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外融資入表會影響審計師定價決策嗎？
——來自新租賃準則實施的證據

房星彤 ， 葉建芳 ， 陳昕怡

（1. 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 會計學院, 上海 201620； 2. 上海財經大學 會計與財務研究院, 上海 200433；3. 上海市松江區財政局, 上海 201699）

一、引 言

隨著我國資本市場不斷發展，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質量逐漸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高質量的財務信息有助于投資者做出正確決策，也有助于及時揭示風險，在推動資本市場更好服務實體經濟、防范金融風險、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目前學界普遍認為表外融資（Off-Balance-Sheet Financing）是影響會計信息質量的重要因素之一（陳紅等，2014；戴艷玲，2019）。表外融資是指企業進行融資的項目在現有會計準則體系下不需要在表內披露。隨著新經濟形式的興起和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表外融資方式得到廣泛應用，對投資者決策、會計信息披露和資本市場風險產生重大影響。

由于表外融資產生的負債不進入公司的資產負債表，而相關收益直接在利潤表中反映，因此表外融資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優化企業財務狀況、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提高企業收益水平（Durocher和Fortin，2009；Dhaliwal等，2011；Schallheim等，2013；Lim等，2017；蘆雅婷和劉春玲，2018；張玉，2019）。但是表外融資粉飾了企業真實償債能力，隱瞞了企業實際盈利狀況，可能導致企業財務報表的信息有偏差，降低財務報表信息質量（李青青，2018；袁秋辰，2019）。投資者無法察覺企業資產迅速擴張的來源，對企業的償債能力和未來發展產生高估，從而做出錯誤的投資決策，最終也會損害企業自身利益。表外融資是會計理論界和實務界長期關注和研究的問題（Dye等，2015；Gao和Jiang，2020；劉浩和徐新華，2023），也受到會計準則制定機構、監管機構的高度重視。會計準則制定機構近年來積極行動，不斷將更多的表外融資表內化，例如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在2016年初修訂的租賃準則，要求承租人除卻租賃期限在一年以內、租賃資產價值低以外的所有租賃均需入表。

會計師事務所作為獨立鑒證機構，承擔著資本市場財務信息“把關者”的職責，在提高資本市場財務信息質量方面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表外融資入表影響著企業財務信息披露，也必然對審計師開展工作產生重大影響。審計師定價決策可以看作是會計師事務所在完成評估工作量和審計風險等一系列內在活動后的外化表現形式，審計成本和風險溢價是影響審計師定價決策的重要因素（Houston等，2005）。研究表外融資入表對審計師定價決策的影響能反映表外項目披露方式受審計師關注程度，以及其轉變對審計師工作的直接影響，這也關系到會計師事務所未來風險意識的保持和行業專長的培育，有助于其分配相應的審計資源以應對表外融資披露方式轉變帶來的挑戰。本文認為表外融資入表對審計師定價決策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一方面，表外融資入表可能導致審計收費提高。具體原因包括：其一，表外融資入表需要審計師重新進行系統學習、調整過往審計程序，以及在審計過程中付出更多時間、精力和資源等，增加了審計成本，這就使得審計師須通過提高審計定價的方式進行補償。其二，表外融資入表加劇了企業的重大錯報風險，提高了審計風險。審計師會收取更高的服務價格作為承擔較高風險的補償。另一方面，表外融資入表也可能會使審計收費降低。主要原因在于表外融資入表有助于提升企業會計信息質量，從而降低企業的審計風險。因此，表外融資入表對審計師定價決策的影響是一個實證問題。

