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之關聯
--基于政策工具視角的實證研究

劉海峰, 朱沛沛

(浙江大學 科舉學與考試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58)

一、問題提出

促進和引導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是新時代高考改革的重要課題。2018年9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指出,“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加快推進教育現代化、建設教育強國、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1]。至此,我國人才培養目標在經歷了“德智體”到“德智體美”之后,進入“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時期,實現歷史飛躍,德智體美勞全面培養成為新時代教育體系和人才培養體系的核心特征。作為連接高等教育與基礎教育的樞紐,高考決定著高等教育的生源質量,引導著基礎教育的發展方向。在新的教育體系和人才培養體系構建過程中,通過高考改革促進和引導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顯得迫切與重要。

2022年6月,伴隨河南、陜西、山西、四川、云南、寧夏、青海、內蒙古8省(自治區)正式公布新高考改革方案,全國已有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分五個批次逐步進入了新高考[2],高考綜合改革進入全面實施階段。此次改革始于2014年9月,以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為標志,把促進學生健康成長成才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在取消文理分科、擴大學生選擇權、優化錄取機制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制度設計。系統總結高考綜合改革近十年來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成效,有助于從理論上豐富中國本土視角下高考改革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關系研究,在實踐中為新時代高考改革促進和引導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提供經驗支撐。

當前,學界分別就高考改革或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進行了諸多探討,少數研究從歷史角度將高考改革與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結合起來進行考查[3-4]。但是,鮮有研究從實證角度探討高考改革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之間的作用機制?；诖?本研究從政策工具視角出發,將高考試卷、選科制度、綜合素質評價作為影響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三大因素,運用全國“高考改革問卷調查”數據,嘗試通過實證分析回應如下研究問題:第一,高考試卷中增加德育、智育、體育、美育、勞動教育考核如何影響高考試卷體現德智體美勞“五育”并舉?第二,選科制度、綜合素質評價如何影響高考綜合改革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效果?

二、研究設計

1. 研究框架

本研究以邁克爾·霍利特(Michael Howlett)等學者的政策工具理論為基礎。邁克爾·霍利特等認為,政策制定在一定意義上是評估和達成用于實現政策目標的政策工具或工具的組合,政策有不同的組成部分,但賦予它們效力的是工具[5]。依據政府在資源供給中的干預程度,政策工具可分為強制性、混合性和自愿性三類。其中,強制性政策工具是一種直接性的政策工具,強制或直接作用于政策對象,后者在響應措施時只有很小或者沒有自由裁量的余地;自愿性政策工具不受或很少受政府的影響,期望政策對象自愿走向政策目標;混合性政策工具兼具強制性政策工具和自愿性政策工具的特征,允許政府將最終決定權留給政策對象的同時,可以不同程度地介入非政府部分的決策形成過程[6]。

在中國特定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下,高考改革具有極高利害性,牽涉利益主體眾多,是一項“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系統工程。從政策工具視角出發,有助于厘清高考制度結構與高考改革目標之間的作用關系,推動高考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進程。具體而言,根據政策工具的強制性程度,高考改革在促進和引導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過程中包括三類政策工具:高考試卷、選科制度和綜合素質評價。其中,高考試卷作為一種強制性政策工具直接作用于學生,約束其基本素質結構;選科制度作為一種混合性政策工具,允許學生在規定范圍內自主選擇考試科目,以塑造其個性化發展;綜合素質評價作為一種自愿性政策工具,通過作為統一招生錄取參考或綜合評價招生依據等方式牽引學生的多元化發展(見圖1)。

圖1 政策工具視角的分析框架

在高考治理體系中,政府發揮著核心主導作用。高考試卷一度被視為高考改革促進和引導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主渠道。隨著高考綜合改革的全面推進,選科制度、綜合素質評價的作用可能會顯著增加。根據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1:高考試卷中增加德育、智育、體育、美育、勞動教育考核均能正向影響高考試卷體現德智體美勞“五育”并舉。

H2:選科制度、綜合素質評價均能正向影響高考綜合改革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效果。

