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現實主義視角下的美國氣候政策的“鐘擺現象”

鄒曉龍，賈玉梅

(吉林大學 公共外交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一、導言

1992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成功簽署，標志著國際社會對全球氣候治理達成了廣泛共識。作為《公約》締約國，美國對該公約的成功簽署與通過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然而，在隨后的幾場關鍵的締約方大會(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COP)中，美國沒有簽署或核準包括《京都議定書》在內的具有真正國際法約束力的氣候條約，即便2015年美國簽署的《巴黎協定》，也是奧巴馬總統越過國會行使總統權力的結果，并不具有國內法律約束力。2017年6月1日，繼任的總統特朗普于白宮玫瑰花園(Rose Garden)正式宣布美國將退出《巴黎協定》。2020年拜登勝選后，又重返《巴黎協定》，歷史再次重演。由此可見，美國在其氣候政策上呈現或保守或激進，時左時右的“鐘擺>現象”。

目前，國內外學界相關研究大致可分為理論與實證兩個維度，即全球環境與氣候治理誘因的理論研究，以及影響美國制定具體氣候政策因素的實證分析。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國內政治、國際政治與國際政治經濟學三個領域。比如英國蘇賽克斯大學國際關系學者彼得·紐維爾(Peter Newell)從本學科視角提出了影響全球治理的政治經濟學誘因(如歷史、資源、政治等)，并進一步闡釋了當代全球環境治理的發展潛力及阻礙[1]。英國牛津大學高級研究員卡洛琳·迪爾伯克貝克(Carolyn Deere-Birkbeck)闡述了應對氣候變化需要考慮和解決的社會、經濟、政治和環境四個方面的風險參數[2]；中國社會科學院莊貴陽等學者列舉了三方面的變量來解釋國家之間在國際氣候治理過程中涉及公平和效率的博弈[3]；山東大學李慧明強調氣候變化深刻影響著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因此向低碳經濟的轉變已成為人類社會的理性選擇[4]。實證分析主要關注具體變量如何影響國家氣候政策的立場，例如，香港教育大學講席教授保羅·哈里斯(Paul G. Harris)在其著作《氣候變化與美國對外政策》中，對美國的氣候政策進行了道德評估，并討論了美國國會就氣候變化問題引發的爭議[5]。

隨著2017年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學界的研究重點逐漸轉向對此行為因果的分析，但是這些研究通常以一些既定的變量為分析框架。例如，美國政治學教授米歇爾·貝西爾(Michele Betsill)描繪了特朗普對氣候變化的看法，認為這一看法導致他做出退出協定的決定[6]。 北大教授張海濱、中國氣象局研究員巢清塵等多位學者從不同角度探討了美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缺席對國際社會及雙邊、多邊關系的潛在影響[7-8]。這些研究從不同角度詳盡分析了美國退出《巴黎協定》的原因與影響，但尚未以綜合視角探討影響美國自21世紀以來氣候政策左右搖擺的內在原因。

考慮到美國氣候政策包含國內、國際等多重維度，以單一變量或傳統政治學理論無法詮釋全部誘因，因此本文以國際關系理論中的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為分析框架，結合美國氣候政策制定的具體案例，嘗試探索影響美國氣候政策的關鍵因素，并結合2024年美國總統換屆大選的兩種情景，討論美國未來的氣候政策走向。

