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賦能我國體育用品出口高質量增長
——基于2003—2020年30個省域面板數據研究

劉國光，高 靜，李 理

（1.湘潭大學體育教學部，湖南湘潭 411105；2.湘潭大學商學院，湖南湘潭 411105；3. 湖南科技大學體育學院，湖南湘潭 411201）

一 研究背景與文獻綜述

隨著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體育產業如何實現高質量增長備受關注。沈克印等人指出體育產業的高質量增長表明體育產業內部結構、產業規模、體育產品質量等都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1］同時，增加體育用品出口的多元化、差異化、高端化供給，在實現出口規模增長的同時降低低端出口產品競爭帶來的資源損耗，實現體育用品出口的結構優化與優質資源的高端匹配，是推動體育用品出口高質量增長的關鍵。

作為體育用品制造業大國，我國體育用品出口數量持續增長。根據國研網的國際貿易研究與決策支持系統數據，2022 年我國體育用品出口貿易總額約為205.6 億元，與2019 年的105.3 億元出口額相比，體育用品出口年均增速達到近25%。我國體育用品出口以運動服裝、鞋類、球類、訓練健身器材為主，其中訓練健身器材出口份額最大，持續保持貿易順差。體育用品出口市場以美日歐發達國家為主，在2003—2022年期間，年均占比達66.4%，對發展中國家體育用品出口市場穩定緩慢上升，市場的可開拓性逐步增強（圖1）。從圖2 可以得出，我國體育用品出口以東部地區①為主，年均出口比重為89.93%，中部和西部地區年均份額分別是6.47%和3.19%。2022 年，我國體育用品出口份額大的省份是廣東、浙江、福建、山東、江蘇，占全國出口額的85.6%；2006 年、2013 年和2019年東部五省出口占比分別是82.3%、84.9%和82.6%。②由此可見，我國體育用品存在出口數量增長與產業地域集中并存的局面。

圖1 國際出口市場分布 單位：萬元（人民幣）

圖2 出口主體地域分布 單位：萬元（人民幣）

我國體育用品并未實現出口質量增長與升級。邵繼萍等人認為，長期以來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依托加工貿易，以勞動力密集型要素投入為主，技術含量低下，為發達國家市場提供代工生產，承接制造環節獲得的出口利潤較低。［2］另外，我國體育用品出口依賴數量增長保持現有的國際競爭力，通過全球價值鏈的低端嵌入參與國際分工，導致本國企業自主創新與獨立研發陷入全球價值鏈的技術陷阱。［3-4］此外，我國沿海地帶一些規模較小的企業對國際知名運動品牌進行仿造，假冒偽劣產品較多，缺乏權威的自主品牌，這些都使我國體育用品生產與出口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低端，出口高質量發展之路荊棘坎坷、任重道遠。［5］

數字經濟是以數據資源為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為主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融合應用、全要素數字化轉型為重要推動力，促進公平與效率更加統一的新經濟形態。2021 年國家體育總局在數字體育分論壇首次強調數字體育是體育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引擎，是建設體育強國的新動力，數字體育發展總體思路應把握時代新機遇，推動數字與體育深度融合。數字經濟的高滲透性、高協同性和高溢出性可以使要素匹配更有效率、更加精準，優化資源配置，促進體育用品出口實現持續的規模增長與質量增長。

本文研究的關鍵是如何利用數字經濟、互聯網與大數據，加快數字知識與技術共享、降低交易成本，實現體育產業鏈條延伸，開拓高端體育用品制造業，突破體育用品低質量出口增長的瓶頸，實現其“質”與“量”同時提升。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出口集聚在東部地區，東部地區憑借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的深度嵌入，既能夠享受到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的輻射，又能對接國外體育用品的進口需求。西部地區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享受的技術輻射效應較小，資金、技術與勞動力等要素沒有實現合理匹配。積極利用數字經濟賦能，促進中西部地區與“一帶一路”省份縮小技術差距，通過提高貿易透明度、降低貿易成本，推動對發展中國家體育用品出口數量的增長，有利于在不確定貿易環境下減少發達國家出口市場坍塌的風險，保證我國體育用品出口安全增長。

