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記憶中的秦始皇
——《史記》《資治通鑒》秦始皇書寫比較研究

馬皓斌

(蘭州大學 文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0 引 言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寅,始皇帝嬴政崩逝沙丘,不但昭示了這位橫掃六合、統一海內的千古一帝的人生謝幕,也預示著關于始皇帝人生行跡的所有現場書寫就此封筆。從此,所有對秦始皇的書寫都屬“追憶”?！妒酚洝放c《資治通鑒》(以下簡稱《通鑒》)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史學、文學著作,二書的秦始皇書寫是我們了解、評判秦始皇的重要文本?！妒酚洝贰锻ㄨb》的始皇書寫是基于史料的歷史寫作,但同時也可以將其看作兩司馬對秦始皇的“歷史記憶”。

歷史與記憶有天然的親緣關系。希臘神話中,歷史女神克麗奧是記憶女神穆涅摩西涅的女兒,隱喻了記憶是歷史之母?！拔鞣綒v史學自其誕生之初,就把歷史學視為記憶的一種形式,是為了抵抗時間之流的磨蝕,以書寫的方式幫助人們把值得記住的事情保留下來?！盵1]1-12歷史因客觀性的追求,曾試圖與頗顯主觀的記憶劃清界限,但是,隨著后現代主義對“科學歷史學神話”的質疑和對宏大敘事的解體,歷史記憶在歷史寫作中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皻v史記憶”是指一個社會集體記憶中,以該社會所認定的“歷史”形態呈現與流傳的記憶。[2]136-191《史記》和《通鑒》分別是西漢、北宋的代表性史學、文學巨著,因此,將《史記》和《通鑒》分別看作兩司馬對于秦始皇的歷史記憶,可以幫助我們以新的視角看待這兩部文獻。

針對《史記》的秦始皇研究屢屢見之,但對《通鑒》秦始皇書寫的研究卻很少,具體到二書秦始皇書寫的比較研究上成果尤少,更是缺乏從歷史記憶的角度分析二書對秦始皇的追憶與書寫。以“記憶”的角度看待兩部史書文獻,使我們能暫時破除以“史實”為唯一取舍標準看待兩書的研究慣性,從新的視角理解《史記》《通鑒》兩部記憶文本的形成方式、書寫主體對記憶文本的影響,以及記憶文本與歷史史實的距離等問題。

1 基于不同書寫立場的記憶重構

秦始皇已逝,對于始皇的書寫實際上是作者根據掌握的歷史資料進行“追憶”性的書寫。西漢距秦不遠,司馬遷對始皇的記憶比較鮮明。司馬光所處的宋朝距秦遙遙,所掌握的史料應比司馬遷少,在始皇事跡的書寫中,《通鑒》大多直接采錄《史記·秦始皇本紀》?！肚厥蓟时炯o》以年系事,《通鑒》也是編年體史書,體例相似,省去了重新編年的工作。再者,本紀記事簡明扼要,與司馬光“刪削冗長,舉撮機要”[3]1646的編纂原則相符。但是,與《史記》對比,《通鑒》對《秦始皇本紀》有改筆、補筆和省筆,或者不取本紀,另擇《史記》他篇選錄等現象?？梢?司馬光對始皇記憶進行了有意重構。以下舉例述之。

1.1 始皇身世書寫

秦始皇生父有《秦始皇本紀》嬴異人和《呂不韋列傳》呂不韋兩種說法,《史記》采取互見法記述這一客觀情況。

《史記·呂不韋列傳》:

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4]3029

《通鑒·周紀五》:

呂不韋娶邯鄲諸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異人從不韋飲,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孕期年而生子政,異人遂以為夫人。[5]185

兩種有出入的記載曾被認為是《史記》撰述過程中的謬誤,實則是司馬遷掌握多源史料的力證。從記憶的角度來說,不同人群的記憶角度、態度多有不同,多源史料正是多類歷史記憶的印證?！秴尾豁f列傳》中,絕好善舞的趙姬被嬴異人看上,呂不韋先是“怒”,這種怒氣是妻妾主權遭到侵犯時的自然覺醒;接著有一段心理描寫:為了“奇貨可居”的構想,大半身家已經搭上,半途而廢,于政治投資實在無益,“乃遂獻其姬”更像是利益權衡之后的無奈之舉?！锻ㄨb》將“呂不韋怒”改為“不韋佯怒”,結合前面不韋“知其有娠”,趙姬對嬴異人的吸引便不是一次單純的“邂逅相遇,適我愿兮”的心動,而像是一場政治陰謀。

