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音學的四階歷程

朱曉農

（1.江蘇師范大學，江蘇 徐州 221116；2.廣東技術師范大學，廣州 510665）

語音學是門綜合性的大學科，旗下有很多交叉性學科，沒有不實驗的。本文主要談它的核心分支“語言語音學”的發展過程。語言語音學本來就是語音學，早期語音學就是語言語音學。不過，現在的語音學科擴展出眾多交叉學科，語言語音學也就縮成一個實驗語音學和語言學的交叉學科，它既屬于語音科學，又屬于語言學。

語音學按照①認識論可分為四大期；此外還有兩條分期或劃分小階段的輔助標準：②自身發展規模；③跟語言學的關系。這三條標準不是完全獨立的，語音學的發展會引起它與語言學關系的變化，進而引發它對認識論的反省，只是這里有個時間差，所以期與期之間會稍有交叉（詳見表1）。

表1 語音學四階段及與音系學的關系

第一期，1880 年代至1930 年代，現代語音學誕生，實驗語音學草創。十九世紀初，歷史比較語言學即現代語言學誕生時，語音學還在古典期?，F代語音學的誕生以國際語音協會的成立（1886）和國際音標的頒布（1888）為標志。當時，它主要為語音教學和調查記音服務，整個學科進展穩定而緩慢，直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才迎來突破的契機。

第二期，1940 年代至1990 年代前期。1940 年代出現的聲譜儀（俗稱語圖儀），標志著實驗語音學正式登場。它因發現區別特征而經歷了最初的激動，但很快就開始冷卻。音位學理論也在稍早時趨于成熟（Trubetzkoy 1939/1969[1]）。在半個世紀中，語音學在語言學外大發展，但在語言學內被邊緣化，主流觀點認為語音學對音系學研究無用或無關。有鑒于此，語音學中出現了一些新觀念：彌合語音學和音系學的“語言語音學”、整合語音學和音系學的“實驗音法學”、打通共時和歷時研究的“泛時”觀。

第二期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從最初到1970 年代為第一階段。在此階段，語音學盡管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發現區別特征和VoT，但總體而言進展緩慢。從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初開始，到1990 年代為第二階段，實驗語音學突然加速，各種交叉語音學科噴薄而出，語音學成長為一門綜合性的語音科學（phonetic sciences）或大語音學。語言語音學辨識了很多新輔音，盤點了音素庫藏，提出了聲調的綜合體概念，發聲態的生理和聲學研究趨于成熟。

第三期，1990 年代中期至2010 年代。認識論反彈，人們開始注重以至依賴語音數據；優選論出現改善了音系學與語音學的關系，并以音節成分協助定義元音，提出了分域四度制。

最近十多年來，認識論再次反彈，語音數據只是輔助手段，用以幫助確定音法范疇。這可以看成第四期的開始，以音法類型學和演化音法學等新領域的開拓為標志，泛時音法學成型。聲調大發現：普適調型庫、普適聲素庫、分域四度制成熟、聲調演化律、聲調起因論等。

一、第一期：現代語音學的草創（1880s—1930s）

（一）聽感調查和實驗數據：認識之一

十九世紀后期出現了赫姆霍茲的共振管和聲調感知研究以及斯威特的《語音手冊》，現代語音學由此孕育。它的誕生可以從1886 年國際語音學會成立（IPA/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及1888 年國際音標發布（IPA/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算起。它一開始主要做兩件事，語音教學和語音描寫。這是從發音器官的角度來研究語音的發音語音學（articulatory phonetics），我曾為世界上最大的一部人文社科大百科寫過同名的詞條（Zhu 2015）[2]。它一直是個應用學科，主要用于詞典編撰、言語矯治、聲樂表演、翻譯、拼音和文字改革等。語音學的主要工作是對音素（元音、輔音）進行描寫和分類，附帶著也涉及重音和長短。聲調研究在此期間開始出現。

語音學不像句法學、語義學那樣流派眾多，學說林立。語音學從一開始就像常規科學，只有一種范式，一個學派，一個師承。今天的語音學家基本上是師從保爾·帕西（巴黎）和丹尼爾·瓊斯（倫敦），而瓊斯也曾師從帕西。

國內的語音學也是這一條線上發展來的。20 世紀20 年代，國內第一個語音實驗室在北大建立，奠基人劉半農先是在瓊斯處學習，后在帕西處獲得實驗語音學博士學位。王力先生是三十年代在巴黎大學拿的實驗語音學博士，袁家驊先生是四十年代在倫敦大學跟瓊斯學的語音學。

語音學從最早起，有幾件事值得提一下。

首先是方法，方法是科學的靈魂。語音學從一開始就有兩種研究取向或路向（approaches），一直傳到今天。第一個是實地調查和聽感記音，也就是后來的田野語音學。瓊斯記錄過很多對歐洲人來說非?！爱悋徽{”的語音。他的學生艾伯克龍比（David Abercrombie）回憶起第一次去見瓊斯時，瓊斯開門三句話：“進來”“坐下”“請發一個雙唇內爆音”——內爆音是瓊斯在印地語里發現的“怪聲”，不是音素，是發聲的聲素。內爆音屬于張聲，英語文獻中沒有張聲這個概念及相應術語，姑且譯為“Fortis Voice”。

瓊斯最重要的成就是他那本再版十多次的英語發音詞典。他對一般語音學也有開創性的貢獻，那就是對罕見語音的探究。今天西方語音學家認為粵語有6 個聲調而不是9 個，就是瓊斯定的（當然，更一般的源頭來自為越南語創制拉丁文字的羅歷山，他只認六個舒聲長調，而把兩個入聲短調看作是音高相似的長調的變體）。后來，趙元任在教美國人學粵語的實用教材《粵語入門》（chao 1947）[3]中也采用了此分類法。這種從歐洲長短元音知識出發來幫助西方人理解、學習漢語舒入聲的應用語言學的教學實用策略無可厚非，可惜是誤導了境外研究，很多理論研究者（不是作為教學者）也張口閉口粵語六個調類，顯得食洋不化。西方學者從他們的已知出發，把他們沒見過的入聲短調比附為短元音，看作音高相似的舒聲長調的短變體。這種看法不僅僅是音位處理的不同，而且是錯的?。ㄖ鞎赞r、阮廷賢2014）[4]我們或可把key/kin 看成舒聲、把kit/kid 看成入聲試試，看他們會驚悚諷嘲反對到什么程度——無非都是以己之語度人之音。普適理論應該從音節成分音素和聲素角度來統一處理全球語音（朱曉農2018）[5]。

第二個方法是語音實驗。實驗語音學的雛形可以說在20 世紀初已經出現，圖1 左是 Bradley 測量的泰語長調的基頻曲線圖。泰語還有兩個入聲短調，被西方學者誤認為長調的短元音變體。泰語聲調像壯侗語、粵語一樣，有長央短長度三分傾向（朱/林/趴2015）[6]。

圖1 [左]泰語五個長調的基頻（Bradley 1911）[7]；[右]成都五個聲調的基頻（劉復1926）[8]

劉復1925 年在巴黎完成的博士論文也做聲調測量，他用自制的儀器——乙一和乙二聲調推斷尺，測量分析了12 個漢語方言的聲調。圖1 右是他博士論文中文版《四聲實驗錄》（1926）中成都陰陽上去入五個聲調的基頻曲線。

（二）中國語音學的領先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咱們那時候的水平一點兒也不差，從一開始就不差，甚至還常有領先的研究。劉半農的博士論文就得了大獎，他是系統地從實驗語音學角度揭示聲調奧秘的第一人。

其后趙元任（1928[9]，1929①趙元任《韶州和灣頭村的調查手稿》（1929），轉引自余靄芹《韶關方言的變音初探》，中國東南部方言比較研究第九屆國際研討會論文，杭州，2002 年3 月。）的田野調查記錄了很多當時國際語音學界罕見少聞的語音，如內爆音（趙元任當時叫它“陰調濁音”，后來李方桂叫它“前喉塞”）、嘎裂聲（當時叫“中喉塞”）等。他對十類爆發音的發現（1935）[10]更是樹立了語音研究的典范，演示了諸如田野語音學、實驗音法學、音法類型學等應該怎么做。遺憾的是，他的兩個元音符號（前中元音E 和央低元音A）的提議，沒被國際語音學會接受，他后來也沒再參與學會事務。

