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數字資本主義的技術治理*

姜英華 胡露露

（蘭州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技術是影響資本和資本有機構成的核心變量，技術和資本的技術構成是理解資本本質、資本增殖和資本管控的必要視角，同時，技術變革和技術迭代，以及資本有機構成水平的提升會推動和改進資本剝削、資本管控和資本治理形式。當今時代是“技術的時代”①劉博：《介入“生活世界”——對“技術時代哲學何為”的一種回答》，《昆明學院學報》2021 年第4 期，第40-45，50 頁。，技術不僅表征著一種中介和表達方式，更成為一種存在本體和衡量標準。作為本體和衡量標準的技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形成社會、經濟和意識形態（正是這些關系構成了生產方式）的總體性力量”②羅斯·阿比奈特：《現代性之后的馬克思主義——政治、技術與社會變革》，王維先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99 頁。。這種綜合性的總體性力量，并不是完全孤立和獨立的狀態，而是處于并服務于特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目的。在西方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由數字資本投資開發并由數字資本家獨占和專有的數字技術和數據平臺也必然是服從和服務于資本增殖需求和資本主義統治目的的，只是與傳統的物質化的技術手段和具體化的技術形態不同，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技術更具數字化的虛擬化屬性和特征。

一、數字化：資本主義技術治理轉化的面向邏輯

技術內置于資本和資本主義社會有機體之中，一定的技術基礎能夠滿足資本增殖和資本主義的社會統治，同時技術創新和技術迭代也會“昭示出剝削和資本主義控制的新機制”①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102 頁。。

目前學界對數字資本主義技術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術的屬性與特征，尤其是數字技術和資本的數字化是否改變了資本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本質，如何全面認識數字技術與資本主義的關系等幾方面。要回答這些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就需要追溯資本主義技術治理的初始形式，并在歷史梳理和對比中理解其動態變化和內在邏輯。資本關系和資本主義統治的全方位確權最早是通過強制驅逐、武力鎮壓和暴力剝奪實現的。資本關系和資本主義的統治一經確立，暴力構序就作為偶然的例外讓位于資本構序，加諸于工人身上的“超經濟的直接的暴力”就讓位于“生產的自然規律”的支配，即工人“由他對資本的從屬性去支配”②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846 頁。。在資本主義生產的進展中，資本起初只是在既有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已定的工藝發展水準上展開生產的，而無涉勞動生產過程和生產方式本身的變革。資本只是將自己直接遭遇到的、已有的和現存的勞動過程置于自身的支配之下并使其從屬于資本自身。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生產規模的擴大促進了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提升和物質生產形態的變革，徹底改變了勞動生產過程和生產方式的性質，與之相應，資本也由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進階到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階段。與只是延長勞動時間的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階段和生產方式相比，“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使得技術過程和社會組織發生徹底的革命”③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583 頁。。技術過程的革命源于資本對科學和技術的直接開發和調用，它使科學和技術第一次直接服務于資本生產，科學和技術對資本的賦能，“使執行職能的資本具有一種不以它的一定量為轉移的擴張能力”④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699 頁。。更主要的是，日漸壯大的資本力量限定了技術的特定使用目的和方向，表現為機器和自動化機器體系作為技術的對象化和軀體，更確切地說，作為“資本的形式”，其發明和應用為的只是抵制工人罷工，對抗工人提高工資和改善待遇的要求，從而在資本與勞動的關系中助力資本完全壓制和駕馭勞動。此外，由于技術對腦力和體力的替代作用，不僅制造了勞動者腦力和體力的分離，而且改變了整個勞動力市場的關系結構，之前還游離于資本控制和資本統轄范圍之外的婦女、未成年和半成年的勞動力，以及兒童等都涌入到資本的勞動力市場，技術賦能助力資本將無產階級甚至全體社會成員都置于普遍的技術控制和技術壓制的環境之中，技術成就了資本的權力意圖，技術強化增強了資本對整個社會治理的權力覆蓋和權力鋪陳。

然而，資本價值增殖的腳步和權力意志的野心是無止境的。資本是一種開放性的社會關系和驅動性的運動機制，開放性使資本需要不斷地向外進行空間折疊并接受外界環境的滋養，否則資本將無法生存和維持自身。運動性使資本需要征用“技術創新、科學客觀化和圖形表現的力量使其能夠不斷超越由自然和生產性人類的辯證概念所設定的界限”①羅斯·阿比奈特：《現代性之后的馬克思主義——政治、技術與社會變革》，王維先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111 頁。。與資本動態化追求最大化增殖的終極目標相比，只是統括全體社會成員還遠遠不夠。在技術演化和擴散化的過程中，生活場域和生活本身也越來越成為技術權力的競技場和獵獲物，伴隨著技術的滲透和擴展，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也逐漸成為資本征服和統攝的重要關系領域。由此，資本解鎖了與技術新的內嵌融合和同頻共振的方式，并通過技術激活和技術賦能擴展、鞏固和發展了自身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資本與技術的同構性在資本所創造的巨大的生產力和充裕的社會財富中得到強化和改變，所謂強化是指“在技術的媒介作用中，文化、政治和經濟都并入了一種無所不在的制度，這一制度吞沒或拒斥所有歷史替代性選擇。這一制度的生產效率和增長潛力穩定了社會，并把技術進步包容在統治的框架內。技術的合理性已經變成政治的合理性”②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劉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 年，導言第7 頁。。更確切地說，在資本發展的這一階段，技術的合理性給予了政治的合理性以最大的合法性支撐，政治的合理性就是技術的合理性，技術的合理性同時也是資本設計和籌劃的“一種新型的社會控制形式”③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劉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 年，第117 頁。。所謂改變，是指資本的這種新型的社會控制形式不僅是“通過技術”而且是“作為技術”來進行自我鞏固和擴大的，而“作為技術”就為擴展統治權力提供了足夠的合法性，這一合法性同化了所有文化層次。④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劉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 年，第126 頁。技術的這種支配性和同化作用使一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都被限制在資本所允許和支配的框架范圍內。資本與技術的同構性在資本技術化和技術資本化的纏繞和交融中實現了深度的一體化和同一化。

