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老齡化：理念、局限與拓展

陳友華,孫永健

(南京大學 社會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3)

一、引言

人口老齡化是21世紀全球性趨勢。隨著少子老齡化風險的不斷增大,如何應對老齡化成為越來越多國家政策議程中的重要內容。在此時代背景下,“積極老齡化”的理念在世界衛生組織(WHO)的闡發與推廣下一度在世界范圍內流行,不僅出現在諸多老齡相關的學術研究之中,更貫穿于許多政府涉老政策文件之中。然而,在人們對積極老齡化理念的一片贊揚聲中卻缺少了冷靜的反思與批判。更為重要的是,盡管積極老齡化的政策框架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采納,但西方國家應對老齡化問題的效果不僅不盡如人意,而且低生育率與少子老齡化形勢愈演愈烈,財政赤字不斷擴大,人口與經濟形勢堪憂?；诖?本文從積極老齡化的概念與思想淵源出發,反思性地闡述了積極老齡化“健康”“參與”和“保障”三個方面的內涵,并對積極老齡化的特點與貢獻予以總結。更進一步地,本文通過剖析積極老齡化的局限與不足,對其加以拓展與完善,從“健康”“參與”“保障”“責任”和“可持續”五位一體視角拓展積極老齡化理論,從而為中國探尋積極應對老齡化之路提供啟示。

二、積極老齡化的理念、內容與貢獻

(一)積極老齡化的理念溯源

20世紀末積極心理學的盛行,推動了積極老齡化(active aging)概念與理論的出現。1997年,丹佛會議首次提及積極老齡化的概念。2002年,世界衛生組織在其報告《積極老齡化：一個政策框架》中正式闡釋了積極老齡化的概念與內涵。自此,積極老齡化的理念與框架被聯合國推廣為全球的行動綱領。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中,積極老齡化是指退休老年人為了提高生活質量,使健康、參與和保障的機會盡可能發揮最大效應的過程;也是指老年群體和老年人自身在整個生命周期中,不僅在機體、社會、心理方面保持良好狀態,而且積極地面對晚年生活,作為家庭和社會的重要資源,可以繼續為社會做出有益貢獻。[1] 在其他國際組織的文件中,積極老齡化也被理解為老年人享有充實和健康、具有保障,且積極參與經濟、文化、政治的生活。[2]

不過,積極老齡化的提出與盛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漫長的理論積累與迭代過程。歷史上很長一段時期,人的價值常常以能否創造財富和保家衛國為衡量標準,老齡人口則被視為社會與家庭的“累贅”。第一次工業革命伊始,“物競天擇,優勝劣汰”思想進一步加劇了對老年人口在身體、認知等全方位的負面評價。在此基礎上發展出的老年脫離理論(disengagement theory)認為,老齡化意味著老年人逐漸且不可避免地從其曾經工作和生活的環境中脫離,這既有利于老年人從工作崗位體面地退休,也有助于實現勞動機會的代際轉移。[3](PP.13-14) 美國學者格根(Gergen)在對全球老齡化社會發展與應對歷程進行研究時,將這一“黑暗”時期稱之為“消極老齡化時代”。[4]

成功老齡化(successful aging)的提出推動了人們對于老齡化的認知由消極向積極的轉變。這一理念最早由美國學者羅韋(Rowe)和卡恩(Kahn)在其發表的《人的老齡化：普遍與成功》一文中正式提出。成功老齡化是指老年人口沒有疾病和殘疾,身體和心理機能正常,且獲取積極的社會參與,強調殘病與衰弱不應該是老年人的普遍狀態。[5]但成功老齡化存在明顯不足并在后續受到學者的批駁：一是未能意識到老年群體內部的異質性,忽略了很大一部分無法擺脫殘病與衰退的老年人的存在;二是否定正常的老年期,對于“成功”的追求犯了理想主義的謬誤;三是“成功”一詞具有強烈的價值判斷色彩,研究發現許多老齡人口雖然患有各種疾病或身體殘疾,但認為自己的老年生活依然可以是成功的。[6]

在對成功老齡化的爭論中,生產性老齡化(Productive Aging)的概念在西方世界應運而生,進一步促進了人們對于老齡化認知的積極轉變。生產性老齡化最早由羅伯特(Robert)闡發,強調老齡化并不必然與生產率降低乃至消失相關,生理年齡并不是預測老年人活動能力的有效指標,所謂的老年人缺乏生產率只是一個建構失實的理念。[7]生產性老齡化突出老年人的經驗、技術與專業等方面的累積優勢。因此,一方面力圖澄清老年無用論的“迷思”,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各國政府寄希望于開發老年人力資源以補充勞動力短缺與緩解社會保障支付壓力的政策初衷?？梢?生產性老齡化本質上將“有用”或經濟效率作為理論核心,它對于老年人功利化和工具化的解讀與要求,致使其飽受批評。[8]

作為同樣強調積極面向的老齡化概念,健康老齡化(healthy aging)的出現試圖修正和完善成功老齡化或生產性老齡化。健康老齡化于20世紀末由世界衛生組織提出,被定義為發展和維護老年健康生活所需的功能發揮的過程,以達成老年人口的健康長壽以及身體、心理和社會功能的完美狀態的目標。2001年,聯合國大會也認同和發展了健康老齡化的理念,將其界定為老年健康的全面平衡發展。然而,學者隨即又意識到,健康老齡化理論仍然存在將老年人視為社會的負擔而非社會財富、從其需要而非社會權利的視角看待老年人口健康的缺陷。[9]其理念局限在老齡化的健康維度,也忽視了許多老年群體無法健康的客觀現實。

成功老齡化、生產性老齡化和健康老齡化的概念本質上都關注老年人的有用性或效益性,折射出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時代背景。有鑒于此,世界衛生組織為了彌補這一系列帶有積極指向的老齡化理論的不足,也為了深入推動老齡化內涵從消極到積極的徹底轉變,故而提出并大力倡導老年本位主義和國家福利主義的積極老齡化理念。盡管世界衛生組織關于健康老齡化的定義已經非常寬泛,但其還是提供了更寬泛的“積極老齡化”的理解視角,以強調為了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而優化其健康、參與及保障的機會的過程。[10]積極老齡化的概念也從當初的理念構想演變至當下國內外老齡政策與研究無法回避的重要因素。

