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確性提示降低錯誤信息的分享意愿 *

陳婉婷 張逸飛 何清華

(1 西南大學心理學部，重慶 400715) (2 四川省紀檢監察心理與行為重點實驗室，成都 610066)

1 引言

錯誤信息(false information) 包括不實信息(misinformation)、虛假信息(disinformation)、假新聞(fake news)等(Meel ＆ Vishwakarma,2020)。錯誤信息的廣泛傳播阻礙了真實信息的有效傳遞(Zhang ＆Ghorbani,2020)，對個人決策(金花 等,2021; Meel ＆Vishwakarma,2020) 及社會發展帶來不良影響(Lewandowsky et al.,2017; Singh et al.,2022)。因此，為阻斷錯誤信息的傳播，厘清個體分享錯誤信息的動機并制定相應的干預措施尤為迫切。

信息真假辨別能力(truth discernment)是影響錯誤信息分享的重要因素之一(Pennycook ＆ Rand,2021)。信息的真實性對分享意愿有著顯著的影響，個體更傾向于分享準確度高的信息(Pennycook et al.,2021)。然而，個體在無法正確辨別錯誤信息的情形下，很有可能將其視為真實信息而進行分享。此外，心理動機也是個體選擇分享錯誤信息的因素(李艷紅,劉佳諾,2022)?；谡J知協調理論，當個體接觸到與原有信念沖突的信息時，為了避免認知失調并維持自有信念，個體可能會忽略信息的準確性，選擇接受甚至分享與自己信念相一致的錯誤信息(Moravec et al.,2019)。

個體在分享信息時常常忽視信息的真實性，導致錯誤信息的傳播。前人研究發現，信息分享意愿與辨別信息真偽的能力存在脫節，個體進行分享時往往缺乏對信息準確性的關注(Pennycook ＆Rand,2021)，即準確性忽視。以往研究發現，在分享前評估信息準確度能夠提高信息分享的質量(Pennycook et al.,2021)。Pennycook 等人(2020)和Roozenbeek 等人(2021) 將此結果推廣到COVID-19 相關的錯誤信息中，再次證明了對信息真假的忽視是錯誤信息分享的重要原因。這些研究表明準確性提示具有助推高質量信息分享行為的潛力。

相較于事實核查(fact-checking)、媒介素養教育 等干預方式(Guess et al.,2020; Porter ＆ Wood,2021; Vinhas ＆ Bastos,2022)，準確性提示不僅可以提高個體對網絡信息的批判性思考能力，還可以保護個體在選擇過程中的自主權利(何貴兵 等,2018)。該方法操作簡便，拓展性強，可以在社交媒體上直接實施(Pennycook ＆ Rand,2021)，是干預錯誤信息分享的便捷工具，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

然而，準確性提示對不同信息領域的干預效果有限且效應差異較大(Pennycook ＆ Rand,2022a,2022b; Roozenbeek et al.,2021)。以往研究僅在政治領域和公共衛生領域中驗證了準確性提示的效果(Pennycook et al.,2021; Pennycook et al.,2020)，對于其他領域(如社會熱點、社會生活事件等更廣泛的信息類型)的適用性仍不明確。因此，重復并評估準確性干預在不同信息領域中的效果，對于干預多領域的錯誤信息傳播尤為重要。以往的研究對材料的選取多集中在近期事件，對以往存在且具有長遠影響的錯誤信息(如，社會類假新聞)的關注較少，因此，準確性提示在干預錯誤信息分享方面的有效性及普適性還需進一步研究。我國錯誤信息傳播與分享的情況與西方不同(Wang et al.,2022)，例如，西方的政治假新聞傳播甚廣，而我國假新聞集中在社會生活領域(李艷紅,劉佳諾,2022)。以往準確性提示的研究樣本更多源于西方(Pennycook et al.,2021)，對我國錯誤信息傳播干預的效果并不明確。因此，在我國背景下，探究準確性提示的有效性和普適性對于打擊網絡謠言及錯誤信息傳播至關重要。