下面來看一個趙元任超時代洞察的例子（朱曉農2003）[11]。趙氏（1935）[10]發現，內爆音? ? ? 的分布如果有空缺，缺的總是軟腭?。他對此作出空氣動力學的解釋：“這里的理由不難找，從舌根與軟腭相接的地方到聲門那里一共就沒有多大的空間可以像口腔較寬綽的[b]或[d]音那么弄出些特別的把戲；聲帶稍微一顫動，那一點的空間馬上就充滿了氣成正壓力了。所以也沒有空間也沒有時間可以造成第九類那種懸掛的印象或是第十類那種望里‘爆發’的印象。本來舌根的爆發音不加上那些特別的把戲已經夠難成濁音了?！边@段精彩的解釋被實驗音法學的倡導者奧哈拉（ohala 1983）[12]視為實驗音法學的先驅。他從發音生理和空氣動力學角度為共時音系學和歷時音韻學解決了兩個問題。第一，他解釋了人類語言中帶聲爆音b d/? ? 多于ɡ/? 的共時分布模式；第二，他解決了漢語音韻史上的一個音變現象：洪音群母*ɡ 在西晉末至北朝初變入匣母*?，原因仍是“本來舌根的爆發音……已經夠難成濁音了”。但在細音字中，群母仍保留ɡ，道理還是可以從那段話里引申出來：ɡ 后有i 介音，成阻點同化往前，可以玩把戲的空間增大，帶聲就容易維持了。由此可以作出預測：帶聲爆音消失是從成阻點在后的小舌音開始的，然后是軟腭硬腭音，最后是齒音唇音。

奇怪而有趣的是：一方面趙元任被認為是實驗音法學的先驅，另一方面他本人又不把實驗語音學當回事兒。趙元任當年沒想到他的洞察力、他的真知灼見會對今天的泛時音法研究產生什么影響。我想這主要是因為關心的問題不一樣，結構派的基本取向是注重描寫個別語言中的特定情況。照馬丁·裘斯的說法，天下沒有兩片葉子是相同的。要單單描寫一個獨一無二的音系，耳朵聽清楚就夠了；但是，一旦跨出本音系進行跨語言比較，做共相研究，就免不了要作音理上的解釋，實驗語音學就少不了。還有就是基礎研究和技術操作之間有個時間差，實驗語音學的成果并不是馬上直接就能應用到語言學中，它需要有人去開發。

二、第二期：實驗語音學的登臺（1940s—1990s）

（一）語音學的進展

實驗語音學的誕生可以從“聲譜儀”（spectrograph）投入使用算起。聲譜儀俗稱語圖儀，是在二戰中發明的，最初作為軍用，戰后轉為民用，實驗語音學也應運而生，馬丁·裘斯《實驗語音學》的出版（Joos 1948）[13]是個標志。此后的兩三代中，實驗語音學在區別特征（Jakobson, Fant & Halle 1952）[14]、元音（Fant 1960）[15]、輔音（Lisker & Abramson 1964; Stevens 1972, 1989）[16-18]、發聲態（catford 1964, 1977; Laver 1980, 1994; Ladefoged 1964; Ladefoged and Maddieson 1996）[19-24]、音高時長音強等超音段（Lehiste 1970）[25]、聲調（Rose 1974,1981）[26-27]等諸多方面取得進展。

1.區別特征

實驗語音學的第一項大成就是區別特征（DF, distinctive features），由雅各布森、方特和哈萊在1952 年提出。[14]這是日后風靡學界的生成音系學的基礎理論，至今影響力不減。DF 研究中發現，發音—聲學—聽感特征并不都是一一對應的，在很多場合是多對一。

（1）VoT：帶聲性與送氣性。一項曾引起轟動的研究是VoT 的發現（Lisker & Abramson 1964）[16]，當時人們以為找到了一個普遍適用于全世界輔音分類的統一參數，但后來發現它只能劃分兩類常態發聲清聲和帶聲，以及清聲內的送氣與否，而對其他四類非常態發聲（包括濁送氣）的輔音不適用（朱曉農2010）[28]66-108。

（2）聲調成果。聲調研究在西方語音學傳統中是旁枝末節，但有幾項突破性的成果值得一提。

1）第一項不太為人注意，但這項研究很顯出發現者的敏銳和后續的意義，那就是金守拙（Kennedy 1953）[29]發現了吳語的兩種根據不同詞法條件的連調模式。趙元任和劉半農都說吳語，且都是聲調研究的先驅，卻沒發現這兩種模式。金守拙的發現很有意義，在后來的多個領域的研究中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如右擴展（Sherard 1972, 1980）[30-31]、自主音段（Toda 1990）[32]、音句界面（Selkirk & Shen 1988）[33]。

2）奧德利古（1954）[34-35]的聲調起源于聲母和韻尾的假說，經實驗語音學證實（Hombert et al. 1979）[36]而被廣泛接受。他也是“泛時音法學”（phonologie panchronique）（1972）這一現在顯得無比重要的學科的早期實踐者。

3）王士元（1967）[37]的聲調類型觀和聲調的DF 表達式。他的這項研究是日后分道揚鑣的兩個取向的共同源頭：一是聲調類型庫（朱曉農2014[38]， 2018[5]），二是自主音段取向（Woo 1969；Goldsmith 1976；Yip 1980）[39-41]。

4）漢德森（Henderson 1967）[42]171的聲調復合體觀點，即聲調不是單單由音高構成的：A phonological tone is in [Southeast Asia]very frequently a complex of other features besides pitch-such as intensity, duration,voice quality, final glottal stop and so on.（東南亞音系學中的聲調經常是一個集音高、音強、音長、音質[按：即發聲態]、喉塞尾[按：亦為發聲態，即張聲]等因素的復合體。）

Thurgood（2002）[43]對“聲調即音高”這種標準定義批評得非常嚴厲：Such configurations are found in tone systems throughout the world, not just Southeast Asia, making the standard definition of tone as the lexical phonemicization of pitch distinctions at best a misleading simplification, at worst a serious impediment to understanding.（聲調的這種復合體結構其實不僅在東南亞，而是在全世界聲調系統中都可看到。這就使得聲調是區別詞義、音位化了的音高這種標準理論，往好里說是個誤導性簡化，往壞里說就嚴重阻礙到理解了。）

盡管語音學上已經認識到聲調的復合性質，但在語言學中仍未能把它們音法化、概念化、范疇化、形式化。Henderson （1978）[44]說：There is obviously great attraction in the theory of a single feature that could plausibly account for such a diversity of associated phenomena, but in my view, it is too early to think in terms of‘phonological features’.（音系學理論顯然有極大的興趣想用一個單一的特征來說明這些紛亂而相關的現象，但依我看，現在就考慮“音法特征”為時尚早。）

對于聲調的突破性認識，要到最近十來年語音學發展到第四期才實現。

5）費國華（Phil Rose）的聲調和發聲態研究

費國華先生是較早使用窄帶語圖系統地測量聲調基頻，并使用z-score 進行歸一化的研究者（Rose 1974,1981）[26-27]。我的博士論文（1995/1999）[45]基本上是沿著他的方法取向完成的。他也是較早注意到吳語發聲態作用的語音學家。吳語有弛聲（清音濁流），他進一步在寧波一帶辨認出一種強烈的氣聲，并稱之為“Growling”（吼聲）。十幾年前，我跟他又去了一次浙東，我們在寧波城里和鎮海都沒聽到這種發聲態；直到上了普陀山，才找到一位三四十歲的男性發音人能發吼聲，我們都很興奮。趙元任（1928）[9]近一個世紀前報道過寧波的“濁音濁流”，也許是同一回事。濁音濁流就是濁送氣，在我的聲素系統中屬于氣聲類下的濁氣態（見表3）。我曾聽過贛北都昌、修水、幕府山等好幾處比較強烈的濁音濁流，它們都不及普陀山的吼聲。

2.對發聲態的認識

相比之下，發聲態比聲調更沒有地位。發聲態在語言中的作用很早就被意識到，但對其性質的認識一直停留在生理、聲學上。語言學界很早就注意到發聲態，霍凱特在他那本經典教材A course in Linguistics（Hockett 1958: 60-61）[46]中指出：Further research may show that we are wrong to exclude voice-quality modulation from language. Pending this, as a matter of convenience, we must exclude it from further discussion in this book.（進一步的研究將會表明，我們把聲質調節[即發聲態]排除出語言是錯誤的；但在能解決之前，為方便起見，本書的討論仍將之排除在外。）

系統地從生理和聲學角度研究發聲態的可以卡福（catford 1964，1977）[19-20]和拉佛（Laver 1980，1994）[21-22]為代表，他們把生理發聲態分為六類20 多種。

Ladefoged（賴福吉）（1983；L&M 1996）[47,24]改從語言使用角度來觀察描寫發聲態，把發聲態研究推進了一步；但用以區分發聲態的依然是生理標準（聲門開閉的大小和時間），而不是音法學概念。音法發聲態系統的建立要到朱曉農的《發聲態的語言學功能》（2009）[48]。

（二）交叉學科大發展

新生的實驗語音學經過短暫的熱鬧很快就退潮了，它被幾代形式音系學（音位學—生成派—自主音段論）排斥，在語言學內幾無立足之地；而另一方面，它在語言學之外大放異彩。

20 世紀80 年代，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用途的擴展，實驗語音學在語言學以外不斷地開辟新邊疆，各種各樣的交叉性學科接連出現，如言語信號處理、司法語音學、心理語音學、社會語音學、兒童語音學、神經語音學、病理語音學、康復語音學等。語音學發展成一門很大的綜合性學科：phonetics sciences，而最初的語言發音研究反倒成了很小一部分，占不了整個學科的十分之一；而這十分之一中又有很多不是所謂的“本體研究”，而是跟語用學的焦點重音音高、跟“輔助語言學”（paralinguistics）的情感情緒表達的音高等有關。所以，語音學在語言學中的現狀，還是與趙元任六十年前的評論相差不大，有你沒你無所謂。

