區域尺度有關風險投資、政府引導基金的研究，并從主體互動視角提供了理論依據與現實證據。

二、文獻綜述與理論框架

演化經濟地理學關注本地資源、跨本地資源對區域產業演化的作用。以演化經濟地理理論為基礎，本文嘗試構建以風險投資與政府引導基金為主要行動者的區域產業演化分析框架。

1.演化經濟地理學視角下的區域產業演化

區域產業演化即區域產出的結構發生變化或區域發展新路徑形成（He，et al.，2018）。演化經濟地理學引入廣義達爾文主義、復雜系統理論與路徑依賴理論，重點關注了區域發展軌跡的動態規律。其中，路徑依賴理論認為歷史偶然事件可能長期影響技術、組織與系統（Arthur，1994），在經濟地理上表征為區域依賴于過去的發展路徑，形成相對固定的產業結構。然而Martin 等人認為，雖然區域路徑依賴式發展能夠從已有生產經驗與要素稟賦中獲益，但缺乏開放性的區域經濟系統，容易陷入路徑鎖定（Martin，et al.，2006），甚至形成“低端道路”的路徑依賴（Maskell，et al.，1999）。

現有文獻廣泛探討了區域經濟發展如何打破基于地方生產能力的路徑依賴模式，從而實現區域產業路徑創造。第一，路徑依賴式的路徑突破，即利用現有區域產業技術關聯進行新產業擴展（劉志高等，2011）。該路徑的基本邏輯是區域通過現有要素重組，更容易從本地優勢產業中衍生出新產業；而區域的競爭力與資源稟賦從根本上決定了本地能夠產生的新發展路徑（Boschma，2016）。第二，通過技術革新，以創造性破壞方式替代現有生產方式。例如產業革命、經濟危機等沖擊可以防止區域發展路徑鎖定，并為新產業發展帶來契機（Balland，et al.，2014）。第三，借助區域外部聯系打破路徑依賴。相關研究主要關注了全球化過程中的外商投資、貿易拓展等對區域產業演化的重要作用（錢肖穎等，2022）。第四，通過區域主體互動實現路徑突破。當前，演化經濟地理學研究已經開始重視地方政府的重要角色，并提出形成以代理人為基礎（agency-based）的強大戰略網絡有助于路徑創造與路徑突破，這也強調了以政府為代理人協調下區域主體互動的重要作用（Grillitsch，et al.，2020）。然而在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中，政府并不是西方語境中的代理人角色?；谥袊南嚓P研究發現，地方政府作為區域主體可以通過面向新產業的優惠政策干預區域生產結構演化（Zhu，et al.，2019）。盡管現有文獻已經開始從政府等地方主體視角審視區域產業演化，但其較少從市場力量與政府力量互動角度剖析區域產業演化機制。本文接下來將討論企業作為市場主體在區域產業演化中的重要作用，并嘗試搭建市場與政府力量互動下的區域產業演化框架。

2.企業與區域產業演化

從資源基礎理論（resource-based view）出發，區域為本地企業提供有價值的競爭性資源，而企業則通過資源獲取“嵌入”本地，并影響區域產業發展（Neffke，et al.，2018）。因此，現有部分研究基于管理學與企業組織理論，將區域發展過程視為企業行為的作用結果，從企業規模大小、所有制結構、社會嵌入程度等角度探討了企業對區域產業演化的影響（A L Turco，et al.，2016）。

然而并非所有企業都直接參與了產品生產活動，因此，單純地將區域產業演化視為制造業企業生產活動的結果并非合理。近年來，部分研究開始關注中介企業（蔣晟等，2022）對區域產業演化的作用。風險投資企業在各類區域中介企業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從企業層面看，風投資本主要通過融資效應、非資本增值服務效應、監督參與效應等影響被投資企業創新過程（魏文江等，2022）。在區域層面，風投企業與機構為企業發展提供知識、信息、跨區域資源等要素，支持其生產過程為本地帶來先進的技術、人力資本與管理經驗，從而促進區域新產業發展。與此同時，區域新產業尤其是戰略新興產業發展常伴隨較強的不確定性，而風投企業的盈利模式使其主動充當風險承擔者，重點投資前景好、效益優的產業門類（Isaksen，et al.，2017），從而對區域產業演化產生正向影響（段了了等，2021）。因此，風險投資能夠發揮本地資源與跨區域資源間的橋接作用，有利于提升企業行動者對區域產業演化的積極作用。