2 實驗1：準確性提示在熱點事件不實信息傳播中的有效性驗證

實驗1 以在社交媒體上傳播較廣且具有時效性的不實信息來考察錯誤信息分享和準確性提示干預的有效性。本實驗選擇2022 年3 月初在微博上討論度高的熱點事件相關信息作為研究材料，這是基于兩個方面的考慮：第一，微博作為主要的社交媒體平臺之一，允許用戶創建和發布信息，且傳播范圍廣、時效性強。這些特點使得熱點事件引發的不實信息傳播迅速、影響廣泛，因此選取該材料有較高的生態效度。第二，先前關于準確性提示的研究材料集中在即時性較強的政治信息和新冠疫情相關信息上(Pennycook et al.,2021; Pennycook et al.,2020)。因此，本實驗選取近期熱點事件相關信息作為實驗材料，以保持時效性的一致，同時驗證準確性提示在熱點事件不實信息傳播中的有效性。

2.1 研究方法

2.1.1 被試

使用G*Power 3.1.9.2 軟件對所需樣本量進行事前估計，考慮中等效應量f=0.3，統計檢驗力0.85(1-β)的情況下，針對獨立樣本t檢驗，估計每組所需的最小樣本量為201，共需402 名被試。

本研究使用問卷星在線收集數據。相較于實驗室情境，較大程度地還原了個體在社交媒體中信息瀏覽行為的情境，具有較好的生態效度。為了保證被試的作答質量，在題目中設置了注意力檢測題，結合數據分析時對答題時間處于極端范圍的被試進行排除，保證了所收集到數據的有效性(Ulitzsch et al.,2022)。

研究在線招募了698 名大學生(3 月17 日至22 日)，被試被隨機分配到控制組或實驗組的任務中?？刂平M有371 名被試，剔除無效數據后，剩余有效數據356 名(180 名女性)；實驗組有327 名被試，剔除無效數據后，剩余有效數據292 名(205名女性)。若將所有被試納入分析，結果依舊穩健。

2.1.2 研究材料

在港口發展方面，江海聯動、功能互補的港口服務體系初步形成。一批專業化、現代化水平較高的大型綜合性港區正在崛起，干線港口規?；?、集約化、專業化水平不斷提升，以南寧、貴港、梧州、肇慶、佛山等主要港口為核心的內河港口體系逐步形成。截至2017年年底，珠江水系擁有生產用泊位2092個，港口年綜合通過能力超過6 億噸；貨物綜合通過能力超過1000 萬噸的港口總數達11個。

研究采集了2022 年2 月24 日至3 月10 日期間，在微博社區管理中心被判定為“不實消息”且與當前熱點事件相關的信息作為主要材料。選取被廣泛誤用的視頻/圖片作為實驗材料的來源，截取相關視頻具有代表性的一幀和已被誤傳的圖片作為實驗材料，將不實消息/更正后的信息作為相關標題置于圖下(字數為16～18 字)，形成10 例圖文信息材料(5 例真實信息，5 例不實信息)。圖文材料統一標準化為PNG 格式，分辨率為960×720 像素。另外，以近期熱點事件相近主題信息5 例(3 例為真實信息，2 例為不實信息)、中性信息5 例(與熱點事件完全無關；2 例為真實信息，3 例為不實信息)作為控制材料。最終包含10 條不實信息，10 條真實信息。

2.1.3 實驗設計

采用2(組別：控制組、實驗組)×2(信息屬性：真實、不實)混合設計。組別為被試間變量，信息屬性為被試內變量，因變量為分享意愿。相較于控制組，實驗組的被試在分享前對每一例圖文信息都進行了準確度評價，即準確性提示。本研究假設實驗組與控制組分享意愿的差異是由準確性提示引起的，準確性評價的正確率反映了被試對真假信息的辨別能力。