頗為有趣的是，大批非語言學家在有聲有色地進行實驗語音學工作，一些高科技企業都有自己的語音或言語處理實驗室；一開國際性的言語科學技術會議，與會者上千，九成多跟語言學無關；厚厚一大本《語音科學手冊》（Hardcastle & Laver 1997）[49]，26 篇文章近800 頁，只有4 篇一百零幾頁與語言學有關。最能體現語音學向外擴張的情況是：語言學界的實驗語音學家普遍地去做語言學以外、具有社會意義和經濟效益、還“理論聯系實際”的項目；我的老師費國華在他退休前十幾年主要在做司法語音學，還出了本這方面的權威著作（Rose 2002）[50]。

（三）音系學的立場

對于實驗語音學的出現，有些結構派音系學家即音位學家積極響應，如上面說的馬丁·裘斯。又如布洛克（Bloch），他是布隆菲爾德之后結構派的掌門人，當了20 年Language的主編，他 （Bloch 1948）[51]也與時俱進地認為“語圖儀對音位學意義極其重要，將來可能有更多的語言學家用這儀器來解答語言學問題，那么我們現在的好多假設可能都得因新發現而改寫?！?/p>

當時的音系學正值結構主義全盛之時，而日后得勢的生成派的基本單位“區別特征”也借實驗語音學的東風閃亮登場（Jakobson, Fant & Halle 1952）[14]，這是語音學和音系學的蜜月期，也是音系學對實驗語音學充滿希冀憧憬的歲月。但這好日子隨著生成音系學（chomsky & Halle 1968）[52]的誕生而結束，此是后話。在那幾十年中，語音學家有幾次都想“改寫”音系學假說，但布洛克的預言最終未在形式主義范式中實現，直到泛時音法學興起時才重燃希望。

并不是所有的音系學家都像裘斯和布洛克，持消極態度的還是大多數。音系學的出現稍后于語音學。十九世紀末，庫爾德內提出“音位”概念，可看作現代音系學的萌芽；然后經過一代人孕育，到1930 年代，音系學以音位學的態勢成熟。它跟語音學的關系一直就沒和美過，音位學以“功能語音學”（特魯別茨柯伊）標榜，要把純語音學排斥出語言學。趙元任（1980/1959）對此有一段影響了幾代人的評論：

實驗語音學也可以算是比較邊緣性的……因為實驗語音學從很早起頭，一直到最近啊，它能夠做的好些事情都比語言學里頭所希望做得到的還差得很遠。雖然有許多很精密的實驗工作，可是研究語言所需要知道的好些方面，是不能夠用實驗來滿足這許多要求，答復這許多問題的。因此有許多語言學家，根本不拿實驗語音學認為是語言學的一部分。[53]175

這的確是很多早期形式主義音位學家的看法。他們都是口耳語音學大家，對實驗語音學敬而遠之；他們認為儀器縱然分析入微，但要是耳朵辨不清，也就只是聲學，跟語言學無關。

后期形式派生成音系學家的看法就更明確而堅決了，如Foley（1977）[54]完全排斥語音學。Anderson（1981）[55]認為音系學跟語音學沒直接關系，音系學建立的核心原理不用參考語音學。Sommerstein（1977）[56]1認為“音系學是語言學的一個分支；而語音學通常認為它不屬于語言學……語音學定義語音和韻律，而音系學關注那些語音和韻律在語言中是如何實際使用的”。他有一句名言：

從某種意義上說，語音學的終點，是音系學的起點。

1980 年代，關于兩者關系的討論很激烈，還為此出了專輯。那時，兩者的關系從100%重合，到0%無關，持什么樣看法的人都有。在0%這一端的，照Anderson（1981）[55]的說法，音系學是“自主的”，不麻煩你語音學了，不過這意見到90 年代優選論出來后就很少有人堅持了（朱曉農2006）[57]。在100%一端的，主張語音學和音系學是“整合在一起的”，是一門學科，持這看法的我就看到奧哈拉。在ohala（1990）[58]看來，音系學想要獨立是不可能的；音系學家批評語音學不管用，那是因為過去的語音學只是排比、歸納材料的“分類語音學”（taxonomic phonetics），而不是奧哈拉倡導的“科學的語音學”（scientific phonetics）或實驗音法學（experimental phonology），科學的語音學就是要管音系學。當然，絕大部分人是中間派，說語音學和音系學有“交接面”。這么說又引出了問題：交叉了百分之幾??？哪些問題是音系學專有而跟語音學無關的？所以中間派想中庸也難。

有趣的是，音系學盡管折騰了一百年想脫離語音學，但它最終還是獨立不了。道理很簡單，音系學一直借用語音學的基本單位：先是基于音素的音位，后是區別特征。一個沒有自己基本單位的學科就像啃老族，怎么個獨立法？

我早先算是中間偏向奧哈拉，心里覺得不可分，但具體怎么操作又苦于沒有門徑。奧哈拉提倡的實驗音法學是他單打獨斗天才型的前沿突破，而形式音系學訓練學生有章有法、像模像樣，但真正實戰大多花拳繡腿。經過這些年的摸索，我覺得把賴福吉的語言語音學概念和奧哈拉的整合觀結合起來，就能理解問題到底出在哪兒了。一方面，大語音學內的語言語音學要跟其他交叉學科相區分，它在語言學中有自己的服務對象和研究目標；另一方面，在語言學內部，不能把語音學和音系學分開，過去那種要么我統率你要么你踢出我的兩極震蕩是不對的，語音學和音系學應該加以整合，但兩者關系不是過去那種要音系學服從語音學，而是語音學要為音系學服務。這個后文還會詳談。

（四）忽視數據：認識之二

語音學和音系學的關系從一開始就不和睦，這種分裂之態一直延續至今。

這個分裂是語音學最初的兩個研究取向（實地調查的聽感取向和實驗數據的聲學取向）的矛盾導致的。聽感取向實際上也是音位論的基礎，這一點過去沒有專門指出過。音位第一條標準“語音近似”，指的是“土人感”（native feeling）的近似，不是語音學家或方言學家有訓練的耳朵，更不是實驗數據。舉個看似極端其實稀松平常的例子，高平調[55]和高降調[51]不要說有訓練的耳朵，大部分人都會覺得差別巨大，但在廣州人香港人耳朵里兩者差不多，因為他們的陰平有高平和高降兩個語音變體，所以他們學普通話時會覺得第一聲和第四聲很難區分。又如清塞音（包括爆音和塞擦音）送氣不送氣的區別，中國人覺得很容易，可歐洲人學得很費勁；反過來，他們覺得清振區別輕而易舉，而這對中國人來說是難上加難。有一年我在復旦開語音課，講到清振區別很難，一位聽眾不同意，說那還不容易。她說她是上海人，有清濁區別；她學了十年法語，博士畢業又教法語，而法語也有清濁區別（注意，兩個“清濁”不一樣）。我請她上臺來發音，并當場錄音。出乎全體聽眾意料的是，她的“濁音”是不振動聲帶的，也就是“清音”。這位上海母語的法語老師幾欲厥倒。我解釋說：歐洲語言中的“濁音”是聲帶振動但屬于清冽或常態發聲的“振聲”，而上海話（還有湘語楚語苗瑤侗臺以及上古中古漢語）的“濁音”是聲帶不振動而屬于非常態發聲的“弛聲”（氣聲小類）。兩個“濁音”不一樣，咱們的濁音是陸法言顏之推說的聽感渾濁（muddy voice）的氣聲；而二十世紀以來國內學的“濁音”是西方聽感清冽（clear voice）的振聲，大家都給西方帶有歐美特色的“普遍性”（universal）給攪混了。所以前文我都說“清振”不說“清濁”，免得讀者繼續被誤導。

聽感和聲學取向的矛盾最終引向一個不可避免的嚴重問題：碰到兩者有出入時以誰為準呢？其實，實驗語音學早就知道：生理—聲學—聽感都不是一一對應的，而最終都要落實到聽感上，只是這些年聲學研究突飛猛進而聽感實驗蹣跚落后，于是聲學數據似乎霸道得要到語言語音學中來做主。對付它當然沒有別的辦法，只有讓聽感研究迎頭趕上才行。

三、第三期：語言語音學和實驗音法學（1990s—2010s）

這一期的語音學在時間上與上一期有交叉，它的某些概念和實踐在七八十年代就出現了，發展軌跡上亦非直線而下。

（一）賴福吉的貢獻

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到新世紀，語言語音學在以下四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且都與賴福吉有關。這四項進展是：提出語言語音學，輔音大發現，元音重新定義，從語言語音學角度辨認發聲態類別。如果說二十世紀前半期最重要的語音學家是丹尼爾·瓊斯，那么后半期就是彼得·賴福吉（1925-2006）了。他在語音學多個領域做過工作，很多是開創性的，他取得的成就可代表語言語音學達到的高度。

