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漢語語言、思維和學術模式的同構

高永安

（中國人民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872）

一、引言

美國學者提出的著名的薩丕爾-沃爾夫假說（Sapir-Whorf Hypothesis）主張語言、思維和文化具有緊密聯系[1]。語言影響著思維，操不同語言的人們，其思維方式受語言影響會有一定的差異。這個學說受到很多人的支持，也有很多人反對。有人發現亞里士多德的十個概念范疇同希臘語中的語法范疇完全對應，進而設想，如果亞里士多德不是希臘人，不說希臘語言，那么他的邏輯體系將是另外一種面貌。[2]6有人則從語言共性的角度出發，認為語言的差異是表層的，深層規則都符合普遍語法，試圖從根本上拆除薩丕爾-沃爾夫假說的基礎。[3]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即便語言不能決定思維，也會對思維產生重要影響[4]。中國學者陳保亞（2002）[5]、徐通鏘（2004）[6]、朱曉農（2015）[7]、沈家煊（2017）[8]都用漢語事實支持這個假說，主張語言與思維關系密切。

以往學者的研究，其關注點和研究方法各不相同。我們現在擇取幾家：

1、語言和思維（邏輯）關系密切。

“邏輯學的產生與語言研究密不可分?！?“邏輯與語言可以說是一而二，二而一?！?（王克喜，2018）[2]7

2、語言和思維都有不同類型。

語言有分析型、屈折型、黏著型、復綜型?！笆澜缬腥筮壿媯鹘y：中國的名辯、印度因明、西方邏輯?！保ㄉ蚣异?，2017）[8]131

3、東西方的語言不同，導致范疇有差異。

“中西方存在兩種不同的范疇觀：西方強調‘甲乙分立才是兩個范疇’，中國強調‘甲乙包含就有兩個范疇’?！保ㄉ蚣异?，2017）[8]131

4、東西方的語言不同，導致判斷有差異。

“在一定程度上，西方的語言是以系詞為中心的語言。因而系詞在他們的民族思維中也就成了進行判斷的中心?！保ㄍ蹩讼?，2018）[2]7

5、東西方的語言不同，導致思維過程有差異。

西方邏輯產生于西方的語言，東方的思維也受東方語言的限制?！啊盾髯印泛汀赌q》對邏輯與語言的關系有不少論述。其主要觀點是：人是認識的主體，世界是可認知的；運用思維，通過語言表達認識，字、句、章、篇——是語言形式；名、辭、說、辯是邏輯形式；名辯既是思維的過程，也是應用邏輯的過程；語言是皮膚、肌肉，邏輯則是骨架。二者關系密切，互為表里?！保ǘ捐F，2018）[9]12

6、漢語和中國式思維，是抑制我們沒有產生科學的原因。（朱曉農，2015）[7]28

從以上表述可以發現，以前的研究：（1）從語言比較出發，關注東西差異；（2）對語言的論述具體，對思維的論述概括；（3）關注語言與思維的關系，進而延伸到學術模式。本文試圖把漢語、漢人的思維、漢人研究漢語的學術模式三者放在一起，展現其對應關系。

二、思維、語言和語言理論的同構

（一）漢語的特點

漢語的特點應該是漢語與其他語言不同的地方。沈家煊總結了前人有關漢語特點的偏頗看法[10]1-2：

1、“不少人發現英語的詞序遠不如漢語那么靈活?！?/p>

2、“在談到漢語語法的特點的時候，有人一會兒說漢語的詞序重要，一會兒又說漢語的句子組織靈活，忘記了這兩種說法是矛盾的?！?/p>

3、“還有一個現在很流行的觀點，說漢語的語法靠“意合”，因此虛詞不重要，可用可不用?！?/p>

4、“但是也有人說，漢語因為缺乏印歐語那樣的形態，所以虛詞顯得特別重要?！?/p>

5、“英語注重時間性，漢語注重空間性，注重時間性的語言是動詞型語言，注重空間性的語言是名詞型語言?！?/p>

6、“說中國人注重綜合，西方人注重分析?！?/p>

沈家煊認為上述觀點都失于偏頗。他本著重視內部證據、證據要有系統性、要有類型學的視野的原則，認為漢語是重視名詞的語言，英語是重視動詞的語言。

把漢語和其他語言比，角度很多，不同之處也很多。漢語的主要特點應該體現在漢語跟漢民族思維方式、漢族學者學術模式的相通上。我們從漢語的基本單位和組合方式兩方面來說。

漢語的基本單位就是以字為主要表象的詞。詞和詞，組成句子，語言才進入應用之中。要說明漢語的特點，我們要首先比較一下其他語言。按照洪堡特的分類，漢語是孤立型語言，我們找形態豐富的屈折型語言英語、有標記的黏著型語言韓語作為代表來比較。