2.1.4 實驗流程

圖文信息通過問卷星平臺發放，所有被試在實驗前閱讀實驗指導語了解實驗內容。所有被試均需對所有圖文信息進行分享意愿(1=“非常不愿意分享”，6=“非常愿意分享”)及材料熟悉度評定(1=“非常不熟悉”，6=“非常熟悉”)。相較于控制組，實驗組的被試進行分享意愿及熟悉度的評價前，需先對信息的準確度(1=“非常不準確”，6=“非常準確”)進行評定。

在圖文信息評定結束后，被試需要完成注意力檢測題目，對準確度的理解(實驗組)、使用社交媒體時長、每天用于了解新聞的時長以及對近期熱點事件的關注程度。

2.2 結果

圖1A、圖1B 分別表明控制組和實驗組在不同信息屬性下分享意愿的分布情況，表1 表明不同組別在不同信息屬性下分享意愿詳情。以分享意愿作為因變量，對真實和不實信息進行配對樣本t檢驗，結果顯示：在控制組中，不實信息的分享意愿顯著高于真實信息[t(355)=–2.98,p=0.003,Cohen’sd=–0.16]；在實驗組中，不實信息的分享意愿與真實信息的分享意愿不存在差異[t(291)=–1.02,p=0.308]。

表1 實驗1 不同組別在不同信息屬性下的分享意愿(M±SD)

圖1 實驗1 不同信息屬性下控制組和實驗組分享意愿及分享頻率

以分享意愿作為因變量，組別為自變量，瀏覽新聞的時長、對近期熱點事件信息的關注程度以及對圖文材料的熟悉度作為協變量進行方差分析(若未納入協變量，結果不變)，組別主效應顯著，表現為控制組的總體分享意愿高于實驗組，不論是真實信息[F(1,643)=22.51,p＜0.001,=0.03]，還是不實信息[F(1,643)=28.26,p＜0.001,=0.04]，結果如圖1C 所示。即使將信息材料分為熱點事件以及非熱點事件納入分析，組別主效應依舊顯著(Fs>11.04,ps＜0.001)。

將分享意愿分為兩類(1～3 編碼為“不愿意分享”，4～6 編碼為“愿意分享”)探討被試在整個實驗中的分享頻率。結果如圖1D 所示，不論在控制組還是實驗組，真實信息與不實信息的分享頻率均不存在顯著差異(|t|s＜1.63,ps》0.05)；但組別主效應顯著[F(1,643)=33.04,p＜0.001,η=0.05]，表現為控制組的分享頻率高于實驗組，不論是在真實信息還是不實信息的分享頻率上(Fs>29.85,ps＜0.001,η>0.04)。

在實驗組中，準確度評價得分與分享意愿得分呈顯著的正相關(r=0.69,p＜0.001)。準確度評價，1～3 編碼為“低準確度”，4～6 編碼為“高準確度”，結合分享意愿，分為四種反應類別：a.認為該信息準確并分享；b.認為該信息不準確卻進行分享；c.認為該信息準確卻不分享；d.認為該信息不準確且不分享，結果如圖2A 所示。被試傾向于將信息評定為不準確并選擇不分享(M不實信息=0.42,M真實信息=0.41) 以及評定為準確并選擇分享(M不實信息=0.29,M真實信息=0.30)。進一步分析發現，相較于控制組，實驗組降低了38.87%的不實信息分享率，因錯誤辨別導致的錯誤信息分享占47.22%(圖1D)。

圖2 實驗1 四種反應類別占比及準確性提示的干預效果

在實驗組中，被試對于不實信息(0.51±0.35)與真實信息(0.51±0.32)的辨別力并無差異[t(291)=0.10,p=0.921]。圖2B、圖2C 分別顯示了圖文信息的辨別準確率(所有被試正確辨別該圖文信息真假的頻率，反映圖文的可辨別性)、準確性評價(所有被試對每條圖文信息準確性評價的均值，反映被試主觀上對圖文信息的準確性感受)和準確性提示干預效果(實驗組分享率與控制組分享率之差)的關系。結果表明，不實信息的辨別準確率與干預效果呈顯著負相關(r=–0.84,p=0.003)，被試對圖文信息的準確度評價與干預效果顯著正相關(r=0.81,p=0.005)，而真實信息的辨別性、對圖文信息的準確度評價與干預效果并不存在顯著相關關系(|r|s＜0.28,ps>0.05)。

