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在災害應急供應鏈協同中的作用
——考慮公眾參與的演化博弈與仿真分析

王繼光 楊 凱* 胡玉尚

1. 山西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山西太原 030006；2. 云南大學工商管理與旅游管理學院 云南昆明 650500

《“十四五”國家應急體系規劃》中指出，中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各類安全風險隱患交織疊加，突發性事件易發多發。為貫徹落實“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保障國家在重要戰略機遇期的穩步發展，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完善國家應急管理體系，提高防災減災救災和急難險重突發公共事件處置保障能力”。突發事件的頻發不僅嚴重威脅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財產安全，同時也影響著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政治安寧。突發事件對政府應急管理提出了嚴峻挑戰，如優化應急預案[1]、加強應急管理組織體系[2]以及健全應急協調聯動體系[3]等方面。盡管相關政府部門積極有效的應對突發事件的應急管理以及應急救援，但是各種風險安全隱患仍然突出，供應鏈受突發事件沖擊導致供應中斷、應急救援難以及時開展、應急物資需求難以滿足需要等事件時常發生。突發事件的突發性和異常性愈發明顯，亟待構建優化協同高效的供應鏈格局。而現有研究表明，社會公眾通常既是突發事件的直接受害者，同時也在突發事件的應急供應鏈管理中具有重要作用[4]。因此，考慮公眾參與對應急供應鏈協同主體的策略選擇具有重大意義。

一、文獻回顧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應急供應鏈協同管理做了大量研究，主要從公眾參與、應急協同以及演化博弈三方面展開。公眾參與方面：2012 年，Rood[5]首次探索了公眾參與在應急管理領域的作用，表明公眾是應急管理領域尚未開發的資源。 2020 年，Chen[6]指出面對自然災害應對的新形式和新任務，有效地組織公眾參與應急救援成為了減少經濟損失傷亡的當務之急；陳迎欣等[7]分析了2008—2017 年的應急救助案例，指出公眾具有靈活性 、覆蓋面廣、多元化救助等多重優勢。應急協同方面：2010 年，Kapucu 等[8]對領導力、決策、政府間和組織關系間以及相關技術應用進行了調查研究，首次提出了針對應急和災害管理，需要應急協作網絡來進行資源的有效利用；2020 年，Xiang[9]研究了全球頻繁突發事件下的能源短缺，提出了依據群體共識理論來實現能源應急供應鏈的協同；此外，張琳等[10]在針對非常規突發事件時，運用Stackelberg 博弈研究了如何通過價格柔性契約促進物資供應鏈協同；而姜旭等[11]則探討了在新冠疫情等突發事件下，如何構建高效的應急供應鏈協同體系。演化博弈方面：1973 年，Smith 等[12]首次提出了演化穩定策略，這標志著代表有限理性的演化博弈理論的誕生。應急供應鏈協同往往涉及多個主體，各主體之間存在著復雜的利益關系，這種多主體間的互相博弈以及決策者的有限理性符合動態演化博弈的相關假設，現有的應急管理也常見演化博弈的方法[13]：2012 年，王慧敏[14]首次探討了非常規突發事件下的動態應急決策問題，指出了多個應急主體強互惠作用下可以相互適應、協調、演化，達到合作的帕累托最優。之后Fan[15]在公共衛生應急管理背景下，建立了政府、社區和居民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政府動態獎懲機制對于相關主體積極性的影響； Liu[16]基于王慧敏[14]的研究，在突發事件呈現交叉、衍生、鏈條、隨機等多種復雜特征下，建立了政府—社會應急組織—政府支持機構三方博弈模型，解釋應急救援主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影響機制。

上述研究為突發事件應急供應鏈協同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撐，但尚有如下不足：一是現有文獻很少考慮政府、零售商和制造商的聯合決策問題，也很少關注公眾參與對于相關應急主體的策略選擇影響；二是應急管理響應是一個動態過程，包括應急響應階段的事前、事中和事后[17]，很少有文獻考慮應急響應具有多個階段；三是多數文獻忽視了公眾參與應急管理的階段性問題，公眾受限于突發事件的不確定性和信息的不對稱性[18]，很難及時地參與應急響應，公眾對于應急供應鏈協同的監督狀況也會伴隨應急響應的不斷發展而改變。為了回應上述問題，本文基于演化博弈理論，構建政府—制造商—零售商三方演化博弈，分析在應急響應的不同階段以及公眾不同監督程度下，應急供應鏈企業的策略選擇狀況。主要貢獻包括三點：一是考慮不同應急響應階段下，各主體聯合決策以及相關策略選擇狀況；二是針對不同響應階段下，政府不同獎懲狀況對于相關主體策略選擇的影響；三是本研究將公眾參與作為參數變量，考慮公眾不同階段下的監督狀況對于演化博弈結果的影響。