1.語音學有了基本理論

語音學中一個顯著改觀是“語言（學的）語音學”（Linguistic Phonetics）的提出（Ladefoged 1971）[59]。賴福吉篳路藍縷，為語言語音學抽象出一個理論框架，落實了一個基礎理論（2006）[60]，當然，具體操作上還在摸索。這是以往一百年所沒有的。在語言學內，賴福吉努力建立音系學框架（多個特征樹）以容納各種語音，其成功度超過理論音系學中各色特征刻畫的理論。這也部分回答了前文所引的趙元任對實驗語音學作用的質疑。

語音學一直缺乏一般性理論。傳統語音學有一對基本范疇：音段～超音段，我們假想式地表達在圖2A中，以音段為主，輔以超音段。模式A 在處理歐洲、阿爾泰、烏拉爾、阿拉伯這些音素主導型語言時是夠用的，是一種簡化的方便做法。這些語言中的發聲態種類很少，僅有的清聲、振聲、送氣可便宜行事處理為輔音區別，如p, b；而超發聲態的音高和長度的兩度區別可處理為元音的輕重音和長短音。

圖2 [左]假定的傳統語音學基本框架；[右]賴福吉框架

賴福吉出道后把考察對象擴大到西非和印度語言時，便發現了模式A 的捉襟見肘。非洲語言中有喌zhōu音（click）、噴音、內爆音等非肺部氣流音，所以得增加一個氣流維度；中/西部非洲和印度有氣聲、噴音、內爆音，所以還得增加一個喉部維度。于是，賴福吉（2006）[60]就把語音學的基本框架設定為圖2B。該框架仍以音段為根節，下轄喉上（調音部位和方式）、喉部（七種發聲態）、氣流（三種非肺部輔音）。模式B 實際上是把卡福（1977）[20]所定義的發音三過程（氣流啟動、喉部發聲、喉上調音），圖式化后作為刻畫音段的三個特征節。

這個框架還有很多改進余地。首先，各個因素之間的邏輯關系不明確。如喉上特征本身就是音段特征，而喉部特征在傳統語音學中被認為是附加性特征，跟喉上特征不在一個層次上。模式B 最大的不足是：喉部特征（即發聲特征）往往是跨越音段的，而不是附著于某一音段。賴福吉等人（1996）[24]把喉部特征附著于塞音之下，這明顯錯了。嘎裂聲、弛聲、假聲主要表現在韻母上，而不是聲母上，更不是沒有指明音節位置的塞音上，比如韻尾的輔音不顯示這些發聲特征。再者，聲母位置上的響音，甚至振擦音，都比聲母塞音更能顯示上述發聲特征。最極端的例子是零聲母字，它們沒有聲母輔音，卻照樣有發聲態區別。

2.輔音大發現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的四十年間，田野語音學迅速發展，發現并認定了很多罕見的輔音，尤其是非肺部氣流的輔音。二十世紀前八十年，國際音標圖只修改過兩次，而1979 年以來已經修改了六次（1979、1989、1993、1996、2005、2015），主要是輔音。這方面賴福吉的功勞最大。他延續了瓊斯以來的田野調查的語音學傳統（咱們從劉半農、趙元任開始也是這個好傳統），田野足跡遍及亞非拉澳，很多錄音材料至今還是有關語言唯一的音像資料。他辨認過大約900 種輔音和200 種元音，如非洲南部的喌音、印度Toda 語的六種舌尖顫音等。所有這些研究支撐起他那本《世界語音》（Ladefoged & Maddieson 1996）[24]的大書。

3.元音重新定義

元音的屬性得到重新認識。元音原來是用兩條生理標準定義的：（1）外部標準是與輔音相對：口腔通道比輔音寬，氣流外出時不產生明顯噪聲；（2）內部分類使用三個生理參數：高低、前后、圓唇性，由此構成一個生理四邊形/三角形空間?，F在，它們已被兩條新標準取代（Ladefoged 2001[61]26；IPA 1999[62]）：第一，元音定義引進了一條音法標準，具體來說是音節學標準：用作音節的核心——韻腹（朱曉農2010）[28]；第二，元音空間由頭兩個共振峰來定義。因此，現在的語音學是用音法標準協助生理標準為元音定性的，并用聲學參數定量描寫元音。

4.辨認語言中的發聲態

賴福吉（1964）[23]很早就注意到發聲態了，《世界語音》（L&M 1996）[24]中羅列了運用于具體語言的附著于塞音的生理發聲態，但到底有幾種，他前后說得不一致，歸類時還跟別的范疇如氣流機制或參數相混，大致上，他分六七種或七八種。跟拉佛、卡福不同的是，賴福吉是以實際語言中出現的發聲態為例的；跟他們相同的是，他仍沿用生理標準如聲門開閉度和開閉時間，而不是音法學標準如對立、變異、演化來區分發聲態，例如他分的氣聲和弛聲，前者聲門開閉度大于后者，但兩者從不對立，因此兩者應屬于同一大類（朱曉農2010，2018）[28,5]。

賴氏的結論有幾處需加以改進。一是他的發聲態分類還有很多空缺，現在發現的共有六類14 種（朱曉農2018）[5]。二是他把發聲態的性質歸于塞音。其實，發聲態是音節的屬性，它的聲學、生理、聽感特征更多表現在聲素如聲調上，其次是韻母上，再其次是聲母上。而且在聲母位置上，響音擦音都有比塞音更明顯的發聲表現，甚至沒有輔音的零聲母音節照樣有發聲態區別。第三則是系統上的問題，這又可以分為兩點：（1）發聲態本身還未能組織起一個分類系統；（2）還沒能把發聲態有機地編織進整個語言語音學的理論框架。

（二）賴福吉一脈

賴福吉為語音學的推廣作出無人能比的貢獻：他把語音學從英國帶到美國；寫了一本再版多次最為通行的語音學課本A course in Phonetics；培養了20 個博士，包括奧哈拉（John ohala）、麥迪森（Ian Maddieson）、基廷（Patricia Keating）這樣的一流語音學家。賴氏一門的工作代表著語言語音學的三個分支：他本人的田野語音學，奧哈拉首創的實驗音法學，麥迪森的音法類型學雛形。

1.奧哈拉和實驗音法學

“實驗音法學”（experimental phonology, ohala & Jaeger 1986）[63]或“實驗室音法學”（laboratory phonology），是用實驗語音學的方法來解決語言學問題，回答形式音系學對語音學的質疑。實驗音法學在1980年代后期開始興旺，會議組織過十多次，參與者不少，有語音學家，也有音系學家，但除了總目標一致外，大家研究的問題、方法很雜。

有一次我問ohala，experimental phonology 的誕生是否可以他編的那本experimental Phonology（1986）[63]的出版為標志。ohala 答道，那個詞語是那時出現的，但那門研究應該與Ladefoged 七十年代就提倡的linguistic phonetics 類似?？梢?，“實驗音法學”和“語言學語音學”是一套班子、兩塊牌子，兩者內涵不同，但外延一致。近年來，這門學科發展迅速，對漢語的語音研究，包括一般語音學、方言和民族語研究、音位學和音系學、歷史音韻學都有不可舍棄的重要意義，甚至對語法語義研究都有貢獻，說它神通廣大，并不為過。

2.類型學雛形

實驗語音學不但解釋音變，還解釋音法共時分布：“今天的分布是昨天演變的結果”（朱曉農2006）[64]。如果類型學做得完備的話，演化研究將會走得更遠。

麥迪森（Maddieson 1984）[65]根據良莠不齊的300 多個語言的記音材料做了首次大規模的統計，后擴大到500 多個語言（見馬普所《世界語言結構地圖》，2013）。他又協助賴福吉撰寫出版了《世界語音》（1996）。這兩項瞄準語音類型的研究，還沒建立起類似林奈分類系統那樣的音法類型學，還沒辨認出元音、輔音、聲調、發聲態的類型。沒類型當然談不上類型學，所以說它還在雛形階段。

最近幾年，我們建立了聲調類型學，于是聲調演化學勢如破竹，這是因為“如果分布有什么規律可言，那就一定服從演變的規律。因而共時的分布模式就為追蹤歷時演變提供了線索。他的成功大大刺激、推動了對語音現狀的歷史來源和廣義物理原因的探討，也因此大大推進了我們對語言的理解”（朱曉農2006）[64]。

（三）依賴數據：認識之三

1.科學研究的必要

語音學的第一期除了調查記音，還重視語音實驗；到第二期，語音數據遭到排斥，讓語音學很糾結。不過，這種情況到1990 年代后期有了改觀（發展到后來則是矯枉過正了）。道理很簡單：只要語言學家想要進行科學的研究，就必須遵循科學研究的范式①形式音系學家喜歡標榜自己做的是科學，但他們未分清形式科學和經驗科學：形式科學指數學幾何邏輯電腦程序等，它以自洽為起點要求兼終點目標；經驗科學需要實證。形式語言學模仿形式科學，不過是一次不成功的嘗試（朱曉農2006）[64]。?？蒲蟹妒街凶钜话愕囊缶褪橇炕?。我的博士論文Shanghai Phonetics（1995/1999）[45]扉頁引了開爾文勛爵（Lord Kelvin）如下的一段話：