二、 理論分析框架的選擇

(一)理論選擇

現實主義(Realism)作為國際關系三大理論范式之一有很多分支，其中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是最古老的理論分支，主要關注以捍衛國家利益為目的的資源動員能力。古典現實主義學者主要關注國家權力、國家間權力分配以及國內社會的相關變量，換言之，古典現實主義關注的是內部因素與變量。但是，對外政策或戰略的轉變并不完全取決于國內政治。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是現實主義理論中一個相對較新的分支理論，它有兩種類別：進攻性現實主義與防御性現實主義[9]。無論是進攻性現實主義還是防御性現實主義都認為國家體系處于無政府狀態之中，所以各國必須通過自助來實現其自身的安全。新現實主義的突出特點是它意在解釋體系變化，并且這一體系會隨國家之間的互動而發生改變。但是，進攻性現實主義與防御性現實主義對權力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對國家追求安全的策略也有不同的看法。防御性現實主義者認為，各國追求的首要對外政策目標并非實現本國權力的最大化而是通過適當的手段追求有限的安全，所以各國應該利用制衡或追隨政策來確保安全。進攻性現實主義者認為國家應該最大限度地發揮權力來捍衛國家利益，因此，霸權是所有國家的目標[10]。

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是美國學者吉登·羅斯(Giden Rose)于1998年在《世界政治》(WorldPolitics)雜志上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中首次提出。該理論雖然提出時間較短，但自提出以來便引起眾多學者的關注，逐漸成為國家對外政策的主流分析工具。植根于新現實主義，新古典現實主義為對外政策提供了國內層面的參考變量，如政治文化、領導者觀念和社會因素等[11]。與其他現實主義理論一樣，新古典現實主義關注的是相對的物質力量，它認為對外政策制定是由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所驅動的，而這一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它所獲得的物質力量。雖然新古典現實主義承認了體系因素的影響，但它不同于其他分支的現實主義理論的一點在于，其側重于單位層面的干預變量。

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其他現實主義理論具有共同的理論基礎。第一，新古典現實主義雖然承認國際體系中的其他參與者的存在和重要性，但是其仍將國家視為國際體系中主要的理性參與者，因此它并沒有過多強調國際組織的作用；第二，幾乎同所有國際關系理論一樣，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也認為國際體系處于無政府狀態之中，國際體系中不存在一個可以管理和監督所有國家的最高權威；第三，新古典現實主義將權力，尤其是相對權力視為核心概念。這里的相對權力的重要性體現在控制足夠的物質資源和掌握資源的動員能力，這些資源和動員能力決定了國家在國際體系中所處的位置[12-13]。

新古典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有很多共同之處，但在很多問題上也有不同的理解。在對外政策方面，新現實主義認為國家首要利益是安全，但是，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安全不是唯一的和主要的國家利益，國家應該奪取權力并控制周邊地區以應對不確定性。在行為模式方面，防御性現實主義者認為，除非是緊急情況，否則國家不會擴大其權力。但是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如果有機會，各國應該擴大其領土，這一點與進攻性現實主義相同，因為一個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取決于它的相對實力，而相對實力的增長使國家更有可能進行對外擴張[14]。

(二)變量選擇

新古典現實主義解釋了國家在相同的體系環境中的不同行為，因為它考慮了國內干預變量對國家在外交政策制定中的影響。相關變量包括(但不限于)領導人形象(leader image)、國家戰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政府與社會關系(state and society relations)、國內體制建構(domestic institutions)等[15]?；仡櫭绹膰H氣候政策立場，不難發現，國內因素是影響美國氣候政策立場的主要因素。因此，相較于體系變化，美國的國內因素對于其氣候政策制定具有決定性影響[16]。 根據對現有文獻的分析梳理，筆者總結出三組影響美國氣候政策的關鍵變量：領導人形象與認知、黨派政治(partisanship)和公民社會與游說集團。

1.領導人形象與認知

美國是以總統為中心的共和制國家，盡管其制度具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體制特點，但總統職權在很多方面具有其他權力無法匹敵的優勢。因此，了解美國領導人在其政策制定過程中所秉持的立場與認知極為重要。首先，所有人都有基于他們的歷史和經驗形成的對世界的個性化的甚至帶有偏見的認知。每個人具有不同的價值觀，在看待問題和處理給定的信息時，個人的價值觀影響著其認知，這就是不同的領導者即使面對相同的情況也可能做出不同反應的原因。此外，個人性格可能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的變量，例如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喜歡冒險[17]，奧巴馬與特朗普兩位總統對《巴黎協定》的態度就是很好的例子。

