彌合與發展：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對中國考古學之影響

李曉琳

（北京大學 考古文博學院，北京 100871）

考古學對社會發展、文化自信、民族凝聚力等方面有重大影響。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有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質是建立在5000 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盵1]考古學和文化遺產是國家重點關注的領域之一，在現代社會想要實現文化自信，進而豐富人民的文化生活，在此基礎上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是離不開歷史和考古學的。從概念上來說，意識形態反映一定社會經濟形態的性質和要求，從而也反映一定階級或社會集團的利益和要求，非意識形態反之，考古學是屬于前者的。本文將從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角度開展討論，進一步分析中國考古學在這一歷史語境下的理論探索及發展。

一、中國考古學早期的意識形態傾向

“意識形態”這一概念最早在1801 年前后由法國哲學家托拉西提出，他在《意識形態原理》一書中指出：意識形態在哲學認識論上可以避免錯誤的觀念，因為人的感覺是可靠的基礎，可以對傳統知識進行感覺的還原檢驗，從而澄清以往的錯誤觀念。同時他認為意識形態在政治實踐上具有重要意義，通過還原檢驗澄清錯誤的觀念后可以建構科學進步的國民教育制度，從而推動法國社會的理性化和科學化發展。但是這種說法與宗教神學、拿破侖“帝制”沖突，在當時受到了質疑，甚至被視為一種空想，認為其具有不真實性。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讀了托拉西的《意識形態原理》后，不斷思考，通過唯物史觀的角度討論了意識形態的形成及特征：“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2]178，意識形態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2]178，“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2]180。

因此，在判斷意識形態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分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3]3?？梢娨庾R形態反映了社會經濟形態，從而也反映一定階級或社會集團的利益和要求的社會意識形式，如法律、政治、宗教、藝術、哲學等觀念體系，具有階級性?？脊艌蟾嬷袑τ谶z跡、遺物和現象的具體說明雖然屬于客觀的描述，應屬于不反映階級性的非意識形態，但是在實際工作中，報告的撰寫受到發掘者自身背景及時代環境的影響，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指導下，早期的考古報告具有較為鮮明的時代特征及思想傾向。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最早可以向前追溯到1898 年《泰西民法志》（即《社會主義史》）譯文的出版，該書為英國人撰寫，對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思想進行介紹。之后在二十世紀初辛亥革命前后，有一批在日本接觸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留學生或流亡人員，通過他們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介紹，逐漸有更多人關注并學習這一思想。隨著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和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展，進一步推動了中國人民的思想解放，從1918 年起，李大釗先后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等介紹俄國十月革命的文章，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開始[4]。之后在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等人的宣傳下，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一些基本概念，如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等觀點在中國得到了廣泛傳播，領導中國革命走向了勝利。毛澤東主席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中說：“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盵5]

在這一時代背景的影響下，從早期的考古報告中可以看出較為鮮明的時代特征，如郭寶鈞先生所寫的《1950 年春殷墟發掘報告》[6]。根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及郭沫若先生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啟發，他提出“殷代社會確已有剝削行為存在，階級區別確已懸殊”“殷代社會確已不是共同勞動共同享受的原始社會，而已向前跨進了一步”“殷代社會雖有階級存在，但我們先民的偉大創造力卻不因階級的壓迫而停滯不前”等觀點，換句話說，郭寶鈞先生認為殷代為奴隸制社會，這為之后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啟發。在這種認為中國古代社會經歷了原始—奴隸—封建幾個階段的思想指導下，對于考古材料的解讀常常因為研究者對于封建社會的標準不同而有所爭議，對于各個階段的劃分也常有不同，產生了西周封建論、戰國封建論、秦漢封建論等觀點。一些學者認為中國文明起源研究一直與歷史學聯系在一起，由于缺乏中程理論對考古材料的解讀，理論和材料之間難以彌合，這種社會規律的探討難免被貼標簽，我國考古學界習慣于用歷史唯物論概念來解釋考古學現象，因此導致忽略了中間理論[7]。