我常說，如果你能把你所討論的事物加以測量，并用數字表達，你就對它有所了解了。如果你無法把考察對象量化，那么你對它的知識就很膚淺，實在難以令人滿意。

引完這段話，我是一臉嚴肅地加引了統計學家法蘭克（Harry Frank）的話，進一步說明以防誤解：

當然，即使是開爾文勛爵也不會說科學知識直接來自測量。建立并證實科學假說的關鍵在于把測量值進行比較。

沒承想賴福吉晚年收山之作《語音數據分析》（Ladefoged 2003）[66]的題記所引也是開爾文勛爵的同一段話，不過，他不像我那么唯恐誤導而加引法蘭克，他則是引了他太太的一句話作為自嘲：

數字不過是科學家的防護罩。

賴太太是圈外人，卻一語中的。這二十年來，愈造愈多的語音學家的個人防護罩造成數據至上的趨勢，并要變成語音學整個學科的隔離罩，隔離開語言學——矯枉過正了。這才有后文我憂心忡忡的“認識之四”。

2.有效應用

軼事歸軼事，現實研究的確有了轉向。讓我舉一個簡單的元音例子。元音一向是表達在一個四邊形的生理空間中的（見圖3 左）。這些元音還編了號，如i 是1 號元音，e 是2 號元音，u 是8 號等。后來在i 和e之間添加了英語的I，俗稱“1 號半”元音，意思是它的舌位比i 低而比 e 高。其實，元音舌位一直很難確定，哪怕有X 光片。到了1999 年版的《國際語音協會手冊》[62]中，美國英語的元音空間里I 處于e 之下（按照生理舌位圖來理解，這就成了“2 號半”元音）?？梢?，這不是生理舌位圖，而是聲學空間圖，參數用的是第一共振峰F1 和第二共振峰F2，“I 在e 下”表示的是前者的F1 值大于后者。

圖3 [左]國際音標元音舌位圖；[右]美國英語的單元音聲學空間圖（IPA 手冊）

同一本《手冊》中還有I 處于e 之上的（Hindi 語），或I 和e 處于同一高度的（德語），這說明國際音標現在只不過是個表示大致位置的符號，表示I 和e 是兩個不同的音。至于誰在上誰在下，各自的語音性質如何，由聲學數據決定。

這就是現在元音的量化表達方式，過去舌位定性比較困難，現在一定量，反倒簡單了，而且也明確了。元音研究一直是語音學進展的一項重要標志?，F代語音學的奠基石之一是十九世紀下半葉亥姆霍茲的共振管理論。此后，瓊斯的定位元音cardinal Vowels，方特的元音聲學理論，賴福吉提議的定量表達，賴福吉，尤其是朱曉農（2010，第10 章）[28]明確提出元音的音節成分（韻腹）的輔助定義，朱曉農（2010，第9 章）[28]關于松緊元音的辨識和元音的調音色彩和發聲色彩的分類等，都標志著語音學理論的進展。

3.迷信：走向反面

隨著語音軟件的越來越強大而方便，越來越多的文章用實驗數據來增強論證。這又引出另一個問題，有些研究太依賴甚至迷信實驗數據。例如廣東話中有沒有介音，歷來有分歧，有的研究人員利用實驗語音學來證明廣東話有w 介音。這實際上過分依賴了實驗語音學，因為音位并不直接對應語音現實，且音位處理有多種可能性。還有的隨意引用些數據圖例就認為可以解決音韻學中的問題。因此，研究人員有必要懂得有關實驗、測量、數據處理等工作中的原則、方法、程序問題。有兩點必須強調：（1）語言實驗工作必須做得系統而徹底，如果隨意用一些語圖，那么你想說明什么都是可能的，因為一個語言信號有無窮多種隨機變異的物理形式；（2）再進一步，即使數據系統而徹底，它所能起到的也只是輔助性的旁證作用，而不是本證。

四、第四期：廣義音法學（2010s—2020s）

（一）目標與宗旨

1.引言

最近十多年來，語音學進入一個新時期，認識論上從數據至上退而認為數據起不可或缺的輔助功能；學科進展可以“有你我式”的廣義音法學的成型為標志，包括音法類型學、演化音法學以及結合兩者的演化類型學。聲調和發聲態研究在諸如普適調型庫、普適聲素庫、聲調演化律、聲調起因等方面出現了大爆發。

這一階段的語音學是一種“語有、語治、語享”的“語言語音學”，屬于廣義的音法學。廣義音法學包括傳統的生理、聲學、聽感語音學，不過跟傳統語音學不同的是，語言語音學是為狹義音法學或音法學（包括音系學、類型學、演化學）服務的語音學，它所選取的生理、聲學、聽感參數是與音法學相關的。有關音法學，請參閱我在《常熟理工學院學報》發表的文章《從語音數據到音法范疇：類型和演化觀中的基本概念和認知范疇》（2022，以下簡稱《范疇》）[67]。本節內提一下《范疇》一文中未涉及的幾點。

2.走向“有你我式”

“有你我式”，就是普遍性（universal）?，F有的語音學框架具有鮮明的歐美特色，不夠“有你我式”?！坝心阄沂健钡恼Z音學框架應具有如下幾項性質：

（1）排除時空限制的泛時音法學：不但能說明西方語言，還能說明亞非美澳語言；不但適用于共時研究，還適合歷時研究。

（2）實驗語音學和田野語音學的結合。調查和實驗是語音學一開始就定下的兩個方法取向，這也是所有對象有時空分布差異研究的常例。比如天文學、地質學、動植物學，首先是觀察實例，然后用理論解釋實例，用實驗驗證理論；有觀察不及處，就用理論來擬合，用實驗來驗證。語音學也一樣，首先要調查到底有些什么樣的實例。這不是看低理論或實驗，而是說語音的變異度或奇異性遠遠超出音系理論家或語音實驗工作者的腦力所能想象的。這沒有什么不可思議的，生活比小說更離奇——我也是調查了1500 個聲調系統后才明白這一點的。這樣的語音學就是充分貫徹第一期語音學所運用的田野調查和實驗的方法取向，來解答甚至提出語言學中的問題，實現趙元任時代還不可能的學術理想。

（3）語音學以從屬于、服從于、服務于音系學的姿態與音系學相結合，類似于實驗物理學服務于理論物理學，后者不脫離前者。這一點今天來看是多此一說，但二三十年前在我求學成長的時代，音系學家普遍以為理論音系學可以獨立于實驗語音學之外，他們真以為形式語言學像形式邏輯或數學一樣，可以脫離物理世界。有關這一點，下一小節有進一步論述。

3.為音法學服務的語音學

最近幾年顯示出一個新時期的降臨，因為認識論上又有了轉折：數據起的是不可或缺的輔助作用。音法學暨語言語音學趨向成熟，語音學的基本框架和語音單位都被重新定義。這個階段的語音學重返語言學，但它不再是野心勃勃或霸氣十足地去主導音系學，而是發展出音法類型學和演化音法學來自覺自動服務于音法學。套用一句名言就是：

of linguistics, by linguistics, and for linguistics. [語有、語治、語享]

這是一種屬于語言學、服從語言學、為語言學服務的語音學（Zhu 2015）[2]。它的基本概念（如元音、輔音尤其是近音）也由此可以用音節成分來協同定義，而音系學/音韻學研究（不管是共時音系內部、還是跨音系、還是歷時研究）也應該能在語音學基礎上開展。

上文講到，此前的語音學盡管越來越“科學”，卻離語言學越來越遠，它不關心也沒能力解決語言研究中的問題。而賴福吉的語言語音學就是為了解決語言學的問題的，他臨終前掛在網上的一篇未竟稿題目就是“How to relate phonetics to phonology?”（如何把語音學關聯上音系學）他從1971 年提出語言語音學這個概念后，幾乎整個學術生涯都是圍繞著這個目標、沿著這條路向前進的。遺憾的是進展不算很理想，直到賴氏去世，語言語音學還未成型，也顯得后繼乏人。這當然怪不得語言語音學，也不能否定這一方向，而只說明關聯兩者的難度。這就回到我（朱曉農1987）[68]30 多年前所說的“事物的連續性對分類的離散性，事物的變動性對分類的靜止性”的矛盾問題，表達得更現代一點：

兩對永恒的“連散矛盾”：共時性質的連續性和認知范疇的離散性之間的矛盾，歷時演化的連續性和階段劃分的離散性之間的矛盾。

4.音法學：定義和范圍

既然語音學要為音法學服務，我就不憚其煩把音法學的外延列表如下（表2），它融合了語音學、音系學和類型學，也融合了歷時和共時，以統一的原理和方法來研究語言學中的語音問題。