資本與技術的聯袂共謀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發展到了數字化的嶄新高度。數字化變革和重塑了“資本外界的內在化進程”⑤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帝國》，楊建國、范一亭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265 頁。，它通過數字信息網絡使資本主義和非資本主義的任何一個隱匿角落都毫無遺漏地被歸并到資本的統攝之下。它不僅穩固了現實世界的不平衡和不對等的控制關系，還使“控制實現于靈活、多變的網絡系統之中，從而使它的效力范圍遠超出由各種社會結構構成的構架嚴整的場所”①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帝國》，楊建國、范一亭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29-30 頁。。它無所不包地量化和算計每一個可能的資本增殖要素。數字化實現了資本生產關系的主體化和虛擬化，借由數字化，資本不僅成為一種主動的、能動的、即時的自我增殖力量，而且還成為數字資本主義社會中一種彌散而又隱蔽的操控形式和集權裝置，“（a）它對主體的意志與行動施加了壓力；（b）它無所掙脫，所有主體都會受其影響；（c）它無處不在，亦即它的影響不局限在社會生活當中某個或某些領域，而是社會生活的所有面向；（d）人們很難或幾乎不可能去批評或反抗它”②哈特穆特·羅薩：《新異化的誕生——社會批判理論大綱》，鄭作彧譯，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84 頁。。因為人們無意識和不自覺地屈從于資本的技術構序，因此，雖然數字資本開啟了新的技術范式，并使它成為人們無從拒絕而又無從掙脫的控制力量，但是人們卻無從指認這種數字化的抽象統治力量?？偠灾?，借由數字技術和技術權力，數字資本從最根本上實現了對整個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完全控制、重新建構和深度治理。

二、數字資本主義多維化的技術治理特征與邏輯

互聯網、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等信息通信技術的發展與拓延，標志著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到來，所謂數字資本主義就是指資本主義發展的這一特定階段，它肇始于20 世紀90年代，并一直持續到今天。數字資本主義的技術治理是指治理方式的技術化，這里的技術具體表征為互聯網、大數據、物聯網等數字技術的綜合和集成。數字技術的快速推進和蓬勃發展彰顯了現時代資本主義社會技術治理的大趨勢，數字資本主義社會就是典型的由數字技術架構和治理的社會，數字資本主義社會的技術治理遵循數字化的基本邏輯。

（一）數字勞動的平臺吸納與自我剝削

數字勞動的平臺吸納得益于金融資本對勞動的實質控制和平臺的算法優化對整體社會關系的實質吸納。數字平臺的發展離不開金融資本的開發投資，與實體性的產業資本相比，金融資本雖然不直接參與實際生產，但卻能夠憑借索取權收割和占有產業資本創造的價值。金融資本追求G-G’速度的最快化、周期的最短化和增殖的最大化，數字平臺創新化的商業模式和贏利方式契合了金融資本獲利的全部需求，因而備受金融資本投資的青睞。在金融資本逐利所造成的整體經濟虛榮實衰的情況下，金融資本投資數字平臺的高利潤、高增長和高收益弭平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悖逆式的錯位發展，掩蓋了實體經濟的沒落和衰微，造成了整體經濟社會生產的“假性繁榮”，“伴隨著生產的這種假性繁榮，金融資本更加快速地完成了從簡單積累到對各行業剩余價值進行超量剝削的全過程”①吳靜：《總體吸納：平臺資本主義剝削的新特征》，《國外理論動態》2022 年第1 期，第116-124 頁。。而金融資本對各行業全過程和全覆蓋式的超量剝削也離不開數字平臺網絡化廣覆蓋和數字化超鏈接的強支撐。換句話說，金融資本不僅借由數字平臺收割剩余價值，更重要的是，金融資本通過數字平臺和算法優化打開了全部社會關系，從而實現了對整個社會關系的總體吸納和實質治理。具體而言，在數字化時代，生產和勞動形態發生了顛覆性重塑和改變，數字平臺的大調動力、廣集結力和強協調力改變了生產勞動的組織形式，實現了資本全域化的勞動控制和勞動治理。對于由于區位阻隔而處于孤立化和疏離化的傳統勞動而言，借由互聯網的超時空鏈接，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解域化的勞動耦合關系，使原本互不連屬的生產勞動全部被整合進由資本統一協調統籌的生產過程，這一過程由于加劇了簡單勞動之間的觸底競爭而優化和擴大了資本對勞動力資源的配置和統控。對于由于信息不對稱而處于分散化和游離化的可能勞動而言，依靠數字平臺海量的數據和強大的算力，形成了基于需要和需求側的“零工經濟”“一次性員工”“承包商”“隨叫隨到的工人”等個性化和靈活化的用工模式，這些隨叫隨到的“流眾”式的勞動者受制于數字平臺和智能算法而無法逃脫。數字平臺本身還催生了諸如“免費勞動”“受眾勞動”“產消者勞動”等新型的數字勞動形式，盡管關于數字勞動學界還存有諸多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其中產生的海量數據和數據價值被數字平臺和數字資本家專有和獨占。除此之外，還有生產信息、圖像、符碼、知識、情感以及社會關系的生命政治勞動（也可稱為“非物質勞動”）等。借由數字平臺和智能算法，資本不僅實現了對勞動的雙重吸納（既有形式吸納，也有實質吸納），使“勞動過程，從而勞動和工人本身，在所有這些方面都受到資本的監督和支配”②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104 頁。。更重要的是，資本還“吸納了作為整體的社會”③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105 頁。，從而將勞動過程和社會關系都置于資本的規訓和控制之下。

