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齊放與多途發展:由新出簡帛文獻看戰國史學的多樣化編纂特征

劉 承

(許昌學院 文史與傳媒學院,河南 許昌 461000)

戰國史學,歷來被劃到先秦史學的框架中而被視為中國史學發展的童年階段。由于年代久遠所帶來的思維定式,加之樣本的單一、史文的缺失、偽書的混雜,我們對于戰國史學形態似乎形成了固有的印象,那就是單一、粗疏、零散、不成體例。近四十年來大量簡帛文獻的整理和公布,促使我們有必要修正這個傳統的觀點。在這些涉史類簡帛文獻中,既包含“事語類”這種故事體史書,又包含“紀事本末類”的史事匯編,還有天文、地理、世系、禮儀類等專門性史學文獻。其編纂類別之多樣、歷史觀念之豐富、思想見解之深刻,令人嘆為觀止。將這些“真”文獻作為研究對象,對戰國史學的編纂成就進行整體考察,對于重新認識這一階段史學發展的真實鏡像,有著重要的學術意義。

一、“事語類”史書占據半壁江山

在涉史類文獻中,“事語類”史書數量最為豐富,反映出“記言”“記事”已成為春秋以來史書編纂的主流趨勢。記錄言行,是史官的基本職責所在?！抖Y記·玉藻》稱:“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盵1]778由此形成的原始檔案就成了事語類史書的主要史料來源。事語類史書,一般以特定的歷史主題或事件,加以輯錄匯編。內容多涉及春秋戰國史事,少數涉及夏、商、西周古史(由戰國時人追憶而成)。其編纂方式通常是以事為樞,以言為要,言行并記,記行事之原委,載言談之語錄[2]。這類史書的大量出現,多集中在春秋戰國時期,這與當時列國交往頻繁有著很大關系,反映了人事、人謀在推動歷史進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有專家認為,“在早期的史書各體中,故事類(事語類)的史書卻特別活躍,數量十分可觀,其實是最突出的一種”[3]288。從清華簡、上博簡、馬王堆帛書等已公布的資料來看,情況確實如此,歸納起來大致可分為如下幾個小類。

一是類似于《國語》的以記言為主的古書,主記“邦國成敗,嘉言善語”[4]594。如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整理者張政烺先生指出該篇應屬于楚大夫申叔向楚莊王建議教育太子“九藝”之一的“語”。全篇16章文字,“每章必記一些言論,所占字數要比記事多得多,內容既有意見,也有評論,使人一望而知這本書的重點不在講事實而在記言論”[5]。有學者列舉例證,認為該書是“《國語》的一種選本,其內容是古本《國語》有,后來散失了的”[6]。不論這個結論是否成立,但可以肯定的是,《春秋事語》當是先秦貴族接受歷史教育的一種課本,“突出特點是每章必記言論,寓理于史”[7],屬于典型的春秋時期的語體史書。此外,還有北大簡《周馴》,是以“訓語”的形式來記載古史。全篇共14章,以周昭文君與共太子對話的形式,回顧了堯、舜以來至秦獻公古代王侯的故事,借以闡述治國為君之道。該簡猶如貴族的家訓,“它以直接的形式,揭示了先秦講說故事的一個重要功能,即以史為鑒,于事喻理,化啟心智”[8]。它是先秦“訓體”文本的一種,也是語體史書的典型代表。

二是以記事為主體的具有專題性質的史書。這類史書往往圍繞具體的思想主旨展開敘述。一種是記治國理政措施。如清華簡《越公其事》,全篇分11章,講述吳越夫椒之戰至越滅吳的故事,重點描寫了越王勾踐實施“五政”,漸致富國強兵的過程。這篇簡文的編纂特點是記事與政論相結合,“對于越國興起的過程與經驗沒有采用君臣問答或單純敘述的方式,而是進行了分類總結和概括,再以時間的次第分別敘述,既有政論的特點,又不失記事的大體”[9]。還有一種是追憶古先圣王往事。如郭店楚簡《唐虞之道》講述上古唐虞時代堯舜禪讓的故事,通過贊美舜的美德闡述了尊賢政治的重要價值。上博簡《武王踐祚》記周武王向太公望垂詢治國之道和鑄銘以自戒之事,體現了戰國史家熔古今史影為一爐的編撰方式[10]。上博簡《成王既邦》記周公教導成王如何行“天子之正道”一事,反映了戰國學者對于“重光其昌”這一理想國的探索。