表2 廣義音法學分支

有關這一期的音法學簡介，請參看《范疇》（朱曉農2022）[67]。下文談一下這一期的認識論轉變。

（二）數據輔助音法：認識之四

實驗數據對于音法研究的重要性，實際上體現的是語音學和語言學的關系問題。上文已經呈現了三次更迭，本節是第四代認識：數據重要，但只起輔助作用；關鍵在于確立語言學范疇，語音數據對此起到的是不可或缺的輔助作用。下面結合幾個語音問題來看一看。

1.朝鮮語軟硬輔音的音法范疇

朝鮮語的軟硬輔音是國際語音學界七十年來的大難題，這看上去是個語音學問題，但實際上是音法學問題。有關朝鮮語軟硬輔音的語音數據很多，基于這些數據，國際語音學界卻得出一連串的錯誤結論：

（1）“這是朝鮮語特色”——錯1：吳語、湘語中也有類似現象。

（2）“這是輔音問題”——錯2：不是光桿輔音問題，是音節結構中的輔音（聲母）問題，處于韻尾時沒有軟硬問題；錯3：不是單個音素問題，是整個音節的問題；錯4：甚至不是音素問題，而是發聲態問題。

（3）“這是軟硬輔音問題?！薄e5：“軟/硬”是什么概念？語音學中無法定義，音系學內也無法找到它們的上位概念。那么它們是基本范疇嗎？添設這么一對基本概念顯得很奇怪。如果都不是，那就不過是無可奈何的標簽。錯6：這個標簽更明顯地表現在標音上：硬音加個星號，如*p，表示IPA 沒法標寫，語音學中無所屬的無可奈何溢于言表；更要命的是，這個標簽還標錯了，硬音還不算太特別，軟音才是需要標記的少見發聲。錯7：更一般地，把硬軟當成輔音對立是一種只見其一的音位處理。實際上，此處的對立并不限于聲母位置上的輔音，在音節層面同時有多種區別存在：輔音硬軟、元音緊松、音高高低、發聲態不同等。音位學碰到這種情況作用有限，弄不好還會誤導。趙元任是音位學先鋒，但他在收山之作中談漢語音系學（1968: 18-54）[69]，沒有一個phoneme 字樣，所以跟趙元任走沒錯。

（4）“這是語音學問題”——錯8：這是音節音系學問題。半個多世紀以來發表的很多語音學文章（如Kim 1970[70]； Abberton 1972[71]；Silva 1992，2006[72-73]；Silverman & Jun 1994[74]；Sohn 1998[75]；Park 1999[76]；cho 2002[77]），對軟硬音的語音性質從生理、聲學和聽感等方面進行過深入研究。如硬爆音比起軟爆音來：聲道壁更緊張，呼吸肌力增長更快，成阻點接觸面較大，成阻點后的氣壓較高，持阻時間較長，爆發能量較大，聽感上更清脆，后接元音的基頻較高（Hardcastle 1973[78]；Kagaya 1974[79]；Dart 1987[80]；Lavoie 2000[81]）；也有些發音人在硬爆音爆發之前會下降喉頭，或用其他辦法擴大喉上聲腔（Dart 1987）[80]。而軟爆音的VoT（約30-60 ms）要長于硬爆音（小于30 ms），軟爆音的聽感聲學性質主要不是表現在聲母輔音上，而是在韻母元音上。相比于軟輔音，硬輔音后的元音音強較強，基頻較高。

語音學是連續的物理量，這方面我們已經了解得很透徹；音法范疇是離散的認知范疇，這方面我們一無所知。這就是這么多年來軟硬輔音問題沒得到解決的原因所在。因此，重要的是如何把連續的物理量轉換或音法化為語言學概念，也就是用聲素系統中的弱送/弱弛/振聲給朝鮮語的軟音節定位，用張聲/清不送為其硬音節定位。這樣，軟硬輔音這個長期存在的國際性難題就可在“有你我式”理論框架中得到解釋（段海鳳、朱曉農2018）[82]，也可與其他語言中的類似發聲態進行比較研究了。

打個比方，年齡是連續的生理量，但老年、青年、少年等是認知范疇。為什么17 歲11 個月29 天23 小時59 分59 秒是少年，過了滴答1 秒，就是青年了呢？——這靠的是外部標準（章婷、朱曉農2021）[83]。我們不用“17 歲11…59 秒”來認識事物人物，就像我們不用125 赫茲來認識聲調、不用多少毫秒持阻段來認識軟硬輔音一樣。但我們可以用多少毫秒的VoT 來認識軟塞音，因為我們在VoT 正值軸上定義了不送態（0～30 ms）、弱送態（30～60 ms）、送氣態（＞60 ms）。

2.聲調：聲學數據，聽感范疇，普遍類型

聲學數據是連續的，所以要到達離散的音法范疇還有一條鴻溝要跨越。但聽感結果都是離散的，包括互補離散和交叉離散范疇（后者即過去說的有點矛盾的“連續感知范疇”），那是不是可以直接作為音法范疇呢？

可以，但有限。

聲調范疇感知分先天能力和后天習得?，F有研究分兩類，一類由非聲調語被試參與，考察的是平升降等曲線形狀的“調形/拱形類”，這涉及音高感知的先天能力，與聲調關系反而不大；另一類只有聲調語被試，考察的是后天習得的、屬于個別語言的調位類。調位也是音法范疇，但對我們的聲調認識作用有限。

理想的音法范疇是類型學中的“種”（species）。章婷、朱曉農（2021）[83]考察并確定了興化方言中的三種R 調的“感知類”，發現它們與具有跨語言普遍性的聲調類型學中的調型（tonotype）（高升、前凹、央凹型）相對應。實驗結果成功地打通了聽感和類型學兩個領域：初步證明從類型學角度劃分的調型具有聽感范疇基礎，而普遍性的聽感范疇對應類型學的“種”；還證明了“外標認知論”及其方法的可行性。

3.元音：聲學數據加音節成分

元音是語音學的基本概念之一。其長期以來被廣泛接受的是語音學定義：調音上舌面與被動器官有足夠寬的通道，氣流通過聲道時沒有阻礙，聲學上不產生湍流，聽感上沒有噪聲或摩擦感。這樣的定義引出兩個問題，一方面，它無法包括那些較緊的高位出頂元音，如微擦元音和舌尖元音?；另一方面，它把沒有湍流、具有純元音性質的 j、w 排除出元音范疇，而歸入輔音（近音）。所以，單單用語音數據是無法充要地定義元音的。

要解決這兩個問題，就必須把元音進一步限制為在音節中作為韻腹，并且口腔內沒有明顯阻礙的音（朱曉農2010，第8 章）[28]。韻腹條件可以把不做韻腹的j、w 等音排除掉，“無明顯口腔阻礙”則把鼻音、邊音等排除掉，并且把微擦元音和舌尖元音包括進來。修正定義引進了韻腹這一音節音系學標準，相對于語音學概念“元音”而言，這是外部標準。但如果把問題倒過來從音節學角度看，元音是韻腹的語音實現，那么，原來的語音數據就是用來幫助定義音法概念的外部證據。

4.小結：“左一下，右一下”

有個政治家說，治國就像開飛機，左一下，右一下，就不偏不倚了?？茖W也差不多，四十年前我（朱曉農1983）[84]曾說過，尋找共性和特點有個交替律，就是共一陣，特一陣。語音學也是如此。語音學初起時是重視數據的；到第二期音系學發達了，數據卻給排斥了；到第三期末，實驗語音學重新抬頭，我（還有賴福吉）借用開爾文勛爵的話大聲疾呼定量的必要（Zhu 1995/1999[45]；Ladefoged 2003[66]；朱曉農2005[85]）：“如果你無法把考察對象量化，那么你對它的知識就很膚淺?！币淮诉^去了，如今的語音數據鋪天蓋地，大有依賴聲學數據來劃定作為感知范疇的語音概念的趨勢。所以我掉過頭來強調定性的重要性：

從語音數據到聽感范疇，說起來是短短半句話，認知上是高高萬仞山！

語音學中這樣三番四復的認識，也許有人會說這些不都是談方法嗎，怎么是認識論呢？是方法，但我是從認識論角度來談哪種方法或哪些材料是可靠知識的來源，而這，恰恰是認識論的中心議題?？傊?，目前的結論可以借用一句五十年前常用的話：要數據，不唯數據，重在音法范疇。

（三）演化類型學

《范疇》一文介紹了共時的音法類型學和歷時的演化音法學。音法學旨在打通共、歷，所以在研究中結合兩者，使用泛時的演化類型學方法。下面簡單介紹一下他的方法和取得的成績。

1.普適聲素庫

《范疇》[67]介紹了普適調型庫，它的建構基于兩項前提成果，一是音高上辨認出純低調，二是發聲態上發現了普適聲素庫?？梢哉f，演化類型學的開端，就是以建構發聲態類型系統（2006，2009）[86，48]為標志的。

發聲態分六類14 種，再加三種超發聲態，構成一個普適聲素庫。聲素是音法學的發聲單位。表3 中，六類發聲態可以定義三個聲域，進而為描寫所有聲調的分域四度制提供了經驗基礎。