(二)積極老齡化的主要內容

在對積極老齡化的諸多界定中,我們發現“健康”“參與”和“保障”是積極老齡化共同的核心構成要素,也是其理論闡發的主要內容。

1.健康

嚴格來說,健康老齡化和積極老齡化的概念均由世界衛生組織提出,兩者一脈相承。因此,積極老齡化仍然強調健康老齡化的重要性,其核心內容毫無疑問地仍將健康放在首位。因為對于包括老年人在內的全齡人口而言,只有身體健康才能參加各項社會經濟活動,才有可能享受生活的樂趣。積極老齡化認為健康使風險因素降低、保障因素提高,且在老年階段自理能力較強,享受高質量的晚年生活。特別地,積極老齡化定義的健康不僅指身體上的康健,更是注重老年人心理層面與社會適應上的狀態良好。促進精神健康和社會接觸的政策與機會,同那些促進身體健康的計劃一樣重要。[11]

不過,積極老齡化在健康老齡化的基礎上似乎對健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與期待,亦即體現在與“保障”和“參與”兩大內容的關聯性中。一是積極老齡化不僅關心身心健康、活動功能正常的老年人,還特別關注那些不可避免失能的高齡老年人和通過自我調整無法達到健康標準的低齡老年人,為了避免后者淪為社會負擔,積極老齡化鼓勵國家和社會通過“保障”的手段來大力幫扶他們;二是積極老齡化致力于提高包括殘疾、衰弱和貧困老年人在內的全體老年人口的健康壽命與生活水準,以此來實現所有老年人在經濟、社會、文化和體育等事務方面的積極“參與”。

2.參與

積極老齡化在生產性老齡化等理念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加和發展了“參與”的內涵。積極老齡化認為,“參與”是指以老年人自愿為前提條件,并且在身體情況允許的狀態下參加家庭、市場和社會活動。積極老齡化理論倡導老年人“參與”的價值應從超越市場的角度來理解,老年人在家庭中的照料服務、在社會中的志愿活動、在文化中的傳承功能均是老年社會參與的價值所在。[11]簡言之,積極老齡化對前述概念的超越之處即在于“參與”,不僅僅指市場參與,而且還涵蓋社會、文化、政治、道德等多領域的多方面參與,老年人的參與不僅創造物質財富,更創造社會價值。此外,不少學者還聲稱老年人社會參與不僅“利他”而且還“利己”,特別是能夠顯著改善自身的身心健康狀況。(1)參見盛亦男、劉遠卓《社會參與對老年人健康的影響》,《中國人口科學》,2022年第6期;徐金燕、張倩倩《老年人社會參與對心理健康的影響——基于CHARLS追蹤調查的發現》,《中國人口科學》,2023年第4期。相較于“健康”“保障”,“參與”的概念最能突顯積極老齡化的“積極”與“能動”的色彩,亦即強調對老年人的積極作用而非消極負擔,希望樹立起老年人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參與者與生產者的形象,進而打破原先單一的依賴者和消費者的刻板印象。

3.保障

積極老齡化區別于以往老齡化概念的獨特內涵之處在于強調“保障”的重要性。由于老年人群體內部存在巨大的差異,不僅全體老年人需要一些共性的基本保障,而且那些始終無法“健康生活”與“社會參與”的老年人更需要專門的特殊保障。積極老齡化認為,“保障”是“健康”和“參與”的必要條件,主要表現為對老年人的多種社會福利,以保障其權利在行使過程中得到平等對待。例如,以養老金為代表的經濟保障、醫療保險為代表的健康保障、老年服務體系為代表的服務保障、無障礙設施為代表的環境保障、《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為代表的法律保障等。此外,保障還有“保護”的含義,保護不僅意味著滿足老年人的物質需求,更要維護老年人的尊嚴、確保其參與的權利,滿足其受到照顧、實現價值以及個人全面發展的要求。[11]

(三)積極老齡化的特點與貢獻

積極老齡化一般被視為老齡化理論的“新范式”,與消極老齡化理論和其他具有積極取向的老齡化理論相比,積極老齡化的內涵豐富、特點明顯與貢獻突出。

首先,積極老齡化的概念徹底挑戰了那些將老年人視為負擔的消極老齡化理論,突顯了老齡化過程中的積極因素而刻意回避了其中的消極因素。積極老齡化把老化過程看作是一個正面的、有活力的過程,倡導老年人必須有健康生活和貢獻社會的機會,而“積極”一詞絕非是修飾詞,而是蘊藏著巨大的正面意涵。[11]因此,積極老齡化理念重要的功效之一是發揮積極的心理暗示作用,類似于起到自我實現預言的功效。該理念要求老年人以積極的生活態度面對老年生活和死亡的到來,哪怕客觀上存在諸多老化難題,但在主觀上老年人也要學會“放下”和“藐視”它們。

其次,積極老齡化是一個多維概念,涉及身心健康、環境因素、生活方式等各個方面,極大地拓展了前述與積極相關的老齡化概念的狹隘經濟視野與效率取向。進一步來說,積極老齡化還強調對老年人多元需求的滿足,從養老保險到養老服務、從疾病治療到衛生保健、從勞動就業到志愿服務、從社區環境到公共設施、從精神慰藉到政治倡導等。積極老齡化堅持老年人本位主義的價值取向,充分尊重和考慮老年人需求的多維性和老年群體的差異性,為不同性別、種族、社會經濟階層老年群體制定差異化的老齡政策和實施策略。[12]

再次,積極老齡化強調老年人作為完全公民(full citizens)的社會參與,重視老年人權利的享有和自主性的開發。積極老齡化提倡為老年人提供社會參與的支援與保障,還建議老年人根據其興趣和需求,活躍于勞動市場和社會事務中,這樣的互動不僅能幫助其實現自我價值,還有助于避免被社會邊緣化,并有益于其身心健康。

