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群體極化理論探索后真相時代的輿論引導

蘇紅云

【摘? ?要】后真相時代媒體權力失衡，虛假輿論泛濫，群體極化現象日趨復雜。本文從群體極化理論出發，探究后真相時代下的新聞輿論和群體極化之間的關系，群體極化的新特征、原因，網絡空間治理的對策與思考。標簽化新聞迎合群眾情緒；算法過濾形成信息繭房，增強群體認同；權威傳播異化為個人解讀，破壞集體記憶。群體與輿論場域互為影響，共同推動極端化。網絡空間治理需要平衡新聞輿論引導的積極意義和負面影響，不能因噎廢食，需區分引導與歪曲、利用與濫用，以推進網絡群體的理性與理智，通過積極調控為當下“清朗”系列行動等整治指引方向。

【關鍵詞】后真相時代；群體極化；輿論引導

2016年的“英國脫歐”事件引起網民極大爭議，“后真相”一詞也入選為牛津字典“2016年年度詞語”，將其定義為“訴諸情感及個人信念，較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用來形容一種畸形的輿論生態。面對高度發達的社交媒體，科技的便利使得普通民眾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表達權利，“人人都是判官”已成為這個時代的常態。新聞的傳播場域逐步轉向社交平臺，新聞生產不再僅僅是專業新聞工作者的領域，人人都有可能制造下一個熱點新聞，權力的下放使得新聞傳播環境復雜化和失序化。倫敦大學教授威廉·戴維斯指出，傳統主流媒體長期以來奉若圭臬的“真相”已經從神壇跌落， 逐漸失去了主導社會共識的力量，世界已經進入了“后真相時代?！?[1]

在此背景下，數字平臺上的群體極化現象愈發嚴峻，出現了新的特征與轉變，后真相時代下輿論的反轉與情緒化和網絡群體的盲目對峙與沖突相互影響與互構，使得今天的網絡環境愈發復雜。聚焦于此，本文將從群體極化理論出發，探討后真相時代的輿論和群體極化之間的關系，分析群體極化的新特點與變化，以及思考群體和輿論未來的方向和治理策略，引導群體理性討論，避免極化。

一、群體極化的原因及影響

1961 年，傳媒學者詹姆斯·斯托納首先提出了群體極化這一概念，之后凱斯·桑斯坦在《網絡共和國——網絡社會中的民主問題》一書中對群體極化定義為“團體成員一開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議后人們朝偏向的方向繼續移動，最后形成極端的觀點?！盵2]國內外對群體極化的研究聚焦于群體極化形成的原因和影響上。伴隨著科技便利和數字化發展，虛擬生活中的網民逐漸構筑起“自我孤島”和“網絡集聚島”，群體極化逐步呈現出更多樣態：情緒宣泄式的輿論聲討、道德審判式的網絡暴力、黨同伐異式的圈層對抗、線下線上串聯的社會運動等諸多樣態。[3]而互聯網技術所帶來的虛擬環境對受眾的情緒和社交心理的影響共同助力群體極化現象的加劇。

（一）群體極化的成因

首先，技術加速群體集聚成為網絡群體集聚的基礎?；ヂ摼W弱化人際交往的物理空間領域，讓交友集聚打破時空限制，根據第5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統計報告》顯示，我國市場上活躍的App數量有260萬款，其中社交類即時通信工具規模高達10.47億人。[4]龐大的用戶群體伴隨著海量的信息內容，不斷促使數字技術加快信息傳播與過濾，讓網民快速遇見對同一事物感興趣的人，同時關注、即時討論，進而形成群體。平臺利用算法迅速識別互聯網中的個體，導致彼此加入某一群體，技術成為網絡群體構成的加速器。

