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當代思想語境中重新講述王安石的故事
——鄧廣銘四寫王安石

盧燕娟

1997 年，九十高齡的鄧廣銘完成了他一生中對王安石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書寫。3 月9 日，在修改整理完稿之后，他寫下了《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書的“序言”。之后不到一年，1998 年1 月10 日，鄧廣銘與世長辭。

回顧這段“四寫王安石”的歷史，不能不令人心生感慨：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的1951 年，正當盛年的鄧廣銘開始第一次寫《王安石》，這本107 頁的小冊子，以和它厚度成反比的銳氣和激情，講述了一個“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的年輕進取的王安石，同時也是一個作為“改良主義者”的王安石；到1975 年、1976 年在“儒家”“法家”的時代話語下，鄧廣銘經歷了兩本反復增刪、修改充滿了時代色彩的《王安石：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的艱難問世，講述了一個從經濟改良主義者走到更成熟的“政治改革家”的王安石；直至以九十高齡，在生命的終點來寫這本《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鄧廣銘，從“序言”到篇末，反復引用蘇軾“瑰偉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于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的評價來書寫一個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追求中達到了極高境界而身后遭受一千多年寥落寂寞不公待遇的王安石。而在這第四次書寫王安石之前，鄧廣銘撰寫了諸如《王安石對北宋兵制的改革措施及其設想》《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運動》《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學派中的地位——附說理學家的開山祖問題》《〈辨奸論〉真偽問題的重提與再判》《關于王安石的居里塋墓及其他諸問題》[1]等大量的相關研究文章，其中的很多思路和成果，都在1997 年所寫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書中融會體現?？梢哉f，對王安石變法故事的書寫幾乎綿延在鄧廣銘從盛年到暮年辛勤治學的半生時光中。

而尤其令人感慨的是，鄧廣銘在自己生命接近終點時對王安石所作的這次書寫，于結尾處增加了前三次書寫所沒有的一節：《身后的冷落》。1951 年的《王安石》，寫到新法盡廢，“從開封府傳來的種種消息，無一不在加重王安石的病況，使他憂心如焚，無法排遣。到四月初六，這個六十六歲的老年人便與世長辭了”[2]。全書便也終結于此?；蛟S，對四十出頭的鄧廣銘來說，人生走到“與世長辭”，便是徹底的終結了。而小半個世紀的人世沉浮歷史滄桑過去，走到自己生命也逼近盡頭處的鄧廣銘，卻對王安石身后的冷落，有了更多沉痛蒼涼的感慨：

寫到這里，我很想再插入我自己的一段感慨，是久已積存在我胸懷中的一段感慨?！欢酥?，由于司馬光正在“以母改子”的借口下，大力貶斥熙寧元豐期內參與推行新法的各級從政官員，這種嚴峻局勢使得王安石的故舊全都畏罪不暇，誰敢再出面冒此風險？遂致前來祭吊和贈送祭品賻禮者也絕少，出現了張舜民《哀荊公》詩中所描述的“門前無爵罷張羅，元（玄）酒生芻亦不多”的凄涼場面?！癫卦谕醢彩瘔災怪械?，只是一塊“墓碣”，亦即只載有僅能證明其為王介甫墓的一段簡單文字的刻石，這就更令人感到他身后所受待遇實在過分的凄涼了。[3]

究竟有一種什么樣的力量，讓一個學者面對浩如煙海的歷史，面對歷史中燦若群星的人物，用前后四十六年、將近半生的時光，如此反反復復、如此不知疲倦地來書寫同一個人物？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情結，能夠從一個人意氣風發的盛年綿延到他生命將要落幕的終點，讓他始終如此執著地選擇同一個人物來負載自己對歷史和人生的探索和追尋？甚至，直至九十高齡的第四次書寫，仍對傳統歷史敘述給王安石變法的待遇充滿強烈的不平而難以釋懷，不僅在全書最后特別增加《身后的冷落》一節來寄托自己的憤激感慨，而且還滿懷激情地表示：“對于這樣一些荒唐謬悠的記載，是極應予以澄清、加以糾正和批判的。而我在這本書中也全未涉及。但愿今后能有機會，再就諸如此類的問題寫一些補充的篇章出來?！盵4]筆者相信，若天假以年，這本《王安石》仍不會是他的最后一次書寫。