3.風險投資與政府引導互動中的區域產業演化

然而，風險投資對區域產業演化的作用并非完全外生。一方面，風投資本對企業性質存在選擇過程。通常而言，創新能力較強且處在快速發展階段的企業更容易成為投資對象（Tian，2011）。另一方面，在中國市場化與分權化大背景下政府力量也對風險投資的對象（企業、產業等）起到引導作用。因此，本文將進一步探討風險投資與政府引導互動過程中的區域產業演化。

中國經濟分權賦予地方政府更高的經濟自主權，提高了地方政府促進區域產業轉型與升級的積極性（逯東等，2019）。與此同時，地方政府有責任維護產業發展的穩定性與安全性。風險投資存在高風險、高收益特征，完全由市場主導的風險投資行為可能帶來資源浪費、風險擴散以及區域經濟韌性衰退等問題（張翀等，2021）?，F有研究提出，地方政府通過挖掘本地資源提供的財政、政治支持，可以降低企業開發新產品的成本和風險，因此，與政府引導方向契合的風險投資能夠更好地發揮資源橋接效應，從而取得更高收益（魏文江等，2022）。

在政府諸多引導措施中，政府引導基金受到學者廣泛關注。政府引導基金作為具有區域公共政策屬性的資金杠桿，能夠有效降低風險投資方與創業企業間的代理成本，進而對區域創新活動起到積極作用。此外，政府引導基金本身也能部分替代財政補貼，為企業提供技能與資本支持（吳超鵬等，2023）。最后，政府引導基金作為地方資源稟賦以及政府積極投資新產業的信號，能夠進一步吸引優質風險資本進入市場，從而提升新業態發展機會，推動區域產業升級（鄭星梅等，2023）。由此可見，政府引導與風險投資的良性互動能夠更好地服務企業行動者，從而對區域產業演化起到積極作用。

根據文獻梳理，本文提出如下研究框架（見圖1），并將結合案例分析與調研訪談內容，探討“市場+政府”視角下風險投資與政府引導基金的互動過程，進而分析地方多元主體互動對區域產業演化的微觀機制。

圖1 研究框架

三、案例研究與分析

在理論分析基礎上，本研究進一步展開以半結構化訪談為核心的案例研究，包括對風險投資機構運作模式的分析以及地方層面風險投資資本與政府產業引導基金的互動實踐。

1.案例與數據來源

本文作者曾于2019 年3 月跟隨重慶市某產業戰略研究項目調研了重慶多個政府部門與新興企業；后于2019 年9 月起參與桂林市某產業研究項目，并多次調研桂林市相關政府部門與代表性企業。在兩地調研過程中，作者就“企業與政府力量互動推進區域產業演化”與本地行為主體展開訪談。本研究重點關注桂林智神信息技術（簡稱“桂林智神”，下同）、重慶云從科技、重慶京東方顯示技術有限公司（簡稱“重慶京東方”，下同）等企業案例。桂林智神成立于2015年，是國內領先的云臺穩定器生產廠商。重慶云從科技成立于2015年，主要業務包括智慧金融、智慧治理、智慧交通以及智慧商業四大領域。重慶京東方成立于2012年，主要業務是光電顯示面板生產等。為進一步探究風險投資在區域產業演化中的作用，作者于2022年5月至6月訪談了國內某領先的風險投資機構F資本投資人。F 資本管理資產規模累計達到400 億元，累計投資100余個項目。F資本重點投資于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信息技術、數字經濟及大消費等領域。此外，為說明F 資本與地方產業引導基金的互動過程，作者于2023 年1 月至3 月訪談了中部地區某城市產業引導基金管理團隊。該引導基金由地方財政與地方國企共同出資組成，曾向多家風險投資機構出資以成立子基金，用以支持當地戰略新興產業發展。

