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iteSpace 的國內外綠色創新研究熱點與趨勢

李依夢，李海燕

（1.重慶工商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重慶 400067；2.重慶機電職業技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重慶 402760）

引言

工業革命給人類帶來福祉的同時，也使各國普遍面臨生態環境遭受破壞的問題。創新是推動社會發展和拉動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綠色化是改善生態環境的重要基點。綠色創新作為創新驅動與綠色發展的結合點，能夠同時兼顧經濟增長和生態環境保護的要求，實現環境壓力和經濟增長脫鉤。［1］自綠色創新概念提出后，國內外掀起了綠色創新相關研究的熱潮，在內涵界定及理論基礎［2-3］、效率測算［4-5］、影響因素［6-14］和經濟后果［15-17］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為綠色創新發展提供了重要指導和理論支撐。然而，盡管已有部分學者對綠色創新研究進行了評述，但仍存在待完善之處：在研究視角上，多從某一角度切入進行梳理，缺乏全方位、系統的綜述分析；在研究方法上，以定性分析為主，缺少定量研究；在研究內容上，僅對國內或國外的文獻進行單方面梳理，缺少對國內外綠色創新領域系統的對比分析與評述。

鑒于此，本文以2001—2021 年CNKI 和WoS 數據庫中的相關文獻為研究對象，借助CiteSpace 文獻計量工具，對國內外綠色創新領域的研究現狀、研究熱點和演進趨勢進行量化分析，以期對該領域的研究成果進行系統梳理，并從中辨析現有研究存在的不足，為今后綠色創新研究提供參考與借鑒。

一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CNKI）和Web of Science 數據庫（WoS）。綠色創新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涵蓋范圍廣泛，因此也可稱為生態創新、環境創新和可持續創新。［2］在CNKI 數據庫中以“綠色創新”“生態創新”“環境創新”和“可持續創新”為主題，文獻類型限定為“期刊”，且來源類別限定為“CSSCI 期刊”，檢索時間跨度為“2001—2021 年”，初步檢索到文獻記錄5 603 條。在WoS數據庫中，以“green innovation”“ eco innovation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和“sustainable innovation”為主題進行檢索，來源限定為“SSCI 的WoS 核心合集”，時間跨度限定為“2001—2021年”，文獻語言為“英語”，并以“Article”文獻類型對其進行精簡，共得到文獻記錄2 820 條。進一步以人工方式剔除重復、不規范以及信息不全的文獻記錄，最終得到1 757 條CNKI 數據庫文獻記錄和2 245 條WoS 數據庫文獻記錄。

（二）研究方法

文獻計量分析是對所研究領域的文獻進行系統梳理，采用統計學分析方法對文獻分布趨勢進行探索。［18］相較其他經驗性的文獻綜述研究，文獻計量分析法能夠更加系統、客觀地揭示諸如引文、高產學者、權威期刊、關鍵詞等重要內容，是當前文獻綜述研究的主流方法。

本文采用的文獻計量工具是CiteSpace 軟件（版本號：5.8.R3.64-bit），該軟件既能呈現知識的變化過程，又能展示知識間的結構關系。［19］通過廣泛的指標、方法及繪制的知識圖譜，能夠客觀、科學、可視化地揭示作者、學術機構、文獻主題的網絡關系和演進過程。該工具現已廣泛應用于各學科研究熱點和演進路徑的量化分析。［20-22］

二 國內外綠色創新研究現狀分析

（一）發文量呈井噴態勢

國內外綠色創新領域的發文量走勢基本一致，在考察期間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且近年出現爆發式增長（圖1）。根據發文量的時序分布特征可將國內外綠色創新研究大致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孕育期（2001—2006 年），該階段學界對綠色創新關注較少，具有發文數量少、以定性分析為主的特點，該階段研究成果為綠色創新研究奠定了前期理論基礎。第二階段是出生期（2007—2013 年），該階段發文量突破了孕育期僅有的個位數局面，明顯呈現出逐年遞增的趨勢，尤其在2009 年世界氣候大會在哥本哈根舉行后，可持續發展被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開始對綠色創新展開全面研究，并取得大量研究成果，但尚未形成較為完整的研究體系。第三階段是成長期（2013—2021 年），此階段發文量迅猛增長，自2019 年以來，連續三年發文量超過200 篇。原因可能是在此期間召開了華沙氣候大會，國外陸續頒布的氣候政策極大激發了學界關于綠色創新的研究。而中國在此期間提出了五大發展理念，綠色創新作為“綠色”和“創新”的有機結合，同時與“美麗中國建設”的國家戰略相吻合，也引發學界對綠色創新領域的廣泛關注。該階段綠色創新領域的發文量呈井噴式發展態勢，成為學界熱門的研究議題之一。