目前對于表外融資的度量，學術界一般使用經營租賃這一活動來刻畫。在原租賃準則下，經營租賃是企業最常用的表外融資方式之一（李剛等，2009；Sengupta和Wang，2011；Kraft，2015）。經營租賃構成表外融資的邏輯在于，承租人是在一段合理期限內獲得租賃資產的使用權，使用期間內需要支付的租金屬于企業一項待履行的義務，符合負債的特點，但該負債在原租賃準則下并未在資產負債表中反映。而新租賃準則將承租人的會計處理由原來區分經營租賃與融資租賃的雙重模型變更為單一模型。除了短期和低價值租賃以外的其他租賃均須確認租賃負債和使用權資產，這一改變將直接抑制經營租賃的表外融資。因此，新租賃準則的實施為本文研究表外融資入表如何影響審計師定價決策提供了特定場景。本文以2019—2021年間我國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基于新租賃準則的實施，研究表外融資入表對審計師定價決策的影響，分析在不同的產權性質和事務所規模下的影響差異，并進一步研究表外融資入表影響審計收費的具體路徑。本文研究發現，表外融資入表將導致審計收費提高。通過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研究結論依然成立。橫截面檢驗發現這一現象在非國有企業和由國際“四大”審計的企業中更為顯著。通過探究表外融資入表影響審計收費的具體路徑，本文發現影響路徑包括審計工作量和審計風險，其中，審計風險的影響程度更大。

本文的研究貢獻主要包括以下三點：首先，本文從審計收費角度切入，研究表外融資入表的經濟后果，豐富了表外融資的相關研究?，F有研究主要從企業表外融資的動機和影響展開討論，且大多為規范研究（李青青，2018；蘆雅婷和劉春玲，2018；袁秋辰，2019；張玉，2019），部分文獻以實證方式研究了企業進行表外融資的影響因素（Lim等，2017；Brooks等，2020；Paik等，2020）和經濟后果（陳紅等，2014；戴艷玲，2019；Segura和Zeng，2020；Feng等，2022）。還有文獻將表外融資作為杠桿操縱的常用手段之一，討論其動機（許曉芳和陸正飛，2020）和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許曉芳和陸正飛，2022）。上述文獻都是基于表外融資這一行為的前因后果展開討論，針對表外融資表內化的研究相對較少，且主要是理論分析（劉浩和徐新華，2023）。區別于現有研究，本文選擇新租賃準則實施這一場景，從實證的角度探究表外融資入表對審計師定價決策的影響，為探討表外融資入表的經濟后果提供了新的證據。其次，本文也拓展了審計收費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自Simunic（1980）開創性地對審計收費的決定因素進行了實證檢驗后，學術界涌現了一系列關于審計收費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兩個層面：客戶特征（張旺峰等，2011；王雄元等，2014；吳秋生和郭飛，2020；夏寧等，2020；梁日新和李英，2021；徐曉彤和李淑慧，2021）和會計師事務所（DeFond等，2000；漆江娜等，2004；陳勝藍和馬慧，2013；王守海等，2017）。還有部分文獻探討了外部環境、政策制度對審計收費的影響（褚劍等，2018；余應敏等，2021；鄭建明和孫詩璐，2021）。本文基于新租賃準則實施的背景，從表外融資披露方式轉變的視角切入，拓展了審計收費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最后，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現實意義。學術界和實務界一直關注表外融資問題，并不斷探尋更適應經濟發展的披露方式。表外融資入表有助于改善資本市場信息環境，但也為審計師工作帶來了挑戰。本文通過研究我國上市公司實行表外融資入表對審計師定價決策的影響，有助于企業和會計師事務所從微觀角度評估表外融資入表的經濟后果。由于審計費用可以看作實行表外融資入表的一項成本，準則制定者可以借此查看表外融資入表的實際效果，從而衡量轉變披露方式帶來的收益與成本。

