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種人文學術范式的數字人文

王 寧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上海 200240)

“數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這個概念一經誕生就引來了人們的持續關注和討論,甚至爭論。也許陷入爭論一端的人們并未注意到,“數字”在這里與“人文”是兩個并列的概念,并不意味著二者之間的對立。因此這個概念在過去的十多年里已被相當一部分銳意創新和擁抱科學的人文學者接受,并自覺地用于自己的人文學術研究。與此同時,從事數字化實踐的技術人員也開始關注人文學科的研究及其成果。近期橫空出世的ChatGPT,也即對話人工智能或對話機器人,又將這其中的技術比重推進了一步,大有用科技手段取代人工研究的趨勢,因此引來的非議便不足為奇。本文繼續筆者以往的研究,在進一步討論數字人文之于人文學術的范式意義之前首先簡略地回應這一新出現的現象。

一、 面對ChatGPT的挑戰

確實,在當今諸多熱門話題中,ChatGPT的熱度一直在持續升溫,并使相當一部分學者,尤其是從事人文學術研究的學者,感到憂心忡忡。人們也許要問,究竟什么是ChatGPT呢?它之于我們的工作和生活有何意義呢?我這里僅綜合概括公共媒體對它的介紹,并加以自己的理解: 在我看來,首先,對于使用這一模型的人來說,它是一款可以使人與機器或人工智能對話聊天的軟件,你可以與人工智能進行熱烈的討論,在對話和聊天過程中也許會出現一些可以引發你興趣和討論的相關話題,用戶可以在這里了解軟件的人工智能思維是怎樣一種形態,或許它對任何問題都會有自己的見解。我們甚至可以從網上下載ChatGPT軟件,并可以看到對它的介紹: 該對話軟件2023年官方正版是一款人工智能對話軟件,可以實現與用戶進行智能交互,實時對話,對于用戶提出的問題進行回答,還能以各種擬人化的對話方式,進行軟件編寫、模仿人物發送推特、構建虛擬機等,十分便捷,且功能強大,整體上顯得十分智能化。毫無疑問,ChatGPT的誕生使我們的工作和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且隨著我們與它的交流和對話,參與我們對話的人工智能也會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化。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自己培訓這樣一種人工智能模型,使我們看到由此產生的有趣效果。質言之,ChatGPT是人工智能技術驅動的自然語言處理工具,它能夠通過學習和理解人類的語言來進行對話,還能根據聊天的上下文進行互動,真正像人類一樣進行聊天交流,甚至能幫助我們完成撰寫郵件、視頻腳本、文案、翻譯、編碼等任務。(1)一些公共網站上對ChatGPT的介紹很多,盡管各類介紹經常重疊,但有時有些互補。本文在此綜合了百度和360導航網站的介紹并融入筆者本人的理解。

從以上的這番簡略概括,我們不禁驚訝地發現,凡是人類所能從事的語言文字信息處理工作幾乎都可以由人工智能或ChatGPT代為完成。難怪它的出現首先使人文學者和從事語言文字工作的人感到惶恐,生怕自己的飯碗被奪去。有鑒于此,那么以人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人文學術研究還有什么獨特的地方可言呢?確實,在此之前,不少人文學者,包括我本人在內,也已經開始在新文科的視野下頻繁地討論“數字人文”這個話題,(2)這方面可參閱以下拙作。王寧: 《走向數字人文的新階段》,《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8卷第1期,第10—11頁;王寧: 《科學與人文的沖突與共融: 兼論后人文主義語境下的數字人文》,《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7年第70卷第4期,第7—15頁;王寧: 《科技與人文: 對立還是互補?》,《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1卷第3期,第1—6頁;王寧: 《科技人文與中國的新文科建設——從比較文學學科領地的拓展談起》,《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9卷第2期,第11—16頁;王寧: 《科學技術與人文學術的辯證關系——兼論遠讀與細讀的對立與互補》,《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54卷第4期,第88—97、177頁;Wang Ning, “The Rise of Posthumanism: Challenge to and Prospect for Mankind,” 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12, no.1 (2019), pp.1-13; Wang Ning, “Introducti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Literary Studi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vol.57, no.4(2020), pp.585-594.仿佛數字人文真的能提供給我們有效的科學技術方法使人文學科擺脫危機的境地,并且在科學與人文之間架起一座橋梁。但是對其持懷疑甚至抵制態度者也不在少數。毫無疑問,任何一種良好的愿望能否實現尚有待于實踐和時間的檢驗。盡管如此,數字人文確實已經對人文學科的教學和學術研究產生了某種革命性的影響,它促使我們不得不對我們傳統的人文學術研究方法進行反思。今天,面對ChatGPT的挑戰,我們也不得不對數字人文這個概念進行重新認識和思考。但可以肯定的是,數字人文的誕生在一定程度上標志著一種新的學術范式以及閱讀和研究方法的崛起。

