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在戰場之外:抗日戰爭時期《中央日報》防毒宣傳研究

朱 昊

(成都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成都 610106)

第一次世界大戰(簡稱“一戰”)爆發后,戰火席卷歐洲大陸。德國首次大規模使用的新型武器——“毒氣”,受到各界各國的關注。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這一新型武器通過報刊等媒介走入國人視野,對國人的觀念以及社會生活等方面都產生了諸多影響,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討論?？谷諔馉幤陂g,日軍在中國大肆使用毒氣,給中國軍民帶來巨大傷害。面對毒氣威脅,中國民眾對毒氣的態度經歷了從惶恐與悲觀,到理性與樂觀的轉變。中國政府鼓勵民眾積極防毒,積極備戰,保存有生力量,防毒運動成為全民族抗日戰線上的重要一環。

創刊于1928年的國民黨機關報和最高黨報——《中央日報》是抗戰時期防毒宣傳的重要輿論陣地,期間刊載了300余篇與毒氣、防毒相關的文章和報道,其中有百余篇介紹毒氣與防毒的科普文章,向民眾進行防毒宣傳。當前學界對于全面抗戰前國人對毒氣戰的認識已有一定研究[1,2],主要集中在國內大眾對于化學戰的認識以及對未來化學戰爭的預想等方面,而對于中國官方在不同時期對于毒氣戰和防毒的認識,防毒宣傳的轉變,以及對未來化學戰爭的預判等方面的縱向研究相對薄弱。對于《中央日報》也有相當多的研究,既有以其中宣傳報道進行的研究,也有圍繞《文藝副刊》、《科學副刊》、《衛生副刊》等副刊進行的專題研究,但對于《中央日報》中防毒宣傳的報道和宣傳文章尚未有系統研究?；诖?本文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央日報》毒氣戰與防毒宣傳的文章為研究對象,從中探尋國民黨官方對于毒氣的認識,以及防毒觀念的轉變,探討其背后動因。

1 聞風而動:《中央日報》進行防毒宣傳的背景

一戰爆發前,戰場上毒氣使用的歷史已有數十年之久。1899年海牙和平會議簽訂的《海牙條約》對各國在戰爭中使用化學武器的行為做了約束,但實際上直到一戰前各國依舊進行著毒氣研究,“毒氣利用,有增無已,是則海牙條約亦不過一紙具文而已”[3]。德國在一戰中首先使用氯氣、光氣等毒氣作戰,在戰場上獲得出奇制勝的效果。層出不窮的毒氣開始走入人們的視野,至20世紀20年代,“毒氣”這一戰爭利器正式被系統介紹到國內并為人們所關注。

一戰后各國紛紛加緊對毒氣的相關研究,中國面臨著來自周邊鄰國的毒氣威脅。北方的近鄰蘇聯在莫斯科、基輔、伊爾庫茨克等地建立毒氣廠,開始培訓國民學習使用防毒器具,并且“公共樓宇重要機關之新建筑,均已特別裝設防拒毒氣之窗欞”[3]。德國受條約限制,與蘇聯合作,“在俄國所開之軍事化學工廠甚夥?！盵4]1929年中東路事件爆發,國民政府軍政部兵工署認為“以中俄邦交既經斷絕,俄方萬一以非禮相加,必采用毒氣作戰,我國軍隊,對于毒氣戰爭之防御方法,毫無訓練,須取相當之救急辦法”[5]。

來自東方日本的威脅同樣令國民政府憂心忡忡,“日本近數年來財政困難,已達極點,惟因國防化學之要緊,創辦一化學戰爭研究所”[3]。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拉開了全面抗戰的序幕?！吨醒肴請蟆钒l表《告市民書》,呼吁南京市民提高警惕:

施放毒氣,本來是國際公法上所不許可的,但殘暴的敵人、國際上的盜匪、日本帝國主義者,也許會忍心害理的向我擲擊毒彈,所以我們不能不防備。[6]

日本在毒氣研究方面的進展令中國政府深感不安,中國政府積極推動國內防毒體系建設。1933年10月,國內“唯一之國防化學研究機構”[7]軍政部兵工署應用化學研究所在南京正式成立。該所“分司毒氣、防毒、治療、兵器設計及編制教材等項,現以抗戰需要,一切工作,均以直接有關軍事者為主”[8]。中國政府認識到毒氣戰背后是整個化學工業的支撐,顏料廠、肥料廠等與化學相關的工廠,在戰時都可以搖身一變成為生產毒氣的工廠?！吨醒肴請蟆房母嬲]中國軍民:“吾人不可專注意于其軍隊額軍艦額之規定,更須就其顏料廠肥料廠氣廠凝定廠之數量,及其他化學試驗室科學研究所之內容,加以觀察,方可知該國之戰斗力之程度也?！盵3]同時,在教育部要求下,國內各高校也積極開展毒氣與防毒相關研究教育工作,為防毒備戰貢獻力量。[9]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內媒體紛紛將視線投向這一新型戰爭利器?！吨醒肴請蟆纷鳛閲鴥戎髁鲌罂?承擔起中國官方對社會各界進行宣傳教育的工作,一方面揭露日寇在中國使用毒氣的暴行,同時將世界毒氣戰最新進展告訴民眾;另一方面,向民眾介紹有關毒氣與防毒的科學知識,鼓勵民眾消除恐懼,積極開展防毒消毒自救運動,為持久抗戰保存有生力量。

2 內憂外患:《中央日報》三次防毒宣傳高峰的成因

《中央日報》對于毒氣的介紹從抗戰開始一直持續到抗戰結束,其中既有淺顯易懂的科普短文,也有略顯高深的學術文章。以“毒氣”、“防毒”、“毒瓦斯”、“化學戰”、“化學武器”、“化學兵器”、“軍事化學”和“國防化學”等關鍵詞在中央日報全文數據庫中進行檢索,共檢索到毒氣戰相關報道351篇。其中300篇發布于1931—1945年,相關時事報道約占2/3,毒氣與防毒科普文章約占1/3。這些科普文章主要涉及對毒氣相關科學知識的介紹、防毒方法與策略、消毒與中毒后救護,以及探討化學與國防問題等方面內容。

統計《中央日報》自1928年創刊以來,歷年對毒氣與防毒的宣傳報道,結果如圖1所示:

圖1 《中央日報》歷年關于毒氣戰宣傳報道統計圖

從圖1可以看出,抗戰期間《中央日報》防毒宣傳主要有3個高峰期。第一個高峰出現在1932年,第二個高峰出現在1936至1937年,第三個高峰出現在1942至1943年。

第一次防毒宣傳高峰形成的原因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和1932年一·二八事變接連爆發,國內科學工作者對面臨的毒氣威脅產生警覺。此時日軍雖尚未在我國東北地區大規模使用毒氣,但國內科學工作者和軍事部門對此已多有警惕,認為日軍大規模使用毒氣只是時間早晚問題:“日人獸性爆發,或不免變本加厲,隨處擲毒氣彈以逞其恫嚇威脅之淫威……”。[10]

如果說東北的硝煙離內地尚遠,那么1932年“一·二八”事變的戰火則迅速將國人的目光聚焦——“此次淞滬會戰,敵方知我防毒面具,尚無準備,屢欲施用國際禁用之毒氣,以殘殺我前線之勇士……”[11]對日作戰的十九路軍也逐漸認識到與日軍裝備的差距:“我們的兵器不太夠用,要趕緊制造的。飛機、高射炮、煙幕罐、防毒面具,都是現代極需要的兵器?！盵12]《中央日報》在2月8日“特急專載”時任中央大學化學系教授葉嶠的《毒氣防御問題》[13],2月19日刊登了軍事顧問麥存爾(G.Y.Mazer)博士前一日在勵志社的演講稿《防御毒氣之準備》[14],2月20日又刊登了前中央大學化學教授,時任漢口商品檢驗局工程師賀闿譯述的《毒氣防御及治療法》[15],以此警告同胞加以防范。

雖然有人認為這不過是日軍的心理戰術:“今識者知其不過借此制造空氣,淆惑社會之觀聽……”[16]但國內大多數人認為毒氣戰隨時都有可能發生,因此十九路軍向全國征集防毒面具的消息一經發布,在國內掀起了防毒備戰的熱潮[17]。國內中央工業試驗所和一些高校,紛紛將目光轉向對于毒氣和防毒用品的研制上。這一時期《中央日報》防毒宣傳的重點在于警告國內民眾未來國內發生毒氣戰的可能性,并且向民眾介紹各種毒氣的性質及防御方法。

1936—1937年防毒宣傳高峰的出現則與前一次高峰的成因略有差別。一方面,日軍在東三省的暴行讓國內科學工作者的擔憂逐漸變成事實,毒氣的陰影正在中華大地上蔓延開來。此時毒氣這種“廉價的核武器”[18]在未來會被更大規模地應用于戰場愈發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九一八事變后,日本把我國東北作為對中蘇兩國發動化學戰和生物戰的基地,建立了關東軍化學部和關東軍七三一部隊。七七事變前,以中國人為試驗對象,進行了11次慘無人道的毒氣試驗或演習,在國內引起了巨大震驚[19]。此外,1936年11月,綏遠抗戰拉開序幕,雖然中國軍隊取得勝利,極大地推動了全國抗日高潮的到來,但國內許多人士對此愈發擔憂——“綏戰已經揭開,大戰即將起始……戰事之劇烈,將為空前所未有,而各種毒氣之使用,定為必然之事實……”[20]毒氣巨大的殺傷力和毀滅性是《中央日報》等國內報刊對其進行大篇幅宣傳的最主要因素。

另一方面,雖然各級政府和軍事部門對于防毒工作已有多方面部署,但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內大多數民眾對于如何防毒并不了解,或是漠不關心,倘若日軍突然發起毒氣,只能束手待斃。因此,對民眾進行防毒教育以及介紹全國各地開展民眾防毒教育活動成為這一時期包括《中央日報》在內的國內報刊防毒宣傳的重心。例如1936年中國教育電影協會與金陵大學理學院聯合攝制的影片《防毒》攝制完成,在全國各地巡回放映,引起國內民眾對于毒氣戰和防毒的廣泛關注[21]。另外,這一時期《中央日報》也對意大利等軸心國在歐洲戰場上使用毒氣的情況進行了報道[22]。

1942—1943年第三次防毒宣傳高峰的出現同樣與國內外兩種因素有關。一方面,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緊接著國民政府發表《中華民國政府對日宣戰布告》,正式對日宣戰。國內許多人士認為抗戰進入最后關頭,日軍圖窮匕見,將會在中國戰場上決戰之時更大規模地使用毒氣:“太平洋戰事發生,敵人更將以殘兵余力,作最后蠢動,將來大規模的施放毒氣,自是意料中的事?！盵23]1942年6月及1943年6月,美國總統羅斯福兩次針對日本在中國使用化學武器發表了義正詞嚴的聲明:“如日本堅欲對中國使用毒氣,則美國將予最嚴厲之報復?！盵24]

另一方面,1941年是日軍對陪都重慶轟炸次數最多的一年,并由大規模、密集的戰略轟炸轉為小規模、多批次的騷擾性“疲勞轟炸”[25]。重慶被稱作“霧都”,多霧的季節不利于日軍空襲,因此1942年霧季剛一結束,重慶方面就開始大力宣傳防空防毒。當時有人認為“在現在立體式的戰爭中,毒氣用為后方的擾亂,已成為可能而且是最好的辦法”。[26]所以防空與防毒兩項事業,“要視為一體才對”[27]。1941年11月21日,重慶方面舉行盛大的第二屆防空節,同時開始進行防毒宣傳,向新聞界“報告舉辦防毒宣傳意義與目的,并展覽陳列品,計有關于毒氣之認識、毒彈之分辨、防毒器材步驟暨各國防毒照片圖表二百余幅?！盵28]事實上,抗戰后期川渝地區的防空宣傳內容更側重于防毒[29]。在緊張的防毒氣氛下,1942年4月1日,重慶防空司令部成立重慶市防毒總隊,同時在各區縣成立了20個區防毒隊[30]。此外,該年重慶防空司令部第四處還出版了《重慶防毒通訊》半月刊,這一年整個重慶掀起了防空防毒備戰的熱潮。這一時期《中央日報》對日軍在國內使用毒氣的情況進行及時報道,繼續對國內民眾進行防毒宣傳教育,警告國內民眾。此外還側重宣傳報道其他二戰參戰國化學武器的動向,并積極尋求國際輿論支持,鼓舞國內民眾。