英語：

英語里的動詞吃（have）有好幾種變化形式，而漢語只有一個“吃”①“了”主要是一個詞匯形式，不是專職語法形式。。

再看下一個例句：

請把我的書包給我。

Give me my schoolbag, please.

給 我 我的 書包 請

這里的我（me）、我的（my）在漢語里都是用“我”表示，“的”表示所有格。英語“書包（schoolbag）”前邊一定要加“我的（my）”，也可以換成“你的（your）”“一個（a）”，漢語則不是必需的。英語用形態表達的，漢語都要用詞匯來表達。相較而言，形態是共時儲存著的，而詞匯必須在句子中線性排列。

韓語的例子僅舉一個：

?? ? ??。

嬰兒 在睡覺。

韓語的體詞??（嬰兒）不能直接作主語，要后接主格助詞?。這個主語的標記，漢語是沒有的。

可見，漢語相比于英語和韓語，其基本單位都很自由，沒有性、數、格、時、態等形式表示①這里注重在漢語不用形態表達這些范疇，不涉及各種范疇的蘊涵關系問題。。漢語的單位都沒有形式標記，所以可以用擴展法生成句子，如：

書

一本書

給我一本書

他給我一本書

昨天他給我一本書

這個例子中，“書”不用管是單數、雙數、復數，“給”不用管人稱、時態，其確定性都是在跟其他成分線性組合之后實現的。因此，看漢語的句子，看不見規則，只看見單位。如果是英語，在這個擴展中要面臨幾次選擇：書：book、books；給give、gives、gave、given。

再舉一個古代漢語的例子：

《墨子·小取》：“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人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p>

例中同樣的結構，卻不能做同樣的分析：

問人之病=問人

惡人之病=惡病

祭人之鬼=祭鬼

祭兄之鬼=祭兄

同一個結構“人之病”，由于前接“問”“惡”，兩個“人之病”的關系就不同了?！安　痹跐h語里形式上保持不變，但實際是，“問人之病”，“病”是原因，“惡人之病”，病是對象。漢語對這些復雜的關系，并不作形式上的標記。同樣，“祭”后邊連接結構相同的“人之鬼”和“兄之鬼”，其賓語的選擇也不一樣?！叭恕笔侵溉祟?。所祭之人，指死去的人，不能徑直說祭人?！靶帧笔蔷唧w個體，既然祭他，一定是死去了。這種對賓語的選擇，只能通過語義分析來完成，沒有語法形式可以憑借。

“問人之病”“惡人之病”混淆了語義結構，但是對于漢人來說完全不會誤解。由于沒有用來區別的形態，而使句子出現歧義的例子很多。例如“雞不吃了”，有“雞不吃食了”“人不吃雞了”兩種解釋。如果在有形態的語言里，這個句子就不會產生歧義。

漢語的語言單位具有離散性，詞和詞之間靠它的左鄰右舍、前后組合等關系來實現其意義。這樣一來，漢語就形成了固定的框架結構，句法方面形成了主語+謂語（+賓語）的框架，所有的詞匯，不用變形，都可以進入這個框架，只是有一般性的運用和特殊的運用。一般性運用，如：

