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作為傳記的醫學口述史

本刊編輯部

從古至今，從中國到外國，醫生這一職業伴隨著人們治愈病痛、延續生命的渴望而存在著。從古代的神農、扁鵲、華佗、張仲景、李時珍，再到現代的伍連德、林巧稚、吳孟超、鐘南山，不僅因為高超的技藝，還因為他們的“醫者仁心”而受到贊頌。醫者在治療疾病的過程中，不止看到疾病，更會在脆弱中看到疾病背后的人，看到每個人的生命故事。醫者在治愈患者的同時，“常常幫助，總是安慰”，給患者提供身體和心理上切實的幫助。無論是聚光燈下妙手回春的名醫，還是鄉野中踽踽獨行的“赤腳醫生”，無一不秉持“但愿人間無疾苦，何妨架上藥生塵”的道德觀念。由古希臘傳承下來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強調為病者謀求幸福，乃是每一名醫者的行醫準則。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一個中國鄉村，因為有能治病救人的“赤腳醫生”，而使很多只能就近看病的百姓得到及時醫治；一個平凡又不平凡的行醫之家，會將醫生職業的品行與操守代代相傳，讓后人承繼祖業，繼續治病救人之路；一個有著良好道德風尚的社會，會充分尊重醫生這個職業，向大眾傳遞“醫者仁心”的價值觀。醫者，受人愛戴，正因其能解身體與精神之疾苦。

醫學是一門關注和維護人類生命健康的自然科學。人既是自然的生命體，又具有社會屬性。1948 年世界衛生組織成立之時，在“憲章”中提出：“健康是一種身體上、精神上和社會生活上圓滿適宜的狀態，而不僅是沒有疾病和不虛弱?！边@標志著以健康與疾病為研究中心的現代醫學進入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即在研究病理理論和臨床經驗的同時，更多開始關注人與人之間的關聯性與共情性，重視挖掘疾病以外患者負載的社會文化因素，傾聽醫者與患者的聲音，交叉融合社會學、心理學等多種學科。同樣，在中醫理論中，也強調“治未病”，強調“以醫恕人，以仁治病”等“道”的層面。中西方醫學，都越來越聚焦于對人本身的理解與重視，從而也使醫學口述史研究應運而生。

口述史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中進行，由于把真正的“人”作為最鮮活的史料應用，從而促進了學術研究中對人的本質屬性的認知。而醫學口述史作為一種以醫療活動為研究對象的口述史，在傳記學、歷史學等人文學科思想的指導下，較好地關注到醫療實踐活動中的醫生和患者群體的聲音，從而讓醫學研究從以疾病為中心過渡到以人為中心。通過記錄醫者和患者的經歷與感受，分析醫學發展背后的人文精神，為醫學應用與實踐提供啟示，也為醫學人文建設提供了新途徑。

我刊2023 年第12 期特別推出“中國鄉間醫人、醫事、醫史口述史”封面專題，通過陜西師范大學醫學與文明研究院李化成教授及其團隊的采訪和整理，傾聽五位基層鄉村醫生關于各自人生經歷的口述史。參與口述史訪談的都是來自各個高校的青年學子，他們深入一線，與村衛生室和個體診所等基層醫者進行對話，用訪談、口述等方式記錄、整理在現代醫學中容易被忽略的民間醫技醫術與隱藏在偏遠山區的民族醫藥學知識，以及鄉村基層醫務人員在各個歷史時期為防治各類流行傳染病所作出的卓越貢獻。在這些口述史中，我們既能夠讀到關于防治血吸蟲病、大骨節病、“非典”疫情、新冠疫情等歷史記錄，感受鄉村醫生個人從醫經歷的曲折與艱辛，又能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基層醫療衛生行業積極有效的改革措施，重新認知中國傳統醫學的功用與價值。這些來自于醫療基層一線，帶有具體細節、獨特情感及個人反思的文字，是過去與現在、采訪者與受訪者、個體生活經驗與群體社會認同之間互動的結果。在采訪者的提問和傾聽中，一名名受訪者的人生故事被挖掘和講述出來，個體的生命因為進入了歷史的敘述，而被建構成群體的記憶。在無數鄉村醫生踏出的獨行路上，鄉村醫療體制改革的整體進程不斷推進。這些文字是關于個體生命的講述，也是關于中國鄉間醫人、醫事、醫史的重要資料。鄉村醫生們鮮活的生命史，是宏大歷史的組成部分，也始終閃耀著無法被宏大歷史所淡化的人性的光輝。

作為自傳的一種，口述史屬于傳記。在新史學觀念的推動下，口述史開始被史學研究領域廣泛運用，尤其是近幾十年來，口述史超越傳記和史學領域，在其他人文學科如社會學、心理學，甚至是自然科學如醫學研究中都發揮著獨特的作用。這些現象，在一個方面肯定口述史在記錄、保存歷史事實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另一個方面反映的是一種新的學術研究方法的生成，以往學科之間戒備森嚴的固化狀態逐漸被跨學科、交叉學科的大學科觀念所突破，而傳記研究方法在這個新趨向中發揮著令人矚目的領先作用。學術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問題意識和創新意識，學界需要在跨學科、交叉學科研究新視野下，重新審視傳記學的學科屬性、學科體系建設問題。傳記并非只是一種資料的記錄和保存方式，也并非只是靜態的數據或者是單一化的個體生命記錄，而是具有在動態的演變發展過程中保留和敘述人類文明發展史的功能，其時代性、親歷性、情感性、細節性、人文性等特征，是其他學科研究所不具備或者是曾經忽略而逐漸被認識并得到重視的，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傳記在新的學術研究中將會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