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符碼的動態展演中聚合情感:儀式音樂作為情感動員符號的雙重邏輯
——基于新世紀以來國慶閱兵儀式的考察

楊 惠,戴海波

(淮陰師范學院 新聞與傳播學院,江蘇 淮安 223300)

儀式作為一種集體符號性意指實踐活動,從其出現伊始,就總與人的認同感與歸屬感緊密地聯結在一起。通過一系列的符號展演,能夠激發、喚醒某些觀念和情感,將個體融入群體中,通過建立共識基礎達致認同情感的滋生,以重塑社會的特定心理狀態與精神文化,從而實現涂爾干所謂的“機械性團結”。儀式作為一種“一部分是景象、一部分是道具和文本、一部分是表演行為和活動”[1]的多元化實踐操演,其傳播效力的達成離不開其內部自有“基本裝置”的動態表達。劍橋學派“神話-儀式”學說的創立者簡·艾倫·哈里森以古希臘依洛西斯祭祀儀式為例,認為儀式的傳授主要由展品、行動、訓誡三個部分組成,因此儀式的“基本裝置”也可分為器物、行為、聲音三種類型。儀式展演中,儀式人主導著儀式的發展和走向,器物承載著政治意圖的傳遞,但仍然有一些介質,它們雖然不具備實際存在,但憑借其隱喻和指涉的能力,能夠在儀式中發揮出傳輸、轉移政治信息以及聚合情感的“實在”作用,在這些介質中,“聲音”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儀式中的“聲音”主要指涉儀式語言和儀式音樂,尤其是儀式音樂,自其誕生之初就被賦予了鮮明的政治情感隱喻功能。它常被權力體系作為維護政治統治秩序的柔性工具,構筑起“散布性支持”的文化資源,因此成為當代政治生活中進行政治動員和政治教化的重要一環。

作為人類表達情感、寄托情感的基本藝術載體,音樂代表了人類感性直觀情感的實踐方式和聽覺信息的傳達途徑。人類通過創作音樂來抒發情感,同時通過聆聽音樂來感受情感。作為儀式展演的重要組成部分,儀式音樂是“在形式和風格上與特定儀式的環境、情緒、目的相吻合的,可對儀式參與者產生生理和心理效應的音樂”[2]。儀式音樂的形成受制于特定的社會語境和文化傳統,同時受到經濟、政治、道德等多種因素的規范。在儀式環境中,各種聲音都可能具有潛在的“音樂”屬性,成為儀式音樂的對象范疇。儀式音樂的類型既包括作為背景的樂曲與聲效,也包括現場演奏的音樂與主題歌曲。這些音樂在與儀式場景、儀式器物、儀式操演相互印證和契合的表演實踐中,發揮著情感表達、情景描繪、意義象征、結構儀式等動員功效。

在眾多國家層面的儀式活動中,國慶閱兵儀式“一方面記錄了特定時期的權力信息,另一方面通過象征符號和傳播媒介為國家權力的生產、塑造國家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認同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3],因此成為關注度最高、影響力最大的政治儀式。新世紀以來,隨著社會結構深刻變革、全球化浪潮持續深入以及新媒體領域文化的多元化,音樂所蘊含的激發政治情感、凝聚分散意識、強化身份認同、構建政治共識的象征意義和政治內涵愈發凸顯。在此背景下,研究關注并探討了儀式音樂作為“基本裝置”在實現傳播效力的過程中如何發揮動員效果,以及它如何與情感建立聯系。為了厘清這些問題的脈絡,本研究試圖借助音樂理論和情感理論的框架,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出發,結合具體文本分析,探討我國儀式音樂作為政治動員工具和符號的邏輯和路徑。這有助于理解音樂發揮政治動員效能的內在機理,從而為審視音樂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傳播實踐的關系提供新的視角。