在1997 年本的“序言”中，鄧廣銘對自己第四次寫王安石的動力作了這樣的回答：他認為，有宋以來的傳統歷史敘述，充滿了對王安石的誣蔑和誹謗，至蔡上翔及以后的梁啟超，立志為王安石辯冤，但由于史料掌握得不夠充分尤其是缺乏科學的治史思路而未能進入歷史的本質層面去把握歷史，即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唯物史觀指導下的研究，諸如他的學生漆俠的王安石研究，“對于驅動王安石變法改制的核心力量，以及對于王安石厲行變法改制的思想、心態中最為本質的東西，把握得仍不夠準確”[5]。

這樣的自述表明，讓鄧廣銘窮半生精力，付出四十六年的寶貴時間，反復四次而不疲的敘述動力，在于對歷史本質的“準確把握”的不斷接近。那么，伴隨著這樣的敘述動力產生的下一個問題就必然是：鄧廣銘的敘述在什么標準和意義上界定并使用這一“歷史本質”？簡言之，即他窮半生經歷所追尋的“歷史本質”是什么？而他又從哪里獲得一種自信力來確認他所追尋的這一“歷史本質”的合法性？

既然在鄧廣銘的講述中，存在著這樣一個“準確把握”歷史本質的不變的敘述動力，那么，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就需要我們追蹤鄧廣銘每一次不同的書寫，通過披揀他每一次書寫與前一次相比，是在什么問題上有所增加、有所刪除或者有所改變，去發現他在對什么問題作鍥而不舍的探尋和反反復復的思考，一次又一次重新給出不同的回答。而這一讓他傾半生經歷反復糾纏的問題，自然也就是他所立足的“歷史本質”，而在這樣的追尋中，抑或可從中找到鄧廣銘對這一“歷史本質”信心的來源。

1951 年，鄧廣銘初寫《王安石》，開篇第一段話即指出：“趙宋政權的產生，和西漢與李唐不同，它不是農民革命斗爭過程中的一項產物，而是以陰謀詭計從后周皇室中奪取了來的?！盵6]這一“不同”貫穿了鄧廣銘在這本《王安石》中對所有歷史問題的判斷，因為不是農民革命斗爭的產物，趙宋政權與同是剝削政權的其他王朝相比，更加不懂得對農民的經濟政治要求作最低限度上的讓步，因此造成了格外嚴重的社會經濟畸形發展和政治腐??；也由于不是農民革命斗爭的產物，與農民之間甚至沒有經歷過最初的結盟關系，導致它尤其把人民群眾當作敵人而加以防備，造成對內鎮壓力量的空前強化與對外防御力量的空前弱化這樣互為因果的局面，這樣空前激烈的階級對立不僅產生出王安石變法的必然性，也決定了王安石變法最終失敗的必然命運。在1951年的初次探索中，鄧廣銘找到了大官僚大地主階級的國家政權與農民階級空前尖銳的對立作為“歷史本質”層面的答案，來回答為什么會有王安石變法以及變法為何會失敗的問題。

必須指出的是，這種對立，在1951 年的《王安石》中，首先和主要是一種經濟利益上的對立。鄧廣銘特意指出：“和趙頊之只為求取富國強兵的效果而要求著政治改革的見解有別，王安石的改革計劃的主要部分是建基于社會經濟生活的要求之上的?！盵7]從這一判斷出發，鄧廣銘此次的敘述重點，放在王安石變法對過度阻礙農民生產積極性的落后生產關系的局部調整上，并且在對變法的總評價中指出：“在富國強兵方面所得的成績，還只可說是新法的副產品。新法的重要效果，是社會生產的發展。從推動社會前進方面著眼，王安石的新法是確有其一定程度的貢獻的?！盵8]這樣的評價向我們顯示出，1951 年鄧廣銘視野中的王安石，面對的社會主要矛盾是封建地主階級與農民尖銳的經濟對立，以及這樣的對立對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破壞作用，而由這樣的主要矛盾決定，1951 年鄧廣銘筆下的王安石在歷史舞臺上必然扮演一個經濟改良家的角色。