2.黨派政治

美國的政黨具有各自的目標和意識形態,相同政黨成員間享有的共同信念是其區別于其他政黨的根本特征。因此,在內政或外交政策制定上,整個決策過程變成了黨派間的制衡或斗爭方式?？v觀美國歷史,主要黨派之間合中有斗,斗而不破,總體上共識大于分歧。然而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一項調查顯示,民主、共和兩黨之間的分歧日益呈兩極化發展趨勢。在幾乎所有公共政策問題上,共和黨人顯得更為保守,而民主黨人則秉持一貫的自由主義立場。保守的共和黨人對應對氣候變化的有效性持悲觀態度,而民主黨人則認為氣候變化給環境和日常生活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他們對解決這一問題的態度相對更為積極。然而,即使有普遍的科學證據,共和黨人也不認為人類活動是造成氣候變化的原因,甚至有觀點認為“那些科學發現是由科學家的個人意圖和職業規劃所驅動的”[18]。因此,黨派政治是深刻影響美國氣候政策的另一個關鍵變量。

3.公民社會與游說集團

在美國，政府與社會各個階層、群體之間的互動是影響其政策制定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代表特定群體利益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及代表利益團體的游說集團(lobbying group)使得大眾階層與精英階層的利益通過選票的方式表達，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美國的政策制定。需指出的是，學界對“公民社會”的定義并未達成共識，因此，筆者綜合各方觀點，將“公民社會”理解為代表了某一特定大眾利益與訴求的非官方機構，例如非政府組織、宗教團體、大眾媒體等[19]。而游說集團則是代表了精英集團利益的專業機構或組織，而且他們往往具有更多的資金與人脈，從而更深入地參與或影響美國相關政策的制定[20]，例如，在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決策中，以色列游說團體發揮了決定性作用[21]。

筆者選擇新古典現實主義作為理論框架主要有兩個考慮因素：首先，新古典現實主義將國內政治變量納入了理論解釋框架；其次，新古典現實主義既可以解釋短期性國家對外政策，也可以解釋長期性國際政治變化。雖然新現實主義解釋了國際體系中的模式變遷，但不能對具體國家的對外政策作出解釋和預測，但新古典現實主義則具有解釋國家對外政策和國際政治的優勢。美國氣候政策的“鐘擺現象”--參加《公約》簽訂但未核準《京都議定書》，先簽訂后退出再重返《巴黎協議》，這既是美國短中期對外政策的體現，同時也是其長期政治體制受相關變量影響的結果。

三、影響美國氣候政策“鐘擺現象”的三組變量分析

(一)美國政黨及其利益代表對氣候政策立場的分化

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進一步凸顯兩黨分歧。2016年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18]：第一，民主、共和兩黨多數視對方為消極黨派;第二,選擇黨派歸屬時,厭惡對方黨派政策與贊成自身黨派政策同樣有效;第三,黨派間對話充滿分歧,雖然在非政治議題上仍有共同語言;第四,兩黨成員對對方黨派成員打低分,對對方黨派總統競選人打分更低;第五,黨派間友誼影響了黨派間成員對對方黨派的態度;第六,自1992年以來,調查結果顯示兩黨間的互相厭惡程度再創新高。

實際上，美國的黨派政治(partisanship)與黨派身份，自19世紀30年代以來就已植根于美國的民主制度。與之前相比，黨派政治在南北戰爭時促成了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的誕生，而現今，黨派行為則被視為“腐敗”“叛國”,甚至幾乎“病態”。從歷史上看，盡管黨派共識也曾使二戰后(尤其在冷戰期間)的美國促成了一系列舉世聞名項目，如州際高速公路、醫療保障體系和人權立法等。但那僅是歷史長河中的一條支流，這一支流很快就枯竭了。而常態則是政黨作為選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載體，將美國分割為一塊塊泛紅或泛藍的社區，宣揚各自政黨的理念與立場，將美國逐漸撕裂?？梢?，這種黨派政治，與真正健康民主體制下的黨派競爭漸行漸遠[22]。