有鑒于此,本文首先從一本書的閱讀談起,因為這本書的作者凱瑟琳·海爾斯(N. Katherine Hayles)是美國杜克大學的一位比較文學教授,她早年先后從事自然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學習和研究,這兩方面的造詣都很深,是美國最早倡導數字人文的文學研究者之一,她的專著《我們如何思維: 數字媒體與當代技術創新》(HowWeThink:DigitalMediaandContemporaryTechnogenesis, 2012)與當前的人文學術研究有著密切的關系,并能帶給我們一種全新的思維模式和研究方法。(3)參閱N. Katherine Hayles, How We Think: Digital Media and Contemporary Technogenesi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我2014年去杜克大學講學時,在該校書店里買了這本書,立即被其介紹的數字人文方法所吸引?；貒笪冶阆蛲庹Z教學與研究出版社推薦此書,其英文影印本于2022年出版,筆者應邀為之撰寫了導讀。這本書最初出版時,數字人文這個術語雖然在中國學界也許聞所未聞,但在西方學界方興未艾,并已為文學研究者用于文學批評和研究,而該書作者正是這方面的一位先行者。作為一位以比較文學研究為主的人文學者,海爾斯的思考并不僅限于文學,而更是一種跨學科的人文學術研究,她的這部專著被認為是一部具有引領人文閱讀和研究范式之變革作用的著作,對整個人文學術研究都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和作用。確實,作為一位比較文學研究者,海爾斯對于當代高科技之于人文學術,尤其是全球化時代的人文學術研究的作用異常敏感。

因此她提出并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在平常人看來十分簡單的問題:“我們如何思維?”但是她提出問題的方法卻不僅僅基于人文學術的視角,同時也基于她所熱衷于討論的“后人文”研究視角,此外還更是一種類似于我們當下在中文語境中熱烈討論的“新文科”的視角: 它不同于傳統的人文學科思維模式,但又擺脫不了科學方法和人文情懷的結合。如果我們仔細閱讀海爾斯這部具有“閱讀革命性變革之范式”意義的著作,就不難發現,她在科技探索之開始就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我們是如何思維的。她認為伴隨著這種探索的正是我們與媒體的同步思考。隨著當今高科技的迅猛發展,數字學術與印刷學術之間的裂痕不斷擴大,恪守傳統的老牌人文學者固然對數字化時代的來臨持一種抵制的態度,但海爾斯卻從一開始就以極大的熱情擁抱并支持了數字化對當代技術的創新,認為這是一種關于人類與技術共同進化的觀點之必然。

海爾斯在該書各章節中對數字化時代的到來作了詳盡的闡釋。在她看來,數字媒體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傳統的印刷術,但同時又無法全然擺脫與傳統印刷的干系,因而它是一種將數字作品定位在印刷傳統中的新的方法。除了研究數字人文是如何改變學術研究、教學和出版的,海爾斯還描述了在數字媒體中工作的一連串后果,在這種媒體中,瀏覽和掃描,或者說“超級閱讀”(hyper reading),以及通過機器算法進行分析,都是像細讀一樣有效的閱讀形式,它們之間并非全然對立,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為對細讀的必要補充。因此她認為,我們必須認識到所有這三種類型的閱讀都同樣是有效的,它促使我們理解傳統教學方法的局限性和在未來的可能發展前景。除了說明比較媒體的角度需要什么,海爾斯還探討了技術創新的螺旋性整體復雜性。她思考了早期數據庫帶來的影響,對我們在數字時代對時間和空間不斷變化的認知提出了挑戰。為了深化我們今天對數字技術帶給人文學者的巨大變革的理解,我們確實應該思考如何才能提供一個強有力的理由來應對當下人文學科所面臨的各種挑戰。在這方面,數字人文概念的提出也許能夠使得傳統的人文學術研究取得某種范式轉變之效果。

