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生產轉型視域下應用型大學的產教融合：理路與走向

劉欣 萬文婷

［摘要］產教融合是應用型大學深度轉型的制度性命題?；谥R生產制度演變與模式轉型的雙重邏輯，觀照應用型大學產教融合的生成理路，可引申出兩個關鍵問題：一是如何適應知識社會轉型的外部環境，實現產教融合制度的外融合；二是如何適應知識生產轉型的內在邏輯，實現產教融合模式的內融合。為此，應聚焦產教“內外融合”的關鍵要素，形成制度與模式雙向協同分析框架，進而審視產教融合的實踐路向：應用型大學的產教融合應聚焦制度情境和模式內涵的系統性重構，逐步實現多主體、多平臺、多文化、多功能、多路徑等“多重融合”的范式變革，最終形塑產教系統性變革的新型大學。

［關鍵詞］應用型大學；知識生產模式；產教融合；模式轉型；制度建設

［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843（2024）01-0106-08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4.01.000

產教融合是應用型大學深度轉型的制度性命題，牽動著高等教育系統的生態性變革。這一命題順應了智能化時代知識生產模式演變的基本規律：由以知識創新為目的的傳統知識生產模式，向以知識應用為目的的協同創新生態化模式轉型；由關注大學知識生產活動的封閉式內融合，向圍繞“大學—政府—產業—社會”等螺旋式外融合的制度化情境轉型。兩大轉型遵循知識生產“生態模式與制度情境”協同演化邏輯，為打通產教“內融合”與“外融合”的雙通道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和理論支撐，也為應用型大學深化產教融合理論研究、解決產教理論與實踐脫節及產教合而不融、融而不深等現實問題，提供了雙重建構視角和實踐路向。

一、理論溯源：知識生產轉型的雙重邏輯

大學本質上是圍繞知識傳承（學）、創新（研）和應用（產）開展知識生產活動的專門教育機構，知識屬性構成大學的本質屬性，知識生產活動成為大學組織基業長青的命脈。大學知識生產活動受內部知識轉型和外部社會轉型的雙重影響，經歷了兩次“學術革命”或重大轉型。19世紀始于工業革命1.0時代的洪堡模式，引發了自中世紀以來的“第一次學術革命”，基于洪堡理念的“純科學模式”成為大學合法性存在的經典范式。19世紀中期以后，工業革命從2.0電氣時代走向3.0自動化時代，歷經“威斯康星式”服務型大學和“斯坦福式”創業型大學，引發“第二次學術革命”，形成齊曼所說的由重基礎研究的“學院科學”向重知識應用和社會價值的“后學院科學”的重大轉型［1］?？茖W社會學之父默頓最早在其1938年出版的名著中，從知識社會學視角研究了知識生產轉型問題，認為科學發現與發展同時受內在科學屬性和外在社會環境的影響，提出建立“現代科學的基本范式”［2］的主張。在過去的大半個世紀中，隨著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的變遷，知識生產方式發生了更加深刻的變革。研究者用“巴斯德象限”（應用引起的非線性研究）、“愛迪生象限”（產業化的應用研究）［3］、“后洪堡模式”“學術資本主義”“學術創業”等概念來描述這一轉型，其中影響較為深遠的則是吉本斯、卡拉雅尼斯和坎貝爾等人提出的“模式2”“模式3”知識生產轉型論及“三螺旋”“四螺旋”等協同創新論。

（一）知識生產轉型的模式演變邏輯

1．從模式1到模式2：從學科邏輯走向應用邏輯。1994年，邁克爾·吉本斯等在《知識生產的新模式：當代社會科學與研究的動力學》一書中首次明確提出了知識生產“模式1”與“模式2”概念。吉本斯將學科主導的傳統知識生產方式稱為“模式1”，將應用情境主導的跨學科知識生產方式稱為“模式2”［4］，其演變特征如表1所示。吉本斯同時認為，盡管“模式2”幾乎在所有方面都區別于“模式1”，但“模式2”并未取代“模式1”。這表明，“基礎”和“應用”之間不斷交互，知識的發現和應用更緊密地整合在一起，知識生產發生在以應用為目的并且被應用的情境之中。而“以知識應用為目的”并在“應用情境”中通過知識生產活動，協同開展應用型科研和培養社會所需的應用型專門人才的概念，正是應用型大學“產教融合”的邏輯起點所在。

