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責任的對外投資:三重維度與企業所有權優勢研究

洪聯英, 湛惠雯, 王夢哲

(湖南師范大學 商學院, 湖南 長沙 410081)

一、問題的提出

國際可持續發展權威Elkington提出了“三重底線”(經濟底線、環境底線、社會底線)原則,認為企業必須履行最基本的經濟責任、環境責任和社會責任[1],從而引致過去一直奉行的增加私人利潤原則[2]不再是企業投資經營的唯一責任。換言之,對外投資績效、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和社會責任履行,是大國對外投資高質量發展的三重維度。特別是,伴隨著各國越發追求可持續發展,負責任的對外投資意味著企業對環境、社會和治理(ESG)的重視,由此構建的ESG優勢可能成為推動對外投資的新型國際競爭優勢[3]。當前,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來源國①,但由于較大規模對外投資起步較晚,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總體實力較弱、國際化經驗不足②。如何基于三重維度培育新型國際競爭優勢,使對外投資企業出得去、走得穩,在國際競爭中實現高質量發展,是新發展格局下負責任的大國對外投資面臨的新課題。

然而,現有文獻主要關注對外投資的“前因”與“后果”。例如:在微觀層面,主要從對外投資企業主體實力[4]、管理經驗[5]、政策支持度[6]等方面探尋了對外投資產生的原因;在宏觀層面,主要從國際輿論質疑[7]、外資審查[8]、政策不確定性[9]、金融發展水平[10]等方面探討了影響對外投資的外部環境。關于對外投資質量,現有文獻主要從投資效率[11]、經營績效[12]、海外子公司生存[13]等投資績效方面進行了評價,但對于對外投資企業如何與東道國相處,或者說如何提升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能力和促進社會責任履行等問題的關注不夠,而且缺乏相應的理論支持。

主流國際投資理論認為,企業所有權優勢是解釋對外投資產生的核心因素[14],并將企業所有權優勢等同于壟斷優勢,認為只有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才具有壟斷的企業所有權優勢,而發展中國家的跨國企業實力弱、技術水平低、規模小,很少具有壟斷的企業所有權優勢。這使得主流國際投資理論難以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對外投資[15]?，F有文獻較少從企業所有權優勢視角探討中國對外投資的高質量發展問題,滯后于近些年來中國對外投資迅猛發展的現實。

本文認為,要構建對外投資的ESG競爭優勢,首先要培育企業的所有權優勢?；贒unning[14]的OLI框架,本文認為,企業所有權優勢可以是一種特定的壟斷優勢,但不等同于壟斷優勢。只要是一國企業擁有同時國外企業沒有或無法獲得的特定資源、知識或能力,都可統稱為企業所有權優勢,無論擁有這一優勢的企業主體是實力雄厚的大企業,還是一些專業化或專門化的中小企業。換言之,企業要想在國際市場或對外投資競爭中生存與高質量發展,就要擁有企業所有權優勢。鑒于此,本文依據Elkington[1]的“三重底線”原則,探討企業所有權優勢與對外投資績效、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和社會責任履行的關系,為進一步推進中國對外投資高質量發展提供新思路。

本文的邊際貢獻有三點。(1)在理論上提出企業所有權優勢對構建對外投資ESG競爭優勢和高質量發展至關重要這一觀點,有助于走出過往認知給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實踐帶來的誤區。本文認為,企業所有權優勢和對外投資母國發達與否無關,它是對外投資實現可持續發展和高質量發展的前提和內在條件。(2)基于Elkington[1]的“三重底線”原則,厘清了企業所有權優勢通過對外投資績效影響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和社會責任履行的機理。(3)豐富了企業所有權優勢的量化研究。囿于企業對外投資微觀數據的可得性,企業所有權優勢的量化研究較少。本文嘗試從產品市場優勢、要素市場優勢和規模經濟優勢三個層面構建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對企業所有權優勢進行測度,為培育和提升中國對外投資ESG競爭優勢提供新路徑啟示。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一)企業所有權優勢內涵