3 群策群力:《中央日報》防毒宣傳的作者群

由于《中央日報》上相關文章作者大部分未署名,署名作者也多為筆名或化名,因此大部分文章作者情況難以查證。通過考察部分署名作者情況,發現署名作者主要可分為兩類,一是來自軍政部門的技術官僚,二是來自高校與科研機構的科學工作者。當時毒氣戰與化學化工、醫學、軍事等方面密切相關,因此成為知識分子共同關注的焦點之一,他們都希望通過發揮自己的專業特長為防毒備戰獻言獻策。

作者來源最多的是有科學教育背景的軍政界人士,他們具有科學教育的背景,同時在國民政府軍政部等軍政單位任職,如汪瀏、陳運晟、余程萬等人。汪瀏時任軍政部兵工研究委員會專任委員,1924年畢業于德國波恩大學化學系,1926年獲博士學位,1927年回國任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同年任軍政部兵工署應用化學研究所首任所長。[31]他于1936年9月17日至23日在《中央日報》以連載的形式刊載《化學戰劑》一文。該文隨后被收錄在由教育部社會教育司主編的“抗戰講演集第二輯”《現代戰爭》一書中。[32]陳運晟,時任軍政部兵工署技術員,先后畢業于湖南楚怡工業學校探冶科,巴黎大學、柏林大學化工系,曾任國立同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學?；瘜W教員。[33,34]他于1930年6月28日在《中央日報》上發表《毒氣化學與國防》一文。該文于次月被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武漢分校?？队X路》轉載[35],1931年修改后被收錄至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辦的《軍事雜志》[36]。余程萬,畢業于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歷任排長、連長、營長,當時就讀私立中國大學政治系([37],702頁),1931年9月30日在《中央日報》上發表《世界之化學戰準備》(1)文中署名為“余萬程”,經筆者考證,此處作者應為前文中提到的余程萬。,次年被《軍事雜志》轉載[38]。

作者群中還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高校與科研機構的科學工作者。他們的主要學科背景大多與化學、醫學相關,如戴天右、曾昭掄、葉嶠、陳學淵、林一等人。戴天右,時任中央衛生實驗院健康教育系主任,1933年畢業于國立上海醫學院,1935年協助朱章庚(2)朱章庚(1900—1978),浙江義烏人,1929年畢業于私立協和醫學院并獲醫學博士學位,1933年畢業于美國耶魯大學公共衛生學專業并獲博士學位,回國后歷任貴陽市衛生人員訓練所所長、中央衛生實驗院院長、中華醫學會理事長、國民政府衛生部代理部長等職。([39],353頁)創建我國最早的健康教育機構——中央衛生實驗院健康教育系。[40]1935年6月2日,他在《中央日報·醫學周刊》上發表《毒氣之防護與急救法》一文。葉嶠,時任中央大學理學院化學系教授,1924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化學系,1929年獲德國柏林大學理學博士學位?；貒笕谓逃谥醒氪髮W。1931年10月14日發表《毒氣防御問題》一文,次年被《軍事雜志》轉載[41]。曾昭掄,時任西南聯合大學化學系教授,先后畢業于清華學校和麻省理工學院化工和化學專業,1926年獲博士學位后回國,歷任廣州兵工試驗廠技師,中央大學化學系副教授兼任化學系主任,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兼系主任。[42]1942年元旦發表《化學與國防》一文。林一,時任私立福建協和學院講師,1932年畢業于私立福建協和學院,1935年畢業于燕京大學,獲理科碩士學位,1935年9月任教于私立福建協和學院。[43]1939年1月15日發表《民眾簡易防御毒氣新法》一文,該文隨后被福建省軍管區國民軍訓處的《福建軍訓》雜志轉載[44]。陳學淵,時任私立齊魯大學醫學院講師,曾任軍政部陸軍署軍醫司少?？茊T[45],1935年6月9日發表《防空聲中之防毒與救護》一文。

作者群還有在校大學生,如國立浙江大學化學系大四學生華國楨。他在校期間表現優秀,1936年以《重氫與重水》一文獲得中國科學社二十四年度高女士獎金,1936年3月14日發表《沒有更利害的毒氣了》一文。此外,時任國立中央大學政治系教授黃正銘(3)黃正銘(1903—1973),浙江寧海人,1928年畢業于省立東南大學政治系,1933年進入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就讀,獲經濟學、政治學博士學位。1936年回國后任國立中央大學法學院政治學系教授、系主任,1948年9月任國民政府外交部東亞司司長。著有《中國外交史》、《戰時國際公法》等。([39],1581頁)也于1939年1月9日發表《化學戰爭與國際公法》,從國際法角度對毒氣的使用予以堅決反對。該文同月刊登在由外交問題研究會主辦的外交?？锻饨谎芯俊穭摽柹蟍46]。

4 戰爭利器:《中央日報》對毒氣的報道

4.1 毒氣的威力

毒氣作為一種新型武器,其威力一直以來都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中央日報》對此給予持續關注。一戰結束后,各國對于毒氣的研究突飛猛進,“在此短短數十年間毒氣實已超過三百種”。[47]1929年《中央日報》曾報道某些新發明的毒氣僅需少量就能導致“尸橫遍野”。[48]由于未來國際局勢的不確定性以及對毒氣的不了解,大部分人相信世界上“定有好多更新但現在還保守著秘密的毒氣將會制出,這些毒氣是更來得兇猛而利害”[49]。

毒氣比傳統的槍炮等兵器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有更強的殺傷力。從時間上來看,槍炮等兵器對人的傷害往往是瞬時的,射擊結束后如果不是擦槍走火等原因,基本不會對人造成傷害。毒氣則有效地改變了這一缺點,通常在戰場上可以持續數小時之久。同時,毒氣在夜間也能照常進攻不受影響:“無論白晝黑夜,屋內野外,皆能受到毒氣之傷害,其慘殺情形,難以筆述?！盵50]被稱作“毒氣之王”的芥子氣,倘若形成飛沫落在地上,有效時間則更長:“在避風處及寒冷的天氣下,一月或一月以上;在閉塞之處(如掩蔽地窖等),則一年內尚有之”([51],81頁)。此外,從經濟方面來看,毒氣的制造較槍炮火藥更為低廉,并且見效迅速。1935年《中央日報》刊載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防空處處長蔡繼倫(4)蔡繼倫(1894—1940),湖北漢川人,先后畢業于保定軍校、陸軍大學特別班第一期,歷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陸軍處第二局局長、防空處處長等職。1936年授少將銜。全面抗戰爆發后任宜昌警備司令,1940年5月因貪污案被免官,后被判處死刑。[52]的文章,說使用毒氣“能縮短戰爭之期間,從速判分勝敗。較之過去之戰爭,動則窮年累月者,實為經濟多矣”[53]。