二、 之于文學研究的數字人文

作為一種人文學術范式變革的產物,數字人文對整個人文學科的研究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和意義。由于我本人主要是一位文學研究者,因此本文的討論主要聚焦于文學研究,或者更精確地說,聚焦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誠然,關于數字人文之于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研究的作用和意義,海爾斯在她的專著中也作了介紹并加以討論,她討論的對象之一就是在當下頗為人們所熱議的“遠讀”(distant reading)方法及策略。熟悉當代世界文學研究的學者都知道,“遠讀”是美國意大利裔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比較文學學者佛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針對長期以來占據文學批評和研究界的“細讀”方法提出的一種反其道而行之的閱讀策略。盡管之于文學研究,細讀早已成為文學研究者和批評家必須掌握的一種方法,或者說,這種方法已經具有范式意義。我們從事比較文學教學就必須從細讀具體的文學文本開始,但是我們的研究又不能僅局限于細讀幾部作品,我們還必須對世界文學的發展脈絡有一個總體的把握。實際上,莫瑞提本人也是一位細讀文本的高手。正是由于他對細讀方法的嫻熟運用,他便看出了其中的一個短板,也即用于世界文學研究,這種方法顯然是不可能奏效的。莫瑞提經過仔細研究發現,我們的文學研究者一生所能閱讀到的世界文學作品,只占真正的世界上所有國家文學中的極小一部分,而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各國用不同語言發表的文學作品則因為種種原因而被文學史或文學閱讀者“屠宰了”,或者說全然受到我們的忽視。為了了解這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文學的概貌,我們只有采用一種遠距離的閱讀方法。當然,莫瑞提的“遠讀”方法提出后就引起了相當的爭議,在某種程度上倒是實現了他的初衷: 世界文學并非是要閱讀更多的文本,也不只是文學本身,而是更大的問題,也即世界文學概念于本世紀初的重新提出和建構意在引發討論,因此它是一個“問題導向”的概念。(4)Cf. Franco Moretti,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 vol.1 (January-February 2000), pp.54-68.莫瑞提早在本世紀初就利用大數據的篩選方法遠距離地閱讀世界文學作品,尤其是小說作品,他的這種前所未有的創新和方法論方面的革命標志著一種新的閱讀和研究范式的誕生。關于他的世界文學研究以及遠讀與細讀的辯證關系,我已做過專門的討論,此處無須贅言。(5)關于遠讀與細讀的辯證和互補關系,參閱拙作王寧: 《科學技術與人文學術的辯證關系——兼論遠讀與細讀的對立與互補》,《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54卷第4期,第88—97、177。

當前,在中國的人文學界,人文學科的學者也開始頻繁地談論“數字人文”這個話題,除了研究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的學者,專事古典文學和古文獻研究的學者也發現這種方法的便捷和有效,并有意識地將其運用到自己的研究中。(6)這方面可參閱劉石: 《大數據技術與古代文學經典文本分析研究》,《數字人文》2020年第1輯(創刊號),第24—31頁;孫茂松: 《詩歌自動寫作芻議》,《數字人文》2020年第1輯(創刊號),第32—38頁;劉石: 《文獻學的數字化轉向》,《文學遺產》2022年第6期,第10—13頁。它至少可以把學者們從繁瑣的資料檢索中解放出來,使他們有更多的時間對這些文獻資料進行分析和闡釋。因此就數字人文這個概念本身的內涵而言,它包含了兩個關鍵詞: 數字與人文,也即將數字化的科學方法用于帶有學者主體個性特征的人文學術研究;此外,也可以通過數字化這一手段使得人文學術的成果得以快速有效的傳播。這樣看來,數字人文的誕生,在一定程度上在科學與人文之間架起了一座可以溝通的橋梁。當然,這也是人們的一種美好愿望,至于能否實現這一美好的愿望則是另一回事。盡管如此,一些觀念保守的人文學者依然對這一新生事物的出現感到憂心忡忡,擔心它會消弭人文精神和人際交流活動。因此,他們試圖通過堅持自己的傳統人文立場來抵制科學技術對人文學術的沖擊和影響。這一點尤其體現于文學研究中。在西方國家,一些人文學者寧愿通過書信保持與親朋好友的聯系,也不愿使用電子郵件,更遑論用即時通訊社交軟件交流了。在中國,一些老派文學研究者仍然堅持手寫自己的學術著作和論文,而不愿直接用電腦寫作,在他們看來,一旦坐在電腦旁,本來尚存的一點寫作靈感也驟然消失了。

同時,2020年以來的新冠病毒大面積蔓延使得傳統的人文學術研究也受到沖擊,一切教學工作都改為線上授課,老派教師的那種手拿粉筆夾著一本書走進教室面對學生授課的方式改為面對電腦屏幕看著課件授課,一旦碰到機器故障或網絡卡頓就會令這些不熟悉技術的老教師一籌莫展。因此毫不奇怪,這些老派人文學者并不歡迎科學技術干預人文學科的研究。但是,將科學技術的手段運用于人文學科的教學和學術研究已經成為一大潮流,對此任何人也是阻擋不了的。既然阻擋不了,我們作為比較文學學者將如何面對這種影響呢?我認為當下人們所熱議的所謂“數字人文”也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或者說至少可以在科學與人文之間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梁。在這方面,海爾斯對新的技術和閱讀方式的介紹對我們十分有用,而她對莫瑞提的遠讀方法的贊賞和討論則更是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

