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治理：數字時代風險社會治理新范式*

羅 昕 許嘉馨

（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廣州 510630）

當代社會的媒介化程度日益加深，媒介已成為參與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 在社會治理領域，媒介化深入治理實踐，逐漸產生了一個跨學科的治理新范式——媒介化治理。 媒介化治理是新聞傳播學與公共管理學碰撞耦合的結果。 媒介化治理可界定為在多元主體構成的治理網絡中發揮媒介重要性的長期過程。［1］中國語境下，媒介化治理是媒體深度融合發展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雙向驅動的結果。

媒體深度融合發展是媒介化治理的基礎條件。 深度媒介化的過程中，我們社會的所有元素都與數字媒體及其底層基礎設施錯綜復雜地相關。［2］深度媒介化階段，實時互聯、多元互動、協作互融的數字媒介已然作為 “數字信息基礎設施”植根于社會運行發展。 深度媒介化浪潮中，媒體深度融合發展是重要趨勢。 我國媒體融合戰略自2014 年啟動，旨在建設新型主流媒體，塑造主流輿論新格局。 媒體深度融合發展作為深度媒介化的重要體現，也是媒介化治理的重要驅動力量。

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媒介化治理的核心目的。 以全球化、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為特征的現代社會形塑了風險社會基本景觀：人類對自然及社會的干預范圍擴大，人為風險替代自然風險成為社會風險結構的主要組成。 國家治理需要一套防范各種社會風險的機制。 中國式現代化面臨著傳統風險與現代風險共時疊加的挑戰，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成為當代中國面臨的重大課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打贏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必須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運用制度威力應對風險挑戰的沖擊?！保?］媒介化治理作為風險社會的一種治理新范式，能充分發揮媒介優勢，為國家制度建設和治理能力建設貢獻力量，從而推動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治理效能。

在深度媒介化發展和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雙重背景下， 媒介化治理有諸多值得討論的話題， 比如媒介化參與風險治理的基本邏輯為何？數字時代的風險有何新變化、新特征？ 媒介化治理如何回應數字時代風險治理的需求？ 本文嘗試作一些回答。

一、風險研究的知識譜系與風險治理邏輯

風險產生、發展與應對的基本邏輯需要回到經典風險研究中考察。 “風險”作為一個社會科學概念， 與之相關的研究可劃分為以烏爾里?！へ惪耍║lrich Beck）和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為代表的制度主義風險理論，以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為代表的建構主義風險理論， 以尼古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 為代表的系統視角的風險理論。 通過回溯經典的風險理論脈絡，從風險的本體論、 認識論與應對風險的方法論三個層次入手，全面呈現風險研究的知識圖譜，進而探尋風險治理的基本邏輯。

（一）本體論問題：風險是什么？

“風險是什么”即風險的本體論問題，是每種風險研究范式在搭建自身理論樓閣前必須回答的基礎性問題。 縱觀經典風險研究，制度主義的風險理論認同風險實在論，建構主義風險理論奉行風險觀念論或風險價值論，系統視角的風險理論則將風險視為一種“未來的不確定性”。

制度主義風險理論以貝克和吉登斯的風險社會理論為代表， 認為現代風險是客觀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現實。 自18 世紀“現代化”一詞于歐洲誕生以來，關于現代化的討論可謂卷帙浩繁，社會學理論的經典締造者如馬克思、涂爾干等都著眼于現代化帶來的機會。 20 世紀80 年代， 以貝克和吉登斯為代表的學者們關注到現代性的“陰暗面”。 自反性現代化是貝克和吉登斯風險社會理論的關鍵詞，意指現代化越發展，進程越深入，工業社會的基礎越是遭到改變、消解、威脅乃至顛覆，最終“導致風險社會后果的自我沖突，這些后果是工業社會體系根據其制度化的標準所不能處理和消化的”［4］。貝克和吉登斯將風險視作現代性與全球化的伴生物，現代風險是“不管我們喜歡與否，有一些現代風險是我們大家都必須面對的”［5］109-110現實問題。