二、考古學“透物見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探索

在中國考古學早期發展階段，蘇秉琦先生就通過《瓦鬲的研究》[8]一文對類型學作出了獨特貢獻，他發現了制作工藝與形態特點之間的聯系，如袋足鬲的分襠特征，是因為先分開模制三個袋足，再將其黏合成一體而造成的；折足鬲的聯襠特征，是由于先制作一個圓筒形泥圈，再將泥圈下部捏攏成三足而形成的。蘇秉琦先生通過觀察發現了這一聯系，并由此指出時間上錐腳袋足鬲按形態而言是前一階段的，使它轉化為折足鬲的原因是受其他文化傳播的影響。這些研究從一定程度上看，已經可以作為“透物見人”的嘗試，即看到了陶器形態與古人制作工藝這一行為之間的聯系，進而對考古學文化的源流進行討論。

但是到了1956 年春，在北京大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教育的考古學應屆畢業班同學，對仔細地分析考古資料的類型學不以為然，認為那是“見物不見人”的煩瑣哲學和封閉狀態，與社會上的社會主義熱情很不協調。他們提出要改變現狀、通過考古材料構建古代社會，將中國古代國家的發展形成融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中，期望通過驗證中國古代的歷史符合國家形成的規律，使得中國考古學能在國際世界中開始發聲。這些圍繞類型學的辯論促使學者們思索如何改變考古學研究現狀，做到“見物見人”“透物見人”[9]。但從本質上來看，師生之間的爭辯其實只不過是“透物見人”中“人”的層次不同，蘇秉琦先生的類型學研究沒有達到學生們所期望的社會歷史宏大尺度上的“透物見人”，但是可以作為個體制作陶器的行為活動的復原，這可能也是中國與西方文化傳統的不同帶來的解讀偏差。西方人類學傳統更加關注個體的人及人類行為，而中國歷史學傳統更偏向于宏大的歷史敘事和社會發展的研究。

在當時的國際國內背景下，向蘇聯學習是社會主流，從1958 年開始，尹達先生倡導“建立馬克思主義的中國考古學體系”，希望能夠通過考古學材料來研究古代社會面貌及發展規律。同年，北京大學考古教研室的學員和學生進行了理論探索，以期能夠為考古學的發展提供新的方向。但是由于當時的社會背景及思潮，對蘇聯的成就及考古成果十分推崇，因此師生們還是參考《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和《古代社會》，并借鑒蘇聯考古學研究專著，從而完成了《中國考古學》各段初稿，在這種理論指導下的研究未能達到大家滿意的“透物見人”目標。雖然這次嘗試并沒有得到非常理想的結果，但是這次實踐為中國考古學之后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提供了方向。

雖然這次嘗試并不成功，但蘇秉琦先生沒有放棄類型學及其理論的探索。他在20 世紀50 年代末期進行了用考古資料分析東周社會面貌及其變革的探索[10]，在20 世紀60 年代進行了劃分仰韶文化類型以及分析仰韶遺存反映的原始社會后期社會變革的探索[11]。蘇秉琦先生對中州路和仰韶文化研究的重要意義并不在于構建了與此相關的某一段古史，而是摸索出了分析處理考古材料的科學方法，找到了將考古材料升華為史料的有效途徑[12]560，將類型學方法“推進到進一步分析文化序列和為探索社會面貌做好基礎的高度”[13]。

但是由于時代背景，一直到20 世紀70 年代的考古報告和研究文章，仍然還是存在鮮明的意識形態特點，如這一時期發掘后發表的《安陽殷墟五號墓的發掘》，引用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內容：“由于文明時代的基礎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剝削，所以它的全部發展都是在經常的矛盾中進行的。生產的每一進步，同時也就是被壓迫階級即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的一個退步。對一些人是好事，對另一些人必然是壞事，一個階級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對另一個階級的新的壓迫?！盵14]194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作者認為：“奴隸勞動促進了當時社會經濟的繁榮，但它反過來又促使社會分工和私有制的發展，使社會財富更集中于以殷王室為代表的大奴隸主階級手中，他們不僅肆意揮霍浪費，而且把大量珍貴器物埋入地下。相反，廣大奴隸不僅勞無所得，還象①應為“像”?！幷咦⑸笠粯颖挥米餮吃峄蚣漓搿盵15]。