記史類史學文獻當中還有很多是具有國史檔案性質的文獻。它們多為各諸侯國史官的原始記錄,以單篇或短章形式專記某一歷史事件,內容集中在春秋時期。如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鄭文公問太伯》《子產》述鄭國史事,前兩篇主記武公、莊公史事,對于考察兩周之際鄭國東遷和春秋初期鄭國小霸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子產》主記改革家子產的政治思想,簡文提到的“鄭刑”“野刑”,可以補充《左傳·昭公六年》子產作刑書的記載。清華簡《子犯子馀》《晉文公入于晉》《趙簡子》都是記晉國史事,對晉文公稱霸和卿族勢力崛起的原因有著比較深入的分析。上博簡《成王為城濮之行》《柬大王泊旱》《莊王既成》《申公臣靈王》《平王問鄭壽》《平王與王子木》《陳公治兵》等都是記楚國史事,涉及晉楚城濮之戰、邲之戰等爭霸事件,但更多地講述了楚國公族貴族間的政治殘殺,反映了春秋中晚期楚國復雜的政治局勢。此外,還有清華簡《管仲》和上博簡《競公虐》記齊國史事,清華簡《子儀》記秦國史事。這些事語類史書基本上可看作當時人說當時事,內容比較集中,史料價值很高。

三是以諸子百家語的“語”形式出現。這類文章“今多視為政論,但在古代,卻是私家之史乘”[3]299。如上博簡《魯邦大旱》《舉治王天下》《史蒥問于夫子》等篇以堯、舜、禹、湯、文王等圣人之治來闡發議論,反映了戰國儒家濃厚的崇圣觀念,其歷史觀中的厚古薄今思想傾向非常突出。清華簡第八、九輯收錄的《邦家之政》《邦家處位》《治邦之道》《心是謂中》《天下之道》《虞夏殷周之治》《治政之道》《成人》等篇,則是一組風格相類的有著很強邏輯性的政論文章。這些簡文大致從修身、重德、任賢、恤民、輕刑、反戰、崇禮義、睦外鄰、和諸侯等內政外交方面闡述政治理念,語言通俗而典雅,思想豐富且深刻。其思想歸屬不宜簡單以后世的學派觀念來套用[11],可視之為楚人“雜學”[12]。文中多用“昔者”“今者”作對比,帶有強烈的以史為鑒意識,史論特征十分明顯。

上述以記言、記事為主體的史學文獻已經突破了官書、國史的限制,既不像詩書類文獻那樣古樸深奧,也不再像編年體國史那樣拘守于周禮,而是更多地表現出重視人事的發展和歷史人物對社會變動的認識[13]21。事語類史書代表了春秋戰國以來私人歷史撰述的繁榮,為后世紀傳體史書的編纂提供了很好的借鑒。

二、清華簡《系年》——紀事本末體的濫觴之作

作為一部有著紀事本末體特征的史書,清華簡《系年》開啟了以宏大敘事為主的歷史書寫方式的樣例。這部文獻由138支簡組成,共3875字,分23章,各章相對獨立,內容上采取詳近略遠的述史方式,由武王克商開始,直到戰國早期三晉與楚大戰結束。全篇以晉、楚爭霸為主要敘事線索,具有統一的謀篇布局,“是一篇經過作者精心構思,主題突出、脈絡清晰的史學作品”[14]?！断的辍返拿媸?堪稱中國史學史上的重大發現。它的出現,“就像曾侯乙墓編鐘改變對音樂史的認識一樣,也會改變我們對先秦史學的認識”[15]。

《系年》的編纂有三個顯著的特征。

第一,《系年》雖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紀事本末體史書,但它在體裁上具備了明顯的紀事本末體的特征。紀事本末體作為一種史書體裁,其編纂特點是“以類排纂,每事各詳起訖,自為標題”和“每篇各編年月,自為首尾”[16]437。而《系年》從內容和形式上來看,就大體符合這兩個特點。如第2章記述道:

此章完整講述了兩周之際的政治動蕩,記載了幽王廢長立幼,平王奔西申,驪山之戰,攜、平二王并立,晉文侯殺攜王,平王東遷,諸侯掌權等一系列史事,深刻揭示了周王室內部、內諸侯與外諸侯之間的政治矛盾。作者相繼用“逐”“走”“圍”“亡”“殺”“徙”等字眼,生動刻畫了王室貴族血緣親情的冷漠和政治殺戮的殘酷,還用“周亡(無)王九年”來陳述周王朝權力真空的窘境,表達出對周代王權日薄西山的感嘆。該章以兩周之際局勢變遷這一重大事件作為敘事主線,用幽王、攜王、平王紀年來標注事件發生順序,敘事雖簡,但前后始末一目了然,符合“每事各詳起訖”“每篇各編年月”的紀事本末撰述要素?！断的辍返木幾?“反映了歷史學家要求在紛繁復雜的歷史現象中掌握影響最大的主要歷史事件,明了其來龍去脈、前因后果的新認識”[18]45,表明了作者“帶有理性的進步史觀,更多從人的活動方面來考察,表現出尊重客觀實際的傾向”[19]。因此,說《系年》是紀事本末體的濫觴之作,當不為過。

第三,《系年》作者不虛美、不隱惡的直筆原則。作者從楚人的角度敘史,從不掩飾楚國先王的過失。如第15章講楚莊王以平陳國內亂為借口伐陳,殺夏徵舒,擄其妻少孔(夏姬),致使楚大夫申公巫臣反目,逃晉通吳,最后導致吳人侵入,使楚在對吳戰爭上疲于奔命。第18章講楚靈王背棄第二次弭兵之會,伐徐、吳、陳、蔡等江淮諸侯,并殺蔡靈侯,雖然戰功赫赫,最終也落得個“見禍”的下場。第23章則用“無功”“宵遁”“犬逸”如實描繪楚軍潰敗奔逃的狼狽狀,毫無隱晦之意。這正如專家所說:“篇中不為楚人遮丑,有時措辭頗為嚴厲……作者即使確是楚人,他的眼光則是全國的,沒有受到狹隘的局限?！盵23]“著者通過這種史實的陳述,似乎是想告訴其所教育的對象——戰爭即使是勝利,帶來的也是災難?！盵24]

總之,《系年》稱得上是戰國史學編纂中的一部曠世之作。它的史料來源于王室舊檔和各國史記,不可謂不真實。它吸收了書體、語體、編年體等史體的長處,開創了以“事件”為中心的具有紀事本末特色的歷史編纂方式,不可謂不用心。它的敘事嚴密緊湊,情節生動,不可謂不考究。它用“焉始”“至今”訴說歷史與現實的關系,充溢著深沉的憂患意識,不可謂不深刻?！断的辍肥菛|周史體分衍與融合的產物[25],是展示戰國史學成熟氣質的重要表現之一,其頗具前瞻性的編纂方式,也為后世的歷史書寫賦予了更多的啟示。

三、“天文、地理、禮儀、譜系”類各具特色

涉史類簡帛文獻還存在一些涉及天文、地理、禮儀、譜系等專題性質的史書,反映了戰國史家撰述視野的拓展。它們都是先秦思想文化長期積累的結晶,也是先秦史學編纂多樣性的一種反映。

2021年11月刊布的清華簡(第十一輯)中有一篇名為《五紀》的簡文,是一部罕有的天文類佚籍,堪稱最早的《天文志》。這篇簡文規模宏大,凡130支簡,存4463字,篇幅超過《系年》。整理者黃德寬先生總結說:“該篇始于歷數,終歸人事,結構嚴整,層次豐富,對于古代天文歷數、國家治理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盵26]89

《五紀》的編纂帶有強烈的專制主義思想。簡文開篇就提綱挈領地說:

隹(唯)昔方有港(洪),奮洫(溢)于上,權其有中,戲其有德,以乘亂天紀。后帝、四干、四輔,乃聳乃懼,稱纕(攘)以圖。后帝青(情)已,攸(修)鬲(歷)五紀,自日始,乃旬簡五紀。五紀既敷,五算聿度,大參建尚(常)。天地、神祗、萬貌迥(同)德,有邵(昭)明明,有港(洪)乃彌,五紀有尚(常)。[26]90