1972 年，毛澤東同志以王安石“祖宗不足法”和“流俗之言不足恤”的精神稱贊打破冷戰封鎖來華訪問的田中角榮，多少有點偶然性地造成了鄧廣銘二寫王安石的歷史契機。而當時全國學術界正在上演“儒法斗爭”和“批林批孔”的一幕，鄧廣銘的這次重寫亦因當時權威話語要求，以“儒法斗爭”結構變法派和保守派之爭，反復修改審查之后，到1975 年才獲出版，而僅一年之后，“四人幫”粉碎，出版社要重印此書，提出要他加以刪削和修改的，正是此前指責他所缺乏而責令增加的“儒法斗爭”和“批林批孔”的文句和段落，于是又有了1976 年的三寫王安石。

然而，如果剝去這兩次書寫所遭遇的諸如“儒法斗爭”這樣的時代外衣，我們仍能找到鄧廣銘不變的敘述動力：這兩次除了“儒法斗爭”語句的增刪沒有太大差別的書寫，和1951 年的《王安石》相比，最顯著的改變是增加了開頭第一章《北宋建國百年內社會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發展》，而在這一章中，從 1951年本中被籠統表述的大官僚大地主階級的國家政權與農民階級空前尖銳的對立的觀點進一步深入，指出北宋王朝所面臨的三大主要矛盾：

一、民族矛盾，即與契丹貴族所建立的割據政權遼和黨項貴族所建立的割據政權西夏之間的矛盾；

二、階級矛盾，即廣大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

三、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即地主階級、封建統治者內部關于權利和財產再分配等問題的矛盾。[9]

而這三大主要矛盾的把握，不僅是對50 年代所把握的北宋主要矛盾具體化，而且還是在50 年代所發現的北宋經濟矛盾的基礎上，進一步發現了這一基礎之上的政治矛盾。換言之，進入70 年代，鄧廣銘的敘述重心上升到了政治文化的矛盾層面。敘述重心的轉換導致了對王安石變法的主要目的由調整生產關系、發展生產力轉移到了“富國強兵”上，當然這一判斷里包含著對當時“批林批孔”、提倡法家的時代話語的應和，但是筆者以為最本質的原因還是在鄧廣銘對社會主要矛盾理解的深化上，因為這一主要矛盾在這次敘述中不僅完成了王安石變法最終失敗的根本原因的回答：鄧廣銘指出，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在于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互相牽制決定了王安石變法的不徹底性和兩面性；同時也回答了何以在中國歷史中，儒家是落后的、賣國的而法家是進步的、愛國的時代判斷，這樣的回答暗示著鄧廣銘的思考是從對社會矛盾的判斷出發來應和所謂儒家和法家的劃分，從而把“儒家”“法家”這樣被時代話語要求的能指放入自己的判斷敘述中，其所指才因此變得非常微妙，而不是相反以儒法劃分為前提去揭示社會矛盾。所以用“儒家”“法家”所指稱的變法派和改革派，本身包含著鄧廣銘在時代共名中對歷史所作出的自己的思考和回答，也決定了被稱為“法家”的王安石在這一次書寫中的政治改革家角色。

至1997 年四寫王安石，一個最顯著的改變仍發生在開頭這一章，在70 年代作為主要特征增加的《北宋建國百年內社會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發展》被整章刪除，只將少部分寫入后面章節，正如其再傳弟子李華瑞指出，這一變化“大致反映了鄧先生自20 世紀80 年代以后對‘階級斗爭’學說的一種反思”[10]。與此同時，對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70 年代的“富國強兵”的概括之外，增加了“富民”一項。聯系鄧廣銘在這一版“序言”開篇的自陳：“這次之所以對《王安石》進行大幅度的修改，……其中比較重要的原因之一，則是因為，在近十多年內，我一直置身于改革開放的宏觀政治氣氛之中，……而隨時隨地出現在神州大地上的‘改革是解放生產力’的萬千現實事例，更使我受到啟發，加深了對王安石發動于11 世紀的變法革新事業的理解和認識?！盵11]

