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高管對國內上市公司企業違規的影響研究

楊金海,汪堯珧,王 肖

(湖南工業大學 商學院,湖南 株洲 412007)

近年來,我國資本市場頻繁出現企業的違法違規行為。2022年4月,證監會公布了2021年度的20起典型違法案例,包括宜華科技、浪奇實業財務造假案,華晨汽車、永城煤電債券信息披露違法案,杭州中恒董事長對抗證監會的調查案件等。企業的違法行為和違規操作不僅會破壞其信用體系,動搖投資者的信心,還可能對投資者造成嚴重的不良后果,最終影響資本市場的正常運轉。因此,在推進資本市場的穩定健康發展的背景下,對上市公司的違規違法行為進行預防和治理顯得尤為必要和緊迫。

已有研究證明,企業的違規行為與其治理結構緊密相關,一個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有助于強化企業內部的監管機制,從而對企業的違規行為產生抑制效果。目前,國內外學者已經對董事會特征、股權特征、管理層特征與監事會特征對企業違規產生的影響進行了研究。企業治理結構的核心在于企業高管團隊,他們是企業決策的主要執行者。因此,高管團隊成員的特征是影響企業違規行為的重要因素。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進入企業高層,并對企業的發展做出相應的決策,說明女性在企業高層中的地位有所提高。女性高管的崛起為企業治理帶來了新的視角。社會性別理論強調,應將女性問題置于男女兩性社會角色和權力結構的背景下綜合考慮。根據該理論,女性在風險偏好和道德標準選擇方面與男性存在顯著差異,這一差異可能會對企業的重大決策、內部治理以及社會責任履行等方面產生重大影響。

當前,關于女性高管對企業違規的影響,學術界主要存在3種觀點。其一,女性高管比例的增加能夠對企業違規行為產生抑制作用,具體表現為對信息披露違規和盈余管理的影響。當女性高管的占比提高時,企業違規行為會得到抑制,但同時也會導致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積極性降低[1]。具體而言,由于女性與男性在風險偏好上存在差異,女性高管在決策過程中會偏好風險較低的方案,對企業信息披露違規具有顯著的抑制效果,而對于其他違規行為的抑制作用并不明顯[2];女性高管占比與盈余管理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3],即女性高管占比上升的初期,其增長與盈余管理呈正相關關系,當女性高管比例和盈余管理到達一個最佳頂點時,如果女性高管比例繼續增加,二者之間則可能呈現負相關關系?；趯τ∧嵘鲜泄緮祿?有研究發現只有當女性高管(包括女性CEO、CFO以及監事會成員)的比例提升時,才會對企業盈余管理產生影響,而這種影響僅體現在實際盈余管理方面,對應計盈余管理的影響則不顯著[4-5]。其二,女性高管在組織中的職位及其擁有的權力水平不同會對企業違規行為產生不同的影響。當女性高管擔任CFO時,相較于男性擔任相同職位,公司未披露信息的數量會顯著降低,且隨著女性CFO權力的增加,對企業違規行為的抑制效果會更為顯著[6]。英國上市公司的數據顯示,女性擔任CEO時,企業盈余管理行為會減少[7]。此外,有學者發現分類轉移在女性非執行董事較多的公司中會更加普遍[8]。這表明,盡管權力較低的女性高管可能提高公司的會計質量,但也可能引發高度分類轉移的意外后果。其三,女性高管更有可能因為注重企業社會責任而減少企業違規行為,具體表現為更積極地進行信息披露。女性高管在公司治理中展視出更強的社會責任感,會使企業的社會責任評級提升[9-11]。因此,在女性高管占比較高的企業中,基于社會責任的信息披露表現會更為積極。