2．從模式2到模式3：從交互邏輯走向共生邏輯。隨著知識創新時代的到來，2003年華盛頓大學卡拉雅尼斯教授在其《創造+創新=競爭力？》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模式3”概念，2006年卡拉雅尼斯和坎貝爾教授在他們合著的《創新網絡和知識集群中的知識生產、散播和運用》一書中，正式以“模式3”概念描述了以“知識集群”和“創新網絡”為主要特征的知識生產共生范式?！澳Ｊ?”一方面整合了“模式1”“模式2”的知識生產模式，另一方面整合了線性和非線性創新模式，生成了具有共生效應和增值效應的協同創新網絡［5］，體現了不同知識生產模式按照“集群模式+共生機制”共同演進的應有特質。這種將不同知識生產模式協同整合并集成推進的創新生態系統，有別于傳統研究型大學以學科知識體系建設為原動力的經典學科范式［6］——由基于社會實踐需求的應用邏輯主導的，更加重視知識生產的共生性和實踐生成性，從而為應用型大學構建多主體、多形態、多層次的產教融合共生模式提供了適切的理論依據和創新視角。

（二）知識生產轉型的制度演變邏輯

1．制度情境一：由外生邏輯走向協同邏輯。知識生產轉型是模式轉型與制度邏輯的有機融合，制度轉型引領并規范著模式轉型。模式轉型以制度轉型為外驅力，并以自我轉型能力的提升為目的。兩者內外協同，構成了目的與條件的關系范疇，形成了大學知識生產轉型的基本邏輯。1995年亨利·埃茲科維茨、勞伊特·雷德斯多夫在伯頓·克拉克建立的“國家—市場—學術”三角協調模型［7］基礎上，形成了“大學—產業—政府”的三螺旋創新理論模型，與吉本斯提出的知識生產“模式2”相呼應，建構了“模式2”制度情境實現模式，強調了從制度創新層面探索制度供給的協同方式和實現情境。在此制度情境中，應用型大學作為制度文化主體，通過協同方式發揮制度運行的整合效能，避免了背離大學學術與教育特性，誤入轉型路徑陷阱而迷失本體導致無法實現真正意義上轉型的困境。這對于知識生產轉型下的應用型大學的產教融合模式與制度的雙重轉型，顯得尤為重要。

2．制度情境二：由共生邏輯走向創生邏輯。進入21世紀后，在全球本土化浪潮的驅動下，知識創新與社會轉型的關聯更加緊密，傳統的三螺旋協同模式難以解釋“模式3”知識生產轉型，因此衍生出具有高度共創性的四螺旋、五螺旋模型。2011年卡拉雅尼斯和坎貝爾教授在他們發表的《開放創新外交與21世紀分形研究、教育和創新生態系統：基于四重、五重螺旋創新設想的模式3知識生產系統》一文中，更加完整地建構了“知識社會創新生態模型”，強調了知識社會與自然環境的動態平衡和協同演進。其核心使命是建構融知識創新、社會轉型、自然生態為一體的創生生態系統，為“模式3”知識生產提供了創新生態系統圖譜，也為應用型大學能夠更全面科學地把握知識生產轉型背景下的產教融合機理與走向、建構基于“應用導向”的產教融合制度與模式雙向協同的知識創生模式、促進產教融合向創生型升級的生態性變革提供了新視野和新動能。

二、分析框架：產教融合的雙向協同理路

前述知識生產模式轉型與制度演變的雙重邏輯，用以觀照應用型大學產教融合的理路，可引申出兩個關鍵問題：一是如何適應知識社會轉型的外部環境，實現產教融合制度的外融合；二是如何適應知識生產轉型的內在邏輯，實現產教融合模式的內融合。進而從制度與模式共生共融的層面，打通產教“內融合”與“外融合”雙通道，形成產教融合雙向協同模式和分析框架，促進知識生產轉型背景下應用型大學產教融合理論與實踐的雙重建構。

（一）外融合理路：產教融合的制度情境

1．制度語境：產教融合核心內涵的梳理。所謂制度語境，即基于某種研究對象、研究范疇等特定語境來研究制度運行情境問題。目前，有關產教融合的研究還處于政策研究、經驗研究階段，對象不明、表層描述的問題較為普遍，尚未形成公認的獨特研究對象、規定性范疇，距離達到深層理論水平的研究階段還為時尚早。有關其內涵界定，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本質屬性說。潘懋元先生認為，“無論是產還是學和研，本質上都是知識運行的活動形式”［8］。這一界定深刻揭示了產教融合的“最本質規定性”，即產教融合是以“知識生產”為本質屬性，圍繞相互依存的產學研融合特性和規律開展的活動［9］。二是外延對象說。研究者多從“產業”和“教育”系統的宏觀層面來做描述性界定，認為“產教融合是產業系統與教育系統的互動或合作關系”［10］；曹丹、柳友榮等學者則從“產業”和“教學”活動的微觀層面來理解，認為“產教融合通常是指生產與教育的一體化”［11］；也有學者結合不同層面來理解，認為宏觀層面的產教融合指教育與產業的系統性融合、中觀層面涉及辦學模式與產業模式的融合、微觀層面指教學活動和生產活動融合［12］。