《通鑒》偏不取始皇本傳中的說法,選用了互見于《呂不韋列傳》中偷梁換柱的“桃色新聞”。古人是很重視祖先血緣、宗族世系問題的,《通鑒》每出現一姓,其注總要考察該姓始祖是誰。如此書寫表現出司馬光對秦始皇身世的否定,血統不正,名不正則言不順。

1.2 茅焦諫秦王政書寫

秦始皇九年的嫪毐之亂是秦王政人生中的大事記,是他親政不久遇到的一場宮廷政變。在這場事變中,秦王政展現出驚人的應變能力,快刀斬亂麻,將嫪毐黨羽一網打盡。秦王政的母親趙太后也因為這場政變受牽連,被兒子逐出咸陽。齊人茅焦勸諫秦王政迎回母親,《史記》和《通鑒》書寫有情節上的詳略。

《史記·秦始皇本紀》:

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鼻赝跄擞笥谟憾胂剃?復居甘泉宮。[4]290

《通鑒·秦紀一》:

(秦王政)遷太后于雍萯陽宮,殺其二子。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斷其四支,積于闕下!”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上謁請諫。茅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于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于是矣!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向秦者,臣竊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自接之曰:“先生起就衣,今愿受事!”乃爵之上卿。王自駕,虛左方,往迎太后,歸于咸陽,復為母子如初。[5]213

《史記》記載簡略,茅焦游說只舉一條論據:“遷母太后之名”無益于在諸侯中的名聲,推理客觀,語氣也平靜舒緩?！锻ㄨb》特意鈔入《說苑·正諫》的內容補充。在茅焦勸諫前,《通鑒》用言語、神態等細節描寫刻畫秦王政的專斷固執,治國理政的“鐵腕”手段。茅焦以視死如歸的大無畏心態條分縷析地論列秦王政的罪行,不慈之名、不孝之行、拒諫之心,言辭激烈,將種種“失德”行為上升至超越桀紂的高度,并且把一意孤行的后果——“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改為“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向秦者”,加重了事態的嚴重性,體現出秦始皇在君主之“德”上的嚴重缺失。

1.3 對待儒生的態度書寫

秦始皇二十八年,東游,與諸儒議封禪事宜?！妒酚洝贰锻ㄨb》塑造的始皇對待儒生的態度有所差異。

《史記·秦始皇本紀》: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4]307

《通鑒·秦紀二》:

至泰山下,議封禪。諸儒或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葅稭?！弊h各乖異。始皇以其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顛,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于梁父。[5]238

《史記》本紀中的始皇尚且愿意“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德、封禪祠祀諸事,而司馬光不取《秦始皇本紀》的說法,反而選取《史記·封禪書》中始皇泰山封禪的記錄?！斗舛U書》強調了始皇和儒生之間的裂痕。始皇先是謙虛地與儒生商議封禪儀式的具體操作,后又因歧見紛呈、復雜繁瑣、難以施行而粗暴地貶絀儒生不用,此處始皇封禪顯出功利主義的色彩。始皇對待儒生從《史記》本紀的“商議”到《通鑒》的“斥黜”,可見司馬光更傾向于始皇是不尊重儒生的。

1.4 咸陽坑“諸生”的言語邏輯書寫

歷史上著名的咸陽坑“諸生”事件,起因是侯生、盧生兩個方士因未求得仙藥,擔心問罪而逃之夭夭,始皇大怒,下令坑殺“諸生”?！妒酚洝穼⒑钌?、盧生譏議始皇的話錄出,兩人主要談及秦國的法治政治、君主的專斷獨裁?！锻ㄨb》考慮到既是二生密謀,有誰當場筆錄,于是在此處省筆。

《史記》始皇初聞二人逃亡,盛怒之下如是說:

“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訞言以亂黔首?！盵4]325

《通鑒》將始皇前半部分言語盡數刪去,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開始記述。如此敘事,就導致兩書中始皇雖然做出了同樣的抉擇,但是如此舉措的誘因各異,推動敘事發展的動力也全然不同?！妒酚洝分惺蓟事犅剝扇说脑u論和逃亡,首先與焚書相聯系,其內在的邏輯思路是:焚書和召文學方士都是從控制國家言論、維護社會太平穩定的角度出發采取的舉措,當下,兩人仍出言批評國家制度、責難君主集權,始皇由此覺得有坑之以警示民眾的必要?！锻ㄨb》一刪,始皇“坑諸生”成了打擊報復說自己壞話以泄私憤的小人行徑,其中蘊藏的政治謀劃蕩然無存。