企業所有權優勢(ownership advantage)最早來自Hymer的主張。Hymer[16]指出,“壟斷優勢”是跨國企業存在的必要和充分條件: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不完全,跨國企業必須建立壟斷優勢以克服由此帶來的不利影響;而源于企業卓越技術和規模經濟的先發優勢,跨國企業所具有的壟斷優勢使其能夠在跨國經營中獲取利潤。Dunning[14]的OLI框架認為,企業要進行對外投資,就需要擁有某些特定優勢來克服在東道國經營的不利因素,并在國際市場上形成壟斷優勢,即企業所有權優勢。

企業所有權優勢是在不完全市場條件下,企業通過對某些資產的獨占和使用形成的競爭優勢。這些資產因具有“稀缺”“難以被模仿和替代”“難以外轉”的特點,而成為決定企業對外投資的關鍵與核心因素[17],進而使企業相對于東道國本土企業具有凈競爭優勢。這種凈競爭優勢可以具體表現為企業擁有的可以產生持續收入的專用資產,既包括貨幣資本和實物資產等有形資產,也包括人力資本、品牌和技術專利等無形資產。

基于此,本文將企業所有權優勢界定為一國企業擁有的,同時國外企業沒有或無法獲得的特定資源、知識或能力。具體體現在產品市場優勢、要素市場優勢和規模經濟優勢等三個層面上。這三種優勢使企業投資更具競爭力,從而提高對外投資三重維度水平。其中:產品市場優勢主要指多樣化的差異化產品、優質的營銷渠道以及品牌等優勢;要素市場優勢主要指較為雄厚的資本、先進的技術知識、豐富的人力資源以及良好的資本信用等優勢;規模經濟優勢主要指由于擴大海外市場而進行的規?；a和經營優勢,主要體現為資產規模優勢和產出規模優勢。依據這一內涵,企業所有權優勢本質上無關對外投資母國發達與否,只與對外投資企業自身是否擁有專業化專門化的特定資源、知識或能力相關。

(二)企業所有權優勢對與東道國環境協調的影響

現有文獻認為,對外投資對東道國的環境影響可以歸為兩類:一類較傳統的觀點是“污染避難地”假說,認為對外投資是一種將本國高污染、高排放產業遷移至東道國的生產方式,是造成東道國環境污染的因素之一;另一類是“污染光環”假說[18],認為對外投資能夠將成熟的技術和優秀的管理經驗引入東道國,進而會改善東道國的環境,減輕東道國的環境污染[19]。Zugravu-Soilita[20]利用1995—2008年法國、德國、瑞典和英國的制造業FDI的面板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認為在環境管理較嚴格的東道國,對外投資符合“污染光環”假說。上述兩類觀點相反,但都表明與東道國的環境保護相協調是事關對外投資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一環。任何國家的環境損害或環境保護行為都將通過對外投資作用于其他國家,環境合作和協調將越來越成為國際經濟交往中的重要內容。

要使企業投資行為與東道國的環境相協調,需要企業合理減少生產經營過程中對環境的污染和損害行為,承擔起環境保護的責任,因而要引導企業拋棄過去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的投資獲利方式,協調好對外投資中企業績效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為了實現這些目標,企業所有權優勢的培育和提升是至關重要的。其一,擁有企業所有權優勢的企業可以利用產品市場優勢提高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水平,如通過實施“產品壽命環境評估”“綠色增值計劃”“供應鏈審核制度”等環保措施,生產和銷售綠色產品,建成環境友好型企業。其二,擁有企業所有權優勢的企業可以利用要素市場優勢提升綠色技術研發水平,吸引綠色治理人才,使用能源型偏向技術和設備設施,更好地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其三,企業財務實力決定著企業承擔環境責任的態度與能力。擁有企業所有權優勢的企業可以利用規模經濟優勢有效降低單位能耗水平,使用更為先進的綠色技術裝備,做好綠色環境治理,直接提高東道國的環境效益和環保水平?？傊?企業所有權優勢會使企業有能力考慮東道國各方對環境的要求,在防治環境污染、減少生態破壞、改善環境質量方面做出主動努力,進而促進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說。