從空間上來看,傳統槍炮等武器的打擊是一種點對點或點對面式打擊,而毒氣則會像病毒一樣四處擴散。毒氣易擴散的性質將戰爭的方式“由平面而變為立體”[54],因此它比槍炮有更多的施展空間。其作用區域并不局限于爆炸地附近,而是會隨風擴散,甚至能擴散到壕溝、地窖等被認為相對安全的掩蔽場所。民眾受到的襲擊可能來自各個方向,這種不確定性給民眾帶來極大的恐慌。有人預言“將來之戰爭,即殺人不見血之戰爭也”[4]。

戰爭中飛機的使用更是拉近了前線與后方的距離,戰場已不僅僅是一線部隊戰斗的區域,敵人通過飛機可以對后方城市進行打擊?！吨醒肴請蟆废蛏鐣鹘缧麄鲾橙藢ⅰ稗Z炸主要都市及重要資源地,并對于后方的人民,加以殺害,給予精神莫大的打擊,其手段即拋擲炸彈,燒夷彈,或毒氣彈,此中以毒氣彈最為慘烈……”[55]民間也流傳著“飛機炸彈有三種,毒氣散溢最兇猛”[56]的說法。千里之外的后方不再是安全區,同樣面臨著與前線一樣遭受毒襲的危險?！吨醒肴請蟆废Ｍ鹈癖姷淖⒁?向民眾宣傳一旦毒氣戰事啟動,“無有前線與后方之分別,又無有軍隊與人民之不同,全國各地方,皆有被敵機直接侵擾之顧慮,毒氣發散之可能……”[57]后方民眾與前線士兵將“陷于同一之境地,而為毒氣所侵襲”[58]。

4.2 毒氣的概念與種類

近代以來科學家對于“毒氣”的認識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毒氣”的內涵隨著科學的進步、戰爭的進行而不斷豐富?；瘜W戰爭中所謂的“毒氣”是一種俗稱,是戰場上使用的易于擴散的有毒化學物質的總稱,并且狀態不僅僅為氣體,“亦有固體及液體者,以名之毒劑或化學戰劑較宜,但因毒氣為通俗名稱故延用之”。[38]隨著科學家研究的深入,在官方語境中“毒氣”這一稱呼逐漸為“化學戰劑”所取代,化學戰劑包括毒氣、煙幕劑(發煙劑)及縱火劑等。[59]但民間依然廣泛采用“毒氣”這一通俗的叫法,同時“毒氣”的內涵也更為豐富,除了種類不斷增多的毒氣外,還包括煙幕劑(發煙劑)等任何可能對人體造成刺激或傷害的氣態物質或霧狀、微粒狀物質,以及戰場上可燃物爆炸、燃燒產生的對人體有害的氣體物質。[60]

毒氣的分類方法有多種,可以依照對人體傷害程度、持久性、軍事需要、化學結構和生理作用等方式分類。民國時期國內主要采用毒氣對人體生理作用的分類方法,將毒氣主要分為催淚性毒氣、噴嚏性毒氣、中毒性毒氣、窒息性毒氣和糜爛性毒氣等五類。[61]

催淚性毒氣使用的歷史悠久,主要對眼部產生刺激作用。德國著名化學戰專家韓斯聯(R. Hanslian)曾描述,人體接觸到催淚性毒氣會“產生多量的流淚及一種暫時的失明之現象”([51],51頁)。一戰時德國將催淚性毒氣彈用“藍十字”表示。催淚性毒氣種類較多,常用的主要有氰溴甲苯、苯氯乙酮、溴丙酮、碘乙酸乙酯、一溴二甲苯與二溴二甲苯的混合物等。

噴嚏性毒氣主要刺激鼻子和嗓子里的粘膜,會使人流眼淚,有時也會使人嘔吐。[61]噴嚏性毒氣在一戰時用“白十字”表示,大多是芳香族胂有機物,常見的主要有三氯化砷、氯化二苯胂、氰化二苯胂、亞當氣(5)現學名為“吩吡嗪化氯”,當時多將其命名為氯化二苯胺胂圜(Diphenyl Amino Chloro Arsine)。等。催淚性毒氣與噴嚏性毒氣對人體的傷害是暫時的?！吨醒肴請蟆废蜍娒裥麄鞔祟惗練獠⒉豢蓱?“離開毒區,即可消失作用”。[61]

中毒性毒氣主要作用于中樞神經系統或血液,因此需謹慎對待。此類毒氣中毒后,“輕則頭痛,呼吸困難,心臟激動,重則全體發現中毒病癥,以致死亡?！盵62]常見的主要有一氧化碳、氰化氫、氰甲酸甲酯、氧化雙二甲胂等。其中氰化氫“性有猛毒,歐戰時各國競爭采用”。[63]

窒息性毒氣主要刺激人體呼吸道,人體吸入后會導致肺水腫,導致缺氧窒息。常用的主要有氯氣、光氣、氯甲酸三氯甲酯(俗名雙光氣)、氯甲酸一氯甲酯、硝基三氯甲烷(俗名氯化苦劑)(6)由于硝基三氯甲烷也有催淚的效果,因此也有人將其歸類為催淚性毒氣。等,這幾種窒息性毒氣均在一戰中使用,用“綠十字”表示。氯氣是最早使用的毒氣之一,也是生產其他毒氣不可缺少的基本原料之一,“毒劑的90%—95%皆由氯制成”。[63]光氣(phosgene)別名福司根,由一氧化碳與氯氣制得,《中央日報》警告軍民所有毒氣中芥子氣與光氣“最為可怖”。[53]