以上諸例可見,西漢與秦相去不遠,司馬遷“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對秦朝記憶的留存比較豐富,敘事細節生動,人物須眉畢現?！锻ㄨb》對秦始皇的書寫雖然大體采用了《史記》的說法,但往往在細節處略加刪改:或是修改始皇言語邏輯,或是增補他人對始皇的譴責,或是在存在兩可之說時選用了負面記載?？傊?《通鑒》的刪削潤飾強化了始皇以法治國、輕視儒學、武斷殘暴的君主形象,可見兩司馬關于秦始皇的歷史記憶是不同的。為什么同一位歷史人物,在不同書寫者中的記憶卻是如此不同呢?

記憶并非一成不變。沃爾夫·森格認為,人類的記憶“在本質上是為了適應變化的環境而不是精確的存儲。大腦研究表明,每次對記憶痕跡的再激活同時也是一次對一手經驗進行必要變形的重新寫入”[6]153,也就是說,歷史記憶并非與史實完全重合,而是具有可重構性,“記憶不斷經歷著重構。過去在記憶中不能保留其本來面目,持續向前的當下生產出不斷變化的參照框架,過去在此框架中被不斷重新組織”[7]35。歷史記憶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重新建構,且歷史記憶的重構和闡釋與其生產場域密切相關?！妒酚洝泛汀锻ㄨb》成書于不同的歷史時期,時代背景與歷史語境均不相同。

自戰國起,秦國任用法家人物推行變法,加強中央集權、主張嚴刑峻法,法家的政治主張在秦國得以充分實踐,其優勢和缺點都暴露無遺。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教化上簡便易行,操作性強且見效快?？墒乔刂梢灾稳?卻不能自治,君主的權利沒有約束,“法”最終成為君主個人專治的武器。

司馬光生活在北宋中后期,儒家思想在政治上被視為正統。司馬光又出于儒素之家,接受的是儒學教育,自稱“儒生”。他在《答懷州許奉世秀才書》中說:“光性愚魯,自幼誦諸經,讀注疏,以求圣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而從之。前賢高奇之論,皆如面墻,亦不知其有內外中間,為古為今也。比老,止成一樸儒而已”[3]1298,反映出司馬光的儒家底色。始皇統治下的秦王朝以法家為主要底色,與司馬光“顏色相斥”。當司馬光用儒家的標尺衡量始皇時,結果總是不盡如人意,記憶中的始皇違背“德治”原則,走向“法治”極端,所以是一個在書寫中值得用“德”與“禮”重重批判的靶子。

事實上,司馬光并非對法家因素一概排斥,之所以對秦始皇如此反感,實則還與“王安石變法”有一定關系。熙寧年間,為改變北宋積弊,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進行一場較為徹底的變法,司馬光察覺到變法舉措的激進、人員任用的不當等問題,認為并非變法的好時機。在反對無果的局面下,司馬光辭官退居洛陽著書。王安石思想當時被指稱為“秦學”[8]37-44,他想用法家的治術為北宋政權服務。編纂《通鑒》時,司馬光會由秦國歷代變法圖強的君主聯系到變法的王安石,他貶斥法家思想的實踐者秦始皇,言及始皇“稱禮樂者謂之狂惑,述仁義者謂之妖妄。必薙滅先圣之道”[3]1473等等,也有對熙寧變法的影射和排斥。

歷史記憶雖然常常以回溯過去的形式出現,但是在對過去的回憶中,往往暗含著對未來的期許?！八鼈円庥绾伍_辟將來,就會如何制造、重構和發現過去”[7]25,或稱之為“將來對過去的反沖”[9]518。司馬光作《通鑒》的目的之一是便于帝王從該書中“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3]1648,成為一位理想的帝王,因此君王行徑得到了司馬光的格外重視。對秦始皇的批評中,也暗含司馬遷對“仁君”的期許:統治者應當要用“德”去約束自己,孝順母親,親近兄弟,以仁待人,虛心納諫。