數字經濟賦能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相關文獻主要分為三支。第一支是對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界定。沈克印、潘瑋等人認為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是指體育產業內部結構、產業規模、體育產品質量、投入與產出效率等進入新的發展階段。［1，6］王珺等人進一步指出，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支撐體系包括產業核心體系、現代市場體系、戰略規劃體系、區域協調體系、創新驅動體系與技術要素體系等。［7］上述研究僅從理論層面對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進行探討，并未對高質量發展指標進行量化研究。第二支是圍繞數字經濟促進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機制開展研究。首先，宏觀層面，數字經濟通過資源配置、技術創新、信息擴散、知識溢出、便利融資和監督約束等方面推動體育產業經濟結構與市場體系的穩定性與持續性，促進體育全要素市場運行效率與體育產業人力資本提升。［8-9］其次，中觀和微觀層面，數字經濟能夠驅動體育產業組織變革，促進體育產業結構優化，推動企業的規模經濟、范圍經濟與長尾效應；［10］通過形成平臺經濟效應以降低產業成本和提升產業效率；［11-12］推動營銷點直達顧客本身（即“C”端），使企業更合理地配置體育資源，在企業與消費者之間建立更多的“聯絡點”。［13-14］再次，數字經濟通過推動體育服務業拉動體育用品的需求與生產的提升。［15］數字經濟網絡共享為體育賽事的轉播、體育健身培訓與體育博彩業提供了更廣泛的平臺，提升體育賽事對全國乃至世界的影響。體育競賽業的明星代言往往能夠帶動某個體育產品如鞋類、服裝等的流行。第三支主要是針對數字經濟驅動體育產業發展的政策建議研究主要有：加速體育產業數字化轉型，盡快形成體育產業全領域的數字鏈條和建立專項數字化發展基金；［16］完善信息安全機制構建，加強產業跨國合作；［14］構建多元協同治理機制，強化數字技術賦能政府管理，修訂完善行業競爭規則，推進數據整合和開放共享推動體育服務業的發展。［17-19］

當前文獻主要從理論機制對兩者關系開展研究，鮮少有文獻對兩者關系進行量化檢驗。盡管如此，這些研究成果均為中國的數字經濟與體育產業發展關系的研究做出了積極貢獻。

本文有可能的邊際創新有：利用中國2003—2020年30 個省份（自治區、直轄市）（臺灣、香港、澳門和西藏的數據缺失，故剔除）體育用品出口的面板數據，對數字經濟與體育用品出口高質量增長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這是當前學術界尚未涉及的。首先，利用熵值法從省域層面三個維度構建數字經濟指標，同時測度了30 個省份（自治區、直轄市）體育用品制造業的出口質量。其次，將出口高質量增長指標量化成出口數量增長與出口質量增長，分別對數字經濟與體育用品出口數量、出口質量增長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再次，在研究方法上將樣本分成東、中、西部和“一帶一路”省份樣本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樣本組，分樣本檢驗數字經濟對體育用品出口高質量增長的影響。最后，依次從內部機制和外部機制，即本地市場效應、出口規模效應及對外直接投資效應，檢驗數字經濟提高體育用品制造業出口質量的影響路徑，并提出相應的對策。

二 理論框架

利用數字經濟平臺，通過數字體育賦能，驅動體育用品制造業出口的高質量增長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一）數字經濟下本地市場效應與體育用品出口高質量增長

本地市場效應是指某區域對規模收益遞增產品的需求增加，其產出也會增加。當本地市場消費者需求越大時，該國越有可能成為凈出口國?；ヂ摼W帶來的技術、知識與數據共享加快了國內生產要素的流動和匹配，促進市場一體化并減少市場分割，有利于體育產業的資源優化配置，從而推動本地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促進本地消費者需求，提高了本地市場容量，有利于體育用品制造業的集聚、生產與出口。［20］數字經濟催生體育博彩業、體育傳媒與信息服務、虛擬賽事等體育虛擬產品，促進體育服務業與體育制造業結合，開拓新的體育用品制造業網絡市場空間，衍生本地消費者對體育用品的派生需求，進一步擴大本地市場效應和生產規模效應，從而帶動體育用品的出口增長。