糜爛性毒氣,最重要的主要有兩種,其一是被稱作“毒氣之王”的芥子氣(mustard gas)。芥子氣學名β,β`-二氯二乙硫醚,純品為有微弱大蒜氣味的油狀液體,劇毒,對眼、呼吸道和皮膚都有刺激作用?！吨醒肴請蟆范啻慰慕榻B芥子氣,并曾詳細描述人體染上芥子氣之毒時的情形:芥子氣可以侵入衣物和鞋襪,“侵入時,人之皮膚,即起大泡,離開戰地后,衣履上之毒氣,借人身熱度,漸漸蒸發,吸入喉管,立時即斃”[64]。因此《中央日報》宣傳芥子氣是“毒氣中最劇者”。[61]另一種是路易斯氣(lewisite),學名氯乙烯二氯胂,純品為無色有天竺葵刺激氣味的油狀液體,可形成氣溶膠,滲透皮膚能力較強,皮膚接觸后很快出現灼痛感。由于“沾染皮膚即可中毒致死”,因此又稱“死露(dew of death)”。一戰時糜爛性毒氣用“黃十字”表示。

4.3 毒氣的尾聲

九一八事變以來,民族危機日益加深,中國政府和民眾擔憂日寇會在中國戰場上使用毒氣,“為徹底消滅對方戰斗力起見,為釜底抽薪之計,使整個后方資源及民眾皆亡”。[65]全面抗戰爆發后,日寇違背國際公法,在山西、河北等地使用毒氣,《中央日報》斥責這種行徑“窮兇極惡,直非人類所應有”。[66]中國政府在國際與國內輿論場上積極揭露日寇在中國使用毒氣傷害中國軍民的行徑,以尋求各界支持,《中央日報》曾刊登中國士兵“中敵人毒氣毒彈后之慘狀”相關圖片,并附說明文字:“敵用達姆彈射傷我士兵之腿部,其傷口擴大,毒血流注,見者莫不痛恨?！盵67]

毒氣作為核武器出現之前世界上最有前景的戰爭利器之一,《中央日報》警告社會各界,毒氣戰之重要勢必首屈一指,“一旦戰爭爆發,毒氣之使用,在所難免”。[54]有人認為毒氣將會取代火器,進而“演成化學的斗爭,而戰況之慘酷劇烈,尤非吾人所能想象”[68]。即便是在中國軍隊節節勝利之時,《中央日報》依舊警告民眾注意防范,警惕“日本滇邊潰敗,或泄其憤恨于我后方”。[69]

20世紀40年代,雖然人們不時聽到關于毒氣使用的報道,但大規模使用的毒氣仍尚未出現。金祖蔭(7)金祖蔭(1884—?),河北宛平人。1906年保定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畢業,繼入北京京諮府北洋陸軍學堂學習。歷任北京政府陸軍部總務廳科員、科長,京畿警備司令部總務處處長,北京憲兵司令部參謀長等職。[70]認為原因有六:“一 出奇制勝之機會減少,二 防御力增強,三 其他武器之進步,四 戰術改變,五 無破壞力,六 國際間之責難?！盵69]但人們對于未來毒氣的使用依舊警惕,認為毒氣的大規模使用只是時機問題,要么是“戰術變更,或所處之場合對于施毒有出奇制勝之把握后”,毒氣自然出現;要么是“戰事已到最后關頭,或有出人意料之毒氣出現”,要么是“大戰曠日持久,火藥來源漸漸缺乏,或以日常備存之毒氣代替之”。[71]

中國政府向民眾表示,“惟敵人以此種野蠻之暴行,適足以堅我抗戰決心,吾人為民族生存,維護人類正義,決與敵周旋到底云”[66]?！吨醒肴請蟆废蛎癖娦麄鞫練獠⒉豢膳?并且可“防”可“消”可“治”。政府通過防毒運動的動員要求廣大民眾開展自救,保存有生力量,喊出“減少我們一分損失,即增加國家一分力量”[6]的口號,從而將個人的防毒工作與民族、國家的存亡緊密聯系在一起。

1942年《聯合國家宣言》的簽訂,標志著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最終形成,美、英、蘇、中等26個國家形成的反法西斯同盟的成立,給了中國軍民巨大信心?！吨醒肴請蟆芬步璐似鯔C號召軍民堅持抗戰,奪取最后的勝利?！吨醒肴請蟆芳皶r報道主要參戰國對毒氣等化學武器的看法和態度,以及化學戰的最新進展。一方面,同盟國和軸心國雙方均承諾不首先使用毒氣,德國方面保證“除非敵人首先使用毒氣,則德國絕不使用?！盵72]盟國也承諾不首先使用毒氣作戰,“必待軸心先使用毒氣,始肯以毒氣作戰”[73]。另一方面,假如未來毒氣戰真的發生,盟國的配備更加完全,“可以繼續不斷作戰”[73]。盟國有信心在法西斯國家首先使用毒氣后予以同樣打擊,“亦有充分之準備與采取同樣報復手段之力量”。[74]對中國戰場,羅斯?？偨y警告:“如日本堅欲對中國使用毒氣,則中國將予最嚴厲之報復?！盵24]

5 土洋結合:《中央日報》對防毒知識的介紹

一戰后,面對來勢洶洶的毒氣威脅,西方發達國家在民眾防毒方面取得諸多成績,例如德國制造的民眾防毒面具“業已大批制成,一俟最短期內準備分發,足使每一德人獲得一具”[75]。中國政府大力開展民眾防毒運動,《中央日報》除了向民眾普及毒氣相關知識外,更重要的是號召民眾科學、有效、積極地防毒。如呼吁民眾學習西方國家的防毒經驗,購買或制作防毒器材,將自家房屋改造成可以進行基本防毒避難的場所等。普通民眾防毒最有效的手段是進入防毒室內躲避。防毒室“以備敵人毒襲時,使一般無防護準備,不做積極工作(如消防、消毒等)之民眾,避入其內以資防護”[76]?！吨醒肴請蟆泛粲趺癖娫诙疽u時不要驚慌,穿戴好防毒器材:“眼部戴以風鏡,手戴手套,足穿長靴,身穿橡皮雨衣?！盵65]

眾多防毒器材中最重要的是保護人體呼吸系統的防毒面具,但其制作工藝復雜,價格相對昂貴?！吨醒肴請蟆吩鴪蟮?937年南京市防空協會與上海馬爾康洋行商定購買及承銷合同,每具防毒面具售價約在10元左右[77],并提到防毒面具“非普通市民之經濟能力所能購置”[78]。防毒衣的價格同樣高昂,許多人主張用特種油質浸過的衣服,以抵御毒氣的侵襲。但“這些衣服最多能用于前方的士兵,若后方每個人民須具備一套,似乎非經濟的力量所允許”[79]。