司馬遷生活在西漢,受先秦諸子思想集成的影響,他的思想不單純屬于任何一派,有著超越時代的兼收并蓄。他認為治國要“深慮知化”,儒法道幾種思想應當根據時勢調整運用,用法家“滅諸侯,成帝業”后,還需施行儒家“仁義”,借鑒黃老之道,“安土息民,以待其蔽,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內”[4]346,在歷史的機遇和挑戰中求得新生。治國理政的思想是一個動態發展、相互融合的過程,不應該“從一而終”,走向固化?！笆且跃訛閲?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盵4]347這是司馬遷在歷史通變的基礎上形成的六家兼容的立場。

所以,在塑造始皇形象時,司馬遷和司馬光的書寫立場不同,司馬遷六家兼容,儒道法等各門各派可以融為一爐,用多元的目光審視始皇政績。而司馬光堅持以儒家的目光觀察始皇的行徑,于是將始皇放在了儒學的對立面,并在書寫中強調這一觀點?！妒酚洝贰锻ㄨb》關于始皇的歷史記憶和書寫不同,可見過去在記憶中難以保持本來的面目,它受到作者書寫立場差異的影響,而作者的書寫立場又由其生活的歷史場域決定,西漢和北宋分屬不同的歷史框架,歷史記憶在各自的框架中被重新組織。

2 基于不同書寫目的的敘事方式選擇

書寫目的是作者選擇敘事方式的關鍵,兩司馬的著述目的不同,采用的敘事策略也有所差異,對于史料的布設也各不相同。通過對文本敘事進行反向盤剝,還原其中最初的記憶痕跡,分析兩書對來源各異的記憶聲音的處理,藉此探析兩司馬在不同書寫目的統攝下選擇的不同敘事方式。

2.1 頌德石刻書寫

統一全國后,秦始皇開始巡游天下,并在巡游過程中刻石頌功?！妒酚洝窋⑹马樞蛉缦?泰山刻石、瑯琊刻石——入海求仙、伐木湘山、逢盜大索——之罘刻石、東觀刻石——逢盜大索——碣石刻石——使恬伐胡、開疆拓土、焚書、自號真人、殺泄語者、坑諸生、墜星沉璧事件——會稽刻石——與海神戰、始皇崩?？梢园l現,始皇諸種行為和刻石頌功呈現相間記述的布局,有學者認為這是一種“嘲諷性的并置”:“讀者都已經知道秦后來的結果,讀的時候無可避免會察覺到司馬遷的反諷用意?！盵10]147但是這些碑文也恰恰強調了始皇一統天下的豐功偉績,換一種角度,這何嘗不是太史公為了提醒讀者而刻意為之——雖然始皇有不合時宜的行徑,但其歷史功績終究不可抹殺。

《史記》對秦刻石文的內容全文保留,而石刻的內容是始皇帝對自己的歷史定位,屬于秦官方的歷史記憶。這里涉及到秦始皇對自己形象的建構與留存。統一天下后,現世的始皇已經處于萬人之巔,便渴望超越時間,作為流芳百世的“千古一帝”在集體記憶中得到永生。對后世記憶的影響離不開媒介的幫助,“媒介必須看做是記憶的個人和集體維度之間的交流和轉換的工具。只有這樣,個人的回憶才有可能通過媒介的再現和分配到達集體的層面?！盵6]229秦石刻文就是一種延伸的媒介,它使后世聽眾超越時間限制聽到秦官方對自己形象的訴說。

秦石刻文歌頌了始皇帝成功戡亂、開基立國、建立文明秩序等成就,褒揚圣王福業,百姓康樂,秦官方通過刻石頌功為其塑造了光輝形象?！笆蹄懳淖窇浲舻幕靵y時世,頌揚始皇帝澄清‘天下’的成就,迎合了帝秦的開國神話?！盵11]145秦官方曾設想石刻文字能戰勝時光的磨蝕,將雄偉的始皇形象凝成“集體記憶”代代傳遞?？上囟蓝?刻意塑造的記憶還沒潛移默化到集體記憶中,秦對集體記憶的塑造權就失效了。漢朝對此并不買賬,西漢士人賈誼在《過秦論》中針對“焚書”批評始皇“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御史大夫韓安國曾以“夫圣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暗暗諷刺始皇“因信圖讖而擊胡”[12]19?！妒酚洝吩谟浭鍪涛谋緯r,同時穿插始皇焚書、伐胡、遇刺、求仙等情節,與秦石刻文塑造的光輝記憶大相徑庭?！笆蓟实墼谶@些史書里‘耀眼多彩’(筆者按:含諷刺義)的形象與他在銘文里展現的自我形象,二者幾乎不可調和?！盵11]144兩種相互矛盾的記憶共存于《史記》,恰恰說明《史記》主動留存了關于始皇歷史記憶的兩種聲音——“秦的記憶”和“漢的記憶”。