從歷史上來看，民主黨與共和黨所傾向的外交政策路線各有不同：偏向“理想主義”風格的民主黨傾向于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發展持有較同情的立場；而偏“現實主義”風格的共和黨，通常更為保守與內向，強調本國利益，并主張對第三世界進行干涉和鎮壓[23]。然而，二戰以后“擴張主義”在美國的外交上占據了主導地位，很難簡單以“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區分兩黨的外交路線的異同，在內政上也亦斗亦和。直到冷戰初期，兩黨大多數人重新將國家利益置于黨派利益之上，尤其在民主黨總統杜魯門執政時期，作為共和黨領袖、參議院對外關系委員會主席的范登堡，在重大外交決策上支持民主黨所推行的政策，奠定了兩黨一致的總外交路線。直到越南戰爭爆發，兩黨間利益、政見等分歧陡增，最后導致在對外政策上的嚴重紛爭。兩黨的政策主張極為相悖，并導致公眾輿論的極端化。傳統上主張國際主義的民主黨偏向新孤立主義，而過去主張孤立主義的共和黨更是傾向于好戰的干涉主義，促使兩黨在內政、外交上的分歧遠大于共識[23]。

“就外交思想而言，共和黨奉行現實主義，而民主黨推崇理想主義；共和黨的外交風格偏重單邊主義，而民主黨則傾向多邊主義；共和黨傾向于民族主義，而民主黨強調國際主義。在防務/外交政策方面，共和黨主張強大國防、獨善其身、相對孤立；而民主黨則倡導裁軍、集體安全、多邊合作、對外干預。在外交政策目標排序上，共和黨傾向于將安全排第一位；而民主黨有時將人權/民主排在第一位，有時又將經濟排在第一位?！盵24]祿德安進一步分析總結了美國政黨政治的特點：兩大黨交替執政，第三黨通常為配角；形散而神不散的組織與功能；超黨派政治；政黨政治與憲政制度制衡作用；復雜的政黨政治與選舉政治的關系。他還總結了美國政黨政治對其外交的作用和影響：兩黨制對美外交影響，即產生政治逆反心理“你贊成的我反對，你反對的我贊成”，從而影響外交 ；政黨政治與憲政制度的互動對外國外交的影響，即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有一致時，亦有互相掣肘時；超黨派的政治與美國外交，即跨黨聯盟導致美國外交偶然性和不連貫性頻發；選舉政治對美國外交的影響，由內政和外交環境共同發生作用。

兩黨的分歧與不同立場貫穿于包括內政、外交、國防等一系列事務上[25]。在針對氣候變化的問題上，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分歧更為突出。1997年，48%的共和黨人與52%的民主黨人認為全球變暖正在發生；2008年，僅有42%的共和黨人和78%的民主黨人認同該觀點；而1997年認為全球變暖被媒體夸大其詞的比率為：民主黨27%，共和黨37%；到2018年，這一數字變為民主黨17%，共和黨59%[26]。除此之外，兩大黨在氣候變化是否有足夠的科學依據、氣候變化是否為人為因素導致，以及在全球變暖是否帶來災難性后果等一系列議題上均有較大分歧。

兩黨在氣候問題上的巨大分歧帶來了一系列消極影響。第一，黨派之爭將嚴重掣肘美國氣候政策的制定過程；第二，議會的二元制度與三權分立原則，使需要多數議員達成共識的立法過程，尤其針對氣候議題的立法難上加難；第三，黨派觀點之爭逐漸演變為身份之爭，為了反對對方黨派，發展成為“只要你擁護的政策我就反對，只要你反對的政策我就擁護”的荒唐對峙[27]。兩黨在氣候問題上的斗爭與極化，不僅展現了其所代表的黨派精英與政治領袖的立場，而且更直接或間接影響了支持他們的選民的看法與立場。尤其在某些極具爭議的話題方面，選民往往將選票投給最能反映或代表他們價值觀的競選人，而黨派精英和政治領袖也會利用各種競選、游說活動影響選民的觀點與立場。因此，當兩黨在氣候議題上意見分歧較大時，公眾也會相應形成不同的陣營，嚴重削弱了民眾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積極性。