本文將半結構訪談內容編碼化（受訪者編碼及信息見表1），并結合政府公開文件、天眼查數據以及相關企業年報、招股說明書等資料，識別相關企業股權結構等信息；在分析地方主體互動關系的基礎上，探討以企業行動者、風險投資、政府引導基金為重要力量的區域產業演化機制。

表1 訪談對象概況

2.風險投資的跨區域資源橋接作用

風險投資機構的主要運營流程包括募資、投資、投后管理以及投資退出四大環節。風險投資的主要對象是具有發展潛力的新興企業，例如F 資本某投資人表示：“F 資本成立了若干基金，并用里面的資金投資于成長期企業，尤其是那些‘專精特新’中小企業（FC01）?！憋L投基金的募集過程實際上需要整合本地以及非本地的行動方、制度安排與社會網絡，充分體現了多主體橋接作用。一方面，這種橋接作用拓寬了企業獲取資源的渠道。另一方面，對于政府而言，風險投資公司幫助出資方承擔并分散了風險：“通常從大型金融機構、政府基金、上市公司募集資金，比如社?；?、泰康人壽、浙江省產業基金、韻達股份、恰恰食品等都曾是我們基金的出資方（FC01）?！蓖ㄟ^“募投管退”，F資本串聯多類主體：“對于企業來說，政府財政補貼難以針對各自的發展階段，也不能精準滿足差異化資金需求；對于政府而言，現在很多地方都在強調突破‘卡脖子’難題，都在爭相上馬戰略新興產業，但這是風險很大的事情，投資很容易就打了水漂（FC02）?！倍L險投資機構的橋接作用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體現了獨特優勢：“我們有豐富的市場信息，能夠甄別企業項目，并承擔風險；實際上社?；鹨约澳敲炊嗟胤疆a投基金委托我們做投資也說明了這個道理（FC01）?！?/p>

風險投資與企業新產品拓展。風險投資機構為企業提供的跨區域資源作為外部力量對企業創新與新產品拓展有重要作用，但與理論上的“路徑突破”不完全相符。對于新興企業而言，尚未形成相對固定的發展路徑，而風險資本更多的是支持這些企業對新興領域作出嘗試，因此表現為“路徑創造”過程。F資本某創始人指出“‘專精特新’中小企業需要長期資金支持，因為高精尖產品的驗證周期普遍很長，而現在大多數中小企業很難將產品快速投入市場，因為在此之前需要花費大量資源讓下游大企業、龍頭企業驗證；只有經過市場檢驗的新產品才能大規模生產（FC03）”。實際上，風險資本與企業生命周期耦合具有階段性：“企業發展種子期，也就是技術醞釀與新產品發明階段，風投資本是一種很好的啟動資金；在初創期，企業需要市場化風投資本用于購置生產設備，并進行產品試錯；到了擴張期與成熟期，企業更多同地方產投以及大型投資機構合作，因為這時候新產品已經被市場肯定了，企業更多著眼于拓寬產品線，改善財務與管理制度（FC03）?！?/p>

風險投資與區域產業發展。企業視角上的新產品拓展不必然引致區域產業發展，因此風險投資的跨區域橋接只有促進產業落地，形成一定規模的產業鏈或產業集群，才有可能對區域產業路徑突破起到推動作用。在實踐過程中，F資本自2012年起開始在半導體與電子信息領域進行投資布局：“我們這幾年投了70多個半導體項目，很多都是被國外‘卡脖子’的。比如中國某領先的集成電路晶圓代工企業，我們看好這家企業包含多種技術節點、不同工藝平臺的集成電路晶圓代工及配套服務。2020 年我們投資了該企業科創板上市前的戰略配售（FC03）?！币栽撈髽I為代表的高成長性企業，推動了區域半導體產業發展?！霸撈髽I從2018 年起把微機電和功率器件產業環節布局在浙江紹興。紹興早期的發展不是以集成電路聞名的，但該企業去了之后長電科技也開始在紹興建立封裝工廠；現在當地的產業鏈已經十分完善了，在全國數一數二，地方政府也認為我們當時投資該企業是很重要的戰略選擇（FC02）”。