2.3 討論

實驗1 使用微博上廣為流傳的近期熱點事件不實信息探究錯誤信息的分享原因以及準確性提示的有效性。結果發現，準確性提示顯著降低了錯誤信息的分享意愿，尤其對容易被辨別和被評價為準確性較低的不實信息效果更大，這與前人研究結果較為一致，準確性提示可能會引導個體將注意力轉移到準確性上，不過干預效果也受個體對信息的準確性感知的影響(Pennycook ＆ Rand,2022b)。

本實驗結果表明，準確性提示對真實信息的分享意愿也產生了影響。進一步分析發現，真實信息因被辨別為錯誤信息而未被分享。以往的研究表明，在網絡上分享信息，準確性是非常重要的因素(Pennycook et al.,2021)，這意味著個體更傾向于分享他們認為是真實的信息(Ecker et al.,2022)。在本實驗中，錯誤的判斷使得個體降低了對真實信息的分享意愿，表現出總體分享意愿的降低。

總之，本實驗驗證了準確性提示對熱點事件不實信息分享意愿干預的有效性，同時強調了信息真假辨別能力的重要性。雖然熱點事件在當下社交媒體中討論度高，但該類事件往往具有突發性與特殊性(楊志,2023)。因此，研究進一步探索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錯誤信息是否會導致更多的分享以及準確性提示的可推廣性。

3 實驗2：準確性提示在社會類假新聞傳播中的有效性驗證

實驗2 選擇社會類假新聞作為實驗材料，有以下原因：首先，假新聞是一種普遍存在且無法消除的現象，在社交媒體上呈現出“繁盛”狀態(年度虛假新聞研究課題組 等,2021)；其次，國內假新聞的研究方法側重于現象學的定性分析，在應對策略上的制定多依賴于思辨式的思考，缺乏量化研究的支持；最后，假新聞假借新聞形式更具欺騙性，且我國假新聞高發于社會領域，受眾更多(Wang et al.,2022)。根據Wang 等人提出的分析模型，未來我國假新聞的主要類型將是社會類新聞，因此在社會類假新聞中驗證準確性提示的有效性便顯得尤為重要。

3.1 研究方法

3.1.1 被試

被試量估計同實驗1。研究在線招募了748 名大學生被試，隨機將被試分配到控制組或實驗組?？刂平M有354 名被試，剔除無效數據后，剩余有效數據259 名(129 名女性)；實驗組有394 名被試，剔除無效數據后，剩余有效數據255 名(144 名女性)。若將所有被試納入分析，結果依舊穩健。

3.1.2 研究材料

從事先建立的假新聞庫中(均被報道過且被證實為假的新聞)，選取語言準確度較高的62 例社會類假新聞作為材料的基礎來源。之后在官方媒體中找到主題與已有假新聞內容和字數區間較為一致的真新聞59 例，構成本實驗的材料庫(121 例新聞)。為了與實驗1 材料數量匹配，本實驗從上述新聞材料庫中隨機抽取10 例真新聞以及10 例假新聞，真假新聞在字數上以及語言準確度上(|t|s＜0.07,ps>0.05)并無差異。同時，為了避免新聞來源對準確度的影響，實驗過程中隱去了報刊名稱。

3.1.3 實驗設計

采用2(組別：控制組、實驗組)×2(信息屬性：真新聞、假新聞)混合設計，操作同實驗1。

3.2 結果

圖3A、圖3B 表明控制組和實驗組在不同信息屬性下分享意愿的分布情況，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2。以分享意愿作為因變量，對真新聞與假新聞進行配對樣本t檢驗，結果顯示：不論在控制組[t(258)=2.15,p=0.033,Cohen’sd=0.13]還是實驗組[t(254)=2.89,p=0.004,Cohen’sd=0.18]，真新聞的分享意愿均顯著高于假新聞。