一、喚起情感共振的感性符碼:儀式音樂作為動員符號的理論邏輯

在古代中國,音樂被認為是人的內心被外界事物所感動的反映,是內心情感的外在表達。在《禮記·樂記》中這樣記載道:“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盵4]隨著人類文明進程的演化與發展,音樂無疑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見證者,它不僅是社會文化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也成為了反映社會文化發展的鏡像;音樂不僅僅是人們情感表達的藝術形式,還充當著社會整合的重要工具,“當鮮明的音樂形象生動地反映和影響著聆聽者的思想感情,其通過強烈的藝術感染力,侵入聆聽者的內心世界后,能產生巨大的行為力量”[5]。正所謂“治出于一,而禮樂達天下”[6]。一些學者認為,儀式音樂是“儀式、音樂的有機整合”[7]。儀式音樂作為儀式活動的重要媒介貫穿于儀式的始終,其通過戲劇化的言辭、敘述、吟誦、唱誦及器樂等形式,來表達、增強、延續儀式行為,并渲染、烘托儀式氛圍。正如民族音樂學者林樂飛所指出的,在莊嚴化的儀式場合中,“‘樂’必然作為人們觀念上能夠與神靈溝通的語言形式而存在,既烘托儀式的莊嚴氣氛,又搭成人神互通的橋梁”[8]。與普通樂曲相比,儀式音樂承載著更為豐富的價值信仰和人文信息。隨著儀式的展開,它與儀式環境的各個要素緊密聯系,在特定的空間坐標里錨定著個體對于自我身份的歸屬,同時喚起人們內心最深沉的情感。

自古至今,音樂與情感之間一直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兩者相互促進與相互滋養。人內在的情感需求促使了音樂的生成,而音樂的表達反過來又深刻地影響了個體的情感狀態。戰國時期的荀子就曾指出:“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9];亞里士多德也認為音樂通過“崇高的旋律和節奏”影響著人們的思維與情緒。作為儀式活動中的獨特語言符碼,儀式音樂之所以能夠讓參與者在情感上獲得滿足和共鳴,是因為音樂所傳達的情感與參與者的情感存在共通性和相似性。

黑格爾曾指出:“情感是‘音樂所要據為己有的領域’?！盵10]在他看來,聲音是音樂傳播的媒介,同時人的情感也需借助聲音來傳遞,因此,聲音是心靈狀態和情感的最生動直接的表現。黑格爾將這種由情感激發的聲音視為“音樂的起點”。音樂傳達出創作者的心靈狀態與情感起伏,而聽者則通過音樂來宣泄、調節自己的情感和情緒,體悟、追尋音樂所營造的情感意境,音樂的情感與聽者的情感在“音樂”里實現了相互聯系和共鳴。在這一基礎上,音樂在實踐過程中通過不同聲音的組合、不同樂器的交替使用、音調的高低變化和節奏的調控,配合歌詞意蘊的傳達,傳遞出不同的情感狀態,也激發出聽者不同的情緒體驗。歡快輕松的音樂能喚起愉悅的情感;而低沉憂郁的音樂則可能引發傷感和憂慮的情感反應。在音樂的啟發和引導下,聽者的情感與音樂所傳達的情感相互共鳴,并將其內化為自身的情感體驗?？谷諔馉帟r期涌現的抗戰歌曲,如《黃河大合唱》《團結就是力量》《大刀進行曲》等,通常具有慷慨激昂、鏗鏘有力的曲調,傳達出保衛家園、浴血奮戰的愛國情懷。而聽者的情感記憶、家國記憶會被這些或輕或重、或急或慢的音樂符碼所激活,在樂曲所構筑起的情感場域中產生心靈共振。

此外,音樂的運動形式與情感的運動形式也存在著“異質同構”的相似性,不同的情感狀態對應著不同的聲音表達形態。正如孔子所言:“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盵11]對此,格尼也強調:“一個非常緩慢的樂曲往往是嚴肅的,而絕不會是愉快的或激動的,而一首非?？斓臉非鷦t往往是愉快的或激動的,絕不會是嚴肅的?！盵12]