秦、漢兩個政權的歷史記憶均被《史記》保存在同一文本中,展現了司馬遷特有的“復調”書寫?！皬驼{性”理論是巴赫金評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時提出的,指在一個文本中 “有著眾多的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音和意識”[13]29,且這些不同的聲音都有著各自的價值。王明珂先生也借“青蛙爭鳴的夏夜荷塘”做過形象的比喻,并認為真正的歷史是青蛙們的爭鳴與合鳴。[14]45-46頌德石刻中締造盛世的開創之君與求仙問道、沖動易怒的一代暴君兩種不同的歷史記憶穿插交錯,呈現出始皇的不同側面,其內在的對比和張力增強了歷史書寫的藝術性,這種復調書寫“已是比單聲結構高出一層的統一體”[13]50。

《史記》以“復調”的筆法保存兩種來源不同的歷史記憶,使始皇形象正誤兼存、復雜多面,因為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即表明自己撰史的目的:“成一家之言”,他要在探究始皇功過的過程中,綜合各種聲音,給予歷史人物客觀的定位。

《通鑒》將碑文內容盡數刪去。筆者認為,一方面是因為篇幅所限,另一方面,司馬光在采摭《史記》史料的過程中,追求始皇形象的前后一致。這與《通鑒》的著書目的息息相關。正逢皇帝親自下旨批準撰寫的歷史契機,宋神宗賜名《資治通鑒》,“以著朕之志焉耳”[5]30,這“是一部體現著當時儒家主導的北宋國家意志的史書”。[15]99-102司馬光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表明了自己的編撰目的:專取事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3]1646的內容,供統治者從中汲取治國理政的經驗。鑒于帝王之書的特殊定位和特定的宣教目的,《通鑒》內部話語的統一性是司馬光為了達到寫作目的的必然手段。而司馬光要從全書總結出統一的論斷,就必須讓始皇形象符號化,單一的臉譜是符號化最好的處理手段。所以司馬光樂意將始皇塑造成“法家帝王”的典型人物,在對法家的批判中開始話語建構的實踐。顯然,表彰始皇功業的刻石文會彰顯始皇的正面形象,而有礙于統一話語的建構。

對秦頌德石刻文本的刪削也意味著《通鑒》抹去了秦官方的歷史記憶,剝奪了秦發聲的機會。這縱然與《通鑒》著述的目的相關,但同時也使《通鑒》文本放棄多重“復調”,成為一方“獨白”,“占主導地位的是作者一人的意識”,其“藝術世界完全由作者一人的意志所主宰”,讀者“可以清晰地聽出主導性旋律,與之伴隨的均是對這主調的附和與唱和?！盵16]150司馬光出于自身的著述目的選出了一種“更優越”的聲音,同時讓其他“邊緣聲音”消弭于無形。

《史記》石刻文字和始皇故事交錯,可以反映出《史記》的史源情況。經李開元先生考證,《秦始皇本紀》主要有四類史料來源:編年記事史料《秦記》等、王侯世系史料、詔令奏事和石刻史料、歷史故事。[17]48-123值得注意的是第四類歷史故事,李開元先生解釋這是秦末以來流傳的歷史故事,或在民間,或被漢政府收集保存?！读鶉瓯硇颉犯锌墨I不足征:“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盵4]830進一步佐證《秦始皇本紀》極可能選用了民間口述史料。

晏昌貴先生在秦簡中發現一條“秦始皇禁湘山”詔書,談及始皇因為喜愛湘山樹木的“野美”而禁伐湘山樹,這與《史記》始皇“赭其山”的記載截然不同。又發現《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游學路線途經始皇東巡的大部分地區,由此推斷司馬遷“赭其山”的史料很有可能源自被征服的東方地區民眾的集體記憶。[18]129-137秦國的鐵蹄曾經踏遍六國,六國人民顛沛流離,如喪家之犬,關于兼并戰爭的經歷成為六國心中永恒的恐懼記憶,這是秦統一戰爭給他國民眾帶來的心理創傷。