小王去北京。

特殊②這里說的“特殊”僅僅是相對于“一般”而言。漢語非施事話題結構的標記性很高，但我們注重于標記的有無。的運用，如：

雞不吃了。

還有：

王冕在七歲上死了父親。

與此相關，漢語語音結構也是這種類型，即漢語語音結構與語法結構同構。賀巍《漢語語法語音構造的相似性及其差別》探討了漢語的這一內部關系：

漢語語法和語音的特點不同，但其隱含的構造規律十分相似。語法的核心句式是主語、謂語、賓語三個部分，主語在前，謂語賓語緊隨其后。從北京話的語音構造來看，字音的聲母和語法的主語相當，字音的韻母和語法的謂語相當。漢語的句式按謂語的性質分為體詞謂語句、形容詞謂語句、動詞謂語句、主謂謂語句四類。體詞謂語句、形容詞謂語句、主謂謂語句這三種句式不帶賓語，和開尾韻的韻母相當。動詞謂語句可以帶賓語，和-i、-u 尾韻、-n 尾韻、-ng 尾韻的韻母相當。句式中的次動詞，和-i-、-u-、-y-起頭的韻母相當。北京話的二十二個聲母和三十六個韻母，組合成的不同音節，和語法的多類句式相當。語法和語音構造的相互關系，對語法研究和方言語法調查有借鑒作用。作者深切地感到，語法好像是被一條語音的紐帶串聯起來似的。至少在客觀上，有這種現象。[11]215

這個看法是理論總結，但主要是實踐收獲。在調查方言的時候，作音位歸納和作語法歸納往往采用相似的程序，給人相似的感受。這是由于它們都是在處理單位之間的線性關系。這些關系的性質或許可以再分，但都是線性的，不是立體的。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漢語的特點。

總結一下，漢語的特點到底是什么呢？答案雖然很多，我們只選取最直觀的特點，就是沒有形態，重視基本單位之間的關系。這個特點，正好跟漢人的思維方式、漢語的傳統研究方式具有相通之處。

（二）漢人的思維方式

研究東西方思維異同的文獻很多，現在僅引幾家：

1、中國思維是比附法

張東蓀認識到中國傳統的思維方法跟西方思維不同，并且把傳統思維方法叫做比附法。只是他認為這種方法不適合用來做學術研究。他說：“須知比較法不是比附法。因為比較法是研究法（method of investigation），而比附法是推論法（method of inference）。國人研究國學近來雖日見進步，然而我總嫌其多用比附法而少用比較法?！盵12]

2、東西方思維差異是先天的

竇衛霖介紹了尼斯貝特《思維的地域性：東西方思維差異及其原因》一書，并指明其用實驗方法探索東西方思維差異。作者認為，東西方確實存在思維方式的差異，但是后天的培訓可以改變這種差異。[13]

3、東西方的原始思維都是一樣的

范明生認為，東西方的原始思維都是一樣的，但其后的發展卻大不相同，“西方蘊含在整體有機思維中的形式分析思維模式，得到了顯著的發展，并長期占主導地位，中國始終是樸素的整體有機思維模式占主導地位，印度則介于西方的形式分析思維模式和中國的整體思維模式之間?！盵14]

我們認為，不管中國式思維是不是比附法，比附法是不是一種落后的方法，如果中國人的思維方法真具有某種特征，我們不去認識，而是回避不談，那不是科學的態度。所以，下面我們根據上述漢語特點，比較一下漢人的思維是不是也有這種特點。

西方思維的典型方式是形式邏輯，表現為概念、判斷、推理三個層級。

概念都有內涵和外延。概念之間有或包含、或對立的邏輯關系。例如，“馬”和“白馬”是種屬關系，“馬”是種概念，“白馬”是屬概念，“白馬”是屬于“馬”的個體。

西方推理的典型形式是三段論。三段論的組成是：大前提、小前提、結論。例如：

教師都有知識（大前提），

老王是教師（小前提），

所以老王有知識（結論）。

三段論里的大前提、小前提、結論都是判斷，組成判斷的是一些概念。

中國古代的概念，在漢語里叫做名?！独献印肪陀校骸懊擅?，非常名?！惫珜O龍子、墨子、荀子都討論過名。公孫龍子是討論名的權威，所以他干脆被稱為名家。他的最重要的理論就是“白馬非馬”。

“白馬非馬，可乎? ”曰:“可?！?/p>

曰:“何哉? ”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p>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為有馬，白之非馬，何也？ ”

曰: “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p>

曰:“以馬之有色為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 ”

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盵15]

白馬非馬，不是基于一般的空想，而是基于語言實踐。在語言實踐中，人們很難用到白馬是馬這樣的判斷，對于普通人來說，這個判斷是無意義的。但是，白馬在與相鄰概念“黃馬、黑馬”的對比中是有意義的，因為它們跟白馬在一個并列的集合里?！榜R”呢？它是跟驢、狗、豬在一個集合里的。換句話說，馬是白馬的上位概念，概念的上下級關系在實際生活中是沒有實際意義的，而同級關系才有意義。