圖1 國內外綠色創新領域發文量

（二）核心作者合作網絡結構分散

知識圖譜能夠反映核心作者及其合作情況，作者間連線的粗細表示合作的緊密程度。通過對CNKI 的1 757 篇文獻進行統計發現畢克新是發文量最多的學者，文獻數為22，其主要關注中小企業以及制造業的綠色產品創新和綠色工藝創新。普賴斯定律指出，核心作者最低文獻數的認證公式為（其中，Nmax為發文最多的作者的發文數）。經計算，M≈0.749×4.69=3.51，因此中文核心作者的發文數應不少于4 篇。經統計，中文核心作者62 位，占論文總量20.5%。其中，排名靠前的畢克新、楊朝均和田紅娜三位學者之間的節點連線緊密，說明三人合作關系較強，群體內互動合作頻繁，已基本形成了以畢克新為核心的研究作者群。此外，其他核心作者間網絡密度僅有0.001 8，說明其他核心作者關聯較為分散，群體間合作交流相對較少。

同樣，通過對WoS 的2 245 篇文獻進行統計分析，發現排名第一的作者是Zhongju Liao，文獻數為18。由普賴斯定律計算得到M≈0.749×4.24=3.18，外文核心作者的發文數應不少于3 篇。統計結果顯示，核心作者共有87 位，占文獻總數15.9%。與中文核心作者相比，外文發文量前五的核心作者間并沒有形成明顯的關聯關系（表1），彼此的研究視角也存在較大差異，如Zhongju Liao 主要關注環境創新的影響因素及其與企業績效間的關系，而Sabina Scarpellini 則更多關注企業生態創新的測度視角及方法。然而，其他核心作者間網絡密度為0.002 6，較中文作者間的合作水平有所提升，且形成了十余個“兩點一線”型研究團體，如Sabina Scarpellini 和Pilar Portillotarragcha、Massimiliano Mazzanti 和Claudia Ghisetti 等?？傮w上，外文核心作者分布更為零散，且尚未形成穩定的核心作者群，但小型團體內合作較為頻繁。

表1 中外文發文量前五的核心作者分布情況

縱觀中外文核心作者及其合作情況，整體上中外文作者間合作都較為分散，國外作者間的合作相對國內更加頻繁，而國內則形成了穩定的核心作者群，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綠色創新領域的深入研究。

（三）核心科研機構合作水平偏低

借助CiteSpace 繪制研究機構合作圖譜（圖2）。

圖2 國內外核心科研機構分布情況

哈爾濱工程大學以91 篇發文量高居榜首，這可能是由于哈爾濱地處中國老工業基地，而中國綠色創新最先在重污染行業實行，導致該地區的科研機構更加注重綠色創新的研究。此外，國內機構圖譜的網絡密度僅為0.002 5，節點和連接較多，說明國內核心科研機構間合作強度低，關聯度不高，多數研究成果為機構內單獨完成。盡管整體呈離散分布，但仍形成了三個區域合作的研究團體，如東北地區的哈爾濱工程大學和哈爾濱理工大學，華東地區的江蘇大學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學，以及西北地區的西北大學和西安交通大學，這些機構開展綠色創新研究的時間較早且成果突出，其中東北地區研究機構的節點和連線更為密集。整體上，國內綠色創新科研機構的合作水平較低、區域性合作較強、跨地區互動較少。

排除在WoS 發文的國內科研機構，國外發文量較多的機構為卡斯蒂利亞拉曼查大學（西班牙）、代爾夫特理工大學（荷蘭）、西北科技大學（美國）、曼徹斯特大學（英國）和費拉拉大學（意大利）。國外機構合作網絡密度同樣較低，僅為0.004 6，但與國內相比，國外科研機構間的合作強度有明顯提升，跨國機構合作更加頻繁。整體上看國外雖尚未形成穩定的機構合作群，但不同科研機構間的連線和節點更為密集，說明不同機構間關聯性較強、交流互動較多、跨國合作頻繁。