盡管主流學界對氣候變化、全球變暖等議題已經達成廣泛共識，但大多數美國共和黨人仍堅持質疑其權威性或科學性。相對來說，支持氣候友好型政策的民主黨人，尤其在奧巴馬任內取得了一些成就，如2009年出臺的《清潔電力法案》，以及2015年奧巴馬行使總統特權(executive privilege)，繞開國會簽署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巴黎協定》等。然而，當總統寶座再次被共和黨人占有時，一切又回歸了原點。2017年6月1日，特朗普總統宣布美國將正式退出《巴黎協定》，致使全球氣候治理再次陰霾籠罩，直到2020年拜登勝選，隨即“撥亂反正”，重新加入。

(二)領導人個人形象與認知對氣候政策的左右

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的城鎮化、工業化均走在了世界前列。從美國環境治理的發展歷史來看，環保意識的出現始于20世紀60年代。從表1可以看出，在20世紀60-70年代的尼克松至卡特總統任內，各黨派均采取某種程度的環境友好政策，這與當時美國公共環保意識覺醒息息相關。80年代以后，尤其自強硬派共和黨總統里根上任以來，美國環境、氣候政策受黨派意識影響嚴重，總體趨勢為：共和黨采取相對非氣候友好立場，民主黨則采取氣候友好的立場。雖然美國在老布什任期內于1992年簽署并核準《公約》，但該公約沒有強制性的減排標準，因此不能作為氣候友好立場的依據。而且老布什總統在外交方面表現積極，但在內政方面卻飽受爭議，并被有些人稱為“共和黨中的民主黨人”。

表1 美國歷任總統及其所屬黨派與其環境、氣候政策立場

作為奧巴馬總統在全球氣候治理方面最主要的政治遺產之一，《巴黎協定》使各締約國制訂了均衡且雄心勃勃的減排計劃，從而實現將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前工業化水平以上低于2 ℃之內，最終緩解全球變暖現象這一目標。中國和美國(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最多的兩個國家)領導人聯手促成了《巴黎協定》的成功簽署。與里程碑式的《京都議定書》不同，《巴黎協定》并未對締約國設定強制減排目標，但仍不妨礙其成為繼《京都議定書》之后，締約國最多、生效時間最快且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條約。而奧巴馬總統也是全球公認的氣候友好型領導人。

作為氣候變化懷疑主義者，美國總統特朗普拒絕承認全球變暖和氣候變化的現實。盡管氣候變化正在發生并主要由人為因素引起已是美國主流學界的共識，但特朗普總統自己從未正式接受過這些結論。對特朗普總統來說，氣候變化是一個值得商榷的科學問題。即使在總統競選期間，他也宣稱全球變暖本身就是一種欺詐行為，并一再批評奧巴馬總統的氣候政策，認為其嚴重損害美國經濟。

特朗普認為《巴黎協定》具有不公平性和低效性。第一，《巴黎協定》的條款有助于其他國家壓制美國經濟發展，損害傳統能源部門的利益，并讓中國、印度和歐盟等國家有機會趕超美國。因為該協定以“國家自主貢獻”(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的形式，促使締約方減少二氧化碳(CO2)排放。而美國的絕大部分碳排放來自于傳統能源的消耗，特朗普上任后急于實施振興傳統能源產業的政策[28]。第二，即使所有國家都全面履行《巴黎協定》，預計到2100年全球氣溫仍將上升0.2 ℃,而且中國14天的碳排放就將抵消美國2030年排放目標的全部努力[29]。最重要的是,特朗普認為《巴黎協定》的減排承諾將嚴重阻礙美國經濟的發展。他引用國家經濟研究協會的數據稱,“美國將在2025年失去270萬個工作崗位……其中造紙業減少12%，水泥業減少23%，鋼鐵業減少38%，煤炭業減少86%，天然氣行業下降31%……國內生產總值將損失近3萬億美元，約600萬個工業崗位將會流失，美國國民家庭收入也將會減少7 000美元”[30]。因此，特朗普自身的氣候變化懷疑主義者形象，加上他對氣候條約的負面看法嚴重影響了美國制定氣候政策的立場。