到了抗戰決戰之年,防毒面具原材料依舊緊張,“橡膠不必說了,制吸收罐及出氣洞所用的合金,制眼鏡片的賽璐珞(celluloid),制活性炭的椰子殼,以及千度的高溫爐,要靠外界來接濟”[80]。即便如此,人們應對毒氣威脅顯然從容了不少,經過多年的經驗積累,找到了諸多本土替代品,整副防毒面具都可以由本土材料制造,且功用無殊。制造面具的橡膠可以用牛皮代替,牛皮不僅是我國土產,“而且防毒效力,與適合耐用,比橡膠制的還‘好’”。其優點表現在“沒有橡膠制面具,戴久之后,頭暈氣悶的弱點。因橡膠質僅用干燥劑化合,一遇熱熏蒸,即易發生凝水狀態,使呼吸緊迫,心緒不耐”。[80]而且橡膠面具如遇汽油酒精,易致腐蝕,牛皮面具則較耐久。面具眼鏡片部分,用土產的云母片內涂保明膏代替賽璐珞,“可防火燒及液體糜爛性毒氣,侵害眼膜,危及生命(賽璐珞則不能)”[80]。即使制備工藝要求最高的活性炭,人們也找到了本土化制備方法,即用普通爐灶將泡桐樹炭化后,“不用火力,改用水浸制煉,使成一種特制活性炭”。[80]

防毒口罩成為民眾防毒裝備的首選,不管是購買現成口罩還是購買紗布自制,價格都更為民眾所能接受。1937年8月首都南京防毒面具每具售價約12元,而防毒口罩每只僅3角。[81]防毒口罩相比普通口罩,其防毒效力區別主要通過浸濕的防毒藥品來體現,防毒口罩通過浸潤特殊的化學藥劑,可以起到抵御毒氣的作用?！吨醒肴請蟆房南蛎癖娡茝V防毒藥劑,宣傳其“制造簡便,需費亦廉,市民可任意向藥房購買,自己配制”。[78]如果是在危急情況下,可以直接“取紗布疊二十層至四十層,浸濕防毒藥液(烏羅特羅屏二至三食匙,蘇打或堿一食匙,加水三兩),密罩口鼻部位”[82]。對于馬匹等牲畜,也可采用國產布自制防毒口罩:“外表為國產灰色布,內里為國產白色布(因比灰布價廉),內鋪棉花(用脫脂棉為佳)?！盵83]

防毒藥劑的配比和種類多種多樣,但其主要性質卻相差無幾?！吨醒肴請蟆分行麄鞯某Ｓ梅蓝舅幤酚刑K打、小蘇打、烏洛托品、次亞硫酸鈉、甘油等。1934年《中央日報》刊載的《防毒歌》中介紹道:“簡單面具制成功,甘油一兩溶水中,次亞硫酸鈉四兩,一兩炭酸鈉和融,棉花一塊紗布裹,金字液內生效果,擰干用把口鼻遮,務令嚴密方穩妥……”[47]政府呼吁民眾“多購置防毒藥品,如次亞硫酸鈉、炭酸鈉、甘油等,或備置多量漂白粉,以作防毒之用?！盵84]

為了方便民眾自行配制防毒藥劑,《中央日報》在宣傳時逐漸采用民間使用的度量衡單位制。最初使用英式單位“磅”,如“用棉花浸濕于藥水中(小蘇打二磅半,甘油二磅,水二十磅)以掩覆口鼻,亦可防毒”。[85]之后變為中國市制單位“兩”,同時盡可能簡化數值,如宣傳一種用于浸濕口罩防氯氣、光氣和氯化氫的溶液采用“烏羅脫羅屏(8)即烏洛托品(urotropine),分子式C6H12N4,學名六亞甲基四胺,用于防毒面具作光氣的吸收劑。四兩、甘油三兩、硫酸鎳二兩、炭酸鈉一兩”。[78]亦或說明原料成分比例,方便民眾配制,如當時一種防御糜爛性毒氣的軟膏成分是“氧化鋅百分之四十五,胡麻油百分之十,羊毛脂百分之十五”。[81]

鑒于防毒面具制作方法較繁瑣,《中央日報》曾介紹代替面具的防毒新發明:用舊罐頭罐或竹筒為罐體,用蘇打水浸濕的毛巾塊、浸潤植物油的碎木屑、鐵絲網(或竹網)、松棉花填充,制成簡易濾毒罐。該濾毒罐可抵御光氣2分鐘,暫時性及半持久性毒氣6—30分鐘,持久性毒氣1—3小時。[86]

防毒口罩和防毒面具主要“可防催淚、噴嚏、窒息、中毒性四類毒氣”[80],對于能在環境中停留較長時間的糜爛性毒氣——芥子氣則防護能力不足。據當時《中央日報》報道,蘇聯科學家認為未來戰爭中,芥子氣將占所有施放毒氣的70%—80%,美國科學家認為將占90%。[87]

防御芥子氣除即時防毒外,還多了一個步驟——毒襲后消毒。因此對毒氣消毒工作也納入到防毒體系中,從最初對身體消毒,發展為人體消毒、衣物消毒、食物消毒、器材消毒、室內消毒、地面消毒和面具消毒等全方位消毒。[88]毒氣種類雖多,但真正能長時間在環境中留存的只有芥子氣,因此采取的消毒手段大同小異——對于身體消毒,往往采用蘇打、小蘇打、漂白粉水溶液或肥皂水,對于器物或環境等大范圍消毒則多采用廉價漂白粉。[56]假如皮膚和衣物上沾染了芥子氣液滴,可以立刻采取消毒措施:

先用棉花輕輕吸去毒液,然后以水(最好熱水)沐浴,用肥皂抹涂洗之。如有漂白粉,亦可調水涂于染毒處,并將衣服油布以漂白粉(或肥皂水)消毒,復用風日吹曬。如此則縱有最烈性之毒氣,亦無能為害吾人矣。[47]

