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敘事·人物形象·城鄉關系
——論新世紀“鄉下人進城”小說的新書寫

劉 虎

(山西大同大學 文學院,山西 大同 037009)

0 引 言

“鄉下人進城”是一個關涉中國百余年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命題,在不同時段有著不同的歷史內涵,但總與我國城鄉關系變革的現實緊密相連。新世紀以來,隨著社會的轉型發展和城市化建設的進一步推進,數以萬計的鄉下人懷著改變自我命運的愿望來到城市,并期望在城市扎根,由此出現了我國人口規模最大的移民現象。這種社會現象表現在文學創作中,就是形成了“鄉下人進城”小說的書寫潮流(1)“鄉下人進城”小說是學者徐德明提出的學術命題,他在研究專著《鄉下人進城:城市化浪潮中的城鄉遷移主題小說研究》和論文《“鄉下人進城”的文學敘述》《“鄉下人進城”敘事與“城鄉意識形態”》中詳細闡釋了這一概念命名,認為“鄉下人”是一個比“農民”“民工”涵括性更強的學術概念。。作家關注鄉下人在城市的生存境遇和精神漂泊,卻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城鄉間的對立與沖突,忽視了城鄉融合的可能性和鄉下人的自我主體性建構,他們常把進城鄉下人的悲喜遭遇演化為簡單的“受難”過程。無怪乎有評論家指出:“他們的審美理想中似乎隱含著這樣一種敘述邏輯:作品要深刻,就必須讓它體現出某種極端的情感沖擊力;而要使敘事具備這種情感沖擊力,就必須讓人物呼天搶地、凄苦無邊。這是一種典型的‘苦難焦慮癥’式的寫作?！盵1]51

由于我國城鄉發展的不均衡和城鄉資源配置的懸殊,鄉下人確實在城市遭受過諸多的不公正待遇。然而,隨著“統籌城鄉發展”“和諧社會”等一系列政策理念的提出,鄉下人在城市的生存境遇逐漸向好,“鄉下人進城”小說也呈現出新的書寫面向。作家們在超越城鄉對立的日常敘事中突出鄉下人的精神品質,用理想化的筆觸寫出他們融入城市的精神成長與心靈蛻變,積極探索城鄉融合的道路,從而豐富了這類小說的書寫方式,值得引起人們的關注與思考。

1 淡化沖突的日常敘事

在20世紀中國文學的敘事進程中,城市和鄉村不只是兩個不同的地理區域,更代表著兩種不同的文化傳統、思想觀念與價值訴求。城鄉發展的差異和根深蒂固的“城鄉意識形態”[2]48,造成了人們崇城抑鄉的定勢思維。作家們在創作“鄉下人進城”小說時,常在故事情節發展中凸顯城鄉文化沖突給鄉下人帶來的磨難。徐德明認為,“敘述在事件層面上的輾轉變化,除了具有用鄉下人的眼光顯示現代世界變幻的優長,更多的是因接踵而至的事件淹沒了對進城的鄉下人的心靈世界的感知與認識?！盵2]53作家把進城鄉下人的悲慘遭遇歸因于城市環境的污濁黑暗,而并未深入探究他們的精神世界。當單調的“苦難敘事”不斷刺激讀者的閱讀神經時,我們不禁要思考進城鄉下人的出路到底在何方?除了在城市受苦受難,他們在城市何以立足?