（二）數字經濟下出口規模效應與體育用品出口高質量增長

首先，數字經濟通過整體出口規模的擴大推動體育用品出口數量增長。數字經濟降低了體育用品生產要素流通的運輸成本與信息成本，減少了貿易的搜尋成本、追蹤成本與驗證成本。［12，21］數字經濟推動電子商務與跨境電商的發展，簡化傳統貿易的海關報關煩瑣程序，降低貿易雙方的搜尋成本與信息不對稱性，加快銷售環節的信息化和暢通化，提高了企業市場交易效率。［22］例如，電子商務網絡平臺加快了體育用品（如乒乓球球拍、運動服裝）的網絡售賣，促進了體育用品的生產。其次，出口規模效應促使出口商利用數字經濟提高體育用品的科技含量，尤其是滿足發達國家市場消費者對產品質量的需求。［23］例如，2022 年東莞體育用品企業海外出口訂單增長60%，包括專業比賽用跑鞋、專業比賽用自行車騎行鞋及專業防水登山鞋。東莞海關落實跨境貿易便利化措施，引導企業通過中歐班列、跨境電商、市場采購等多渠道“走出國門”。

通過這些數字經濟與體育用品出口結合的舉措，將很大限度加大體育用品出口的高質量增長。首先，智能數字模式包括傳感器、5G、人工智能等技術將積極應用于體育運動品牌的研發與生產，有利于提高體育用品制造業技術含量與質量水平。其次，大數據下的技術、知識等生產要素共享促使我國體育用品企業跳出全球價值鏈的技術抑制陷阱，有利于從低端代工環節攀上全球價值鏈高端，促進利潤投入研發與創新，實現研發、生產與銷售的良性循環，完成體育用品出口質量升級與高質量增長。［24］數字經濟能夠推動體育產業生產要素低成本的空間流動與溢出，有利于中西部地區共享東部地區體育用品制造的研發與技術，縮小與東部地區的技術差距。事實上，盡管東部地區體育用品出口占據絕大份額，但仍表現出向中西部擴散趨勢，特別是新疆、廣西一帶體育用品出口發展迅速。另外，數字經濟催生了“一帶一路”沿線經濟增長的新動能，貿易便利化推動我國向發展中國家體育用品出口市場的轉移，從而規避全球價值鏈斷裂風險，保持體育用品出口的國際競爭力。

（三）數字經濟下對外直接投資效應與體育用品出口高質量增長

大數據共享降低信息不對稱成本，提升投資的便利性，增加企業走出去對外直接投資的機會。投資便利性提高了體育企業投資回報率和投資收益，有利于研發活動的深入與新產品的開發，建立體育產業發展的創新體系與技術研發體系，提升體育用品出口數量和出口質量。另外，體育用品制造企業通過走出去戰略，實現生產要素的合理匹配，從全球視角開展研發、采購、生產與銷售的戰略規劃。例如，數字體育集團星競威武以股權置換的方式完成了對瑞典知名電子競技俱樂部Ninjas in Pyjamas 的跨國并購，全面拓展海外業務，成為覆蓋中國、歐洲、南美市場的全球性綜合數字體育集團。另外，在數字經濟推動下，安踏集團于2015 年完成了對英國戶外于東品牌Sprandi 的收購，2020 年安踏所收購的FILA 品牌收入首次超過安踏主品牌銷售業務。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加快國內要素和國外要素的要素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與技術效率，推動出口質量與出口結構升級，加快體育用品出口高質量增長。

數字經濟影響體育用品出口高質量增長的路徑如圖三所示：

三 指標的測算與模型的構建

（一）指標的測算

1.數字經濟指標構建（digit）。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將數字經濟定義為“四化”，即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化治理和數據價值化。國家統計局指出將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作為數字經濟范圍。本文借鑒趙濤等人的方法，［25］結合數字經濟的內涵以及數據的可獲得性，從數字基礎設施、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三個維度測度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水平。本文采用每百人移動電話用戶數、每百人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測算數字基礎設施。采用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從業人員占比、人均電信業務收入測算數字產業化，數據均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本文采用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即服務業數字化水平來定義產業數字化。接下來，用0—1臨界值法將m（m= 30）個樣本j（j= 5）個指標轉為無量綱數值實現數據標準化的歸一處理。統一擴大量綱對標準化后的j按（0，7）來賦值。進一步計算第i個省份第j個指標的比重根據公式測算出第j個指標的信息熵。令K=1 ln(m)，則第j個指標的權重是利用熵值法給各個指標賦權，通過各指標的變異程度計算權重，獲得每一個維度的值，再對三個維度均等賦予權重獲得數字經濟指標以digit表示，代表中國省域層面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標體系均為正向指標，分值越大意味著數字化程度越高。