由此可見，風險投資的出發點是利用跨區域資源服務企業行動者開展創新活動與新產品拓展，而成長性較強的企業對本地產業配套有更高要求，從而在發展過程中帶動了區域新產業進入，逐步促成區域產業演化。然而上述案例分析并沒有深入探討地方政府的作用，實際上，在產業落地與招商引資過程中政府力量是不可或缺的，這也必然要求風險資本與政府力量的良性互動。

3.政府引導與風險投資的互動

風險投資需與政府力量相結合才有可能推動區域新發展路徑形成?，F有研究的共識是地方政府將產業引導基金作為新興政策工具，以委托方身份參與合作，提升政府資金的杠桿作用。這一點也得到了風投企業的認可：“‘以投代補’的方式是地方政府希望看到的，我們吸收了政府引導基金后可以更好地導入產業，加快城市產業轉型升級，幫助地方政府實現供給側改革（FC02）?！比欢?，政府引導基金作為政策工具，其起點是體現中央、地方產業規劃精神，具有自上而下的政策慣性。對于風險投資方而言，明確的政策指向意味著不可多得的市場機遇，因此其需要主動開展與地方政府的聯系，而產業引導基金在政策引導下，也會積極尋找優秀的風險投資機構：“國家現在大力發展先進制造這些戰略新興產業，核心手段就是鼓勵政府引導基金與風險投資雙輪驅動，因此我們尋找合作伙伴的任務也很緊迫，常常需要主動出擊，找到真正愿意做實事的區域；而地方引導基金，也會非常仔細地篩選風險投資機構（FC03）?！?/p>

而地方政府作為委托方，一方面希望通過風險投資撬動戰略新興產業發展，另一方面也對風險投資機構的資質、管理經驗與業績有很高的要求。例如中部某市地方產業基金發展有限公司負責人（ZB01）表示：“我們的母基金由地方財政與國企注資而成，因此整個投資過程不容有失，否則意味著國有資產流失。F資本在國內其他地方有不少成功案例，合規、風控、返投等做得都不錯，因此我們傾向于和他們合作?！边@也說明，政府引導基金與風險投資形成委托—代理關系，一方面通過政府力量把控風險投資的作用渠道與范圍；另一方面也通過政府背書為風險投資機構贏得信譽，進一步擴大其在國內其他地區的影響力。下文將進一步論述政府力量的重要作用以及政府引導投資與風險資本的共贏策略。

不可或缺的政府引導力量。雖然政府引導基金本身也具備促進招商引資、推動產業落地的作用，但更是風險資本盤活本地創新能力過程中的重要中介力量。以桂林為例，以桂林智神為代表的新興產業近年來發展迅猛，但其地方產業引導基金規模在2019年僅有10億元。由于政府引導基金資金池匱乏，企業競爭優勢并沒有很好地轉化為桂林產業突破的動能。例如，桂林智神成立后有過多次增資，但出資人均為市場化風投公司，并沒有接受任何本地國有產投公司出資：“公司一直是云臺穩定器產品的主要創新驅動者，我們吸引了不少風險資本投資，但還是需要本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桂林本身財力有限（GL01）?！?/p>