2. 研究對象及樣本

本研究數據來源于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2020年度重大課題攻關項目“高?？荚囌猩母镆龑W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研究”課題組,面向全國大學生(含研究生)、大學教師、高中生、高中教師、家長與關心高考的社會人士開展的關于新高考改革的問卷調查。2022年10月至12月,共有125 842人參與填答問卷。根據研究問題,本研究著重關注經歷過新高考大學生的問卷數據。大學生(含研究生)填答的問卷共計37 412份,剔除掉缺失值和無效樣本,刪除研究生以及保送生、高水平藝術團、高水平運動隊等通過特殊類型招生模式進入高校的學生數據,同時刪除高考選科模式為“3+文綜/理綜”“3+2”等模式數據,僅保留“3+3”與“3+1+2”兩種模式的學生數據,最終有效樣本為13 887份(見表1)。

表1 樣本統計信息(n=13 887)

3. 變量闡釋與分析

根據政策工具分析框架,本研究選擇調查問卷中11個利克特式定距量表題目從高考試卷、選科制度、綜合素質評價三個方面探索高考改革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作用機制,具體變量及其釋義見表2?！案呖荚嚲砼c德智體美勞考核”、“高考試卷與德育考核”、“高考試卷與體育考核”、“高考試卷與美育考核”、“高考試卷與勞動教育考核”、“高考綜合改革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選科制度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和“綜合素質評價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8個變量各包含1個題項,“高考試卷與智育考核”變量包含3個題項。測量題目采用五點計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得分越高代表學生的認同度越高。學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作為控制變量,涵蓋父親最高學歷、父親職業、家庭年收入三方面信息。其中,父親最高學歷包括研究生(參照組)、本科生/大專生、高中、初中及以下四類;父親職業包括企業員工(參照組)、企業管理者、公務員、教師、其他事業單位人員、自由職業者、務農、經商八類;家庭年收入包括6萬元以下(參照組)、6萬元至15萬元、15萬元至30萬元、30萬元以上四類。

表2 變量及釋義對照表

本研究采用SPSS 27.0進行數據分析,在對研究變量的描述、相關和差異分析結果進行報告后,采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高考試卷、選科制度、綜合素質評價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之間的作用機制。

三、高考試卷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關系的研究結果

1. 高考試卷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關系的描述性和相關結果

根據高考試卷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關系中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與相關系數值(見表3),高考試卷與德智體美勞考核、高考試卷與德育考核、高考試卷與智育考核、高考試卷與體育考核、高考試卷與美育考核、高考試卷與勞動教育考核的因子得分均在4.10-4.28之間,高于4分,學生整體感知積極。具體來看,學生對高考試卷應加強德育要素的考核認同度最高(M=4.28),其次為高考試卷應體現德智體美勞“五育”并舉(M=4.27)、高考試卷應加強美育要素的考核(M=4.20)、高考試卷應關注勞動教育要素的考核(M=4.19),最后為高考試卷應關注智育及體育要素的考核(M值均為4.10)。相關結果表明,各變量之間均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說明能夠進一步做回歸分析。

表3 高考試卷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關系的描述性和相關結果(n=13 887)

2. 高考試卷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關系的差異檢驗結果

本研究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與LSD法的多重比較事后檢驗來自不同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學生在高考試卷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關系各變量上的認知差異(見表4)。

表4 高考試卷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關系的差異檢驗結果(n=13 887)

在高考試卷與德智體美勞考核變量上,父親最高學歷為本科生/大專生、高中的學生對高考試卷應體現德智體美勞“五育”并舉的認同度顯著高于父親最高學歷為初中及以下的學生(MD分別為0.059、0.043),父親職業為企業管理者、其他事業單位人員、自由職業者、經商的學生的認同度顯著高于父親職業為務農的學生(MD分別為0.167、0.100、0.050、0.081),家庭年收入在6萬元至15萬元、15萬元至30萬元、30萬元以上的學生的認同度顯著高于家庭年收入在6萬元以下的學生(MD分別為0.070、0.100、0.121)。

