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平等對育齡群體生育意愿的促進作用

原 新,徐 婧

(南開大學 經濟學院,天津 300071)

2021年國家衛生健康委調查顯示,我國育齡女性的生育意愿繼續走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為1.64個,低于2017年的1.76個和2019年的1.73個,作為生育主體的“90后”“00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僅為1.54個和1.48個。而生育意愿轉化為實際生育行為時又進一步下降,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30,2022年更是下滑至1.07(1)穆光宗:《低生育危機與生育友好型社會構建》,《人民論壇》,2023第15期。。

在低死亡率和國際移民可以忽略的條件下,生育水平是決定我國人口變動趨勢的核心變量。持續的低生育水平形成少子化趨勢,已經、正在并將繼續對我國的人口總量和人口結構產生深遠影響。為擺脫低生育水平困境以及解決其產生的問題,國家生育政策徹底轉向,從“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轉到“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從2013年11月出臺“單獨二孩”政策,到2015年10月頒布“全面兩孩”政策,再到2021年5月實行“三孩政策”,國家陸續出臺了一系列配套的生育支持措施和政策,2022年黨的二十大進一步要求“優化人口戰略研究,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

制度沖突理論認為,女性在工作—家庭平衡、育兒安排和勞動力市場參與等方面,面臨家庭角色和工作角色的沖突(2)BREWSTER K. L., RINDFUSS R. R., Fertility and Women’s Employment in Industrialized Na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26, 2000, pp.271-296.。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仍存在一些問題。就現狀而言,性別平等在社會層面與家庭層面產生了分化,隨著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就業機會的增加,其婚育前的薪資水平與男性的薪資水平差距越來越小,在社會層面實現了較高程度的性別平等,但家庭中性別平等的發展卻始終滯后于社會層面。正是因為社會與家庭之間性別平等發展的不同步,激化了女性的家庭角色和工作角色之間的矛盾,在面臨工作與家庭的沖突時,許多女性可能會選擇推遲甚至放棄婚育以避免因其造成的工作中斷及母職懲罰,從而實現個人追求(3)MCDONALD P., Gender Equity,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Future of Fertility,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earch, Vol.17, 2000, pp.1-16.,形成了除傳統婚育形式之外的單身、同居、丁克等多元化的婚育行為選擇,并直接影響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因此,貫徹落實惠及兩性的家庭支持政策,鼓勵兩性共同承擔照料家庭的責任,降低女性生育的機會成本,推行促進女性發展和具有性別平等取向的相關措施,是緩解女性在有酬勞動和兒童保育之間的不和諧現象的有效手段,有利于提高育齡群體生育意愿,促進生育行為。

一、性別平等影響育齡群體生育意愿的理論闡釋

克勞迪婭·戈爾丁(4)[美]克勞迪婭·戈爾丁:《事業還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顏進宇等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23年版。在梳理女性爭取性別平等的歷程時,將女性按照婚育時間順序分成五組,其中第三組女性“先成家再立業”,但鑒于她們曾中斷就業且優先考慮家庭,其中多數人很難重返勞動力市場;第四組女性“先立業再成家”,她們選擇晚婚并使用方便、有效且由女性控制的避孕措施,使其能夠接受更多的教育并實現自己的職業目標,但由于輔助生殖技術受到的限制,部分女性可能由于較晚嘗試生育而失敗后導致終身無孩;第五組女性“工作與家庭兼顧”,她們延續了晚婚晚育模式,甚至再度推遲婚育的時間,但由于一系列輔助生殖技術的協助,她們的生育率反而有所提升。