墨子不同意公孫龍子，《墨子·小取》中有這樣幾句話：“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盵17]381因此墨子認為白馬、驪馬都等于馬。墨子固然不錯，但是這些話是不實用的。如果事先已經陳述“乘白馬”，就不會有人問是不是“乘馬”。相反，如果事先陳述是“乘馬”，那么就可以追問是什么馬？是白馬嗎？白馬和馬只是兩個概念，并不會發生現實中的關系。也就是說，我們可能牽來一匹白馬和一匹黑馬，但是不會牽來一匹馬和一匹白馬。這說明，我們的思維里，平面思維是特征。在平面思維里，同一個平面上的各個事物之間有關系才有意義；反過來說，一個事物是由它周圍的事物定義的。

馮友蘭認為中國人形成概念靠的是直覺。在確定一個概念時，人們首先看這個概念的周圍是什么，把周圍都認識清楚了，就可以認識這個概念了。這個認識也可以是“負”的，也就是把周圍概念都排除了，就得到這個概念了。[16]說國人的思維靠直覺，這不太準確，因為直覺是直觀感覺，不經過推理，而國人的思維是有推理的，只是其推理過程跟西方的邏輯思維不同。如上所說，一個事物是被它周圍的事物定義的，這就是一個推理過程，不是直覺。實際上，國人的推理一般是反過來的，即先確定一個概念，然后在此基礎上認識其周圍的概念。形象地說，就是“摸著石頭過河”。這個推理過程被古人叫做“類”?！赌印す敗氛f：“義不殺少而殺眾，不可謂知類?！盵17]445類，本來是指類別，但是“知類”是一個專有概念，指古代中國人的思維邏輯。

《禮記·學記》說：“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编嵭{：“知類，知事類之比也?！盵18]1521

《孟子·告子上》：“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壁w岐注：“類，事也?！盵19]2752

《呂氏春秋·達郁》：“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备哒T注：“類，事?！盵20]706

所謂“九年知類通達”是古代學校教育中的高級要求?！耙荒暌曤x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逼吣瓴拧靶〕伞?，“知類通達”就是“大成”了?？梢?，“知類”并不是很基礎的“直覺”，而是一種推理思維訓練。鄭玄對“知類”的解釋是“事類之比”，這容易讓人們誤以為“類”就是類比的意思?！吨芤住だぁ罚骸俺趿?，履霜堅冰至?！盵21]這是說，深秋看到了霜，就要想到更寒冷的、要結冰的冬季不遠了。所以，“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边@是對“類”的一次應用?！榜Z致其道”就不是類比了，而是一種推理。根據以上的例子，《禮記》“知類”和“通達”并提，“通達”指明情理，“知類”應該是指明事理。

《墨子》“義不殺少而殺眾”是多少之辨，《呂氏春秋》“得其細，失其大”，是大小之別，都是用來說“知類”的，“知類”則能夠明辨多寡，是指數理?！睹献印芬浴爸浮焙汀靶摹钡谋容^來說明得失，也是在講社會的道理。這些事都是通過比較來分析事物的數量和得失，可見“類”跟比較有關，有兩相比較，有多相比較，都是用來達到對事物或者物理的認識。漢人所用的概念關系也是通過“知類”了解的?！邦悺笔枪糯Ｓ玫恼J識方法，可以看出，它跟三段論大不相同。

漢人的概念是通過與周圍的比較產生的，漢人的推理也與此相關，是通過推演概念和周圍概念的關系得到的。所以，《呂氏春秋·察今》說：“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所見知所不見?！盵20]681這段話形象地說出了漢人思維的“程序”，通過近、今、所見的，去認識遠、古、所不見的事物。徐通鏘（2004）[6]48把這種認識方法稱為“兩點論”是很有道理的。漢人“類”的認識方法，就是把要認識的事物，跟一個有共性的事物聯系起來，再通過那個有聯系的事物去認識新的事物。這種方法像比喻，所以馮友蘭、徐通鏘都把這種方法叫作比喻例證。但是，這種方法除了比喻之外，還有簡單對比、類比、照葫蘆畫瓢等方式，所以，單用“比喻”的說法代表不了那么多。我們不妨借用“程式化”來概括它。徐通鏘還把這種方式跟隱喻聯系起來，隱喻也是一種認知方式。