其次，群體性孤獨與情感的盲目宣泄使得網民加入群體，集聚一堂發出一種聲音呈現極化現象。數字時代下，雪莉所提的“群體性孤獨癥候”愈發明顯，根據第5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3年6月，中國網民的每周上網時長是29.1個小時，相較于2022年2月上漲2.4小時。[5]線下社交時間的減少與網絡虛擬生活時長的增加，使得網民的精神和情感生活愈發空虛和難以真正滿足，人們既渴望單獨相處又期待不同群體之間的相互接觸。心理學家謝里通過實驗研究證明，僅僅是接觸并不足以促進群際關系，一般性接觸還經常會加劇對外群體的偏見。[6]由此，渴望溝通的人們在網絡語境下更加沉迷于網絡“界面社會”進行討論與交流，而身處“情感共同體”中的網民，對碎片化的世界理解淺表化、感性化、盲目化。

（二）群體極化的影響

當個體進入群體之后，自我獨立思考能力下降，逐漸被群體強觀點裹挾，變成失去理智的群體。突發公共事件發生時，意見領袖轉發并表明立場，網民群體圍觀并選擇立場，相同的意見抱團集結，經過情緒刺激、共鳴傳染形成“一邊倒”的群體，表達強勢意見。[7]群體因此被賦予更多的符號意義，蘊含了更大的能量價值。隨著外界刺激因素的變化，興奮方式和興奮程度不斷發生變化，不可控性增強，群體在互聯網時代下愈發對立與分化?！翱駸嶙放酢焙汀扒Х蛩浮钡姆聪蚬采鶾8]，使得本該包容的網絡世界成為對立矛盾群體滋生的寄生地。

二、后真相時代的新聞輿論與群體極化之間的聯系

“后真相”從字面拆解開來分為“后”與“真相”。對于真相的探究，不論是新聞領域、歷史領域，亦或者政治、哲學、社會領域都由來已久。真相和現實之間羈絆頗深，真相依賴于現實但不等同于現實?！八械恼嫦嘣诂F實中都有自己的‘真相制造者’”，每一個真相都要以（且必須以）某一個具體的事實為基礎，這個事實也必須是現實的一個方面。[9]英國哲學家朱利安·巴吉尼曾深入探討真相的多元認識，提出“真相更像是一個有機的、完整的真實花園，其中有些特征將持續永恒，有些品質則會隨著時間交替成長、改變與消亡”的隱喻。[10]簡言之，可以把真相定義為是現實的某個面向的客觀與共識呈現，而“后”置于“真相”之前，實則將真相本體后置，使得“后真相”更具有想象色彩。一部分學者認為“后真相”就是沒有真相的“真相”，一部分人認為“后真相”是漸行漸遠的衰弱的“真相”。本文聚焦輿論報道失真引發的后真相時代，真假難辨的信息和輿論不斷傳播與衍化。

當輿論環境與社交媒體高度重合，網民媒介素養的高低差異使得對新聞真偽的辨別難度加大。此外，商業利益和“眼球經濟”的共謀下，新聞報道不斷從過去的客觀事實報道轉向奇觀故事講述。與此同時，少數新聞從業者不斷降低職業道德底線，自媒體為換取更高流量，二者有時會合謀制作標簽化、感性的點擊欲新聞。平臺對內容不加甄別地傳播，導致傳統媒體時代的嚴肅新聞正在不斷被消解，嚴肅深入報道持續被輕浮娛樂內容取代。

后真相時代下，新聞輿論場情況更加復雜，當下新聞傳播輿論的變化和群體極化行為之間呈雙向互構性。2023年8月10日，抖音用戶“灰灰不會”發布視頻“男子要女孩微信被拒后對其爸爸動手”。視頻發布后，在各平臺轉發，引起網絡熱議。兩天后，警方調查核實該事件是網友為博眼球而杜撰的。約110家媒體轉發此次反轉，閱讀量和互動量分別達到3.6億、15.4萬，群體宣泄的矛頭直指造謠者。站在道德制高點的網民群體隔岸觀火，推波助瀾，形成“情感極化”。盲目的群體遇上后真相時代下的新聞輿論，網絡空間的治理難度增加。