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告別血腥強制和暴力剝奪，數字技術與資本的隱匿媾和生成了一種自由和剝削合而為一的權力技術，這種權力技術演化為一種自我剝削的形式。④韓炳哲：《精神政治學》，關玉紅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年，第38 頁。所謂的自我剝削，就是在數字資本主義的規制下，“剝削不再以異化和自我現實化剝奪的面貌出現，而是披上了自由、自我實現和自我完善的外衣。這里并沒有強迫我勞動、使我發生異化的剝削者。相反，我心甘情愿地剝削著我自己，還天真地以為是在自我實現。這是新自由主義的奸險邏輯。因此，過勞癥（Burn-out）的初期表現恰恰是亢奮。干勁十足地投身于勞動之中，直至精疲力竭為止。自我實現，實現至死。自我完善，完善而亡”⑤韓炳哲：《他者的消失》，吳瓊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年，第57 頁。。資本將自身的增殖需求和欲望轉化為勞動主體自身的進取心和內在約束力，競爭邏輯催生了自我完善和自我實現的吁求，將主體自身的潛力挖掘變成了資本的極致剝削，只不過這種剝削不再是外在顯性和消極強制的“你應該”模式，而是內在隱秘和積極激勵式的“你能夠”版本，基于主體最大潛力的資本剝削能夠在隱而不顯的關系結構中實現價值效率的最大化和價值增殖的最優化?！白晕覄兿鳌辈粌H將“他者剝削”巧妙地轉化為“波及所有階級”的剝削，而且還在自由的氛圍和名義下造成了絕對奴役和自我毀滅。這種自由和自愿同時也是一種完全而絕對的奴役?！肮冎辽系闹黧w（Leistungssubjekt）自認為是自由的，實際上卻是一個奴仆，是沒有主人強迫卻自愿被剝削的絕對的奴仆”①韓炳哲：《精神政治學》，關玉紅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年，第2-3 頁。。通過數字平臺，數字資本主義完成了波及全體的“自我剝削”的彈性社會建制和總體性的社會整體治理。

（二）數字消費的數據解析與異化消費

工業資本主義的生產時代需要將更多的人打造為生產勞動者以創造財富，隨著勞動生產率的躍升和物質財富的豐裕，數字資本主義時代急需將更多的人改變成消費者以實現資本增殖。由此，消費進階到影響經濟過程的核心位置，我們甚至可以說，整個數字資本主義社會都“處在‘消費’控制著整個生活的這樣一種境地”②讓·鮑德里亞：《消費社會》，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 年，第5 頁。，消費成為資本增殖和資本控制的重要領域和方式。資本關系變革的技術過程，就“是資本變革消費模式、勞動生產率和商品化過程的‘虛擬化’過程”③羅斯·阿比奈特：《現代性之后的馬克思主義——政治、技術與社會變革》，王維先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144 頁。。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和物聯網等數字技術的變革和創新發展的過程，同時也是資本征用數字技術變革消費場域、消費觀念和消費模式的過程。

首先，數字化消費和生產一樣，同樣服務和服從于資本調節和資本控制的深層邏輯。因此，消費社會也是數字資本實行控制的一種程式，消費社會也就是資本控制的社會?！跋M社會也是進行消費培訓、進行面向消費的社會馴化的社會——也就是與新型生產力的出現以及一種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經濟體系的勞動性調整相適應的一種新的特定社會化模式”④讓·鮑德里亞：《消費社會》，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 年，第63 頁。。資本對消費者進行的消費培訓和消費馴化并不是基于消費者的真實需要，而是基于資本增殖的全面訴求，由此形成了基于符碼創序的消費異化。也就是說，在資本的符號創序中，消費者的消費并不是基于物品本身的結構功能和使用價值，而是基于“由符號話語制造出來的暗示性的結構性意義和符號價值（風格、威信、豪華和權力地位）”⑤讓·鮑德里亞：《消費社會》，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 年，代譯序第7 頁。。這種符號差序遮蔽人的真實需要，卻形成凌駕于真實的人和真實人的真實需要基礎上的實力展示和身份認同。異化消費使消費者在消費的和諧氛圍和身份的社會認同中被控制和盤剝。

其次，數字技術和互聯網平臺改造了傳統實體化的消費場域和消費習慣，將實體化的線下消費轉變成虛擬化的線上消費，同時開發增設了諸如網絡充值、網絡游戲、網絡會員等數字化商品和消費模式。消費者由現實的人轉化為數據，而消費者現實的消費過程在經由數據收集、整理、分析和智能運算之后也被打包成具有巨大經濟價值的數據包被商業化地處理和交易。大數據全天候、動態性和無縫化地追蹤、記錄和存儲個人在網絡上的每一次點擊、瀏覽、搜索和購買痕跡，測算、臨摹和描繪個人的數字化形象，根據個人的數字化行為習慣描摹個人的數字化圖像，全面掌控個人的消費預期和消費偏好，精準預測和引導個人的消費需求和消費行為，從而在消費者商品瀏覽和購物選擇時不失時機地推薦相似商品、搭配組合商品和制造滿減誘惑。數字化記憶和智能推送在不引起消費者反感的“軟銷售”情況下，以毫無痕跡和讓消費者毫無察覺的方式操控和引導著消費者的自主選擇和自由意志。事實上， 大數據終結了消費者的自由選擇和自主意識，人們以為基于自身需要而進行的自由選擇不過是資本按照自身的增殖需要通過大數據作出的技術設計，算法歧視和大數據殺熟說明了數字技術設計向資本意向的傾斜。