H1:企業所有權優勢能夠提升海外子公司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能力。

(三)企業所有權優勢對履行東道國社會責任的影響

既有文獻認為,對外投資運營狀況與履行東道國社會責任之間存在顯著的聯動性關系。Carroll[21]將企業社會責任概括為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的綜合,認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不僅會提升企業的社會形象,還會提升企業的財務績效。由BUPA和Marks &Spencerh贊助、英國倫敦的社區企業組織執行的一項研究指出,歐洲大部分跨國公司的高層相信,適度地把社會責任整合到企業的經營中,可以改善企業的績效。Lin et.al[22]對1 000例企業展開深度分析,發現企業的財務數據與社會責任落實之間存在聯動關系,后者對企業長期業績的正向影響更加顯著。換言之,對外投資企業在創造利潤、維護股東利益的同時,還需要履行對外投資相應的社會責任,如主動承擔對東道國的員工、消費者或社區乃至整個社會發展的道德責任[23],強調要在生產過程中提升人的價值以及對東道國消費者和社會的貢獻。特別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實行的公眾推動型企業社會責任模式,認為企業是社會責任履行的主要依靠者和推動者,并在很多方面對企業的社會責任做出了較為具體的規范。

但是,要促進對外投資企業履行好相應的社會責任,需要有企業所有權優勢作為保障。這是因為,只有擁有較大的產品市場優勢、要素市場優勢或規模經濟優勢,企業才更有實力在東道國進行慈善捐款、開展志愿者服務和承擔公共責任[24];同時,也才更有能力履行好對東道國的社會責任,如提高企業在東道國的用工本地化比例、提升在東道國生產經營中人的價值、更好地服務于東道國的消費者等,進而為企業帶來良好的社會聲譽,并有助于企業獲取合法性認同和建立良好的企業形象[25]。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說。

H2:企業所有權優勢能夠提高海外子公司對東道國的社會責任履行水平。

(四)對外投資績效的中介作用

在對外投資三重維度的邏輯關系中,只有對外投資績效維度是生產性的影響,環境協調維度和社會責任維度都是非生產性的影響,后兩重維度始終需要對外投資績效作為物質支持才能產生影響。因此本文認為,對外投資績效是企業所有權優勢影響與東道國環境協調和社會責任履行的主要渠道。具體分析如下。

一方面,企業可以從產品市場優勢、要素市場優勢和規模經濟優勢三個方面直接影響對外投資績效,并通過改善對外投資績效提升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水平。具體而言,一是通過推出綠色產品及其差異化策略,以及培育綠色營銷理念與產品營銷優勢,擺脫低層次的同質競爭[26],有效提升對外投資績效,進而提高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水平;二是擁有雄厚的資本以及先進的技術、知識和管理經驗,使企業更有實力使用先進的環保設備和產品以及環保技術,更好地以綠色產品服務東道國市場,提高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水平;三是企業利用規模經濟優勢,能夠降低東道國市場不確定性帶來的環境成本,提高市場占有率,提升經營績效,更好地主動承擔起對東道國社會發展的環境責任。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說。

H3:企業所有權優勢通過提升對外投資績效提高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水平。

另一方面,企業可以從產品市場優勢、要素市場優勢和規模經濟優勢三個方面提升對外投資績效,進而提高對東道國的社會責任履行水平。具體而言,一是產品市場專業化的分銷網絡和品牌戰略優勢,可為對外投資企業帶來更高的競爭力和超額利潤,進而既能更好地維護股東利益,又能主動承擔起對東道國的員工、消費者或社區乃至整個社會發展的道德責任;二是要素市場雄厚的資本、良好的信用和較強的融資能力,可為企業生產經營和創新發展提供穩定的融資環境,有效提升對外投資績效,減少與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摩擦,進而帶來良好的社會聲譽和建立良好的企業形象;三是通過擴大資產規模和產出規模,企業可以降低固定成本,實現規模經濟效益,更有實力去實現生產過程中對人的價值以及對消費者和社會的貢獻,從而提高對東道國的社會責任履行水平。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說。