中醫也躍躍欲試,民間流傳一些防毒藥方,或焚香或內服以抵御毒氣,如提出“以芳術二錢半,白芷一錢五分,吳茱萸一錢五分,細辛四錢,羌活一錢五分,柴活八錢,共研末,用香焚燒少許,惡毒之氣自可消滅”。[89]由于非常時期,官方對此十分謹慎,認為“此種宣傳,稍有不當,影響人民生命,所關甚巨”。因此專門呈兵工署應用化學研究所,按照防毒藥方,采取藥品,組織人員進行實地試驗。試驗結果刊載在《中央日報》上:“內服、外嗅,暨用香爐焚燒各方,均無實效?！盵89]衛生部門對此嚴予禁止,并警告市民,切勿采用。

6 回歸理性:《中央日報》防毒宣傳轉變

日寇在中國戰場上頻頻使用毒氣,早期國內部分民眾由于對毒氣認識不足而產生恐懼悲觀心理?！吨醒肴請蟆吩鴪蟮?“敵人以飛機大量投擲芥氣彈,死傷無數英勇同胞后,后方都市人民對敵人可能毒襲之觀念逐漸加深,一反從前莫不相關之心理,而為急燥不安之恐懼?！倍練狻白阋源碳ひ话闶忻窠K日惶惶手足無措而釀成不安情緒”。[47]因此《中央日報》防毒宣傳除向社會各界普及防毒知識外,更重要的是消除人們心中之“毒”。首都防毒設計會向民眾宣傳:“我們若能明白防毒方法,事先準備,即便敵人施放毒氣的時候,就依照這種方法來防護,那么毒氣也要失其效用了?！盵90]此外,當時還出現與真芥子氣“氣味形狀完全相同之假芥子氣”[71],用以擾亂對方,打擊士氣,因此民眾心里的“毒”更是亟待掃除。

破除民眾心中之“毒”已到了緊要關頭,毒氣“引起市民極度的恐慌,則為不可忽視的事實”。[91]從某種意義上講,心理之“毒”對抗戰的威脅已超過毒氣本身。兵工委員汪瀏認為民眾防毒基礎可分為兩類,第一是心理建設,第二才是技術建設。[92]《中央日報》呼吁民眾不僅要懂得防毒消毒之法,“更要把一切恐懼畏縮之心理,聽天由命之習慣一概掃除,養成一負責任守紀律有自衛能力之國民,進而成為一有秩序有紀律有救人能力之團體,然后始可以間接增加前方抗戰之力量直接保衛了自己之生命”[93]。因此,隨著抗戰進行,《中央日報》對于毒氣的宣傳也逐漸回歸理性。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對毒氣未知性和不可控性宣傳減少,對防毒合理性和有效性宣傳增加;(2)向民眾宣傳防毒策略轉變為對部分危害大的毒氣有針對性地防毒,如芥子氣、光氣等;(3)呼吁民眾首先克服心理上的恐懼,毋須驚慌,積極采取防御措施。這一宣傳轉變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首先,科學家對于毒氣的研究已較深入,認識到一種化學物質要成為能在戰爭中大規模使用的毒氣需要滿足諸多條件?；瘜W戰爭用的毒氣“非但要有毒的或刺激的性質,同時也得有相當的化學或物理的性質,以及經濟上的顧慮,要找到一種物質,這種物質差不多有各種需要的性質,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要找到一種具備各種理想的性質的物質,簡直是不可能的事……”[49]深入來看,成為軍用毒氣的主要條件是:一是“原料豐富,制造容易”,即制造毒氣的原料來源廣泛,毒氣制備可以大規模工業化生產;二是“毒性猛烈微量亦有效力”,即少量即可引起人體不適,或造成傷害;三是“易揮發氣化”,能在常溫下迅速揮發,或與其他溶劑一同迅速揮發達到效果;四是“能保持長久時間(比重大)”,具體說來,氣體者在1.5左右,固體液體者在5較適宜;其五是“不易起水解、分解,及氧化、聚合等化學作用”,即化學性質相對穩定,不會與空氣、水或容器壁等發生反應。[47]此外,優良的毒氣還應具備無色無味不易被察覺、不易被吸附等性質。由于諸多嚴格條件,實際上運用的毒氣并無太多,“由今日吾人所知可能有效者僅十余種而已。然此十余種甚或三百余種毒氣皆不外乎為硫、氟、氯、溴、碘、砷元素及硝基、氨基等之化合物”[47]。

例如一氧化碳是一種為人熟知的中毒性毒氣,作為軍用毒氣其各項性能都較優異:無色無味,敵方不易察覺;性質穩定,常溫下不與水、空氣以及容器等發生反應;毒性強,一般很難通過防毒藥劑將其毒性除去;造價低,原料來源廣泛,生產成本低廉。但一氧化碳密度與空氣接近,容易被吹散,并不適合大規模使用,經過多次戰場實驗證實它只是一種“無足輕重之戰劑”。[69]絕大部分毒氣都與一氧化碳存在同樣的制約條件,無法在戰場上發揮效力。這樣一來,對毒氣的防御方法就從“大海撈針”轉變為對數十種常用毒氣有針對性的防御。

其次,更為重要的是戰爭中毒氣的使用條件非?？量?稍有差錯不但不能達到預期效果,反而可能傷及自身。毒氣的使用效果受天氣因素影響極大,時任陸軍大學中校軍醫的史國藩(9)史國藩,生卒年不詳,畢業于同德醫學專門學校,曾任陸軍一等軍醫正、河南省衛生處處長等職,著有《毒瓦斯及其防護治療與消毒》(軍用圖書社,1936年)。[94]曾描述:“暴風雨或下雪時,瓦斯的效力完全消失,風速每秒達五米以上時,瓦斯易于吹散,亦難生效,其他建筑物及樹林,均可阻礙瓦斯,是以亦不易達到預期的目的?！盵91]因此,毒氣最適于在山谷、盆地中施放,“清晨薄暮,霧靄彌漫,風力微弱之際,最適于毒力之施救。森林山谷,毒理最易聚集”[65]。此外,若是對大城市進行毒氣攻擊,需要的毒氣彈數量和運載工具規模都十分巨大,“一國欲毒襲他國之后方都市,使之全部浸入毒氣之致死濃霧中,至少亦需五百架飛機與百噸毒氣。僅一二種毒氣持久力與毒害力皆大,然而其制造困難成本太高。若以此成本制造炸彈用之破壞都市,實較以毒氣破壞更見實效。因此使用毒氣之目的亦不過希冀成為擾亂兵器之一種,打擊對方士氣破壞對方戰斗決心”[47]?！吨醒肴請蟆犯嬖V中國軍民,毒氣使用的條件“溫度或高或低不能使用,風向或左或右不能使用,距離太遠或太近不能使用,肉搏戰不能使用,圍棋式的包圍戰不能使用,遭遇戰不能使用……?！盵95]