總之，中西思維的不同，體現在基本概念、推理方式不同，對基本概念的看法也不同。這種思維的最集中代表是《易經》[21]?！兑捉洝酚锰珮O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演為六十四卦的分配方案。這些分配關系互相之間不能定義彼此。也就是說，我們看到的六十四卦，跟八卦、四象、兩儀之間，不是互相定義的關系，而是一種種屬關系：六十四卦里可以用八卦、四象、兩儀的因素來解釋，但是六十四卦的任何一卦，只能跟六十四卦里的其他卦有轉換關系，而不能跟八卦等有轉換關系。六十四卦就是古人對現實世界的分類，各卦之間互相定義、互相推演，跟世界上的事物進行程式比較，所以，六十四卦的推演，就是漢人思維方式的集中體現。

圖1 中，從兩儀到四象再到八卦、六十四卦，是一個單向的生成關系。但是在每一個小圖內，各因素之間則是雙向的相生關系。太極圖中，陰陽雖是兩極，卻可以相生。相生的兩極之外的部分，不是中間狀態，而是規定兩極不可立即走向對立面，而要緩慢演化。所以，陰變成陽，陽變成陰，不是徑直變過去的，而是要從側面漸次發展的。這兩個側面，就跟兩極構成了四象。同樣道理，四象之間也可以演變，就成了八卦，然后是六十四卦。

圖1 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關系圖

可以看出，中國傳統的概念之間的關系，是互相依存的關系，不是對立的關系，也不是模糊不清的關系。就八卦而論，乾卦、坤卦之間，是對立關系，它們的卦象完全相反，了無瓜葛：乾卦、坤卦，這就像西方的概念，外延、內涵都不同，但這不是八卦的本質。如果我們把八卦這樣排列：

可以看出，兌卦 、離卦 、巽卦 更接近乾卦 ，都有兩個陽爻。如果起卦的時候，關鍵的陰爻發生了變化，就成了乾卦，反之亦然。

這就是中國傳統的思維模式，各個對象都是獨立的，但是互相之間又有轉換關系，有相似關系。不清楚這些關系，就會錯誤地認為，這些概念都是互相包含的關系。其實不然。

張東蓀說：“我對于中國人所用的名學姑妄名之曰‘相關律名學’（correlation logic）?；蚋唛L些，名之曰兩元相關律名學（logic of correlative duality）。即這種名學注重于那些有無相生、高下相形、前后相隨的方面。這種思想充分表現的是《周易》?！覀冎袊说乃挤ㄊ遣灰锌客宦傻?，而只取‘對待’的關系為出發點。這樣思法顯然是另外的一個系統。這樣系統恐怕與中國的象形文字有關系，象形文字是只注重于象（詳見下文）。所以中國人只講象與象之間的互相關系，而不問象的背后的本體?！盵22]42張東蓀說的“有無相生、高下相形、前后相隨”的“對待”關系，就是中國人思維的特點：我們看周圍，不看上下；看具體，不看抽象；不依靠同一律，隨境而有變化。他說的“象”，就是作為人們認識對象的外界事物。但他說這個思維的特點是從漢字得來的，可能是本末倒置了，漢字正是這種思維的成果。

朱曉農研究過“中國式邏輯”，他把這種邏輯和漢語語法總結為三條原理：“漢語有同構、對比、適境三條基本語法原理。前兩條是中國邏輯的同構和對比推演法的語言基礎。中國人辯論時證明用同構推演法，反駁用對比推演法。適境原理是中國人的容錯、適境、外因等民族心理和行事方式的語言—認知來源?！盵23]1這三條原理看起來差別很大，但實際上都屬于“知類”的認知方式。

（三）傳統漢語研究的特點

漢人有自己的思維特點，漢語研究也應該有自己的特殊方式。呂叔湘說：“外國的理論在那兒翻新，咱們也就跟著轉?！盵24]徐通鏘接著說：“一種語言的語言理論就是該語言社團的思維方式的一種外在的表現形式。用流行的語法理論標準來衡量，漢語的語法研究現在還沒有獨立的、自主的語法理論?！薄?‘跟著轉’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語言社團的思維方式與語法研究的關系缺乏應有的關注，難以根據語言的特點梳理語法研究的思路?！?（徐通鏘2004）[6]45由于無法在現代語言學理論中找到相應的漢語研究模式，所以我們暫且以傳統小學的研究范式作為漢語研究模式。

中國傳統的語言文字之學，稱為小學。它有三個主要學科：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三個學科的基本方法都是由近至遠，觸類旁通。下面我們分別討論。

