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藩體制下中朝近代通商貿易轉型探析

崔峰龍，邢佳燁

（大連大學 東北史研究中心，遼寧 大連 116622）

由于地緣政治和文化傳承因素，中朝兩國歷代王朝長期保持著友好的宗藩關系。學術界對中朝宗藩關系的研究起步較早，研究成果頗豐。楊昭全《近代中朝貿易（1840—1918）》一文將鴉片戰爭至甲午中日戰爭期間的中朝貿易劃分為使行貿易、陸上邊境、海上貿易，并對這一階段的中朝貿易進行總結[1]； 吳麗華《清代中朝邊境的互市貿易》一文對中江、會寧、慶源三處邊市的開市規則、貿易貨物、邊貿作用等方面進行論述[2]；張禮恒《論清朝對朝鮮政策的轉變及評價》認為晚清政府對朝鮮實施政策最根本的矛盾是維護傳統宗藩關系與時代潮流格格不入[3]；馬維英《近代朝鮮條約外交的確立》認為朝鮮條約外交的確立是在東亞禮治面臨挑戰、開港后對國家未來的思考和清政府日益衰敗的基礎上產生的[4]。學界或分析中朝傳統貿易，或分析在內憂外患的局面下近代中朝兩國對外政策的轉變，然而從近代中朝貿易轉型入手分析傳統宗藩體制向近代外交體系嬗變的研究較少。本文初步考察清代前期中朝傳統貿易模式，擬以《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為切入點，分析傳統中朝宗藩關系向近代外交體系轉變之際對中朝宗藩關系的影響。

一、清代前期中朝傳統貿易形式

明末勢力式微，女真部族興起，清朝成為朝鮮新的宗主國。經濟上互通有無是中朝宗藩關系的重要表現形式。清初為加強對朝鮮的控制，清政府與朝鮮按舊制進行經濟往來。清代前期中朝貿易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種：

（一）朝貢貿易

朝貢貿易是中國古代中原王朝憑借其雄厚的經濟實力與文化底蘊，吸引周邊國家及少數民族政權前來納貢，并進行回賜的一種東亞國際外交和經濟交流秩序。1636 年皇太極率兵攻打朝鮮，次年雙方簽訂《南漢山城規則》，要求朝鮮如明制，每逢圣節、正朝、千秋、慶吊需進貢禮品等[5]430。清朝入關問鼎中原后，考慮旅途遙遠等因素，將冬至、正朝、歲幣合為正旦，進貢一次。自崇德二年（1637）正月起，朝鮮每年納貢物品有黃金百兩、白銀千兩、貂皮鹿皮、茶千包、胡椒、刀、蘇木兩百斤、綿?、細麻布、米萬包等[5]431。從朝鮮向清朝納貢名目和數額來看，進貢明顯帶有被迫性和強制性。但崇德五年（1640）起，清朝陸續減免朝鮮貢物數額，以拉近彼此距離。

順治元年（1644）十一月，“敕減歲貢內蘇木二百斤、茶十包、綿綢千匹、各色細布五千匹、布四百匹、粗布二千匹、順刀十把、刀十把”[6]。雍正六年（1728），再次諭知禮部：“著減去稻米三十石、江米三十石，每年止貢江米四十石，足供祭祀之用。永著為例?！盵7]清政府為表揚朝鮮素來恭順謙謹之心，還多次賞賜綢緞、茶葉、漆器等物品，并將朝鮮進呈的貢物充作下次正貢，減輕朝鮮經濟負擔。在清朝懷柔政策下，朝鮮逐漸由“事大以禮”轉向“事大以誠”，兩國和平穩定的宗藩關系持續發展。由此可見，清代早期、中期以物換物形式進行的朝貢貿易交流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中朝雙方需求。

（二）使行貿易

所謂“使行貿易”是指朝鮮貢使團向清朝皇室朝貢往返途中所從事的貿易活動，其包括以下三種類型：

國都貿易：清初，中朝兩國互派使者前往對方國都進行的貿易活動。1658 年，清朝禁止八旗子弟及使團人員前往朝鮮貿易，因而只有朝鮮貢使團前往北京。在納方物及歲幣儀式完成后，使團人員可以前往會同館及附近進行三日或五日交易活動，但需要在清朝官差的監視下進行，嚴格排查交易人數和物品種類，銅器、鐵器、史書、火藥等被列為違禁物。這種貿易雖然存在活動范圍小且受到監督等局限性，但是也有助于促進兩國貿易往來。