建構主義的風險理論注重探討風險是如何在社會和文化層面上被建構與認知的。 道格拉斯風險認知的文化理論和斯科特·拉什的風險文化理論是建構主義范式的代表。 道格拉斯認為公眾對風險的感知及其可接受的水平是一種集體結構， 現代社會中客觀存在的風險并沒有增加，而文化的變化使人們相比過去更能感知風險。 在《風險與歸責》一書中，道格拉斯甚至質疑了風險的客觀性與主體性，認為風險并非實體，而是一種思考方式。 斯科特·拉什則從技術哲學視角闡釋了現代化困境的成因。 拉什認為，在后現代社會中， 風險已不再是獨立的或系列的風險事件，也不是可以被制度化管理的問題；風險以價值觀和社會實踐為中介展現，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并作為文化形態而存在，在風險社會之后人類將會迎來風險文化的時代，因為風險文化是以價值為中介而發揮作用的，并不是以規范為中介。［6］

超越傳統的制度主義與建構主義范式， 盧曼從系統論視角將風險視為一種 “未來的不確定性”。 盧曼指出，制度主義的風險社會理論并不能解決“為何有的現代性后果被當作風險來認知，有的則被無視”的問題，而“風險建構論的主要缺失，就是忽略了風險的實質內涵， 但風險當然不是憑空捏造的，風險實質上是未來的不確定性”［7］。 盧曼所稱的“不確定性”指現代社會各系統相對獨立運行， 每個系統的決策都會開啟具有高度不確定的新可能性，這種不確定性本身就形成了風險。

（二）認識論問題：風險從何而來？

認識論即“個體對知識和知識獲得所持有的信念，主要包括有關知識結構和知識本質的信念和有關知識來源和知識判斷的信念，以及這些信念在個體知識建構和知識獲得過程的調節和影響作用”［8］。 在關于風險來源的認識上，制度主義的風險理論指出風險內在于人的決策，建構主義的風險理論強調某種社會文化或價值在風險形成中的作用，系統視角的風險理論認為現代社會的高度分化引發了風險。

制度主義風險理論認為從啟蒙運動開始張揚的工具理性傳統極大地促進了現代化發展，然而隨著人類對自然和社會干預范圍的擴展，人類決策本身成為現代社會風險的主要來源。 吉登斯在探討風險成因時指出，社會體系等抽象系統的設計錯誤與操作失誤、社會系統與人類活動的復雜性、人類知識的自反性［5］133-135是現代社會的主要風險成因，這些要素顯然都已經脫離了自然與傳統，直接來自人類決策系統。

建構主義的風險研究強調長期以來被忽視的文化因素，認為文化或價值是風險產生的決定要素。 道格拉斯開創性地將社會文化與風險相勾連，借助人類學研究中積累的經驗材料，通過跨文化比較解釋了不同社會文化中風險如何被隱藏、挑選，最終達成一種集體建構。 道格拉斯是從她的“群落”和“網格”這些概念意義上來理解這種現象（風險）的。［6］她認為邊緣文化作為風險源，致使社會結構走向混亂與無組織。 相比道格拉斯分析風險源的主觀主義取向，拉什認可科技發展及技術資本主義風險應對專業系統程序的復雜化是現代風險的主要來源，但又強調，風險文化才是風險的最終形態，即風險彌散在人類社會中，鐫刻進人類文化中，無時不在，無處不有。

系統視角的風險理論認為現代社會自我指涉與功能的分化是風險源。 一方面，現代社會是高度分化的社會，社會各個子系統基于自身邏輯進行決策、采取行動，但這些決策與行動在其他系統中可能產生無法預期的副作用； 另一方面，社會子系統“觀察”和認定風險的視角是多樣化的，風險的溝通需要跨越不同系統，這提升了風險識別、定義、處置的難度。

（三）方法論問題：風險如何應對？

如果說風險本體論解決了風險 “是什么”的問題、風險認識論關注風險“為什么”產生的問題，那么風險應對的方法論則落腳于風險“怎么辦”。 制度主義范式認為制度與規范仍在風險應對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建構主義范式突出了社會結構、文化價值和集體認知在風險感知與應對中的核心作用，系統視角的風險理論強調以信任機制實現系統的化約來應對風險。

制度主義范式認為現代風險表現出的復雜性、不確定性、連鎖性特征使得其應對不能完全脫離現存制度。 貝克提出風險應對的“再造政治”（Reinvention of Politics），認為應當提升政治參與的民主化，以開放的決策結構實現行動者間的公開對話， 以創新和包容的方式來應對全球風險。吉登斯提出的“烏托邦現實主義”框架則是一種結合理想與現實、個體行動與集體努力的綜合途徑，試圖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平衡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認為通過增強社會的反身性和民主參與度可以讓人們更好地理解風險并參與化解風險。