對于女性高管對企業治理的影響,國內研究主要集中在企業價值、企業創新以及危機管理等方面。在企業價值方面,女性高管在提高企業業績預告的質量、促進市場價值的提升、減少公司訴訟風險和成本、提高企業績效等方面發揮著積極的作用[12-14]。女性高管傾向于選擇更短的債務期限,這有助于降低資金成本,且相較于長期債務更加靈活[15]。當女性董事具備高級審計師資格或相關審計知識時,尤其在低增長型公司,將吸引更多投資,因為投資者通常會認為女性董事的相關素養對低增長型公司的發展更具價值[16-17]。在企業創新方面,女性擔任高管崗位具有積極的影響。女性在高管團隊中的比例提高有助于企業提出創新戰略,但產生這種影響的前提是企業本身必須具備良好的技術基礎或女性高管在企業中具有較強的話語權[18-20]。當企業面臨危機,如上市公司僵尸化或宏觀環境低迷時,女性高管將對企業產生顯著的正向作用,且女性高管的比例越高,對企業危機的改善越有利;相較于男性高管,當女性高管擔任企業CEO時企業需要承擔的戰略風險更低,因而在經濟低迷時也能夠更好地維持公司運營[21-23]。

女性加入公司高層有助于實現高層領導的多元化,從而對公司治理產生深遠影響,因此對女性高管進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目前,對女性高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在高層領導中的比例以及擔任的職務或權力,而對于女性高管的年齡、教育水平、任職時間等特質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少。因此,研究基于中國A股上市公司的數據,旨在深入探討女性高管的個體特質與公司違規行為之間的關系。本研究可能的貢獻包括:1)基于女性視角構建理論模型,深入探討女性高管與企業違規之間的關系,為后續關于女性高管特質的研究提供借鑒;2)研究選取2016年—2021年在深滬證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公司為樣本,全面收集影響企業違規行為的因素,以期通過發揮女性高管的作用來糾正公司治理結構上的缺陷,從而減輕企業因違規帶來的不良影響;3)針對影響企業違規的因素,提出相應的解決措施,以規避潛在的投資風險,有助于保護上市公司中小投資者的權益。

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男性和女性在社會角色選擇和個別行為上存在差異,這一性別差異一直是社會學研究的焦點。從心理學和行為學的角度來看,性別差異導致了個體行為上的差異。李子健等在研究管理者領導風格時發現,性別差異會產生不同的領導風格,男性高管傾向任務導向型,強調任務完成并注重結果;女性高管則更注重人際關系,強調任務實現的過程不僅要達到目標,而且要符合情理,不違反法律法規[24]。男性具有強烈實現成就的動機,相對于女性,他們更容易做出武斷的行為。此外,男性通常擅長適應組織的外部環境,更強調任務導向,因此他們的行為更為冒進,更容易忽略法律法規的限制;女性高管則表現出更強的責任心,以及更嚴謹、更不易沖動的個性特征,因而降低了違規的可能性。如果女性在高管團隊中所占比例提高,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企業違規的可能性,防止企業違規行為的發生。

在企業的日常決策和戰略制定中,女性高管通常會展現出她們天生的低風險偏好。她們在任職期間傾向于使用名義小組技術就方案進行充分討論,并積極聽取決策小組的意見,以謹慎的態度做出決策,不會一意孤行。同時,她們更愿意接受監督和質疑,這有助于提高企業的社會聲望,降低企業違規的傾向?；诖砝碚?女性高管能夠為復雜的企業管理問題帶來全新視角,在戰略抉擇和方案實施中能夠糾正一些非正常的傾向和偏見;她們更不容易做出超過合理控制范圍的投資決策和高風險的財務決策,而且比男性高管更關注員工和利益相關者的權益,降低了違規行為發生的可能性[15]。從生理因素而言,女性大腦中的杏仁核更易被激活,因此對于負面信息的記憶更為深刻,導致女性在行為選擇上更趨向于保守,而男性則更偏好冒險。女性高管在公司財務決策上也表現得更為謹慎[25],這表明當高管團隊中女性比例較高時,企業在進行并購或進行財務決策時更能夠避免采用一些激進或極端的方案,使得披露的財務報告更具真實性,且財務重述等情形也更少出現,這些現象明顯減少了企業發生財務欺詐的可能性,降低了企業違規行為帶來的風險。