新世紀以來,部分作家超越城鄉二元的敘事模式,弱化外在事件的矛盾沖突,著力于在波瀾不驚的日常敘事中探尋普遍存在的人性價值和道德尊嚴。王安憶在這方面的創作具有高度的自覺意識,彰顯出其鄉下人進城小說的獨特價值。王安憶的小說大多不著意于對政治歷史事件進行宏觀言說,甚至有意回避跌宕起伏的故事敘述和富有戲劇性的情節沖突,而是在庸?，嵥榈囊率匙⌒?、鄰里交往、聚會聊天中體察人生的意義?！拔覍v史有自己的看法,我認為歷史不是由事件組成的,我們現在總是特別強調事件,大的事件。我覺得事件總是從日常生活開始的,等它成為事件實際上已經從日常生活增值了,歷史的變化都是日常生活里面的變化?！盵3]233她立足于瑣屑平淡的生活,并通過這種日常敘事反映時代變遷,寄寓人物的成長與蛻變?！厄湴恋钠そ场分行∑そ硜碜越K鹽城鄉下,兩代皮匠在手藝傳承中見證著城市的發展,他們不只是城市的外來者,更是城市建設的親歷者、參與者,城市不僅給予他們生存的資本,還增強了他們自我發展的信心。作家用細膩的語言描寫岳父和小皮匠兩代人在城市街道修鞋的生活畫面:“皮匠攤前的小馬扎上,常常坐著一個女孩子,脫了鞋的腳踩在另一只腳的腳背上,等待皮匠做完她的活計,這情景看起來挺溫馨的”。[4]5-6除了做工的日常描寫外,作家還細致描寫了小皮匠家做飯時的講究和飯菜的豐盛美味等生活細節:“小皮匠家的飯桌不是第一,也是第二。東西都是從鄉下帶來的,草雞燉湯,六月蟹攔腰一剁兩半,拖了面糊炸,蟶子炒蛋,鹵水點的老豆腐,過年的臘肉或者風鵝,還有酒?！盵4]13當然,小皮匠之所以能在城市立足,除了自己引以為傲的修鞋手藝,也離不開市民們對他的接納與寬宥。城市女性根娣在屢次創業受挫的情況下結識了皮匠,主動幫他保管衣物,加熱飯菜,并欽佩于他的高素質和有頭腦。根娣的丈夫小弟失業后在城市開出租車營生,他并沒有輕視農村出身的小皮匠,而是親切地稱呼他為“朋友”,底層市民的熱情消弭了橫亙于城鄉間的隔膜。

《富萍》通過平凡而又不乏溫情的生活敘事,展現進城鄉下女性富萍在上海這座大都市的命運沉浮。作家跳脫出“城市/農村”“城市人/鄉下人”的二元敘事格局,轉而深入到以富萍為中心的鄉下人在城市的日常生活,觀照他們在時代變遷中的生存命運,探究普遍存在的人性問題。雖然小說的敘事空間不斷發生轉換,從奶奶東家的淮海路弄堂,到舅舅家居住的棚戶區,再到富萍最后生活的梅家橋,城市始終呈現出溫暖的人情味與包容的胸襟。進城鄉下人的自尊要強,鄰里之間的互幫互助,無不洋溢著濃厚的生活趣味?！渡戏N紅菱下種藕》以一個寄居于華舍鎮的鄉下小姑娘秧寶寶的視角,打量生活周遭的人物關系和世情變故。故事主人公年齡和生活環境的限制,使得小說可以脫離以往進城鄉下女性所面臨的生存焦慮等問題,也規避了大起大落的敘事方式。正是在這種平淡無奇而又充滿摩擦的日常生活中,秧寶寶不斷克服內心的敏感與恐懼,逐漸走向獨立與成熟,確立了自我的主體意志,明確了人生的價值追求。

如果說王安憶側重在生活敘事中表現進城鄉下人的成長過程,其小說富有生活的溫情色彩。那么范小青、遲子建、池莉等女作家在關注進城鄉下人的生活境遇時,則帶有一定的浪漫性想象。范小青《城鄉簡史》中城里人自清不小心將自己記錄日常生活開銷的賬本誤捐出去,西部農民王才出于對意外得來的賬本上“香薰精油”的進一步了解,帶著妻子和孩子搬往城市。一個小小的賬本勾連起城市與鄉村,但作家并不著意于描寫城鄉間的對立與不平等關系,而重在突出進城鄉下人思想觀念的轉變。王才雖然仍生活在城市底層,物質生活窘迫,但他并沒有怨天尤人,而是滿足于城市給他帶來的生活新變:在城里可以撿拾電風扇、學著像城里人一樣記賬、明白了如何更好地與城里人打交道。范小青認為,“我寫的農民工可能也有蘇州人的心態,可能與你們碰到的農民工不一樣,農民工也是各種各樣的。很多的人寫農民工是講他在社會上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被歧視,找不到工作,要不就是寫農民工的犯罪,我寫的農民工就是我的農民工,就是一種無奈,一種默默地承受現實?！盵5]178這與其說是作家懷著蘇州人的心態描寫農民工,毋寧說是她對新時代環境下農民工形象的展望與期待。