（一）群體與新聞生產者相互妥協，媚俗標簽背后是“情緒宣泄”的娛樂

新媒體時代改變了新聞傳播的生態，改變了話語表達方式。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指出“新媒介會改變話語的結構，電子媒介決定性地、不可逆轉地改變了符號環境的性質?！盵11]在傳統媒體、智能媒體融合協作的今天，新聞的報道結構、語言方式等傳統傳播模式面臨沖擊。

受眾在新媒體環境中漸漸習慣被“強沖擊力”的新聞包裹，更依賴算法過濾，思考能力弱化，一味追求極端和碎片化內容。系列限定詞語使得網民群體陷入無限的狂歡遐想，而這背后，是對復雜背景的刪除與簡化。用戶注意又“反哺”媒體，少數新聞生產者也熱衷迎合受眾口味，提供符合預期的“真相”，制造出更多低質量刺激性信息，形成惡性循環。真相被不斷肢解難以窺其全貌，只會促使極化的產生。

（二）算法為群體助力，信息分發背后的邏輯是“流量至上”

算法的不斷升級帶來信息傳播的巨大變革，為網民形塑出舒適區。信息的智能分發使得信息從過去的“被動到受眾”到如今“主動找受眾”，內在邏輯的變化是從“傳者至上”到“受眾至上”。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進步，個性化推薦機制的普遍使用，這種以迎合和強化用戶興趣的技術、工具的不斷衍化與傳播效率大幅提升的背后是商業數據的最大化開發與利用。

處于內容舒適區的用戶形成內容消費的閉環，幫助平臺獲取用戶黏性產生流量，然后平臺設置不同社群或者玩法，最終商家向相應的群體精準投放廣告，顯示了商業利益高于新聞價值的原則。技術越進步，自由度與包容度越提升，媒介內容針對特定群體就不斷細分。通過算法加劇群體極化的速度，社區的現代性癥候加之信息空間的“巴爾干化”，共同構成了社區實體與虛擬空間的雙重結構分化，容易將線上不良情緒快速轉化至線下形成具體行動，有時會釀成群體事件。[12]長此以往，平臺助力推動輿情極化，輿情刺激群體情感極化，最終加速群體走向極化。

（三）權威與真相互相消解，信息反轉背后是群體重構傳播生態

在媒體融合時代，新聞傳播呈現多向和快速蔓延的特點。大眾媒體的信息迅速穿越公共空間進入社交媒體私人場域，通過用戶的轉發、評論等互動方式產生指數式爆炸式增長。信息從專業新聞工作者控制的生產場域，進入廣大用戶參與的傳播場域即社交話語場。從大眾傳播到自發的人際傳播，從權威到個人，信息傳播成本降低、傳播速度加快，傳播范圍朝著私域社群進發，人們處在信息過載的擬態環境中。

過去，互聯網平臺把資訊內容鏈接在一起重構傳播媒介生態；現在，用戶群體利用媒介的機制，調動信息進行資源重組并重塑傳播生態。在多輪快速轉發后，信息內容已經脫離原初的語境和意圖，進入多個人解讀的場域。這種用戶自主編碼解碼的過程中，信息自身意義往往會發生反轉，傳播生態將呈現新的特征。斷裂語境的信息在高速傳播中導致受眾對事件的認知碎片化；信息過載而缺乏把關，受眾與傳播信息之間的互動必將消滅“確定性的新聞內容”。如此，群體淪為數字時代的民工。