總體來看，國內外科研機構間合作水平均偏低。國內科研機構合作程度更加依賴學者合作水平，區域性合作較強，跨地區交流實踐有待提升，綠色創新平臺支撐薄弱；國外科研機構合作更為密集，跨國交流頻繁，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綠色創新領域研究取得新突破。

三 國內外綠色創新研究熱點與演進趨勢

（一）綠色創新研究熱點

對綠色創新領域相關文獻的關鍵詞進行共現和聚類分析，可以準確識別該領域的研究熱點。［19］

1.國內外綠色創新研究熱點聚類分析。根據關鍵詞相似度進行聚類能夠發現綠色創新領域的主題分布、結構和特點。

本文對WoS 檢索的文獻的關鍵詞進行共現分析，最終生成的網絡節點共有558 個，產生的連接數有2 453 個。為使結果更加清晰，保留中心性0.02以上且頻次高于10 的節點信息，關鍵詞共現圖譜如圖3 所示。排名前五的關鍵詞詞頻均超過300，分別為performance（533）、eco innovation（ 478）、impact（432）、management（420）和determinant（420）。其中，performance 首次出現在2002 年，且后續研究保持延續性?？冃峭馕奈墨I在綠色創新領域持續關注的主要議題之一，這與實現利潤最大化、提升企業績效的企業目標密不可分。

在關鍵詞共現網絡基礎上，將閾值設定為Top30 進行聚類。通常情況下，當聚類模塊值（Q值）>0.3，說明聚類結構顯著，同時聚類平均輪廓值（S值）>0.7 時認為聚類是令人信服的。本文結果顯示Q=0.740 3，S=0.903 2，認為聚類效果顯著。此外，由LLR 算法共識別出18 個有效聚類，當聚類節點數量高于10，說明聚類效果較好，因此保留WoS 形成的17 個聚類，具體如圖4 所示。其中，中小企業、可持續性供應鏈、環境規制、環境創新幾個聚類交叉較多，研究具有高度關聯性。

圖4 國外綠色創新研究關鍵詞聚類圖譜

同樣對CNKI 檢索的1 757 篇文獻保留中心性0.02 以上且頻次高于10 的節點信息，共生成489 個節點，774 條連線，結果如圖5 所示。與國外不同的是，頻次較高的關鍵詞均在2005 年之后出現，這與李旭認為2005 年綠色創新逐漸成為國內學術界研究主流的觀點相一致，［23］原因可能在于2005 年我國首次提出綠色GDP 的概念，并在部分省市實施試點政策。此外，國內綠色創新研究領域關鍵詞共現網絡密度小，早期研究內容相對較窄，主要集中在技術創新、環境規制和綠色創新等方面，而近年研究內容逐漸深入，研究成果也更加豐富。

圖5 國內綠色創新研究關鍵詞共現圖譜

對國內關鍵詞進行聚類，結果顯示Q=0.868 2，S=0.951 5，效果顯著，共生成有效聚類17 個，具體如圖6 所示?？冃?、環境規制同樣是國內學者關注的重點，此外，中國作為制造業大國且部分制造業具有重污染性質，與制造業相關的綠色創新研究被國內學者廣泛關注，成為極具中國特色的研究熱點。