池莉《托爾斯泰圍巾》中的老扁擔在城市以撿拾破爛為生,因為房屋裝修和搬運貨物等原因與花橋苑的居民產生誤會,但小區里的人并沒有排斥老扁擔,而是將他視為群體的一份子:在聚餐時主動叫上他,為他的不公正遭遇打抱不平,在他離世后對其念念不忘……城市居民與進城鄉下人的交往充滿了溫情暖意,讀來令人感動。遲子建在《踏著月光的行板》中雖然也以同情的筆觸敘寫了妻子林秀珊和丈夫王銳在城市打工的辛勞與奔波,但悲苦的生活和不公正待遇并沒有壓垮他們,反而更激發出他們對生活的熱愛和對彼此的關心。夫妻二人在兩個城市打工,每個月才能相見一次,為了在中秋節這一天給對方驚喜,他們在互相趕往對方城市的列車上錯過了彼此,兩人沒有享受到渴盼已久的中秋團圓日,最后只能在各自搭乘的列車交匯處揮手致意,但他們心中仍不乏對未來生活的希望。正如小說結尾所寫:“這列車永遠起始于黑夜,而它的終點,也永遠都是黎明?！盵6]80與以往的小說文本側重事件的矛盾沖突不同的是,這篇小說以進城鄉下人溫暖細膩的內心情感打動人心,林秀珊和王銳作為情感主體的詩意建構給讀者帶來新的思考。

總之,以王安憶為代表的作家在創作“鄉下人進城”小說時,能從日常生活的內部出發,淡化事件的戲劇性沖突,體察進城鄉下人的成長經歷和蛻變歷程。這些鄉下人雖然仍生活在城市底層,物質生活不盡如人意,但他們能理性地看待城鄉文化的不平等性,并進行自我主體性調適,以期與城市更好地相融。

2 進城鄉下人新形象的塑造

從敘事觀念上來看,很多“鄉下人進城”小說過于突出鄉下人在城市的邊緣地位,他們往往被貼上“骯臟”“愚昧”“落后”的標簽,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進城鄉下人形象的污名化、模式化與扁平化。但現實情況并非如此,正如作家趙本夫所說:“過去我們寫的農民工,只有兩種面孔,一種是很卑微的,一種是善于陰謀和鉆營的。兩種面孔其實有著一樣的內心,都在尋找與城市的認同感,他們對于城市是仰視的……這種僅僅把他們作為一個弱勢階層來寫的視角并不全面?！盵7]如果拋卻城鄉二元體制的影響,從人性的視角觀察鄉下人融入城市的過程,或許可以發掘出他們城市生活的勞動價值及其所蘊含的精神閃光點,以此建構進城鄉下人的新形象。

鄉下人新形象的塑造首先表現在作家對他們勞動價值的肯定上。鄉下人常因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源的限制,只能在城市從事一些較低技術含量的體力勞動。即便如此,他們的勞動價值還是常常不被認可,融入城市的愿望更是遙不可及?！?0世紀中國文學中絕大多數進城鄉下人的生活圖景都是被放在城市生活外部展開的,他們遠離市民群體……無法觸摸到城市跳動的生活脈搏,身份認同自然無法確認?！盵8]115與這類“過客”型的鄉下人形象不同,王安憶在日常敘事中突出了鄉下人身上所蘊含的勞動價值?！睹窆⒔ㄈA》刻畫出一個手藝過硬而又有點自負、聰明干練而又有點狡黠的鄉下人新形象。作家開篇就寫出了劉建華干活時工具的齊全和技術的精湛,就連對他成見極深的老黃都忍不住夸贊他基本功的過硬。同樣,《驕傲的皮匠》中在城市修鞋的小皮匠之所以“驕傲”,也是因為他高超的修鞋技術。小皮匠秉承“堅固總是第一位”的修鞋原則,就連轟動一時的“山姆大叔機器修鞋店”都無法與之媲美,表現了人的勞動價值的不可替代性。除此而外,小皮匠愛干凈,上班從來都是穿戴整潔,一絲不茍,夏天穿襯衫,冬天穿滑雪衫。他不僅憑借精湛的修鞋技藝贏得了弄堂人們的信賴和支持,還以其忠厚善良的品性贏得了城市女性根娣的喜愛。劉建華和小皮匠是與之前進城鄉下人迥然相異的嶄新形象。王安憶在《富萍》中對梅家橋棚戶區一帶靠出苦力謀生的鄉下人也表達了她的肯定性價值判斷?！八麄冋\實地勞動,掙來衣食,沒有一分錢不是用汗水換來的。所以,這些蕪雜瑣碎的營生下面,掩著一股踏實,健康,自尊自足的勁頭?！盵9]186王安憶筆下的進城鄉下人或吃苦耐勞、或有高超的技術手藝,他們都憑自身的勞動潛入城市生活內部。作家能平等地看待不同勞動的價值屬性,把勞動視為個人價值的重要體現形式,并對這些底層小人物積極向上的精神狀態和他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予以肯定,這也從側面顯示出現代城市包容開放的精神向度。