最后,受到多種實際條件的制約,毒氣在戰場上造成的傷亡率遠不及槍炮等傳統武器,“僅及一般兵器之十二分之一”。[71]一方面是由于面對毒氣人們已有充分有效的防御方法。另一方面是由于絕大多數毒氣對人體造成的傷害相對較小,并且都是暫時的。從實際效果來看,毒氣大多時候并不像槍炮等對人體造成的傷害那樣血腥,或是造成肢體殘疾。

如此一來,毒氣在戰爭中的地位,由當初人們認為的占據主導且能引起巨大傷亡的戰爭利器,下降為打擊對方士氣的“擾亂兵器”,那么對于毒氣的防御自然首先應當克服恐懼,鼓舞士氣。在全民族抗戰的背景下,《中央日報》號召民眾積極學習有關毒氣和防毒的知識,“不是為攻擊,而是為防衛”[79]。同時告訴民眾毒氣可“防”可“消”,中毒后可治愈,呼吁民眾主動采取防毒措施,喊出“防毒于個人為自衛自救,于國家為衛國救國”[93]的口號。

7 結 語

自一戰以來,毒氣作為一種不同于傳統槍炮的新型武器,首先改變了西方人對于未來戰爭的想象,毒氣可以“殺人于無形”,無防御措施的人在戰場上遇到毒氣無處可躲,且毒氣的生產成本較傳統槍炮更低。而后,由于毒氣在戰場上顯示的巨大威力及獨特性能,也受到中國社會各界的共同關注。14年抗戰中,國人逐漸看到毒氣在戰爭中所展現出的巨大威懾力,社會各界也深刻認識到科學對于軍事的重要作用?？梢哉f毒氣作為借助科學為軍事服務的“杰出”成果,始終處于世界戰爭的聚光燈下。

抗戰時期,防毒是多重因素共同交織之下開展的活動,科學與政治、軍事、社會等方面的良性互動在防毒工作中得到凸顯,防毒動員成為各級政府戰時動員的重要組成部分?！吨醒肴請蟆纷鳛閲顸h最高機關報,實際上成為民國時期官方對軍民進行防毒宣傳的重要平臺。從1931年抗日戰爭爆發至1945年抗戰結束,該報持續刊載與毒氣和防毒相關的時事報道和科普文章,用大量篇幅介紹毒氣和防毒知識,呼吁社會各界學習相關科學知識,采取科學手段,積極有效防毒,以引起人們關注。這反映了當時官方對于以毒氣戰為主的化學戰爭的關注,以及對于民眾防毒教育的重視。

《中央日報》的防毒宣傳有著諸多特點。首先,由于官方背景,其作者來源相對固定,從已有資料來看,作者多來自軍政機關和高校,且受過系統的科學教育,這保證了防毒宣傳的權威性和科學性。其次,由于讀者來源廣泛,《中央日報》的防毒文章中,既有淺顯易懂的科普短文,也有緊跟前沿的學術文章,保證了防毒宣傳受眾群體的覆蓋面。最后,《中央日報》防毒宣傳不局限于防毒,而是全方位宣傳對于毒氣的“防”、“消”、“治”,號召民眾理性認識毒氣,消除人們對于毒氣的心理恐懼。

從《中央日報》14年間的宣傳中,我們可以看到“防毒”逐漸成為影響社會各界許多事務的重要因素——無論學術研究、教育改革,還是城市建設,防毒都是其中至關重要的內容。防毒運動作為全民族抗戰的重要一環,其目的既在于防毒本身,更在于通過防毒進行群眾動員。即通過減少傷亡、保存有生力量的方式,將防毒與國家、民族存亡緊密結合,進而為持久抗戰提供廣泛的群眾基礎。在當時防毒體系的運作中,官方向民眾的防毒宣傳貫穿始終。防毒宣傳的本質是一種實用型科學知識傳播,并且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傳播。無論制定個人防毒還是集團防毒方案,都必須以科學防毒知識為基礎。從《中央日報》14年間防毒宣傳中可以看到科學傳播對于現代戰爭的重要意義,科學知識的傳播可以讓民眾在面臨現代戰爭的威脅時采取有效防御措施,通過科學的防御手段減少傷亡。

除此之外,我們也可以看到,具有較高科學素養的中國知識分子在面對外敵入侵、國破家亡之時,積極承擔起社會責任。他們結合自身專長,從各個方面為國家和國民防毒備戰獻言獻策,為全民抗戰提供不可或缺的智力支持,與人力、財力等因素共同構筑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抗戰后期,人們對于毒氣的認識已逐漸回歸理性,不再將毒氣視作洪水猛獸,各大報刊上有關毒氣戰的報道也日漸減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雖然日寇在中國戰場上不時使用毒氣作戰,對中國軍民造成極大傷害,但由于受到多種條件的制約,曾經民眾設想的大規模滅絕性毒氣戰始終沒有發生,毒氣更多作為一種輔助工具運用在戰爭中。另一方面,各級政府通過報紙、廣播等媒體持續不斷地進行防毒宣傳,使民眾對于毒氣有了正確認識,不再從心理上畏懼毒氣,防毒也逐漸成為民眾生活中稀松平常之事。在這一轉變過程中,《中央日報》持續發表相關文章和報道對民眾進行宣傳,其積極影響不言而喻。

抗戰勝利前夕,人們關于未來世界毒氣戰的種種猜測沒有變成現實。1945年8月,美國首次將原子彈運用于實戰中,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造成數十萬平民死亡和大量建筑物倒塌。消息傳到國內,民眾很快認識到原子彈的威力遠在毒氣之上,且無法防御。被原子彈轟炸的地區不僅立刻變得“可怖高熱”,且“生靈立化灰燼”。[96]隨著生物學的進步,毒菌戰的威脅也接踵而至,毒菌比毒氣更具殺傷力,不僅會傳染,且細菌戰武器制造成本“僅及原子彈之四十分之一”。[97]因此,中國政府與民眾迅速將對于毒氣戰的關注轉移到了細菌戰和原子彈上。

致 謝本文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郭金海研究員指導下完成,在發表過程中得到兩位審稿人和主編的寶貴建議,對此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