二、制度背景、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一）制度背景

社會各界對于企業財務報告質量的要求不斷提高，中小投資者對于高質量會計信息的需求愈加迫切，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表外融資問題日益受到重視。租賃作為一種長期融資手段，從20世紀50年代起高速增長。承租方青睞經營租賃的原因在于，經營租賃無須納入承租方的資產負債表，這使得經營租賃成為表外融資的重要方式。過去在租賃準則方面，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出臺了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IAS 17），與之對應的是我國在2006年發布的《企業會計準則第21號——租賃（2006）》。IAS 17對企業租賃業務的確認、計量和列報進行了詳細規定，在規范企業相關業務的會計處理上發揮了積極作用。然而，隨著企業租賃業務的日益復雜，原租賃準則有些方面的問題逐步顯現。在原租賃準則下，由于承租人在處理經營租賃時不需要確認資產和負債，從而形成表外融資，這種融資行為導致所報告的經營租賃信息缺乏透明度，不能真實完整地展現企業財務狀況，同樣也不能滿足財務報表使用者的信息需求，降低了企業會計信息質量。為此，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與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決定合作修訂租賃準則。2016年1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IFRS 16）正式出臺，從2019年1月1日起開始實施。為實現與國際會計準則的趨同，2018年12月我國財政部頒布了《企業會計準則第21號——租賃（2018）》。我國新租賃準則要求，在境內外同時上市的企業和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國際會計準則的企業自2019年1月1日起實施新準則，其他境內的A股上市公司于2021年1月1日開始實施，允許提前實施。

新租賃準則對于出租人會計處理的要求變化不大，但對其披露作出了更嚴格、詳細的要求。相對而言，新租賃準則對承租人的會計處理要求改動頗大，具體變化如下：（1）確認和計量：承租人的會計處理由原來區分經營租賃與融資租賃的雙重模型變更為單一模型，除了短期和低價值租賃以外的其他租賃均須確認租賃負債和使用權資產。使用權資產的初始計量金額在租賃負債初始金額的基礎上進行調整得到，并在后續計提折舊。（2）列報和披露：原準則下企業如有重大經營租賃，僅表外披露不可撤銷的最低租賃付款額，新準則下除卻租賃期限在一年以內、租賃資產價值低以外的所有租賃均需入表?，F金流量表中租賃付款原先是經營性活動現金流出，新準則下則轉為籌資活動現金流出，整體金額無變化。新準則要求承租人除了披露租賃交易相關費用這類定量信息，還需要提供其他定性信息，包括租賃性質、租賃承諾等。除了上述內容，新準則也對售后租回業務、租賃實施銜接期間的規定做了較為明確的說明?？傮w而言，新租賃準則下，企業無法繼續通過經營租賃達到表外融資的目的。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審計費用主要由審計成本和風險溢價兩部分組成（Houston等，2005）。審計師在審計過程中實施實質性查證和復核等程序，當需要投入更多時間和精力時，審計師會收取更高的審計費用以彌補付出努力的成本。審計費用還取決于被審計單位的審計風險變化，當審計師感知到審計風險變大時，會提高審計收費來補償額外的風險。本文基于新租賃準則實施這一背景，將從審計成本和審計風險兩方面分析表外融資入表對審計收費產生的影響。

一方面，本文認為新租賃準則下表外融資入表會增加企業的審計費用。首先，基于以下兩點原因審計成本會有所增加：（1）審計師會為了解和學習新租賃準則付出更多努力，以便評估企業實施新準則是否適當（De George等，2013）；同時，審計師需要對不同的經濟業務進行判斷，調整審計程序，加大了審計工作量。（2）新租賃準則規定，承租人不再區分融資租賃和經營租賃，而是采用單一租賃模式。在此模式下，企業須確認租賃負債和使用權資產。此外，新租賃準則要求企業對租賃業務的細節進行更多的詳細披露。針對上述變化，審計師需要付出更多審計努力，實施更多審計程序來收集充分、合理的審計證據，以有助于更好地發現錯報和漏報（Xiao等，2020）。審計師在審計過程中花費的時間、精力以及所運用的專業知識和經驗等都需要通過增加審計費用的方式進行補償。