柵門后市：清初在鳳凰城（今遼寧省丹東市鳳城）附近城墻處開設出入之門，稱為邊門（朝鮮稱之為柵門），在此處辦理出入邊境的事務及手續。朝鮮使團將貢物一部分利用馬匹馱送至沈陽以后，其余的方物及歲幣由清朝驛站轉運至北京，剩下的物品則由朝鮮使團自行雇用車輛送往北京。因此，在進入柵門后完成任務的馬匹可以馱運一批中國貨物回朝鮮，稱之為“余馬貿易”。朝鮮朝貢使攜帶大量從北京以及沈陽購買的貨物，需要從朝鮮運送一批馬前來接貨。朝鮮利用這一機會加派更多的馬與柵門附近的中國商人從事貿易往來，稱之為“延卜貿易”。柵門附近的朝鮮義州府和遼東地區的商人主要從事這種貿易活動，這對于促進周邊地區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團練使后市：所謂“團練使”是指護送、迎接或隨行朝鮮使節團的地方官吏，一般被任命為“守令”或“軍官”。朝鮮為了收回押送馬匹的費用，讓團練使攜帶一定數額貨物，一般可帶8 包（1 包10 斤）人參在沈陽交易，這就是“沈陽八包”。1653 年，清政府就曾禁止朝鮮使行人員在沿途與中國商民貿易，但并無人遵循。團練使手中的權力越來越大甚至成為商賈頭領，大量白銀輸入中國使朝鮮經濟衰退，取消團練使的呼聲愈演愈烈。1729 年，朝鮮提出取消團練使后市，得到清政府批準，團練使后市至此終結?？梢?，使行貿易可能會隨時因政府阻止而中斷。

在使行貿易中，“朝鮮輸出物品以紅參為主，其次為毛皮、紙張、海參、海帶、綿布等。中國輸出物品主要有：谷物：米；禽畜：牛、羊、鸚鵡；毛皮：鹿皮、貂皮、鼠皮；軍器：弓角、硫磺；紡織原料：棉花、棉紗、生絲；紡織品：白布、綢緞；砂糖、藥材、染料、書籍、日用生活雜貨等”[1]225，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中朝兩國生活物品所需。

（三）邊市貿易

邊市貿易主要是圖們江、鴨綠江邊界互市所展開的交易，亦稱“互市貿易”。

中江互市：中江位于遼寧省安東縣（今丹東市）與朝鮮義州（今新義州）之間的中江島上。早在明朝末年中江后市就已經確立，但因朝鮮擔心商民無力償還債務，貿易過程中易泄露國家機密等原因被取消。1646 年，重開中江后市，每年二月和八月開市，每次交易15 天，可以買賣牛、棉布、紙、鹽等，但不準私商前往。1700 年，朝鮮請求關市。

會寧、慶源互市：兩地均處于圖們江以南的朝鮮咸鏡北道，故稱“北關貿易”。1638 年，會寧開市，每年十二月開市一次，為單市。1646 年，慶源開市，兩年一次于正月開市，為雙市。會寧、慶源兩市開市均有官方人員監督，并有貿易定額。兩地均處于朝鮮境內，因此開市時朝鮮亦需妥善接待清朝官員，如提供住宿、飲食和舉行宴會儀式等，直到1882 年兩地互市停止。清代中朝互市貿易雖然規模小，但對中國東北地區和朝鮮西北地區的經濟發展起到推動作用。

由上可知，清代中朝兩國經濟交流是宗藩體制下通過朝貢貿易、使行貿易和互市貿易進行的。在雙方經濟交往中，體現著鮮明的朝貢體制色彩。清政府處于宗主地位，朝鮮處于屬邦地位，需要上繳歲幣、貢物并承擔接待清朝官員的任務，由此產生的經濟負擔由朝鮮人民背負。這種不平等性也為開港后朝鮮希望改變原有貿易往來形式埋下種子。近代中朝開港通商后，傳統朝貢貿易和互市貿易模式難以適應世界國際經貿體系，隨之宗藩體制下中朝傳統貿易也逐漸轉型為近代自由貿易，傳統中朝宗藩關系向近代條約體系轉變。