“文化大革命”之后，蘇先生開始通過區系類型研究來探索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這一重大課題。20 世紀90 年代，蘇秉琦先生開始編撰多卷本《中國通史》的第二卷“遠古時代”，相比他60 年代的仰韶文化研究，此時的蘇秉琦更加強調對考古材料本身的分析，而不建議急切地與古史發生聯系[12]566，他想研究的問題是：“把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如何產生私有制和階級，最后出現國家的具體進程及其特點闡釋得更加清楚?！盵16]90 年代末的《中華文明起源新探》中，又提出將馬克思的社會發展規律看成歷史本身、中華大一統這兩個傳統觀點，認為是考古學理論研究需要打破的怪圈。

之后的研究中，學者們逐漸認識到國家形成發展的道路需要根據具體歷史情況加以分析，時刻警惕理論的僵化和教條，不能直接套用西方的國家發展理論，而是需要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結合中國考古材料和豐富的文獻資料來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歷程，對奴隸制社會在中國古代是否存在加以分析考證。中國考古學未來發展方向應該是“建立馬克思主義的、具有民族風格、民族氣派的中國考古學”[17]，考古學研究要闡述中國史前社會的演變過程。從這層意義上講，這是要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完成中國續篇。

三、借鑒與發展：中國考古學的理論道路

列寧指出：“任何思想體系都是受歷史條件制約的，可是，任何科學的思想體系（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思想體系）都和客觀真理、絕對自然相符合，這是無條件的?！盵18]96恩格斯指出：“因為很可能我們還差不多處在人類歷史的開端，而將來會糾正我們的錯誤的后代，大概比我們有可能經常以十分輕蔑的態度糾正其認識錯誤的前代要多得多?！盵19]“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并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盵14]588

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如馬克思所總結的那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94，這就要求我們解放思想，要有一種懷疑的精神。列寧認為：“辯證法，正如黑格爾早已說明的那樣，包含著相對主義、否定、懷疑論的因素，可是它并不歸結為相對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義辯證法無疑地包含著相對主義，可是它并不歸結為相對主義，這就是說，它不是在否定客觀真理的意義上，而是在我們的知識向客觀真理接近的界限受歷史條件制約的意義上，承認我們一切知識的相對性?！盵18]97

而在實際的實踐中，人們不可避免地生活在一個既成的傳統背景中，不能夠脫離歷史環境而存在，因此在學習和研究中，有時會在無意識中滋生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思維。這種思想與辯證法不同，他們過分相信已有的經驗和理論，認為其是放之四海皆準的。辯證思想的重要價值在于懷疑，它表現出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的判斷，這才是在研究中需要堅持的思想。同時，還應該意識到人類的認識是受到現實條件制約的，我們對于古代的研究信息是很不完整甚至錯誤的，所以還需要有一種自我批判的意識，才能不斷更新和發展完善認知。因此，在撰寫考古報告和進行相關研究時，雖然研究者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受到學術傳統和自身理論背景的制約，但是對于科學的考古學描述而言，應當盡可能客觀而接近真實情況。對于材料的認識也是不斷發展的，常常需要不斷更新自己的認識，這就需要研究者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進行深入學習，進而發展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考古學；在堅持辯證法和自我批判的基礎上，對考古材料進行解釋研究。