所有這些改變顯示出，這一次書寫是立足于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來進行的，王安石變法的主要意義在于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此基礎上實現國家防御力量的增強。對王安石變法措施意義討論的重心，也由50 年代、70 年代從經濟、政治兩個層面緩和階級矛盾的努力移向國民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成效。

可以說，鄧廣銘筆下的王安石形象既伴隨著他自己，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個人學術生涯和人生境遇的悲歡榮辱，也見證并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近半個世紀中的大歷史的升沉變遷。而從50 年代對社會經濟矛盾的關注，到70 年代從政治文化層面對社會矛盾的考察，到90 年代對國民經濟發展道路的探索，鄧廣銘每次對王安石故事的重新講述，都貫穿著他通過王安石的時代對自己所身處時代處境的一次重新思考和把握；而每次對王安石時代主要矛盾的回答，都回應著他對自己所身處時代的主要矛盾的一次重新判斷。而從把握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努力方向出發，來回答歷史是什么和為什么的問題，從而進入對歷史本質的把握，就成了鄧廣銘四十六年來四寫王安石那些前后不乏相互駁詰辯難的歷史敘述中，永恒不變的敘述動力。

正是這一不變的敘述動力的存在，使鄧廣銘所書寫的王安石，獲得了聯通當代中國處境的可能性——誠如克羅齊所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鄧廣銘的王安石敘述由此可以在接近文學的意義上被講述成三個故事：解放的故事、翻身的故事、富裕的故事。

一、解放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講述于1951 年，從舊中國千瘡百孔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新中國，所面對的是一個民生凋敝、百廢待舉的局面。在廣大農村，尤其新解放的農村，土地改革工作遠未完成，農民仍然處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經濟剝削中。毛澤東同志在1950 年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當時的局面是：

在新解放區（約有三億一千萬人口），……土地問題還沒有解決，工商業還沒有獲得合理的調整，失業現象還是嚴重的存在，社會秩序還沒有安定。一句話，還沒有獲得有計劃的進行經濟建設的條件?！@得財政經濟情況的根本好轉，需要三個條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現有工商業的合理調整；（三）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儉。[12]

而在這一切問題中，正如毛澤東同志早就指出的：

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這是小學生的常識，因此農民問題，就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13]

同樣，農民和與農民密切關聯的土地問題，也是中國建設的主要問題。正是從這樣的時代背景和時代判斷出發，1951 年，鄧廣銘書寫了一個建立在封建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異常尖銳的經濟沖突上的王安石變法的故事，北宋農民所承受的來自封建國家和封建統治者的嚴重經濟剝削是他敘述的重心，而作為封建經濟關系核心的土地問題也就成了他關注的焦點。

1951 年的王安石在正式上場之前，就先從“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準備活動中看到了自己將要進入的是這樣一方歷史舞臺：“中下等的農戶總是非常貧困的，他們經常地處在官僚豪紳、大地主和富商大賈們的欺凌壓榨之下?！盵14]而王安石的主要任務就是療救這一社會病癥，為此，他開出的藥方是井田制，而鄧廣銘對井田制的闡釋是：“在紀元前一千多年時，西周曾實行過井田制度，每個農民都從政府分得一些土地，每戶人家都可以豐衣足食?！盵15]

因為土地問題不僅是鄧廣銘在這次書寫中的焦點，也是貫穿中國當代歷史的一個重要問題；而“井田制”本身也是王安石變法中一個很重要的土地政策參照，更成為后人對王安石變法故事講述的一個闡釋熱點，所以在此需要對“井田”一詞從其歷史淵源中略作追蹤：

