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卒中康復期患者恐動癥列線圖模型的構建

陳清, 張燕丹

腦卒中是一種急性腦血管疾病,是由于腦部血管突然破裂或因血管阻塞導致血液不能流入大腦而引起腦組織損傷的一組疾病,包括缺血性和出血性卒中[1]。腦卒中是導致殘疾的主要原因,也是全球死亡的主要原因[2]。17%～40%的腦卒中幸存者經歷肢體運動障礙,嚴重影響其日常生活活動(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的能力[3]。卒中后帶來的肢體運動殘疾給個人及社會帶來重大負擔。運動康復在中風發作后的前6個月至關重要,因為腦卒中患者的運動和ADL恢復隨后下降。在中風6個月后,33%～66%的患者無法實現肢體功能恢復[4]。但腦卒中后運動恐懼不僅嚴重影響運動功能,導致肌肉萎縮,甚至導致下肢靜脈血栓形成、失能、殘疾[5]。因此,了解腦卒中康復期患者運動恐懼的發生情況及相關性因素,有針對性地進行預防和控制至關重要?；诖?本研究通過對240例腦卒中康復期患者進行問卷調查,分析其恐動癥水平及其影響因素,并構建恐動癥風險預測模型,以期用于指導臨床工作人員,盡早發現高?；颊呒皶r進行干預指導以減少因運動恐懼帶來自理能力和生活質量的下降。

1 對象和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就診于本院神經內科的240例腦卒中患者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符合《急性腦卒中急診急救中國專家共識(2018)》[6]診斷標準,且處于康復期;②年齡≥18歲;③患者神志清楚,能夠配合調查;④患者及家屬知情同意,自愿參加。排除標準：①患者術前有肢體殘疾,運動障礙等;②合并其他器官創傷、休克、惡性腫瘤、血液疾病、精神疾病等。本研究已通過倫理委員會倫理審批(XYFY2020-KL074-06)。

1.2 研究方法

1.2.1 調查工具

1.2.1.1 一般資料 采用自制問卷收集入組患者的一般資料,內容包括：性別、年齡、居住地、月收入、文化程度、醫保類型、ADL評分等。

1.2.1.2 運動恐懼 采用恐動癥評分量表(Tampa scale for kinetophobia,TSK),該量表由Kori等研制,我國學者胡文[7]首次對該量表進行漢化和信效度檢驗。該量表共17個條目,各條目1～4分,總分17～68分,>37分即可判定存在恐動癥,分數越高,表示恐動程度越高。

1.2.1.3 運動依從性 采用腦卒中功能鍛煉依從性量表(Exercise adherence questionnaire,EAQ)[8],該量表包含與身體參與鍛煉有關的依從性(條目1～8)、鍛煉效果監督相關的依從性(條目9～11)、鍛煉過程中及時尋求建議相關的依從性(條目12～14)3個維度。采用4級評分法,總分14～56分,得分越高依從性越高。該量表Cronbach’sα系數為0.923。

1.2.1.4 焦慮抑郁 采用醫院焦慮抑郁量表 (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該量表由Zigmond與Snaith于1983年編制,孫振曉等[9]對該量表進行了信效度檢驗,HADS總體、焦慮亞量表及抑郁亞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分別為0.879、0.806、0.806,重測信度組內相關系數分別為0.945、0.921、0.932,因其簡單易行,已廣泛應用于臨床。HADS得分0～7分為正常水平,表明患者沒有焦慮和抑郁的癥狀;HADS得分8～10分為輕度焦慮和抑郁,表明患者可能出現輕度的焦慮和抑郁癥狀,應盡快進行介入治療;HADS得分11～21分為嚴重焦慮和抑郁,表明患者有嚴重的焦慮和抑郁癥狀,應盡快尋求心理健康專業人員的幫助。

1.2.2 資料問卷回收方法

取現場問卷調查方式,填表前已向患者及其家屬解釋研究目的及意義,確認無誤后告知問卷的填寫要求,問卷在患者出院前由責任護士發放并回收,患者自愿參與本研究并如實填寫。問卷作答時間10～15 min。

1.2.3 分組方法

嚴格按照納入和排除標準選擇入組對象。根據患者入院后恐動癥量表評估結果,TSK>37分即存在恐動癥,分為恐動癥組和正常組。

1.3 統計學方法

2 結果

2.1 入組患者的一般資料及單因素分析

本研究共納入240例腦卒中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缺血性卒中186例(77.50%),出血性卒中54例(22.50%),年齡36～97歲,平均(52.69±9.85)歲;女性104例(43.33%),男性136例(56.67%);經恐動癥量表評估后,TSK>37分共58人(24.17%),TSK≤37分182人(75.83%)。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年齡、性別、文化程度、ADL評分、運動依從性及焦慮抑郁是腦卒中患者恐動癥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具體見表1。