聲素系統在現有的語音學和音系學中是空門?，F有的語音學只能應付表3 第5、6、8 三種發聲態，偶爾也勉強能處理VoT 體制外的濁送氣（No. 11）。說它是體制外，是因為VoT 只能處理清送氣、清不送氣、帶聲三種最常見的情況，無法應付濁送氣；說它勉強也能處理，是因為在帶聲性和送氣性兩個參數下可以把這四種發聲態排成兩兩平行的關系。但我們現在知道，不存在這樣的兩兩平行格局，這是一種削足適履的扭曲事實（朱曉農2018）[5]。因為（1）清聲p/ph和常態振聲b 屬于清冽嗓音，而濁送氣b?屬于渾濁的非清洌嗓音，它跟弛聲、弱弛同屬氣聲類；（2）清聲分清送、弱送和不送三小類，振聲不分類。

發聲這個困惑了語言學界半個多世紀的涉及語音學和音法學基本框架的系統性難題，在嘗試了二十多年后總算拼出一個完整圖案。最早是我在做博士論文時（1990-1994），為處理上海話的陰陽調，提出以發聲態（清聲vs 氣聲）定義的分域概念。原地踏步十年后，《論分域四度標調制》（2006）[86]嘗試性地提出了一個發聲態系統，那時還有“全緊聲”這么個概念（后來分解為假聲和張聲）。這以后開展了大規模的田野調查，事情突然就變得容易了——“一力降十會”，那是我當時的感覺：在泰山壓頂的材料碾壓下，什么華山論劍都是花拳繡腿。不過別誤會了，以為這就材料稱大王了。不是的，一力降了十會后就得有一套更好的理論去駕馭材料。從語音材料到音法概念，在認知上要翻越一座比泰山更高更高的山。

普適聲素庫的構建引起了連鎖反應：改進了輔音分類，產生了新的聲調模型，重構了音節，并最終重塑了語音學架構。這些問題近年來我已加以完整論述（朱曉農2018；Zhu 2015）[5，2]。

2.兩種演化比較法

研究音法演化所用的演化比較法包括兩種：內部變異比較法和外部格局比較法。我們從研究較為充分的聲調演化，可把音法演化研究的總體操作步驟總結如下：（1）從小范圍的同源語言（如鄰近各縣的同區方言）中選出同源詞（同古調類）。（2）測量基頻：a）測量中發現的變異，可運用內部比較法探索潛在的演化方向；b）取主流變體進行歸一化。（3）根據聽感，并輔以聲學數據，在普適調型庫中確定調型，并表達在分域四度框架中。（4）找出系統對應（同一聲調的調型對應）并列成表——這是建立區域類型學的重要一步。（5）歷史探源：a）對每一項對應，在祖語中構擬一個能合理地發展成現在各子語中的音（由于年代不遠并且調型有限，就選取現有的某個調型）；b）據此決定現代某個詞的古形式（何種調型在先）；c）再確定祖語音系、音韻組合規則（早期調型格局）。（6）盡可能遠地探索演化軌跡，凡自然演化，均有音理可言，都會形成演化鏈，甚至演化環。（7）凡不在演化鏈上的突變，考慮各種選擇因素：音系調整、社會因素、語言接觸、書面語影響的強制音變，等等。

演化比較法是綜合了歷史比較法、實驗語音學、變異理論、音法類型學的方法。其基本假設是先假定一個區域內相似的方言具有共同的來源，它們演化到今天有各種變化結果或變定形態。變定的主要原因取決于自然音變原理，同時也有其他原因（音系調整、接觸、社會因素、強制因素）。自然演化的大勢可以在區域內的共時變定形態中探求。這些共時形態可以看作是演化的不同階段，把這些重建的階段用箭頭連接起來就可以看出自然演化的趨勢。如果區域內的演化結果能被所發現的演化大勢解釋，那么其他因素可以忽略不計；若演化速率突出，可考察它們所起的促進或阻礙作用；如果有偏離大勢甚至反轉的情況出現，這就值得發掘接觸等其他因素的影響機制。

外部格局比較法比較的是局部區域內相鄰方言變定的結果。它的基本出發點與歷史比較法相同，不同之處在于，歷史比較法是一個一個音地構擬，但外部法注重系統的、相關聯的、成模式的變化，因此重建的是一個系統（例見張靜芬、朱曉農2017）[87]。

內部變異比較法是一種新方法，是本語言系統內的比較法，它比較的是某個聲/音的隨機變異。在一個語言內，我們可以看到某個字有不計其數的人際、字際、場合、風格差異。這種共時變異ohala（1989）[88]看作是“迷你音變”，是歷史音變的來源。這也是Labov（1975, 1994）[89-90]所說的從變化的語言探測語言的變化。如果共時變異在詞匯和人群中擴散開而最終被整個社團接受，音變由此而完成（Wang 1977）[37]，例如海南閩南語的內爆音；如果沒有擴散開去，那么共時變異就可能長期存在，如潮汕漳泉閩南話的內爆音（潮州例見朱曉農、洪英2010[91]，汕頭例見朱曉農、劉澤民、徐馥瓊2009[92]，漳泉例見朱曉農2012[93]12-13）。

3.語音的循環演化

（1）聲調是怎么循環演化的？

把外部類型比較法運用于泰語（朱曉農、林晴、趴差椏2015）[6]、梅州客語（朱曉農、李菲2016）[94]、惠普閩語（張靜芬、朱曉農2018）[95]等得到的發現，可總結出降升平低凹五種拱形的五大演化律，前兩條是循環的，后三條的變化結果會匯入前兩個環（圖4）。

圖4 五大聲調鏈移律

R1：順（時針）環{32＞42＞52＞55＞45＞35＞24＞23/323/32}

R2：逆環{64＞52＞42＞32/323＞24＞35＞45＞55}

R3：平調鏈{66＞55＞44＞33＞22/32/323}（偶爾反向高化）

R4：中平輻射網{44＜＞45/34/24/54/43/42}

R5：凹調鏈{52＜＞52 或 ＜＞3232＜＞323}

這五大演化律可以用來解釋語音上和地理上都是連續分布的共時聲調差異情況，可以用來推測各音系聲調變化所在的階段，重建常觀時間尺度的演化，并預測演化趨勢，還可以為方言劃分區片提供系統性標準。

（2）元音是怎么循環演化的？

元音鏈式演化主要有前、后兩個圈，以及包括四種高頂出位在內的元輔通道（元音～近音～響音～振擦音）。這兩個演化圈是根據朱曉農（2004, 2005）[96-97]的四種漢語元音演變連接而構建的。前元音演化圈（后圈類似），約定一個假設起點a，然后1）鏈移高化到i，2）出位裂化為ij，3）再一路復元音顯化到aj，4）最后聽者不足改正變為a。（圖5）

圖5 前/后演化圈和高頂出位

元輔通道是個新概念，它打通了元輔音的演化，把四種元音高頂出位（朱曉農2004）[96]和擦化/舌尖化/邊音化/日化過程連接了起來。高頂出位到邊擦音t?、邊音l，就跟日化/兒音演化連起來了，這涉及元音、響音和個別振聲擦音（朱曉農、焦妮娜 2006，見圖6）[98]。

圖6 兒化過程（l ? 都自成音節）

（3）輔音是怎么循環演化的？

輔音鏈式演化主要有清振內爆鼻音圈，以及送氣氣化來回鏈，都和發聲態相關，不是純粹的輔音變化。清振演化圈見于吳語、閩語、侗臺語（朱曉農、寸熙2006）[99]。

圖7 左顯示了長振聲bb/dd（ohala 1997）[100]或張聲?p/?t（Kagaya 1974）[79]在語音學上都可能變為內爆音?/?，然后通過鼻/邊音再變回振聲b/d。

圖7 [左]清振圈（清振內爆鼻音演化圈）；[右]氣氣鏈（送氣-氣化雙向演化鏈）

順便說一下，有一種流行但錯誤的觀點，認為清送氣引發低調，導致“次清分調”。次清和低調在侗吳贛語中構成歷時對應，但送氣態不是引發低調的直接原因。從音理上說，送氣反而會提高基頻，事實也是如此（泰語例見Abramson 1962[105]，朝鮮語例見Silva 2006[73]）。吳贛侗語中出現的次清聲母字的調值低于全清，原因在于時間錯配：后接元音提前振動反向侵入送氣段，造成氣化元音（即清音濁化），而氣化元音會降低音高（詳見朱曉農、韋名應、王俊芳2016）[104]。

圖7 的兩個循環音變可以打通，不過這主要是發聲態演變，見下節。

（4）發聲態的互相演化

嚴格說起來，圖7 的清振圈中只有右側涉及響音的可以算是輔音演化，其余全是聲素（發聲態和超發聲態時長）演化。六大類發聲態之間可以互通演化，詳見朱曉農（2022）[67]。