二、中朝近代通商貿易轉型之背景

（一）日本侵占朝鮮之心昭然若揭

幕府末期的日本內部政治腐敗、社會矛盾激烈，外部受到俄、美等國壓迫，政權統治出現危機。日本政府試圖將內部統治危機轉移至朝鮮，以挽回在列強受損的利益。為盡快達成目的，日本把恢復與朝鮮邦交，建立緊密聯系置于第一步，故而多次派使者前往朝鮮遞交國書，但無功而返。日本決定以迂回的方法與朝鮮宗主國——清政府建交，這樣一來朝日在日后交往中，朝鮮自然居于下等地位。1871 年9 月13 日，中日簽訂《中日修好條規》，日本獲得與清政府平等地位，“征韓策”從藍圖變為實踐。日本的野心并不滿足于此，1875 年9 月，日本政府派井上馨率20 余名武裝士兵乘坐“云揚號”軍艦到達朝鮮江華島附近，以測量水域為名進行武力挑釁，史稱“云揚號事件”。清朝作為朝鮮王朝的宗主國，必然關注朝鮮局勢動向，朝日糾紛升級為中日外交問題。

日本為探知清政府態度，派森有禮赴華假意調停。日本得到清朝答復宗主國從不干涉屬國內政后，即派黑田清隆等人率軍艦7 艘，前往朝鮮交涉。在日本武力威懾與清政府放任自流態度之下，1876 年2 月26 日，朝日簽訂《朝日修好條規》。以此為開端，日本著力滲透和侵占朝鮮經濟命脈，使朝鮮成為日本原料供應地和商品銷售市場。朝鮮經濟體系逐漸淪為半殖民地經濟體系。朝鮮主權受到侵害，中朝宗藩關系初次受到挑戰。

（二）美國欲與朝鮮通商

1866 年8 月，美國“舍門將軍號”來到朝鮮提出通商要求，但被朝鮮拒絕后，攻擊朝鮮船只，引起民眾憤怒。1871 年5 月，美國駐華公使鏤斐迪以調查“舍門將軍號”為名，再次前往朝鮮，遭到朝鮮軍民抵抗，史稱“辛未洋擾”。在此種背景下，美國始終不肯放棄與朝鮮通商的企圖。于是在清政府斡旋之下，1882 年5 月22 日，美朝兩國簽訂《朝美通商條約》。由此清政府既提升國際地位，又進一步顯示與朝鮮的“屬邦化”關系。朝鮮國門被日本和美國打開后，被迫卷入世界貿易體系洪流中。在傳統東亞朝貢體系被打破，條約體系成為主流的形勢下，清政府認為有必要通過與朝鮮立約的方式，向各國宣告中朝宗藩關系牢不可破。而朝鮮則憑借“多元均勢”外交試圖改變中朝之間不平等關系，欲求自主。

（三）朝鮮“脫藩”思潮萌生

朝鮮開港后，傳入朝鮮的中國和西方書籍，如《海國圖志》《萬國公法》等，擴大了知識分子的眼界，認清了“天朝上國”居于世界中心不過是假象。同外國的交往，使朝鮮開化派意識到保護國家主權的重要性。朝鮮有識之士開始思考如何在世界立足，如何跳出中朝宗藩關系的藩籬，擁有自主地位。朝鮮王朝也自稱為“大朝鮮國”并不愿將“事大”外交作為根本。派往清朝與日本的大臣見識到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所帶來的大變化后，返回朝鮮講述旅途中所見所聞，引發朝鮮朝野上下一致驚嘆。朝鮮依據近代形勢變化，于1881 年3 月仿照清政府軍機處和總理衙門，建立統理機務衙門，下設“事大司”“交鄰司”“通商司”等12 個部門，負責處理對外通商交涉事宜。1882 年，又派金允植等人赴津學習機械制造。朝鮮近代化改革過程中形成了以金玉均、樸泳孝為代表的親日開化派，主張在日本幫助下迅速進行改革；以金允植、金宏集、魚允中為代表的親清開化派，主張在清政府的幫助下循序漸進地實行變革。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中，朝鮮開化派逐漸成長起來，努力擺脫清政府掣肘，積極謀求國家自主權。