中國女性追求性別平等的歷程與之相似。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農業生產勞動集體化以及女性的普遍參與促進了女性的經濟獨立和社會參與。隨著國家相繼實施義務教育普及和普通高校擴招政策,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和市場勞動參與率均大幅提高,進一步提高了女性的個人收入水平和社會經濟地位。先成家后立業、先立業后成家、先成家后棄業、只立業不成家、只立業不生育等多種模式紛繁呈現,如果輔助生殖技術的限制逐漸放開的話,立業不成家但仍要生育的模式也有望出現。在女性權衡工作與家庭的過程中,對于性別平等的追求愈發清晰,性別平等觀念愈發強烈,由優先考慮成家向優先考慮立業、最終兼顧家庭與工作轉變。轉變過程中,社會和家庭分工由“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模式過渡到兩性在社會層面率先達到性別平等,再過渡到兩性同時兼顧工作與家庭,最終實現社會和家庭內的性別平等。但由于觀念轉變往往先于行動,因此性別平等觀念與性別平等程度通常是非同步的,當性別平等程度滯后于性別平等觀念時,觀念與現實的落差可能抑制育齡群體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導致育齡群體晚婚晚育甚至不育。當性別平等程度達到較高水平,與性別平等觀念相一致時,育齡群體生育意愿可能進一步過渡到替代生育和優生優育。因此,性別平等觀念和程度的匹配度與育齡群體如何權衡工作與家庭直接相關,且會進一步影響育齡群體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

(一)性別平等程度日益提升

性別平等程度是對兩性享有同等的條件以充分實現其人權,平等地參與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活動并從中受益的程度界定,性別平等程度依據性別平等觀念而作出調整,但性別平等程度不同于性別平等觀念。

我國性別平等觀念的發展與第二次人口轉變相伴隨,隨著第二次人口轉變的發展,人們的性別觀念開始由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向現代化性別平等觀念轉變,開始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積極尋求工作與家庭之間的平衡,權衡家庭服務的機會成本與所能獲得的實際收益。隨著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發展,社會福利設施逐步健全,家庭和個人收入水平提升,“養兒防老”“傳宗接代”“重男輕女”“多子多?！钡缺Ｕ闲陨砟钪饾u轉變為自由化生育理念,家庭規?？s小,夫妻關系成為家庭關系的核心,性別平等觀念由社會場域轉向家庭內部。其間伴隨著家庭功能外化以及輔助生殖技術的發展,給予了女性更多發揮自我價值的空間,女性在社會層面的性別平等程度大幅提高。雖然家庭性別平等程度隨性別平等觀念的轉變也有所提高,但尚未達到社會和家庭性別平等程度相一致的狀態,生育意愿的提升因此受到阻礙。

1.性別平等程度正在提升。(1)長期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形成婚姻和生育擠壓。由于直觀分析性別平等程度的數據不具有連貫性,因此選取出生人口性別比作為我國性別平等程度的代理變量。在文化中的性別偏好、不同性別孩子的相對經濟價值及現代醫療技術等綜合因素作用下,出生人口性別比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偏高,至今已經延續40余年,走出了一條“倒V”型曲線。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的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08.5(女=100),超出正常范圍,此后波動上升,最高達到2004年的121.2,2008年開始下降,2010年降至117.9,2022年為111.1,雖然不斷下降但尚未恢復到正常范圍。出生人口性別比的下降反映了男孩偏好文化的弱化,也反映了性別平等程度的提升。即便近年來育齡群體的生育意愿和行為整體下降,但是生育性別選擇正在減少,出生人口性別比逐漸接近正常范圍。

人口事件是長周期事件,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會伴隨該出生隊列的全生命周期,在不同年齡段表現為不同的問題。根據國家統計局資料推算,1980—2022年共出生8.08億人口,平均出生性別比為114.4,如果按照出生性別比等于105為基準推算,2022年0～43歲的男性人口要比女性多3400～3500萬人。這一畸高的性別比已經對我國當下的育齡群體產生深刻影響,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的適婚年齡人口(20～40歲,1980—2000年出生隊列)中男性比女性多1752萬人,多出來的男性將成為被動“失婚”群體的主流。在適婚人口規模一定的條件下,性別比越高,女性人口就越少,從而導致育齡女性基數減少并加劇婚姻擠壓,直接降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

(2)教育性別差距縮小降低生育意愿。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1986年九年制義務教育實施和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的普通高等教育擴招,使我國的教育事業快速發展,女性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得到有力保障,女性接受教育的機會不斷增加。2020年,15歲及以上男女性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別為10.2年和9.6年,性別差距由2010年的0.8年縮小為0.6年;有超過1億的女性接受過普通高等教育,較2010年凈增5143萬人;高等教育階段的研究生、普通本?？?、成人本?？圃谛Ｅ藬捣謩e為159.9萬人、1674.2萬人和450.6萬人,占同類在校生的比重分別為50.9%、51.0%和58.0%,均多于男生。由此大大拓寬了女性的就業渠道,女性就業人數穩步增長,2020年城鎮單位女性就業人員為6779.4萬人,比2010年增加1917.9萬人,增長39.5%;女性就業人員占全社會就業人員的比重為43.5%。教育改變命運,教育改變觀念,女性受教育水平直接影響其勞動參與和價值觀念,對其婚育決策亦有影響。