H4:企業所有權優勢通過提升對外投資績效提高對東道國的社會責任履行水平。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考慮到海外經營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選取2010—2019年中國A股上市公司對外投資企業為研究樣本。本文將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CNRDS)數據庫、國泰安海外直接投資數據庫、和訊網上市公司社會責任報告數據庫以及上市公司年報中的數據等進行篩選匹配,刪除中國香港、澳門、臺灣地區樣本,并剔除缺失值的影響,得到本文實證研究樣本數據。其中,CNRDS數據庫包含全面詳細的上市公司年度信息、財務數據等,可用于度量企業所有權優勢;上市公司年報中的環保數據和和訊網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數據可分別用于度量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社會責任履行;國泰安海外直接投資數據庫包含中國上市公司海外子公司的所在東道國、持股比例、部分財務數據等信息,可用于度量本文中介變量和控制變量。

(二)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

本文被解釋變量有兩個。(1)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EP)?？紤]到數據的可得性,本文借鑒胡珺[27]的做法,將上市公司“在建工程”明細項中與環境保護相關的支出加總得到上市公司當年的環保支出數據。同時,借鑒林素燕、程惠芳[28]對國際化程度的度量方法,以海外業務收入在營業總收入中的占比代表企業的海外產出水平,并將其作為海外子公司發展結構的權重,與上市公司當年的環保支出相乘,以該乘積的自然對數值度量EP。(2)社會責任履行(SP)。Jiang et al.[29]發現,跨國企業母公司開展企業社會責任活動有利于其海外子公司的運營。母公司發布信息明確社會和環境立場,致力于建立正面工作環境和提高產品質量,并以可持續方式維持發展,這種“信號”可以為子公司的利益相關者提供信心,為子公司發展奠定良好基礎,尤其當子公司在東道國的知名度較低時,由于信息不對稱,東道國通常會參照母公司的社會責任履行情況要求子公司。因此,本文參考Zhou &Wang[30]的做法,將母公司社會責任履行作為其海外子公司社會責任履行的代理指標。同時,借鑒馮麗艷等[31]的研究,采用和訊網上市公司社會責任(包含股東責任,員工責任,供應商、客戶與消費者權益責任,環境責任,以及公共社會責任五個維度)的總得分來衡量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由于其中的環境責任維度與本文的環境協調維度重復,本文將其剔除,重新設置權重(各維度均為0.25),并計算得到四個維度的總得分,以該總得分度量SP。

2.解釋變量

本文解釋變量為企業所有權優勢(OA)。關于企業所有權優勢的測度,早期的測度指標注重物質資產方面的所有權優勢,后期的測度指標則注重無形資產方面的所有權優勢。實際上,企業所有權優勢既包括有形的物質資產優勢,也包括無形資產優勢。因此,結合Dunning[14]、Wang et al.[32]的研究,本文認為,雄厚的貨幣資本或專門的實物資本是企業進行對外投資的物質資產優勢,也是企業實現規模經濟優勢的前提,因而將資產規模、資本密集度視為物質資產的所有權優勢;同時,企業稀缺的、有價值的、難以被模仿或替代的資產是企業通過開發、管理和利用自身的核心技術形成的競爭壟斷力,因而將技術能力、營銷能力視為無形資產的所有權優勢[33],并結合企業所有權的三個層面進行具體度量。(1)產品市場優勢(OAp)。由產品技術優勢和產品營銷優勢來體現,其中產品技術優勢用研發投入/主營業務收入測算,產品營銷優勢用(銷售費用+管理費用+財務費用)/營業總收入測算。(2)要素市場優勢(OAf)?？煞纸鉃榉从称髽I勞動力要素的人力資本優勢和反映企業資本要素的資本信用優勢,其中前者用企業本科及以上學歷員工數/企業員工總數度量,后者用(應付賬款+應付票據+預收款項)/總資產測算。(3)規模經濟優勢(OAm)。Blomstrom &Lipsey[34]發現,企業規模只有達到一定的門檻值后企業才會進行對外投資。因此,本文將規模經濟優勢劃分為資產規模和產出規模,并用企業資產總額度量企業資產規模,用企業營收總額度量企業產出規模。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整合得到所有權優勢綜合指數,并用該指數度量OA。根據因子分析檢驗結果,KMO檢驗值為0.691,大于0.6,表明數據集適合進行因子分析。提取3個主要因子后,方差解釋率達到76.127%,說明具備較好的解釋力。