從特朗普的一系列表現可以發現，美國領導人在公眾中所樹立的個人形象及其看待事物的認知方式，可以達到超越黨派立場，進而影響美國氣候政策制定的效果。

(三)公民社會及游說集團對氣候政策的影響

氣候問題的政治化和黨派化不僅代表了美國政黨精英和領導人的立場，也代表了各個層級選民的觀點和看法。對于某些有爭議的問題，公眾通常支持與其觀點相同的候選人。反之，這些政黨成員或地方領導人也會發揮“過濾”作用，即通過在選民中傳播信息從而影響他們的看法和意見。因此，當各方對氣候變化等重要問題的立場因黨派偏差而大不相同時，公眾也會產生同樣的分歧，甚至削弱了公眾對應對氣候變化的熱情。

特朗普政府對《巴黎協定》的認知偏見深深植根于氣候變化的懷疑態度。一項研究表明，從1972年到2005年美國出版了141本關于環境和氣候懷疑主義的書籍，其中92%與保守派及其智囊有關[31]。這些書籍經常否認氣候變化及其對人類的影響，并認為所謂的氣候變化問題屬于氣候政治和碳政治(carbon politics)。他們利用氣候變化的不確定性、波動性和重復性來影響政治家和普通公民對氣候變化的理解與態度。除了堅決否認氣候變化和全球變暖的特朗普總統之外，曾擔任俄克拉荷馬州檢察長、美國環境保護署前署長斯科特·普魯伊特也是氣候變化懷疑主義者的重要代表人物[32]。他一直質疑氣候變化的科學性，并認為奧巴馬政府針對化石燃料的“清潔能源計劃”提高了美國的失業率，因此堅決支持特朗普政府改變氣候政策，以提高制造業和煤礦業的就業。

美國反環境主義力量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群體。他們聲稱自己享有公民權利，并通過積極參與反環保主義政治運動試圖改變公眾對氣候變化的態度，這對美國的氣候政策產生了負面影響[33]。這些反環境主義團體經常成為化石燃料、鋼鐵、化學品、汽車和發電等領域某些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反環境主義者的一個主要論點是所謂的“成本理論”。該觀點認為用于保護環境的成本已經損害了美國經濟，給本就龐大的財政預算增加了額外的負擔。例如，佐治亞電力公司甚至聲稱，新頒布的環保計劃每年將給每位消費者帶來150～200美元的負擔。還有一些因環保限制(例如禁止使用殺蟲劑和化肥)而導致利益受損的民眾也成為反環境主義的重要力量。

新保守主義支持者的力量也不容小覷。新保守派主要包括保守派的政治家、智庫、大眾媒體和社交媒體、能源公司、游說者、公關公司、博主和所謂的“偽科學家”。他們認為應對氣候變化只是擴大政府職能，增加財政負擔，浪費經濟資源的政治借口，它將阻礙核心產業的發展，提高美國的失業率。新保守主義起源于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反斯大林主義的左派和保守主義者，并且在各個領域一直活躍至今[34]。新保守主義支持者取消了一系列環境監管與能源價格監管政策法案。美國共和黨在1994年中期選舉中贏得參議院和眾議院的多數席位后，許多新保守派、氣候變化懷疑主義者和反環境主義者聯合起來反對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自2010年美國國會選舉以來，在化石能源等產業的資金支持下，這三種力量進一步在兩院中占據了上風。新保守主義者通過美國選民和聯邦政府將反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推向了巔峰。