二、問題描述和基本假設

(一)問題描述

政府作為應急管理的主導力量，對于應急供應鏈協同狀況具有顯著的影響。本文針對突發事件下的應急供應鏈協同問題，首先引入政府作為監督主體，根據應急供應鏈上的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應急策略選擇，政府對供應鏈雙方主體做出獎懲政策，考察政府獎懲對于應急供應鏈協同策略選擇的影響。其次將公眾作為參數變量引入政府—制造商—零售商三方博弈的模型中?？疾煸诓煌憫A段下，公眾不同監督狀況對制造商和零售商策略選擇的影響。相關假設如下。

(二)模型假設

假設1：應急供應鏈博弈參與方均為有限理性。具體包括：應急供應鏈上的制造商和零售商以及主導應急管理的政府，且通過專家咨詢和參考，“政府”可以作為演化博弈群體的主體[19]。此外，三方主體策略選擇具有隨機性和信息不對稱性，并且相關主體都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則來選擇策略。

假設2：公眾廣義上由公眾、社會團體、非政府組織等組成。參考借鑒Tsai 等[20]、杜建國等[21]的研究，本文用道格拉斯生產函數S=Rnavb表示突發事件前、中、后期公眾對于應急供應鏈協同狀況的關注程度。R表 示公眾在突發事件對于應急響應的關注程度，n表 示公眾參與應急供應鏈監督的程度，v表示公眾參與應急供應鏈監督的知識掌握程度。在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中，a、b表示對應變量的彈性系數，這里為簡化計算，令a、b=1。

假設3：應急供應鏈上下游雙方的選擇策略為{參與，不參與}，策略概率為(x, 1-x)和(y, 1-y)。(x、y)∈[0,1]，在應急供應期間，雙方主體維持基本運行的收益為R1、R2。若雙方選擇參與應急協同（x,y=1），則需要付出成本C1、C2，并承擔相應的風險P、T，參與風險系數為β（β ∈[0, 1]），平均風險損失為βP、βT。若供應鏈雙方選擇不參與(x,y=0)，可以獲得閑置資源的投資效益：V1、V2，而被公眾監督發現的概率為S1，相關損失為L1、L2，例如：社會聲譽和品牌效益的降低等，平均損失為S1L1、S1L2。此外，當供應鏈雙方選擇一方參與而另一方不參與時，可以獲得“搭便車”收益E1、E2。

假設4：政府選擇的策略為{積極監督，消極監督}，策略概率為（z, 1-z），z∈[0,1]。政府在應急供應期間的基本收益為RC維持基本運行的成本為Cg。當政府選擇積極監督（z=1）時，政府需要付出相應的監督成本CS，同時政府對應急供應鏈的參與主體做出相應的補貼Mg，補貼分配系數為a（a∈[0, 1]），對于不參與的成員做出相應的懲罰F。而當政府選擇不監督（z=0）時，被公眾發現的概率為S1，相關損失為L3，平均損失為S1L3。

假設5：在應急供應鏈雙方主體均選擇參與協同時，企業和社會的資源得以有效利用，政府會獲得社會聲譽以及社會效益EC，而供應鏈雙方主體會獲得協同產生的協同收益W，收益分配系數為r（r∈[0, 1]），若供應鏈主體未選擇協同，政府需要花費額外資金Cd來維持應急物資的調度和供應。

根據模型假設，得到三方博弈的支付矩陣（見表1）。

表1 三方演化博弈支付矩陣

三、參與主體策略演化穩定性分析

(一)制造商的策略穩定性分析

制造商參與和不參與的期望收益為Um1和Um2，平均期望收益Um為：

制造商策略選擇的復制動態方程為：

F(x)關于x的一階導數和設定的K(y)函數為：

基于微分方程穩定性定理，制造商選擇應急供應鏈協同的穩定策略需滿足：F(x)=0且dF(x)/dx＜0。由于?K(y)/?y＞0，所以K(y)是關于y的增函數。

當y=y*=[C1-S1L1+V1-z(aMg+F)+βp]/(rW-E1)時，dF(x)/dx=0，所有的x都處于演化穩定狀態；當y＞y*時，dF(x)/dx|x=0＜0，x=0為制造商的演化穩定策略，當y＜y*時，dF(x)/dx|x=1 ＞0，x=1為制造商的演化穩定策略。制造商的策略演化相位圖見圖1。