六國記憶融入書寫,是《史記》文本的又一重“復調”。六國記憶實際上是一種“反記憶”,也就是“表現處于邊緣群體的記憶或是有別于主流記憶文化的其他的自我形象和價值等級”[6]242,司馬遷對此類記憶的保留,使《史記》具有協調記憶競爭和保衛多類歷史記憶的戰斗媒介價值。司馬遷作史,主動“采風”,將《詩經》以來“采風”的聽政制度自覺納入史筆,實現官方與田野的結合,把不同地域、不同層面的聲音共同納入文本以“成一家之言”。

在這個意義上,司馬光的歷史敘事視野相比之下就狹隘很多,他更傾向于從有無“資治”作用的角度決定史料去留?！锻ㄨb》雖然保留了始皇“赭其山”的敘事片段,但從文本相似度看,應是照錄《史記》原文。因為“赭其山”的記載符合常理,非虛妄之言,且有助于塑造始皇暴虐固執、自我中心的形象,保證始皇形象的統一,所以留存。若是司馬光考慮到官方史料和民間記憶的結合,當不會盡數刪除持玉璧者預言等故事。

2.2 神仙方術、奇異天象書寫

“成一家之言”和“資治”的目的差異還體現在兩書對仙人、占夢的書寫上?！锻ㄨb》刪去了《史記》始皇三十六年命博士作“仙真人詩”歌于天下、有人持玉璧預言“祖龍死”的情節。三十七年,《通鑒》只記始皇“見巨魚,射殺之”,刪去了《史記》始皇夢見與海神戰、占夢、博士建議殺大魚以除惡神等前情提要。

《通鑒》刪去是出于“資治”的需要,司馬光書寫中只保留他認可的信史。他對神仙方術(靈異、符瑞、占卜等)的態度是“以儒排術”,認為方術種種并不可信,“吾常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眾,為世患”[3]1452,他采擷史料的態度是“妖異止于怪誕,詼諧止于取笑之類,便請直刪不妨”[3]1743,“其符瑞等皆無用,可刪”[3]1301。

這種歌詩流傳、夢境占卜很顯然與常理相悖,堅持“實錄”的司馬遷為何會保留此類文本?《史記》的“實錄”并不是說記載的每一條史料都完全符合歷史史實,而是司馬遷書寫的內容都是有來源的,或采自書面文獻,或采自口傳史料,總之不是司馬遷憑空編纂的。而歌詩流傳、夢境占卜這類《史記》獨有的文本,其傳奇性和巧合性顯然帶有口傳故事的特征,應是司馬遷民間“采風”的結果。司馬遷在統一后秦朝民眾的口傳故事中感受到民風輿論的轉向。始皇要求天下歌“仙真人詩”、宣揚“真人”稱呼,體現始皇重視仙界、輕人倫世界的傾向,上行下效,最高統治者崇尚什么,就有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民間各種靈異事件隨即發生,隕石掉落,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手持玉璧者預言“今年祖龍死”,這是民眾用“怪力亂神”的事件表達不滿和反抗。

司馬遷并不對靈異事件、神仙方術持鄙陋不登大雅之堂的態度,而是如實記錄民間傳說。歷史傳說也是一種歷史記憶,是重構歷史依據的中介之一。[19]175-208戶華為認為,民間傳說“產生和流傳過程恰恰是包含著豐富社會輿論與情境的一個歷史真實”[20]162-166。司馬遷不只重視六國記憶,亦將秦民聲音納入文本,這是《史記》的再一重“復調”?！妒酚洝窂拿耖g口傳故事反映的民心轉向“通古今之變”,來塑造時代巨變中的秦始皇,成一家之言。

《史記·秦始皇本紀》彗星等奇異天象記載較多,《資治通鑒·秦紀》幾乎沒有?！妒酚洝肥蓟实畚迥?“冬雷”;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九年,“彗星見,或竟天”等,《通鑒》均未載?？梢娺@類奇異天象相關的記錄,《通鑒》很少取用?！妒酚洝奉l繁記載彗星痕跡,學者多認為這是秦將亡之兆。凌稚隆曰:“《習學紀言》云,始皇七年、九年、十三年、三十三年,彗星從橫競天,不獨告六國滅,亦告秦亡也?！崩罟饪N曰:“七年彗星凡四見,而始皇弟長安君反。九年彗星凡三見,而嫪毐反。兩年中見彗星者七,可謂極怪異事,蓋始皇襲位無幾,而天固已厭之矣?！盵21]67從《史記·天官書》天變“與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4]1603即可看出,司馬遷認為天象與人事是相通的,這是司馬遷“究天人之際”以“成一家之言”的表現。