最后，資本利用技術加速造就了一種過度更新的購物和消費體驗。資本的高速循環排斥商品按部就班的更新換代，由此產生了一種商品的“丟棄結構”，商品的“丟棄結構”改寫了商品消費正常的更新換代的步調和節律，“道德消費”取代了“物理消費”，它使“我們幾乎是在東西壞掉之前就換掉它們，因為創新的高速率，讓這些東西在它們的物理壽命結束之前，就已經落伍、不合時宜了”①哈特穆特·羅薩：《新異化的誕生——社會批判理論大綱》，鄭作彧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61 頁。。有些時候，所謂的技術更新和技術賦能并不是為了給人們提供更多的快捷便利和更好的商品體驗，而只是把技術賦能和“黑科技”作為商品營銷手段來創造新的消費噱頭、增加商品的符號價值和附加值。比如，以手機、筆記本電腦等為代表的數字化智能終端設備，剛拿到手或者還沒拿到手就已經“過時了”，資本不斷用技術加速度淘汰自己的商品和進行自我革命，以增加商品銷售額和加速資本運動。此外，廣告彈幕、短視頻和偶像代言等也是進行消費馴化的有效工具，廣告是資本的“一種無意識的一體化調節機制”②讓·鮑德里亞：《消費社會》，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 年，第78 頁。。它是資本增殖和商品銷售邏輯的“糖衣”，通過制造無動機的影象委婉迂回地實現了對消費者欲望邏輯的強制驅動?！皬V告中作為‘陽謀’出現的無動機是最大的驅動性，無強制是最大的強制，無壓迫是最大的壓迫?；蛘邠Q一句話說，叫‘溫柔地對你進行掠奪’”③讓·鮑德里亞：《消費社會》，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 年，代譯序第14 頁。?？傊?，數字平臺造成了消費社會的商品化邏輯和消費行為的數字化解析的大眾普及，它不僅隱性地左右和操控了生產和勞動過程，而且使“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藝和技術的統治”①尼爾·波茲曼：《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何道寬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年，第58 頁。，由此造成了技術壟斷和技術的一體化支配體制，異化消費是資本統籌社會一體化的規則和工具。

（三）虛擬交往的數字監控與透明社會

數字技術的加速發展還改寫了時空概念，給人們帶來了全新的時空體驗，由此衍生出超越時空的數字化虛擬交往范式。數字技術和網絡平臺的交互性和超鏈接賦予數字化虛擬交往范式以超時空的即時性和便利性，不僅削弱了空間位置在社會交往中的原有地位和作用，使“社會親近感”與“物理鄰近性”之間日漸脫鉤，還使兩者之間的關系發生了完全的錯位逆轉，即“社會聯合關系的當下時態的萎縮，和社會聯系的大量激增，讓人們格外仰賴于溝通傳播媒介，并帶來了格爾根（Kenneth Gergen）所謂的‘飽和的自我’”②哈特穆特·羅薩：《新異化的誕生——社會批判理論大綱》，鄭作彧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58-59 頁。。社會聯系當下時態的萎縮和虛擬聯系的大量增加，造成了人們對于數字交往平臺的技術依賴，如今，離開使用臉書、谷歌平臺，很難想象西方分享新聞和八卦、交友、與家人保持聯系、買賣、組織并受邀參加社交活動，分享并了解周圍發生的事情等社交互動的需要會得到滿足。監視資本家控制最流行的消息和電子郵件服務，以及分享照片、視頻和個人新聞的共享平臺，擁有最流行的互聯網瀏覽器和電話計算機操作系統。如果你不使用臉書，你便不會被邀請參加聚會；如果你不使用YouTube，你就無法觀看每個人都在談論的有趣視頻。沒有這些平臺，西方人就無法實現社會參與的目標。個人對數字平臺的依賴就像工人對資本家的依賴一樣，離開數字平臺個人將寸步難行。盡管臉書總是宣稱永久免費，并且大多數其他社交媒體網站、互聯網瀏覽器、電子郵件客戶端和搜索引擎不需要現金支付，監視資本家也沒有向用戶支付使用其服務的費用。然而，不涉及現金支付并不意味著沒有交易，用戶需要將其數據出售給監視資本家以獲取訪問權限并作為對滿足交往需要的回報，而監視資本家將這些數據與其資產相結合，創建面向市場的產品，并從商品銷售中獲利。③Venkatesh Nikhil，“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a Marx-inspired Account，” Philosophy,Vol. 96, No.3，2021，pp.359-385.

用戶向平臺和監視資本家出售數據是平臺最重要的經濟資源，也是平臺競爭和制勝的關鍵所在?；谟脩羯蓛热莸臄底制脚_鼓勵平臺使用者和用戶通過各種方式進行自我暴露和自我展示，以獲取和掌握足夠全面和豐富的用戶數據。為此，數字平臺還開發利用諸如智能化變裝和穿戴、沉浸式體驗等方式激發人們的展示欲望，提升人們的展示價值，增加人們的展示數據，壯大數字平臺的壟斷力量。數字平臺為用戶和體驗者營造了既保護隱私又不侵犯自由的輕松氛圍，以使“人們自愿地將自己交付給全景注視……主動為數字化全景監獄添磚加瓦”①韓炳哲：《透明社會》，吳瓊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年，第85 頁。。這種全景監視的透明社會是單向的，消費者的一舉一動都在數字監控之下，而人們卻對數字監視無所察覺和一無所知，無意識地讓社交媒體牽著自己的鼻子走。透明社會同時也是極致的監控社會，在這一社會中，“交際和商業合而為一，自由與控制不分彼此”②韓炳哲：《透明社會》，吳瓊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年，第84 頁。。消費者表面上的自由和展示不過是在為資本和資本績效做免費勞工。在透明社會的績效邏輯里，數字內容的生產者并不享有內容生產的所有權好處，數字內容的生產者和發布者是在被分配的虛擬土地上耕作自己互聯網作物的數字佃農，他們的數字展示和數字交往行為成為為資本賺取利潤的免費行為。③尼古拉斯·卡爾：《數字烏托邦》，姜忠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年，第38 頁。而數字佃農的這種免費行為在自由之感的魅惑和自我展示的蠱惑下愈演愈烈，“當人們不是因為外部強迫，而是出于自發的需求去暴露自己之時，當對不得不放棄個人私密領域的恐懼讓位于不知羞恥地展示自己的需求之時，監控社會便趨于完美了”④韓炳哲：《透明社會》，吳瓊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年，第79 頁。。