接下來采用另一種數字經濟測算方法digit2作為替代進行穩健性檢驗。為了體現數字經濟規模，不對i省j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依據熵值法賦權獲得三個維度。為了統一量綱，將量綱較大的數字基礎設施和產業數字化取對數，并按照三個維度均等賦權獲得數字經濟digit2。

2.體育用品出口質量測算（lexpy）。本文出口數據來自國研網的國際貿易研究與決策支持系統?；诳色@得的數據，本文將體育用品分成運動服裝、運動鞋類以及體育器械三大類，分別是海關8 位碼61121100（棉質針織或鉤編的運動服）、61121200（合成纖維針織或鉤編運動服）、61121900（其他紡織材料針織或鉤編的運動服）、62111100（男式游泳服）、62111200（女式游泳服）、64011000 和64019200（運動防水靴）、95061100（滑雪屐）、95062900（滑水板等水上運動器械）、95063100（高爾夫球棍）、95065900（羽毛球拍）、95062100（帆板等）。根據Ricardo Hausmann 和于津平的方法，［26-27］按照公式來測算j省t年的體育用品的出口質量。其中，EXPYjt用以表示體育用品制造業的出口質量。xjnt指的是j省t年的體育用品制造業出口額，Xjt表示j省t年所有產品總出口額，j=1,…,30，Yjt表示j省t年的人均收入，以2006 年為基期平減得到。通過測算發現，我國體育用品出口質量最高的省份（自治區、直轄市）在東部。以2019 年為例，福建的體育用品質量遙遙領先，其后是廣東、上海、浙江、江蘇、山東、江西。接下來，我們將2003—2020 年研究階段年均出口質量和總量進行省份間的橫向對比（表1）。我們發現，在研究階段內福建省出口質量年均最高，其出口總量年均排名為第3 位?？傮w來說，我國體育用品的出口質量和出口數量呈現出耦合協調發展趨勢。如福建、浙江、廣東和上海出口質量年均排名依次為第1、3、4、5 位，出口總量年均排名依次為第3、2、1、5 位。一些省份出口質量和數量耦合發展出現偏差，如黑龍江和江蘇。江蘇體育用品出口數量年均排名第4 位，出口質量年均第11 位。黑龍江出口數量年均排名第7 位，出口質量年均第2 位。中部地區的江西省體育用品出口質量和數量排名均在前十位，西部地區的新疆出口總量排名第9，出口質量排名第6?？傮w來說，我國各省體育用品出口質量和出口數量呈現耦合協調發展趨勢，相關性高達0.88。

表1 2003—2020 年研究階段省份年均體育用品出口質量和出口數量對比

3.資本偏向性技術進步（tech）。本文采用文雁兵的方法，［28］用全要素生產來表示偏向性技術進步。以C-D 生產函數為基礎進行全要素生產率測算，由公式表示。其中，Yjt表示j省t年的工業總產值，Ljt表示j省年末就業人員數。Kjt代表j省t年的固定資本存量，基于永續盤存法按照公式Kjt=Kjt-1(1-δ) +Ijt來計算，Ijt為j省t年名義投資，δ為經濟折舊率。初始資本存量用2003 年固定資本形成總額除以10%獲得，經濟折舊率取9.6%。Ajt為j省t年全要素生產率。殘差項包含全要素生產率Ajt的對數形式信息，回歸后獲得全要素生產率的估計值。固定資本投資、勞動力就業和工業總產值數據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以2006 年為基期剔除價格因素，利用軟件Deap 2.1 測算得出。由于我國技術進步偏向于資本，因此用全要素生產率表示技術進步偏向于資本的程度。