圖1 制造商策略演化相位圖

(二)零售商的策略穩定性分析

零售商參與和不參與的期望收益為Ur1和Ur2，平均期望收益為Ur：

零售商的復制動態方程為：

F(y)關于y的一階導數和設定的J(x)函數為：

基于微分方程定理，零售商選擇應急供應鏈協同策略的穩定狀態必須滿足：F(y)=0且dF(y)/dy＜0。由于?J(z)/?z＜0，所以J(z)是關于z的減函數。

當z=z*=[x(E2+rW-W)-S1L2+C2+Mt+V2+βT]/(F+Mg-aMg)，dF(y)/dy=0，所有的y都處于演化穩定狀態；當z＞z*時，dF(y)/dy|y=1 ＜0，y=1為零售商的演化穩定策略；反之，當z＜z*時，y=0為零售商的演 化穩定策略。零售商的策略演化相位圖見圖2。

圖2 零售商策略演化相位圖

(三)政府的策略穩定性分析

政府監督和不監督的期望收益為Ug1和Ug2，平均期望收益為Ug：

政府的復制動態方程為：F(z)關于z的一階導數和設定的G(y)函數為：

基于微分方程定理，政府選擇積極監督策略的穩定狀態必須滿足：F(z)=0且dF(z)/dz＜0。由于?G(y)/?y＞0，所以G(y)是關于y的增函數。y=y**=[Cs-2F-S1L3+x(F+aMg)]/(aMg-Mg-F)時，dF(z)/dz=0，所有的z都處于演化穩定狀態；當y＜y**時，dF(z)/dz|z=1＜0，z=1為政府的演化穩定策略；反之，當y＞y**時 ，z=0為政府的演化穩定策略。政府的策略演化相位圖見圖3。

圖3 政府策略演化相位圖

三方動態方程組合不僅可以看出主體行為選擇與策略組合特征，同時可以看出博弈各方的演化穩定狀態均與另兩方策略概率相關且受其他關聯參數作用，表現為組合特征，三方復制動態方程如下所示：

三方演化博弈均衡點穩定性分析：

根據F(x)=0、F(y)=0、F(z)=0可得系統均衡點：B1(0,0,0)、B2(1,0,0)、B3(0,1,0)、B4(0,0,1)、B5(1,1,0)、B6(1,0,1)、B7(0,1,1)、B8(1,1,1)。三方演化博弈的Jacobian 矩陣為：

利用李雅普諾夫(Lyapunov)間接法[22]，當Jacobian 矩陣特征值均為負數時，均衡點為漸進穩定點。分析各均衡點的穩定性見表2。

表2 均衡點特征值判斷表

(四)穩定點分析

根據三方收益支付矩陣和雅可比矩陣的特征值可以得出各個均衡點到達穩定狀態的均衡條件，根據Friedman 理論[23]，雅可比矩陣的所有特征值均為負時對應的均衡點即為微分方程系統的演化穩定點（ESS），否則為不穩定點，其中當存在0 特征值時為鞍點?；诒? 判斷穩定點的特征值正負情況，并分析各均衡點的穩定性。

階段1：突發事件響應前期，政府作為應急響應的主導力量，會積極投入到應急響應中去。由于突發事件的不確定性，非受災地的公眾難以在響應前期起到及時的監督作用，而受災地的公眾受限于突發事件本身，常常也難以發揮監督的作用。在缺乏公眾監督的情況下，供應鏈上的制造商和零售商受應急響應風險的影響，以及機會成本帶來的短期收益，即C1+V1+βP＞F+aMg。常常會選擇不參與應急供應鏈協同，此時B4(0,0,1)成為此時演化博弈的穩定點。