有學者指出:“對待勞動的姿態,在一定意義上也暗含了農民工對待城市的姿態。當他們僅僅將勞動作為謀生手段時,城市與他們無關,勞動的對象及其成果都是一種異質的存在;但當將勞動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時,城市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勞動的對象及其成果都是一種同質性的存在?！盵10]326由此可見,對待勞動的不同態度影響著鄉下人對城市的認知,也決定著他們能否真正融入城市。趙本夫《無土時代》中來自草兒洼的進城農民天柱熱愛綠化事業,踏實肯干,工作突出,擔任木城綠化隊隊長一職。與其他農民僅把進城務工當作謀生手段不同的是,天柱有更宏大的抱負,那就是把農村的麥田種遍城市的每個角落。他帶領手下的農民工把蘇子村大片的麥苗移植進城市的草坪,看似為了改善木城的自然環境,其實是想要用鄉村自然文明對抗城市現代文明,以此喚醒城市人的土地記憶?！皠e人干活純粹為掙錢,我干這活還覺得快活”[11]123,可見以天柱為代表的進城鄉下人對自己的勞動價值有著清醒的認知,他們并未陷入對金錢和權力的肆意追逐中,而是將勞動視為一種生活方式,由此不斷深入城市的內部肌理,進而實現身體和精神的全面進城。

鄉下人新形象的塑造還表現在作家對進城鄉下人精神品質的勘察上?！俺鞘协h境的最終產物表現為它所培養出的各種新型的人格?！盵12]5新世紀“鄉下人進城”小說并沒有回避鄉下人城市生活的艱辛悲苦,而是呈現出生活本來如此的溫情畫面,發掘蘊藏于進城鄉下人身上的精神力量,從而讓他們“在面臨選擇的困惑和現實的困境時擁有超拔眼光、擺渡精神的力量”[13]294?！厄湴恋钠そ场分行∑そ持簧硪蝗藖砩虾４蚬?雖然也渴望妻子“綿軟的身體”,但他能潔身自好。雖然小皮匠也一度迷失在與城里人根娣的婚外情旋渦中,但他能及時止損,把鄉下老婆和兩個孩子接到身邊,表明了他對傳統家庭倫理的堅守。小皮匠愛讀書、好思考,對不同年代的書有自己的價值判斷與理性認知,他不但沒有盲目地崇拜城市消費文化,而且對城市人的膨脹物欲予以批判。無獨有偶,池莉《托爾斯泰圍巾》中收破爛的老扁擔也愛好讀書,在回收廢棄的報紙雜志時,他不像其他收破爛的那樣隨意撕扯踩踏,而是對書本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尊重。在老扁擔寒酸破舊的出租屋內,擺放著毛筆、墨水和成摞的文學雜志,表現出他對知識的渴求,這讓身為作家的“我”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老扁擔一開始靠出苦力掙錢,在裝修隊以次充好欺騙花橋區的居民后,他不但沒有逃跑,反而向大家坦言自己的秤是七兩秤,最終他以誠實坦率的品格贏得了小區居民的信賴,“圍巾”成為他高尚人格的象征物。楊靜龍的《遍地青菜》直面城市化進程對鄉村空間的吞噬,菜農許小晴在拖拉機的轟鳴聲中失去了土地,迫于無奈只能到城里當保姆。出于勞動的本能,她想在小區空地上栽種青菜,雖然遭遇了小區孩子們的破壞和痦子物管的阻撓,但許小晴憑借著鄉下人吃苦耐勞的美德獲得了城市雇主的尊重。最終,許小晴在楊大哥的幫助下把青菜種遍了C城的每個角落,實現了自己的“田園夢”,她也被評為“感動C城十大新聞人物”,意味著城市對鄉下人的接納與肯定。