在高考試卷與德育考核變量上,父親最高學歷為本科生/大專生、高中的學生對高考試卷應加強德育要素考核的認同度顯著高于父親最高學歷為研究生的學生(MD分別為0.146、0.129),父親職業為企業員工、教師、其他事業單位人員、自由職業者、經商的學生的認同度顯著高于父親職業為務農的學生(MD分別為0.068、0.116、0.091、0.068、0.086),家庭年收入在6萬元至15萬元、15萬元至30萬元的學生的認同度顯著高于家庭年收入在6萬元以下的學生(MD分別為0.076、0.087)。在高考試卷與智育考核變量上,父親最高學歷為本科生/大專生、高中的學生對高考試卷應增加跨學科、開放探究題目和注重考核實踐能力的認同度顯著高于父親最高學歷為初中及以下的學生(MD分別為0.067、0.061),父親職業為企業員工、企業管理者、教師、其他事業單位人員、自由職業者、經商的學生的認同度顯著高于父親職業為務農的學生(MD分別為0.059、0.132、0.123、0.096、0.072、0.116),家庭年收入在6萬元至15萬元、15萬元至30萬元、30萬元以上的學生的認同度顯著高于家庭年收入在6萬元以下的學生(MD分別為0.086、0.136、0.153)。

在高考試卷與體育考核變量上,父親最高學歷、父親職業、家庭年收入不同的學生的認同度均不存在顯著性差異。在高考試卷與美育考核變量上,父親最高學歷為本科生/大專生、高中的學生對高考試卷應加強美育要素考核的認同度顯著高于父親最高學歷為初中及以下的學生(MD分別為0.059、0.049),父親職業為企業員工、企業管理者、公務員、教師、其他事業單位人員、自由職業者、經商的學生的認同度顯著高于父親職業為務農的學生(MD分別為0.066、0.109、0.112、0.105、0.107、0.078、0.111),家庭年收入在6萬元至15萬元、15萬元至30萬元、30萬元以上的學生的認同度顯著高于家庭年收入在6萬元以下的學生(MD分別為0.082、0.106、0.084)。在高考試卷與勞動教育考核變量上,家庭年收入在6萬元至15萬元、15萬元至30萬元的學生對高考試卷應關注勞動教育要素考核的認同度顯著高于家庭年收入在6萬元以下的學生(MD分別為0.058、0.053),父親最高學歷、父親職業不同的學生均不存在顯著性差異。

3. 高考試卷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關系的回歸分析

本研究以高考試卷與德智體美勞考核為因變量,以高考試卷與德育、智育、體育、美育、勞動教育各維度考核為自變量,以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為控制變量,納入回歸方程進行分析。結果顯示(見表5),回歸模型的F值通過顯著性檢驗,調整R2為0.619,模型擬合優度較好。高考試卷與德育考核、高考試卷與智育考核、高考試卷與體育考核、高考試卷與美育考核、高考試卷與勞動教育考核均顯著正向影響高考試卷與德智體美勞考核。其中,影響能力最強的是高考試卷與智育考核(β=0.379,p<0.001),其次是高考試卷與德育考核(β=0.206,p<0.001)、高考試卷與體育考核(β=0.120,p<0.001),最后是高考試卷與美育考核(β=0.096,p<0.001)、高考試卷與勞動教育考核(β=0.057,p<0.001)。

表5 高考試卷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關系的回歸分析(n=13 887)

四、高考綜合改革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關系的研究結果

1. 高考綜合改革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關系的描述性和相關結果

根據高考綜合改革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關系中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與相關系數值(見表6),高考綜合改革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選科制度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綜合素質評價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因子得分均在3.73-4.05之間,高于理論中值3分。具體來看,學生對選科制度有利于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認同度最高(M=4.05),其次為綜合素質評價有助于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M=3.97),最后為高考綜合改革促進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M=3.73)。相關結果表明,各變量之間均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說明能夠進一步做回歸分析。

表6 高考綜合改革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關系的描述性和相關結果(n=13 887)

2. 高考綜合改革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關系的差異檢驗結果

本研究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與LSD法的多重比較事后檢驗來自不同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學生在高考綜合改革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關系各變量上的認知差異(見表7)。

表7 高考綜合改革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關系的差異檢驗結果(n=13 887)