五紀,就是日、月、星、辰、歲。它是“后帝”用來統攝宇宙秩序和人間“常法”。這種將天道與人事相連的構想,被作者賦予了神圣且永恒的意味。一是強調“天”與“人”的緊密結合與統一。作者認為人事行用務必與天象運行保持高度一致,不相悖亂,才能達到“天地、神祇、萬貌同德”的和諧景象。二是強調“后帝”至高無上的地位,體現出鮮明的等級意識和專制思維。簡文中的“后帝”(天帝)居于中天,將“群神十有八”“群祇二十有四”“二十八宿”、南門、北斗等神置于四荒、四忱、四柱、四維等方位中,對各級神祇擁有至高無上的支配權。而天地神祇則奉后帝之命各有所司,行使執掌塵世萬貌的相應職責[27]?！段寮o》篇的這個安排,與《史記·天官書》圍繞北極星將二十八宿及各區域星座分布于東官、南官、西官、北官的記述如出一轍,都是在構建一個虛幻的天帝朝廷?！斑@種機械的比附,本身并不科學,但卻是一種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思想在天文觀測上的反映?！盵28]126三是設立以“五紀”為綱領的法則和秩序?！拔寮o”不僅統領“五數”“五算”“五時”“五色”“五氣”等自然法則,還對應“五音”“五章”“五德”等人間秩序。舉凡歲時月令、風雨雷電、道德條目以及人的感覺器官等等,都納入“五紀”體系當中,而且都合于“五”這個數目,為的是體現天經地義、不可違逆的常理。例如禮、義、愛、信、忠這“五德”,作者稱其為“天下之正”。它與儒家的“五行”(仁、義、禮、智、圣)不同,“作者只擇用了其中順從統治的部分……為的是以訓導民眾循規蹈矩”[29]?！段寮o》的天文思想與后世正史《天文志》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在營造“普天之下”的專制一統觀念。盡管作者可能不是一個史學家,盡管他的思想歸屬比較龐雜,兼及陰陽、儒、法各家,但作者旨在創建大一統國家永恒法則的歷史構想對后世史家產生了強烈的啟示。董仲舒的天道合一說、班固的承天統理和一統尊君的歷史觀,都能從《五紀》中找到類似的影子。因此,從歷史觀的承接上來看,《五紀》的神意史觀對當時及秦漢以后史學的影響是不容小覷的。

地理類著作中較典型的是上博簡《容成氏》。該篇主述堯、舜至文王等上古三代古帝王的傳說,含有濃厚禪讓思想,當是戰國時期熱衷于托古改制的儒生所作。文中有相當篇幅記述大禹治水、分九州的故事,所載九州之名除徐、荊、揚、豫外,其余五州名稱均為首次出現,這說明《容成氏》中的九州“完全可以視為自成一系的古老傳說”,該九州傳說發生的地域“最大可能在黃河下游的山東一帶”[30],也就是齊地。齊國在戰國大多數時間里一直處于一等強國行列,也具備統一的資格,《容成氏》的地理觀念或許就是齊人九州一統觀念的另一種表達。

禮儀類文獻亦即禮書。先秦禮書大多出自史官的非正式的禮制載錄[31],后由儒家七十子后學編輯成冊。這類禮書多保存于上博楚簡中。如《天子建州》篇,主要論述周代大饗禮的飲食禮規及禮與儀、禮與刑的關系。特別是篇中“豊(禮)之于宗廟也,不腈(精)為腈(精),不美為美”一句,體現出文質兼具、和諧相濟的禮學觀念[32]?！毒訛槎Y》和《弟子問》“當是顏氏之儒所傳,反映了顏氏之儒所受孔子之教的某些側面”[33],前者記載了大夫“容禮”的若干細節,可與傳世文獻《禮記》《新書》的記載互相補充;后者則通過孔子答弟子問的方式,介紹了君子言行應注意的一些禮節。禮書從先秦歷經兩漢魏晉南北朝的發展,至隋唐時形成了所謂的儀注學,歸屬于史部。不過先秦禮書所體現的正綱紀、別尊卑、區貴賤的專制主義意識形態,依然貫穿于后世禮書的撰述和修訂中。這也正是儀注類史書備受專制統治者重視、長期處于顯學之位的原因。