階段2：應急響應中期，公眾對于應急供應鏈的監督程度和監督知識逐步完善，公眾開始逐漸關注應急供應鏈的協同發展，即R=0.5。伴隨著公眾的監督，政府逐漸加強監督和懲罰力度，此時當政府給予的補貼力度和懲罰力度以及由公眾參與監督所造成的損失成本超過了制造商不參與應急供應鏈的利益和，即F+aMg+S1L1＞C1+V1時。制造商開始選擇參與應急供應鏈協同，而位于供應鏈下游的零售商在參與協同時還要支付給制造商補貼Mt，假設：F+(1-a)Mg+(1-r)W+S1L2＜E2+C2+Mt+V2+βT時，即政府以及公眾參與所帶來的損失小于零售商的利益以及成本和，零售商的參與意愿不強烈，所以點B6(1,0,1)為這一階段的演化博弈穩定點，對應的策略為(參與，不參與，積極監督)。

階段3：隨著應急響應的不斷發展，在應急響應的末期，公眾的監督水平和監督知識逐漸完善，并且隨著應急事件的不斷演化，公眾參與應急供應鏈管理的意愿不斷加強，即R=1，制造商和零售商受公眾監督帶來的損失不斷增加，以及雙方的協同收益隨著協同的深入而增長，在這個階段下，即使缺乏政府監督，公眾監督帶來的損失以及協同收益帶來的影響會促使供應鏈雙方加強應急協同，而政府則可以選擇降低應急供應鏈的關注度，減少因持續監督應急供應鏈所帶來的高額成本，扮演“守夜人”的身份，從而將社會資源轉移到突發事件的重建以及恢復方面，促進社會資源的合理使用。所以B5(1,1,0)成為了這一階段的演化均衡點。

四、數值仿真分析

為了驗證演化穩定分析的有效性，利用Matalab 進行數值仿真分析，由復制動態方程得出，影響演化博弈穩定性的主要因素有：政府監管力度，公眾參與程度以及相關系數。據此，針對不同響應階段，分析不同階段下主要參數的變化對博弈結果的影響。

(一)不同響應階段下的演化仿真分析

基于突發事件的不同響應階段下公眾對于應急供應鏈協同的不同監督狀況：R=0、0.5、1的狀況，以及在零售商和制造商同時參與應急供應鏈協同后收益的增長和零售商的風險增長的狀況下，參照相關文獻[13][24][25]，對相關參數賦予不同數值并確保其滿足各階段ESS 點穩定均衡條件（見表3）。

表3 不同階段下參數值初始設定

當數值符合階段1 的條件時，演化過程見圖4，不論初始意愿的情況，政府作為應急響應的主導力量，始終會選擇積極參與應急響應，而由于缺乏公眾的監督，供應鏈雙方主體都傾向于消極參與的策略，最終匯于點(0,0,1)，策略組合為（不參與、不參與、積極監督）

圖4 階段1 數值仿真結果

當數值符合階段2 的條件時，演化過程見圖5，三方主體演化策略結果呈螺旋狀，隨著時間的推移，制造商的協同意愿不斷增強直至1，政府的監管意愿不斷增強直至1，而零售商的協同意愿則降至0，最終交匯于點(1,0,1),策略組合為（參與、不參與，積極監督）。

圖5 階段2 數值仿真結果

當數值設定符合階段3 的條件時，演化過程見圖6，由于政府監管成本的不斷上升，政府監管意愿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下降至0，此外，供應鏈雙方的協同收益隨著協同時間的增長而增加，在公眾逐漸增長的關注度以及參與度下，供應鏈雙方即使在政府監督意愿下降的情況下，仍然會選擇積極參與應急供應鏈協作，最終交匯于點(1,1,0)。

基于上述三種階段下的演化博弈分析，可以看出作為應急主導的政府在突發事件來臨時，總會積極參與應急響應?；诠姷牟煌瑓⑴c程度，整個應急供應鏈的協同狀況也不同：在響應初期，受限于資源的有限性，供應鏈上的制造商和零售商往往會傾向于選擇不參與應急協同，此時公眾也缺乏監督知識和監督意愿。伴隨著響應階段的不斷發展，公眾和政府開始關注應急物資的配送和生產，政府開始著手應急供應鏈的監管，但是由于應急供應鏈雙方主體的不對等性，導致零售商往往要付出更多的協同成本。因此，在政府選擇積極監管和制造商參與協同的情況下，零售商仍然保持不參與的態度。在應急事件的后期，由于協同的不斷完善和公眾監督水平和意愿的不斷提升，制造商和零售商傾向于積極參與應急供應鏈協同，此時，政府可以適當放松監管程度，在應急供應鏈協同中充當“守夜人”的身份[26]，將社會資源向事后重建等方面傾斜，促進社會資源的有效循環和利用。