建構主義范式強調風險應對的主觀性和動態性。道格拉斯強調以高彈性（Resilience）應對低穩定性，即保持風險應對主體的多樣性和應對方法的靈活性，我們無法預測國家在未來將面臨的重要困難時，多樣性和靈活性可能是最好的防御手段。 試圖通過撲滅多樣性來降低風險，實際上可能會增加風險。［9］拉什則強調了風險的去制度化，認為當風險成為文化的一部分時就無法再由以政府為代表的傳統機構進行管理，需轉而重視象征性理念與信念的作用，以高度自覺的風險文化意識進行反省與反思，提升社會風險意識。

系統風險理論強調信任作為化約風險的機制。 盧曼認為社會系統間的相互作用是復雜的，但信任機制使人能夠在不完全理解復雜系統運作機制的情況下依然參與其中。 如果一個系統能夠被普遍信任，那么它可以更有效地運作以降低溝通和交易成本。 信任是一種社會結構，它使得人們能夠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現代社會中進行交互和決策。 通過建立和維護信任，社會可以更好地管理和化約風險，提高系統間的協調性和整體社會的效率。

通過對經典風險研究的回溯發現，盡管代表性的風險理論在本體論與認識論層面存在一定差異，但在風險應對的方法論層面，無論是制度主義風險理論提出的自下而上的 “再造政治”和烏托邦理想主義道路，還是建構主義風險理論提出的具有多樣性和靈活性的“高彈性”風險應對路徑，以及風險的復雜系統理論所強調的信任風險化約機制，都蘊含著互動溝通、多元連接、公開透明的風險治理邏輯。 這意味著如果要采用一種較為有效的治理形態來應對風險，就必須考慮該治理形態能有效回應這些風險治理邏輯。

二、數字時代的風險特征及其治理需求

古語有云：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 焉識其時。 人類歷史就是不斷發現、防范、化解風險的歷史。 數字時代，風險性質與特點發生重大變化，由此對治理也提出了新的需求。

（一）風險的演進歷程：前現代—現代—數字時代

包括吉登斯、貝克、拉什在內的諸多風險研究學者都對風險的演進歷程進行過闡釋。 吉登斯比較了前現代與現代社會風險來源的變化，從空間視角指出現代戰爭風險所影響的范圍要遠大于前現代社會。 貝克從風險的可測算性、風險烈度、風險影響的時空演進等維度分析了全球風險社會的特征。［10］拉什則從風險能見度與感知的視角分析了傳統社會形態的安全文化到現代社會風險文化的演變。［6］這些學者由于時代的局限性并未預見數字時代的風險變革。

1.前現代時期的風險特征。 從人類開始出現到大約18 世紀上半葉，是前現代時期。 前現代風險以空間影響的定域性、 時間影響的短時性、能見度與感知度上的可見可感、風險烈度的可測算性為典型特征。 從風險的空間影響上看，前現代社會的風險往往是定域性的。 以流行病為例，前現代社會中瘟疫風險所影響的空間范圍有限。 14世紀四五十年代，黑死病在歐洲肆虐，盡管烈度極高，但其傳染范圍主要集中于西歐。 風險的時間影響上， 前現代社會風險主要為自然災害，如干旱、洪澇、火災等，其威脅是相對直接且具體的，具有明顯的短時性，可以預見風險威脅將在不遠的未來解除。 前現代社會風險往往在物理上可見可感，更容易理解。 前現代社會，人們針對風險的感受與反應主要由樸素經驗驅動。 如農民可以通過觀察和感受當年氣候條件判斷發生自然災害的可能性。 風險烈度測算方面，前現代時期人類主要依靠觀察自然、歷史記錄和集體智慧來測算風險，盡管并非萬無一失，但前現代風險具有一定的可測算性。 如古埃及人觀察記錄尼羅河的周期性泛濫時間， 據此規劃農業周期并建造水利設施，利用自然規律規避風險。