在數字化監控趨于完美的社會里，數字化成為人們的生存方式和社會運行的支配規則，由此形成了擴張型的數字技術權力，資本通過數字技術賦權，能夠對被治理個體的行為進行干預和矯正，甚至在某種程度決定人們在社會關系中的生命顯示。具體言之，數字技術在社會交往中的廣覆蓋和強應用使無法擁有和使用數字化智能設備的人群在社會交往中處于被疏離和被排斥的邊緣境地，產生了數字化交往中的弱勢人群和邊緣群體。更嚴重的是，在數字化交往方式強勢主導的今天，個體生命更多地顯示為數字化符號，而不擁有數字化智能設備就意味著有時候是無法顯示其個體生命的，這種數字化和大數據的弱顯示或不顯示嚴重限制了人們現實的工作、出行、生活、教育和醫療等行動。對于數字技術的強勢邏輯，拒絕就意味著無法正常生存和生活，因此，人們只能主動納入數字技術的圍欄并接受數字技術的行為規訓。主動納入就意味著默認或允許數字資本主義對個體的生命活動進行統籌、干預和監控。

（四）批判向度的數字隱沒與肯定思維

數字資本與數字技術同構，共同形塑了一個商品化、同質化、數量化和賦值化的數字化社會。在數字化社會之中，數字平臺和大眾傳媒首先把藝術、政治、宗教、哲學同商業和諧地、天衣無縫地混合在一起，并使這些文化領域具備商品形式的共同特征。⑤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劉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 年，第47 頁。從而滿足了數字資本數字化、賦值化和均質化的量化需求，數字資本與數字技術內嵌形成數字化的商品經濟。在數字技術的打磨下，一切個性化、差異化和多元化都被還原為抽象均質的數字“一”，它們在數字化屏幕上顯示為相同的數量值并具有一樣的經濟價值，比較具有代表性的點贊文化和流量經濟說明個體之間的去差異化和均等化，由此形成了肯定社會和肯定文化。在肯定社會中，“點贊”是最常見也是最普遍的反應形式和評判方式，“臉書一直拒絕引入‘拍磚（Dislike-Button）’，這十分耐人尋味?！c贊’比‘拍磚’更快地促成接下來的深入交流。最重要的是，‘拒絕’的否定性無法為人們牟利”①韓炳哲：《透明社會》，吳瓊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年，第14 頁。，無法促成數字化交往和績效型社會的形成。

數字資本主義最高明之處還在于它用數字技術打造了隱形的數字技術權力，并用隱形的數字技術權力實行對整個社會的治理。比較經典的技術物神的隱喻描繪了隱形的數字技術治理，它“決定我們的生活，控制我們的行為。由此，一種新的、幾乎無法控制的權力籠罩了地球，它關系著我們存在的所有方面，統治著、影響著同時規訓著我們——這正是他對我們無情的透視和計算。另一方面，我們卻無力地站在程序的對面，因為我們不懂它們。我們面對的是‘看不見的機器’，它們擺脫了我們的控制，所以我們需要經歷的，是一個‘不可見的世紀’。根據這樣的解釋，數字化的機器擁有了大得無邊的權力，而且是完全虛無的。它們看穿一切，但自己是無法被看穿的”②克里斯多夫·庫克里克：《微粒社會》，黃昆、夏柯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年，第149 頁。。數字技術裝置形成的這種單向的透明和透視，使人們無從否定和批判，因為人們無法對不可視的力量發動攻勢。不僅如此，隱形的數字技術權力和控制還樹立起堅固的隱形意識形態操控。一方面，數字技術舉起技術合理性的大旗，它使技術合理性帶有技術的客觀性和必然性的解釋框架，因此，人們不再屈從于一種舊式傳統的規范性的政治強制，相反，人們受一種“不得不”和“別無選擇”的科學性和客觀必然性的驅使，“在當代，技術的控制看來真正體現了有益于整個社會集團和社會利益的理性，以致一切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對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③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劉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 年，第9 頁。。因此人們只能按照技術律令行事，實質就是讓數字技術的邏輯指揮和安排人們的所有行動。另一方面，數字技術用物質充裕、自主假象等數字化成果消解了數字資本主義社會的反抗意志和離心力，并把數字化的監視和控制偷換成了使用數字平臺和資源的必然償付代價，技術崇拜、技術依賴甚至技術成癮使人們容忍和寬恕了數字技術帶來的負面效應和抑制力量。