由此,音樂與情感相通性的實現,主要取決于音樂與情感的動態形式之間建立的相似關系。這種動態形式的相似性產生了象征性,即音樂對于情感的傳達需要借助象征性的暗示來引導聽眾產生相應的情緒反應。象征性作為聯結音樂與情感的介質,在心理暗示的作用機制下,借助個體的聯想能力,搭建起音樂與情感間的橋梁,使二者產生“同頻共振”的效應。以小提琴協奏曲《梁?！窞槔?該作運用了竹笛、小提琴、大提琴等樂器共同演奏。竹笛音色清脆、悠揚,在開篇演奏時勾勒出一幅山清水秀、景色秀美的田園畫面;小提琴音色清亮,代表著祝英臺,大提琴音色渾厚,代表著梁山伯,小提琴與大提琴的一唱一和、遙相呼應,合力詮釋出他們凄美動人的愛情故事,也在聽者心中喚起對于堅貞愛情的感動與向往。

二、閱兵式音樂實踐邏輯:展現強軍之魂,激發愛國豪情

受制于政治儀式的展演邏輯及傳播旨歸,儀式音樂不僅攜帶著豐富的情感信息,也攜帶著多元化的政治信息。在政治儀式的宣展過程中,儀式音樂在參與者中發揮著“動之以情”的情感說服功能?；谶@一特性,儀式音樂可被視作一種“組織符號”,擔負著儀式指揮官的重任,控制著儀式的流程和節奏,渲染出儀式的莊嚴氛圍,在激發參與者政治情感的同時,也調動起他們內心深處對于共有情感的體悟與認同,并將政治儀式所內蘊的政治價值進行隱喻性的傳達。正如江莉莉所指出的,“音樂被統治精英用來固化其意識形態以實現政治社會化”[13],并因此成為潛在的“動員工具”,用以引導民眾產生持久、穩定的情感共鳴。曹本冶指出,儀式音樂包括樂器、法器以及其他物品所產生的聲音,還包括儀式執儀者和參與者通過念誦或唱誦所發出的語言性、歌唱性人聲[14]。本研究主要關注儀式音樂中由樂器演奏的音樂作品和由參與者演唱的歌曲。

作為國家層面的重大政治儀式,國慶閱兵儀式活動的音樂主要由閱兵式音樂與群眾游行式音樂兩部分組成。以閱兵式音樂為例,自新世紀以來,閱兵式音樂的遴選與演奏已形成較為固定的模式,一方面呼應著儀式主題的宣展,另一方面規約著儀式展演的流程節點。研究以2009年及2019年兩次儀式活動為考察對象,具體展演曲目如表1、表2所示。

表1 “2009年國慶閱兵儀式”閱兵式音樂曲目

表2 “2019年國慶閱兵儀式”閱兵式音樂曲目

從上述兩次閱兵儀式的演奏曲目可以看出,閱兵式音樂的基調以突出渲染中國軍隊銳不可當的氣勢、展現中國軍人英姿颯爽的形象為主。2009年國慶閱兵儀式中,閱兵式音樂共17首,全部以歌頌軍人為主題;2019年閱兵式音樂共34首,其中歌頌軍人的曲目有24首。

這些曲目主要分為兩種類型。一是著重塑造中國軍隊紀律嚴明、保家衛國的形象,如《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人民軍隊忠于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其中,《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因其悠久的歷史,已成為每次閱兵儀式中的經典必奏曲目。該樂曲創作于1939年秋,由張公木作詞,鄭律成作曲,原本名為《八路軍進行曲》,在解放戰爭時期更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并于1988年7月25日被正式確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該樂曲采用曲調激昂、熱情奔放、旋律流暢、節拍規整的進行曲式風格,“以精煉的結構布局、極強的號召性和強健有力的曲調,給聽眾以震撼性的效果”[15]?！跋蚯?向前!向前!”近乎吶喊的開篇旋律,在軍樂隊的演奏下,突顯出人民軍隊朝氣蓬勃、斗志昂揚的精神。從歌詞內容來看,“我們是工農的子弟,我們是人民的武裝”等歌詞將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性質、任務、革命精神及戰斗作風都鮮明地濃縮在這短短的一百多字中。歌詞與曲調渾然一體,展現出人民軍隊保家衛國、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塑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肩負歷史重托,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英勇奮戰的英雄形象”[16]。