“井田”一詞，最早見于《春秋穀梁傳·宣公十五年》。其云：“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薄睹献印る墓稀份d，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其“井地”，即為“井田”?！?0 世紀20 年代，胡適作《井田辨》，提出井田的均產制是戰國時代的烏托邦。戰國以前，從未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制。對此說，今世學者多認為其疑古太過。實際上，“井田”一詞雖出現較晚，但就現存古文獻資料分析，中國古時曾存在“似井之字”的田制是不能否認的。[16]

一般認為這是西周的封建領主制剝削方式。

這種剝削方式的基礎，即土地所有權的分配，是天子有所有權，諸侯、卿大夫、士等各級貴族有占有權和使用權，庶人（農奴）無土地權利，只有耕作和提供剝削的義務。具體剝削方式，是貴族們將田地分為兩類，一類為貴族自留田，名“公田”，由所屬農奴們集體無償代耕，就是勞役地租。另一類大致以百畝為單位分給農奴各家耕種，收獲物歸農奴所有。[17]

春秋時期，周天子對土地的控制力已幾乎完全喪失。諸侯們對他們封國內的土地理所當然地認為是屬于他們的。對于人民的占有權也是這樣。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一原則已經過時了，取而代之的新的原則是“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边@一原則的改變，是土地國有制破壞的標志。從此，天子不能控制“天下”的土地，諸侯也不能控制封國內的土地，貴族們也無力經營管理他們所分到的井田。有權有勢的人，強占田地為己有，不少農奴逃跑，到邊遠地區開荒耕種?！链?，井田制在迅速破壞。[18]

從這段簡略的追蹤中可以大致看出，歷史上所存在的井田制，是一種土地為君主/國家所有的制度，因為在西周時代，君主和國家（天下）基本是一體的概念，庶人（農奴）在井田制時代實際上并沒有土地權利。而鄧廣銘在此將井田制闡釋成“每個農民都從政府分得一些土地，每戶人家都可以豐衣足食”，以鄧廣銘治學嚴謹扎實的作風而言，這顯然不會是一個無心之失，因此只能將其理解為一種敘述策略：鄧廣銘在此模糊了西周之“國”所包含的君主一家之天下的意義，而將其置換成“政府”：通過這樣的置換，所突出的是井田制的土地國有性質，而這樣的土地所有制是能將農民從幾千年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中解放出來，真正實現耕者有其田，在生產關系的解放中獲得生產力的解放的土地所有制。從而，王安石變法故事中所講述的那個“每個農民都從政府分得一些土地，每戶人家都可以豐衣足食”的井田制理想、那場懷抱著這個理想，雖然不能在根本上觸動封建土地所有制關系，真正實現土地國有，但是通過興修水利、改變稅制、發放青苗貸款以打擊豪紳兼并等為中下層農民盡力謀求福利的改革，以及這場改革要實現的“是要社會經濟不再作畸形的發展，使赤貧和豪富在社會上兩俱絕跡”[19]的總目標，就在實際上寄托了一個通過讓人民一定程度的均貧富，獲得生產關系中的有限解放，從而實現社會生產力一定程度的解放的理想。這個理想在時代局限和王安石本人出身局限的雙重局限下，最終呈現出一個朝向進步的改良主義行為。所以鄧廣銘在50 年代給王安石的定論是：一個改良主義者。對這個故事的解讀，需要回到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中國未來經濟道路所作的判斷中來理解：“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絕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絕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20]，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在經濟方面的判斷：“它在經濟上是把帝國主義者和漢奸反動派的大資本大企業收歸國家經營，把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所有”[21]。

二、翻身的故事

在講完經濟解放的故事的二十多年之中，鄧廣銘對中國當代歷史的處境的思考和追問，不斷發展和升華。于是，70 年代，在儒法之爭的時代話語外衣下，鄧廣銘重新用王安石講了一個追求人民政治翻身的故事。