最后，在隱形的數字技術權力和意識形態操控的共同作用力下，形成了社會整體性的去批判的肯定性思維。在數字化的支配邏輯下，人們陷入到一種被迫納入和強制同意的循環怪圈之中，人們已經被拋入數字化的生存境地，數字化已經成為顯示生命存在意義的重要方式，失去或拒絕數字化和數字平臺的行為必然是弱勢和邊緣化的，因此個人不得不被迫納入到平臺網絡的勢力范圍之中。并且，算法黑箱和數字技術對算法設計標準的遮蔽，使個人“自愿服從”一種由數字平臺制定的框架規則。數字平臺讓所有想要進入數字網絡空間和使用數字媒體資源的用戶都不得不放下自由和個性，遵從網絡平臺設定的前置條件和使用規則，否則，將被排斥在可觸及和可使用的范圍之外，這最終將意味著處在邊緣地帶或完全被排除在社會交流系統之外。①姜英華：《數字時代資本邏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天府新論》2021 年第5 期，第41-49 頁。要么同意加入平臺，要么退出滅亡，這種強制性同意實質是不允許否定，拒絕否定，必須肯定。更致命的是，今天，個體之間的趨同性、一體化和一致性包裹著形形色色的數字化外衣而顯得個性化、多樣性和異質性。事實上，數字技術的高明之處恰恰在于它以肯定和順從來施展控制力和影響力，而不去否定和打壓任何的異質性，因為任何的例外和異質全都已經被它調和進可允許和可控制的范圍之內。表面的個性化、多樣性和異質性不具備任何的否定性，“它們不會再構成有可能質疑系統內部的外在”②韓炳哲：《透明社會》，吳瓊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年，第84 頁。，只能不自覺地服務于數字技術和數字平臺的監控意圖和盈利目的。

三、數字資本主義技術治理的風險挑戰

盡管數字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遮蔽了數字技術的意向結構和真正意圖，一定程度上緩和和同化了否定意識和反抗行動，但是，數字技術仍然被限定在數字資本主義的結構框架內，數字技術沒有改變數字資本主義的“核芯”，技術治理的疊加性風險和系統性災難就是從消極和否定的方面驗證了數字資本主義的技術治理危機，是對數字資本主義技術治理強有力的否定、反抗和沖擊。

首先，數字資本主義技術治理造成了新一輪的全球性剝奪。數字資本主義通過數字平臺的去時空化的超鏈接對全球范圍內勞動力的極限卷入，其目的是實現勞動力效率的最大化和勞動力成本的最小化。勞動力效率的最大化是通過勞動力資源的全球整合和優化配置實現的，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外來廉價的勞動力與發達國家和地區勞動力的互補融合，使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勞動力在競爭邏輯的逼促下表現出更大的勞動熱情和更高的勞動效率，而廉價勞動力之間的內卷競爭也極大地提升了勞動力的整體效率。勞動力成本的最小化則主要歸功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較低的單位勞動力成本，2014 年印度的單位勞動力成 本為美國的37%，而中國和墨西哥則分別為美國的46%和43%。印度尼西亞較高，單位勞動力成本為美國的62%。③約翰·貝拉米·福斯特、因坦·蘇萬迪、楊帥泓：《新冠肺炎疫情與災難資本主義：商品鏈與經濟危機》，《馬克思主義現實》2020 年第5 期，第147-155 頁。受交通和通訊革命的推動，形成了一個一體化和等級化的全球壓迫體系和積累結構。在其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斷從發展中國家捕獲價值，形成了與生產全球化相聯系的全新的國際剝削制度，構成了21 世紀晚期帝國主義的深層結構。它是圍繞全球勞動力套利而形成的一種世界性剝削/征用制度，導致窮人產生的價值大量流向富國。①約翰·貝拉米·福斯特、因坦·蘇萬迪、楊帥泓：《新冠肺炎疫情與災難資本主義：商品鏈與經濟危機》，《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0 年第5 期，第147-155 頁。全球勞動的平臺吸納實質是資本更暢通無阻的全球勞動力套利，在數字算法和網絡平臺的加持下，資本實現了從現實世界和虛擬空間雙重維度出發向勞動力尋求極限化利潤的目標，數字化不僅強化了資本與勞動力之間已有的不對等和分離，而且還制造和擴大了資本與勞動力之間新型的數字黑箱和落差。

目前，對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言，計算機、數據處理和平臺等相關服務，已經處于數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前沿并驅動整個全球經濟的數字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科技巨頭已經占領了全球經濟最具統治力和支配力的地位，它們是數字時代的先占者和領導者，同時也是數字時代最大的獲益者。尤其是經濟尚未起步和經濟極為落后的國家，網絡平臺和數字化對他們而言還只是空白，薄弱的經濟基礎使他們沒有更多的資源和機會去接觸和享有信息社會的紅利，不僅因為他們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已有的機會不公和貧富之差，而且也因為他們是已經到來的數字時代的落后者和弱勢群體，“由于不擁有信息技術和信息工具，他們就不能享受電子政務帶來的便利，不能享受網絡媒體的信息，不能運用先進的信息工具參與政治生活，等等”②俞可平：《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西方左翼學者關于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若干理論的評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3 年第1 期，第4-22 頁。。數字化不僅沒有使舊有的貧富差距和結構失衡得到改善和矯正，而且還強化了已有的社會關系和結構的不平等，并制造和導致了新的不平等，資本利用數字化和網絡平臺的無形力量不斷席卷和裹挾這些落后國家的有形財富?！拔覀兒茈y認為社會富裕程度的差異是上個歷史階段的殘留。這種差異顯然是由數字資本主義本身造成的”③丹·席勒：《數字資本主義》，楊立平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281 頁。?？傊?，失衡性結構、數字化落差和全球性剝奪為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埋下了深深的隱患。

其次，數字資本主義技術治理引致了更嚴重的過度金融化。平臺化和數字資本主義技術治理離不開壟斷金融資本的投資，或者說，數字化和網絡平臺的崛起本身就是壟斷金融資本投資的結果，并且，過度金融化也是必然伴生的后果。