表1 入組腦卒中患者恐動癥的單因素分析

2.2 各影響因素間交叉分析

回收數據分為分類數據變量和計量數據變量,計量數據經正態性檢驗后,將影響因素中的分類數據變量進行賦值(見表2),對P<0.2的影響因素使用卡方檢驗交叉分析。交叉分析結果顯示：性別與EAQ評分、性別與HADS評分、居住地與文化程度、居住地與HADS評分、文化程度與保險類型之間在5%的水平上顯著(P<0.05),其余各影響因素間無交叉關系,相對彼此獨立,相關關系見表3。

表2 預測分類變量賦值

表3 各影響因素間交叉分析卡方檢驗結果(r值)

2.3 腦卒中患者恐動癥Logistic回歸分析

以腦卒中患者恐動癥為因變量,納入單因素分析中P<0.05的變量為自變量,賦值同上,進行多元逐步回歸分析。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年齡大、女性、文化程度低、ADL評分低、運動依從性差、焦慮抑郁的腦卒中康復期患者更易發生恐動癥(P<0.05),具體見表4。

表4 腦卒中患者恐動癥Logistic回歸分析

2.4 構建腦卒中患者恐動癥風險預測模型

根據Logistic回歸分析數據,將分類數據賦值：年齡=X1;性別=X2;文化程度=X3;ADL評分=X4;EAQ得分=X5;HADS評分=X6。賦值后現構建風險預測模型如下：Z=4.833+1.138X1-1.545X2-1.302X3-1.104X4-0.506X5+1.352X6。并繪制腦卒中患者發生恐動癥風險的列線圖,賦值同上,具體見圖1。

圖1 腦卒中患者恐動癥風險預測模型的列線圖

3 討論

有國外研究[10]報道,78%的腦卒中患者被證實存在運動恐懼。且有運動恐懼的患者其ADL評分和焦慮評分均較高。在腦卒中患者中,恐動癥水平隨著焦慮評分、ADL評分增高、疾病接受水平降低而增加。本研究發現,腦卒中康復期患者恐動癥的發生率為24.17%,低于國外水平。腦卒中發病突然,損害機體神經功能和平衡能力,造成患者身體重心不穩,降低患側負重能力與穩定性,進一步引發肢體功能障礙,影響患者正常生活能力,其自理能力受到阻礙,易出現焦慮、恐懼等不良心理狀態。運動恐懼為肢體活動預測因子,與患者的生活質量與運動積極性有著密切關聯[11]。

本研究發現,年齡大、女性、文化程度低、ADL評分低、運動依從性差、焦慮抑郁的腦卒中康復期患者更易發生恐動癥。這與之前的研究結果相一致[12]。老年女性在腦卒中后表現出更高的焦慮抑郁心理[13],這與女性細膩的情感相關,而焦慮抑郁心理又直接影響患者產生運動恐懼[14]。文化程度對恐動癥的影響在Macías-Toronjo等[15]的研究中也被證實。不難理解,文化程度高的腦卒中患者獲取疾病相關信息的途徑和內容都更多,更容易掌握更為全面的康復運動相關知識,且更容易接受新的護理知識和理念,依從性較高,能夠嚴格實施自我行為管理,運動依從性較好,能夠更好地理解和配合醫務人員對其運動康復的指導,因此,文化程度高的患者恐動癥發生率較低。關于生活自理能力對恐動癥的影響不難理解,腦卒中患者因患病后所致的肢體殘疾,面對康復運動存在明顯的擔心和焦慮心理,一方面為疾病所致的后遺癥無法像往常一樣生活,另一方面為自理能力的下降或喪失,進而產生畏懼心理,運動依從性大幅度下降,進而產生運動恐懼。

作為臨床工作人員,一方面要積極與患者溝通,將患者焦慮抑郁等不良心理降至最低,另一方面對于老年、女性、文化程度低、ADL評分低、運動依從性差、焦慮抑郁的腦卒中康復期患者要密切關注其運動恐懼,根據患者的個體化情況提供合理有效的康復運動方案以提高其生活質量。

4 結論

腦卒中康復期患者恐動癥狀況處于中等水平。年齡、性別、文化程度、ADL評分、運動依從性及焦慮抑郁是腦卒中患者恐動癥的獨立危險因素。本研究構建的腦卒中患者恐動癥風險預測模型簡單易行,可為識別高?；颊吲c及時干預提供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