2.性別平等觀念不斷進步。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是我國最早的全國性、綜合性、連續性社會調查項目,系統、全面地收集了社會、社區、家庭和個人多個層次的數據,綜合反映社會和家庭變遷的趨勢。我們從2012年、2013年、2015年、2017年、2018年和2021年的CGSS微觀數據中,提取了受訪者對于“男人以事業為重,女人以家庭為重”“在經濟不景氣時,應該先解雇女性員工”“夫妻應該均等分攤家務”三個問題的觀點態度,將“完全同意”與“比較同意”歸類為“同意”,“完全不同意”與“比較不同意”歸類為“不同意”。并將以上變量作為受訪者社會層面性別平等觀念、市場層面性別平等觀念以及家庭層面性別平等觀念的代理變量,分析我國性別平等觀念在微觀層面的變化。

(1)社會層面性別平等觀念的認可度明顯提高。2012—2018年期間,從受訪者對于“男人以事業為重,女人以家庭為重”的態度變化來看(見圖1),持“同意”觀點的受訪者所占比重趨于減小,“不同意”的受訪者比重趨于增大。但是,男性及女性的觀點存在明顯差異,女性持“不同意”觀點的受訪者所占比重明顯高于男性;雖然持“同意”觀點的受訪男性比重逐年下降,但始終高于持該觀點受訪女性的比重。也就是說,兩性群體的性別觀念正在趨于平等,但女性群體性別平等意識強于男性。2018—2021年,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加劇了全球性別不平等,甚至讓人類社會過去數十年在性別平等方面取得的進步出現停滯或倒退,因此樣本中“同意”該觀點的受訪者所占比重出現微升,“不同意”該觀點的受訪者所占比重出現微降,反映了傳統性別觀念被強化的狀況。

(2)市場層面性別平等觀念的認同感增強。動態看,2012—2018年期間,就受訪者對于“在經濟不景氣時,應該先解雇女性員工”的態度變化(見圖2),持“同意”觀點的受訪者所占比重趨于減小,持“不同意”觀點的受訪者比重趨于增大。靜態看,2021年,“不同意”該觀點的受訪者占77.29%,其中女性為79.46%,男性為74.70%。受訪女性“不同意”該觀點的比重均明顯高于受訪男性,女性在市場層面的性別平等觀念明顯強于男性,男性在市場層面的性別平等觀念則相對保守。

圖2 對于“在經濟不景氣時,應該先解雇女性員工”的態度

(3)家庭層面性別平等觀念的接受度提高。2012—2018年期間,就受訪者對于“夫妻應該均等分攤家務”的態度變化而言(見圖3),在家庭內追求性別平等的群體占比始終較大,其中,受訪女性“同意”該觀點的比重在任何年份均高于持相同觀點的男性,平均高出8個百分點。2021年,受訪女性“同意”該觀點的比重達到81.44%,男性的比重只有74.46%,女性在均攤家務勞動方面的需求高于男性,在家庭內的性別平等觀念要強于男性。

圖3 對于“夫妻應該均等分攤家務”的態度

圖4 性別平等程度與總和生育率的國際比較資料來源: 同表1。

(二)性別平等對育齡群體生育意愿的影響

通過以上對CGSS調查數據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國性別平等觀念逐漸提升的歷程,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在社會層面、市場層面和家庭層面性別平等觀念的提升。進一步使用2018年的CGSS數據分析性別平等觀念對于育齡群體生育意愿的影響,在控制了受訪者性別、年齡、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等個體特征和家庭特征后,社會層面、市場層面以及家庭層面性別平等觀念的提升均會降低育齡群體期望生育子女數,且對育齡女性的影響更為顯著。這一結果支持了前文提到的性別平等觀念與性別平等程度不一致會降低育齡群體生育意愿的觀點。