不同語境下研究產教融合問題，其指向大不相同。宏觀層面側重產教系統模式，重點關注產教系統性融合的制度匹配問題；中觀層面側重辦學模式，重點關注多主體融合辦學模式的制度匹配問題；微觀層面側重人才培養模式，更多關注的是具體培養模式的制度匹配問題。我們認為，應用型大學的產教融合應以“知識應用”為邏輯起點，以培養供需耦合的應用型人才為根本出發點，其根本屬性是以“知識應用”為“最本質規定性”的人才培養和知識生產活動。鑒于此，應用型大學現階段的產教融合應重點聚焦產業需求，從中觀和微觀層面關注協同育人的制度實現機制和培養模式問題，即由“知識應用”這一邏輯為起點，經過“制度與模式雙重建構”等邏輯中介，重點關注中觀層面基于產業需求導向的“政校行企研”多主體融合的辦學模式和制度模式，以及微觀層面應用情境主導的集學科、專業、課程、平臺、師資、資源等于一體，聚產教融合、校企融合、專創融合、科教融合等“多重融合”的培養模式和相應機制，最后抵達的邏輯終點是在宏觀層面實現“產教系統融合”的創生型制度模式的生態性變革，進而形塑具有“應用型”特質的新型大學。

2．制度情境：產教融合制度運行的要素。新制度理論代表人物理查德·斯格特認為，制度情境是組織為了從環境中取得合法性支持，必須遵守的規則與必要條件，其中，制度化的“規則、規范、文化認知的架構和活動”是組織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13］。我們認為，應用型大學應系統分析制度情境及其合法性機理，宏觀層面重點關注深化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的產教融合基本國策的制度性設計；中觀層面主要發揮科層治理、市場治理、社會治理和學術治理協同治理的整合效能，形成結構優化與資源調控等基礎性制度體系；微觀層面形成人才培養模式轉型的配套性管理制度，形成由規制性要素、市場性要素、規范性要素、創生性要素等四要素整合的制度實現模式。如圖1所示，四大要素中，規制性為引導性要素、市場性為主導性要素、規范性為支持性要素、創生性為主體性要素。四大要素相互依存、集成貫通。應用型大學基于“知識應用”邏輯起點，通過產教融合模式和共生機制發揮制度運行的整合效能。

（二）內融合理路：產教融合的模式建構

1．模式內涵：產教融合模式的基本要素。產教融合模式是實踐概括化和理論簡約化的形式，有著溝通理論與實踐的中介和橋梁的功能。模式的適用范圍十分廣泛，既可以是宏觀層面某種事物的標準形式或標準樣式，也可理解為中觀層面組織結構及運行方式的建構模型，還常常指涉微觀層面達成特定目標的人才培養模式。伯頓·克拉克認為，大學作為學科和院校組成的學術組織和矩陣結構，需整合“工作模式、文化信念、學術權利”三要素并建立“國家—市場—學術”三角模型協調機制［14］。從微觀層面來看，本文所指的產教融合模式為知識生產模式的下位概念，特指圍繞應用型大學協同育人目標、知識應用特性所形成的多重融合的知識活動方式。因而，從應用型大學產教融合模式的獨特性及適切性審視，我們更傾向于著眼模式和制度內外要素整合視角，從縱橫兩方面來考察應用型大學產教融合模式的關鍵要素。在橫向維度層面，產教融合模式由“規制性、市場性、規范性、創生性”的外融合制度要素構成；在縱向維度層面，則由“目標取向、制度模式、主體結構、文化認同、知識管理、技術范式”的內融合模式要素構成。如表2所示，虛線以上以傳統大學的學院制模式為主，虛線以下逐步走向產教融合新型生態模式——由1.0版合作型走向4.0版創生型。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模式演變主要體現知識生產轉型背景下應用型大學產教融合螺旋式發展走勢，并不必然意味著產教融合原有模式的終結。2．模式分析：產教融合模式的要素特性。從模式要素的特性來看，模式是特定目標的實現形式和要素結構模型。應用型大學產教融合模式是目標、制度、主體等硬要素，與文化、知識、技術等軟要素的系統性整合，具有整體性；是溝通理論與實踐、目標與行為的橋梁，具有中介性；是基于應用型大學“知識應用”的文化價值取向并為實現“知識應用”與協同育人目標而設計的，具有價值相對性；有著比較穩定的技術操作程序和方法策略，具有實踐操作性。同時，模式隨著實踐和理論更新而不斷豐富和發展，具有發展性。當模式發展為普適性的公認范型，并產生了革命性影響時，這種模式則將發生質變，演變升級為“范式”。