先說音韻學。音韻學的產生可以追溯到漢末的反切。反切是一種注音方式，其形式是用兩個漢字為一個漢字注音。例如：東，德紅切。這里“東”是要注音的字，“德”“紅”是注音字?！皷|”字的音是取“德”字的聲母，加上“紅”字的韻母和聲調組合而成。即：

東dōng = 德dé + 紅hóng

這種注音方法，出發點是建立在這樣的前提下：一個字，要由跟他相關的其他字來決定。換句話說，就是一個語言單位，要由它周圍的環境決定。①有人說：“創造反切是受到梵語的影響的，由于漢語沒有字母，當然只能用整字來作注音的工具。而且在反切產生之前，一直都是用一個字的同音字來給其注音?！边@是不對的。首先，反切的產生主要是漢語自身發展的結果，梵語的影響只是外因，而且梵語僅僅促進了漢人分析字音的能力，并沒有對反切的形成造成直接影響。反切產生之前用的直音、讀若、讀如等注音方式，都是把漢字作為整體來使用的，這正說明漢字音需要別的漢字音來定義。

反切產生之后，就有了韻書。三國時期李登的《聲類》是最早的韻書。所謂韻書，就是以語音為紐帶編輯的字典。它的編輯原理是：把讀音相同的字搜集在一起，組成小韻。一些聲母不同但是韻基相同的小韻，組成韻。然后，韻書把各種韻分門別類，按照相同的韻尾或聲調，順序排列，集而成書?？梢?，韻書的操作程序是從確定單個字音出發的，每個字音由它的另外兩個同類來定位；每個類也以相關的類來定位。這種做法，跟漢語重視基本單位之間關系、而不講形態的特點一致，也跟國人的“知類”思維一致。

漢語的聲韻配合表具有悠久的傳統，最早的聲韻配合表，是可能產生于五代時期的《韻鏡》和《七音略》。此后這種研究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形成了一股潮流，這種學問逐漸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等韻學。等韻學主要是把語音系統化，按照語音系統的聲母、韻母、聲調制作圖表，根據聲、韻、調的地位填入相應的音。反過來，讀者可以通過一個字在圖表里的位置來確定其讀音。這就符合了國人的認識順序：每一個個體都有一些其他個體在其周圍，來確定其語音；要確定一個音，就要確定這個音的周圍都是什么音，每一個音都是從橫豎兩個方向得到定義的，這相當于每一個音都有一個坐標。

圖2中，頁頭排聲母，豎排分四聲，每聲分四等，圖內每一個字代表一個音節。例如，找到“勞”字，往上看，它對應的是“來”母，說明它的聲母是l，再往左看，找到它對應的韻“豪”（áo），那么，“勞”的讀音就是láo?！皠凇北凰耐粰M行的同韻字“豪蒿?騷曹操糟”，同一豎行的同聲母字“顟聊老了嫪尞落犖略”，從兩個方向上規定了其讀音。

圖2 《切韻指掌圖》[25]

其次說說文字學。傳統文字學的研究方法是把所有漢字歸為“六書”。如果沒有這種方法，漢字就是一盤散沙。這種方法至少在漢代已經產生，后來歷代都有更迭，但總的思維模式都是把漢字用一根繩子串起來?！傲鶗闭f的集大成者和實踐者是東漢時期的許慎，他的《說文解字》一書把9353 個漢字分成540 部，每一個部的第一個字就是部首，這個部內所有的字都用這個部首作為構字部件，而且意義上有密切聯系。例如，《說文·句部》：“句，曲也。從口丩聲。凡句之屬皆從句?！薄熬洹弊值暮筮吀木褪恰熬渲畬佟?，有“拘笱鉤”三個字：

拘，止也，從句從手，句亦聲。

笱，曲竹捕魚笱也。從竹從句，句亦聲。

鉤，曲也。從金從句，句亦聲。[26]50

這三個字的字形里都有“句”，都有部首“句”所具有的“曲”的意思。

許沖《上說文表》：“同條牽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盵27]319這就是《說文解字》研究漢字的基本方法?！皸l”“理”是什么？《說文》：“條，小枝也?！盵26]118“理，治玉也?！盵26]12所謂“同條牽屬，共理相貫”，指把屬于同一個部首的字，一個一個聯系起來；把具有相同形狀的字，排列在一起。所謂“雜而不越，據形系聯”，是指把所有漢字都安排到特定的位置上，漢字雖多，但整齊有序，毫不凌亂。這樣，我們要想找到一個字，就可以根據這個字的形體，按圖索驥，順藤摸瓜。