2.現代時期的風險特征。18 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上半葉為現代時期。 現代時期風險的時空影響范圍擴大， 風險能見度與可感知度顯著降低，風險烈度測算不確定性升高。 現代時期，風險的影響范圍在現實空間中顯著擴張。 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1918—1919 年大流感（也稱“西班牙流感”）悄然而至，現代工業化帶來運力提升，流感隨著士兵的流動在陸路和海上航道快速傳播，僅用兩年時間就造成全世界約10 億人感染。 風險的時間影響方面，現代時期風險影響更具有長期性特征，并非能在短期內加以消除。 現代時期風險往往具有系統性，與經濟狀況、社會結構緊密相關，影響深遠且難以立即解決，例如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工業污染等。 現代風險的能見度與可感知度逐漸減弱，如工業污染、核泄漏、物種滅絕等現代性風險的后果在短期內無法顯現，但依賴于科學測量和專業知識， 它們仍然是可以察覺的。 現代風險烈度測算走向不確定，日漸復雜的統計方法和概率模型也側面證明了在應對文明受害的可能性方面，科學理性和社會理性之間存在著裂縫與缺口。［11］27

3.數字時代的風險特征。 20 世紀40 年代出現計算機以來，可看作數字時代。 數字時代風險可被定義為產生虛擬與現實全域性影響的、超長期的、不可見不可感且不可能測算的風險。 數字時代風險的影響領域超越現實向虛擬空間延伸。以新冠疫情為例，截至2023 年11 月19 日，全球報告的新冠疫情確診病例超過7.72 億例，死亡病例超過600 萬例。 與冠狀病毒疫情危機同步的是彌散在線上線下的信息疫情危機，過于豐富的真假混雜信息使得人們很難在需要時找到值得信賴的信息來源與可靠的指導。［12］時間影響方面，隨著工業文明轉向數字文明，數字技術中所固有的特征被部分固定進社會政治經濟制度中，這也意味著數字風險將在超長期內與人類如影隨形。美國學者肖沙娜·朱伯夫（Shoshana Zuboff）提出監控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概念，批判性審視了數字技術對政治的影響，指出“監控資本主義通過知識積累力量的前所未有的不對稱來運作……人類未來的可能發展在數字新權力前將受到質疑”［13］。 數字時代風險不可見也不可感，人類生存于拉什所言的風險文化之中。 如算法偏見、數字監控、計算宣傳、網絡暴力等數字時代風險抽象隱秘， 缺乏傳統意義上的物理表現，隱匿于代碼、算法和網絡技術的黑箱中，隨著數字技術更廣泛更深入的應用，數字風險成為社會中不可剝離的一部分。 數字時代風險是一種不可測算的風險，數字系統與社會系統交織，呈現出高度復雜性、敏感性、動態性、相互關聯性、不透明性。諸如科技安全、網絡安全、生態安全、核安全等非傳統安全領域， 可靠的風險分析或統計模型構建幾乎無法實現，對風險的規模、走向以及危害程度的測算也越來越棘手。

（二）數字時代風險治理的需求特征

與數字時代產生虛擬與現實全域性影響的、超長期的、不可見不可感且不可能測算的風險相對應， 數字時代的風險治理需要一種網絡協同、循環反饋、解釋建構、知情決策的新治理形態或新治理范式，同時也呼應了互動溝通、多元連接、公開透明的風險治理邏輯。

1.數字時代風險的全域性影響需要治理具有網絡協同性。 宏觀層面，數字時代風險跨越虛擬與現實，數字空間與現實空間中的風險往往可以相互轉化。 如數字安全漏洞可能導致現實經濟財產損失，而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遭到破壞會引發數據丟失、泄露等數字安全威脅。 數字化風險應對需求線上與線下網絡協同的治理形態。 微觀層面，數字時代風險的治理行動者更加豐富，治理知識與治理話語更加多元，客觀上需要多方行動者的網絡協同。

2.數字時代風險的超長期性需要治理具有循環反饋性。 從數字風險演進視角看，技術動態性帶來風險動態性，有效的數字風險治理需要建立循環反饋回路以持續監控和評估風險。 從風險治理策略有效性視角看， 從風險應對中吸取經驗，持續反哺、改進未來治理策略對于在超長期階段內應對數字風險至關重要。

3.數字時代風險的不可見不可感需要治理具有解釋建構力。 數字風險具有高度抽象性，且人類往往身處風險中而不自知。 以數據安全為例，用戶往往在隱私數據與高效便利面前選擇后者，這正是因為用戶普遍缺乏對信息泄露后果的感知與認識。 解釋建構的目標就是篩選將重大風險問題具體化、具象化、概念化，幫助公眾認識理解數字風險。 從風險應對層面看，通過解釋建構，風險的表征、來源、影響、應對等將形成一套知識體系，這套知識可以幫助決策者明確治理對象與治理目標，提出治理策略。