從模式要素的內涵來看，圍繞應用型大學產教融合目標取向，模式與制度內外要素雙向整合，形成了聯系緊密、彼此聯動的要素統一體（如圖2所示）。其中，目標是模式建構的核心要素，具有價值性、引導性、層次性；制度是模式建構的引導要素，具有基礎性、生成性、保障性；主體是模式建構的關鍵要素，具有結構性、協同性、創新性；文化是模式建構的內核要素，具有整合、導向、凝聚功能；知識是模式建構的支柱要素，具有創新效應、溢出效應、彌散效應；技術是模式建構的動力要素，發揮教學技術、科研技術、管理技術等技術創新激活功能。應用型大學產教融合模式應圍繞制度與模式“內外融合”的關鍵要素，推進以目標為總領、以制度為引導、以主體為關鍵、以文化為內核、以知識為支柱、以技術為引擎的系統性變革，核心要義是聚焦知識應用的制度邏輯和人才培養的模式重構，根本目的是提升應用型人才培養、應用科研和社會服務的價值創造力，引領應用型大學走出一條與區域高質量發展共生共榮的新型道路，最終形塑具有產教融合特質的新型應用型大學［15］。

三、實踐路向：產教實質融合的多維審視

產教融合是我國深化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打通“產業鏈、教育鏈、人才鏈、創新鏈”的整體制度安排。從前述產教融合內外要素整合模式審視，其實踐走向呈現多主體融合（主體維度）、多平臺融合（制度維度）、多文化融合（文化維度）、多功能融合（技術維度）、多路徑融合（應用維度）等“多重融合”態勢，與伯頓·克拉克所說的新形態大學五要素特征——“強有力的駕馭核心、拓寬的發展外圍、多元的資助基地、激活的學術心臟地帶、整合的創業文化”［16］高度契合。產教作為異質性系統能否真融真合，“關鍵是要看人才培養的社會效益，科研產出的應用效果，融合機制的運行效率”［17］。不可否認，產教脫節、合而不融、融而不深等背后的制度性問題，是制約產教實質融合的癥結所在。因此，有必要置于產教融合內外要素融合視域，進一步審視應用型大學產教融合的實踐路向和未來走向。

（一）主體維度審視：共營多主體融合的新型教育生態

應用型大學的產教融合從校企合作迭代演變而來，是我國“政府—學?！眴我晦k學主體向“政校行企研”多主體辦學轉型升級的創新實踐。從主體融合程度、廣度和模式演變來看，應用型大學的產教融合歷經校企“點對點”單向性合作、產教“點對鏈”集群雙向性合作，到現代產業學院“鏈到面”的“政校行企研”多主體跨界融合，已逐步由產教過程性改良為特點的1.0版松散合作型，走向產教結構性調整為使命的2.0版專業集群型，升級為現在制度性重構為愿景的3.0版產業學院共生型。共生型是“模式3”和“四螺旋論”所揭示的新型知識生產模式的典型樣態，國內學者認為，“產教之間建立起互利共生的生態觀是產教融合的前提”，這種“共生系統由結構、配置、形態、功能、目標等 5 個基本要素構成”［18］。這一認識關注了共生要素，但顯然對產教融合模式中以“群落”主體共生的關鍵要素關注不夠。多主體融合共生是產教融合走向3.0版共生型的典型特征。