譜系類文獻的代表當屬清華簡《楚居》?！冻印肥且黄涊d楚國先祖世系及遷徙情況的古史文獻。學者推測該篇“或者是在《梼杌》的基礎上創作而成的”,作者應為楚國史官,很有可能就是清華簡墓主人[34]?！冻印返奶攸c是按世系衍生敘述歷史,以楚公楚王的譜系為經,以居處遷徙為緯,附載楚王求偶經歷、后妃相貌、生子情況等,目的是體現楚王世系的連續性和正統性?！冻印放c《世本》《帝系姓》《春秋歷譜牒》等均屬于同一類作品,基本契合了《周禮·春官·小史》“小史掌邦國之志,奠世系,辨昭穆”的要求,都是先秦氏族政治在歷史編纂上的反映。譜系類史書編纂到了南北朝隋唐時期形成了所謂的譜牒之學,甚至一度位居顯要,并細化成士族、譜籍、世胄、世官、譜學、譜局等著錄小類。但無論怎樣細化,它們在推世系、辨親緣、定姻親的編纂主旨上與先秦“氏姓之書”是一致的,說明先秦譜系類史書也為后世的譜牒之學產生了重要影響。

簡言之,上述天文、地理、禮儀、譜系類等涉史類文獻的編纂,是戰國史學分化的具體反映。這些史學專篇并非偶然出現,而是戰國史家根據時代變遷和政治需要精心構造的產物。它們看似不言政治,實則與現實政治密不可分,體現出“史之為用,其利甚博”[35]303的社會功用,更是反映了史家經世致用的著史動機和政治情懷。

四、史學成“家”:戰國史學編纂多樣化形成原因探論

歷史編纂是主觀進行的,其執行者就是那些具備深邃歷史思維的歷史學家們。英國學者柯林武德曾說:“歷史知識就是歷史學家正在研究的那些思想在他自己心靈里的重演?！盵36]213所以,歷史學家也是歷史的創造者。所謂“心靈里的重演”,實際上就是歷史學家執行社會責任、參與現實的歷史創造活動。而這個創造活動,就是史學編纂工作。

戰國史學編纂之所以能夠展現出成熟的氣質和多樣的面貌,得益于戰國“史家”這一家派的貢獻。以往提到先秦各家各派,我們往往想到的是在思想領域作出卓越貢獻的諸子百家。實際上,史學領域也有“家”,那就是“史家”。史家脫胎于商、周史官,但與早期史官僅限于記錄官書和史詩的職事不同,春秋以后的史家已經走出了學在官府的藩籬,開始大規模編纂國史、家史及其它專門性史籍,以適應“治”的需要。春秋戰國各種歷史撰述的出現,顯示出史學已經進入到勃然生長的階段。這一時期的史學編纂群體,如同儒、墨、道、法一樣,卓然成為一“家”。他們有著共同的編纂宗旨,就是“王道備,人事浹”[21]509;有著清晰的書寫原則,那就是“書法不隱”[37]663;有著明確的撰述目的,那就是采善貶惡、彰往察來;更有著廣闊的歷史視野、完善的史學思想和深刻的歷史觀念。戰國史家已經具備家派的學術特征,其鮮明的個性意識和多樣化的表達足以令它成為與諸子百家并稱的“史家”。恰恰正是其個性、多樣的特質,才使得戰國史學形成百花齊放與多途發展的現象。因此,考察戰國史學編纂多樣化的形成原因,需要從戰國史學的成“家”這一角度入手。

首先,王官失序致使史官向史家轉變,促進了國史修撰的繁富?！睹献印るx婁下》載孟子語:“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盵38]572說明西周時期用史詩來頌揚王化意義的述史形式已經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展現霸權雄姿的列國國史的編修。王官下移為國史編纂帶來了很大的便利。一是各國史家(指那些具有歷史意識的史官、卿相、士大夫等)可利用大量積存的官書檔案作為史料來源,采取靈活多變的方式,編纂出適合本國歷史形勢的史著,如春秋、梼杌、乘、書、志、微等。二是歷史編纂從內容到形式更加系統化,如從體裁上看,就有事語體、記體、訓體、編年體以及帶有紀事本末特征的歷史撰述。很多史著往往圍繞一個史體,兼蓄其它史體特點,融會貫通為一體。三是出現了史書以外的各種撰述類別,如禮、樂、兵、刑等具有典制體性質的史書以及天文、地理、譜系等專門性史書。國史編纂的日漸繁富更好地反映了春秋戰國的歷史變革,為中國史學的多樣發展奠定了很好的根基。