圖3 實驗2 不同信息屬性下控制組和實驗組分享意愿及分享頻率

表2 實驗2 不同組別在不同信息屬性下的分享意愿(M±SD)

以分享意愿作為因變量，組別為自變量，新聞材料的熟悉度作為協變量進行方差分析(若將新聞瀏覽時長以及社交媒體使用時長納入協變量，結果不變)，組別的主效應顯著，表現為控制組的分享意愿高于實驗組，不論是真新聞[F(1,511)=55.14,p＜0.001,η=0.10]還是 假新聞[F(1,511)=45.70,p＜0.001,η=0.08]，如圖3C所示。

如圖3D 所示，真新聞與假新聞的分享頻率在實驗組或控制組中均不存在顯著差異(|t|s＜1.28,ps>0.05)；不同組別在假新聞的分享頻率上存在顯著差異[F(1,511)=40.94,p＜0.001,η=0.07]，表現為控制組分享假新聞的頻率高于實驗組，在真新聞中發現了一致的結果[F(1,511)=43.90,p＜0.001,η=0.08]。在實驗組中，準確度評價得分與分享意愿得分呈顯著的正相關(r=0.64,p＜0.001)。實驗組對于真假新聞的反應類別如圖4A 所示，被試更多地將信息辨別為真并進行分享(M假新聞=0.46,M真新聞=0.50)。進一步分析發現，相較于控制組，在假新聞的分享意愿中，實驗組因準確度忽視導致分享占21.98%，因錯誤辨別導致的分享高達64.62%(圖3D)。

圖4 實驗2 四種反應類別占比及準確性提示的干預效果

被試對于真新聞的分辨能力(0.77±0.03)顯著高于假新聞(0.32±0.03)，t(254)=13.87，p＜0.001，且被試更傾向于將新聞判別為真(擊中+誤報；0.73±0.26)。與實驗1 不同，實驗2 并未發現新聞的辨別準確率、準確度評價與干預效果的相關關系(|r|s＜0.49,ps>0.05)，如圖4B、圖4C 所示。

3.3 討論

實驗2 利用社會假新聞進一步驗證了實驗1 的結果：準確性提示降低個體的總體分享意愿。此外，實驗2 的結果表明，個體傾向于相信這些新聞材料為真，對于假新聞的辨別能力較弱。這可能是因為社會新聞來源于大眾生活(盧超,2017)，生活中的所見所聞增加了被試對于假新聞描述事件的虛幻真相效應(illusory truth effect)，因此更傾向于將信息辨別為真實，更有可能相信社會假新聞(Pennycook ＆ Rand,2021)。

實驗2 并未發現真假新聞的辨別性、準確度評價與干預效果的相關性。在本實驗中，個體傾向于相信新聞為真，即對這些新聞的準確性感知差異性較小，因此，根據齊當別模型(equate-todifferentiate)(汪祚軍 等,2010)，個體在進行分享決策時可能將差別較大的另一維度作為最終抉擇的依據(例如，新聞事件的正性/負性)(陳婉婷,何清華,2023; Pennycook ＆ Rand,2022b)。這提示，未來的研究應進一步探究準確性提示是如何影響后續信息分享意愿的。