4.其他指標測算。（1）市場規模（gdpsc），用各?。ㄗ灾螀^、直轄市）生產總值占全國GDP 總值的比重表示，用以表示本地市場規模與需求。本地市場規模會促進國內生產規模，提高出口的可能性。（2）對外直接投資（lofdi），表示各省份（自治區、直轄市）的對外直接投資額，體現了本地企業對貿易往來國的投資貢獻程度以及兩地間貿易與投資的引力強度。（3）市場開放度（open），用出口總額（所有產品）占GDP 比重來表示。市場開放度是一個地區外循環程度的重要體現，一般來說，市場開放度越高意味著市場制度越完善，外循環程度越深，對外部市場依賴程度越大。（4）科研投入（rd），用研發經費占GDP 的比重得到。以上數據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

（二）模型的構建

由于熵值法下的數字經濟指標只能測算到2020年，本文采用我國30個省份（自治區、直轄市）2003—2020年研究年限的面板數據來進行實證檢驗。計量模型如公式（1）所示。其中體育用品出口高質量增長作為被解釋變量，用體育用品出口質量（lexpyjt）和出口數量（lexpotjt）表示，數字經濟（digitjt）為核心解釋變量，Xjt代表一系列控制變量，包括國內市場規模（gdpsc）、對外直接投資（lofdi）、市場開放度（open）、科研投入（rd）和資本偏向性技術進步（tech）（表2），φt代表時間固定效應，?j代表截面固定效應，εjt為干擾項。

四 數字經濟對我國體育用品出口高質量增長影響的實證研究

（一）基準回歸與穩健性檢驗

數字經濟能夠顯著推動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出口高質量增長。通過數字經濟與體育用品出口質量和出口數量關系的散點圖（圖4），發現數字經濟與兩者均保持同方向增長。從散點圖能夠初步判斷數字化程度越高，越能推動體育用品出口質量和數量的顯著增長。

與我們的預期相符，數字經濟能夠顯著推動我國體育用品的出口數量。數字經濟（digit）每增長1%，我國向全世界出口體育用品數量（lexpot）提高0.227%［表3 第（6）列］。數字化發展通過電子商務、數字網絡平臺降低貿易雙方的溝通成本和政府海關的煩瑣程序。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和普惠金融的發展融入了更多的高科技與創新要素，降低生產要素和商品流通的運輸成本，大大提高體育用品企業的生產和交易效率。盡管我國體育用品出口市場2/3 集中在美日歐發達國家，但實證結果表明，數字經濟對我國出口美日歐市場數量增長沒有促進關系，卻顯著促進了對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數量。例如數字經濟（digit）每增長1%，我國向發展中國家體育用品的出口數量（lexpot）顯著提高0.282%［表3 第（8）列］。我國體育用品企業深度參與全球價值鏈，與發達國家開展貿易的渠道與網絡已經十分暢通與完備，貿易與投資便利程度高。長期以來，我國與發展中國家體育用品貿易往來并不多，體育產業投資體系并不完善?！耙粠б宦贰闭叩闹С?，互聯網貿易平臺、跨境電子商務的興起，會加速我國與發展中國家從事體育用品的貿易往來。另外，數字經濟的溢出效應降低與發展中國家貿易互通的運輸和信息成本，提高雙方貿易與投資便利性。

表3 數字經濟（digit）對體育用品出口高質量增長的基準回歸

數字經濟促進體育用品制造業的出口質量升級。我國企業長期為阿迪達斯、耐克等知名品牌做代工，研發、品牌和售后等高端環節被國外企業控制，國內企業賺取低端制造環節的加工費用，自主研發受到限制，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陷入技術的“抑制陷阱”?；ヂ摼W平臺的大數據與高端技術共享，促進先進技術在全國的擴散與升級，加快出口企業對國外消費者需求偏好的了解和對產品的準確定位。同時數字技術擴散促進企業的技術吸收，擴大體育產品品種的差異性與多元性，提高體育用品的出口種類、性能與質量。實證結果表明，數字經濟化（digit）每提高1%，體育用品出口質量（lexpy）顯著提高0.191%［表3 第（2）列］。接下來，我們將核心變量digit用digit2進行替代，開展穩健性檢驗［表3 第（3）列和第（4）列］。我們發現，替代了核心解釋變量以后，數字經濟（digit2）依然能夠顯著提升出口質量（lexpy），表明模型是穩健的。