其次,私人歷史撰述蔚然成風,為戰國史學的多樣發展提供了強勁的動力。春秋末年,孔子據魯國國史修撰成《春秋》,開啟了私人歷史撰述的先河。至戰國,私人修史蔚為大觀,出現了多種形式的歷史撰述:有關于春秋時期的編年體史書和文獻匯編,有解釋《春秋》的史書,有關于戰國時事的輯錄,還有萌芽形態的通史性質的著作[13]20。傳世文獻中的《春秋》三傳、《國語》《戰國策》,出土文獻中的事語類史學文獻,基本上都是私修史著。它們的作者,大多數并非史官,但并不妨礙其成為優秀的史家。這些史家能夠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原因種種:一是出于王命,供統治者覽觀所需;二是補史官之闕,以豐富史實;三是出于發展史學的自覺意識;四是史家自身敏銳的洞察力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所致。戰國時期私人歷史撰述徹底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局面,開創了屬詞比事、約文去繁、征信、求真等歷史編纂的優良傳統,促進了戰國史學領域的活躍和創新。

再次,春秋戰國復雜多變的政治形勢,突出了史學的資治效應。史學社會功用價值的擴大和史學重要性的提升,是造成戰國史學編纂成就豐富多樣的重要原因之一。漢代史家司馬談在他的《論六家要旨》這篇學術史文獻中,開篇便提綱挈領說:“《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蜿庩?、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盵21]3289這段話總結出先秦諸子的學術宗旨在于“務為治”,即服務于當前政治,亦即常說的經世致用。戰國史家作為百家中的一家,在經世致用方面,較之諸子,有過之而無不及。史學經世致用的涉及面是很廣的,上及治國理政,下及人生修養。因此,出于“致用”這個目的,戰國史學編纂在數量和種類上驟然提升。如在治國理政方面,《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記載有《左氏春秋》《鐸氏微》《虞氏春秋》《呂氏春秋》,出土文獻中有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銀雀山漢簡《晏子春秋》、清華簡《系年》《越公其事》、上博簡《魯邦大旱》等等。這些史書,都是戰國史家對于春秋這個距離他們最近的時代的歷史經驗和智慧的總結,充分表達了資治這個編纂宗旨。除此之外,記載夏、商、西周和戰國當代史的史學文獻亦不在少數。在人生修養方面,戰國史家早已注意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39]243的意義?！蹲髠鳌贰秶Z》以及清華簡、上博簡中的很多史料,都是通過記錄前代人物的言行,來闡述忠孝、仁義、禮樂、圣智的社會作用。這也正是當時史家以史為鑒、以人為鑒的用意所在。

最后,戰國史家內部的學術創新和融合,為戰國史學的多樣發展提供理論指導。戰國史家總結了很多史學理論方面的成果。如在史筆方面,戰國史家創立了采撰、實錄的信史原則。在史家修養方面,孟子提出了事、文、義三原則,指出史家必須具備記事、文采、歷史認識這三個基本理論素質。在史識方面,戰國史家運用了通識的歷史認識方法,開創了中國古代史學的通史家風。通識有縱通和橫通兩種?？v通有《左傳》《竹書紀年》、清華簡《系年》、帛書《春秋事語》、云夢秦簡《編年記》、荊州胡家草場漢簡《歲紀》等,都是以時間為序體現歷史發展的連續性。橫通如《國語》、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等,則是通過地域或人物言行來把握歷史的橫斷面。無論哪一種“通”,都是編纂者整體性歷史眼光的表達,體現了史家群體以古律今的歷史意識。此外,戰國史家在史法、史評、考據等史學理論上,在天命、時勢、通變等歷史觀念上,都頗多創見。正是基于這些理論成果,戰國史學才形成了系統的、連續的、多層面的歷史撰述。

五、結語

馬克思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盵40]121戰國史學的創造自然也是以它已有的“條件”為依據的。這個“條件”,就是它正處于中國思想文化的“軸心時期”,也就是由神道主義發展到人文主義、由道術一尊走向道術分裂的思想飛躍時期。這一思想背景,促使戰國史學走出了單一的以《詩》《書》載史的模式,分化成不同類型并具備一定體例的專史,產生了豐富多樣的史學成果。多樣化,正是戰國史學整體面貌的突出特征。這個特征顯示出戰國時期的史學已經褪去童年的稚氣,發展到比較成熟的階段?？傊?戰國史學編纂不僅為秦漢以后的史學提供了豐富的理論,也對中國古代史學的連續性發展和中華文明的傳承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應予以充分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