圖6 國內綠色創新研究關鍵詞聚類圖譜

2.國內外研究熱點分析。對比國內外關鍵詞共現與聚類圖譜，可以發現綠色創新領域中績效、環境規制和技術創新等研究主題受到學界的普遍關注。同時，國外對可持續性、生態足跡、綠色金融和中小企業的研究主題更加偏好。而國內更關注創新能力、產業集群、環境績效和制造業等研究主題。結合前文研究，可以將綠色創新領域的研究熱點內容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方面是綠色創新的內涵與基本理論。學術界從20 世紀90 年代開始關注環境治理中創新實踐對經濟與社會的作用，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基于不同視角引申出不同的概念。［23］“綠色創新”“環境創新”“生態創新”和“可持續創新”成為早期眾多學者辨析的相近概念，其中環境創新和生態創新是使用較早的概念。環境創新主要出現在環境科學和環境經濟學研究中，基于生態學視角的研究多使用生態創新的概念，認為生態創新是一種能降低環境影響的新產品和過程。［1］之后，學者們也開始使用可持續創新和綠色創新概念，可持續創新關注的范圍更寬泛，涉及經濟、社會和環境三個方面。綠色創新是近年新出現的概念，并在管理領域廣泛使用，主要出現在環境管理和組織戰略的文獻中。［3］綠色創新更多的是指廣義的創新，包含與其相關的管理創新、制度創新和組織創新。［3］學者們對綠色創新內涵延伸的相關理論進行了深入研究，其中資源基礎理論成為該領域常用理論之一，出現頻次高達127 次?；谫Y源基礎觀，李青原和肖澤華認為排污收費倒逼了企業提升綠色創新能力。［24］此外，戰略管理理論、社會網絡理論、高階管理理論、利益相關者理論等也成為綠色創新實踐的重要理論基礎?；诟唠A管理理論，部分學者指出高管環保意識在綠色創新實踐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視。［25-26］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Baldassarre 等人指出在供應鏈和企業綠色創新的研究中，利益相關者往往作為重要外部驅動因素用于解釋企業的綠色創新實踐。［27］從戰略管理理論視角，郭進通過探索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證實波特效應在中國同樣成立。［28］

第二方面是綠色創新的影響因素。該方面研究的關鍵詞有環境規制、科技創新、外商投資、綠色金融、產業集群等。早期研究主要強調外部因素，尤其是環境規制對綠色創新的影響，而近年則開始逐漸關注組織內部因素的作用。外部驅動因素主要包括市場需求、利益相關者和環境規制等。Hojnik 和Ruzzier 對有關綠色創新的155 篇文獻進行綜述后認為法規和市場需求因素是企業綠色創新的最重要驅動因素。［29］同時在全球民主意識不斷覺醒的大背景下，利益相關者群體對企業行為的影響也引起眾多學者的廣泛關注，一些學者指出綠色創新實踐往往需要多方參與和監督，利益相關者的壓力會迫使企業采取綠色創新行為。［7-9］內部驅動因素主要包括企業戰略、組織結構、資源和能力以及管理者等。如Cai 和Zhou 研究認為制定企業綠色戰略既可以直接強制企業確立環保目標，建立相應的組織結構和行動計劃，又可以間接引導綠色企業文化的形成。［30］組織基本特征如年齡、規模、經營性質、所屬行業等背景特征被認為是影響企業綠色創新的重要內部驅動因素。［10-12］組織的資源和能力同樣被認為是企業綠色創新的重要推動因素，［23］其中技術推動是創新的核心力量，能夠保證企業長期的創新能力和創新績效。與一般創新研究相似，管理者的人口統計學特征也成了學者們研究內部驅動因素的對象。［13-14］

第三方面是綠色創新的經濟后果?！熬G色創新能否促進經濟增長”這一議題引起了學界的廣泛探討，國內外文獻中與績效（企業績效和社會績效）有關的關鍵詞高達747 次，說明探索綠色創新的經濟后果是學界關注的焦點，但現有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結論。目前主要的研究觀點有促進論、抑制論和無直接影響論三類。而同一類別的研究因數據源的不同實證結果也存在差異，常見的有直線形、U 形和倒U 形三種結果。此外，目前學者們對綠色創新的企業績效和社會績效之間是否存在相互作用以及具體的作用機制，同樣尚未理清。［31］

第四方面是綠色創新的測度。突變詞探測結果顯示指標體系突變最早且持續時間久，說明測度綠色創新是眾多學者持續關注的議題。部分學者采用單一指標進行衡量，如Lanoie 等人采用環境R＆D 預算度量環境創新，［32］高凱等人利用綠色專利申請數來度量綠色創新。［33］然而，當前學者認為綠色創新是系統性的工程，構建指標體系進行測度更客觀準確，于飛等人從企業綠色創新投入、產出和管理三方面運用DEA-SBM 方法對制造業企業綠色創新效率進行測度。［34］盡管綠色創新測度被學者廣泛探討，但當前國內外對綠色創新測度的維度和方法仍未形成統一標準。