六類發聲態（假張清振氣僵）之間的轉化，除了上一小節輔音循環演化中談到的較常見的清振內爆和送氣氣聲演變外，另三類較少成為音位的發聲態（假張僵）也參與其內。圖8 中央清振六邊形中內爆? 和前喉塞?p 本身就屬于張聲，與本類中的喉塞張聲?和張裂聲? 之間的交替是很小的內部變化。張聲和假聲的互為變體在湘語中早就觀察到了（彭建國、朱曉農 2010）[107]。喉塞與喉堵、張裂聲和嘎裂聲之間的交替在閩南話（朱曉農、洪英2009[108]；張靜芬、朱曉農2018[95]）、客家話（李菲、朱曉農，即出）、拉祜語（朱曉農、劉勁榮、洪英2011）[109]中也是很早就觀察到的。內爆音、喉塞、張裂聲的交替則剛發現于海南回輝話（寸熙、朱曉農2017）[110]。僵聲區右下有條虛線箭頭，它表示任何發聲態如果音高足夠低，都可能變為僵聲。

圖8 發聲態演化網（據朱曉農2017）[106]

清振圈和氣氣鏈這兩個循環音變可以打通，即清冽聲和氣聲可以交替，它們之間有三條通道，見圖8。一條上通道或“清通道”：，這是不送態和弱送態之間的轉化，實例見湘語（朱曉農2010）[111]、閩北（田野材料，未發表）；兩條下通道或“濁通道”：，這是振聲和濁氣態或弛聲之間的共時變異，實例見湘語（朱曉農、鄒曉玲2017）[112]、北部贛語（王彩豫、朱曉農2015）[103]。

4.自然音變的原因是什么？

（1）犯錯：最大的驅動力

從大部分情況來看，自然音變源于犯錯——說錯，說錯，說錯……最終積非成是。當然，改錯歸正的更多。

所謂“說錯”，從演化角度看，就是產生各種變異，條件變異或自由變異。變異本身不能說是犯錯。條件變異是協同發音，自由或隨機變異是自然現象。但從結果來說，變異最終可能會偏離原先的標準發音，從而引發音變，就像基因傳播中的拷貝錯誤一樣，從這個角度來說，算是犯錯。

導致說錯的多種原因中，最常見的一種也許就是“時間錯配”（mis-timing），清音化濁即為其例，按說應該送氣完了再發元音，但結果是聲帶提前振動，元音段反向侵入送氣段，造成了氣化元音：p?a＞a。由時間錯配引發的音變是說者啟動的音變。說錯的另一個源頭是聽錯：聽錯了，完了跟著說錯。聽錯的原因當然很多，聽力上的，理解上的，環境干擾等等，還有一個是目前在大規模發生的人口流動，接觸交流多的地方容易發生聽錯說錯。還有一種是“改錯”（過分改正、不足改正），主要跟聽感啟動的音變相關。有關說者/聽者啟動，可參看朱曉農（2004）[96]。

（2）最大區別準則和省力準則

聲調三大鏈移（順環、逆環、平調鏈）中有兩條一般規則（最大區別度原則和省力原則）在起作用。對于升降調來說，最大區別表現為純低調通道轉換和升降調顯化規則：凡到達純低調 |22| 處的都可能產生低降或低升變體{32/23}，由“升降調顯化規則”（即一度升降顯化為二度）向中降{42}或中升{24}變去。如果調系里原來有中降或中升，則可能引發順/逆環音變。

高平{55}最容易出現，是因為它的區別度最大，符合最大區別度準則。但高平調也容易變動，這是因為維持高平要花費較大精力，出于省力準則，{55}容易低化為{44}進入高平低化鏈，或自然下傾為{54/53}等。

（3）輔音突變：特征替換

對于連續分布的音如元音、聲調，自然音變一般是一個音逐漸過渡到另一個音：A＞B。但對于一些不連續的輔音突變，大部分情況下經歷的是一個特征替換過程：

AB ＞ BA ＞ B

即有一個A 音，帶有一個伴隨特征B，后來這個B 逐漸壯大，喧賓奪主，反倒成了主要特征，而A 則降為伴隨特征，最后A 逐漸失落，A 變為B 就是這樣很自然地替換過去了。這種喧賓奪主的過程就是一個自然變異中某個共現特征被加強、放大，并被選擇的過程。而結果就是一個犯錯累積：應該A 強B 弱啊，卻錯誤地發成和/或理解成B 強A 弱了。

聲調的產生就是這么進行的：先是發聲態作為主要特征，音高是伴隨特征；后來音高成了主要特征，發聲態降為次要特征——聲調就此產生；然后發聲態成為羨余特征而逐漸消失（朱曉農2009，2019）[113-114]。例如早期中古陽調字是帶氣聲（記為B）的濁音字（帶聲為可選項），氣聲一般是低調（記為L）：BL＞ LB＞L。又如入聲-p/t/k 尾經喉塞尾而消失也是這樣進行的，如：-p? ＞-?p＞?p＞?。

5.小結

演化類型學的理論和方法有兩個關鍵詞——“變異”和“實證”，體現在下面的信條中：

（1）共時內部變異：“從變化中的語言研究語言的變化”拉波夫；“音變源自共時變異”奧哈拉。

（2）實驗和觀察證據：“實驗室重現歷史音變”奧哈拉；“語音之奇，遠非人腦所能想象”竹子（仿造福爾摩斯“Lifeis infinitely stranger than anything which the mind of man could invent”）。

演化類型學以實驗語音學為工具來描寫音系的內部特征及其變異，比較跨語言分布特征，考察類型共性，并以此為出發點，預測音法類型的演化之道。

演化類型學在國內外都還處于草創階段，各種方法、各種路向都有嘗試。本文和《范疇》[67]所討論的演化類型學從認識論到方法論，都相對比較完整。近年來，演化類型學進展神速，發現了如此之多以往聞所未聞的共時音法類型和演化類型，驗證并從音理上解釋了很多歷時對應，揭示出以往被忽視和意想不到的跨語言音法共性，包括類型分布和自然變異，從而大大豐富了一般語音學?？梢哉f，賴福吉那本原本世界通用的《語音學教程》，現在需要增加一倍篇幅才夠通用。演化類型學在歷史重建上的成功，演化認識論（《范疇》）和演化鏈環的發現使得預測成為可能，也使得語音學第一次敢于提出如下哲學性終極問題：

語音是什么？它從哪里來？它往哪里去？

五、結語

近20 年前我寫過一篇關于實驗語音學的綜述文（2005）[115]，現在對照來看，恍若隔世。本文寫到最后，突然意識到并非恍若，的確隔世：那時正是第三期末剛要過渡到第四期，發聲態和聲調成果正蓄勢而發。

語音學經歷的四個時期，劃分的標準主要是認識論。語音學在1880 年代剛出現時就是為語言教學和語言描寫服務的，遵循的是實地調查和語音實驗兩大方法取向。從認識論上說，實驗數據被認為是可靠知識的來源。實驗語音學在1940 年代正式登場，這是第二期的開始。此后幾十年間，它在語言學外發展出很多交叉學科，但在語言學內大受排擠。從認識論來看，語音數據被認為是無用或無關的。第三期從1990 年代開始，語言語音學和相關的實驗音法學重新強調實驗，電腦的進步使得實驗語音學大普及，認識論上走向依賴語音數據。最近十年來，認識論再次轉向，認為實驗數據有用，但起輔助作用，關鍵的是認知范疇。語言語音學應隸屬語言學、服從語言學、服務語言學，為語言學范疇的確立提供證據。

語音學的概念是在歐洲語音研究基礎上建立，并為認識歐洲及同類語音服務的，這從國際音標圖的編排可以看出端倪。國際音標圖中的輔音符號分好幾張表，缺乏“有你我式”的統一考慮。例如：（1）同一個格子里擠進歐洲語言常見的清不送氣和帶聲，而漢藏語常見的清送氣放到了附加符號中；（2）歐洲語言常見的齦腭? 在正表中，而漢藏語常見的? 在“其他符號”中；（3）歐洲語言少見而漢藏語常見的塞擦音不見于圖表。至于超音段和附加符號部分則章法大亂。這是因為聲調對于國外的語音學來說太“異國腔調”，發聲態更是遙不可及，至于聲調兼有發聲態的音系，那是以往語音學的盲區。

所以，要建立一種“有你我式”的語音學，就得全面了解分布在亞洲東/南部和非洲的中/西部的有平仄聲調或/和有發聲態的語言。近年來，我們在中國大陸進行的田野語音調查揭示了很多新現象，并由此發展出一個更為一般的語音學基本框架，它包括完整的聲素系統和聲調類型系統。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認識處理亞非美洲聲調語和發聲語。在這些具有復雜喉頭發聲活動的音系中，元音會跟聲調、發聲態互動，以產生復雜的元音系統；輔音也會跟喉頭發聲活動互動，產生像濁送氣、內爆音這樣的塞音?？傊?，這個新的理論框架對于語音學和演化音法學來說是不可或缺的。

科學研究要解決兩對永恒的矛盾：“事物的連續性對分類的離散性，事物的變動性對分類的靜止性”（朱曉農1987）[68]。分類的離散性和靜止性體現為認知范疇。第四期的語言語音學或廣義音法學中的類型學是用來解決第一對矛盾的，而演化學是解決第二對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