作家們以平等的眼光審視鄉下人融入城市過程的情感嬗變,并給予他們超越苦難的精神性力量?！班l下人進城”小說中的鄉下人新形象,讓我們看到這些人身上所蘊含的勞動價值及其豐富的內心世界。優秀的小說不止于向人們簡單描述和呈現生活的本來面貌,還以超拔的眼光和深邃的思想向人們揭示事物發展的新可能與新趨向。正如秘魯作家略薩所言:“凡是刻苦創作與現實生活不同生活的人們,就用這種間接的方式對這一現實生活的拒絕和批評,表示用這樣的拒絕和批評以及自己的想象和希望制造出來的世界代替現實世界的愿望?！盵14]6

3 城鄉關系的新表達

城鄉關系書寫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基本主題,不論是以魯迅為代表的啟蒙作家直面鄉村的落后與凋敝,剖析國民靈魂深處的痼疾和劣根性,還是以沈從文為代表的京派作家因不滿于罪惡血腥的城市生活而回望原始淳樸的鄉村田野,并把鄉村視為真善美和人性之所在?！霸凇逅摹詠淼闹袊F代鄉土敘事中,城市及其文明始終扮演著雙面的角色,一方面是先進與文明的代表,從而成為批判鄉村愚昧落后的參照,另一方面又成為罪惡的淵藪,從而成為歌頌鄉村田園牧歌及淳樸善良的人情美、人性美的參照?！盵15]72這種對城市的曖昧態度表現在小說中,就是城市與鄉村處于對立的局勢,城市人與農村人也處于彼此隔絕的狀態。在新世紀“鄉下人進城”小說中,這種城鄉對立更成為普遍泛化的文學景觀,這固然與當下以城市為中心而將農村農民邊緣化的現實有關,但更與作家的創作心態和城鄉觀念息息相關。賈平凹就曾坦言:“雖然你到了城市,竭力想擺脫農民意識,但打下的烙印,怎么也抹不去。好像農裔作家都是這樣,有形無形中對城市有一種仇恨心理,有一種潛在的反感,雖然從理智上知道城市是代表著文明?！盵16]62所以,與其說鄉下人在城市承受著身體和精神的磨難,還不如說是作家在小說中宣泄他們對城市的憎惡和不滿?！耙苍S,真正熟于城市,才能不把人的境遇歸結為諸如‘城市罪惡’一類的主題,而歸結為人性與更為普遍的人類處境?！盵17]200新世紀“鄉下人進城”小說積極探索城鄉關系新的表達方式,從而拓寬了這類小說的書寫向度。

城鄉關系的新表達首先體現為城鄉關系的平等性與城鄉融合的趨勢。在以往的“鄉下人進城”小說中,城鄉對峙一直是作家敘事的重心,表現了城鄉二元體制的深遠影響。然而,文學作品不是對現實生活的如實照搬,作家們完全可以對現實進行提煉加工甚至再改造,以此來實現自己的情感寄托?！侗榈厍嗖恕分械牟宿r許小晴來到城市當保姆,在和城市雇主楊大哥與趙姐的交往中,感受到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與尊重。許小晴在小區空地上種青菜遭到痦子物管的干預,意味著鄉村倫理與城市文明的初次交鋒,作家并未將兩者處理為劍拔弩張的緊張局勢。最終,許小晴在楊大哥的幫助下把青菜種遍了C城的每個角落,實現了城市空間的鄉村化建構。小說用“青菜”這一核心意象,連接了城市和農村這兩個地理空間,預示著城鄉之間的融合發展。正如城里人楊大哥所說:“其實,在多少年以前,并沒有什么城市和農村之分。我們擁有一個共同的祖先,他的名字就叫農民。所以,我們的血脈是相通的,那些血最后終究會匯流在一起?！盵18]63這也體現了作家城鄉同根同族、一體化發展的思維理念?！稛o土時代》中的天柱從草兒洼來到木城擔任綠化隊隊長,他想要以鄉村的方式改造現代城市,夢想著將鄉下的莊稼種到城市來。在一次迎接上級的衛生檢查活動中,天柱帶領手下的農民工把蘇子村周圍的麥苗全部移栽到城市當草坪。這一看似荒誕不經的行為在木城引起了轟動,最后麥苗不但沒有被清除,反而成為一道獨特的城市綠化景觀被保留下來?！胞準占竟澖K于到了。一陣陣新麥的香味溢漫在每寸空間,聞著都讓人舒坦。全城像過節一樣,到處歡聲笑語?！盵11]358農作物被移植進城市,喚醒了人們對土地種植和四季流轉的記憶。面對“無土”之城的現狀和城市現代文明對人性的侵蝕,趙本夫在紙上建構起“有土”的烏托邦之城,寄寓著他對城市現代化的理性審視,也承載著城鄉融合的發展新變。