綜上所述,可知女性高管相對于男性更注重規避企業經營中的重大風險,且更加遵守相關法律法規;同時,女性高管能夠為公司帶來獨特的問題處理視角,在市場信息解讀和戰略發展方面引入不同的思路和解決途徑,進而有效減少公司潛在的違規可能性。因此,可以通過增加女性在高管團隊中的比例,充分發揮女性高管的作用,從而降低企業違規行為的發生概率?；诖?提出假設H1:女性高管比例的增加與企業違規行為的發生概率呈負相關關系。

在高階理論中,對高管團隊的研究主要分為兩個方面:第一是關注高管團隊的人口特征和心理特征;第二是關注高管團隊的特質異質性。由于心理特征數據的獲取相對困難,因此研究從人口特征方面入手。人口特征主要包括教育背景、職稱級別、任期、年齡、職能角色、專業背景、職業方向、海外經歷8個方面?；谘芯繑祿目色@得性,研究選擇高管團隊中女性的年齡、教育背景、任職時間3個維度探究女性高管特質與企業違規的關系。

年齡因素會對管理者的職業素養和對事件的認知能力產生顯著影響,年齡偏大的管理者更傾向于采用穩定和保守的處理方式,對承擔更多風險持謹慎態度[26]。高管年齡越大,尤其是那些以恪盡職守為特點的管理者,其取得成就的意愿則隨之減弱,往往不再愿意冒險以取得成就,從而降低了企業違規行為的發生頻率。另外,年齡較大的管理者更注重企業的長期發展[27]。因此,高管的年齡與企業違規呈現負相關關系。

個體的認知能力往往反映了其受教育水平。具備較高認知水平的管理者通常具有更強大的信息處理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在制定企業發展戰略決策時,決策者需要綜合考慮企業的各種因素,這就要求他們具備卓越的認知能力,而這一能力通?？梢酝ㄟ^個體的受教育水平來衡量。企業的違規行為往往源于歪曲或非理性的認知,而受教育水平相對較低的管理者更容易受到直觀表象的影響,難以客觀看待事物的發展,從而做出非理性的判斷。相反,受教育水平較高的管理者憑借更強的認知能力,更有可能制定出理性的戰略計劃,有利于企業的穩健發展。因此,高管的教育背景與企業違規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

高管的任職時間長短可以反映出其閱歷、經驗和經營水平。一方面,任職時間長的管理者在處理企業的日常事務時更加得心應手,更不容易出現違規行為;同時,長期任職的管理者與員工更容易形成共同的價值觀,有助于團隊的順暢溝通,提高問題處理的效率。另一方面,任職時間過長的管理者可能失去對事業的熱情,從而影響企業的進一步發展。相比之下,任職時間短的管理者可能存在急于求成的心理,其認知的缺失可能對企業的發展產生不利影響,損害投資者的利益。因此,高管團隊的任期與企業違規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28]?；谝陨?個維度分析,提出假設H2:女性高管特征與企業違規呈負相關關系。

二、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研究選取2016年—2021年深滬證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公司為樣本,選用的大部分數據均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為確保研究數據的代表性,選用的數據需符合以下要求:1)剔除上市公司中的ST和*ST,避免出現極端值;2)剔除研究期間高管背景資料不完整的樣本,避免缺失值對最終結果的影響;3)剔除金融類和綜合類上市公司,避免非正常值對結果的影響。后續采用stata11進行數據處理分析和實證檢驗。

(二)主要變量說明

1.被解釋變量

研究主要被解釋變量是企業違規(Er),取0、1虛擬變量,即企業是否存在違規行為,若企業發生違規行為則取1,否則取0。企業的違規行為指的是經財政部、證監會以及深交所等機構確認存在的違規行為。企業違規的一般表現包括虛構利潤、虛報資產、披露延遲、關鍵信息披露、披露遺漏、一般會計處理不當、經營違規以及領導層的違規行為。

2.解釋變量

研究解釋變量為女性高管特征和女性高管的比例。研究考慮到數據可得性,選用女性高管的教育背景(Edu)、任職時間(Time)、年齡變量(Age)作為女性高管特征,測量標準用平均值來表示。女性高管比例為高管團隊中女性人數占高管團隊總人數之比[29],用Ftmratio表示。