現階段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處在較高水平,兩性工資水平的差距不斷縮小,社會層面和市場層面的性別平等程度不斷提升,但家庭層面的照料服務仍主要由女性提供,女性面臨的工作與家庭間的沖突強于男性,而女性性別平等觀念強于男性,性別平等觀念與性別平等程度之間的不匹配將降低育齡群體,尤其是女性育齡群體的生育意愿。生育意愿疲軟表現為生育行為的低迷和消沉,2020年我國49歲女性的終身不育率為5.16%,低于美國11%和歐盟國家19%的平均水平(5)張翠玲,姜玉,莊亞兒等:《中國女性終身不育水平估計——基于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人口研究》,2023年第3期。,但隨著晚婚晚育、同居、只婚不育、性少數人群等模式被更多人接受,若不及時采取措施提升性別平等程度,提振生育意愿,可能會有更多群體選擇不婚不育,維持甚至進一步降低現有的超低生育水平。

綜上,現階段我國性別平等程度仍處在中低水平,育齡群體生育意愿疲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性別平等程度滯后于性別平等觀念的發展速度,以及社會層面的性別平等超前于家庭層面的性別平等,導致育齡群體面臨著較為尖銳的工作—家庭沖突,由此導致育齡群體選擇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生育意愿及生育行為雙雙降低。

二、性別平等程度與生育水平關系的國際比較

將我國的性別平等程度、生育水平與發達經濟體進行比較,著重借鑒北歐國家提升性別平等程度與生育水平的經驗,并從日本和韓國實施的家庭政策中獲得警示。

(一)我國性別平等程度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世界經濟論壇《2023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GlobalGenderGapReport2023)(6)WORLD ECONOMIC FORUM.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23, https://www.weforum.org/publications/global-gender-gap-report-2023/, 2023.12.19.顯示(見表1),2023年中國性別平等程度為67.8%,在收錄的146個國家或地區中排第107名,與2022年相比下降了0.4個百分點,排名下降了5名。分項看,中國教育方面的平等指數為93.5%,高等教育實現完全平等;經濟參與和機會分類指數為72.7%,勞動力參與率的性別平等指數為81.5%。

表1 部分國家的性別平等程度、經濟參與和機會分類指數與總和生育率

歐洲的平均性別平等程度最高,為76.3%,其中有20個國家的性別平等程度超過75%,冰島、挪威、芬蘭、瑞典和丹麥的性別平等程度分別高達91.2%、87.9%、86.3%、81.5%和78.0%,經濟參與和機會分類指數分別達到79.6%、80.0%、78.3%、79.5%和72.7%;這些北歐國家的女性就業率水平和生育水平均相對較高,除芬蘭和挪威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39和1.5外,其余三個國家的總和生育率均維持在1.7左右。有研究認為,這些國家能夠走出超低生育模式的關鍵在于其工業化發展較早,且性別平等持續時間較長,能夠更早收獲性別平等紅利(7)BRUNO A.,ESPING-ANDERSEN G.,PESSIN L.,How Do Changes in Gender Role Attitudes towards Female Employment Influence Fertility? A Macro-level Analysis,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31, No.3,2015,pp.370-382.。與中國臨近的日本和韓國,同處儒家文化圈并受到傳統文化觀念影響,性別平等程度分別只有64.7%和68.0%,經濟參與和機會分類指數分別為56.1%和59.7%,日本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30,韓國僅為0.88,且在2022年降至0.78,屢創新低,在全球發達經濟體中最低。雖然韓國和日本同屬發達國家,與北歐五國具有相似水平的人類發展指數,但性別平等方面存在較大差距,尚不能有效提升生育水平,至今難以走出超低生育率陷阱。

(二)我國性別平等程度與總和生育率均處在較低水平

全球性別平等程度平均值為71.20%,其中超過平均水平的國家有71個,而2021年有81個國家的總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中國、日本、韓國同屬性別平等水平和生育水平均較低的國家。雖然發達經濟體在整體上表現出生育水平下降的趨勢,但在梳理北歐五國與其他東歐和南歐等國的總和生育率及其與性別平等程度的關系時發現,在經濟發展水平相當的國家中,性別平等程度較高且已經實現了社會層面和家庭層面的性別平等共進的國家,更有可能保持相對較高的生育水平甚至進一步提升,這是收獲性別平等紅利的具體表現。