（四）清政府轉變對朝舊制

1879 年4 月，日本吞并琉球的舉動震驚清廷。清政府居安思危，大臣紛紛建言獻策，挽救岌岌可危的中朝關系。福建巡撫丁日昌在《條陳海防事宜折》中建議讓朝鮮與西方建交來牽制日本，稱：“日本有吞噬朝鮮之心，泰西無滅絕人國之例。將來兩國啟釁，有約之國，皆得起而議其非，日本不致無所忌憚?！盵8]清政府為維護自己宗主國地位，采納其建議。8 月26 日，李鴻章受清政府之命，以私人名義致信朝鮮領議政李裕元，稱：“為今之計，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敵制敵之策，乘機次第亦與泰西各國立約，借以牽制日本?！盵9]李裕元認為“今要制敵，而我先受敵。要攻毒而我先中毒，竊恐一遇毒而不復起也，奚暇以制敵乎”[10]399，拒絕這一提議。1880 年，朝鮮修信使金宏集將清朝駐日參贊黃遵憲撰寫的《私擬朝鮮策略》呈上國王高宗，經過一番討論后，朝鮮接納“親中國，結日本，聯美國，以圖自強而已”[11]之策，決定與美國建交通商。以此為契機，李鴻章撮合朝美通商條約締結。1882 年7月，朝鮮爆發“壬午兵變”。在綜合考量朝鮮形勢后，清政府決定派軍入朝。兵變被清軍平息后，清軍應邀幫助朝鮮練兵，新建清軍四營，使其成為清朝統治下的軍隊，并將大院君視作始作俑者送往保定關押。大院君作為國王生父，高宗多次向清政府請求釋放回國，但未獲得回應，招致朝鮮朝野上下不滿，引起反清情緒。此外，清政府還選派外交教官穆麟德赴朝指導。

由上可見，清政府為維護中朝宗藩關系可謂用心良苦，從“以夷制夷”到委婉勸導再到初步干預朝鮮事務，這一系列行為已經超出以“禮”為前提的宗藩關系。已經接受西方條約體系浸染的朝鮮，試圖通過國際條約制度來獲取主權國家之地位。而清政府也希望中朝宗藩關系得到西方各國的認可，借助條約鞏固對朝宗主國地位。中朝宗藩關系向近代條約體系轉變只需一個契機。

三、清政府擴大對朝通商貿易

傳統中朝貿易模式對朝鮮有諸多限制，開港后的朝鮮希望改變中朝貿易舊制，謀求自主地位。清政府意識到只有在經濟上占據主導地位，才能擁有更多話語權，通過與朝鮮立約鞏固中朝宗藩關系，進而通過經濟影響削弱日本在朝勢力。兩國雖對待中朝宗藩關系的出發點不同，但依舊促成了中朝近代貿易轉型。

（一）中朝經濟交流模式的變化

1881 年2 月，朝鮮使臣李容肅曾與李鴻章探討朝鮮修習武備與通商事宜，并遞交《請示節略》，提出：“小邦今與日本開港通商，然小邦素昧商規，恐被欺壓，上下胥愿但邀上國商人來會開港諸處，互相交易?！盵10]484李鴻章也希望在不違背中朝宗藩關系的大框架下適度調整中朝關系舊制，不僅可以擴大商業利益，還能提防日本，保護朝鮮，使其逐漸自強，以固我藩籬，因此要求朝鮮出具正式公文。

1882 年4 月，朝鮮國王派統理機務衙門主事、問議官魚允中、李祖淵攜帶朝鮮國王咨文與說帖赴天津，請求轉變舊時通商規則。咨文中稱：希望兩國可在互開的通商口岸進行貿易往來，朝鮮可派使進京，以示兩國深厚情誼[10]596-597。說帖中說：可由清政府制定通商駐使的章程，裁撤邊市三處，請求派使入駐京城，兩國使節往來費用自理[12]。從上述意見來看，開港通商后的朝鮮，不愿受清政府支配，想要獲得同等地位，這是自主意識加強的反映。尤其“遣使駐京”這一條，是試圖改變中朝藩屬關系的一種試探。