3.中介變量

玩手機更危險。湖北恩施一輛客車上載滿了放假出行的高中生，司機在高速上駕駛時竟然玩起了手機，不停地刷微信。一名乘客拍下視頻并投訴。民警調查監控發現，司機拿起手機21次，玩手機長達25分鐘。

本文中介變量為對外投資績效(FP)。為排除母公司對海外子公司經營績效的影響,本文使用海外子公司凈利潤之和的自然對數值度量FP。

4.控制變量

借鑒謝紅軍、呂雪[3]的做法,本文控制變量包括:(1)企業規模(Size),用員工人數的自然對數值測算;(2)企業年齡(Age),用(統計年份-企業上市年份+1)的自然對數值測算;(3)獲利能力(Roe),用凈利潤/平均凈資產測算;(4)財務負債率(Lev),用負債總額/資產總額測算;(5)企業信貸能力(Bank),用(短期借款+長期借款)/總資產測算;(6)流動資產比率(Cr),用流動資產/總資產測算;(7)總資產周轉率(AT),用年末營業收入/年末資產總額測算;(8)股權集中度(Top1),用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測算;(9)托賓Q值(Tobin’q),用市場價值/資產重置成本測算;(10)經營杠桿(Dol),用(息稅前利潤+固定成本)/息稅前利潤的自然對數值測算。為避免異常值干擾,本文對連續變量進行了1%和99%分位點的縮尾處理。

(三)模型構建

為實證檢驗H1和H2,本文分別構建如下回歸模型。

EPit=α0+α1OAhit+A′Controlsit+σi+μt+εit

(1)

SPit=β0+β1OAhit+B′Controlsit+σi+μt+εit

(2)

其中,下標h、i和t分別代表中國A股上市公司、中國A股上市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和年份,Controls表示一系列控制變量,σi表示行業固定效應,μt表示年份固定效應,ε為殘差項。

為驗證對外投資績效的中介作用,本文參照溫忠麟、葉寶娟[35]的研究,采用逐步檢驗法進行中介效應檢驗,在式(1)和式(2)的基礎上構建如下回歸模型。

FPit=γ0+γ1OAhit+C′Controlsit+σi+μt+εit

(3)

EPit=δ0+δ1OAhit+δ2FPit+D′Controlsit+
σi+μt+εit

(4)

SPit=θ0+θ1OAhit+θ2FPit+E′Controlsit+
σi+μt+εit

(5)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1報告了本文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EP均值為13.297,標準差為2.087;SP均值為3.076,標準差為0.763;FP均值為11.382,標準差為8.393。而且以上三個變量的最大值與最小值均表現出較大差異,說明中國企業整體對外投資發展質量有待進一步提升。OA均值為 -0.129,標準差為0.410,表明中國對外投資企業的所有權優勢總體水平較低,亟待提升;但OA最大值高達1.261,最小值僅為-1.285,說明對外投資企業之間所有權優勢水平懸殊。

表1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二)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總體效應檢驗結果中,列(1)、列(2)中OA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系數分別為1.781和0.313,表明企業所有權優勢能顯著提升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水平和社會責任履行水平,支持了H1和H2。該結果也表明,中國上市公司對外投資企業總體重視企業所有權優勢的培育與提升,進而有效促進了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和社會責任履行,體現了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對外投資高質量發展的理念。