如上一節所分析，鄧廣銘首先對在50 年代籠統一分為二的社會主要矛盾有了進一步深入化、細致化的認識，進入矛盾錯綜復雜的內核，從這一更加深入細致的認識出發，他書寫了一個比1951 年那個憑著“三不足”精神包打天下的王安石更加深沉、更加復雜，也更加有悲劇色彩的王安石。這個70 年代的王安石，要通過變法實現的主要目的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協調社會貧富，而是“富國強兵”，而這一在當時的時代話語中被判斷為“法家政治理想”的改革目標，鄧廣銘其實在敘述中賦予了它更為復雜深沉的內涵。

首先，就“富國”而言，鄧廣銘在這一目的層面強調了王安石“國用可足，民才不匱”的終極目的，也就是說，“富國”的理想包含了50年代對人民經濟解放理想的書寫，但同時，鄧廣銘在王安石的“富國”理想中，進一步強調的是王安石“理財為方今先急”“理財以農事為急”，而農事的當務之急在“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農”的變法邏輯，把對農民的關注放在了首要位置。

接下來，對“抑兼并”之舉，鄧廣銘進一步發掘出其在調節生產關系、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經濟意義以外的政治意義：以青苗法為例，鄧廣銘首先指出這是兩個階級從各自的經濟利益出發進行的斗爭，而斗爭中，他又通過王安石面對反對派的攻擊，進行反駁時所說的“民，別而言之則愚，合而言之則圣”一語，敏銳地發現了這一反駁中所包含政治文化上的意義：“王安石不把庶民看作群氓，而卻強調說，人民‘合而言之則圣’?！边@里體現了王安石對“民”在國家權力中的話語權的認識和尊重，從而賦予了圍繞新法的斗爭以鮮明的政治文化意義。也正是從這一意義出發，鄧廣銘回答了何以“受到守舊派人物的攻擊最猛烈，進行攻擊的人數最多，次數也最多的，莫過于青苗法”的原因：正在于此法“起到了王安石所說的‘以其所謂害者治法而加諸兼并之人’的作用，亦即‘抑兼并’的作用”[22]。對兼并的裁抑，在這里已經由經濟意義上的斗爭，升華到涉及國家權力中的話語權、立法權的斗爭。

其次，就“強兵”而言，鄧廣銘一方面指出王安石“保甲法”是為地主階級加強對勞苦大眾階級鎮壓力量的措施；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了以民兵取代募兵的做法，與“司馬光之流為求維護其豪紳大地主階層的利益，是把此外的一切全都置之不顧的。他們不但對于廣大勞動人民經常視若寇仇，嚴加防范壓制，對于地主階級的中下層稍有好處的事也是拼命反對的”[23]的頑固大地主階級立場相比，王安石把人民由國家的潛在敵人變為可以依靠以御外侮的力量的做法所體現的進步性。這種進步性的判斷標準在于人民地位的相對上升，由此揭示出圍繞這些措施的斗爭所體現的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政治意義。

而在這次敘述中，鄧廣銘立足于對三種矛盾復雜交錯的時代特征的把握，還作出了一個判斷：

當時各地人民反對北宋王朝統治的斗爭，是包含著反對民族壓迫的因素在內的。因為，來自北宋王朝的殘酷的政治經濟壓榨，其中是包含著民族壓迫的成份在內的：每年輸送給遼和西夏的近八十萬匹、兩的“歲幣”，不正是契丹貴族和黨項貴族假手于北宋王朝而向北宋境內人民索取的嗎？[24]

這一判斷的意義不僅在于把握了三大矛盾的內在聯系，更重要的在于從三個互相聯系的矛盾出發，賦予了王安石所進行的改革在50 年代的敘述中所具備的為人民的經濟解放所作的改良主義努力的意義之外，面對國內的反動政治勢力和國外的侵略勢力，站在接近人民（當然不是完全等同）的立場上，進行反抗和斗爭的政治意義，完成了從50 年代經濟改良主義者到70 年代政治改革家的形象升華。在70 年代的敘述中，鄧廣銘特意更正了50 年代的判斷，“是政治改革家，不是改良主義者”[25]。