6 月14 日，清政府發布諭令：“朝鮮久列藩封，典禮所關，一切均有定制?！撕笤搰Q易事宜，應由總理衙門覆辦，其朝貢陳奏等事，仍照向例由禮部辦理，以符舊制。至所請遣使駐京一節，事多窒礙，著不準行?！盵10]680由此可見，清政府對于朝鮮請求通商并變通舊制的意見十分明確，事關中朝宗藩體制的問題屬于事之大典，不可更改，一切的改變只能在宗藩體制框架內磋商。對于不動搖宗藩體制的通商事宜可以進行商榷。然而，對迫切希望改變宗藩舊制，追求平等地位的朝鮮來說并未達到預期目的。這是中朝兩國對“變通舊制”的不同著眼點造成的，為中朝宗藩關系走向毀滅吹響前奏。

1882 年10 月23 日，清朝代表周馥、馬建忠與朝鮮代表趙寧夏、金宏集、魚允中簽訂《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全文共八條。該章程開篇聲明：“惟此次所訂水陸貿易章程，系中國優待屬邦之意，不在各與國一體均沾之例?！盵10]989-990其主要內容如下：

（1）由北洋大臣派遣商務委員前往朝鮮開放口岸，朝鮮國王派員駐扎天津，雙方地位平等，往來經費自備。

（2）涉及中國商民在朝遇事由中國商務委員審判，被告為韓人則由朝鮮官員同中國地方官按律審判。

（3）兩國商船可駛入開放通商口岸交易，兩國人民不得私自貿易。

（4）兩國商民在已開放口岸可以租地貿易，不得隨意進出內地。

（5）只留柵門與益州、琿春與會寧兩處進行互市貿易，沒有時間上的限制。

（6）兩國商民不得在任何地方售賣洋藥、土藥與制成軍器。私自運送紅參將被查處。

（7）商局輪船每月定期往返一次，由朝鮮政府補貼。

（8）此貿易章程如有增加或減少之處，由北洋大臣與朝鮮國王協商，最后請旨清廷定奪[10]990-993。

《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簽訂后，為解決北部邊市陸路通商問題，1883 年3 月和9 月，中朝雙方分別簽訂《奉天與朝鮮邊民交易章程》《吉林朝鮮商民貿易地方章程》，均被視為附屬章程。1884年清政府對《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第四款變動為：“準中國商民持照將中國貨運入朝鮮內地售賣，朝鮮商民亦準持照將朝鮮貨、洋貨運入中國內地售賣?！盵13]這便進一步推動兩國貿易發展，有利于牽制日本壟斷朝鮮經濟。

章程的簽訂是中朝兩國依據國際形勢變化與近代國際法原則，試圖改變傳統宗藩舊制，向近代外交邁進的重要里程碑。藩屬體制下簽訂的《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套用近代條約外交模式，使中朝宗藩關系的不平等性明文化、實質化。該章程把朝鮮國王置于與北洋大臣同等的位置上，清政府取得中朝商民糾紛的領事裁判權與治外法權，章程的解釋或換約只需要告知朝鮮國王，不需要朝方同意，將對朝鮮的干涉轉化為合理化。章程開篇便聲明“不在一體均沾之例”，具有排他性。既向各方宣告朝鮮為清政府屬邦的事實，又屏蔽他國分享最惠國待遇。其后，經過駐朝商務委員陳樹棠的斡旋，清朝又與朝鮮簽訂《仁川華商租界章程》等章程，取得許多特權。清政府堅持“宗藩體系”大框架下允許舊制變動，但是涉及象征上國地位的兩國書信往來原有規矩不能改變，突出強調任何改變只能在禮儀制度下，不可動搖。清政府一方面加強中朝宗藩關系，另一方面采取西式制度訂立條約，明顯具有矛盾性，這也導致兩國分歧越來越大。

（二）清政府加強對朝鮮經濟管控

1882 年中朝雙方簽訂《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為中朝經貿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逐漸改變日本長期以來獨占朝鮮利益的局面。為進一步加強對朝鮮的經濟把控，清政府采取如下措施鞏固宗主權：

其一，控制朝鮮海關部門。李鴻章舉薦墨賢理出任朝鮮海關總稅務司。要求他只負責管理稅務，不干預其他事宜。規定中國總稅務司有最終的解釋權，可隨時調遣墨賢理返回中國[10]1944-1945。由此可見，墨賢理的服務對象是清政府，一切的行動指揮要在清政府管控之下進行。另外，李鴻章選擇德尼任朝鮮外交事務顧問。1892 年李鴻章致函總理衙門，提出“至朝鮮各口稅務司，此后如有更調填派，應先由總稅務司呈報本大臣”[10]2949，有明文可依，以防他國隨意更換。此外，朝鮮各口稅務司還需將海關稅收造冊呈送給赫德，整理完畢后上交總理衙門。