相比桂林，廣州與桂林智神有多方面互動。桂林智神在2019 年接受具有廣州產業引導基金背景的股東出資，并在廣州設立了分公司。從桂林智神的股權結構看，國投創合、泓石投資等風險資本持股3.5%，致遠新星（廣州豐碩創投基金與廣州市產業引導基金結合體）與創鈺銘晨（廣州風險投資公司）持股1.5%。具有廣州政府背景的資金注入給桂林智神提供了新發展機遇：“老板是桂林人，因此企業總部還在桂林。但是我們在廣州設分公司，主要負責高端產品研發和海外市場推廣。我們在廣州、深圳吸引到高端人才團隊，于是逐漸把桂林的研發人員遷到廣東，主要的生產環節還是留在桂林（GL02）?！边@樣的布局模式體現了政府力量在企業嵌入中的關鍵地位，即廣州市利用政府引導基金作為積極信號，主動為外來企業提供本地資源，并配合風險資本，打開區域機會窗口，為本地謀求新產業發展機會。當然，桂林政府也在極力避免桂林智神僅在本地布局低附加值組裝產線，正在創造突破式產業發展新路徑，力求以桂林智神為核心打造具有引領能力的電子信息產業集群：“桂林高新區也開始嘗試注入資金，鼓勵我們建設智能電子三軸手持穩定器產業化基地。這個基地建成之后我們就是其中的龍頭企業，因此我們正在篩選一批A級配件廠家，引入到產業基地（GL02）?！?/p>

政府引導基金與風險資本的共贏策略。重慶在新產業發展過程中也出現過類似桂林的問題。例如孵化于中科院重慶研究所的云從科技于2017年獲得25 億元融資，其中20 億元來自廣州市地方產投與廣州政府產業引導基金。隨后，云從科技開始與廣州各級政府合作建立多個研發中心，最終將總部從重慶遷至廣州（CQ01）。由此可見，政府引導力量不僅能影響企業的拓展決策，還直接影響了區域產業演化進程。

而在重慶京東方發展過程中，地方政府引導基金與風險投資通過良性互動形成共贏局面，不僅促成企業蓬勃發展，還壯大了重慶的支柱產業集群。2012 年12 月，重慶與京東方簽署協議，宣布投資328億元，在兩江新區水土片區投資建設一條8.5代面板生產線：“當時政府引進京東方是很有決心的。在以優惠價格提供約1200 畝‘九通一平’土地后，又批了900 多畝土地供給京東方上下游配套企業使用。除此之外，在引入京東方的過程中，市政府、地方產投、地方國企等設立了一批產業基金，對京東方出資（CQ01）?！睆闹貞c京東方股權結構看，重慶地方產投（重慶渝資光電產業投資有限公司）占有34.43%股權，國家級與重慶市級產業基金持股18.88%，建信金融（市場化）與重慶產投的專項資金占8.23%。由此可見，重慶地方政府不僅運用了相對常規的財政與土地政策，還主動與市場風投資本相結合，其主要目的是服務企業行動者，引進區域新產業。

重慶京東方的案例表明政府引導基金與風險資本良性互動是共贏策略。對京東方集團而言，政府引導基金與市場風險資本的結合使其僅出資38.46%便完成了重慶子公司建設；由于政府產業引導基金一般不干涉企業經營決策，京東方集團還能擁有子公司100%的表決權。而對于地方政府而言，重慶京東方的引入反映了針對性戰略行動能夠創造區域發展新路徑，同時也說明在中國語境下地方政府通過鼓勵發行企業貸款、提供財政支持、注入引導基金等促進產業發展，仍是區域產業路徑突破中的關鍵因素?！熬〇|方是兩江新區水土高新園中的龍頭企業，園區超過75%的產業工人集中在光電顯示產業，貢獻了超過80%產值。那么多年來園區產值一直保持增長，全口徑稅收達到40億元。我們計劃在未來五年催生50家創新型企業，全力支持重慶將光電顯示產業作為支柱產業（CQ01）”。

桂林和重慶的案例從政府引導基金與風險投資互動的視角彌補了現有文獻的割裂性。然而上述互動過程并非是線性的，還需考慮市場、政府力量中的細分主體，以揭示地方多元行為主體的互動模式對區域產業演化的作用。

四、進一步討論：地方多元主體互動模型

政府引導基金與風險投資是市場力量與政府力量的表征。雖然兩者之間存在投資意義上的委托—代理關系，但是其本身與政府部門、新興企業都存在密切聯系。因此，只有揭示地方多元主體互動模式，才能更好地理解政府引導基金與風險投資良性互動對區域產業演化的作用。