在海爾斯看來,遠讀的價值至少在于彌補了這樣一個缺憾,即我們不能通過細讀的方法看到世界文學的全貌,更無法掌握世界上那么多的語言了。但問題是,遠讀僅能獲得世界文學的發展概貌,如何才能深入地理解和欣賞世界文學經典作家的作品呢?在我看來,它留下的這一缺憾自然應當由細讀來彌補。因此,我認為世界文學研究的理想模式應該是“遠讀”與“細讀”這兩種方法的有機結合: 遠距離閱讀可以使我們對世界文學的全貌有一個較為全面的了解和把握,而細讀則使我們對某一位偉大的作家甚至某一部文學經典作品有一個深入細致的理解和把握?？傊?我們不能說這兩種方法孰優孰劣,因為它們是一種互補的關系。

三、 人文學術研究的數字化

現在再回過頭來談談我本人對數字人文及其之于比較文學研究的意義的看法。人們也許會進一步追問,既然數字人文是一個嶄新的領域,那么它只是科學與人文相結合的一個產物嗎?顯然,數字人文顧名思義,確實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并且是大學的計算機系科與人文學科相交叉的一個項目。它從人文學科的電腦化、電腦的人性化以及數字人文實踐發展而來,同時涉及多個研究課題。它融合了數字化和天然數字材料,以計算機和數字發表所提供的工具將由傳統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衍生而來的各種方法加以結合。這樣看來,我們便可以很容易地發現,作為一個新的跨學科領域,數字人文的誕生,使我們得以使用當代計算機科學技術來更新傳統的人文學科研究,使得人文學者從繁瑣的資料搜集和檢索中解放出來,從而能在理論闡釋和建構創新方面多進行思考,同時也可以使得人文學科各分支領域的研究成果“數字化”,從而為更多的本學科領域之外的學者所共享。因此可以說,它給人文學者的研究帶來的更多是便利和效率,同時它也使得人文學科的研究更接近科學研究。

如前所述,數字人文的誕生確實使得傳統的人文學科研究帶有科學的方法論和科學的精神,因而標志著另一種新的學術范式的革命性變革,同時也標志著具有轉折和范式意義的新文科已誕生,在這一過程中,數字人文所起到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因此數字人文命題的提出絕不只是科學技術加上人文,而是可以同時含括這二者,并達到其自身超越的一個新的領域。新文科理念在中國的誕生就是這種超越的一個直接成果,因此,它更加具有范式的意義和引領人文學術研究的作用。

談到范式(paradigm),我們會立即想到創立這一概念的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 1922—1996)的劃時代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在他看來,范式是經過實踐檢驗被證明是成功和切實可行的經驗之總結:“范式作為共享的例子,是我現在認為的這本書中最新穎、最難以被理解的部分的核心元素?！?7)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4th Editio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p. 186.確實,如庫恩所言,一種范式一旦確立,就在一定的時期內有著相對的穩定性和可持續發展性,并能吸引一大批踐行者。另一方面,范式的確立也可以為一個學科的長久發展路徑定下基調,并為之指明新的發展方向。這在西方學界是如此,在中國學界也基本得到人們的廣泛認可。這一范式的轉變帶來的結果表明,使用科學的手段和計算機技術,人文學科的研究將變得越來越便利和高效。

就文學創作而言,網絡文學早已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創作中的一支生力軍。按照中國作家協會的一份權威性報告所稱,網絡文學已經日益進入文學生產的主流。確實,隨著網絡文學的誕生和網上書店的創立,一大批實體書店關閉了,中國當代幾乎所有的文學雜志的訂數都急劇下降。毫不奇怪,我們今天會經常聽到這樣一些聳人聽聞的哀嘆:“文學死了”“文學研究已壽終正寢?！彪m然這只是數字化文學生產和發行帶來的不利結果,但已經使不少人文學者陷入了恐慌。情況果真如這些人所描述的嗎?顯然并非如此簡單。

一些唱衰人文學科的人甚至提出這樣的問題: 我們今天學習文科還有什么用?如果沒有什么用處的話還有必要在大學里設置文科系科嗎?這在中國的外國語言文學界也是如此。曾經有過自己蜜月的外國文學研究如今也江河日下,無可奈何地呈一種萎縮的狀態: 除了一些緊缺的稀有語種外,英語文學專業的畢業生已經不再是就業市場上的有力競爭者。正是在這樣一種語境下,新文科的概念提出了,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得傳統的人文學科走出危機的境地,也使得外語學科的畢業生更加適應國家戰略需求,滿足市場競爭的條件。在這方面,數字人文應該是大有作為的。不看到這一點就有可能被滾滾而來的時代潮流所淹沒。