三、后真相時代群體極化的特征與變化

在后真相網絡輿論不斷反轉的情境下，情緒占據主導地位，而網絡世界的ID匿名性和焦點關注的地方性也使得群體極化的特征出現了一些變化。

（一）隱身與匿名性

現實世界的群體形成激烈情緒的表達，需要在場和身體參與，當對峙時，心理會呈現出緊張和恐懼等情緒，身體會伴隨顫抖或者緊繃等表征，線下群體集聚與極化難度較大也就理所當然的。而互聯網世界的匿名性與身體不在場，會降低成員的生理和心理難度，加速了群體形成?；ヂ摼W中網民通過ID來標識自己的存在而隱匿真實的身份信息，網民可以在網絡平臺進行比線下生活更為飽滿的情緒表達?；ヂ摼W的自由度與包容度使得更多個體的情緒表達更為放松與夸張。當突發公共事件到來時，散落的隱身個體抱在一起生成新的匿名群體，有可能是“某某粉絲”，也有可能是“某某擁護者”。面具的偽裝下，群體走向極化，發出更為激烈的聲音。

（二）突發事件和地方性

在突發事件的觸發點上，網絡話題表現出一個能量從孕育到突然釋放的過程， 引起了網絡話題的突然膨脹， 打破了網絡話題的和諧性、穩定性、平衡性， 表現出跳躍性或突變性特征。[13]突發事件的發生與網民距離的遠近程度會影響網民的關注度。當事件的中心距離與網民越近時，受眾對事件的關注度就會大大增加，尤其以事件發生地的網民發聲和表達更多，反之，距離較遠的網民對事件的關注度就會降低?！巴峭扑]”“本地關注”等平臺設置更加助推形成網絡群體中的在地群體走向極化。

（三）道德審判與情緒性

除了距離因素外，道德審判及帶來的情緒極化表達也是群體極化的重要原因。道德審判是個人通過對公序良俗的認知來進行判斷的行為。從宏觀來說，生活在同一文化環境的公民的道德體系大致相同，但個體又有不同程度的差異性，以至于在網絡空間中進行道德審判時，不同網民與群體之間由于道德標準不同甚至產生對立性和對抗行為，且因網絡空間表達的極簡化和非理性使得群體更容易極化。有研究證明，道德情緒（涉及憤怒或厭惡等）的表達有可能像病毒一樣傳播，容易刺激群體，激發更多的用戶參與。[14]后真相時代輿論真相撲朔迷離，網民心中的樸素正義易被點燃與裹挾，拿起放大鏡以更為嚴格的道德標準對事件或當事人進行批判。而群體的道德認同與點贊等支持行為加劇了群體情緒表達與極化。

四、后真相時代關于群體極化的應對與思考

極化的異質群體在一起往往會產生極端的情感，易形成網絡謠言和網絡暴力，對構建和諧的網絡環境帶來較大的風險和壓力。而新聞作為大眾精神文化產品，致力于消除大眾認知的不確定性，塑造集體認知，承擔著引導社會輿論、規范群體行為的社會責任，對社會文化傳播有著深遠影響。從輿論角度去尋求解決群體極化之道雖然不是萬全之策，卻是一條相對容易和可行之道。

（一）積極設置議題，塑造集體記憶，降低群體之間的溝通難度

新聞記錄了國計民生的發展變遷，傳遞大小民情和社會情感，反映時代的特征與變化，是大眾的“良心發言人”。哈布瓦赫最早明確提出集體記憶是一個特定社會群體之成員共享往事的過程和結果，保證集體記憶傳承的條件是社會交往及群體意識需要提取該記憶的延續性。[15]麥庫姆斯和肖提出的議程設置理論在今天的傳播場景下更顯重要。面對信息泛濫，議程設置直接影響公眾關注的議題。要善用多平臺媒體形成同頻共振。利用智能媒體的大數據導向和技術便利協同媒體矩陣，主動培育集體記憶，凝聚價值共識，降低群體之間溝通的難度，是消除不同群體之間的壁壘的有效途徑。塑造集體記憶需增強理性思考，避免情緒極化傾向。

（二）合力監管把關，抑制謠言傳播，打造清朗文明的精神家園

進行新聞引導，相關部門需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做到傳播、監管的過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依法辦事。完善媒體行業的監管機制，做到每一個走向大眾的新聞都經過把關，確保信息的真實、可信，減少虛假新聞的流出與傳播；在轉發評論時，倡導謹慎用詞，了解清楚事實真相，客觀對待新聞，引導正確輿論方向，及時對虛假新聞加以抨擊，提高媒體的公信力，打造和諧清朗的網絡環境，降低群體情緒宣泄又反轉的頻率。