分層面效應檢驗結果表現出了差異性特征。其一,從環境協調維度看,列(3)中OAp不顯著,但系數為0.202,表明盡管企業所有權優勢從總體上提高了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水平,但產品市場優勢的作用尚未顯現;列(5)中OAf、列(7)中OAm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且系數分別為1.347和1.290,表明要素市場優勢和規模經濟優勢所帶來的企業所有權優勢能顯著提升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水平。這一結果符合當前中國對外投資的實踐。一方面,目前中國對外投資主要投向“一帶一路”國家等發展中國家,這些投資東道國與中國在產業技術方面存在較大差距。按照邊際產業擴張理論,成熟的技術和優秀的管理經驗被引入東道國,更容易被東道國產業消化吸收。當前中國對這些國家的對外投資主要面向其勞動密集型產品,因而導致產品市場優勢層面對提升與東道國環境協調水平的作用不明顯。另一方面,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一直高度重視對外投資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問題,母公司的規模經濟優勢和要素市場優勢能夠提供有力的環保設備設施保障和綠色環保技術支持,有效減輕東道國的環境污染。這一結果從企業所有權優勢視角為Zugravu-Soilita[20]的“污染光環”假說提供了新的經驗證據。其二,從社會責任履行維度看,列(4)中OAp、列(8)中OAm均顯著且系數均為正,表明母公司的產品市場優勢、規模經濟優勢對社會責任履行均有顯著正向影響;列(6)中OAf不顯著,表明盡管企業所有權優勢從總體上提升了對東道國的社會責任履行水平,但要素市場優勢的影響不顯著。這一結果說明,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在對外投資中能夠利用產品市場優勢加強與東道國的消費者、股東、社區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聯系,形成良好的社會績效,并利用規模經濟優勢保障企業有足夠的實力支付東道國市場不確定性帶來的社會責任履行成本。但是,由于東道國要素市場相對不發達,中國對外投資的要素市場優勢受到局限,如技術、知識等高級要素作用的發揮可能受限于技術專利的外溢和知識產權保護以及海外子公司部分高管人員的社會責任理念等,從而使企業所有權優勢對東道國社會責任履行的積極作用未得到充分發揮。這也是未來企業對外投資需要正視和提升的方面。

(三)穩健性檢驗

1.內生性問題處理

為處理反向因果關系可能帶來的內生性問題,提高實證結果可靠性,本文使用工具變量法進行檢驗。借鑒Fisman &Svensson[36]的研究,本文采用同行業企業所有權優勢均值(OA_ind)和同省份其他企業所有權優勢均值(OA_pro)作為工具變量。同行業企業具有相似的特征,同地區企業則面臨相似的外部經營環境,因而企業所有權優勢與OA_ind、OA_pro之間存在一定相關性,而OA_ind、OA_pro通常不會對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社會責任履行產生直接的影響,故OA_ind、OA_pro滿足外生性要求。工具變量法回歸結果見表3。列(1)為第一階段回歸結果,兩個工具變量均與OA顯著相關,表明本文選取的工具變量符合相關性條件。列(2)和列(3)分別為EP和SP的第二階段回歸結果。不可識別檢驗的Kleibergen-Paap rk LM 統計量和弱工具變量檢驗的Cragg-Donald Wald F統計量、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統計量均大于10%的臨界值,表明不存在不可識別和弱工具變量問題;過度識別檢驗的Hansen J檢驗p值均大于0.1,接受原假設,表明本文選擇的兩個工具變量符合外生性的要求。列(2)、列(3)的結果顯示,OA均顯著且系數均為正,與基準回歸結果基本一致,表明本文基準回歸結果是穩健的。

表3 工具變量法回歸結果

2.剔除異常值樣本

一是剔除美國樣本。美國通常在外資審查上對中國企業具有極強的針對性,加之總體上中國對外投資企業的所有權優勢水平不高,因而對中國企業海外子公司發展的影響較為嚴重,因此本文剔除了東道國為美國的樣本。二是剔除金融行業等樣本。剔除了樣本中母公司為ST、PT公司等以及金融行業的公司,以避免母公司的財務異常對海外子公司的潛在影響。三是剔除避稅地退出企業等樣本。參照Dharmapala &Hines[37]的做法,剔除了在避稅地設立的對其他國家進行投資的公司以及退出東道國的海外子公司。剔除異常值樣本的回歸結果見表4。表4中,OA均顯著且系數均為正,與基準回歸結果基本一致,表明基準回歸結果具有穩健性。

表4 穩健性檢驗:剔除異常值樣本

3.緩解“遺漏變量偏誤”問題

影響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和社會責任履行的因素有很多,除本文設定的控制變量外,還可能包括母公司管理水平[38]、資本支出、東道國經濟環境[39]等因素。鑒于此,本文在基準回歸模型中分別加入如下控制變量:母公司管理水平(Indep),用獨立董事比例度量;資本支出(Invest),用投資支出率度量;東道國經濟發展水平(GDP_h),用東道國人均GDP度量。表5報告了加入上述控制變量后的回歸結果?？梢园l現,OA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且系數均為正,即在解決“遺漏變量偏誤”問題后,檢驗結果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表明基準回歸結果具有較好的穩健性。