不可否認,數字人文確實給我們帶來了諸多便利。我們今天無須像過去那樣伏案寫作,寫完草稿后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直到最后謄清交稿。結果,那些手稿最終將伴隨著其作者的知名度而進入不同級別的博物館,而絕大多數小人物的手稿則很快被銷毀。而現在的情況則大不相同: 我們只需要在電腦上修改書稿,最后不留痕跡地將終稿發給出版者,而出版者則會盡快地將其排版付印,有時只是在線出版而無須印制成紙質書刊。誠如美國學者凱瑟琳·菲茨帕屈克(Kathleen Fitzpatrick)所總結的:“在我看來,它所做的就是介于數字媒介和傳統人文研究相交叉的工作。它以兩種方式運行。一方面,它運用數字媒介的工具和技術來解決傳統的人文學科問題,但同時又使得人性化的研究模式通過數字媒介來承擔?！?8)Cf. Kathleen Fitzpatrick,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nd the Digital Humanities: An Interview with Kathleen Fitzpatrick,” interview by Andrew Lopez and Fred Rowland, In the Library with the Lead Pipe, January 14, 2015.這樣便使得科學技術與人文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了,所起到的作用無疑是過去單一以人工為主的研究方法難以起到的便捷和高效作用。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可否認,確實,長期以來,人們總是習慣地認為,人文與科學技術是兩個迥然不同的知識領域,因而各自訴諸不同的研究方法。而且自從古代以來,人們就有這樣一種流行的看法: 科學技術在大多數場合總是與人文相對立的,盡管偶爾也有例外,這一點尤其體現于文學和文學研究。人們通常認為,在科學技術領域,越是當下出現的東西就越是先進;而在人文學科領域,越是古老的東西則越有價值,因為它經過了時間的考驗和歷史的篩選。雖然這種看法不錯,但也絕非無懈可擊。確實,在評價科學技術成果時,我們完全可以說某一項發現或研究取得了顛覆性的突破,已經完全取代了先前的成果。但在評價人文學科的研究成果時,使用這樣的措辭就不免失之偏頗。我始終認為,對人文學術研究的成果進行評價時,我們更應該強調其對前人的研究及學術觀點的繼承和發展,也即我們經常說的傳承和創新。因為文化或人文需要長久的歷史積淀,這應該是科學技術與人文學術的一個主要差別。

這也正是為什么人們逐漸達成了一個共識: 科學技術與人文學術天然就是對立的。除非你有很高的天賦,否則你無法同時做好這兩樣事。在人文學科內部的跨學科方面,圣經和莎士比亞劇作分別是宗教和文學兩個領域內的經典,但在對這二者都有精深研究的美國批評家布魯姆看來,“圣經和莎士比亞的共同點,比大多數人想象的要少得多,我自己懷疑這種共同之處只是某種普遍性,也即全球性和多元文化性”。(9)Harold Bloom, Shakespeare: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8, p. 722.確實,對于布魯姆這樣的人文主義者和老派文學批評家而言,文學或人文學術就是他們的安身立命之本,放棄了這一資本,他們也就一事無成了,所以他們面對一切有可能威脅人文學科生存的理論思潮都會持反對的態度。這也是不足為奇的。因為,在他們看來,人文與科學技術的融合有可能消弭人文學術研究中人的主體性和價值,其結果將必然給傳統的人文學科帶來強有力的挑戰。

從人文學科,或更具體地說,從比較文學研究的角度來看,我們通常認為科學技術與文學和文學研究無甚關系,更不用說與其他人文學科領域有何關系了。但是,如果我們從科學與人文的互補和互動關系認真地考慮這一點,就會發現,文學和文學研究確實與科學技術有著割舍不斷的關系,這種關系在當今的高科技時代已經變得愈益明顯。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不懂一些科學技術知識,即使從事純文學研究也會變得困難重重。因此,科學技術與文學研究的關系就體現于這二者既相互對立又可以進行互補和對話。

在最近的二十多年里,伴隨著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文學創作和理論批評也不斷地呈現出新的氣象: 當代科幻小說的崛起就是科學技術與文學想象相結合的一個產物?？苹眯≌f的崛起喚起了這個缺乏想象力的物質主義時代的創作欲望,既然世俗世界的素材已經被作家們使用殆盡了,那么對于有著非凡想象力的作家來說,建構一個虛擬的幻想世界去尋覓新的創作素材便成為必然。就這一點而言,科幻小說在全球化時代中國的興起,加速了中國當代文學走向世界的進程。我們都知道,文學和科學都訴諸想象力,這正是二者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的相通和融合之處。同樣,在理論批評界,以解構為己任的理論思潮,諸如生態批評、動物研究、后人文主義批評等,向習來已久的人類中心主義發起了強有力的攻擊,大寫的“人”被從至高無上的“神”地位拉下,回復到了人作為自然界的一個物種的本來狀態。因此,傳統的人文主義需要注入新的成分,傳統的人文學術研究也需要科學技術的支持。就此而言,數字人文正是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應運而生的。它的范式意義不僅體現于人文學術研究,同時也體現于人文學科的評價。