司馬光對于災異(地震、日食等自然事件)雖有記載,但不書事應。他認為,“夫天道窅冥恍惚,若有若亡,雖以端兆示人,而不可盡知也?！且允ト酥?治人而不治天,知人而不知天?！盵3]1403“未能通人理之萬一,而遽從事于天,是猶未嘗操舟而欲涉海,不陷溺者其幾矣?！盵3]1402天道玄遠,而現世問題更加迫切,人為力量更值得重視?！锻ㄨb》要“資治”,所以把目光精力投向社會現實,從歷史事件中總結出具有普遍性、可行性的經驗,捉摸不定、變化莫測的“天象”并不能給帝王帶來明確的指導。

司馬遷“成一家之言”的書寫目的允許他容納秦官方、漢士人、六國民、秦朝民等社會各界的歷史記憶,保存官方詔令、石刻文獻、口述文獻等不同物質形態的歷史文本,包羅人事、天象不同空間的歷史現象,在其中塑造立體多維的始皇形象。不斷變換的敘事聲音在《史記》文本上空交錯響起,此起彼伏,最終匯聚成一部充滿張力的始皇歷史。司馬光秉承“以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的目的對史料剪裁取舍,使歷史敘述簡潔可信,可見他總結具體可為的治國經驗的努力,由此塑造的始皇形象也相對單一。

3 基于歷史記憶的形象生成

通過上文《史記》和《通鑒》文本的比較,可以推知司馬光對始皇大體持否定的態度,在評價蒙恬時:“臣光曰:‘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為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盵5]251認為始皇是荼毒天下的禍害。在評價漢武帝時,與秦始皇作對比:“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于秦始皇者無幾矣?！盵5]747兩位皇帝都被判以多條罪名?！锻ㄨb》中,秦始皇是一位“罪莫大焉”的帝王。

司馬遷認為始皇的形象比較多面,是一位“功過兼存”的帝王?！肚厥蓟时炯o》論贊引述賈誼《過秦論》代言,司馬遷個人對秦始皇的評價主要集中在《六國年表》。

《六國年表》序:

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埶利也,蓋若天所助焉。

……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于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4]829

司馬遷首先批評秦國是一個崇尚武力、輕視仁義的國家,秦最終稱帝,并不是憑借險要的地勢,“蓋若天所助焉”,統一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秦國只是順應了歷史的潮流。之后評價轉向正面,對秦借鑒“戰國之權變”等行為表示贊賞,表揚其“世異變,成功大”。司馬遷雖然表達了對暴政、酷刑的反對,但從他對漢代儒生“舉而笑之”的駁斥即可看出,司馬遷對秦國革新制度、變法圖強、統一全國的歷史功績依舊給予了高度肯定。始皇在中華民族從分裂走向統一的過程中做出了不可忽視的努力和貢獻。

《史記》中功過兼存的始皇與《通鑒》中罪莫大焉的始皇竟是歷史上的同一位帝王,歷史真實中的秦始皇究竟何是?近些年的出土文獻為我們揭開秦始皇形象的另一面。馮雪梅發現與傳世文獻塑造的繁法嚴刑、賦斂無度、廣征徭役的始皇傳統形象不同,睡虎地秦墓竹簡中,始皇制定的秦律詳細縝密,適用實行都有嚴格規定,秦朝更像一個依法治國的典范王朝。[22]47-50岳麓書院所藏秦簡《奏讞文書》記載了秦的兩次赦免,秦代赦免制度已經形成。岳麓秦簡中還有數條“毋苛徭”的律令。[23]67-158姚磊將北大藏西漢竹書《趙正書》與《史記》比較,發現始皇傷感流涕,對死亡不甘,對幼子憂慮等更為溫情的一面。[24]48-138日本學者鶴間和幸依托云夢睡虎地秦墓竹簡、北大竹簡等出土文獻分析指出,司馬遷塑造的秦始皇和真實形象已經有了一定距離。[25]序言2考古學家段清波在秦陵考古的基礎上認為秦始皇形象被“妖魔化”,他實則是一個有作為、非常勤政的皇帝。[26]202-210歷史中的始皇和歷史記憶中的形象不同,客觀存在的始皇和書寫文本中的形象不同,出土文獻中的始皇和傳世文獻中的形象不同,若是我們單純判斷兩者何為真偽,用其中一方去否定另一方的真實性,史書文本中蘊含的信息就被簡單化了。