其次，表外融資入表會增加審計風險。新租賃準則的實施可能增加企業的重大錯報風險，包括財務報表層次的和認定層次的。具體表現為：（1）表外融資入表后使財務指標惡化，造成企業融資難度上升。特別是經營租賃產生的負債入表會提高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導致企業的償債能力下降，進一步惡化了企業的融資環境。并且，膨脹的資產也將使得企業總資產周轉率等運營效率指標下降，企業陷入經營困難的概率增大，財務報表層次的重大錯報風險將提高。（2）新租賃準則允許承租人對低價值租賃及短期租賃暫不進行資本化處理，這需要管理層結合企業經營情況進行專業判斷與估計，增加了財務報告的主觀成分。此外，租賃取得的資產作為“使用權資產”入表，在后續處理中需要計提折舊并進行減值測試。這些規定給予管理層更大的自由裁量權，增加了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劉紅兵和胡智超，2011），使得盈余管理現象更加嚴重。因此，新租賃準則下表外融資入表會提高審計師所面臨的控制風險，增大認定層次的重大錯報風險。當無法消除或降低實施新租賃準則帶來的審計風險時，審計師會收取更高的服務價格作為承擔較高風險的補償。

另一方面，本文認為表外融資入表也有可能降低審計費用，原因如下：表外融資入表有助于提高會計信息質量，從而降低審計風險。原租賃準則規定承租企業需要區分經營租賃和融資租賃兩種方式，分別對企業的資本結構產生不同的影響：融資租賃會產生更多的資產和負債，而經營租賃可以幫助承租方企業隱匿不希望入表的負債，降低資產負債率，提高資信評級。因此，原租賃準則下承租企業存在變實質的融資租賃為經營租賃的情形，這會誤導投資者對公司價值的判斷，降低會計信息質量（李剛等，2009）。承租方為了降低財務杠桿風險，偏好選擇經營租賃，而出租人為了轉移風險，一般來說偏好選擇融資租賃。原準則提供的量化標準為租賃雙方帶來了可操控性，租賃雙方可能通過相互博弈設計出令兩方都滿意的租賃合同（孫思思，2011）?；谏鲜龇治?，本文認為新租賃準則不再區分經營租賃和融資租賃，使企業無法通過經營租賃進行表外融資來改善企業的財務狀況，企業會計信息質量將會提升。此外，新租賃準則要求更多、更高質量的披露，以更好地反映企業的經濟狀況，提升財務報告的質量、降低企業財務錯報的可能性。因此，新租賃準則下表外融資入表使得審計風險降低，審計收費相應減少。

綜上所述，新租賃準則下表外融資入表對審計師定價決策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一方面，審計師因新準則的實施需要進行系統學習、調整過往審計程序，以及在審計過程中付出更多時間、精力和資源等，增加了審計成本；新租賃準則下表外融資入表增大了企業的重大錯報風險，進而使得審計風險增加。對此，審計師會通過提高審計收費來彌補投入的審計成本和增加的審計風險。另一方面，表外融資入表可以提高企業會計信息質量，降低財務錯報的可能性，最終降低了被審計公司的審計風險，審計費用會減少?；谏鲜龇治?，本文提出如下競爭性假說：

假說1a：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表外融資入表將提高審計收費；

假說1b：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表外融資入表將降低審計收費。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與樣本選擇

基于新租賃準則實施這一背景，本文研究表外融資入表對審計師定價決策的影響。本文以2019—2021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為初始樣本，做了如下處理：（1）剔除境內外同時上市的公司樣本；（2）剔除金融行業的公司樣本；（3）剔除所有ST、*ST樣本；（4）剔除相關財務數據缺失的樣本；（5）剔除凈資產為負的異常樣本。最終得到9053個公司-年度觀測值。本文涉及的財務數據來源于CSMAR和Wind數據庫，“是否實施新租賃準則”通過手工收集巨潮資訊網披露的各公司年度報告中相關科目獲得。