四、 人文學科的評價問題再識

人文學科的評價問題,一直是我過去二十多年來思考的問題,我還在這方面發表了一些文章。(10)這方面可參閱以下拙作。王寧: 《國際英文權威學術期刊評介及寫作策略》,《中國研究生》2003年第5期;王寧: 《對人文社會科學現行學術評價系統的確認與辯護》,《學術研究》2006年第3期,第5—9頁;王寧: 《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的多元化和國際化標準》,《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5卷第4期,第83—89頁;王寧: 《人文社會科學的多元評價機制: 超越SSCI和A&HCI的模式》,《清華大學學報》2014年第29卷第4期,第82—85頁;王寧: 《再論人文社會科學的國際影響及評價標準——兼論中國實施文科院士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7年第3期,第109—116、128頁。我始終認為,正如當今的國際學界所一般認為的,任何一門學科,不管是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社會科學學科,都需要經過評價才能展示出其存在的價值和發展潛力。也只有通過客觀數據和同行專家相結合作出評價,其評價結果才有可能成為向政府部門或國際有關機構申請資金投入和人員編制配備的重要依據。這一點已成為當今的自然科學甚至某些社會科學學科的共識。那么,究竟如何實行人文學科及其研究成果的評價呢?是依靠某個權威人士或權威機構的主觀評價還是憑借科學技術的手段進行量化評價?這也一直是學界爭論不休的一個問題。

作為一位長期從事人文學科教學和研究的學者,我本人認為,盡管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都必須得到評價,但這二者又不盡相同,它的評價標準也不能完全機械地照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量化指標。特別是當前我們在大力發展科學技術的同時,也不應該忽視人文學科的繁榮和發展,在建立中國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學和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的過程中,人文學科的學者應該是大有作為的。這已被長期的實踐和歷史的經驗所證明。

縱觀當今的世界一流大學,我們不難發現,一所公認的世界一流大學,如美國的哈佛、耶魯,英國的牛津、劍橋等,除了有一批世界頂級的科學大師和眾多諾獎得主外,還必定擁有一批杰出的人文思想家和學術大師,這些著名的學府還不斷地向國際學界和世人提出具有原創性和廣泛影響力的理論和思想,從而產生影響世界學術同行的人文思想家和理論大家。在中國當代學界,自詡為思想家和理論家的學者并不在少數,但是得到國際學界認可者卻寥寥無幾。(11)參閱(澳) 麥肯齊·沃克: 《21世紀的21位思想家》,姜昊騫譯,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年。在這本書中,作者展示了當今世界具有影響力的21位思想家的思想理論,其中也不乏幾位日本和韓國及有著第三世界背景的流散知識分子,但是卻沒有一位中國或華裔思想家進入作者的視野。這一方面說明作者僅代表自己的一家之言,其思維定勢依然受到西方中心主義的影響和束縛,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中國的理論家和思想家在英語世界確實缺乏廣泛的影響力。這就需要我們捫心自問: 為什么中國的一些頂尖大學在國際上的排名持續上升,但卻未能產生影響世界的理論大家和思想家?所謂“錢學森之問”同樣也適用于我們的人文學科。

我們可以宣稱,在自然科學界,中國的自然科學家已經在很多學科領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根據湯森路透科技集團(現改名為科睿唯安)每年發布的論文發表數據,中國科學家在該集團研發的數據庫SCI(科學引文索引)所收錄的期刊上發表論文的數量已超過美國,達到世界第一。盡管我們不唯論文,但也可以自豪地認為,中國無愧為一個科技大國。中國科學家們的這種探索和拼搏精神完全值得人文學者學習。同樣被納入科學范疇的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的數據也顯示,中國的社會科學也奮起直追,學者們直接用英語著述,通過在英美學界的國際權威刊物上發文或自己主辦英文刊物由英美的出版社出版,收錄該數據庫的中國學者的論文數量也達到了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而與他們的成就相比,中國的人文學者在藝術與人文引文索引(A&HCI)國際期刊上的發文則少得多,所產生的世界性影響也小得多。許多在國內如雷貫耳的一流學者的著作長期得不到英譯,或者即使被翻譯成了英語,所產生的影響力也十分微弱。中國的人文學術雖然通過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的資助已經“走向”了世界,但未必真正“走進”了世界,尤其是進入占據西方思想理論主流的英語世界。