4 總討論

錯誤信息在網絡社交媒體上的傳播已成為近年來社會關注的重大問題和學術研究的重點問題(Lazer et al.,2018)。本研究利用熱點事件不實信息和社會類假新聞對準確性提示的有效性進行驗證，并探討分享行為內在的心理機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通過兩個實驗，本研究穩健地驗證了準確性提示在減少錯誤信息傳播方面的有效性。Weng 等人(2012)的研究指出信息質量和快速傳播之間存在脫節，Qiu 等人(2017)進一步證實了社交媒體上的信息過載(Edmunds ＆ Morris,2000)及個人有限的注意力是促進信息快速傳播的重要因素。首先，社交媒體上過多的信息會分散個體的注意力并影響其分享意愿(Pennycook ＆ Rand,2022b)。其次，盡管個體認為在社交平臺上分享準確信息很重要，但社交媒體的點贊、評論和分享功能改變了個體對信息真實性的優先排序(Pennycook et al.,2020)。因此，社交平臺的環境可能會吸引個體的注意力，使得在分享決策中準確度往往不是主要考慮因素。而準確性提示啟動了個體對于準確度的關注，改變了個體的注意資源分配(Pennycook ＆Rand,2022b)，因此，在隨后的分享決策中，信息準確性得到了更多重視(Simon ＆ Newell,1971)，降低了因準確度忽視導致的錯誤信息分享?；跍蚀_性忽視理論，本研究的實證結果支持準確性提示作為一個干預策略的有效性，并在不同的錯誤信息中得到了證實。

在本研究中，準確性提示也會降低個體對于真實信息的分享意愿，這與前人研究存在差異(Pennycook et al.,2021; Pennycook et al.,2020)。本研究提供兩種可能的解釋。首先，以往研究發現，個體認為信息的真實性/準確性是他們分享信息時極其重要的影響因素(Pennycook et al.,2021)，因此如果個體將錯誤信息辨別為真實信息，有可能會導致錯誤信息的再次傳播；而將真實信息辨別為錯誤信息，也會導致真實信息的分享意愿降低。實驗1 發現，準確性提示對于容易被識別的錯誤信息效果更顯著，而對真實信息的錯誤判斷導致分享意愿降低。即準確性提示僅改善因準確性忽視而造成的錯誤信息分享意愿，無法改變信息的真假辨別能力(Pennycook ＆ Rand,2022b)及錯誤辨別帶來的分享意愿的改變。其次，實驗2 的結果表明，即使個體在辨別真實新聞方面表現良好，準確性提示仍降低了個體對真實新聞的分享意愿。結果提示，除了準確度以及信息分辨能力之外，準確性提示可能還喚起個體的其他考慮(Pennycook ＆Rand,2022b)，導致分享意愿的普遍下降。這需要未來研究進一步驗證，并深入探究準確性提示對分享意愿的影響機制。

本研究發現，準確性干預的效果與西方存在差異。在Pennycook 等人(2021) 的西方樣本研究中，準確性忽視在錯誤信息分享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因此準確性提示顯示出較強的干預效果。然而本研究發現準確性提示的干預效果有限?？赡艽嬖谝韵略颍菏紫?，在以往西方樣本中，個體對于假新聞的辨別能力較高，因此關注信息準確性能夠改善分享質量(不改變真實信息的分享意愿，僅降低錯誤信息的分享意愿)。在本實驗中，個體對于實驗材料的辨別能力較低，這導致即使關注準確性，也無法避免因錯誤辨別帶來的分享質量低下。其次，被試選取的差異可能也是原因之一，Pennycook 和Rand(2022b)的元分析表明，準確性提示對年齡較大、反思性強、注意力更集中的個體影響更大，這提示，個體某些特質/狀態可能會影響準確性提示的結果。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本研究主要數據來源于自我報告，無法完全代表個人在社交媒體上的真實行為，未來的研究可以在網絡社交媒體中進行驗證。其次，除了準確性忽視及辨別能力不足外，研究未對其他因素進行測量，無法進一步推論。未來的研究應進一步測量個人信念、媒介素養、信息素養及其他相關因素。最后，本研究只在近期熱點信息以及社會假新聞領域進行驗證，未來的研究可以跨信息類別探究其普適性。

5 結論

準確性提示在不限制個體選擇自由的情況下，巧妙地引導個體關注信息的準確性，減少錯誤信息的分享。雖然準確性提示能夠改善錯誤信息分享傾向，但信息辨別能力依舊是干預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