4.數字時代風險的不可測算性需要治理具有知情決策力。 數字時代社會系統的復雜性提升，風險不可測算性特征越發凸顯，風險應對需要獲得知情前提下產生有效決策。 無論從治理共動還是責任共擔的視角來看，知情決策都是數字時代風險治理形態必須具備的特征。 一方面，數字時代風險跨越社會各子系統邊界， 數字風險治理是多行動者參與的治理， 這意味著行動者之間在風險研判、戰略決策、處置推進等環節的信息必須高度透明，高度共享；另一方面，數字時代風險的復雜性與系統性決定了不再有行動者能夠為某一風險承擔全部責任， 各方必須在全面掌握背景信息的基礎上做出負責任的決策，共同承擔風險后果。

三、媒介化治理作為風險社會新治理范式的作用機制

與傳統的政府元治理、 公民參與式治理相比，媒介化治理顯然在其邏輯性、可供性上都能滿足數字時代的風險治理需求。 按照?？碌挠^點，治理術可從治理過程、治理方式、治理趨勢三個層次進行理解。其一，治理術是一種過程。從宏觀上理解，治理術是從“管理”向“治理”的演進過程。 ?？抡J為從重商主義到重農主義的轉變是規訓的技術轉向治理的藝術，治理術的概念由此產生。 從微觀上理解，治理術還意味著治理實踐的推進。 治理術并非靜態的方法或程序，而是基于時間演進與條件變化不斷動態調整的治理實踐。其二，治理術是一種方式或機制，“由制度、程序、分析、反思、計算和策略所構成的總體，使得這種特殊而復雜的權力形式得以實施。 ”［14］其三，治理術還是一種趨勢。 這種趨勢，一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治理特有的裝置，另一方面則導致了一整套知識的發展。［14］媒介化治理作為風險社會的新治理范式，在治理過程、治理方式、治理趨勢三個層次上都發揮了積極而獨特的作用。

（一）治理過程：媒介賦予長期的治理效能與分期的治理能力

1.宏觀層面上，媒介化治理效能要在長期互動中體現。 在新時代深度媒介化、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時代背景下，媒介化治理的效能體現也需要一個長期的轉變過程。 根據媒介化理論學者庫爾德利和赫普的劃分，媒介化理論可分為制度主義與社會建構主義兩個傳統［15］，制度主義傳統將媒介理解為相對獨立的社會制度，其運行發展有一套獨立的“媒介邏輯”。 社會建構主義傳統則將媒介化置于社會生活中考察， 媒介化可被理解為“一個更普遍的反映媒介傳播和社會文化之間長期變化關系的方法”［16］。 無論哪一流派的媒介化理論都認同：媒介化在社會各領域的重要性在顯著增長。 隨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推進，媒介日益跨越邊界成為社會治理的重要主體。 面對當代治理日趨復雜的公共議題、正式與非正式的多方行動者參與， 客觀上要求更迅速、更透明的信息流動。 媒介在治理中扮演著治理工具、治理中介與治理行動者等角色，也越來越廣泛地將媒介邏輯滲透到治理領域。 如果說媒介化理論的本質是媒介化在社會不同領域不斷增長的重要性，那么媒介化治理可理解為媒介化在治理領域發揮作用的長期過程。 因此，對于復雜敏感的公共問題、社會風險，媒介化風險治理所產生的效能，需要長期的跟蹤、觀察和評價。

2.微觀層面上，媒介化治理能力可在不同階段中體現。 媒介化治理是在動態調整中的治理實踐，貫穿于風險的生命周期的每個階段。 以輿情風險的治理為例，拉斯姆森（Rasmussen）將風險管理分為六個階段， 包括識別風險控制參與者、確定風險化解行動目標、 獲取風險事態信息、確保風險化解能力、實施風險處置、事后分析［17］，若進一步化約凝練，則可以將風險應對劃分為風險評估、風險化解、結果評價三階段。 帕特里克·斯皮策（ Patric R.Spence）等認為輿情風險擴散的全過程包括潛在期、突發期、蔓延期、解決期。［18］綜合風險管理階段與輿情風險的擴散分期，輿情風險的媒介化治理經歷了四個過程階段（見表1）。