毋庸置疑,這種較大的反差實際上是很不正常的,與中國目前所擁有的世界大國地位也是很不相稱的。從國際范圍來看,中國人文學者的發文量和影響力確實遠遠不夠。雖然國內學界對湯森路透集團開發的數據庫SSCI、A&HCI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我們自己尚未拿出一個足以與之相匹敵和影響力與之相當的數據庫之前,在中國的語言尚未成為國際公認并通行的學術語言之前,將其當作衡量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國際影響力的標準之一仍不失其客觀性。

當然,我們并不主張所有的國內高校都去效法這一標準,都讓學者們去爭相用英文寫作論文在國際刊物上發表。這既是不現實的,也沒有必要。作為中國的人文學者,我們首先要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并發表在國內的權威刊物上。但對于一個優秀的理論家和人文學者,這還遠遠不夠。如果說科學無國界的話,那么我們照樣可以論證,人文學術也沒有國界。特別是在當下美國政府竭力阻撓中美頂尖科學家就某個世界尖端學科的課題進行交流的大背景下,民間的人文交流依然可以進行,有時甚至還能起到政府間交流不能起到的作用。我們人文學者照樣可以在英語世界的權威刊物上發表討論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式現代化的論文。(12)我本人在這方面深有體會,并作了一些有效的嘗試,自21世紀初以來,我應邀為二十多個國際英語刊物編輯了關于中國研究的主題專輯,產生了較大的國際影響。下面是其中的一些主題專輯的信息: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i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vol.69, no.1 (March 2008); Rethinking Modern Chinese Fiction in a Global Context, in Neohelicon, vol.37, no.2 (2010);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war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in Neohelicon, vol.38, no.2 (December 2011); Towards a Third Literature: Chinese Writing in the Americas (co-edited with Evelyn Hu-Dehart and Russell C.Leong), in Amerasia Journal, vol.38, no.2 (2012); Modern China and the World: Literary Constructions (co-edited with Liu Kang),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vol.49, no.4 (2012), Global in the Local: Ecocriticism in China, in ISL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vol.21,no.4 (Autumn 2014); Rediscovering China: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co-edited with John Aldrich), in European Review, vol.23, no.2 (March 2015); Global Maoism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Global Context,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vol.52, no.1 (2015); Twentieth-and Twenty-First-Century Chinese Fiction (co-edited with Charles Ross), in Modern Fiction Studies, vol.62, no.4(2016);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East Asia,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vol.54, no.1 (2017); Cosmopolitanism and China, in Telos, vol.180 (2017); Chinese Encounters with Western Theories, i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vol.79, no.3 (2018); Ecocriticism in East Asia,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vol.55, no.4 (2018); World Drama and Modern East Asian Drama, in Neohelicon, vol.46,no.1 (2019);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Literature (co-edited with Peng Qinglong), in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vol.44, no.2(2021).我這里僅想提醒那些在國際學界有著很好聲譽和很大學術影響力的國內頂尖高校,這些高校在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建成世界一流大學和使其中的若干個學科躋身世界一流。每年國家對這些高校投入巨大,因而這些學校的教師和研究人員理應產出世界級的科研成果和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人文學術著作和理論。但是令人遺憾的是,迄今國內學界,尚有相當一批學者,甚至包括一些雙一流大學的人文學科教授,也僅僅滿足于做自己某個狹窄領域的學術研究,或在國內的某個學科領域內發揮有限的影響,至于這一研究成果能否推進該學科的發展則與己無關,更遑論去引領國際學術同行了。長期以來,西方漢學家的學術研究影響了西方學界對中國的看法和研究,主宰著國際主流媒體關于中國國家形象的建構。

這樣做的結果之一便是造成了一種極大的反差: 一些在本國學術地位并不高的漢學家竟然在中國被奉為人文學術大師,而相比之下,中國的一些一流人文學者卻鮮有機會受邀去世界一流大學演講,他們的著作長期以來在異國他鄉仍處于“死亡”或“邊緣化”的狀態。與自然科學相比,中國的人文科學所取得的世界性成就和所產生的國際影響確實小得多。如果我們從繁榮中國人文學術的歷史使命和構建中國人文學術話語體系來看,中國的人文學者應該具有一種寬廣的國際視野,努力以自己的研究實績躋身國際一流,以適應時代的需要和國際學界對中國的期待。中國學者不僅要在國際中國問題研究中引領潮流,起到主導性作用,而且還要以產生自中國土壤里的經驗和成果影響國際學術主流的研究,進而為解決全人類所共同面對的問題提供中國的智慧和拿出中國的方案。