從歷史記憶的視角出發分析兩部史學作品對始皇的書寫,并不是要否認兩部作品的歷史真實性,而是希望轉變“去偽存真”“去蕪存菁”的傳統史料真實性考證的思路,另辟蹊徑,關注所謂“偽”或“蕪”產生的原因?！妒酚洝贰锻ㄨb》是關于始皇歷史記憶的留存,兩司馬在西漢、北宋兩個不同的歷史情境下,出于不同的書寫目的與立場,選擇了不同的記憶材料和敘事方式,塑造出各異的始皇形象。

通過上文對記憶成分的構成、記憶的保存與遺忘、記憶的重構與利用等分析,我們可以總結出歷史記憶的三個特性。

一是歷史記憶的多元性。組成《史記》《通鑒》文本的史料是來自秦漢不同階層、不同地域歷史人物的記憶,這些歷史記憶往往呈現出始皇印象的不同側面,在文本中發出復調的聲音,可見不同人物記憶歷史的角度、深度、態度不同,歷史記憶也呈現出多元形態。

二是歷史記憶的存在性,即歷史記憶與生產場域之間的關系[27]69-88。以文本形式保存下來的歷史記憶依舊具有不穩定性,會在不同歷史語境中被不斷重新建構,在書寫者著述目的的統攝下被不斷闡釋。史實的流傳,或是自然的失真,或是人為的改筆,本就會衍化出多重鏡像[28]36-47,而秦朝速亡,末世之君難免經過裝點,喪失其原本的面目。漢朝那樣一個反思秦過、痛批始皇的年代,司馬遷能看見始皇的功績和進步之處,已屬難能可貴?！凹w歷史記憶”有累積和持續性的特點[29]46,秦始皇的殘暴在漢唐等眾多諫臣的言論中進一步固化,統治者也樂于以這位“反面教材”時刻對照,自省自檢,司馬光對始皇形象做出如是塑造也無需苛責。秦始皇由于其特殊的歷史定位已經不再只是個人概念,而是秦文化的一種符號,承受著后代史家的改造、學者的紋飾。

三是歷史記憶的歷史性,即歷史記憶能多大程度反映歷史。雖然歷史記憶不免具有多元、重構等特性,但同時也有通向真實過去的可能。[1]1-12歷史書寫終究以“求真”為皈依,“歷史被設想為一種關于集體過去的自稱客觀、權威、均質化的敘事”[30]61,從史學家對多元史料的收集判斷和對多元記憶的采納保存即可看出其還原歷史真相的努力?！妒酚洝泛汀锻ㄨb》是史學著作,無法逃脫歷史真實性的評價標準。在這個評價標尺中,《史記》有著“六家兼容”的立場和“成一家之言”的目的,保存了更加多元的歷史記憶和更加豐滿的始皇形象,是“秦記”框架下的包容性的歷史書寫。司馬遷對秦始皇形象的建構無疑具有導夫先路之功?！锻ㄨb》秉持“儒家為主”的立場和“資治”的目的,顯然對《史記》存留的記憶進行了刪削潤飾,于始皇全貌有所損傷,但也不能以偏概全,需注意司馬光大多只在細節處刪改以寄托微意,于秦歷史走勢無傷。

4 結 語

在不損害歷史真實的前提下,史學家對浩如煙海的史藉有裁剪和選擇的權利,還可以通過敘事技巧間接表達自己的思想。寫史的最終目的是“致用”,由此,我們可以理解《史記》和《資治通鑒》秦始皇形象書寫上的差異,受制于作史的目的、作者的時代、政治的立場、思想的傾向等諸多因素的影響。無論是司馬遷的《史記》還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都不足以在此基礎上復原秦史,但是,其依靠書寫的力量形成了有別于“真秦史”的另一種歷史,即“文本的歷史”,或者說“記憶的歷史”。從關于秦始皇的歷史記憶到歷史記憶中的秦始皇書寫,書寫者操縱著“記憶之筆”,將歷史記憶中的秦始皇重現、重構,由此,我們理解書寫主體的立場和目的對記憶文本的影響,記憶文本與歷史史實的差距,以及記憶文本獨特的歷史價值,就不再是一件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