同時，考古學是舶來品，從發展初期就受西方影響頗深。最初一代考古學家中很多都有海外訪學的經歷，他們為中國考古學的初期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比如張光直先生，就是在這一漩渦與夾縫中奮力拼搏并努力探索在中國傳統學術目標和西方現代科學方法之間尋找切合點的一位學者[20]678。他身處于20 世紀下半葉科技進步和信息爆炸的西方強勢文化之中，考慮的是如何讓長期處于封閉狀態中的中國考古學迅速現代化。在之后的學科發展中，越來越多的學者強調中國考古學的發展不能閉門造車，需要了解西方的相關理論和進展，努力使中國考古學為人類社會和文明起源發展提供通則性認識，讓中國考古學的成果躋身于世界主流[20]689。比如嚴文明先生展望21 世紀的中國考古學時，就說過：“中國近代考古學雖然取得了相當的成績，但因起步較晚，而且是在西方考古學已然成熟的時候才傳入的，所以沒有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理論和方法?！盵21]68“對一些考古學比較發達、理論研究比較活躍的國家，要派人去學習，參加他們的田野調查發掘和室內研究工作，以便提高考古的現代化水平?！盵21]71張光直先生對于中國考古學未來的預想也大抵相似，即“外國人對中國的考古學比較重視，中國學者對世界的考古學也應有更多的了解”[22]。但同時也要注意的是，理論學習不能簡單地照搬，西方理論與中國材料之間往往難以直接對應解釋，立足于本國歷史背景和考古材料發展考古學理論仍任重道遠，一方面需要從上而下預設理論經過實踐的檢驗，另一方面也需要從下而上，在實踐中歸納理論并進行廣泛驗證。

中國雖然走上了不同于西方的理論道路，但是中國特色的考古學理論仍然有待完善，基礎材料和高層理論之間的斷層能否彌合、如何彌合仍是需要探索的問題，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是否可以反映在基礎材料中、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考古材料如何結合等問題，仍然橫亙于理論研究的道路上?？脊艑W是國家戰略需要的學科，但是通過對以往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到國內外研究水平依舊存在差距，中國考古學在世界上的話語權需要進一步加強，針對一些世界性課題以及歷史學、社會學課題，都極其需要中國考古學的研究參與其中，能夠為世界考古學作出巨大貢獻，比如人類起源與遷徙、早期農業起源與發展、中國文明的源流及其在世界古代文明中的影響等。這些課題的討論一方面需要田野工作中的新發現，更重要的是需要對考古材料進行科學闡釋，這也是發展中國考古學理論的基礎和動力。

四、結語

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在考古學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但是在早期的研究中，由于時代背景等原因，對于考古材料的發表也常常帶有一定的意識形態傾向，難以避免出現將國家形成理論僵硬地對應中國古代社會的現象。這一發展歷程說明，一方面需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待理論，沒有任何理論適用于所有情況，需要我們在研究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另一方面在學術研究中反對對待馬克思主義、西方思想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教條主義和虛無主義，要“逐步建立具有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學術話語體系，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堅實的理論化論證，不斷成就中國文化當代形態的深厚底蘊，是文化傳承創新的重大歷史任務”[23]。

同時，一方面在研究中需要警惕理論的僵化和教條，需要不斷發展和豐富理論，形成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對早期考古學研究的批判，是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史觀作為思想指導，但是這些嘗試是否可以算作馬克思主義考古學，又或者僅僅是套用馬克思和摩爾根的社會發展模式來教條地解釋中國材料，也都有學者進行過討論。

另一方面，我們通過考古研究歷史，不僅僅是為了復原古代社會，解決歷史問題，證經補史，更進一步的是通過對過去的研究，來指導現在乃至未來社會的發展，古語云“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考古學的重要價值也在于此。但理論的問題是一個長期的問題，同時考古學作為舶來品，西方理論與中國材料之間的彌合又存在很多困難，嘗試探索出中國特有的考古學理論仍任重道遠。目前在考古學方法和技術上有非常多的嘗試，但是理論探討以及對考古材料和分析結果的解釋仍然有很大的發展前景。同時，對理論進行研究的學者也大多專注于外國理論的介紹和應用，如陳淳先生評價：“目前強調走向世界，與其說能為其他國家的考古貢獻什么，還不如說能夠從國際交流中學到點什么。如果我們要建立中國學派的話，需要熟悉歐美的考古學理論方法，知道我們的差距在哪里，能夠做出什么新的貢獻”[24]，而基于中國考古資料發展中國考古學理論的實踐仍有待學者們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