政府力量：以政府產業管理部門、國資地方產投公司、政府產業引導基金為核心主體，通過撥款、出資、政治激勵對外產生聯結。對于政府產業管理部門而言，其為新興企業提供政策幫扶，或注資地方產投公司，利用基石資金撬動社會資本，提供更強的政治資源預期；地方產投部門則將資金直接投資于新興企業，或選擇風險投資機構進行跟隨投資。而政府產業引導基金作為地方政府、地方產投與市場之間的風險隔墻，可通過與地方產投相互出資直接投資于新興企業，也可通過投資于風險投資機構運營的子基金，進一步隔離市場風險。因此，國資地方產投與政府產業引導基金主要承擔地方政府部門產業投資過程中國資增值與風險隔離作用。事實上，對于政府部門而言，政治激勵、風險隔離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高于投資收益返還：“在沒有重大風險隱患的情況下我們當然看重投資效益。不過，作為地方國有屬性的母基金，我們最關注子基金管理公司能為我們當地招引過來什么項目；只要能夠幫助我們當地企業發展，推動產業升級，我們愿意少賺一點錢（ZB02）?！?/p>

市場力量：以新興企業、風險投資機構為主體，通過股權投資聯結，并通過投資收益返還與政府力量互動。新興企業作為產業發展的直接動力，需要大量本地與非本地資源支持，正如桂林智神員工所言：“我們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也需要直接的資金投入服務人才招引和企業研發（GL01）?！钡菃渭兊恼Y金注入存在諸多限制，例如財政緊張、市場風險等，因此往往不能滿足新興企業要求。而風險投資機構在市場化運營下募集資金能力強，能夠更好地服務中小型初創企業：“我們投資的很多企業都剛成立不久，這些企業銀行、國投是不可能提供太多資金支持的，只能是創始人的親友或是風險投資機構出資。政府的錢往往用在成熟期企業，但我們卻可以為初創企業承擔更高的風險（FC03）?！?/p>

政府與市場力量的紐帶：以行政指令、政治激勵以及資金收益往來為代表的強聯系和以咨詢建議、甄別機會、尋求政策動態為代表的弱聯系。從政府力量與市場力量的互動關系看，政府部門在區域產業演化過程中主要起到政策引領作用，因而其通過行政指令引導地方產投與產業基金運作，通過多渠道資金聯系新興企業。而政府力量與風險投資機構的互動存在兩種模式。一方面，政府產業部門通過風險投資機構嗅探產業發展機遇，尋求咨詢建議，甄別企業項目；而風險投資機構則通過政府部門掌握政策動態。另一方面，風險投資機構與具有政府背景的地方產投、引導基金存在委托代理關系，其直接存在投資、收益往來。上述紐帶建立以及延續的條件是政府部門與風險投資機構間的基于盡職調查、出資返投比例、產業落地實效等方面簽署的協議：“我們一般會要求子基金管理公司按照1∶1至1∶2的比例完成招引任務。例如我們投一個億到F資本，就要求他們至少在我們市有一到兩個億產業投資（ZB03）?！?/p>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搭建地方多元行為主體互動模型（見圖2）。地方多元行為主體總體利益實現的落腳點是新興企業發展，并通過多種聯系模式強化經濟活動與社會網絡的聯系，促進區域產業新路徑形成，從而增強區域核心競爭力。為促進企業發展，該模型包含了市場力量循環與“市場+政府”力量循環兩套模式。市場力量循環主要體現的是風險投資機構對新興企業的直接支持作用，其主要反饋機制是風險投資機構能夠通過新興企業發展獲得高額投資回報，從而支撐其核心業務。而市場力量與“市場+政府”力量循環則體現本地、非本地資源橋接對企業發展、區域產業演化的作用，其反饋機制依舊是新興企業發展，但就政府部門而言，產投項目對當地帶來的產值、稅收、就業、產業鏈扶持等方面的意義是其對風險投資機構的評判標準（ZB03）。事實上，上述兩套循環缺一不可。在桂林智神與重慶云從科技的案例中，市場力量循環已經建立，但本地資源的缺乏致使新興企業轉向其他地區；而重慶京東方的案例則表明，“市場+政府”力量與市場力量良性互動，打通了兩套循環模式，最終在服務新興企業發展的同時加速形成了本地新支柱產業，推動了區域發展路徑突破。