最后,積極老齡化要求政府、社會、市場、家庭等各個方面給予老年人支持,以保障其晚年生活平安度過。積極老齡化呼吁包括政府在內的多元主體積極地為老年人提供物質與服務保障,它要求各政府部門、企業、社會組織、家庭等協同為老年人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參與提供有利的物理和人文環境,同時為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收入保障、生活照料、護理服務、精神慰藉等福利項目。積極老齡化理念整合了個體、組織和社會等多元化、多層次的參與主體,同時也增加了國家在應對老齡化方面的責任與負擔。

三、積極老齡化的局限與不足

人們總是習慣于認定新出現的理念或政策框架要優于原先的理念或政策框架,從而常常容易對過往做法做出部分甚至全盤否定。積極老齡化在全球范圍內成為一種天然正確的政治話語,似乎便是對舊有老齡化理論的全面超越,因而政界和學界在不斷引進與發揚積極老齡化理論的同時,卻極少對其予以反思與批判。本文認為,積極老齡化理論同樣存在局限與不足,一方面,它在部分情形下未能完全克服成功老齡化、健康老齡化等相關理論舊有的缺陷,也就是“改進不夠”;另一方面,它在部分情形下又對消極老齡化等理論全面否棄,犯下了矯枉過正的謬誤,也就是“改進過度”。

(一)忽略供給視角

盡管從積極老齡化的理念設計初衷來看,無論是健康、參與和保障,都希望從需求和供給兩方面來考量。但隨著該理念的傳播與嬗變,為了迎合民生訴求與彰顯政治“智慧”,積極老齡化逐漸演變成從老年人需求角度出發,即倡導如何更好地滿足老年人需求,較少考慮到作為老年人權益保障責任承擔者的承接意愿與承擔能力等問題。經濟學談及需求一般指有效需求,至少包含消費者的消費意愿和消費能力,能力是需求的必要但不充分條件。令人遺憾的是,在目前積極老齡化相關理論與實踐領域,常常將意愿與需求兩者混同,“保障”的內涵常常助長了“需求為本”的主張。例如,在制定老年福利政策時,積極老齡化理念總是要求政府和社會更多關心老年人在養老、醫療等多方面的訴求,錯把意愿當需求,而鮮少考慮政策受眾、政府或者納稅人是否具有為此“買單”的意愿與能力。再如,幾乎所有的積極老齡化的研究建議都一味地鼓動政府和社會加大對養老領域的公共投入,卻從未考慮過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宏觀背景下的各國政府與納稅人能否承擔起如此多的福利責任。其實,包括老年保障在內的諸多福利制度本質上是對財富或責任進行了再分配,對它的評估不僅要聽取福利享有者的想法,更要考慮福利承擔者的意見與感受。進一步追問,人類的需求是否一定要予以滿足?究竟靠誰去滿足?政府、市場、社會、家庭與個人自身?政府與社會究竟應該滿足老年人的哪些需求?當基本生存需求無法解決時,政府有責任“兜底”,但面對更高層次的休閑娛樂、自我實現等需求時又該依靠誰去滿足?此外,基于“短期看需求,長期看供給”的經濟學原理,筆者認為老年人需求龐大也并非盡是好處,它在刺激消費、培養新的消費熱點的同時,也對生產與供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供給能力不足或者供給不落實的需求的激發,會誘發代際沖突與其他新的老齡問題。

由此可見,人口老齡化問題本質上是經濟社會發展問題,涉及諸多方面,并非僅與老年人相關,更是全年齡段人口的共同事業。[13]當我們在制定積極老齡化相關政策時不僅要秉持“需求為本”的視角,更要有“供給為基”的理念,需要反復掂量中青年人或勞動者應不應該承擔、是否愿意承擔以及是否有能力承擔諸多的老年福利保障的責任。

(二)局限在應然維度

積極老齡化理念是積極應對老齡化挑戰的主要戰略思路之一,但絕不是應對老齡化挑戰的全部。積極老齡化理論往往局限于應然的層面而忽視實然的維度。因此,學界圍繞健康、參與和保障三個方面研究如何促進積極老齡化的成果很多,但從現實社會經濟環境角度研究如何落實積極老齡化舉措的成果很少,年輕人與勞動者在積極老齡化應對中的心理感受、承受意愿與承受能力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更少。積極老齡化混淆了老齡問題的應然與實然的不同層面,因而常常使人混淆政策理念與實際效果,即一旦積極老齡化國家戰略提出,并且政府為此出臺了系列政策,似乎老齡化危機就會因此迎刃而解,但很多時候政策效果不如人意。仔細分析浩如煙海的積極老齡化政策,不難發現一些共性問題：一是語言華麗,承諾豐富,但許多缺少實質性內容,或者根本難以落實,因而政策質量不高;二是老調重彈,缺少新意;三是政府部門出臺的某些政策文件實際上已經超出了其職責權限,給市場和社會增添了額外的責任;四是政策制定與問題化解是兩回事,積極老齡化政策制定不一定能化解老齡問題,甚至還造成更多的社會經濟問題。