其他控制變量的檢驗結果如下：市場規模（gdpsc）與出口質量和出口質量均顯著正相關。國內市場規模越大，國內消費者對高質量產品的需求越旺盛。研發投入（rd）強度增加能夠顯著提高體育用品出口質量（lexpy）和出口數量（lexpot）［表3 第（2）列和第（6）列］。但是，資本偏向性技術進步（tech）則顯著降低了體育用品的出口質量和數量。因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的技術進步是偏向于勞動的，資本和技術投入有限，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仍然屬于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技能勞動力增加而不是資本增加會更有利于現階段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另外，市場開放度（open）提升能夠顯著正向提高體育用品的出口質量和出口數量。

（二）區域異質性檢驗

將樣本分成東部、中部、西部和“一帶一路”省份，依次對數字經濟與體育用品出口質量和數量的關系進行檢驗。盡管數字經濟促進了我國體育用品出口質量和數量增長，但并沒有顯著推動東部地區出口的高質量增長。我國東部地區體育用品出口長期以來憑借政策、地域、資金和產業集聚優勢實現數量和質量增長。東部省份深度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承接了全球體育用品生產的制造環節，通過原材料進口或者“三來一補”的方式進行加工再出口，外循環對東部地區體育用品出口質量的帶動效應更顯著。就中西部地區而言，來自全球價值鏈的資本、研發和技術的輻射效應較低，利用全球價值鏈的技術外溢獲得質量提升的空間較小。而大數據、數字技術的共享性和流通性推動了國內市場一體化，以較低的運輸成本和搜索成本拓寬了高端技術獲取渠道。傳統的生產要素擴展到數字要素，由此中西部地區能夠比以往更快實現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提高生產效率，實現產品質量升級。如數字經濟（digit）每提高1%，中部地區體育用品出口數量（lexpot）增長顯著提高1.130%［表4 第（6）列］，西部地區體育用品出口質量（lexpy）和數量（lexpot）顯著上升0.399%和0.576%［表4 第（3）列和第（7）列］。進一步分析，我們發現數字經濟對“一帶一路”省份（自治區、直轄市）體育用品出口質量和數量提升幅度是最大的。數字經濟（digit）每提高1%，“一帶一路”省份（自治區、直轄市）的出口質量和數量分別顯著提高0.396%和0.381%［表4 第（4）列和第（8）列］。數字經濟顯著促進了中國體育用品制造業出口的高質量增長，尤其是促進了中西部地區和“一帶一路”省份（自治區、直轄市）的增長。

表4 區域異質性檢驗

（三）內生性檢驗

為了解決內生性問題和檢驗“一帶一路”倡議的政策效應，本文采用雙重倍差分法（DID）進行內生性檢驗。選擇“一帶一路”省份（自治區、直轄市）為實驗組，即du=1，其他省份為對照組，即du=0。設定政策實行點為2013 年，2013 年以及往后年份均設定為1，2013 年以前的年份設定為0。du×dt的系數體現了“一帶一路”倡議對“一帶一路”省份（自治區、直轄市）和非“一帶一路”省份（自治區、直轄市）的政策效應差別，同時也甄別了2013 年政策實施前本來就存在的差別。結果表明，“一帶一路”倡議（du×dt）顯著提高了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的高質量出口?！耙粠б宦贰背h后，體育用品出口數量（lexpot）顯著提高了0.326%，［表5 第（1）列］出口質量（lexpy）顯著提升了0.502%［表5 第（5）列］。實證結果表明，“一帶一路”倡議對東部地區體育用品出口高質量增長沒有顯著影響，只推動了西部地區的增長。如“一帶一路”倡議（du×dt）下，西部地區出口數量和質量分別顯著提升了1.171%和0.783%［表5 第（4）列和第（8）列］，新疆和廣西表現尤為突出，特別是新疆，其出口質量2019 年全國排名第九位。通過雙重倍差分法進行內生性處理后，數字經濟（digit）每提高1%，體育用品出口數量（lexpot）和出口質量（lexpy）分別顯著增長0.475%和0.190%［表5 第（1）列和第（5）列］，模型有效地解決了內生性問題。與之前研究保持一致，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數字經濟對中西部地區體育用品出口質量和出口數量的正向推動效應也更大。