圖3顯示，產教融合模式和形態演變背后，是試圖從根本上解決教學與實踐脫節乃至產教系統性脫節問題，打破不同主體間的組織壁壘、政策壁壘、制度壁壘等，由單一的校企合作，走向多主體協同治理，形成多主體融合的“強有力的駕馭核心”。政府作為創新活動的引導者和公共資源的調配者，行企作為產業需求的驅動者和價值鏈的創造者，社會作為公共利益的共享者和制度運行的問責者，大學作為知識應用和集群創新的創生體，力求發揮知識運行的戰略整合效能，建立“校地共建”多主體融合的有效機制和新型共同體模式。尤其是應用型大學，目前還不足以占據“螺旋式”生態體系的主導地位，更迫切地需要基于模式3“知識集群”和“創新網絡”，突破單純依靠政府資源供給或企業市場主體的“他組織”路徑依賴，建構出以“自組織”為主、“他組織”協同的知識創生模式，“以組織化和制度化方式推動政產學實質融合”［19］，進而成為國家和區域創新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國家整個產業系統與教育系統實現體系化的產教融合，出現大批產教融合型大學、產教融合型企業、產教融合型科創城市時，產教融合最終會走向4.0版創生型，迎來真正意義上產教系統融合的“范式革命”，以產科教一體化生態性變革引領未來。其顯著特征是目標價值取向的根本改變，大學以“教學—科研—創業—服務”等完整職能，成為引領產業發展的主導者；其顯著標志是由產業學院走向創業型學院、創業型大學，即伯頓·克拉克所說的具備五大核心要素的新形態大學。正如有學者所言，“‘創新創業肯定代表了大學轉型發展的方向”，“面向未來，‘創新創業絕不只是大學的一項新職能而是現代高等教育系統中的顛覆性力量，大學只有以‘創新創業作為新范式，才可能成為創新驅動發展的引擎，并實現自身的轉型發展”［20］。

（二）制度維度審視：共建多平臺融合的新型制度模式

以2020年教育部、工信部聯合發布的《關于現代產業學院建設指南》為標志，產教融合進一步由“點對鏈”的集群建設階段進入到“鏈到面”的現代產業學院平臺建設階段?，F代產業學院以滿足“真需求”的平臺共建為根基，重點任務是“拓寬發展外圍”，充分整合外部組織知識創新資源，構建集共建、共育、共創、共享等創新聯合體和多平臺融合制度模式，解決產教融合平臺共建的廣度問題、機制運行的深度問題、協同育人的效度問題。一是構建資源調控的“決策引導機制”，建立政府引導下的政產學研一體化共同體，健全聯席會議工作機制和資源調配機制，強化政策與制度供給，開拓教育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新格局；二是完善產業主導的“需求驅動機制”，建立基于市場需求的協同育人共同體，促進“產業鏈—教育鏈—人才鏈—創新鏈”全鏈條貫通和全要素融合；三是實施集群共生的“協同共創機制”，聚焦區域戰略重點、主導產業鏈和關鍵技術，共建“學校+”跨界融合、要素集成等集團化聯盟、跨學科高端平臺和科教園區等協同共創體；四是構建價值主導的“共享評價機制”，建立戰略協同、資本融通、科技攻關、成果轉化等價值共同體，健全組織再造機制、創新要素集聚與利益共享機制，打造服務地方人才培養高地、科技創新高地、人文創新高地，協同共建引領和支撐地方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21］。

（三）文化維度審視：共育多文化融合的新型創生文化

“大學既是知識再生產的場所，也是文化再生產的場所”［22］?，F代大學已從遠離社會的“象牙塔”轉向廣泛參與文化傳播與創新活動的新型文化機構，“整合的創業文化”是構成新型應用型大學的重要特征之一。一是培育共生型的創業文化?！皠摌I文化是指與創業有關的行為規范、信念體系和心理意向的整合體，其核心是創業精神”［23］。在“大學—政府—產業—社會”創新系統中，應用型大學基于知識應用與價值創造的共同目標，整合學術文化、企業文化、工匠文化、創業文化等，培育協同創新創業的新型制度文化和價值觀念，使之融合在學校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質文化之中，落實在產教融合活動的方方面面，成為引領學校和社會多文化融合的重要紐帶和橋梁。二是發展創生型的學術文化。創生型文化重在基于創業理念形成學術創業文化、科技創新文化、跨界合作文化等文化共建機制，凝聚和引領社會發展的文化方向，促進知識應用與科技創新，成為大學與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是國家和地方文化創新和知識創新的重要源泉。三是彰顯應用型的卓越文化?！白非笞吭健辈粌H是現代社會組織成就事業的境界，更是各類大學矢志不渝追求的信念。應用型大學追求卓越文化，不同于研究型大學以“學術創新”為目標的卓越追求，而是以“知識應用”的卓越追求為要義，在融入協同育人大課堂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主流中，實現大學與社會的同步卓越發展，成為具有創新理想信念和創生精神氣質、能夠服務和引領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新型大學。