(三)造成消極與積極二元對立

理想化的積極老齡化理念類似于選擇性的“優勢視角”,往往只看到老年人或老齡化的優勢而刻意回避其劣勢,結果造成對老齡化認知的一元積極論或二元(積極-消極)對立論。實際上,人類最初對老年人及其所帶來的社會問題的認知更多是消極的,后來逐漸轉變為積極的。消極老齡化理論固然存在某些缺點與不足,但也絕對不是一無是處,其中的絕大部分是事實與真相,但“忠言逆耳”,因而不受人待見,甚至采取“躲避”的態度,是很自然的。積極老齡化理論雖然閃爍著許多思想的光芒,但也存在很多不足。因為將老齡化的消極與積極方面割裂開來看,積極老齡化更多從倫理道德層面闡述如何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卻很少考慮老年人身心狀況的客觀演變規律,也更少考慮家庭與政府的承受能力,因而理想化色彩濃厚?？梢?健康老齡化、成功老齡化等理念中存在的理想主義情結,在積極老齡化理論及其政策框架中依然殘留了下來,甚至還“有過之而無不及”。正如社會工作領域中優勢視角極易為受助人塑造一面哈哈鏡,一味地放大自身的潛能和優勢而回避現實與矛盾[14],積極老齡化理念也存在類似的缺陷,看不到或者回避問題,助長盲目樂觀情緒。因而,由于過度聚焦在積極維度,積極老齡化思想最飽受詬病的即是“強制化風險”,也就是忽視老年人群體真實的身心衰退狀況。[15]一方面,過度鼓勵老年人參與社會活動,可能造成許多老年人超額的負擔,反而不利于健康。另一方面,可能對不健康的老年群體帶來社會排斥,對不能社會參與或不愿社會參與的老年人產生污名化或邊緣化的影響。其實,老年人的社會參與和身心健康之間存在復雜的因果互逆性,絕非積極老齡化理論所描繪的那樣“因為參與,所以健康”。恰是活動自由、心智健全的老年人才有資格“離開床榻,走出家門”,參與到豐富多彩的社會經濟生活之中,而失能失智的老年人基本上失去了參與和生產的可能性。因此,積極老齡化極易在對“參與”的夸大與宣揚中簡化和扭曲了其與“健康”之間的因果復雜性,不僅有意無意地忽視了部分殘障老年人的客觀困難性,還嚴重忽略了“參與”的邊際收益遞減甚至負效應。(2)參見王金水《哪些老人更能從社會參與中受益：經驗證據與社工介入策略》,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年;王娟、黃晨熹《累增還是累退?老年人社會參與模式的變化及其影響因素》,《蘭州學刊》,2023年第11期。

(四)忽略殘病擴張對老年健康的沖擊

積極老齡化理念總是希望盡量延長健康壽命,縮短不健康壽命,即民間流傳的“好活快死”。但現實問題是：我國乃至世界人口的整體健康水平是提高了還是降低了?一方面,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與醫療技術的進步,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而生命挽救技術進步使得原本不能存活的部分人口突破了“自然選擇”規律,特別是那些存在先天殘疾等出生缺陷的新生兒在技術幫助下大量地存活下來,從而拉低了全人口的平均健康水平。這就是社會對人口的一種逆向選擇,是不健康人口擠壓健康人口的人口質量逆淘汰現象。[16]另一方面,人們愈發認識到隨著疾病譜系的變化,健康可以導致長壽,但長壽不一定就健康?！安垟U張理論”告誡我們,預期壽命的延長并沒有伴隨著健康預期壽命的延長或健康預期壽命的延長速度趕不上預期壽命的延長速度,即出現所謂的“勝利的失敗”[17]。而中國的經驗證據也表明,我國老年人口的認知和軀體功能相比過往出現了降低[18],老年人口的健康壽命指數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降[19]。

本文匯總了1990～2019年全球人口的健康預期壽命及其占比的變化,借助健康預期壽命指數(=健康預期壽命÷期望壽命)[19]這一指標,揭示出老年群體健康方面的事實,如表1所示。

表1 1990～2019年全球老年人口健康壽命變動情況(單位：年;%)

結合表1可知,在1990～2019年的近30年期間,全球人口的不健康壽命延長了1.4歲,而65歲時的不健康余壽延長了0.8歲。借助健康預期壽命指數,可以更直觀地看到無論是整個生命周期還是老年期,患病帶殘年限占比都在明顯上升,健康老齡化并非如人們所暢想的那樣如約而至,這進一步論證了殘病擴張理論的現實客觀性,也提示我們反思積極老齡化理念中所遺漏的不健康風險。

(五)忽視退休年齡太早下的老年人力資源開發

老年人力資源開發是積極老齡化的主要內容之一,但目前各國之所以迫切需要開發老年人力資源的根本癥結在于領取退休金的法定年齡太早、養老保險基金支付壓力與勞動力短缺。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而非讓老年人“退而不休”才是開發老年人力資源的首要舉措,由此可見,世界多數國家在執行積極老齡化政策時受制于各種現實困難,很容易混淆了老年人力資源開發的根本性方向,進而導致各類老齡政策的效果不彰。

回溯世界社會福利與人口預期壽命的演變歷史,我們發現在實施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之初,法定退休年齡或領取養老金年齡相對于當時人口的預期壽命而言較高,因而相當比例的勞動者在退休時已經失去或部分失去勞動能力,且能夠享有養老金的年限也較短,所以當時基本上不存在養老金支付壓力與老年人力資源開發問題。然而,隨著人類壽命的顯著延長,法定退休年齡卻變動較小,延遲退休年齡的改革更是舉步維艱。本文通過梳理1958～2050年經合組織(OECD)部分國家男女兩性領取退休金年齡與期望余壽,構建出了退休金年齡指數(=領取退休金年齡÷期望余壽)指標,用以反映退休金年齡的相對變化情況,如表2和表3所示。退休金年齡指數越低,說明領取退休金年齡越早而享用退休金年限越長,進而表明養老金的支付壓力越大。

表2 1958～2050年OECD國家男性領取退休金年齡與期望余壽(單位：年)

表3 1958～2050年OECD國家女性領取退休金年齡與期望余壽(單位：年)

結合表2和表3可知：第一,縱向比較來看,法定退休年齡一旦確定下來,很難發生變化,即便發生變化,延長幅度也極其有限。反觀人口預期壽命,特別是退休后的余壽卻在顯著延長。因此,各國的退休金年齡指數均呈現出明顯的縮小趨勢,這意味著法定退休年齡相對而言是在“前移”而非“延后”,延遲退休的政策力度還遠遠不夠。第二,橫向比較來看,福利主義國家延遲退休十分困難,特別是工會的力量嚴重制約了退休制度改革,甚至還一度導致了退休年齡的提前,但奉行自由主義的國家在延遲退休方面則相對容易達成妥協。例如,美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做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這主要源自于低福利和社會保障多元化的發展保證了老齡人群繼續工作的積極性和迫切性。[20]第三,兩性比較來看,女性退休年齡普遍早于男性,但兩性退休年齡在延遲改革中不斷趨于一致。

四、積極老齡化的理論拓展與應對對策

(一)積極老齡化的理論拓展

有鑒于積極老齡化理念的局限與不足,對其改進與拓展顯得十分必要。為此,本文嘗試對積極老齡化理論進行必要的拓展,即在對健康、參與和保障的批判性吸收的基礎上,再納入責任與可持續兩大新內涵,亦即完成積極老齡化政策框架從原先的“三要素說”向“五要素說”的轉變。