（二）模型設計與變量定義

為了檢驗假說，即表外融資入表對審計收費的影響，本文構建如下模型（1）：

其中，因變量為審計收費（AFi,t），參考以往文獻（劉斌等，2003；葉建芳等，2016），將AFi,t定義為企業i在年份t總審計費用的自然對數。自變量為企業是否實行表外融資入表（Leasei,t）。由于原租賃準則下，經營租賃的信息不體現在資產負債表中，無法準確度量企業表外融資入表的金額。而新租賃準則規定租賃業務需要確認租賃負債和使用權資產，因此，本文以是否執行新租賃準則度量企業實行表外融資入表的行為。本文通過手工查閱年度報告判斷該企業是否在當年實施新租賃準則，具體方式是通過在年度報告中搜索關鍵詞“租賃準則”，查看“重要會計政策變更”部分，此部分會披露企業是否實施新租賃準則及實施的時間①在本文的樣本中，沒有公司在2019年提前實施新準則，0.6%的公司在2020年提前實施新準則，95.4%的公司在2021年開始實施新準則，另外4%的公司在2021年仍沒有實施新準則。。Leasei,t定義如下：若年份t屬于企業i實施新租賃準則當年及以后的年份，則取值為1，否則為0。

參考現有文獻（Kim等，2012；Lin和Yen，2016；Zhang和Liu，2020），本文選取公司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收入增長率（Growth）、凈資產收益率（Roe）、是否虧損（Loss）、營業利潤增長率（Oig）、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Sr10）作為控制變量，同時控制了行業固定效應。詳細變量定義見表1。最后，為了消除極端值的影響，本文對所有連續變量進行了上下1%的縮尾（Winsonrize）處理。

表1 變量定義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列示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數據顯示，因變量AF平均值為13.893，最小值為12.766，最大值為16.190，標準差為0.603，說明樣本公司支付的審計費用存在一定差異。自變量Lease均值為0.282，表明28.2%的樣本實施了新租賃準則。其他變量分布均在合理范圍內，在此不再贅述。

表2 描述性統計

（二）多元回歸分析

表3列示了表外融資入表與審計收費的多元回歸結果。列（1）和列（2）分別列示僅控制行業固定效應和同時加入控制變量和固定效應的結果，Lease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由此驗證了假說1a成立，即表外融資入表會提高審計收費。

表3 表外融資入表與審計收費

（三）穩健性檢驗

1.PSM-DID檢驗

為了更好驗證審計收費的提高是新租賃準則實施帶來的影響，而不是隨著時間推移的其他因素導致的，本文采用PSM-DID的研究設計。本文將僅境內上市的企業作為研究組（Treat=1），境內外同時上市的企業作為控制組（Treat=0）?？紤]到境內外同時上市的企業數量較少，本文按照傾向得分匹配（PSM）的方法①按照公司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收入增長率（Growth）、凈資產收益率（Roe）、是否虧損（Loss）、營業利潤增長率（Oig）、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Sr10）和所在行業（Ind）等特征進行匹配。，將研究組和控制組按照2:1的比例進行匹配。在此基礎上，本文進行DID檢驗。新租賃準則要求境內外同時上市的企業在2019年開始實施，僅境內上市企業在2021年開始實施。本文對比兩類企業2021年與2020年審計收費的變化差異。設計新租賃準則實施后變量Post，當年份為2021年時，Post取值為1，否則為0?；貧w結果見表4，Treat×Post的系數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表外融資入表顯著提升了審計收費，為前文的結論提供了進一步證據。

2.改變因變量處理方式

（1）由于可能存在企業實施新租賃準則時，當年的審計收費已經確定的情況，即表外融資入表對下一年的審計收費才產生影響。因此，本文選用審計收費前置一期的數據（AFt+1）進行穩健性檢驗，結果見表5列（1），基本結論依舊成立。（2）借鑒宋希亮和吳紫祺（2020）的做法，本文使用“企業總審計費用/總資產×100”重新計算審計收費（AF1）進行檢驗。結果見表5列（2），基本結論依舊成立。（3）考慮到審計收費可能隨時間推移而提高，本文對公司2019—2021年度的審計收費進行通貨膨脹率的調整，并將新的因變量命名為AF2。實證結果如表5列（3）所示，Lease的系數仍然顯著為正，支持了本文的基本結論。