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性別平等程度在全球處于中等偏低水平,同樣受傳統文化觀念影響較大的韓國和日本性別平等程度也處在較低水平。單從性別平等視角觀察,在整體性別平等程度偏低、經濟參與和機會的性別差距縮小以及女性勞動參與率較高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導致我國生育水平較低。為了提振生育意愿,提高生育水平,很多國家正在多措并舉實施家庭支持政策。但通過相關政策的國際比較發現,長期性別平等程度較高的國家(如北歐國家),實施家庭支持政策不僅能刺激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提升,還能適度提升育齡女性生育意愿;而對于性別平等程度相對較低的國家(如日本和韓國),即使實施積極的家庭支持政策,也可能無法抑制生育水平的下降趨勢。

三、就業率性別差距與家庭支持政策的國際比較

家庭支持政策的目標是倡導形成特定的家庭形式并將其制度化為社會規范(8)BOURDIEU P., On the Family as a Realized Category, Theory,Culture &Society, Vol.13, No.3, 1996,pp.19-26.,其對于生育水平的影響程度與性別平等水平有關。同時,家庭支持政策對于人們形成現代化性別平等觀念并追求性別平等的實踐行動有直接作用。傳統的性別平等觀念轉化為現代化性別平等行動的過程中,若家庭支持政策仍以女性為主,家庭分工時一般會從生育成本中扣除給予女性的生育補貼,女性生育的機會成本可能被低估,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家庭決策中,更傾向于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模式,這樣的分工模式有悖于女性追求的性別平等視角,女性在生育后將長期中斷就業,從而降低其在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力(9)NEYER C., ANDERSSON C., Consequences of Family Policies on Childbearing Behavior:Effects or Artifact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34, No.4, 2008, pp.699-724.,單方面加重女性面臨的工作—家庭沖突。因此,家庭支持政策如果缺乏性別平等視角,不僅不能促進生育反而會阻礙生育,對女性的生育支持和家庭支持政策不僅無法提升育齡群體生育意愿,甚至有可能因給女性帶來的“母職懲罰”而降低女性的生育意愿。

基于經合組織家庭數據庫(OECD Family Database)(10)OECD Family Database,https://www.oecd.org/els/family/database.htm,2023.12.19.的數據,我們選取了社會民主體制(冰島、挪威、芬蘭、瑞典和丹麥)、自由主義體制(英國、澳大利亞和美國)、保守主義體制(德國和法國)、東亞福利體制(日本和韓國)和南歐福利體制(意大利和西班牙)等五種不同福利制度的典型國家(見表2),比較男性和女性就業率的性別差距,以及提升女性生育率和緩解女性工作—家庭沖突的家庭政策差異,分析家庭支持政策對于提升性別平等水平和育齡群體生育意愿的作用。

表2 2021年各國整體就業率和全職工作就業率及其性別差距

(一)國家間的就業率性別差距較大

近年來,兩性的整體受教育水平穩步提升,受教育機會差距不斷縮小,但由于國家間的性別平等仍存在差距,家庭分工處于向更為均等的分工模式過渡階段,女性在勞動力市場的就業水平仍低于男性?，F階段育齡女性在追求自我價值實現的過程中,因工作—家庭沖突而選擇推遲婚育的比例越來越高。因此,西方國家在提升女性勞動力市場參與的同時,實施了較為積極的家庭支持政策,在上述政策的影響下,冰島、挪威、芬蘭、瑞典、丹麥、法國、德國等國家的性別平等水平穩居前列,總和生育率出現回升趨勢,這些國家已經突破了低生育率陷阱,收獲了性別平等紅利。

北歐五國的整體就業率性別差距較小,但是全職工作就業率性別差距較大,其中冰島整體就業率性別差距為5.7個百分點,全職工作就業率性別差距為21.3個百分點,反映了女性多采用靈活就業方式參與市場勞動的現實,這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工作—家庭之間的沖突,因此,冰島的性別平等程度在全球排名第一,2021年的總和生育率為1.73,在發達經濟體中處于較高水平。除北歐五國之外,性別平等程度較高、兩性就業率較高且女性靈活就業機會較多的發達國家的總和生育率水平相對較高是普遍現象。日本和韓國的整體就業率性別差距較大,且女性靈活就業機會少,性別平等程度較低,總和生育率仍處于較低水平。