1.責任

在積極老齡化理論拓展中,將“責任”作為一個重要的維度是非常關鍵的?！柏熑巍笨梢岳斫鉃檎?、市場、社會、家庭和個體在積極應對老齡化過程中所應承擔的義務和所應扮演的角色。遵循權利與義務對等的原則,我們必須認識到上述多元主體都負有必要但有限的老齡化應對責任,任一主體既不能推卸責任或承擔較少,也不能無限承擔或承擔太多。然而,回顧歷史,國家、社會、市場、家庭與個人的養老責任定位一直處在搖擺狀態,現代社會養老究竟是誰的責任?究竟該依靠誰?“政府是承擔養老基本供給的首要責任主體”的觀點最為流行,然而事實并非如此。目前,在世界范圍內均出現了養老責任的定位偏差,即形成了一種認知偏誤,認為老齡化難題主要是國家責任未盡全或未盡好所致,很多人傾向于把人口老齡化應對的責任更多地轉嫁給政府與社會,誤以為老齡問題自此便能輕松得以化解,卻常常忽略了政府與社會的承受意愿和承受能力。因而,很多政策研究的核心結論或最終建議常常是向政府與社會訴諸各種各樣的注意力傾斜與資源支持,要求政府與社會承擔更多且越來越多的養老責任,這顯然沒有全盤考慮政府在福利制度中的責任及其限度。這類政策研究建議一經采納并成為政策實施,結果往往是政府在承擔越來越多養老責任的同時,也加重了財政和納稅人負擔,并引發一系列連鎖效應。[21]

想要準確地量化拓展的積極老齡化理論中的“責任”內涵是十分困難的,但我們依然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探索。其一,從觀念層面來測度老齡化的責任分擔狀況。例如,許多量化研究依托中國綜合社會調查等大規模抽樣調查數據,剖析了我國居民對于養老責任的認知情況及其影響因素。(3)參見凌文豪、郝一潼《老年人對政府養老責任的認知及影響因素研究——基于中國綜合社會調查的實證分析》,《社會保障研究》,2022年第1期;丁志宏、陳碩、夏詠荷《我國獨生子女父母養老責任認知狀況及影響因素研究》,《蘭州學刊》,2021年第1期。宏觀上的國家是由一個個微觀上的個體所構成,因此,從具體調查中了解民眾對于養老或老齡化議題的看法與期待,既能夠反映出以往老齡政策的成效與不足,也能夠為后續老齡政策的糾偏或完善給予一定的參考價值。其二,從實踐層面來考察老齡化的責任分布情況,特別是要基于“權責對等”原則來加以考察。理論上,高稅賦對應高福利,即政府多取多予,相反低稅賦對應低福利,即政府少取少予。因此,衡量“責任”合理與否最重要的維度即是稅賦水平與福利水平之間是否匹配的問題。以英國為代表的福利國家,在應對國民養老、生育、養育、教育等民生問題時,主要是以政府為主導并由此構建起了一整套“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體系。反之,以美國為代表奉行經濟自由主義的國家,則更多提倡個人在應對社會風險中的責任與義務。從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國家及制度類型產生出了不同的“政-社”關系,而許多致力于國際福利比較的實證研究[22],同樣可以應用或聚焦至積極老齡化領域,從而幫助我們通過聚類分析的方法揭示出養老責任分布的理想類型與國家特色。事實上,本文之所以強調“責任”維度,恰恰是基于西方福利國家所經歷的福利膨脹與削減的經驗教訓,長期的責任分擔失衡只會造成應對老齡化問題時的“公用地悲劇”,結果換來的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持續。

2.可持續

積極老齡化內容拓展中的“可持續”可以理解為,在滿足當前老年人需求的同時,不影響當期與未來世代持續滿足老年人需求的能力,既要關注老齡社會的需求側,更要考慮其供給側?！翱沙掷m”不僅包括老年人微觀層面生存與發展的可持續性,更包括國家老齡相關支持政策的可持續性,進而關照到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換言之,可持續的內涵涉及確保老年人的健康和福祉、建立有效的社會保障制度、促進老年人的參與和勞動貢獻,同時要考慮整體社會的長期穩定和發展?？沙掷m性的內涵應當與責任的內涵形成呼應,兩者均強調在應對老齡化時不同利益相關方之間取得平衡,以實現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

對于積極老齡化內容拓展中“可持續”內涵的理解與衡量是多維而復雜的,涉及人口、經濟、環境等多個層面的可持續發展。例如,老齡化的應對還有賴于合理的人口結構,離開人口發展談社會經濟發展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而人口本身的可持續性應當成為測量的重要方面。生育率維持在更替率水平附近是人口可持續發展的必要非充分條件。無論現在的人口總量充裕與否,一旦生育率長期偏離更替水平,或者出生率長期偏離適度水平(適度出生率=1÷e0,其中e0為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最終會導致人口規模的持續增長或持續縮減,從而偏離人口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因此,長期地看,生育率偏離更替水平較遠時,人口都難言存續,社會經濟發展更是不可持續。再如,大部分國家所提供的養老支持政策主要集中于政府所提供的養老金制度,而一切危機的根源都來自于經濟危機,因而,養老金體系能否長期穩定運行構成了衡量可持續性的重中之重。我們可以嘗試從養老支持政策本身出發,對個人一生所繳納的養老保險金與所獲得的養老支持水平進行測算與比較分析,通過對個人養老保險收支均衡進行情境分析和政策模擬,探討養老金制度的可持續問題。[23]

(二)積極老齡化的應對對策

1.國家層面

在探討積極老齡化的語境中,國家的角色尤為關鍵。積極老齡化不僅是老年人自身的事情,也是國家政策和發展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的責任在于創造有利條件,推動政策和制度變革,以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挑戰。具體來說：