金融化趨勢或壟斷金融資本投資的興起源于資本的全球化運動擴張、經濟停滯以及資本逐利鐵律在實體經濟領域的碰壁。實體經濟資本增殖空間的狹窄性和有限性誘發了資本積累進程中金融投機的傾向，金融資本G—G'的獨立化運動和增殖模式最大限度地滿足了資本無休止求利的欲求，這一欲求同樣推動了金融資本的網絡化和平臺化投資。一方面，消費者有限的消費能力和資本過剩的生產能力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社會內生的基本矛盾，這一矛盾限制了實體經濟投資的回報。并且，實體經濟需要一定的生產和成長周期，其投資回報具有周期長和利潤空間有限的特點，虛擬經濟完全不同的特點為它吸引了大量資本投資，包括抽走了大量本該投向實體經濟的資本，形成了虛實脫鉤以及脫實就虛的畸形經濟發展結構。另一方面，資本投資數字平臺的前提是金融資本掌握在少數寡頭壟斷者手中，數字平臺的所有權掌握在這些金融資本家手中。投資的初衷不是為了推動實體經濟的發展，而是為過剩的金融資本尋找新的增殖出路和最大限度地分割剩余價值。數字平臺的盈利方式和規模效應使它把全部的精力都用來思考如何吸引更大、更多的注意力和用戶群以增加自身的價值，而不是如何拯救疲軟的實體經濟。數字化和平臺早就替代實體經濟領域成為最具增殖能力和潛力的投資場域。數字平臺和數字商品使用價值的同時性、重復性和分眾化只是營造了平臺共享的假象，事實上，基于數據平臺所開發的共享經濟并不以資源閑置和沉淀為前提，它的實際運作過程是從資本估值到資本投注再到資本接盤，共享只是一種引人入勝的營銷廣告，目的在于吸引和圈定用戶數量進而實現過剩資本的價值增殖。平臺經濟共享模式的運作方式與虛擬資本G—G'的增殖方式本質上并無二致，其目的始終是為過剩資本尋找增殖方式和增殖出路，而其結果是在轉瞬之間實現資本集中和資本積累，從而加速資本得利和壟斷資本生成。數字資本主義時代，數字化并入金融系統后的金融化已經成為“資本主義擴張與帝國控制的支點”①丹·席勒：《數字化衰退: 信息技術與經濟危機》，吳暢暢譯，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7 年，導論第6 頁。，通過數字化改造和中介，價值增殖變成了單純資本所有權的果實和產物，貨幣資本的最大部門變成了純粹的虛擬，透過數字化和網絡平臺的聯動和擴大效應，金融資本價值增殖的投機化和賭博化額外增強，造成經濟發展整體的虛空和過度金融化。

最后，數字資本主義技術治理釀成了全面性的系統性危機。人們曾對數字化和網絡平臺給予厚望，甚至理想化地認為利用大數據和智能算法能夠緩解和改變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基本矛盾，從而迎來資本主義發展的“無摩擦”的春天。最近，這種脫離現實世界和社會政治經濟環境而吹捧的數字化幻夢已經破滅，因為所有權并沒有易主，資本家依然牢牢掌握著數字生產資料和平臺基礎設施的所有權，而各種形式的免費和無酬勞動流向的也只是資本家，越來越多的資本收益也只會集中落入少數壟斷數字資本家的腰包。還有人寄希望于大數據和數字平臺能夠消除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求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從而增加資本主義生產的計劃性和有序性，這種希望也已被殘酷的事實證明是不可能的。數字網絡不僅沒有起到人們期望的危機解毒劑作用，相反，卻被同化到資本主義經濟的周期循環之中，成為危機的促進劑。事實證明，“在2007—2008 年那場金融危機中，處于旋渦中心的正是互聯網金融……除了金融業，這種情況在其他領域同樣發生，比如制造業。今天，互聯網已經在多個層次深度嵌入制造業，像生產信息系統、機器人、計算機輔助設計等。盡管數字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得無處不在，或者說正是由于其無孔不入，制造業才出現了大量的產能過剩，并釀成了在2008 年開始的經濟衰落”①丹·席勒：《信息資本主義的興起與擴張：網絡與尼克松時代》，翟秀鳳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257 頁。。

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衰落說明，數字化不僅沒有緩解危機，反而借力數字網絡而四處游竄，成為全球性和全面性的危機。今天，“數字網絡已經滲透在軍事、制造業、農業、金融、零售、物流、城市管理等所有關鍵的社會政治經濟領域”②丹·席勒：《信息資本主義的興起與擴張：網絡與尼克松時代》，翟秀鳳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4 頁。。因此，在數字化衰退和危機面前，沒有任何一個領域能夠獨善其身。

四、超越數字資本主義——技術治理的另一種可能愿景

厘清數字資本主義技術治理的數字化轉向，立體呈現數字資本主義技術治理的多維面向，超拔和消解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技術異化，需要從資本根基和技術邏輯以及二者的聯袂媾和入手，消除技術異化的根源，遵循技術向善的原則，構建技術趕超的路徑，進而探求技術治理的另一種可能的未來圖景。

首先，超越資本邏輯，廢除數字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根除技術異化的根源。由于數字技術的開發順從資本價值增殖的邏輯，因此，數字技術開發集中于資本增殖的高利潤和高風險的虛擬經濟領域和游戲開發方面，而對于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真正的物質消費和實體經濟等周期長和回報率低的諸多領域則被高掛懸擱。因此，數字資本主義條件下，數字技術和數字領域只是資本積累和資本增殖新的領域，最大化增殖是資本技術投資的唯一目的。在資本邏輯的統攝下，交換價值規律支配著數字技術的開發和利用。數字資本主義共享經濟的實質是為資本尋求高利潤的投資領域而不是社會大眾的普遍共享。部分數字商品使用權的共享并沒有撼動和改變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和不平等關系，數據生產資料和平臺的所有權依然牢固掌握在數字資本家手里。