二是專門為每個軍種量身定制,以突出其軍種特點與戰斗特性,如《戰車進行曲》《炮兵進行曲》《中國空軍進行曲》《火箭軍進行曲》《人民海軍向前進》等。這些作品分別對陸軍、空軍、海軍等軍種的優良傳統及作戰特性進行了藝術化的表達與詮釋?！杜诒M行曲》最早創作于1945年,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的標志性音樂,也是閱兵儀式上的傳統必奏曲目。該樂曲短小精悍,曲調一反常態,沒有采用軍樂中常用的大調式,而是選擇了小調式,其風格較為接近蘇聯紅軍歌曲。這種小調的運用,與歌詞中“瞄準那要害,百發百命”等形象化表述相結合,恰如其分地展現了炮兵機智、靈活的作戰特點,彰顯出炮兵的必勝斗志與信心。2015年,該樂曲正式更名為《火箭軍進行曲》,在保留原曲調的基礎上,重新配詞,在2019年閱兵儀式上威武亮相。歌詞一方面展現了炮兵將士們保家衛國的五十余年光輝歷程,另一方面,“東風浩蕩、雷霆萬鈞,我們是光榮的火箭軍”等歌詞與當下時代語境遙相呼應,彰顯出當代炮兵維護和平的信心與決心。

此外,為體現閱兵兵種和裝備模塊與時俱進的變化,2019年閱兵儀式有針對性地創作了一批新的閱兵式音樂,如《鋼鐵洪流進行曲》《雄鷹出擊進行曲》《沖上云霄》等。閱兵式上,《鋼鐵洪流進行曲》《東風浩蕩進行曲》伴隨著裝甲戰車氣勢恢宏地行進而奏響,激越昂揚的大調配上“向前方!我們的血氣方剛!嶄鋒芒,震虎狼!”“向前方!我們的步伐鏗鏘!”等對仗整齊、音韻和諧的歌詞,營造出威嚴的“強國意象”,生動地詮釋了中國裝甲戰車威武雄壯、所向披靡的“國之重器”形象?！稕_上云霄》則與凌空呼嘯的空中梯隊完美配合,熱血澎湃的明快旋律,配上小號、大號、打擊樂器等鏗鏘有力的節奏,渲染出當代戰機傲視長空、一飛沖天的豪邁氣勢。

作為人類情感塑造的鮮活藝術表達,音樂所攜帶的情緒、情感和背后豐富的內涵“憑借重復與有關參照性的想象聯系在一起”[17],形成一種隱蔽性的催化效果,彰顯出“禮”與“力”的結合,營造出排山倒海的情緒感染力,“極容易激起審美情感中無上的崇高感、敬畏感與被統攝感”[18]。因此,無論是傳統的閱兵式音樂,抑或創新性的閱兵式音樂,都通過“高低起伏、張弛有度”的旋律搭配斗志昂揚的歌詞,在動態化的符碼演繹中,生動地形塑出一支“威武之師、文明之師、勝利之師”的中國軍隊形象,傳遞出當代中國是一個擁有“召之能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的現代化、信息化軍隊的大國這一輻射性話語,構筑出“赫赫國威”這一意義話語體系。民眾在情感和心理層面深刻體會到國家話語和國家力量的莊嚴不可侵犯,延伸出強烈的國家之愛與民族之榮。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在此交匯融合,催化與詢喚著民眾的愛國豪情從自發走向自覺的內化與升華。比如對《鋼鐵洪流進行曲》這首樂曲,網友們紛紛表示:“有一種日出東方,光耀全球的自信”“這首‘bgm’讓人熱血沸騰,感受到無比強大的力量”“這個音樂和戰旗方隊太配了,看得我眼淚都快出來了”“在共和國的星河里,那永遠閃光的就是我”……這些網絡評論也契合了一些學者的精辟觀察,即“我們通過儀式能夠清楚地看到,個人在社會中,在國家中;社會在個人中,在國家中;國家在個人中,在社會中”[19]。