(二)國家間的家庭政策實施效果有別

家庭支持政策與性別平等水平及總和生育率之間的關系顯示(見表3),北歐五國提供了優質普惠的托育服務,在降低生育成本和保障女性地位方面都有很好的政策,其2019年幼兒教育和保育方面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均在1.1%以上,家庭福利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均在2.89%以上,在OECD國家中處于較高水平。除丹麥以外,冰島、挪威、芬蘭和瑞典均為男性提供了較多的陪產和育兒帶薪休假,而且陪產假和育兒假的實際使用率較高,在很大程度上為女性提供了家務支持,減輕了女性的育兒壓力,緩解了女性的工作—家庭沖突,進而實現了較高水平的性別平等,促進了生育率和勞動參與率的雙雙提高。相反,日本和韓國雖然為男性提供了較多的陪產假和育兒假,但現實中男性在休假期間可能面臨比女性更嚴重的生育懲罰,兩國男性陪產假和育兒假實際使用率較低,對于提升女性生育率的作用相對較小。事實上,日本、韓國和中國都面臨著晚婚晚育的共同問題,而且都受傳統的性別角色和家庭規范影響,強調婚后明確的性別分工(11)RAYMO J. M., PARK H., XIE Y., et al. Marriage and Family in East Asia: Continuity and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41, 2015, pp.471-492.。因此,對日本與韓國家庭政策的分析,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的家庭政策如何影響婚育意愿。

表3 部分國家的家庭政策—家庭福利公共支出的比較

(三)中國女性就業率較高,家庭政策實施晚于歐洲國家

隨著我國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其接受高等教育的情況與男性相比已幾乎沒有差異,這進一步增加了女性勞動力市場參與機會,勞動參與率和擔任干部的比率提高。國際勞工組織的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15～64歲女性人口的勞動參與率為71%,同年齡段男性人口的勞動參與率為81%,兩性勞動參與率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勞動參與率的性別差距較小。根據《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21—2030年)》,女性參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和貢獻率明顯提升,全社會就業人員中女性占比超過四成。進一步縮小性別差距的政策傾向,不能僅僅關注社會和市場層面的性別差距,還應特別關注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獨特作用,提升女性在家庭層面的性別平等程度。

伴隨生育政策的轉型,生育支持政策和家庭支持政策體系逐步完善。然而,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依然持續下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性別平等程度較低,女性生育直接成本高,職業發展的機會成本更高,難以做到職業發展和養育孩子兼顧。雖然國家和各級地方政府出臺了大量鼓勵生育的支持政策,但是我國的家庭和生育支持政策起步遠遠晚于歐洲國家,有些規定還只是停留在文件上或正在試驗和試點階段。我國家庭政策起步晚具有后發優勢,可以借鑒他國既有經驗制定實施適合中國國情的、更為積極的家庭和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政策和實踐維度共同促進性別平等,特別是家庭層面的性別平等,可保障女性不因生育而失去職場發展的機會,為促進生育水平提升創造條件。

四、性別平等影響育齡群體生育意愿的思考與啟示

2023年世界人口日的主題是“釋放性別平等的力量,提高婦女和女童的話語權,開啟世界的無限可能性”,國家衛生健康委將中國主題確定為“促進性別平等,護佑婦幼健康”。性別平等是兩性在社會關系和權利上的平等,既能給人們更多發揮潛能的空間,也更能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和發展需求。伴隨著第二次人口轉型,無論男女都更加強調自我價值的實現,對性別平等的要求亦更加強烈,個人主義價值觀的興起和女性有償勞動的增加導致了生育推遲和生育意愿降低(12)VAN DE KAA D.J.,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Encyclopedia of Life Support Systems, Vol. 1, 2010, pp.65-103.。為提升生育水平,許多國家進行了多種途徑的嘗試,其中北歐國家在保持長期性別平等的情況下,積極實施惠及兩性的家庭支持政策,在維持和提升生育水平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日本及韓國因受傳統性別觀念影響較大,性別平等程度相對較低,尤其是家庭層面的性別平等水平較低,惠及兩性的家庭支持政策效率有限,生育水平難有起色,所有這些都為我國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借鑒和啟示。