表5 穩健性檢驗——改變因變量處理方式和剔除特殊樣本

3.剔除特殊樣本

（1）新租賃準則取消了對經營租賃與融資租賃的劃分，規定除去租賃期限在一年以內、租賃資產價值低以外的所有租賃均需入表。存在一些企業沒有經營租賃業務或租賃期短、價值低的情況，表外融資入表的規定對其幾乎沒有影響。因此，本文剔除執行新準則后使用權資產金額等于0的樣本，結果如表5列（4）所示，基本結論仍成立。（2）根據樣本統計，在2021年仍有部分企業（4%）未嚴格執行新準則。在穩健性檢驗中，剔除這部分樣本重新進行回歸，結果如表5列（5）所示，本文的結論仍成立。（3）在本文樣本中，沒有企業在2019年提前實施新準則，有0.6%的企業在2020年提前實施。穩健性檢驗中，剔除提前實施新準則的樣本重新回歸，結果如表5列（6）所示，本文的結論仍成立。

4.排除同期其他政策的影響

新租賃準則出臺實施同期，也有其他政策如新收入準則出臺并實施，可能會對審計收費產生影響。財政部于2017年7月5日修訂印發《企業會計準則第14號——收入》，并要求境內外同時上市企業自2018年1月1日起實施，其他境內上市企業自2020年1月1日起實施。（1）新收入準則中有關“合同資產”“合同負債”科目的增加以及擴大信息披露范圍的要求等都會影響審計收費。為了排除上述政策影響，本文加入虛擬變量Revenue，衡量公司是否實施了新收入準則①當年度是否已實施新收入準則主要依據當年末的資產負債表是否含有“合同資產”“合同負債”的數據判斷，若存在“合同資產”“合同負債”字段，即便金額為零，也記為已實施新收入準則，否則記為未實施。。將Revenue定義為在企業實施新收入準則當年及以后取值為1，否則為0?；貧w結果如表6列（1）所示，在控制了實施新收入準則的影響后，本文結論仍成立。（2）為了進一步排除新收入準則的影響，本文考慮保留受新收入準則影響小的傳統制造業企業樣本。具體篩選過程為僅保留制造業企業樣本，并從中剔除了醫藥制造業、房地產業、房屋建筑業、汽車制造業、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零售業、專用設備制造業等企業樣本，重新進行回歸，結果如表6列（2）所示，本文基本結論保持不變。

表6 穩健性檢驗——排除同期其他政策的影響

五、進一步分析

（一）橫截面檢驗

1.產權性質

企業產權性質不同，在價值觀導向、利益追求程度上呈現出不同特征。本文認為，與非國有企業相比，國有企業的表外融資入表對審計收費的提高幅度更小。一方面，新準則下“兩租合一”模型對國有企業的影響有限，審計成本更低。Zhang和Liu（2020）發現中國的國有企業高管更傾向于使用融資租賃而非經營租賃。原因是國有企業高管的薪酬、職位和補貼與公司體量、增長性掛鉤，高管更可能通過將租賃資產納入而不是剝離資產負債表來擴大企業規模。因此，與非國有企業相比，國有企業租賃業務調整幅度較小，審計成本增加程度更低。另一方面，國有企業利用表外融資入表進行盈余管理的動機更小，審計風險更低。從企業經營角度來看，國有企業承擔更多社會責任，經營利潤并不是國有企業的首要目標；從高管任職角度看，國有企業高層多為行政委派，他們更多考慮自己的政治前途，而非國有企業的高管多為聘用制，公司績效與他們的薪酬待遇直接掛鉤。因此，相比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在實行表外融資入表后審計風險更低。