文字學的這些研究方法，都是從一個字旁及其他，一個字要在跟其他字的關系中才能夠確定其地位和價值。這跟漢語基本單位需要一個個線性連接，原理是一樣的。

最后說說訓詁學。訓詁學曾經被認為是小學里最沒有系統性的學問，但是，在所有訓詁學的研究中必須遵守的基本方法，都是綜合分類的方法。

訓詁學的訓釋方法有音訓、義訓、義界。音訓的例子如：“政，正也?！边@在今天的解釋學看來，根本不是解釋。政，即政治，指國家治理，百姓安居樂業，等；正，只是一個形容詞，兩個詞之間的詞性不同，意義差別很大。之所以可以這么做，是由于這兩個字有共同的地方，屬于可以運用“知類”的對象。義訓、義界，雖然不像聲訓這樣連音帶義都照顧到，但是也都要找到同類的詞，才能夠聯系起來。

訓詁學研究的基本方法有：以形說義、因聲求義、據文證義、比較互證。

以形說義就是根據漢字的形體，去分析漢字的本義。反過來，漢字的本義必須跟形體建立聯系，否則不可信。例如，“領”有帶領、領子、脖子幾個意思，由于其形符“頁”是腦袋的意思，所以可以確定“領”的本義是脖子。

因聲求義就是根據漢字的語音線索，探究其意義，多用來根據聲音破通假、明同源。

據文證義即在文獻的使用中去認識一個詞的意義。

訓詁學中的同源詞研究有“右文說”，是典型的漢語思維。如：

錢：鐵之小者；淺，水之小者；賤，財之小者。

這幾個詞形成一個互相關聯的序列，但是他們不屬于一個更高的概念。它們被說成“同狀異所”“異狀同所”的兩個向度，組成網狀結構。

六書理論、訓釋體例，都是確定一個單個的語言單位，然后尋找這個單位的同系列或同集合的其他單位，在與其他單位的關系中來確定這個單位的意義和性質。這跟國人的知類式認知方式、白馬非馬式確定概念的方法，一脈相承。也跟漢語的詞形無變化、句法無標記的特點有直接關系。所以，我們認為，國人的思維、漢語的特點、漢語研究的傳統，具有天然的相似性。

三、結語

以上我們討論了漢語的單位是一個個不儲存形態的詞，按照線性連接成更大的語言單位——句子。漢語的思維單位是把世界分成一個個的表象單位“名”，然后通過“知類”的方式由近到遠地去認識。傳統的漢語是通過形音義的一個單位，觸類旁通地連接到其周邊單位，從而達到對語言的認識。這三者的推演方式是對應的，這種對應不是偶然的。

這種具有傳統特色的推演方式，跟西方有顯著的差異，但是兩者之間并沒有不用證明的高級、低級的差異，也沒有顯而易見的優劣評價。

我國漢代進入第一個語言文字研究的高潮期。中國古代的語言研究只注重文字和詞匯，對句法和篇章不太重視，所以《爾雅》《方言》《釋名》都是詞匯學、詞源學著作，《說文解字》是字源學著作。我國古代沒有語法學著作，對語言的歷史演變也沒有足夠的重視，直到明代（公元1368—1644 年）的陳第才提出“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的十六字箴言，確定語言有古今的演變?？梢娭形鞣降恼Z言研究真是大異其趣。所以說，“正是由于西方語法的引進，才導致了西方邏輯的傳入?！保ㄍ蹩讼?018）[2]7

要說一下的是，雖然思維、語言、語言研究具有基本相似的結構，但并不說明一種語言滋生什么樣的邏輯，一種邏輯滋生什么樣的語言研究，兩者可以走完全一致的路線。正如世界上的語言被人們分成屈折型、分析型、黏著型、復綜型，而人類的思維傳統則被分為中國、印度、歐洲三種?！耙延械膬煞N范疇觀都是西方學者提出來的，一種是‘離散范疇觀’，一種是‘連續范疇觀’?！保ㄉ蚣异?017）[8]132沈家煊認為離散范疇基本上在西方占據優勢，連續范疇則在中國很有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