表5 DID 內生性檢驗

（四）數字經濟推動體育用品出口質量升級的機制檢驗

由于出口質量升級是實現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出口高質量增長的關鍵，礙于篇幅的限制，接下來在研究影響機制時，只分析數字經濟對體育用品制造業出口質量提升的促進機制。本文從本地市場效應（lgdp）、出口總額（lEXPO）和對外直接投資（lofdi）三個方面來分析促進我國體育用品出口質量提升的機制。本地市場效應由各省份（自治區、直轄市）生產總值總量取對數（lgdp）后實現。地區生產總值代表本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體現了本地區經濟容量和本地消費者的需求水平。出口總額（lEXPO）是各省份（自治區、直轄市）所有產品出口總額取對數后表示。對外直接投資（lofdi）和出口總額（lEXPO）這兩個因素都體現了每個地區與國外市場的緊密聯系程度，是企業參與外循環程度的體現。

我們發現，數字經濟規模擴大能顯著提高經濟總量（lgdp），擴大國內市場需求，從而提升本地市場效應。本地市場效應越大，企業越有動力提供高質量和高數量的產品，實現規?；a和出口擴大。由實證結果可知，地區生產總值（lgdp）增長顯著提高了體育用品出口質量（lexpy）。地區生產總值和數字經濟的合力（digit×lgdp）每提高1%，我國體育用品出口質量即顯著提高0.030%［表6 第（3）列］。

表6 調節效應分析（1）

數字經濟的發展影響海外投資活動，已成為決定國際資本流向的重要區位因素。數字化經營的網絡銷售平臺、互聯網與高科技相互融合能夠顯著促進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擴大規模。海外并購成為體育用品企業從事跨國經營的主要行為，投資范圍包括俱樂部、賽事IP、賽事轉播權、企業、球員等多種體育資源，投資項目主要涉及足球和籃球。另外，我國體育企業借助數字化平臺及時了解國際國內生產銷售動態，促使安踏、李寧等本土體育企業積極實施國際戰略部署，并對海外投資、全渠道營銷等做出決策，實現體育產業的轉型升級與跨產業融合經營。鼓勵我國體育用品企業走出去投資，銜接國內的資金、技術與國外的生產要素，實現國內外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提高投資回報率，從而加快生產與加大研發投入，提高體育用品出口供給質量，從供給側方面實現體育用品質量升級。實證結果表明，數字經濟與對外直接投資兩者的交互作用項（digit×lofdi）每提高1%，體育用品出口質量（lexpy）上升0.011%［表7 第（3）列］。

表7 調節效應分析（2）

數字技術升級打破空間和時間的限制，實現信息遠距離、實時傳輸，提高資源匹配效率。消費者和生產者的信息匹配效率在數字經濟賦能下迅速提升，不同區域的生產者能夠快速并準確獲取消費者的需求，按市場供求規律高效地進行資源配置，并提供優質的體育產品。由實證結果可知，數字經濟每提高1%，體育用品的出口總額（lEXPO）顯著增加0.162%［表7 第（4）列］。數字經濟和出口總額的交互作用項（digit×lEXPO）每提高1%，體育用品出口質量（lexpy）顯著增長0.008%［表7 第（6）列］。數字經濟加快國內市場一體化的構建，也為開拓海外市場的運輸和銷售提供極大的便利性?？缇畴娮由虅沾龠M體育用品出口數量增加，數字信息共享下投資便利化程度提高，這些都非常有利于體育用品出口數量擴張和出口質量升級。因此，利用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融合，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新格局的構建，是提高我國體育用品出口質量的橋梁和紐帶。

四 結論與政策

數字經濟是一種新的經濟形式、生產要素和生產技術，數字化發展給中國經濟注入新的動力。而體育產業作為一種新型朝陽產業，是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如何利用數字經濟這種新的生產要素賦能，推動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出口高質量增長是一個具有挑戰的、意義重大的課題。