表5 穩健性檢驗:解決“遺漏變量偏誤”問題

(四)機制分析

對外投資績效機制的檢驗結果如表6所示。列(1)中,OA在5%的水平下顯著且系數為正,表明企業所有權優勢對對外投資績效有顯著的提升作用。列(2)的結果顯示,FP對EP的影響依然顯著且系數為正,說明企業對外投資績效的提升會進一步強化海外子公司的環境友好意識,并提高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水平,支持了H3。但是,列(3)中FP對SP的影響不顯著,H4未得到支持。這主要是因為目前中國大多數對外投資企業關注的主要是如何提升對外投資績效和加強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且由于生產性的海外投資績效總體水平不高,還沒有上升到促進對東道國的社會責任履行維度上。這也是未來企業對外投資需要關注的重要因素。

表6 機制檢驗結果

(五)異質性分析

1.基于企業特征的異質性分析

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擁有的企業所有權優勢差異較大,投資戰略重點也存在較大差別。因此根據國泰安數據庫中股權性質,本文將樣本母公司劃分為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兩組。分組回歸結果見表7的列(1)～列(4)。進一步地,本文采用費舍爾組合檢驗方法進行組間系數差異檢驗,permutation tests p值均小于0.10,說明回歸系數在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列(1)中OA在10%的水平下顯著且系數為正,列(2)中OA在1%的水平下顯著且系數為正,說明民營企業所有權優勢對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的促進作用相對更顯著?？赡艿脑蛟谟?民營企業體制機制較為靈活,能夠更加快速地調整經營策略以適應東道國市場環境和綠色消費的需要,較快促進當地綠色發展。列(4)中,OA在1%的水平下顯著且系數為正,但列(3)中OA不顯著。其原因可能在于,民營企業在社會責任履行方面表現出更大的靈活性和較高的市場敏感度,能夠快速調整履行社會責任的方式,使其更符合東道國要求,而國有企業受到政策和體制等因素的限制,靈活性較小,市場敏感度也較低。

表7 基于企業特征的異質性分析結果

企業生產率水平也是企業所有權優勢的一個重要表現,因而企業生產率高低會直接影響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和社會責任履行水平。本文根據基于OP法計算的全要素生產率中位數對樣本進行分組,將樣本劃分為高生產率和低生產率兩組。分組回歸結果見表7的列(5)～列(8)。進一步地,本文采用費舍爾組合檢驗方法進行組間系數差異檢驗,permutation tests p值均為0.000,說明回歸系數在高生產率與低生產率企業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列(5)中,OA顯著且系數為正,說明高生產率企業的所有權優勢對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的影響顯著;相反,列(6)中OA不顯著,說明生產率水平越低,意味著企業擁有的所有權優勢越小,企業在東道國市場競爭中缺乏優勢并影響了企業績效,使得這些企業沒有足夠的能力和資金去提高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水平。列(7)和列(8)的結果顯示,高生產率和低生產率企業的所有權優勢對社會責任履行都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其中,低生產率企業的系數更大,表明低生產率企業的社會責任履行效應相對更大。其原因可能在于,低生產率企業大多為勞動密集型企業,因此解決了更多的東道國的就業問題,相應地也承擔了更多的社會責任。