三、群眾游行式音樂實踐邏輯:描摹美好現實圖景,凝聚民族向心力

國慶閱兵儀式音樂展演中,除了閱兵式音樂之外,另一重頭大戲是群眾游行式音樂。作為閱兵儀式的重要組成部分,群眾游行活動成員由來自全國各地、各行各業的基層群眾代表組成。從參與者多為工人、學生的開國大典游行,到1984年的方陣編制游行,再到1999年的各地花車展示游行、2009年的行進式文藝表演,持續創新、豐富多元的游行體驗不僅增強了民眾的融入感與歸屬感,也充分展現出中華民族的蓬勃生機與中國共產黨與時俱進的時代風貌。群眾游行活動效力的發揮,離不開游行式音樂的烘托與渲染。游行式音樂與氣勢豪邁的閱兵式音樂形成了互為強化、互為觀照、互為吸納的互文式效應,展示出一種震懾人心的“和合之美”。新世紀以來,除了閱兵式音樂之外,群眾游行式音樂也基本形成了固定的曲目與模式。研究考察了2009年與2019年群眾游行式音樂,其具體曲目如表3所示。從這些曲目中可以發現,抒發對祖國、對中國共產黨的熱愛與贊美成為群眾游行式音樂展演的核心主題。圍繞這一主題,這些樂曲主要可分為三種類型。

表3 “2009國慶閱兵儀式”與“2019國慶閱兵儀式”群眾游行式音樂曲目

第一種類型是凸顯對中國共產黨執政權力合法性地位肯定與認同的樂曲,如《紅旗頌》《東方紅》《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江山》《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等?！稏|方紅》誕生于1943年抗日戰爭期間,是陜甘寧邊區新民歌的代表作。其曲調最早來源于陜北民歌《騎白馬》,經過李煥之的重新編曲和張公木對歌詞的潤色,于1949年在開國大典上正式“出場”,成為大半個世紀以來流傳最廣的歌曲之一。其旋律朗朗上口,歌詞簡單質樸,將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比喻為東方升起的紅太陽,表達了老百姓對國家領袖和中國共產黨最樸實、最真摯的熱愛之情。其中,歌詞由“他為人民謀生存”改為“他為人民謀幸?！?傳遞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革命者們“不只是為了謀生存,更要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要建成一個嶄新的中國”[20]的價值旨歸。這一頌歌隨后成為大型革命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開篇曲,并在重大會議、集會上反復演奏。伴隨著新中國的崛起、繁榮與富強,“東方紅”的反復“出場”,指涉的不僅是人民對中國共產黨真摯情感的表達,同時也為中國共產黨民意基礎的鍛造提供了歷史性的確證。在《東方紅》誕生的同時,《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也被創作出來。1943年8月,針對國民黨政府提出的“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的口號,《解放日報》立即發表社論《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進行批駁,音樂家曹火星由此社論創作了該歌曲。該首歌曲旋律緊湊簡練,以平鋪直敘式的歌詞對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奮斗目標及實際行動進行了具象化描述。

基于特殊年代的政治語境,《東方紅》與《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展現出的是對中國共產黨較為感性、熱烈的崇敬之情,而創作于當代的《江山》,則以一種更為理性的視角詮釋出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根基。在200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國共產黨進一步確立了“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執政理念,《江山》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霸撌赘枨Y構工整,‘起承轉合’的劃分非常明確”[21],短短79個字的歌詞將民眾與中國共產黨之間唇齒相依的邏輯關系用直白樸實的文字進行了清晰的闡釋。如“打天下坐江山,一心為了老百姓的苦樂酸甜,謀幸福送溫暖,日夜不忘老百姓康寧團圓”,言簡意賅地將中國共產黨“以人為本、人民至上”的價值取向進行形象化的刻寫,不斷豐盈充沛著中國共產黨“一心為民”的話語指向。上述民歌或新民歌的創造性改造或挪用,通過民眾喜聞樂見的歌曲形式賦予嚴肅的政治意識形態話語以“軟性”姿態,“使民眾自覺參與到傳統民歌的改造與新民歌的創演中”[22],潛移默化地實現了對意識形態話語的內化。