表1 輿情風險的媒介化治理過程

在輿情風險潛在期，媒介化治理可利用平臺信息流數據、用戶行為數據、關鍵詞共現數據等方式識別潛在風險點、進行早期預警并著手化解潛在問題。 在輿情風險突發期，可發揮媒介化治理信息高度暢通的優勢， 實時分析輿情在時空、規模、情感、議題等方面的數據變化，對風險烈度進行評估。 基于媒介的信息中介能力，結合平臺式的多點信息分發與精準化的單點信息投送，使風險應急處置各方行動者及時了解風險變化發展態勢，實現知情決策，在持續監測中調整和完善風險應急策略。 在輿情風險蔓延期，媒體可深入分析輿情動態、識別關鍵影響因素，重點關注輿情擴散路徑及特定群體的反應。 利用媒介信息傳通的功能，有的放矢，發布權威信息、消除網絡謠言和采取有力應急措施“三管齊下”，有效調控社會情緒、引導輿論走向，防止輿論次生風險的發生。 在輿情風險解決期，需要監測是否尚存潛在的輿情波動或新的風險點，持續發布風險處置進展與成果，鞏固風險處置效果，同時提取、復盤此輪輿情風險發展演變的所有節點數據信息，對輿情風險應對全程進行全面評估， 吸收經驗教訓，為未來類似事件的處置提供策略引導。

（二）治理方式：媒介作為風險溝通的中介者與治理網絡的編織者

數字時代的風險特點，媒介化治理能夠回應網絡協同、循環反饋、解釋建構、知情決策的需求。 媒介化治理方式的核心是連接邏輯，這種連接既是信息的傳通，也是主體的連接。 信息傳通側及主體連接側兩個方面，可以闡釋媒介化治理何以能回應這些治理需求。

1.信息傳通側：媒介作為風險溝通的中介者。信息中介是媒介最天然的功能，這是由媒介的中介化屬性決定的。 羅杰·西爾弗斯通指出：“我使用的中介化這一術語的意義是，描述制度化的傳播媒介（如報紙、廣播、電視及飛速增長的萬維網）參與社會生活中符號循環的重要的但不均衡的過程。 ”［19］中介化的主體是傳播媒介，中介的對象或傳播媒介負載的內容是 “社會生活中的符號”（即信息）。 從信息傳通側來看，風險治理對互動溝通、循環反饋、解釋建構、公開透明的需求，都以通過發揮媒介的信息中介功能而得到實現。

互動溝通是風險治理的前提基礎。 準確的信息傳達提供了決策所需的事實基礎，可以幫助行動者迅速做出反應。 有效的風險溝通還可以防止煽動暴力、恐慌或傷害的內容傳播，減輕潛在的社會風險。 媒介化治理的基礎工具是媒介。 利用媒介尤其是各類數字平臺廣泛覆蓋和快速傳播的能力， 重要風險信息能夠在治理行動者間、行動者與公眾間高效傳通，有效地滿足風險治理中的互動溝通需求。

循環反饋是風險治理的必要保障。 媒介的信息中介功能使風險狀態、公眾意見等關鍵信息能夠不斷得到即時反饋。 媒介化治理依托數字媒介技術不斷強化信息中介功能，尤其是平臺化治理具有個性性、動態化、（大數據）精細化、生態化，更有助于評估現行風險治理策略的有效性、動態調整治理策略。

解釋建構是風險治理的關鍵環節。 解釋建構通過解釋風險的緊迫性與復雜性來建立公眾對復雜風險情景的理解。 貝克借助柏拉圖的“洞穴隱喻”來解釋風險意識，稱公眾的風險意識為一種“二手的非經驗”，必須由風險知識來形塑與構造。風險畢竟是在知識中生成的， 因而它也會在知識中得到放大、 縮小乃至完全被排除在意識的畫面之外。［11］84媒介對風險的解釋和建構，在風險社會中對于培養一個知情的、有準備的社會至關重要。

公開透明是風險治理的基本要求。 從信息公開視角看， 風險治理往往涉及重大敏感議題，公眾對風險治理透明度具有高期望。 媒介天然的信息中介屬性使得風險治理各環節、各階段的信息可以保持一定程度的公開性，這可以緩解公眾信息饑渴與信息焦慮。 從合作網絡的視角看，治理行動者間保持一定程度的信息公開有助于促進行動者互信共治、共擔責任。