第一,繼續推動性別平等的發展,促進家庭內部合理分工。性別平等與生育水平的關系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第一階段,社會層面和家庭層面性別平等雙雙較低與較高生育水平相伴;第二階段,性別平等從社會層面逐漸傳導至家庭層面,二者的差距導致生育水平下降或保持低位,如日本、韓國和中國;第三階段,實現社會層面和家庭層面的性別平等雙高,有助于提高生育水平,如北歐國家。從本質上看,提升女性地位、推動性別平等與鼓勵生育并不相悖。家庭內的性別平等會影響到兩性的家庭勞動分工,進一步影響其在勞動力市場和家庭內的自我價值發揮空間,在實現性別平等和良好的家庭支持政策的情況下,女性勞動參與率高,生育福利改善,工作—家庭關系協調,就可以推動生育水平穩定甚至上升。北歐國家鼓勵生育的家庭福利政策與性別平等的成功經驗值得中國學習借鑒,例如建立健全政府主導、多部門合作、全社會參與的工作機制;各地積極探索依法促進性別平等機制及其評估機制;重視和維護婦女權益、促進性別平等;加強兩性共同推進性別平等的努力;繼續促進性別平等的理論研究、宣傳倡導、教育培訓等。

第二,推動企業采取更加靈活的工作時間和工作方式,為就業者關照家庭提供便利。靈活的工作時間和工作方式不僅能提升工作效率,還能使育齡群體協調工作與家庭,緩解家庭生育、養育和教育的壓力,男性有條件照顧孩子并分擔家務工作,提高家庭整體家務勞動效率,進一步促進育齡群體生育意愿;同時,靈活的工作時間和工作方式能夠減少通勤時間,避免交通擁堵,有利于環境保護、家庭和諧和緩沖高房價,提高時間的利用效率。因此,應該鼓勵企業開展靈活用工試點,對于靈活用工企業進行政策激勵,建立利益相關方的分擔機制,提高企業作出調整嘗試的積極性。

第三,增加對雙職工家庭的制度和政策支持,促進夫妻達到更高層次的平等。雙職工家庭的制度和政策支持應激勵與支持男性參與家務勞動,落實雙職工家庭支持有利于促進兩性家庭內部的性別平等,同時削弱生育對女性的母職懲罰,促進育齡群體生育行為。從國際經驗來看,很多高福利國家都有比較長且男女相對平等的育兒假。例如,瑞典的生育政策鼓勵夫妻雙方參與育兒,夫妻雙方可獲得總共480天的帶薪育兒假,其中包括90天不能轉讓給對方使用的育兒假。在育兒假制度中融入家庭角色的性別平等觀念,通過法律規定父親的家庭責任,不但能促進男女兩性職場中的機會平等和家務勞動中的責任分擔,而且有利于弱化和消除就業市場中的性別歧視。因此,應該加快落實我國產假、陪產假政策的精細化改革,為男性參與育兒提供可行空間,促使陪產假和產假一方面成為個人專享的不可轉讓的權利,另一方面又有相對優厚的報酬,提高其使用率,真正發揮生育假期制度對提升生育水平的正向作用;同時,削弱生育假期制度對于男女雙方勞動參與的負面影響,建立政府、用人單位和個人共擔生育假期成本的機制,緩解因生育休假造成的隱形用工歧視,增加生育假期政策的效率。

第四,加快落實普惠的托育服務政策,提升托育機構的服務質量。一方面,更加普及更高質量的托育服務往往會對女性勞動參與率產生積極影響,緩解女性面臨的工作—家庭沖突,減輕家庭內因家庭服務造成的性別分工不均問題,提高育齡群體生育率。另一方面,積極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需要將嬰幼兒照護服務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強化政策引導,通過完善土地、住房、財政、金融、人才等支持政策,引導社會力量積極參與;推動建設一批方便可及、價格可接受、質量有保障的托育服務機構;支持用人單位、國有企業、各級政府、社區和家庭以多種形式提供托育服務;加強綜合監管,建立健全支持政策和標準規范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