第二種類型是歌頌民族大團結以及表達對國家熱愛之情的樂曲,如《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國》《長江之歌》《紅旗飄飄》《愛我中華》等?！督裉焓悄愕纳?我的中國》是1989年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周年而創作的一首愛國歌曲。區別于同類題材歌曲的昂揚明快,該歌曲曲調深沉悠揚、婉轉動聽,“銜來一枚橄欖葉”“在崇山峻嶺飛過”“帶來遠方兒女的思念”等歌詞渲染出一種溫暖悠遠的意境,以一種更親切、更自然的態度傳達出每一個普通民眾內心深處對于祖國母親的深情與祝福?！段液臀业淖鎳啡褂玫谝蝗朔Q,將“祖國”和“我”隱喻為母親與孩子、大海與浪花的關系,在舒緩婉轉的旋律中絲絲入扣地傾訴出“祖國”和“我”“血脈相連、一刻也不能分離”的眷戀之情。

作為群眾游行式音樂的結束曲,《歌唱祖國》對群眾游行活動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歌曲創作于1950年,整首樂曲韻律豪邁雄壯、積極向上,素有“第二國歌”的美譽,并逐漸演變為時代經典與國家記憶符號。歌曲開篇以“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么響亮,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的質樸文字點明了整首歌的核心主題;歌曲中部通過“高山”“平原”“黃河長江”“美麗的土地”“親愛的家鄉”等歌詞勾勒出一幅美好祥和的盛世畫卷,凸顯出人民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深度關聯;歌曲結尾部分仍以“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么響亮”結束,在首尾呼應的互文式吟唱中描摹出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初期朝氣蓬勃、蒸蒸日上的嶄新面貌,彰顯出民眾對于國家走上強國富民道路的信心與決心。

第三種是展現中國崛起歷程,自信走向復興之路的樂曲,如《春天的故事》《走進新時代》《我們都是追夢人》等。在《春天的故事》中,口語化的歌詞和抒情的旋律相結合,生動描繪出改革開放為當代中國帶來的深刻變革。改革開放作為中國經濟發展進程中的一項偉大創舉,標志著中華民族邁進了一個新的歷史飛躍階段,成為中國人民最鮮活的記憶?！洞禾斓墓适隆芬悦耖g音樂的曲調為基礎,運用了白描的手法和敘述的語調,通過兩個關鍵時間節點,將這一歷史創舉給中國所帶來的深刻影響在對比性的描摹中彰顯出來。歌曲以“春天”為主題,不僅象征著改革開放為中國注入的活力與生機,更寓意著中華民族生生不息、朝氣蓬勃的旺盛生命力。1997年是一個具有特殊歷史意義的年份,這一年,中國正式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標志著中國邁出了和平統一的重要一步。在迎接香港回歸這一背景之下,《走進新時代》應運而生。這首歌曲的旋律清新優美,朗朗上口。歌曲的第一段以“總想對你表白,我的心情是多么豪邁”開篇,通過“小我”的形象,在對話式的言說中詮釋出每一個普通民眾對于邁入歷史新征程的驕傲自豪之情;第二段的開篇“讓我告訴世界,中國命運自己主宰”則塑造了一個“大我”——中華民族高大自信的形象,宣告著古老大國奮發崛起的信心;副歌部分“我們唱著東方紅,當家作主站起來,我們講著春天的故事,改革開放富起來”則巧妙地通過兩首紅色經典歌曲將既往的歷史軌跡連接起來,詢喚出革命時期、改革開放時期創傷與榮光并存的鮮活記憶。

中國夢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以來提出的重要執政理念,旨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體體現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創作于2019年的《同心共筑中國夢》與《我們都是追夢人》正是對這一時代話語的積極回應?！锻墓仓袊鴫簟返男杀挤艧崃?開篇以詩化的表達,如“北疆的雪”“南國的花”“東海的浪”“西域的雪”,對中國幅員遼闊的壯麗山河進行著寫意化的描摹;副歌部分則以“五十六個兄弟姐妹彼此牽掛,風里雨里在一起,我們是一家,中華民族一家親,同心共筑中國夢”的口號式文字宣示出五十六族中華兒女團結一致共筑中國夢的信心與決心。與《同心共筑中國夢》相比,《我們都是追夢人》充滿時尚、歡快的律動,通過“揮灑汗水”“乘風破浪”“奔向天地”“你追我趕”等鏗鏘有力的動態性歌詞,生動勾勒出一群努力奮斗、無懼困境的21世紀新時代青年形象,傳遞出每一個中國人為實現偉大中國夢而勇往直前的時代強音。