其二，阻止朝鮮向外借款。1889 年朝鮮準備向法國借款時，清政府要求朝方在向外借款前應當奏明清廷，獲得批準后方可施行。清政府照會各國政府不要貸款給朝鮮，一旦出現還不上的情況，清政府概不負責[14]。走投無路的朝鮮不得不向清政府借款。1892 年10 月，清政府以華商順泰商號的名義貸給朝鮮白銀10 萬兩，幫助朝鮮渡過眼前的經濟危機，抵御資本主義經濟入侵，鞏固中朝宗藩關系。

其三，控制朝鮮電訊、交通聯系。1885 年7 月17 日，中朝簽署《中國代辦朝鮮陸路電線合同》。主要內容如下：清政府承包由仁川港起，經過漢城到達義州，全長1130 里的電線工程，由朝鮮國王請求清朝借款建設，金額為10 萬兩銀，分20 年還清，不收利息[15]。到甲午中日戰爭前，朝鮮四條通訊路線除釜長線外，全部由中國掌控，朝鮮只是名義上擁有。電訊事關軍事、政務，清政府此舉從戰略意義及政治意義入手，把守朝鮮國計民生，防止被日本竊取，即便處于虧損狀態也一直堅守。此外，袁世凱大力發展航運事業。在袁到任之前，前往朝鮮的華商只能乘坐日本游輪，受到日商排擠。袁世凱曾多次向李鴻章請示開通中朝航線，他認為身為宗主國開通通往朝鮮的航線，可以顯示體面。經過多次商議，1888 年仁川至上海和煙臺的航線正式開通。雖然經營不善，但為了鞏固中朝宗藩關系勉為運營。

中朝兩國皆以小農經濟為基礎，朝鮮輸入中國的產品只占很小一部分，不會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任何影響。清政府大力發展對朝經貿往來是出于政治層面，為了鞏固宗主權，防范日本離間中朝關系，而非出于經濟掠奪?？偠灾?，清政府在經濟上對朝鮮把控，其目的是鞏固自身宗主地位。

四、中朝近代通商貿易轉型之影響

《中朝商民水路貿易章程》簽訂后，中朝宗藩關系發生變化，逐漸向近代條約體系過渡。清政府參與朝鮮事務，從“不治夷狄”到“固藩保邊”，給東亞區域秩序增加了許多不確定性，并產生如下影響：

首先，標志著中朝傳統朝貢貿易向近代自由貿易模式轉變。通商章程簽訂后，海禁開放，兩國商人每月可定期乘坐清政府的輪船往來，為兩國貿易合作創造良好條件。原來的邊市貿易朝鮮需要提供清朝商人旅途費用，開市時間均有規定期限，而章程中稱兩國商務委員費用自備，邊民可以隨時往來交易，甚至可以互相前往內地進行貿易采辦。章程打破以往束縛，非官方性質的自由貿易得到保護，一定程度上具有進步性。中朝兩國通商貿易更加自由化，逐漸改變朝貢貿易的依附地位。在此種狀態下，清朝與朝鮮建立了獨具特色的雙重外交體制。即傳統宗藩體系與條約體系并行。東亞傳統宗藩觀念所變幻出的新內涵，表明這一穩固的東亞國際秩序走向式微。兩國已經由“事大字小”向著“互惠互利”方向轉變。此等矛盾的雙重外交體制不僅不被西方社會所理解，而且也明顯背離了自由、平等與“禮”治觀念，兩國分歧越來越大。