第一,國家首先應當認清老齡化形勢,合理引導民眾的養老預期。不同的社會預期會誘導出不同的社會后果。充分考慮到少子老齡化大勢短期內難以改變,而全球經濟表現也不如人意,甚至爆發全球經濟大危機的風險也不斷積累,財政虧空不斷加大導致財政承受能力有不斷弱化的趨勢,而各國政府現在及未來的財政承受壓力卻不斷增大。因而,國家要呼吁個人與家庭自我養老責任的回歸,適度減少人們對國家與社會的養老責任預期,體現生育、養育、教育、勞動與養老之間的責任與權利對等原則。中國在此方面要積極吸取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提前防范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不可持續誘發的養老保險基金支付危機問題。

第二,重新界定老年標準。老年及其起始年齡標準是一個動態的概念,絕不是一個長期維持不變的、一刀切的固定年齡標準。故而,隨著全球人口健康狀況的顯著改善,人口預期壽命逐步提高,其他許多重要的人口特征、社會經濟環境和科學技術水平也在持續變化[24],經久未變的名義老年起始年齡標準放之當下已很難如實地描述人口和社會經濟的變化,也會嚴重誤導我們對于當代老年群體的認知。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與定義老年人的起始年齡標準。目前,國內外已有不少學者關注到此類問題,并針對傳統老年定義及其起始年齡標準展開批判與修正。筆者較為贊同將“期望余壽”15年作為老年起始年齡定義的全新標準,即當人口的期望余壽小于等于15年時即視為進入老年期。據此,中國老年起點應該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提高,從2015～2020年的61.50歲提高至2100年的近75歲。[25]

第三,盡管提高生育率有很大難度,且可能看不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從長遠角度看,這是一項符合政策導向的必要嘗試,因此,要采取綜合措施促使生育率止跌回升。其中,實施按家庭為單位征稅與按生育數量的累退稅制度可能尤為必要。生育不僅是公民應享有的天然權利,也是公民應承擔的基本責任。實施稅制改革,按生育數量實行累退稅制度,對生育者給予更多稅收優惠,在此方面可以學習借鑒德國等國家的做法與經驗。這類做法的本質是讓不育者和少育者承擔更多的納稅責任,促使生育收益內化,減少生育收益外溢,進而避免“公用地悲劇”的發生。

第四,逐步延長退休年齡,開發老年人力資源。世界范圍內多數國家延長退休年齡制度變革都是極為緩慢和困難的,這實際上與民眾的短視思維、選舉政治、政府任期制與僥幸心理驅使下的不作為等密切關聯。中國的退休年齡規定誕生于1951年,在1978年固定下來,距今已有數十年的歷史,在此期間,無論是人口平均預期壽命還是人口、經濟、社會發展形勢均已發生根本性變化,但我國的退休年齡規定基本未變?？紤]到中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不斷向西方發達國家看齊,中國的法定退休年齡及兩性同步也可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已有經驗。目前,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實際退休年齡有10年左右的差距,這意味著中國延長退休年齡的空間巨大,同時也意味著中國能夠釋放出巨大的財富創造潛能,這是中國應對老齡化問題所獨有的結構性優勢,應當好好予以把握和利用。

項目可以爭取的融資渠道包括聯邦各部門、州和地方乃至用戶等多個層次，獲取的融資方式包括來自各種基金和長期低息貸款、發行債券、撥款（不需償還）、稅收、捐贈等，可以取得的運營收入項目包括使用費、用戶接入費等。再生水項目根據其不同類型和不同程度的公益性，可以同時獲取各種類型資金，以滿足建設和運營的資金需求。

第五,建立健全覆蓋全體國民的基本養老與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對于福利過度或政府財政緊張的國家而言,適度的社會保障水平才是改革的方向。而對于福利碎片化和差別化嚴重的國家來說,均等化或去差別化的社會保障格局才是變革的目標。在中國,相對于目前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而言,部分地區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養老保障水平過高,保障標準要適度下降;企業職工養老保障水平適中,不能再快速提高;城鄉居民養老保障水平過低,要適度提高。去差別化而不是一味地提高保障標準是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大方向。這樣的改革困難重重,中國在社會保障制度變革上進展緩慢也就不難理解。

第六,開發人工智能,以機器彌補勞動力不足來應對老齡社會難題。人口老齡化容易導致勞動力不足與勞動力用工成本增加,而人工智能的廣泛使用,某種程度上可以彌補勞動力不足,替代人力從事某些臟、苦、累、重、險、重復等工作,并大大提高某些工作的生產效率。當然,人工智能不是萬能的,某些工作,特別是服務于人的工作,目前來看不是機器所能完全取代的。

總體而言,在諸多國家責任與政策措施中,提高生育率和延長退休年齡才是國家積極應對老齡化的根本措施。而在積極應對老齡化時,國家責任應當遵循如下特點和原則：一是?；?滿足基本需求,政府更多起到“?；尽碧貏e是“兜底”功能;二是體現硬性與剛性,積極老齡化政策既不能“口惠而實不至”,也要警惕“增加福利容易,削減福利困難”。

2.市場層面

在積極應對老齡化的社會背景下,市場的角色和責任也在發生重大變革。市場需要通過創新和調整,不僅提供必要的商品和服務來滿足老年人群的需求,同時也要為老年人的社會參與創造更多的機會。

第一,市場在提供定制化和差異化產品方面有巨大空間。隨著老年人口的增加,從醫療設備到日常生活用品,再到休閑娛樂服務,老年友好型產品和特殊服務需求正在迅速增長。這要求企業進行創新研發,推出更加人性化、易于老年人使用的產品,以及更貼心的服務,幫助老年人更好地享受生活,提高生活質量。其實,市場才是高品質老年生活的有償提供者與最主要來源。市場通過等價交換方式發展老齡產業來滿足老年群體的絕大部分需求,還有少量需求,特別是基本甚至兜底性需求依靠政府與社會去發展老齡事業來滿足。因此,老齡產業是為滿足老年人特殊消費需求而由市場提供產品與服務的生產部門和企業的集合,它具有特殊性、綜合性、復雜性、市場性與營利性等特點。老齡事業與老齡產業的責任主體分別是政府與市場,但遺憾的是很多時候人們總是把兩者混為一談,致使政府與市場在老齡服務業發展中的責任不清與邊界不明,常常將政府在養老中的責任轉嫁給市場與社會,從而導致老齡服務業亂象叢生。[26]