但是究竟什么才算是世界一流呢?這就涉及對學者及其研究成果的評價。從事人文學科的評價,應該確立這樣兩點: 首先,人文學科也像自然科學一樣,既然是一種學術研究,那就應該有自己的評價機制和評價標準,真正優秀的人文學術成果應該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和評價標準的衡量的。其次,人文學科的評價也應該劃分層級: 對于頂尖的一流大學,應以公認的國際標準來評價,通過這樣的評價表明該學科的成果在哪一個層級上是一流的。再者,人文學科的評價不能像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那樣,僅僅用量化的標準來衡量。一個人的學術影響可以憑借客觀數據來衡量,每年發布的愛思唯爾全球高被引和中國高被引學者榜單就是如此。但是,不管是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社會科學,對一項成果的價值判斷則應該主要依靠同行專家的評價。只有兼具這二者,人文學科的作用和價值才能得到普遍認可。

我在前面討論了當代高科技、數字化時代的來臨,及其對人文學術研究的挑戰。那么在即將結束的部分,我再回到我本人一貫堅持的人文立場。在這里我應該指出的是,在所謂的“數字人文”中,我們仍然沒有放棄必要的“人文”情懷和人文精神,這應該是人文學者賴以安身立命之本,只是我們需要在傳統的固化人文觀中增添一些科學技術的含量和科學的精神。這樣我們才能說服那些輕視文科的人,使他們重視人文學科之于社會和世界的不可忽視的作用。

作為人文學者,我們在人文學術研究中想要做的,就是要引入一種新的學術范式,這種范式比哲學的思辨和推理更加科學,比依賴人的主體性的傳統人文學術范式更帶有數字化或技術化的元素。但是,我們在人文學術研究中突顯技術手段并非意味著摒棄人文情懷和人文精神。因為畢竟是人在從事人文學術研究和生產,是人在著書立說,并對前人的著述和思想理論進行評價,因此在人文學術研究和評價中,人的作用應該是放在第一位的。即使我們可以說,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文學創作和翻譯在相當程度上已經由機器和人工智能所取代了,我們還需要那么多人文學者從事人文教育和學術研究嗎?要回答這個問題自然應該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務,但我這里只想指出,文學創作和人文學術研究是帶有鮮明個人特色的一種創造性勞動和研究,不同的人做這項工作所取得的效果是不同的;文學翻譯也是一樣,像林紓、傅雷、楊憲益和許淵沖這樣的文學翻譯大家有著廣博的多學科知識和獨特的翻譯風格,他們的譯著是任何其才華和知識稍遜于他們的譯者都無法取代的,更遑論機器和人工智能翻譯了。(13)就在即將結束本文之際,我偶然讀到張輝發表于《中華讀書報》上的一篇文章《了解中國文化,才能講好中國故事》,文中提及他測試了ChatGPT的講故事和翻譯才能,發現對于復雜多義的文學作品的深層含義,ChatGPT也無能為力。在此特別感謝張輝教授用實驗證實了我的看法。張輝: 《了解中國文化,才能講好中國故事》,《中華讀書報》2023年7月12日,第13版。

在評價科技成果時,我們可以說某一項發現或研究取得了顛覆性的突破,完全取代了前人的成果。然而,在評價人文學術的研究成果時,使用這樣的措辭則不可避免地會誤入歧途。因為人文學術的研究需要長期的積累,這也正是不少科學家可以“少年得志”名滿天下,而人文學者則常常是“大器晚成”的原因所在。因此,在對人文學術成果進行評價時,我們更應該強調其對前人已有成果的繼承與發展,或曰傳承與創新。即使某個全新的成果也是基于前人的先期研究的,絕對不可能橫空出世。

我們還可以據此進一步推論,人文學科中優秀的文學作品和學術著作也是由富有天才想象力的作家和知識淵博、思想深邃的學者創作出來的,因此不可能被任何其他工具所復制,也無法被任何翻譯工具準確地用另一種語言轉達出來,當然也包括機器或人工智能翻譯,因為只有那些具有極高智商的人才能理解并欣賞高雅的文化和藝術產品,包括文學。同樣,文學史也證明,只有那些文學天才才能創作出具有永久價值的優秀作品,而那些才華不如他們的人則不可能創作出他們的那些作品。

鑒于以上討論,我們不難得出這一初步的結論: 那些以閱讀紙質書刊為主的人文學者也應該學習一些數字技術,這樣他們就可以很方便地收集資料并且有效地傳播自己的知識、思想和著作。同樣,那些依靠數字化進行研究的人文學者也不應該就此而不去閱讀優秀的人文學術著作,或者過分地依賴技術手段來代替自己的閱讀和研究。因為畢竟是人類創造了世間各種奇跡,發明了先進科學技術。無論科技多么先進,擁有這些科學技術手段的還是人,因此人文學者仍然應該具有以研究人為主的人文情懷,并且不任意地貶低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