(二)政府補貼力度對演化博弈結果的影響

在響應中期，制造商由于公眾監督會選擇參與應急供應鏈協同，而零售商由于會付出更多的成本，往往難以做出參與應急供應鏈管理的策略，在階段2 的基礎上，增加政府的補貼和監管力度，假設政府的補貼Mg=200、300、400、500、600，探究在不同補貼力度下，各主體的演化博弈結果以及演化速度（見圖7）。

圖7 政府補貼力度對三方演化博弈結果的影響

在初始補貼的情況下，政府和制造商都會選擇積極參與應急協同。當政府補貼Mg逐漸增長時，供應鏈雙方主體并未積極參與應急協同工作，即使在某一補貼閾值內，政府的補貼對零售商參與具有正向影響，但是三方策略也未達到穩定狀態，零售商選擇參與應急協同的策略呈現周期性波動，即政府積極參與應急監督時，零售商選擇參與應急協同的概率增加。而當補貼Mg大于一定閾值時，受制于成本和資源的有限性，政府參與監督意愿會不斷降低，而原本持積極樂觀態度的制造商也會隨著政府意愿的降低而減少參與意愿。這揭示了在應急響應的特殊階段，僅靠提升政府補貼并不能夠有序促進應急協同。

(三)政府懲罰力度對演化博弈結果的影響

在響應中期，僅靠政府不斷增加補貼力度并不能促進應急供應鏈三方主體實現更好的協同，相反，會由于成本的上漲導致政府和制造商由積極參與轉變為不參與，因此，在階段2 的基礎上，增加政府的懲罰力度，假設政府的補貼F=40、50、60、70、80，探究在不同懲罰力度下，各主體的演化博弈結果以及演化速度（見圖8）。

圖8 政府懲罰力度對演化博弈結果的影響

在政府不改變補貼的狀況下，隨著政府懲罰力度的不斷提升，零售商從原來的不參與意愿逐漸向參與轉變，但是一味地增加懲罰成本，并不能夠使三方主體更好地參與應急供應鏈。相反，當懲罰力度大于相關閾值時，零售商和政府會在參與和不參與之間循環。

(四)公眾參與意愿對演化路徑的影響

應急供應鏈主體多樣性的特點表明公眾對于應急供應鏈的協同具有良好的監督作用，為了探究公眾參與度對三方演化博弈結果的影響，在階段1 的設定基礎上，假設公眾監督概率S1=0、0.2、0.5、0.8、1的情況下，探究三方主體的演化狀況和演化速度(見圖9)。

圖9 公眾參與度對三方演化博弈結果的影響

可見隨著公眾關注度的不斷增加，制造商和零售商以及政府會逐漸傾向于參與應急供應鏈的協同中去，此外，當S1=0.2時，此時的政府和制造商由于公眾監督帶來的損失和自身利益的平衡導致自身決策在參與和不參與之間循環，零售商由于需要付出更多的參與成本，參與意愿隨著時間的推移迅速降至0。而當公眾的參與意愿不斷增強時，三方主體都會逐漸傾向于選擇積極參與到應急供應鏈協同，而且隨著公眾監督概率的增加，整個系統的均衡演化速度會加快。

五、結論和啟示

(一)研究結論

本文在有限理性的假設下，將公眾參與因素引入到政府監督下的應急供應鏈響應過程中，構建應急供應鏈制造商、零售商和政府監管部門組成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論證公眾參與因素、政府獎懲機制對于應急供應鏈協同響應的影響，并通過Matlab 仿真分析模擬應急供應鏈響應過程中的動態演化路徑。研究顯示：在考慮公眾參與的條件下，應急供應鏈相關主體協同響應初始意愿、政府獎懲強度以及社會公眾參與意愿對應急供應鏈協同響應均會產生不同程度和方式的影響，具體如下。

在面對突發事件所導致的應急事件時，政府作為應急管理的主導力量，會選擇積極參與應急響應，這充分彰顯了我國政府在災害救援工作中堅持“以人為本”原則，充分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27]，但是在缺乏公眾參與監督的情況下，僅靠政府的獎懲政策很難促使供應鏈上的企業積極參與應急供應鏈協同響應，受制于資源的有效性和突發事件救援的緊迫性，制造商和零售商面臨著明顯的風險損失和參與成本挑戰，因此他們可能會選擇不參與應急供應鏈協同響應。最終導致初期階段，只有政府參與應急管理，三方博弈的策略選擇會傾向于（0，0，1）。