為了檢驗這一推斷，本文在模型（1）的基礎上增加變量被審計企業是否為國有企業（SOE）以及其與表外融資入表（Lease）的交互項進行相關檢驗。企業產權性質參照CSMAR數據庫對股權性質的劃分，如果為國有企業，則取值為1，否則為0。SOE均值為0.287，表明樣本中28.7%為國有企業。檢驗結果如表7列（1）所示，交互項SOE×Lease的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結果表明，相較于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實行表外融資入表對審計收費的提升程度更大，支持了前文的推斷。

表7 橫截面檢驗

2.事務所規模

本文檢驗不同規模事務所對表外融資入表帶來的審計收費溢價是否存在差異。本文認為，與非國際“四大”審計的企業相比，國際“四大”審計的企業在實行表外融資入表后審計收費的提高幅度更大。一方面，相較于原租賃準則，新租賃準則在業務處理及披露要求上都更為復雜和詳細，我國的新租賃準則與IFRS 16趨同，而國際“四大”審計的企業的員工接受了良好的國際培訓，具有更高的專業能力（Wieczynska，2016），他們為了獲取新租賃準則經驗和提高專業知識，投入了大量的資金，這增加了審計成本。因此，國際“四大”審計的企業對其專業知識和資金投入會選擇收取更高的費用。另一方面，面對新準則下表外融資入表等復雜的會計處理，事務所為維護品牌聲譽，在實施審計任務時會采用更詳細的審計程序（DeAngelo，1981），以便能夠更準確地把握上市公司的信息。這需要在提供審計服務時進行大量的投入，增加了審計工作量，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審計收費。

為了檢驗這一推斷，本文在模型（1）的基礎上增加變量是否由國際“四大”審計（Big4）以及其與表外融資入表（Lease）的交互項進行相關檢驗。當上市公司的年報是由國際“四大”審計時，Big4取值為1，否則為0。Big4的均值為0.051，說明在樣本中有5.1%的企業由國際“四大”審計。檢驗結果如表7列（2）所示，交互項Big4×Lease的系數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結果表明，相較于非國際“四大”審計的企業，國際“四大”審計的企業實行表外融資入表對審計收費的提升程度更大，支持了前文的推斷。

（二）影響機制分析

根據前文分析，企業實行表外融資入表后，影響審計收費的因素有審計工作量和審計風險，本文進一步從這兩個角度檢驗影響審計收費的路徑并分析其程度大小。為檢驗審計工作量（Work）和審計風險（Risk）的中介效應，本文設定如下路徑模型Path 1、Path 2、Path 3，其控制變量與模型（1）中的保持一致：

步驟一，檢驗Path 1回歸系數 α1是否顯著。若顯著，則進行下一步；若不顯著，則停止中介效應檢驗。步驟二，在回歸系數 α1顯著的基礎上，檢驗Path 2、Path 3回歸系數 β1、 γ2是否顯著，在得到結果后，進行下一步。步驟三，如果Path 2、Path 3回歸系數 β1、γ1、γ2均顯著，則表明審計工作量和審計風險具有部分中介效應；如果 β1和 γ2均顯著， γ1不再顯著，則表明審計工作量和審計風險具有完全中介效應。如果 β1和 γ2有一個不顯著，就需要做Sobel檢驗。若Sobel檢驗結果顯著，表明其中介效應顯著；否則，表明其中介效應不顯著。

1.審計工作量

本文借鑒張天舒和黃?。?013）的做法，選擇“審計報告日與資產負債表日之間天數的自然對數”衡量審計工作量（Work），并按上述模型進行回歸。結果如表8所示，審計工作量通過了中介效應檢驗，且在實行表外融資入表與審計收費之間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表8 審計工作量的影響機制檢驗