（二）綠色創新研究演進趨勢

1.綠色創新突變詞分析。突變詞檢測反映該領域中具有前瞻性和挖掘潛力的研究主題。本文在國內外關鍵詞聚類的基礎上進行突變率檢測，將突變時間最小單位設為4，參數γ取值范圍為［0，1］，得到綠色創新突變關鍵詞16 個，按照持續時間進行排名，排名前五位的突變詞具體如表2 所示。

表2 國內外排名前五的突變詞

在國內研究中，突變時間最久的關鍵詞有“指標體系”和“技術創新”，說明綠色創新領域的測度與技術創新具有深度挖掘的可研究性。近年，國內突變關鍵詞有“門檻效應”“空間效應”“環境績效”和“耦合協調”。其中，學者將政府研發補貼、數字金融、外商投資、產業集聚等作為門檻變量，研究其對區域、產業和城市綠色創新的門檻效應。環境績效往往與強、中、弱波特假說聯系在一起被研究。同時，多種綠色創新驅動因素的耦合協調機制也是學者重點關注的話題之一。

在國外研究中，持續時間最長的突變詞有“innovation”和“policy”，尤其在1995 年波特假說提出后，眾多學者開始驗證其正確性，使得“政策工具”在綠色創新領域獲得極大的關注，突變強度高達20.89。早期國內研究熱點稍落后，波特假說在2007年才被國內學者逐漸賦予更大的關注度。近年來，國外突變的關鍵詞主要有“energy consumption（能源消耗）”“performance evidence（實證研究）”和“circular economy（循環經濟）”。其中，節能減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觀及中觀層面，基于技術環境悖論，學者們對綠色創新與重污染行業能源消耗間的關系進行了量化研究。循環經濟則是在能源消耗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綠色創新如何促進經濟的循環發展。

2.綠色創新研究演進趨勢。在突變率檢測的基礎上，繪制國內外綠色創新熱點詞時區圖以便于探究熱點詞的演進趨勢，具體如圖7、圖8 所示。其中，橫軸表示時間，節點大小表示詞頻。

圖7 國外綠色創新熱點詞演進時區圖

圖8 國內綠色創新熱點詞演進時區圖

在國外熱點詞演進時區圖上，選擇呈現詞頻高于90 的關鍵詞。結合關鍵詞突變率檢測，國外的綠色創新研究熱點演進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01—2004 年，該階段的高頻關鍵詞較多，相關研究成果成為綠色創新領域的先鋒。主要關鍵詞有“technology”“performance”“management”等，這些關鍵詞大部分仍能代表當前國外綠色創新的研究熱點。研究內容以綠色創新的內涵、綠色技術創新、企業績效、環境政策以及綠色創新在各領域的表現形式等熱點問題為主。研究方法以理論分析為主，少數文獻涉及實證分析和案例分析。研究視角多從生態學、經濟發展出發。第二階段是2005—2015 年，該階段沒有特別突出的節點，但整體上節點個數非常多，說明綠色創新研究進入多元化發展階段，涉及的學科與理論更加豐富。該階段的研究內容主要圍繞綠色創新的影響因素、績效和理論基礎，研究內容進一步細化深入，研究對象從一般向特殊轉變，研究視角也更加多元，此階段雖仍以理論研究為主，但實證研究開始明顯增多。第三階段是2016 年至今，在2016 年全球性的氣候新協議《巴黎協定》簽署后，綠色創新領域的關鍵詞數量急劇升高。該階段的代表關鍵詞有“supply chain management”“China”“product innovation”，主要涉及企業供應鏈管理和競爭優勢等問題，研究內容相較前兩個階段更加細化深入，研究對象進一步聚焦資源型企業和重污染企業，實證研究與案例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此外，研究視角也擴展至地理學，且部分研究基于多元視角，引入了跨學科交叉融合的研究方法。同時，該階段節點連線十分密集，早期研究內容仍被學者們持續關注。