此外，制定禁止傳播謠言的法律法規，賦予管理部門處罰權；平臺應加大虛假信息監測力度，使用人工智能等技術過濾謠言；政府部門嚴查轉發謠言賬戶，對故意傳播者進行處罰；建立舉報獎勵機制，鼓勵網民監督舉報虛假信息。新聞傳播本質上是對客觀事實的陳述以及社會現象的反映，優化輿論在新聞傳播中的引導作用，提高輿論監督在信息傳播環境下的重要性。[16]做好頂層設計，建立起科學高效的監管機制。從現實出發而不是從情緒或利益出發，如此則能凈化網絡環境。

（三）教育引領網民提升媒介素養，理性甄別信息與群體

網絡傳播語境呈現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特征。[17]以往的線性傳播方式發生深刻變化，受眾獲得傳播權利的同時也應提升自身媒介素養，建立理性辯證思維和邏輯思維能力，擺脫算法的束縛和群體的壓力，培養社交媒體時代“超級把關人”能力，兼顧個體的自由表達和社會的意識維護。

我國網民規模大，40歲以下占比52.5%，20歲以下占比為17.7%，青少年學生占有很大比重。一方面，學校應提升媒介素養教育，開設相關課程并組織講座，提升學生網民群體識別虛假信息，培養其媒介獨立思考能力；另一方面，加強意見領袖的引導，對其言論多層審查和實行實名制約束，可以設置一些示范賬號，發布辟謠類信息，使用積極心理學等科學理論，引導網民進行理性、理智的網絡討論。

群體極化作為復雜的文化現象和樣態，難以細化與完全肢解加以利用。我們必須積極作為，在新聞監管、公眾教育、輿論引導等方面持續努力，推動網絡環境的和諧，實現輿論場域、科技因素與群體之間的動態平衡，逐步探索符合國情的網絡空間治理之道?！?/p>

注釋：

[1]Davis， W. （Aug.24， 2016） .The age of post-truth politics.New York Times.Retrived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16/08/24/opinion/campaign-stops/the-age-of-post-truth-politics.html.

[2]凱斯·H·桑斯坦.網絡共和國：網絡社會中的民主問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7.

[3][7]許建萍.青年群體極化的網絡樣態及其生成邏輯、引導進路[J].思想教育研究，2022（04）.

[4][5]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5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R/OL].[2023-08-28].https：//www.cnnic.net.cn/n4/2023

/0828/c88-10829.html.

[6]Sherif M.，Harvey O.J.，White B.J.，Hood W.R.Sherif，C.W.Jntergroup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The Robbers Cave Experiment.

[8]劉社欣，唐時嬌.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價值引領：群體極化的破解之道[J].理論導刊，2023（05）：116-122.

[9]Nicholas Rescher.Reality and Its Appearance. London and New York：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0：29-30.

[10]Julian Baggini.A Short History of Truth：Consolations for a Post-truth World.London：Quercus.2017.p.188．

[11]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12]劉建明，張琰.數字區隔與鄰里分化：社區信息空間“巴爾干化”及其治理[J].東岳論叢，2023，44（09）：67-77+191.

[13]諶南 等.基于尖點突變的非常規突發事件網絡輿情狀態的研究[J].電子政務，2012（12）.

[14]楊洸，鄒艷雪.數字媒體與情感極化：表征、成因與對策[J].新聞界，2023（10）.

[15]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M].畢然，郭金華 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6]曹群.新聞傳播中輿論監督的重要性分析——評《突發事件輿論引導策略：政府媒體危機公關案例回放與點評》[J].中國教育學刊，2021（12）：129

[17]張愛軍，梁賽.網絡群體極化的負面影響和規避措施[J].學術界，2019（04）：75-83.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

責編：劉純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