2.主體連接側：媒介作為治理網絡的編織者。媒介作為中介可以連接多元主體形成治理網絡，并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行動者角色。 主流媒體在參與鄉村基層治理、推進智慧城市發展等方面已經成為重要的行動者。 主流媒體具有權威性、公信力，是治理網絡中的行為者之一，是治理網絡的重要平臺載體、編織者、連接者和維系者，是多元主體互動時值得信任的第三方。［20］可見，媒介作為治理主體也可以滿足多元連接、 網絡協同、知情決策的治理需求。

多元連接層面， 媒介可以連接包括政府、私營部門和公眾等行動者在內的治理主體，創造多方行動者及利益相關者構成的風險治理網絡。 以深圳新聞網《星期三查餐廳》品牌欄目為例，該欄目由深圳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與深圳新聞網聯合創辦，聚焦食品安全風險，設計出“在線全民征集—隨機抽取餐廳—政府執法行動—媒體全程直播—媒體回頭看”工作流程。 媒體發揮平臺連接作用，將市場監督管理局、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餐廳、公證處、網友與義工等食品安全風險治理的行動者及利益相關方鏈接到媒體平臺，作為重要的治理行動者達成風險治理多元連接的要求。

網絡協同層面，媒介既是網絡樞紐，也是可信任的第三方。 媒介天然是信息網絡的中心節點。 通過媒介的中介性特別是主流媒體的權威性、公信力，行動者間可以提升信任度，促進優質資源的有效分配。 通過媒體編織的治理網絡，可以提升各方互信程度，使得治理資源的分配與流通更加順暢，促進行動者間緊密合作、民主協商。

知情決策層面，媒介通過提供溝通平臺促使各方在獲取必要信息的基礎上實現對風險的了解，促使作為“最大公約數”的治理方案產生。 一方面， 通過搭建行動者間的公開對話和商議平臺， 各方行動者能了解風險的最新發展動態，領會各治理主體的行動邏輯， 極大節約了溝通成本；另一方面，通過集中溝通，行動者間能夠相互借鑒專業知識與決策思路，匯聚更加立體專業的知識，產生更為民主、全面、可行的解決方案。

（三）治理趨勢：媒介提供特定的治理裝置與科學的風險知識

媒介化治理還可被理解為風險社會治理的一種趨勢。 ?？滤f的治理趨勢包括一系列特有的裝置和一整套知識的發展。 所謂治理裝置，即“遵循策略邏輯對異質要素的構型， 是話語與非話語交織而成的關系網，是被特定知識形式支持的權力運作，包括機構、制度、程序、流程等”［21］。治理知識則包括了與媒介化治理相關的科學的知識體系。

1.媒介作為治理裝置的承載者和維護者。 主體裝置是承載治理運作的特定機構或組織。 凡是可通過信息傳播與交流達成決策、實現治理目標的機構或組織都可以被視為媒介化治理的主體裝置，如新聞媒體、社交媒體平臺等。 不同性質的媒體裝置在治理運作承載能力上具有不同的可供性。 主流媒體具有權威性、公信力，在議程設置、引導輿論、信息驗證與觀點闡釋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在中國媒體深度融合發展的戰略背景下，新型主流媒體在社會治理中的主體性作用越發凸顯。 四級融合發展布局使得主流媒體傳播場域縱深不斷延展，媒體“觸角”與社會治理領域保持高度同構，“傳播即治理” 成為一種必然趨勢。 主流媒體運營模式也由以往的純新聞供給轉向多元化運營，“新聞+政務服務+商務” 運營模式、基于價值鏈的全媒體盈利模式逐漸使媒體向綜合性社會服務平臺轉型，主流媒體正在深度嵌入多元化社會治理場景中。

制度裝置是推動治理目標實現的保障措施。制度裝置是一系列支持媒介化治理運行的程序與流程。 中國語境下，媒介化治理尤其是主流媒體參與治理的制度裝置需要政府元治理的支持?！霸卫怼睆娬{政府在治理中的主軸角色，倡導政府協調多方治理行動者、處理治理網絡中的矛盾沖突、保證不同治理機制與規則的兼容性。 政府在媒介化治理網絡中的主要支持作用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網絡規劃：設置公共治理議題和治理目標，構建共享的治理文化與價值理念，提供制度性/職業性支持（能力建設）；（2）網絡設計：協助媒體設計治理網絡的協商程序、 成員結構、行為規則等；（3）網絡管理：建立媒介化治理的內外部監督機制、 效能評估機制、 激勵與獎懲機制；（4）網絡參與：帶頭發揮領頭雁效應，鼓勵其他行為者積極參與， 向媒體提供政策資源、 人財物資源、數據資源等。媒體需要對這些制度裝置進行有力執行和維護，以更好實現各方努力的治理目標。