在高考綜合改革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變量上,父親最高學歷為高中、初中及以下的學生對高考綜合改革促進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認同度顯著高于父親最高學歷為本科生/大專生的學生(MD分別為0.122、0.092),父親職業為其他事業單位人員、自由職業者、務農的學生的認同度顯著高于父親職業為企業員工(MD分別為0.130、0.094、0.083)、公務員(MD分別為0.231、0.195、0.184)的學生,家庭年收入不同的學生的認同度不存在顯著性差異。在選科制度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變量上,父親最高學歷為本科生/大專生、高中的學生對高考綜合改革文理兼修有利于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認同度顯著高于父親最高學歷為初中及以下的學生(MD分別為0.066、0.047),父親職業為教師、其他事業單位、自由職業者學生的認同度顯著高于父親職業為務農的學生(MD分別為0.133、0.065、0.067),家庭年收入在6萬元至15萬元、15萬元至30萬元、30萬元以上的學生的認同度顯著高于家庭年收入在6萬元以下的學生(MD分別為0.062、0.108、0.144)。在綜合素質評價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變量上,家庭年收入在6萬元至15萬元、15萬元至30萬元、30萬元以上的學生對綜合素質評價有助于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認同度顯著高于家庭年收入在6萬元以下的學生(MD分別為0.069、0.085、0.121),父親最高學歷、職業不同的學生的認同度均不存在顯著性差異。

3. 高考綜合改革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關系的回歸分析

本研究以高考綜合改革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為因變量,以選科制度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綜合素質評價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為自變量,以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為控制變量,納入回歸方程進行分析。結果顯示(見表8),回歸模型的F值通過顯著性檢驗,調整R2為0.551,模型擬合優度較好。選科制度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綜合素質評價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均顯著正向影響高考綜合改革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其中,綜合素質評價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影響能力(β=0.530,p<0.001)強于選科制度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β=0.279,p<0.001)。

表8 高考綜合改革與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關系的回歸分析(n=13 887)

五、結論與建議

1. 研究結論

(1)學生對高考試卷應體現德智體美勞“五育”并舉的認同度較高,但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因素上存在顯著差異

學生對高考試卷應體現德智體美勞“五育”并舉的認同度得分在4分以上,感知較為積極。學生對高考試卷應加強美育、勞動教育、智育、體育要素考核的認同度都低于對高考試卷應體現德智體美勞“五育”并舉的認同度。但同時,學生認同度存在顯著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差異。父親最高學歷為初中及以下、職業為務農、家庭年收入在6萬元以下的學生對高考試卷應體現德智體美勞“五育”并舉的認同度顯著低于其他學生。其原因可能是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與學生家庭所具備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密切相關。高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學生通常比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學生具備更多的機會和更好的條件發展德智體美勞諸多素質。并且,已有研究也表明,除了能力和成績之外,處于強勢階層的學生群體比弱勢階層的學生群體更傾向于破壞公平[7]。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學生在高考試卷體現德智體美勞“五育”并舉的制度設計下將處于更加弱勢的競爭地位。

(2)高考試卷中增加智育考核對高考試卷體現德智體美勞“五育”并舉的正向影響能力最強,其次依次為德育、體育、美育和勞動教育考核

高考試卷中增加智育、德育、體育、美育、勞動教育各要素的考核均能正向影響高考試卷體現德智體美勞“五育”并舉,其中高考試卷中增加智育要素考核的正向影響能力最強,其次依次是高考試卷中增加德育、體育、美育、勞動教育各要素的考核。差異檢驗結果表明,父親最高學歷為初中及以下、職業為務農、家庭年收入在6萬元以下的學生對高考試卷中應增加智育、美育考核的認同度顯著低于其他學生,家庭年收入在6萬元以下的學生對高考試卷中應增加德育、勞動教育考核的認同度也相對較低。這說明,盡管高考試卷中增加跨學科、開放探究題目和注重考核實踐能力有助于體現德智體美勞“五育”并舉,但試題創新應充分考慮來自不同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背景學生的實際與差異。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學生所處的社會環境、接受的教育條件、擁有的人際網絡等都與高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學生截然不同,試題設計一旦脫離學生生活現實,則易導致偏袒或歧視某類學生群體,引發隱性不公。

(3)高考綜合改革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作用有限,且綜合素質評價正向影響高考綜合改革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效果的能力強于選科制度