2.審計風險

在查閱年報搜集數據的過程中發現，大多數實施新租賃準則的企業存在季報、半年報、年報中“使用權資產”或“租賃負債”年初數不一致的情形。由于公司的中期報告（包含季報、半年報）一般不要求審計，審計師僅被要求對年報進行審計。當兩者存在數據差異時，表明公司內部會計師與外部審計師對于同一類資產、負債是否入表的評估產生意見分歧，增加審計師對審計風險的感知，從而引起會計師事務所的重點關注。本文對審計風險（Risk）定義如下：若企業實施新租賃準則后，出現“使用權資產”或“租賃負債”的年初數在中期報告和年度報告中不一致的情況，表示審計風險增加，Risk取值為1，否則為0。檢驗結果如表9所示，審計風險通過了中介效應檢驗，在實行表外融資入表與審計收費之間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表9 審計風險的影響機制檢驗

基于上文分析，企業實行表外融資入表會通過增加審計工作量和審計風險的路徑使得審計收費提高。為了從定量角度考察兩種影響路徑的相對重要性，本文使用Bootstrap自抽樣1000次檢驗系數的顯著性。檢測結果如表10所示，相較于對審計工作量的影響來說，實行表外融資入表增加審計收費主要來自于對審計風險的影響。這一結論與我國實行風險導向型審計相符，也反映了在我國競爭激烈的審計市場上，相比于審計工作量，事務所對審計風險表現出更高敏感度的現實情況。

表10 Bootstrap自抽樣檢驗結果

六、研究結論與啟示

由于表外融資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優化企業財務狀況、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因此越來越多的企業采用這種方式進行融資。但表外融資粉飾了企業真實償債能力，可能導致企業財務報表的信息有偏差，降低財務報表信息質量，由此損害了中小投資者的利益，不利于資本市場長期平穩發展。因此，表外融資成為會計理論界和實務界長期關注和研究的問題（Dye等，2015；Gao和Jiang，2020；劉浩和徐新華，2023），也受到會計準則制定機構、監管機構的高度重視。會計準則制定機構近年來積極行動，不斷將更多的表外融資納入表內。本文選擇新租賃準則要求經營租賃的表外融資入表這一場景，以2019—2021年度我國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探討了企業表外融資入表對審計師定價決策的影響。本文研究發現表外融資入表將導致企業審計收費增加。通過增加PSM-DID回歸、改變因變量處理方式、剔除特殊樣本和排除同期政策干擾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本文結論依然成立。進一步研究發現，這一現象在非國有企業及由國際“四大”審計的企業中更為顯著。通過探究具體路徑發現，實行表外融資入表會通過影響審計工作量和審計風險影響審計收費，其中，審計風險的影響程度更大。

本文具有如下啟示：第一，本文研究我國上市公司實行表外融資入表對審計師定價決策的影響，有助于企業、會計師事務所從微觀角度評估新租賃準則的實施效果及表外融資入表的經濟后果。尤其對事務所而言，有助于其分配相應的審計資源以應對表外融資披露方式轉變帶來的挑戰，并且對準則改革背景下的審計服務這一“商品”進行合理的定價。第二，本文得出表外融資入表會增加審計收費的結論，對于相關監管部門及政策制定部門也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由于審計費用可以看作實行表外融資入表的一項成本，準則制定者可以借此查看表外融資入表的實際效果，從而衡量轉變披露方式帶來的收益與成本。具體而言，新租賃準則撥開了表外融資隱匿的“面紗”，有助于增加各類企業報表的可比性，但可能在執行過程中因為我國企業的實操運用不規范，或者部分會計師對租賃的專業理解還未達到要求，使得實行表外融資入表的效益還未真正凸顯，反而在目前階段加重了財務報表編制者、會計師事務所的負擔?；诖?，后續研究可以深入探討企業實行表外融資入表的成本效益，以探究新準則制定是否解決了原準則中令人詬病的表外融資問題、是否真正做到提高企業財務報告質量，再與其實施產生的直接成本（如審計收費）甚至是潛在機會成本（如企業減少作為融資渠道的經營租賃，以及由此帶來的租賃行業業務減少問題）進行比較，以判斷表外融資入表是否帶來真正的“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