其次,城鄉關系的新表達還體現為作家用城里人的粗鄙襯托鄉下人的理想人格?！锻袪査固﹪怼分械睦媳鈸嫘拇?靠自己的苦力吃飯,即使因房屋裝修的事被花橋小區的居民誤解,他也沒有退縮逃避,而是坦蕩地過著自己卑微平凡的生活,老扁擔待人恭敬,對知識充滿渴望,顯示出其人格力量的偉大。相比之下,城里人王鴻圖靠著剽竊自己老師饒慶德教授學術成果的不正當手段評上職稱,分得住房,甚至和妻子聶文彥共同對付上門討要工錢的老扁擔。作家批判市民階層的冷漠勢利,以此彰顯鄉下人的高尚品質,同時,敘述者“我”也將批判的矛頭對準自己。當“我”看到老扁擔出租屋內擺放整齊的各種書籍和練習的大字時,震驚之余也感到羞愧難當:“我輩慚愧,雖有書房,畢竟摻雜了許多功利的因素;因要用書,故而有書?若討飯食的本領完全無須用書,我是否還會有書?”[19]329《驕傲的皮匠》中的底層市民爺叔游手好閑、出言不遜,小皮匠為了捍衛自己的尊嚴敢于和他動手打架。作家通過描寫爺叔的自私顢頇,表現了小皮匠的現代人格。在小皮匠看來,城市人根娣說話幼稚,遠比不上鄉村女性的機警世故,連根娣的丈夫小弟也說:“鄉下人是不可小瞧的,說不定有一天,我們大家都要為鄉下人打工?！盵4]40這樣的評判可以說與之前“鄉下人進城”小說的城鄉敘事話語形成了鮮明的反差,這固然暗含了鄉村文明與都市文明的分野,但更體現了作家對城鄉關系的進一步反思。

總之,作家們一方面看到城鄉融合的發展趨勢,另一方面又通過城里人的人格缺陷突出進城鄉下人的精神品質。隨著國家城鄉一體化進程的進一步推進,城市與農村、市民與農民的生存處境和精神面貌都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與他們的前輩相比,自我認知、城市認同和消費需求都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作家理應看到這種趨勢,及時書寫城鄉關系的新變化,積極探索城鄉融合的道路,不斷豐富“鄉下人進城”小說的書寫內涵。

4 結 語

在新世紀“鄉下人進城”小說中,作家超越了以往城鄉二元對立的敘事模式,在淡化沖突的日常敘事中塑造進城鄉下人的新形象,積極探索城鄉關系新的表達方式。也許會有學者質疑這些作家筆下的鄉下人形象有失真實,小說人物一定程度上成為作家情感的主觀投射。然而,優秀的文學作品能夠穿透現實的重重迷霧而直抵人心,能通過紛繁復雜的社會表象而揭示人性的光亮,進而給人提供精神的力量和向上的勇氣。以王安憶為代表的作家擺脫了以往“鄉下人進城”小說的苦難敘事主題和城鄉對峙的思維模式,理性地審視進城鄉下人的現實遭遇和精神困惑,凸顯出他們的主體價值和人格尊嚴。這樣的文學新書寫豐富了小說的審美表達,給廣大讀者帶來新的思想啟示,應當引起批評家們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