在國內熱點詞演進時區圖上，呈現詞頻高于40的關鍵詞。2001—2005 年綠色創新概念還未成為學界主流，學者們對該領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綠色技術創新、生態創新、環境創新等方面。研究內容以綠色創新的基本理論為主，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為主，研究視角比較有限。隨著2005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的頒布和“發展循環經濟目標”的提出，2007 年黨的十七大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及相關綠色政策陸續頒布后，2006—2012 年該領域研究開始呈現多樣化的特征，出現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關鍵詞有“綠色創新”“環境規制”“創新績效”“制造業”等，研究涵蓋的范圍進一步拓展，成果快速增加。研究內容主要側重綠色創新的驅動因素、綠色創新績效以及實現路徑等問題，研究對象主要針對區域與制造業，實證研究和模型構建的研究方法受到重視。2013 年至今，綠色創新領域的研究主題日益豐富、研究內容更加細化深入、研究成果代表性強，尤其2020 年“碳中和碳達峰”的目標提出后，涌現出大量的前沿熱點，如“綠色發展”“門檻效應”“多產業協同創新”“利益相關者壓力”“企業社會責任”“環境稅”“綠色金融”“生態系統”“長江經濟帶”等，綠色創新領域的研究內容得到進一步豐富，同時，早期尚未達成一致的研究內容仍是這一時期的研究重點。實證研究、案例分析、模型構建等已成為國內綠色創新領域研究的主要方法，研究視角也從單一轉向多元。

四 研究結論與展望

（一）研究結論

本文運用文獻計量方法對CNKI 和WoS 數據庫中2001—2021 年有關綠色創新領域的國內外文獻進行分析，得到的主要結論為：

從研究現狀看，國內外綠色創新研究發文趨勢一致，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且在2016 年后發文量呈現井噴態勢。核心作者知識圖譜顯示學者間合作水平普遍較低，國內形成了以畢克新為核心的穩定作者群，而國外尚缺乏領軍人物，研究以“兩點一線”型小團體居多。與作者合作情況相似，國內外科研機構合作總體也較為分散，國內科研機構更依賴作者合作，區域性合作較強，跨地區交流實踐有待提升。而國外科研機構間合作交流更密集，跨國交流頻繁，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綠色創新領域研究取得新突破。

從研究熱點看，綠色創新的內涵與基本理論、影響因素、經濟后果以及測度四個方面是國內外綠色創新研究的熱點內容。其中，績效和環境規制是國內外持續關注的熱點議題，國外對可持續性、生態足跡、綠色金融和中小企業等研究主題更加偏好，而國內研究更具中國特色，對創新能力、產業集群和制造業等研究主題更為關注。盡管上述主題基本涵蓋了綠色創新研究的主要內容，且研究成果日益豐富，但許多方面如環境規制工具、企業社會責任對綠色創新的作用機制，綠色創新的環境績效、經濟績效和社會績效間的相互關系，綠色創新的測度方法和維度等仍未達成一致結論。

從演進趨勢看，國內外綠色創新均經歷了三個演進階段，并逐漸呈現多元化發展趨勢，涌現大量前沿研究內容，如國外的“supply chain management”“China”“product innovation”，國內的“門檻效應”“多產業協同創新”“環境稅”“綠色金融”“生態系統”“長江經濟帶”等。研究對象主要集中在微觀的企業層面，研究內容由理論層面轉向實踐應用層面，由企業外部要素轉向內部要素，研究方法從一般的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案例分析等轉變，研究視角也從單一轉向多元化。

（二）研究展望

中國地域特征明顯、地區發展不均衡、產業和區域綠色化水平不同步，綠色創新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涵和主要推動力，亟須在實踐上能指導現階段中國綠色創新的理論成果，未來研究可從以下三方面擴展：

一是研究內容上，未來研究應立足中國綠色發展戰略和“碳中和碳達峰”目標，探索高效相宜的中國特色綠色創新體系。在對綠色創新的理論基礎、驅動因素、經濟后果和測度等議題進一步深化的基礎上，區別探討不同綠色創新類型所適宜的驅動機制、多維鄰近性的政策推/拉效應對綠色創新的影響以及綠色創新生態系統的構建等。

二是研究對象上，未來研究應在微觀研究的基礎上，深入行業或部門的中觀分析，并上升到宏觀層面的體制機制研究，遵循“微觀—中觀—宏觀”的層級嵌套分析邏輯，深度解構綠色創新的內在規律和機制。

三是研究方法上，未來研究應在傳統回歸分析、案例分析、模型構建等基礎上，將新方法引入綠色創新研究領域。如傳統回歸分析僅能研究單因素的凈效應，而綠色創新往往存在復雜因果關系，而必要條件分析（NCA）和定性比較分析（QCA）方法適合多因一果關系的研究，能夠同時考慮多因素的聯動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