2.媒介作為風險知識的確認者、轉譯者。媒介化治理所應對的具體風險議題包括自然風險、工業事故風險、公共衛生風險、社會安全風險、網絡安全與算法風險等，它們是媒介化治理發揮作用的具體治理對象或場景。 對這些具體風險議題的認識和應對，需要一整套專業化的知識體系。 當前與風險治理相關的學科知識大致來源于風險理論、傳播學、政治學、輿論學、社會學、心理學、公共治理學、復雜性科學、系統學等。 這些學科為媒介化治理提供了復雜性、跨學科的視野，有助于正確識別和解釋社會風險。

媒介要通過一套治理知識對特定的風險問題進行辨識、確認。 貝克在《現代性的后果》中論斷道“風險處境中，意識（知識）決定存在……風險只能是包含在知識中的風險”［11］52-56。 社會中危險、有害、不利的要素俯拾即是，但哪些要素的危害程度使其可稱為“風險”則遠超個體的判斷能力。 只有外部知識生產者確認或建構風險后，風險與風險感知才能逐步匯合。 媒介尤其是主流媒體作為主體裝置和制度裝置的承載者和維護者，可以通過調查研究去發現或核查風險的事實真相， 對抗虛假或誤導性信息帶來的負面影響，用事實的力量讓社會感知風險的真實狀況。

媒介還通過更加清晰明了的話語，向社會轉譯風險及其應對方式，實現風險知識的應用。 根據貝克的觀點，風險在知識中生成，因而也會在知識中實現社會放大、縮小乃至被排除在社會意識之外。 媒體“經過對信息、知識、數據的轉譯，能夠消解異質主體間的認知隔閡，防止因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溝通閉塞”［22］， 進而增進各方對于風險議題的理解， 促進各方對風險治理的協同合作。 媒介話語具有高度可理解性、準確性、可信任性、專業性和簡明性等特點，對于治理知識的轉譯與傳達至關重要。 媒介可將復雜專業的科學話語盡量清晰簡潔地轉譯為媒體話語，使得高度抽象的風險能夠為更廣泛的受眾所理解； 通過權威背書，媒介作為可信賴的治理主體嵌入治理過程。

媒介化治理作為一種依托媒介力量發揮作用的新治理術，其內部蘊含的媒介邏輯與風險治理邏輯間存在諸多交叉點，媒介化治理具有作為風險社會治理術的巨大潛力。 但正如此前已經出現的其他治理形態一樣，媒介化治理也無法單獨應對人類社會多元復雜的治理議題。

風險作為現代社會的固有特征，其潛在與顯在的影響都具有固有邏輯。 媒介邏輯與風險治理邏輯間畢竟存在張力與分歧。 例如在風險傳播的時效層面，媒體追求即時報道，要求快速響應和行動，但對風險的深度理解和評估需要較長的時間；在風險傳播的話語層面，媒介的基本功能是信息傳通，這意味著對于風險的描述、提供的風險應對方案應盡量簡明扼要，但風險往往復雜多變，蘊含著復雜的利益關系與形成邏輯，需要極其嚴謹和專業的表述； 在風險傳播的情感層面，媒介邏輯決定了情緒主導的故事將更加吸引受眾，但風險應對必須基于理性的評估與切實的證據；在風險判斷層面，媒介對于風險的判斷往往由數據驅動，但風險往往是潛在的，在爆發前難以言明，往往要通過人的直覺與經驗判斷；在風險應對的環境層面， 媒介偏好公開透明的環境，但風險的協商應對需要相對封閉和安全的環境，過高的透明度會使各方謹言慎行，甚至有可能激化沖突與對立， 要警惕媒介化治理演變為符號化、口頭化、理念化的前臺表演。 因此，媒介化治理作為新的治理范式不是萬能的，因其固有的媒介邏輯也不可避免帶來一定的局限性。 針對風險社會的媒介化治理問題，未來應當在認識論上將媒介邏輯和風險治理邏輯更好耦合起來，構建一套媒介化風險治理的整體性分析框架；在方法論上基于具體風險問題的媒介化治理展開實證研究， 使得整體性分析框架能在不同語境中具有一定彈性的解釋力和延展性， 以更好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