游說集團或特殊利益集團，他們與美國政治和社會高度交織在一起，代表了特定群體的特定利益。一些最有影響力的利益集團包括美國商會、全國步槍協會(NRA)、能源協會、化石燃料工業總會、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等，這些利益集團直接對美國的政治生態產生影響。例如，2004年喬治.W·布什的連任競選據稱是美國歷史上最昂貴的競選活動，大量的企業為其競選提供了資金。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認為，化石燃料是導致大氣中二氧化碳增加的主要原因，因此氣候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能源政策。長期以來，美國經濟發展與能源(例如煤炭、原油和天然氣等)聯系緊密。豐富而廉價的石油曾使汽車、鋼鐵和化學工業成為美國與全球經濟的增長動力[35]。1913年至2005年間，美國石油進口增加了300倍，國內經濟產出也增加了300倍。因此，減少碳排放會嚴重損害美國化石燃料能源部門，進而損害美國企業的經濟利益[36]。這就是為什么這些巨型企業通過雇傭強大的游說團體(如“能源協會”)竭力影響政策制定的原因。

作為全國性礦工協會，“聯合礦工”是美國30個最大的勞工組織之一，在國內政策制定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美國26個州擁有煤礦業，100個參議員中有52個來自煤炭產區，煤炭工業構成了這些州勞動力的主要去向。因此這52名參議員主要代表的是這些選民在碳排放和氣候變化方面的利益。特朗普在煤炭資源豐富的州進行競選活動時，多次向當地的選民承諾“將他們的煤炭帶回來”，所以他在就任總統后履行了其承諾。同時，特朗普也經常與煤礦工人見面，并稱：“我們的政府正在結束煤炭的戰爭”[37]，聲稱政府將補充化石工業行業所丟失的工作。

盡管可再生能源技術蓬勃發展，公眾的環境友好型意識也日益增強，但這些利益集團所代表的傳統能源產業集團及其利益攸關方，對美國的氣候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作為《公約》的簽署方，美國遏制氣候變化的承諾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盡管國會未能批準《京都議定書》或任何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氣候條約，但美國的許多州政府，仍通過了氣候友好型法規和政策，積極支持氣候治理行動。許多美國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也支持簽署《巴黎協定》。除此之外，在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后，《公約》秘書處表示對美國總統宣布退出氣候變化《巴黎協定》感到遺憾。法國總統馬克龍稱特朗普的決定對美國和地球來說是“一個錯誤”。法國、德國和意大利領導人發表聯合聲明，表示他們對特朗普退出協議的決定表示遺憾，認為該協議旨在避免人類活動引發的災難性氣候變化[38]。 雖然已經繼任的拜登總統宣布美國重新加入《巴黎協定》，繼續履行氣候治理的責任和義務，但美國氣候政策的“鐘擺現象”仍將隨著黨派的拉鋸而繼續存在。

2023年初，民主、共和兩黨就已開始為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擂鼓作勢，目前來看兩黨候選人很可能再現2019年的拜登對待特朗普的情景。若民主黨拜登順利連任，則其上任以來力促的多條“奧巴馬式綠色新政”將得到進一步夯實，在國際上繼續恢復美國的“氣候霸權”及領導力。倘若特朗普或其他共和黨候選人勝選，則很有可能又一次退出《巴黎協定》，重返共和黨保守的環保主義路線，美國的“氣候鐘擺”或將再次搖曳。

總之，氣候變化是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所有國家和人民都應當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有效的全球氣候治理尤其需要大國的參與和承諾。然而，在實際中，它卻與國家利益、領導人認知以及霸權競爭等相沖突。從20世紀90年代初至今，盡管《公約》《京都議定書》等條約得以成功簽署，全球對氣候變化的共識日益凝聚，但美國的氣候立場和政策已日益被其國內因素撕裂，特別是領導者的懷疑主義態度、政黨競爭、某些公民社會和利益集團等因素的影響?？梢哉f，美國無論加入或退出《巴黎協定》，都有其背后的經濟和政治利益考量。如果美國不從根本上妥善處理這些影響氣候政策制定的關鍵因素，則氣候“鐘擺現象”將不斷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