3.控制變量

控制變量為董事會結構、投資回報率、股權集中度、公司規模。董事會結構即內外部董事在董事會的構成情況,以獨立董事的人數與董事總人數的比例為度量標準。當外部董事的比例增加時,董事會的內部控制力度也隨之提高,內部董事受到更嚴格的監督,公司違規行為的可能性和頻率也相應減少,用Strcture表示。投資回報率為企業財務狀況的指標,企業的財務狀況良好與否與董事會和股東密切相關。財務狀況不佳的企業往往內部控制水平較低,因此存在較高的違規可能性,所以違規的可能性會很高,用ROI來表示,測量的方式為利潤/投資總額×100%。股權集中度以Herfindahi-10指標來衡量,表示公司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平方和。公司治理結構的相關文獻普遍認為,股權集中度越高的企業,控股股東監督高管經營活動的意愿越強,能更有效的避免內部違規發生,因此股權集中度對企業的違規行為具有重要影響。公司規模越大,其信息獲取能力也更強,進而更容易掌握市場的信息與機遇,因此更有可能規避企業違規行為,用Size表示,測量方式為公司總資產的對數。

主要變量說明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變量說明表

(三)模型構建

基于上文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設建立了模型。模型(1)研究女性高管比例與企業違規發生概率之間的關系;模型(2)研究女性高管特征與企業違規的關系。研究選取上市公司是否違規為被解釋變量;女性高管比例、教育背景、年齡、任職時間為解釋變量;股權集中度、資產規模、董事會結構、投資回報率為控制變量。

Er=β0+β1Ftmratio+controlvariables+e1,

(1)

Er=β2+β3Age+β4Edu+β5Time+controlvariables+e2.

(2)

三、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

從總體樣本的描述性統計(表2)中可以看出,企業是否存在違規的數據平均數為0.17,即在2 850家上市公司樣本中,近500家企業存在違規行為。女性高管占比的最大值為55%,平均占比為27%,說明女性高管在上市公司高管中所占比例相對較低。董事會結構的平均數為37%,表明我國獨立董事在上市公司董事會中的占比達到了正常水平。對于獨立董事是否對企業違規行為產生影響,需要進一步進行相關性分析和回歸分析。我國上市公司女性高管的平均教育水平普遍在本科及以上,平均教育背景為3.35;其平均任職時間為5.26年,最長的任職時間超過10年,表明我國女性高管在企業經營方面具有豐富的經驗。在總體樣本中,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為15%,表明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相對集中。同時,投資回報率的均值達到6%,公司規模的均值為22.36,最大值為24.81,說明超過半數的公司規模接近最大值,表明全樣本過半以上的公司規模較大。為避免各變量存在多重共線的問題,研究對所有變量進行了相關性分析(圖1)。由圖1可知,所有變量的相關系數均遠小于0.5,因此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問題,不會對后續的回歸分析產生影響。

表2 描述性統計

(二)回歸分析

從女性高管比例與企業違規的回歸結果(表3)來看,在5%的顯著水平下,女性高管比例與企業違規行為的發生概率呈負相關關系,表明高管團隊中女性占比越高,企業發生違規行為的概率越低,驗證了假設H1;這一結果與國內學者顧亮等[30]的研究結果一致。股權集中度、投資回報率、公司規模與企業違規在1%的顯著水平下呈負相關,說明這些因素與企業違規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因此將它們納入模型是合理的。投資回報率越高,企業存在違規的行為越少,這意味著企業的經濟效益增強會降低承擔額外風險的動機,除非違規的效益大于成本,但是這種效益往往是短期的。公司規模的擴大有助于提升員工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效率,從而減少企業違規的可能性。董事會結構的回歸結果并不顯著,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國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制度尚不夠完善,同時企業對獨立董事的重視程度不足,未能充分發揮其外部監管的作用。

表3 女性高管比例與企業違規回歸分析-模型(1)