2.基于投資區位的異質性分析

為了檢驗企業所有權優勢對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與社會責任履行是否在投資區位上具有差異化影響,本文將東道國按是否為“一帶一路”國家進行分組。借鑒呂越等[40]的做法,將樣本分為“一帶一路”國家和非“一帶一路”國家兩組,分組回歸結果見表8。結果顯示,OA在“一帶一路”國家和非“一帶一路”國家的回歸結果均顯著且系數均為正,但在“一帶一路”國家的系數更大。為了檢驗兩組間是否存在異質性,本文進一步采用費舍爾組合檢驗,結果permutation tests p值均小于0.010,說明企業在“一帶一路”國家投資比在非“一帶一路”國家投資,企業所有權優勢對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和社會責任履行的影響都更大。這一結果表明,“一帶一路”倡議為對外投資企業提供了更加良好的合作平臺和發展機遇,對提升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和社會責任履行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表8 基于投資區位的異質性分析結果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基于Elkington[1]的“三重底線”原則,本文認為,對外投資績效、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和社會責任履行,是負責任大國對外投資高質量發展的三重維度,而企業所有權優勢是一國企業擁有的,同時國外企業沒有或無法獲得的特定資源、知識或能力,是負責任大國對外投資構建以三重維度為基礎的新型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本文從產品市場優勢、要素市場優勢和規模經濟優勢三個層面測度了企業所有權優勢,并采用2010—2019年中國A股上市公司對外投資數據實證檢驗了企業所有權優勢與中國對外投資高質量發展及其三重維度的關系,主要結論如下。(1)從總體上看,企業所有權優勢能夠顯著提升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水平和社會責任履行水平,這一結果經過一系列穩健性和內生性檢驗后仍然穩健。(2)從企業所有權優勢的不同層面看,要素市場優勢和規模經濟優勢能夠顯著促進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但產品市場優勢的影響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產品市場優勢和規模經濟優勢能夠顯著促進對東道國的社會責任履行,但要素市場優勢的影響不顯著。(3)企業所有權優勢通過提升對外投資績效正向影響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但對社會責任履行的影響不顯著。(4)企業所有權優勢的環境協調效應和社會責任履行效應在不同所有制性質、不同生產效率、不同投資地域的企業之間存在一定差異。

上述結果表明,為推進負責任大國對外投資高質量發展,需要從企業所有權優勢的培育和提升著手,高度重視對外投資績效、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社會責任履行等三個維度的協調發展。換言之,在全球不確定性日益增加的復雜國際環境下,不能只關注企業對外投資績效高低,更要關注對外投資企業在東道國投資是否做到了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和履行良好的社會責任。為此,本文提出如下具體政策建議。(1)政府部門和行業協會應引導對外投資企業主動提高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意識和社會責任履行水平,特別對東道國社會責任的履行,是未來需要重點關注的方向。2021年7月,商務部和生態環境部聯合發布《對外投資合作綠色發展工作指引》,表明中國對外投資政策的重點已經從滿足東道國最低限度的污染防控標準轉變為促進倡導“綠色發展理念”和鼓勵酌情在東道國采用更高的環境保護標準。在當前復雜的國際背景下,更需要高度重視對外投資三重維度的協調發展。企業主動提高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和社會責任履行水平,雖然可能會損失一定的經濟利益,卻能改善在東道國投資所需的營商環境,反過來會幫助對外投資企業獲得東道國政府的支持和民眾的信任,更好地推進對外投資高質量發展。(2)企業應強化“內功”,加大企業所有權優勢的培育和提升。本文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結果均表明,企業所有權優勢對與東道國的環境協調和社會責任履行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是中國對外投資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表現,特別是在當前新一輪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重塑階段下,更要引導企業認識到自身擁有的特定資產、資源、知識或能力才是推進對外投資持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來源。(3)政府部門和行業協會應引導對外投資企業向“專精特新”方向發展。企業所有權優勢分層面效應檢驗結果表明,目前中國對外投資企業產品市場優勢的環境協調效應不顯著,要素市場優勢的社會責任履行效應不顯著,致使理論結論與實踐相偏離。這就需要正視中國能夠形成規模經濟優勢的企業數量偏低的事實,引導企業避免片面追求大而強的巨型跨國公司,而是應該充分發揮企業在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專精特新”優勢,才能加快提升產品市場優勢和要素市場優勢,更好地推進對外投資高質量發展。

注 釋：

① 《2022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22年,中國已設立4.7萬家境外投資企業。2022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為1 631.2億美元,為全球第2位,連續11年位列全球前三。2022年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2.75萬億美元,連續六年排名全球前三。

②《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報告(2021)》顯示,2020年,在中國“走出去”的企業中,僅有約一半的企業實現了盈利或基本盈利,18%的企業基本持平,高達26%的企業則處于暫時虧損狀態;《中國民營企業“一帶一路”可持續發展報告(2019)》顯示,2018年,只有35%的企業認為海外子公司績效達到了預期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