在應急響應中期，政府對于應急供應鏈的制造商和零售商的補貼獎勵與政府參與行為呈倒U 型關系，即在一定閾值內，政府補貼會促進損失方較大的零售商參與應急供應鏈協同，即當補貼力度Mg=300時，零售商的參與意愿會產生0 ～ 0.3 的略微起伏，而當補貼力度超過300 時，此時政府面臨應急救援的緊迫性和應急協同響應的雙重管理難題，往往會降低參與意愿。如圖7 所示，政府的參與意愿會產生1 ～ 0.4 的下降趨勢，伴隨著政府參與意愿的減低，零售商的邊際效應也會下降，其參與意愿也會降低，進而影響系統達到理想的均衡狀態。最終導致中期階段，在政府獎懲政策下，僅有制造商和政府參與到應急管理過程中，三方博弈的策略選擇會傾向于（1，0，1）。

公眾的參與意愿對于應急協同響應具有明顯作用，如圖9 所示在缺乏公眾監督時，即使政府積極參與應急管理，也難以推動應急供應鏈的協同響應，即公眾監督意愿S1=0時，演化博弈均衡點為（1，0，0）。在公眾參與應急管理的環境下，多方協同主體逐漸考慮外部環境中公眾參與因素所帶來的聲譽影響，隨著公眾參與意愿的提升，制造商和零售商開始進行應急協同響應，當S1=0.5時，制造商和政府都傾向于選擇參與應急供應鏈管理，零售商受限于應急響應以及參與應急協同的額外成本，仍然保持觀望態度。而當S1＞0.5，零售商考慮到公眾監督所帶來的聲譽損失大于參與成本時，開始選擇參與應急協同，此時應急響應過程中的政府、制造商和零售商都會參與到應急響應中，三方策略選擇傾向于（1，1，1）。本研究與Li[28]一致，表明公眾監督的概率會促進三方主體的協同意愿，即盡管政府在應急管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面對突發事件時，公眾參與正逐漸成為應急管理過程中被接受的一部分。面對應急響應問題，公眾參與不僅可以有效解決政府因突發事件的緊迫性所產生的“政府失效性[29]”問題，還可以發揮“旁站”監督效果，進而減少政府在應急響應過程中的監督成本，促使政府充當“守夜人”的身份，促進社會資源的合理利用和有效循環。

(二)管理啟示

面對突發事件時，提升社會公眾參與應急管理的意愿和能力，已經成為學者和管理者的共識，基于上述演化博弈和穩定均衡狀態分析，結合社會公眾參與應急管理的問題，提出了以下啟示。

在應對突發事件時，政府應確立科學有效的應急響應績效評估體系和聲譽機制，鼓勵公眾和非政府組織監督并公開供應鏈中的應急響應過程，以促進相關企業及時做出應急協同響應。

政府應合理運用經濟補償機制并成立專門的應急管理部門。對于積極參與應急協同響應的企業，應給予適當獎勵并實施相應懲罰，以增進企業參與應急管理的積極性。

強化企業參與應急管理責任，在面臨突發事件時，企業應及時建立應急預案，建立有效的內部和外部溝通機制，保持與政府、其他企業和公眾之間的密切聯系，及時向公眾和利益相關者發布準確信息，保持信息透明，減少不確定性和猜測，提高應急資源共享能力和應對能力。

為完善應急管理的社會公眾參與體系，政府應將應急管理視作涉及社會各方面的系統工程。為此，建立健全法律和制度環境以保護社會公眾積極參與的熱情至關重要。為了提升社會公眾參與應急管理的效率，鼓勵社會公眾和各類社會組織積極參與應急管理工作，提升其參與的知識和能力，優化參與環境，并強化應急事件信息的公開和交流。有效提升公眾參與的廣度和深度，切實貫徹應急管理工作依靠群眾的方針和路線。

建立促進公眾參與的組織制度體系至關重要。政府應進一步完善社會公眾參與流程，構建由政府主導、政府和社會公眾共同參與的多層次協同網絡體系，優化各主體的分工，并完善應急管理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