學生對高考綜合改革促進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認同度得分低于4分,尚未達到“同意”程度。綜合素質評價和選科制度均能正向影響高考綜合改革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效果,且綜合素質評價的影響能力強于選科制度。已有研究也發現,真正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不僅僅是選科模式的變革,更重要的是伴隨高考改革推出的學生綜合素質評價檔案在綜合評價招生中的應用[8]。差異檢驗結果表明,父親最高學歷為初中及以下、職業為務農、家庭年收入在6萬元以下的學生對選科制度有利于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認同度顯著低于其他學生,家庭年收入在6萬元以下的學生對綜合素質評價有助于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認同度顯著低于其他學生。其原因可能是,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學生在選科制度的信息獲取和政策解讀上處于相對弱勢地位[9],從選科制度中獲得的益處也相對更低。綜合素質評價與學生家庭經濟資本密切相關已被多項研究證實[10-11],一方面,綜合素質評價包含的諸多素質需要學生家庭經濟資本的支持;另一方面,綜合素質評價目前主要應用于綜合評價招生等高校自主考核招生模式中,這對學生家庭經濟資本提出了更高要求。

2. 政策建議

(1)正視高考試卷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限度,逐步增加跨學科、開放探究題目和注重考核實踐能力

高考試卷最大范圍地影響著學生的素質結構,但其所能考查的內容是有限的,對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促進作用也是有限的?！暗掠椭怯械挠行﹥热?比如道德行為、動手能力,體育、美育及勞育中的絕大部分內容,筆試都是無法直接測量的?！盵12]并且,作為一項大規模紙筆測驗,高考試卷如一味增加對智育外因素的考核,在分分計較的競爭環境下容易誘發學生的極力應試,學生在應對智育考核的同時,還需準備其他素質的考核,學習負擔大為增加。對此,高考試卷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應以提升智育考核質量為著力點,通過增加跨學科、開放探究題目和注重考核實踐能力等舉措來體現五育并舉、五育融合理念,引導學生德智體美勞多方面素質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國基礎教育資源發展不均衡的現實情境下,試題創新需要充分考慮來自不同地區、學校、家庭學生的認知差異,在尊重教材的基礎上穩步加強,有效避免在提高試題科學性的同時以犧牲公平性為代價。

(2)重視對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學生的生涯輔導,增強選科制度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積極影響

選科制度賦予學生科目選擇權的同時,也對學生及家長的選擇能力提出了要求。高質量的科目選擇要求學生充分了解自己的興趣與特長、大學與專業,在思考自身人生規劃的過程中做出適合自己的選科決定,這對尚未習慣做選擇的學生及家長而言都是新的挑戰。家庭所擁有的資源及其對子女的指導在學生選科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一項基于33 470份對高考有深切體會的大學生樣本調查發現,“家庭因素與學生選科自由度呈正相關,選科自由度越高,家庭因素的重要性越高”[13]。來自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學生往往因為缺乏有用的資源、合理的指導而面臨選擇的迷茫,難以從選科制度中獲益,這制約了選科制度對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促進作用。因此,在高中學校生涯規劃教育深度推進過程中,需要特別重視對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學生的生涯輔導,以期消解來自不同家庭背景學生從選科制度中獲益的差別,整體增強選科制度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積極影響。

(3)拓展綜合素質評價的個性化空間,落實綜合素質評價對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引導作用

綜合素質評價涉及對學生德智體美勞等多方面素質的考查,目前主要應用于綜合評價招生等高校自主考核招生模式中,尚未與統一招生錄取模式實現“硬掛鉤”,對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所起到的引導作用受到限制。這一方面是因為綜合素質評價的內容難以量化,高考制度高利害性與德、體、美、勞因素測量困境的共同作用很容易把德、體、美、勞因素實質性納入錄取標準的改革異化[14];另一方面綜合素質評價的考查內容多與學生所處的家庭背景、教育環境密切相關,大規模使用綜合素質評價結果容易擴大不同階層學生的入學機會差距,引發公平危機。因此,在29個高考綜合改革試點省(自治區、直轄市)推進實施的“兩依據一參考”錄取機制中,綜合素質評價作為錄取參考的地位尚未發生動搖。多數高中對待綜合素質評價的態度表現為“領導不重視、教師不作為、學生不在乎”[15]。對此,需要明確的是,“綜合素質的評價不在于區分個體素質的高低與優劣,而在于記錄不同個體素質的獨特之所在;綜合素質評價主張學生的全面發展,但更突出全面發展基礎之上的個性分化”[16]。綜合素質評價內容體系的完善,需要進一步拓展綜合素質評價的個性化空間,打破綜合素質評價把學生劃分成三六九等的做法,增強綜合素質評價對不同學生個體的適用性,通過綜合素質評價來發現和保護學生德智體美勞多方面的個性與優勢,切實發揮綜合素質評價對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引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