（四）技術維度審視：共享多功能融合的新型要素平臺

構建多功能融合的新型要素平臺，意味著應用型大學走出傳統路徑依賴，建立“多元的資助基地”，以大平臺戰略為核心機制，以技術積累與進步為主軸［24］，圍繞產業技術創新需求，拓展創新發展空間，加大優質技術資源的整合與利用，通過“學校+龍頭企業+產業學院+科創園區”的大平臺化運行模式，融匯社會需求和創新資源，重塑以知識應用為核心的價值鏈，打造集“產學研用創”于一體的集成化、智能化、網絡化新型共享平臺。一是打造集成化平臺運行機制。瞄準產業鏈、創新鏈目標，匯聚優質企業資源、行業資源和區域資源等多元化創新要素，構建“產業集群引領+產業學院建設+學科平臺支撐”的產教融合集群創新運行機制，形成“人才、資本、信息、技術”等各類創新要素的集成放大效應，促進教育與產業融合互動、學科與專業集群發展，提升平臺服務人才培養、技術創新、就業創業等綜合能力，推進區域產業向高端轉型升級。二是打造智能化平臺核心引擎。主要“以建設智能化知識創新平臺的新思路來組織和管理知識生產”［25］，促進知識市場需求、資源、能力和管理各環節要素的集聚與緊密對接，發展數字經濟催生的交叉學科和新興專業，加快數字化教育新形態、新場景建設，以數字化驅動人才培養能力、知識活動水平及教育治理能力同步提升。三是打造區域網絡化平臺機制。圍繞區域和行業共性技術、關鍵技術等協同創新重大需求，實施區域網絡化大平臺戰略，強化區域一體化產科教布局和資源共享平臺建設，組建區域內或供應鏈上政校行企研集成創新的跨學科平臺和產業技術聯盟。如寧波工程學院杭州灣汽車學院探索校園、產業園、研發園“三園融合模式”，搭建長三角地區汽車產業技術創新和公共服務高端平臺，以項目為載體，讓師生直接參與企業技術研發和技術服務，構建“工學研”交替的一體化教學體系，為集群化培養應用型人才提供了成功樣板［26］。

（五）知識維度審視：共創多路徑融合的新型知識載體

大學是以知識生產與應用為特征的知識密集型組織，也是再生產知識并孵化知識創新型企業的智力之源。在教育與產業系統走向智能化和價值鏈整合的今天，應用型大學突破傳統的以學院或學科建制為“學術心臟”的知識管理模式，集成“校地融合、校企融合、產教融合、科教融合”等新型知識載體，正成為知識應用與集成創新的新動力源。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將知識整合、轉移和共享置于戰略核心地位，通過數字化戰略和知識共享來促進產教深度融合。一是打造戰略聯盟創新聯合體。主動對接地方新興產業鏈和特色產業集群，以創新驅動戰略為引領，加強校地戰略合作機制建設，同步規劃校地融合發展支持方式、重大項目和政策措施，全面提升校地產科教融合能力，為區域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供技術支持和人才支撐。二是打造知識轉移中心。校地共建工程研究中心、技術創新中心、制造業創新中心、科創產業園、雙創示范基地等創新聯合體，重點培育集專利轉化、示范項目、平臺服務、制度建設于一體的科技成果轉化體系，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應用，持續推動產科教“三位一體”發展。三是落實國家數字化戰略。以數字化技術賦能教育教學轉型，重構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新生態，推進產教協同共建組織架構、數字化課程資源、智慧教學體系、虛擬仿真實驗、智慧教學評價、智慧管理系統的全方位轉型升級，探索面向未來的教育教學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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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孫冰玉）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Transformation： Rational Path and Trend

LIU Xin1， WAN Wenting2

（1 Guangzhou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1370， China；??? 2 Jingch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ingmen， Hubei 448000，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s an institutional proposition of the deep transformation of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Based on the dual logic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syste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l， two key questions can be drawn from the formation of the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The first is how to adapt to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the knowledge society transformation and realize the external integration of the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system; The second is how to adapt to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realize the internal integration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Therefo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key elements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forms a framework of two-way collaborative analysis of system and model， and then examines the practical direc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It is believed by the research that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should focus on the systematic re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context and mode connotation， gradually realize the paradigm change of multi-subject， multi-platform， multi-culture， multi-function， multi-path and so on， and finally form a new type of university with systematic reform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Key words：?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y;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mode transform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