從女性高管特質與企業違規的回歸結果(表4)可以看出,女性高管年齡與企業違規在10%的顯著水平下呈負相關關系,即女性高管年齡越大,企業發生違規行為的概率越低,與何威風等[31]的研究結果一致。隨著女性高管年齡的增長,其經營經驗和風險規避能力逐漸增強,年齡較大的女性高管在決策時往往持謹慎態度,表現出對風險的厭惡,從而使得決策更加趨向穩健,降低了企業發生違規行為的可能性。此外,女性高管的教育水平與企業違規在5%的顯著水平下呈負相關關系,說明隨著女性高管教育水平的提升,其對事物的認知水平也隨之提高,更有可能做出穩健的決策,從而減少企業違規風險。此外,女性高管的任職時間與企業違規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表明隨著女性高管任職時間的增加,積累了更豐富的管理經驗,對企業違規可能帶來的不良影響會有更深入的認識,使得她們更傾向于做出保守的決策,從而降低企業違規行為的風險。在控制變量指標體系中,董事會結構回歸系數呈負相關關系,但并不顯著,即未獲得驗證;股權集中度得到了充分驗證;投資回報率與企業違規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與現有研究結果一致。

四、結論與建議

研究通過分析影響企業違規的因素,以女性高管比例這一變量,驗證了女性高管在抑制企業違規行為方面的作用,同時探究了女性高管個體特質對企業違規行為的影響。研究選取2016—2021上市公司數據,針對女性高管與企業違規進行研究,得出結論如下。

1)女性高管比例對企業違規行為的發生呈負向影響。通過回歸分析,研究發現女性高管比例較高的公司相較于女性高管比例較低的公司,其發生違規行為的概率更低,驗證了女性高管比例的提升確實能有效降低企業違規行為的可能性。

2)女性高管的年齡與企業違規行為呈負相關關系,即隨著年齡的增長,管理者更趨向于根據個人經驗做出決策,這種決策通常更加符合規范,從而降低企業違規行為的概率。已有研究表明,高管團隊中女性的年齡與企業違規行為的發生概率呈負相關,這與本研究中所發現的女性高管年齡與企業違規呈負相關的結果是一致的。

3)女性高管的教育背景與企業違規行為呈負相關關系,即擁有更高學歷的女性高管通常具有更高的認知水平,對企業違規行為的影響有更為理性的認識,因此企業發生違規的可能性較小。這與已有研究的結論一致。

4)女性高管的任職時間與企業違規行為呈負相關關系,即隨著任職時間的增加,管理者正確決策的能力提升,更能夠避免導致企業違規決策的發生。這說明任職時間越長,團隊內部成員的溝通和融合度越高,容易形成一致的決策,從而提高了決策的效率和質量。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可以提出建議。

1)從總體樣本特征中可以觀察到我國上市公司的女性高管比例相對較低,因此,我國企業應該積極考慮增加女性高管在高層管理團隊中的比例,以充分發揮女性高管在公司治理方面的優秀特質。盡管女性正在逐漸躋身各公司高層管理層,但她們擔任關鍵職位的比例偏低,無法在最終決策中發揮顯著作用。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一些公司雖然女性高管比例較高,卻未能在公司治理方面取得顯著成效。因此,在提高女性高管比例的同時,有必要確保她們能夠享有相應的實際權力。

2)多樣化的人員結構能夠對公司治理帶來很強的正面影響,因而在提升高管團隊的人員多樣性的同時,企業也應考慮充分考慮教育和職業背景的多樣化。在信息變化迅速的時代,想要在競爭中取得優勢,企業需要擁有更多的優勢和籌碼。通過建立多樣化的人員結構、教育背景和職業背景,企業可以有效減少內部同質性問題,從而降低團隊摩擦,提高決策的質量和效率。

3)在回歸分析結果中,董事會治理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表明國內企業的獨立董事制度尚未得到充分健全,很多公司的獨立董事未能發揮實質性的監管作用。因此,有必要完善企業的獨立董事制度,確保獨立董事充分發揮監督職能,以降低企業在利潤方面可能存在的違規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