數字經濟促使體育用品制造業在國內市場上形成包括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環節在內的完整體系。數字經濟緊密與互聯網結合，不僅為體育服務業的發展創造巨大的發展機會，也為體育用品制造業的研發投入、技術創新和生產銷售提供數字化通道，全方位帶動體育用品生產與出口的高質量增長。作為一種新型生產要素，數字經濟降低了研發、生產與銷售過程中的技術溢出成本、信息傳遞成本與生產交易成本。生產者能夠準確觸摸、定位消費者的偏好與需求，實現生產與消費的高效銜接，促進體育用品出口的高質量供給。另外，數字化下的跨境電商平臺直接推動體育用品出口數量的增長。電商平臺真實反映消費者對產品質量的評價，驅使生產者和銷售者提供相匹配產品，促進管理者加強產品質量控制。數字經濟能同時推動我國體育用品出口的數量增長和質量提高，為我國體育用品出口“量大質低”的困境提供一種可解決方案，是實現出口高質量增長的有效途徑。

數字經濟賦能東部地區體育用品出口高質量增長的效應并不顯著，賦能中西部地區體育用品出口質量增長的效應更大。長期以來，東部地區利用外循環深度嵌入全球價值鏈分工，得天獨厚的生產與投資環境推動東部體育企業形成產業集群，擴大生產與出口的規?；?，實現體育用品出口的高質量增長。在此過程中，中西部地區為東部地區源源不斷地輸送勞動力和資本，但東部地區對中西部地區資金和技術的反向輸送渠道遭遇堵塞，由東至西的經濟輻射并不明顯。在數字經濟浪潮下，信息技術和數字要素的共享與傳遞性降低中西部地區的運輸、溝通、搜索、驗證成本，提高國內和國際市場信息對稱的透明度，打通國內國際市場資本、技術、技能勞動力傳輸、溢出與匹配的堵點。因此，數字化平臺成為促進中西部地區以低成本吸收資本、技術、技能勞動力、高科技信息等稀缺生產要素的重要渠道。數字經濟顯著提升我國向發展中國家體育用品出口的高質量增長。我國與發達國家的貿易渠道與網絡已經非常暢通，貿易與投資便利性程度高，但與發展中國家體育用品貿易往來并不多，體育產業投資體系并不完善。數字化平臺下技術和知識共享提升了我國與發展中國家貿易投資的便利性與透明度，加上“一帶一路”跨境電子商務政策的支持，將極大地開拓與發展中國家體育用品的貿易往來。

當前經濟形勢下，應當加強培養我國體育產業的高科技人才和數字型人才，加快我國體育產品的標準化生產，打造數字化研發、生產和銷售平臺，完善體育產業數字化的行業標準。利用數字化平臺拓寬體育制造企業的融資渠道，鼓勵信息類產業與體育產業的合作；利用國內國外“雙循環”，積極拓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市場，并開展體育項目的合作。延伸體育產業鏈條、拓展體育消費邊界，加快體育產業與相關產業以及體育產業內部業態間的滲透交融、協同創新，延伸產業鏈、創新鏈、價值鏈。利用人工智能、虛擬網絡和數字經濟延伸體育產業鏈條、促進體育制造業與體育服務業融合，加快體育產業全產業鏈數字化轉型，推動體育服務業數字化升級，利用數字經濟促進體育用品制造業出口高質量增長，實現由“量”到“質”的跨越。國家應加大對數字體育復合型人才培養，鼓勵高校和職業技術學校等開展跨學科人才培養，鼓勵數字企業與體育機構在人才培養、學術研究、行業咨詢等領域開展廣泛合作。

注釋：

①東部地區指的是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海南、臺灣、香港和澳門。中部地區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江西、湖南。西部地區包括重慶、四川、云南、貴州、西藏、陜西、甘肅、青海、新疆、寧夏、內蒙古、廣西。由于臺灣、香港、澳門和西藏的數據缺失，故剔除這些樣本。

②文中數據均根據國研網國際貿易研究與決策支持自系統數據統計測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