圖2 地方多元行為主體互動模型

五、結論與啟示

基于企業產品拓展、區域產業演化理論，本文從本地—非本地、市場—政府等視角探討了風險投資與政府引導基金在區域產業演化過程中的作用機制。在調研訪談、案例分析基礎上，本文搭建了包含政府產業管理部門、地方產投公司、政府產業引導基金、新興企業以及風險投資機構的地方多元主體互動模型，從而識別了地方主體互動視角下區域產業演化的實現路徑。

1.主要結論

第一，風險投資機構是多元行為主體互動的紐帶，能夠串聯本地與非本地資源。具體而言，風險資本能夠為政府嗅探機會，甄別企業項目，提供資金杠桿，隔離市場風險。對企業行動者而言，風險資本是其新產品拓展時期的重要外部力量。第二，政府部門的政策支持以及政府引導基金與風險資本的互動是區域產業演化的關鍵。政府側力量缺乏使得企業不能充分利用本地資源，在區域發展過程中容易喪失具有潛力的新興企業，不利于區域競爭力形成。第三，地方多元主體互動過程包含市場力量循環與“市場+政府”力量循環兩套模式，其優勢是在支持新興產業發展的同時形成政府主體與市場主體互利共贏局面。

2.政策建議

本研究中的調研案例表明，部分地區在依靠本地資源與跨區域資源實現產業演化過程中存在如下問題。第一，尚未充分挖掘風險資本在資源橋接、風險隔離上的作用，僅僅依靠地方政府財政謀求區域產業升級。而新興戰略產業發展風險較大，前期投入較高，地方財政負擔能力不足，無法吸引具有競爭力的企業落地。第二，未能重視地方產業引導基金與風險資本的互動作用。例如桂林智神的案例表明對于企業而言，地方產投有政策信號作用，地方政府參與為企業本地發展背書。一旦缺少政府方面釋放的積極信號，企業在本地的嵌入程度可能急劇下降。第三，政府側產業引導基金與市場側風險資本互動過程還存在一定障礙。以F資本為例，其投資項目前期準備時間長，需要與地方政府多次磋商，交易成本較大。對政府部門而言，尋找資質良好的風險投資機構也面臨較高的搜尋成本。雖然政府部門不以投資收益為唯一標準，但是風險投資機構業績指標仍是地方政府決策過程中的重要考量。

根據本文研究過程中發現的問題，主要政策建議如下：

第一，積極發揮風險投資機構在多元行為主體互動過程中的資源橋接和紐帶作用。在當前國際形勢以及中國產業發展背景下，企業生產與區域發展層面創新性、突破性演化過程必然有更高的風險性，而風險投資是承擔這一責任的主要行為主體，放大風險資本的資金杠桿屬性與風險隔離作用，能夠進一步謀求新興戰略產業落地，促進區域產業升級。

第二，充分發揮政府引導基金在區域產業演化過程中的調節作用。政府引導基金作為不以財務投資回報為目標導向的主體，其反映政府部門產業引導方向，因此既具有政治屬性，又能夠發揮市場屬性充當社會資本杠桿。近年來，面臨外商投資與海外力量的脫鉤風險，政府引導基金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的重要力量之一。政府部門需在產業投資領域釋放積極信號，立足長遠，增強地方企業根植性與投資信心，打造具有競爭力的地方產業集群。

第三，持續加強政府側與市場側互動。充分發揮政府部門政策信息優勢以及風險投資機構產業專業知識優勢，通過跟隨投資等方式支持前景好的重大前沿領域，以實現各方行為主體利益共贏的完整閉環，引領區域高質量發展。與此同時，需要完善政府引導基金、風險資本運作模式的頂層設計，建立完善政府引導基金與風投資本的容錯與績效考核機制。此外，要進一步完善關鍵領域政府與市場合作的多元化投入機制，在不同城市、不同場景下密切政府引導基金與風投資本的互動合作，搭建穩固的資金、信息流通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