其次，清政府強化了中朝宗藩關系。章程簽訂后，清政府逐漸參與朝鮮內政外交事務。在內政方面，1885 年10 月，李鴻章上奏清廷推薦袁世凱作為駐扎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代替原駐朝商務委員陳樹棠接手朝鮮事務。這一舉措雖是為維護中朝宗藩關系，但未能根本上抑制被“條約體系”裹挾下的朝鮮追求建立近代國家之愿望。在外交方面，1887 年2 月，清政府通過多方交涉成功使巨文島主權回歸朝鮮，維護朝鮮利益。巨文島事件反映出甲午中日戰爭前英、俄、日等國明爭暗斗的國際局勢。清政府讓俄國做出不侵占朝鮮土地的承諾，并迫使英國撤軍，保衛了屬國朝鮮領土完整，較為成功地處理了大國之間的矛盾，挽回了《天津條約》簽訂后中日在朝勢力對等的局面。這是清政府向各國宣告在東亞外交格局中占據主動權的轉折點。英、俄、日等國變相承認清朝對朝鮮的宗主權，清政府對朝鮮控制進一步加強。1885 年2 月和1886 年7 月，朝鮮兩次聯絡俄國，尋求保護。卻被袁世凱及時識破，阻止兩國達成密約。這實際上是列強在東亞地區的爭霸，是巨文島事件的縮影。清政府阻止“朝俄密約”簽訂雖是為了穩固中朝宗藩關系，防止各國侵吞朝鮮，但不被朝鮮理解。

再次，引起朝鮮朝野上下不滿，加大朝鮮離心力。朝鮮開港后，尋求建立近代國家，脫離清政府的想法日益強烈，“事大”觀念日漸淡薄。朝鮮試圖通過與其他國家來往，獲得自主地位。清政府對朝鮮不斷加強“屬邦化”，引發朝鮮內部開化派勢力極大不滿。1884 年12 月4 日，清朝正忙于中法戰爭之際，金玉均為首的開化派在日本駐朝公使竹添進一郎的幫助下發動“甲申政變”，但遭到駐朝清軍鎮壓，最后以“三日天下”而告終。1887 年9 月，朝鮮國王任命樸定陽為駐美國全權大使，向世界宣告朝鮮自主地位，引發了中朝長達四年之久的外交糾紛。開港通商后的朝鮮，其自主意識的萌發勢不可擋，像野草一般“春風吹又生”。東亞國際秩序不再是以清王朝為尊的宗藩關系，中朝宗藩關系逐漸陷入崩潰邊緣。

最后，中朝宗藩關系走向末路，建立新的平等外交關系。1894 年初，朝鮮爆發反外勢、反封建的農民起義運動。清軍受朝鮮邀請鎮壓叛軍，卻引來了日本軍隊入駐漢城，并攻擊入朝清軍，甲午中日戰爭拉開序幕。在日本的步步逼近與清軍的節節敗退之下，清政府不得不承認戰敗，向日本政府求和。1895 年4 月17 日，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在日本下關簽訂《馬關條約》，其第一條規定：“中國認明朝鮮國確為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故凡有虧損獨立自主體制，即如該國向中國所修貢獻典禮等，嗣后全行廢絕?！盵16]孫昉稱中日之間圍繞中朝宗藩關系存廢問題產生的糾紛以清政府失敗而終結[17]。1897 年10 月12 日，李熙登基皇帝位，將朝鮮改國號為大韓帝國，建立了新的近代國家。1898 年8 月，清政府下諭：以徐壽朋為欽差大臣身份出使朝鮮。1899年9 月11 日，雙方簽訂《中韓通商條約》。這是一個真正平等、互惠互利的近代條約，以往兩國簽約的不合理因素全部被剔除。1902 年2 月，朝鮮派出駐清使領樸齊純出使北京，朝鮮終于達成了互派使節的夙愿。

五、結語

中朝傳統貿易向近代通商貿易轉變的過程，既是宗藩體制向近代外交體制轉變的過程，又是清政府作為宗主國改變對藩屬國朝鮮的經營策略及藩屬國朝鮮對宗藩舊制突破的過程。中西方對屬國的認知并不相同，若要獲得宗主國地位認可就要采用西方條約方式證明中國對朝鮮具有至高無上、獨一無二的宗主權。清政府在內憂外患中不得不變通舊制，順應客觀現實的需要，與朝鮮締結條約。清政府的出發點雖是為將中朝宗藩關系明文化，但是西方國家從自身利益出發，對清政府宗主權的態度曖昧不清，使中朝宗藩關系陷入兩種不同外交體系的尷尬境地。這種局面在1894 年甲午中日戰爭前，各方在朝實力均衡的情況下尚且維持平衡。顯而易見的是清政府在東亞地區不再占據主導地位，對朝決策上的一些失誤，也使朝鮮出現背離之心。最終在甲午的硝煙下，中朝宗藩關系走向陌路，雙方建立近代平等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