超越西方資本邏輯，不是對資本采取大拒絕的消極片面態度，而是要既約束規約又利用超越，約束和限制資本的負面效應，同時放大和利用資本的積極作用。具體而言，一方面，要扭轉和顛覆勞動者與生產資料之間分裂疏離的關系，廢除數字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堅持數字內容的生產者同時也是數字內容的享有者，堅持“一般數據”和數字生產資料的共建和共享，遏制數字生產資料的獨占、專有和壟斷，防止大數據平臺的惡性競爭和自然壟斷。同時，建立和完善數字技術和網絡平臺相關的法律法規，防止網絡平臺通過強制同意條款對個人數據進行無償占有和非法侵占，保障數據安全和降低數據安全風險。另一方面，限制和防止資本在數字化投資領域的無序擴張和野蠻生長，規約資本，使其朝向有利于提升物質生產率和壯大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方向發展，用資本要素和數字技術賦能實體經濟，引領其朝向有利于滿足和提升人民美好生活品質的方向發展。

其次，強化技術反思，消解數字資本主義技術權力的宰制，遵循技術向善的原則。在數字技術與資本互動和一體化建構的數字資本主義社會中，數字技術表現為技術所有者制約、控制和支配他者的強制性力量。數字資本主義按照數字技術的規則、程式和機制運行，數字資本的所有者依據數字技術獲取更多的支配和控制權力。

數字資本主義時代，數字技術包羅萬象的復雜結構隱匿地承載了資本統治的所有秘密，對數字資本主義進行技術分析就會發現，數字技術不僅鞏固和強化了已有的強制和合理化原則，更重要的是，在數字技術推動生產力躍遷和物質財富極大豐裕，以及人們生活舒適范圍極大擴大的基礎上，技術的媒介作用還將經濟、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等其他重要維度統統納入到數字資本主義無所不在的制度框架之中，并用生產效率和經濟增長的成就拒斥一切可能的、優化的歷史替代性選擇和方案。不僅如此，技術無處不在的滲透力還將西方人置于一種普遍病態的技術依賴之中，人們過度依賴著技術和技術應用帶來的省事、便捷和效率，失去數字技術的協助，人們就像失去空氣一樣陷于“去技術化”的技術恐慌和技術焦慮。數字技術沒有帶來人類適應能力和自我完善能力的提升，其替代作用反而降低和侵蝕了人類機體本來的學習、生存和進步能力，對數字技術長期的沉迷和過度依賴很可能使人類喪失獨立思考和全面發展的未來機會。

強化技術反思，超越技術邏輯，不是要退回到落后的前技術世界，而是要將技術從資本邏輯的統攝下解放出來，消解技術權力對社會的操控和宰制，推動技術服務于人的才能的全面發揮和個性的自由發展。解放了的技術將在以人為本的基礎上重新展現其新的發展可能性，這種新的可能性遵循技術發展的向善原則和方向，它“將提供一種對生活機會的擴大，減輕工作的苦痛和困難，抵御自然災害，征服疾病，改善社會安全狀況，擴大聯絡，增加信息，擴大責任，大大地增加了與精神健康相和諧的物質繁榮，消滅自然、文化和人的異化”①E·舒爾曼：《科技文明與人類未來——在哲學深層的挑戰》，李小兵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 年，第382 頁。。也將為嶄新的文化解釋、多面性的工作、人的創造性和自由實踐提供新的可能和余地。

最后，發掘技術潛能，扭轉數字資本主義技術治理的方向，構建技術趕超的路徑。中國要超越西方資本邏輯，強化技術反思，最終目的是挖掘技術潛力，探求和構建中國特色的技術趕超路徑。技術就其本質而言首先是一種生產力，但是，作為生產力的技術并不能單獨起作用，而是受到與之相關聯的生產關系的影響和制約。與之相應，技術治理也絕不是剝離具體應用環境的純粹技術問題，而是關涉到具體的經濟社會關系。技術和技術治理都不是真空內的存在，對其梳理和考察必須將其放置于具體的歷史語境和社會關系之中。馬克思從資本邏輯的視角出發對資本主義技術選擇的邏輯真相進行了深刻的剖析，他“第一次揭示了假定的技術律令背后的利益，表明了資本主義的技術唯獨與一種從上層控制的異化社會相適應”①安德魯·芬伯格：《技術批判理論》，韓連慶、曹觀法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第43 頁。。數字技術的出場邏輯印證了馬克思技術分析的真理性，資本主義在競爭壓力和增殖瓶頸的雙重倒逼下需要新的投資場域和增殖機會，以維持其自身的統治地位和競爭優勢，而數字技術為資本主義保持競爭優勢、擴大增殖空間、加強勞動控制和維護統治地位提供了技術支撐，資本主義與數字技術在深度契合的基礎上實現了全面的內嵌融合，推動資本主義進入數字技術時代。由于資本邏輯限定了數字技術的選擇邏輯和應用指向，因此，西方數字資本主義的技術治理過程只能是資本剝削的全面布局和技術霸權的全面確立，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自由價值淹沒在資本增殖和資本霸權的強制之下。

由于技術同時負載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我們應該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和協同敘事中探究技術和技術治理的真相?！皩τ诩夹g，不能單純地給予批評或辯護，而是要結合具體國情，謹慎地、歷史地和具體地展開審度”②劉永謀：《技術治理與當代中國治理現代化》，《哲學動態》2021 年第1 期，第43-45 頁。。在中國的實踐場域中，數字技術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規約下已經在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實體經濟發展以及社會治理方面顯現出正向功能，就數字技術賦能實體經濟而言，激活數據要素潛能，賦能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壯大經濟發展新引擎的數字經濟新優勢正在形成并顯現。就數字技術賦能社會治理而言，教育、醫療、養老、扶幼、就業、文體、助殘等重要領域已經逐步全面開啟數字化的普惠服務，全面暢享數字生活的社會建設步伐正在全面加速。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46-55 頁。事實證明，數字技術在生產力方面的優勢只有與社會主義制度相結合，才能真正發揮作用。我們要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抓住新一輪數字革命帶來的機會和窗口，推動和實現技術體系與中國式現代化政策體系的協調發展，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