第二,市場在推動老年就業方面承擔著重要職責。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醫療條件的改善,很多老年人在退休后依然擁有較好的身體和心理狀況,希望繼續貢獻自己的力量。市場機構可以通過設計適合老年人的工作崗位、靈活的工作時間安排,為愿意工作的老年人提供就業機會?？梢?銀發經濟不僅指以老年人為目標客戶的產業,更可以指以老年人為產品和服務提供者的產業。銀發經濟不僅要關注老年消費者,還應積極開發和利用老年人的資源和能力。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老年人群體不僅是消費者,也是資源和財富的創造者。這種對于銀發經濟的理解拓展,不僅有助于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同時也提供了一種促進社會包容和經濟多元化發展的新途徑。

第三,金融市場也需要對老年人的財務管理需求給予一定的重視。首先,金融產品設計應考慮老年人較低的風險承受能力。隨著年齡的增長,投資者傾向于減少風險投資比例,更多尋求穩定收入和保本的投資渠道。因此,銀行和金融機構可以開發適合老年人特點的理財產品,比如穩健的債券、定期存款或是保證型基金。其次,金融服務應更加便捷和安全,以滿足老年人可能面臨的身體和認知限制。例如,簡化客戶界面、提供更易于理解的服務說明、增加線下服務點、提供上門服務等措施,都能使老年人更容易接觸和使用金融服務。另外,教育和咨詢服務對于幫助老年人理解復雜的金融產品非常重要。金融機構應提供專門的財務規劃咨詢,協助老年人制定合適的資產配置和財務管理策略,同時提高他們對金融詐騙的防范意識與技能。當然,金融機構本身也需要充分認識到老年人本身的風險性,相比于年輕客戶,老年客戶的借貸等業務的安全指數更低,切不可在積極老齡化的誘導下迫于消除“年齡歧視”壓力而給老年人提供過度的優待政策,否則將會引起類似的“次貸危機”。

總體而言,市場在積極老齡化中的職責是經濟效益和社會責任的結合。通過上述責任承擔,市場能為老年人提供更加豐富和多樣化的選擇,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同時推動整個社會對老年群體的積極接納和尊重。積極老齡化理念中的市場責任最需要遵循權責對等、等價交換的原則,體現出客觀、理性與務實的特點。

3.社會層面

在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中,社會扮演著必要的補充角色,其責任體現在創造一個包容和支持老年人的環境上。積極老齡化要求社會在多個層面上進行調整,旨在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使其能夠繼續貢獻自己的價值。

第一,社會應當倡導并促進對老年人的正面態度。這包括消除年齡歧視,提高公眾對老年人潛力和貢獻的認識。通過教育和宣傳活動,鼓勵人們理解老齡化是自然過程,老年人仍然可以活躍在社會各領域。其中,媒體負有必要的責任,通過宣傳積極的老年人形象,鼓勵公眾認識到老年人是經驗豐富且智慧的社會財富,而非負擔。

第二,社會應當認識到老齡化問題絕不能窄化為老年人問題,而需要納入全年齡人口、各責任主體的考量。我們在遵循老年人本位主義的同時,需要看到中青年人和兒童的權利與責任,切不可矯枉過正,以至于過度侵犯了其他年齡段群體的福利。以“年輕人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是不可取的,但以“老年人為核心”也是不恰當的,最合適的做法是形成多中心的理念框架。

第三,社會組織在積極老齡化中起到橋梁作用。它們可以通過組織活動,建立志愿服務系統,為老年人提供社交與社會服務平臺,以減少他們可能遭遇的孤獨和隔離感。這些組織還能為老年人發聲,推動社會關注老年人的權益。

第四,在中國語境下,社會的職責還在于弘揚孝道文化,傳承和發展關懷老年人的傳統美德。孝道的弘揚對于建立和諧的老年生活環境至關重要,它能夠深化家庭內部的親情紐帶,同時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

總體而言,社會在積極老齡化中的責任是全面的,功能是彌散的,既包括提供服務與支持,也包括在道德和文化層面上,通過營造尊老愛老的社會氛圍,從而為老年人提供一個充滿溫暖和尊嚴的生活環境。不過,相較之下,社會在積極老齡化中的責任發揮更加“軟”和“虛”,既做不到國家責任那般“硬”,也無法像市場責任那般“實”。因而,社會這一主體在老齡化應對中僅能充當補充角色,我們不能對社會寄予太多希望,否則收獲的一定是失望。

4.家庭層面

在當前社會,家庭在積極老齡化中承擔著重要的責任。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單元,一直是支持老年人的重要力量。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責任的形式和內容也在不斷變化。

第一,我們應深刻認識到傳統的養兒防老觀念在現代社會依然扮演著重要角色。盡管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提供了一定的經濟保障,但它本質上仍然依賴于年輕一代的貢獻,還是一種代際相互贍養的模式。因此,家庭在積極老齡化中的責任并沒有減輕,而是需要重新定義和調整其內部的角色和功能。

第二,對于家庭來說,善待配偶是實現積極老齡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在人生的晚年,配偶往往是最穩定和最可靠的支持者。因此,建立一個充滿愛和尊重的伴侶關系,是保障雙方都能享有高質量晚年生活的關鍵。當夫妻雙方彼此支持、互相照料時,可以極大地提高生活質量,同時降低對外部養老服務的依賴。

第三,建立家庭內部合作分工制度也非常重要。在多子女家庭中,每個成員都有其獨特的優勢和能力。通過合理分配贍養老年家庭成員的責任,可以確保每個人都能在自己最擅長的領域內貢獻力量,從而更有效地照顧到老年家庭成員的需要。

第四,隨著社會變遷和家庭結構的轉變,家庭服務社會化成為了一種趨勢。對中國家庭來說,這意味著在傳統孝道基礎上,需要發展新的孝道形態,使孝道不僅僅限于子女直接贍養父母,而是結合老人自身的獨立性、市場服務的外包性和政府服務的基本性與兜底性來共同構建養老支持系統。在這一過程中,子女的責任部分轉變為通過辛勤勞動獲取報酬并通過購買方式讓市場提供養老服務,或者通過納稅讓政府承擔養老職責,而老年人本身則通過自我贍養和獨立生活來體現新時代的孝道。