“群眾”作為閱兵儀式中的獨特符號,是中國各民族、各階層、各行業成千上萬異質性普通民眾的集體縮影。在群眾游行活動中,對群眾表現出的熱情洋溢、喜悅自豪的視覺修辭建構,指向了建立在廣泛群眾基礎上的國家政權的合法性。這一表現激發了一種合理的烏托邦符號想象,也締造了一個“全體民眾的充裕財富、自由、平等、博愛獲得勝利”[23]的未來國家意象。承載著共同意義和共同情感的游行式音樂伴隨著游行活動的演進,持續地對國家意向進行賦魅并加以確證。音樂文本在儀式情境的渲染中建構出特定的隱喻意義,在描繪出人民幸福、國家昌盛的美好圖景的基礎上,“將國家信念、民族情感和社會文化匯聚成一種極具影響力的宏大政治秩序”[24],將參與者引導至既定的認知記憶和政治情感體驗之中,使其在“同頻共振”的情感共鳴中體悟到國家、政黨、個體三者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緊密聯系,成為民族、國家向心力生發與凝聚的重要基石。

四、結語

無論在古代社會還是在現代國家,音聲、音階、語言、文字等作為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不僅僅是簡單的交流工具,往往還承載著社會變革與情感動員的結構性力量。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舉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園,都離不開文藝?！盵25]美學家沃爾夫岡·韋爾施曾說:“如果說視覺是距離的感官,那么聽覺就是結盟的感官?！盵26]作為一種日?；穆犛X信息,音樂具有可溶性、伴隨性、滲透性等屬性特征,與情感的波動起伏呈現出“異質同構”的相似性。一旦納入儀式實踐框架,音樂便獲得了與日常音樂不同的特殊效能,與儀式器物、儀式場景、儀式人物等共同構建起儀式意義的“象征性文本”。儀式音樂也在周期性“如約而至”的重復性表意實踐中凝練成為有效聯結宏觀權力與微觀個體的中介載體。它不僅規范了儀式流程的展演節奏,構筑了莊嚴神圣的“感染域”,而且在具有意向性的音樂文本的編碼與排列組合中,將個體的生活經驗及想象與國家意象進行巧妙融合,從而詢喚出某種特定情感。在儀式情境營造的“能量場”中,特定的情感得以表征,使政治儀式所內蘊的價值觀念與主流意識形態得以隱喻性的宣展,成為最有效的“說服武器”之一。

針對受眾心理的多元性、動態性與復雜性,英國哲學家懷特海曾深刻指出:“符號在其流變的過程中,對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意義。在任何一個時代,有的人的心態以過去為主,有的以當前為主,還有的以將來為主,更有的則以永遠不會出現的、有問題的將來為主?！盵27]正如斯圖亞特·霍爾強調的那樣,盡管在信息符碼的生產端,主導性力量可以依靠其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資源優勢對符號進行有意識的編碼,但在符號的接收終端,卻存在著霸權式解讀、協商式解讀與對抗式解讀三種截然不同的解碼方式?；诖?從實然層面審視,在以音樂符碼作為情感動員工具的“心理建構戰”中,受眾端必然存在著異化、隔閡、抵觸甚至對抗等多層次的情感心理境域。在中國式獨特語境下,作為自主性力量的政治權力體系,如何動用國家所掌握的各種優勢資源“與體系內的成員形成積極的互動”[28],以構筑政治權力體系合法性統治與權威的民意基礎,已成為當代中國國家治理能力的核心議題。其中,科學理性地審視音樂情感動員效用性發揮的內在機理、音樂與政治實踐的互動邏輯關系,則為進一步厘清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實踐理路提供了新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