正如美國人韓丁在考察中國這一段土地改革的歷史時對“翻身”一詞所作的詮釋：

它的字面意思是“躺著翻過身來”。對于中國幾億無地和少地的農民來說，這意味著站起來，打碎地主的枷鎖，獲得土地、牲畜、農具和房屋。但它的意義遠不止于此。它還意味著破除迷信，學習科學；意味著不再把婦女視為男人的財產，而建立男女平等關系；意味著廢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選舉產生的鄉村政權機構?？傊?，它意味著進入一個新世界。[26]

鄧廣銘70 年代的王安石故事呈現了這一從經濟解放到政治翻身的發展和升華。

三、富民的故事

到1997年，如上一節所指出的，隨著中國歷史行進到改革開放的時代，鄧廣銘又站在新的歷史中作出了新的判斷?！案幻瘛?，成了他這次所講述的王安石故事中最富有時代特征的敘述。王安石變法的終極目標在此被表述為“富民、富國和強兵”[27]，“富民”不僅作為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判斷出現，而且地位被置于傳統的“富國強兵”判斷之前，得到了詳細的闡釋：在1951 年和70年代的王安石變法的故事中，鄧廣銘都曾引用王安石《與馬運判書》中“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來敘述王安石的理財思想，問題在于，前面的引用和闡釋，都立足于王安石比司馬光更懂得生產力的發展規律、在“義利”觀上更體現出法家不諱言利的務實色彩，而這一次，鄧廣銘賦予了“天下”以全新的闡釋：

這里所說的“天下”，實際上乃是指天下百姓，這從他《答司馬諫議書》中的“為天下理財，不為爭利”句可以得到證明?！螄弑仨毾纫蕴煜碌娜肆ο蜃匀唤玳_發資源，以使百姓富足（即所謂藏富于民），然后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有依循這樣的思路來理解王安石說的“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和他所期望實現的“富民”與“富國”，才能得出最正確的結論[28]。

聯系“發展才是硬道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些耳熟能詳的時代主旋律，這段文字清晰地展示了鄧廣銘是如何將“富民”與“富國”的立場相融合，從而在“富民”的意義上賦予了王安石變法故事以新的時代意義。

在1997 年的最后一次書寫中，九十高齡的鄧廣銘，面向他所親自走過的近百年的中國現代歷史，深沉而痛切地講述了以前任何一次講述中都沒有講述過的王安石統一中國，恢復漢唐舊境的夢想：

這次改寫，我又把王安石有關這方面的一些議論更多地舉述出來，并改換為《王安石統一中國（意即恢復漢唐舊境）的戰略設想》的標題。據我暗自估測，翻看這本傳記的讀者，必會有人感到驚異，認為，自宋太宗到宋仁宗，不論對契丹或對西夏的作戰能力，都已出現了“積弱”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還提出吞滅契丹、西夏的建議，那只能是一種夢幻語言。然而我卻以為……王安石的這種設想，雖再三再四地見諸他的言論，卻始終沒有引起任何人的，包括宋神宗那樣極關重要人物的同意，這卻只能說，那是由于傳統勢力和失敗主義思潮還都十分強大，而并非因為在理性的分析與客觀的形勢上全都不合時宜之故。[29]

這段嘆惋放在中國現代歷史中，更有一番令人扼腕之處。1840年以來，現代中國與鄧廣銘筆下的北宋，都共同陷入一段失敗的歷史。所以鄧廣銘對北宋歷史的思考，也就是他對20 世紀中國歷史與未來的思考。從這個角度出發，也讓我們理解：在鄧廣銘四十六年的敘述中，人民的解放就是生產力的解放，人民的富裕就是生產力的發展，人民的意愿就是生產力的發展方向，而這一切最終與我們所追求的一個強大、文明的國家在終極意義上高度一致。這一敘述邏輯綿延在鄧廣銘歷經四十六年、四次書寫的王安石變法故事中，始終不變，顯然已經成為他一個執著的、不可懷疑不可動搖的堅定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