總體而言,家庭在積極老齡化中的責任不僅僅是維持傳統觀念,更是要在社會發展的大背景下,適應新的變化,通過自我提升、家庭內部合作以及與社會服務的有效對接來實現老年生活的質量和尊嚴。家庭在積極老齡化中的責任具有硬性和剛性、詳實而具體的特點：一是因為家庭在履行養老責任時的強制性和不可推卸性;二是因為任何宏大而抽象的政策框架都需要落實到微觀而詳實的個體行動之中。

5.個人層面

個人在積極老齡化中的責任同樣十分重要,老年人自身需要在多個方面承擔積極而獨立的角色,從而實現更富有成就感和幸福感的老年生活。

第一,個人的健康管理是積極老齡化的基礎。隨著年齡的增長,中老年人都需要更加關注自身的健康狀況,并采取積極的健康管理措施。這包括每年定期體檢,確保慢性疾病得到及時治療和管理。老年人需要關注生活方式,包括均衡飲食、適量運動和戒煙戒酒等,以維持良好的身心狀態。此外,遵醫囑服藥、關注心理健康、定期眼耳口齒檢查,也是維護老年健康的關鍵措施。其實,“健康賬戶”的儲存從人出生那一刻就開始了,它要求個人從年輕時就開始關注與踐行健康生活方式,預防慢性病的發生與發展。而只有這樣,當進入老年階段時,才能夠有足夠的資源和能力來享受一個健康、穩定、獨立的晚年生活。

第二,個人的財富創造和積累也是實現積極老齡化的基礎。這意味著從年輕時就要努力累積經濟資本。財富的儲存從個人開始工作時就應啟動,通過不斷學習、勤奮工作、合理消費和投資理財,個人能夠為自己的老年生活編織一張經濟安全網。

第三,個人還需要積極規劃自己的老年生活,其中包括考慮退休計劃、養老金、醫療保健和住房等方面的問題。個人需要提前思考并制定計劃,以確保在老年時有足夠的經濟支持和健康保障。這包括儲蓄和投資、購買長期護理保險,以及選擇適合自己需求的養老方式,如養老院、老年社區或自助居住等。個人的積極規劃有助于減輕老年生活中的不確定性,并提供更多的選擇權和控制權。

第四,終身學習是個人在積極老齡化中的重要責任之一。不斷學習新知識和新技能有助于保持智力活躍,提高就業機會,以及更好地適應社會和科技的變化。老年人可以選擇參加各種課程、培訓班、研討會,或者利用在線學習資源,如網上大學課程,來擴展自己的知識領域。這不僅能豐富個人生活,還有助于個人在職業生涯或興趣愛好方面的持續發展。目前,我們所關注的“老年數字鴻溝”問題,一方面確實由老年人以外的市場、技術等因素造成,使得老年人在互聯網世界中可能被有所排斥,但另一方面更是由于老年人自身主觀因素所致,如學習畏難情緒、數字抵制情結、怕麻煩心理、不肯虛心請教心態等。

第五,個人在積極老齡化中需要重視心理和社會維度的健康。老年人通常面臨情感孤獨、自我認同調整和退休后的生活目標重新定義等挑戰。積極參與社交活動、建立親密關系、追求個人興趣愛好,以及學習應對壓力和焦慮的方法,都有助于維護良好的心理健康。此外,老年人還可以嘗試分享人生閱歷與技術經驗,甚至傳授自己的知識和技能,以尋求與年輕人更多的聯結。

總之,個人在積極老齡化中扮演著多重角色,他們的責任涵蓋了健康管理、財富積累、社交參與、終身學習和老年生活規劃等等。這些責任不僅對于個人自身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感具有重要影響,還對社會整體的老齡化進程產生積極影響。因此,個人需要積極地履行這些責任,以共同推動積極老齡化的實現。這也體現出個人在積極老齡化中責任的直接性和關鍵性,因為每個成年人都需要對自己的行為及其后果負責,老年人自己才是老年生活的第一責任人。如果自己都無法對自己的言行舉止、生活方式加以重視和負責,又談何要求他人與社會呢?

五、結語

積極老齡化的概念與理念自從20世紀末由世界衛生組織提出,對全球老齡化應對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積極老齡化理念傳播至中國亦經歷了本土化吸納與創新的過程。2012年,我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較早提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是國家的一項長期戰略任務”。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長期規劃》,又再次確立了中長期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全方位部署和安排。2020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首次明確提出“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等一系列政策指示,這標志著“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國際提倡的積極老齡化理念與中國確立的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之間存在傳承與超越的辯證關系：一方面,我國的老齡政策文件中普遍使用“積極”一詞或體現“積極”的內涵。黨中央反復提出要著力增強全社會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思想觀念,積極看待老齡社會,積極看待老年人和老年生活。[27]這都是積極老齡化理念的充分體現。另一方面,與國際社會積極老齡化政策框架相比,中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是對國際社會積極老齡化的發展,是更具有整體性、綜合性、長遠性的全方位積極老齡化。[13]作為新流行語的“積極老齡化”在我國主要的政策架構中的直接應用還較少,這說明近年來中國的政策文件并不盲目追求國際術語的更新變化。[10]可見,積極老齡化并非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全部,我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是國際積極老齡化理念和中國特色老齡化應對道路相結合的產物,是基于中國文化邏輯對積極老齡化的再創造,其中已然體現出了中國應對老齡化方案對積極老齡化理念的反思與超越。而本文通過批判與發展積極老齡化中的“健康”“參與”和“保障”的內涵,新增“責任”與“可持續”的內涵,構建起了“五要素”的積極老齡化理念,進而對積極老齡化理論進行了必要的拓展,同樣旨在為積極老齡化的本土化創新與中國式發展提供某種裨益與補充。當然,本文對積極老齡化理論的拓展與改良也一定是有限的,譬如在對“健康”等內涵加以批判的同時亦未能提出完美的解決方案,再譬如對“責任”“可持續”內涵加以闡述的同時僅僅提出了初步的測度設想。本文是這方面的初步嘗試,以期引起學界和政界更多的討論與反思,并一同將積極老齡化研究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