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環境關注、綠色技術創新與企業績效

楊雪嬌 王聰

摘 要：“雙碳”目標下，綠色技術創新是企業低碳轉型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驅動力。正式的環境規制迫使企業被動實施綠色行為，而非正式的監督機制如公眾環境關注更能夠激發企業的內在創新動力。以2012—2021年滬深A股上市重污染企業為樣本，利用熵值法從企業財務、社會責任、生態環境與技術創新4個維度構建企業績效綜合評價體系，實證檢驗公眾環境關注對重污染企業績效的影響以及綠色技術創新在兩者之間的作用機制。研究結果表明，公眾環境關注的增加能夠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綠色技術創新在公眾環境關注與企業績效之間發揮部分中介作用；市場競爭性在公眾環境關注與企業績效之間發揮正向調節作用。異質性研究表明，相比于國有企業，公眾環境關注對企業績效的促進作用在非國有企業中更明顯；在負債水平較低的企業，公眾環境關注對企業績效的促進作用更明顯。研究結論豐富了企業績效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能夠為引導公眾積極參與環境治理、推動重污染企業綠色轉型提供理論支持和政策建議。關鍵詞：公眾環境關注；企業績效；綠色技術創新；熵值法；中介效應中圖分類號：F 27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7312（2024）01-0019-13

Public Environmental Concerns，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YANG Xuejiao，WANG C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Jinzhong 030600，China）

Abstract：Under the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Compared with for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that force enterprises to passively implement green behaviors，informal monitoring mechanisms such as public environmental concerns can stimulate enterprises intrinsic motivation to innovate.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heavy polluting enterprises listed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from 2011 to 2020，this paper uses the entropy value method to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of enterprise performance from four dimensions：corporate finance，social responsibility，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public environmental concern on the performance of heavy polluting enterprises and the role of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rease of public environmental concern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that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plays a partially mediating role between public environmental concern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and market competitiveness plays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public environmental concern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Heterogeneity studies show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public environmental concern to firm performance is more pronounced in non-state-owned firms than in state-owned firms，and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public environmental concern to firm performance is more pronounced in firms with lower levels of indebtedness.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enrich the related research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enterprise performance，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guiding the public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promoting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heavily polluting enterprises.

Key words：public environmental concerns；firm performance；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entropy value method；intermediary effect

0 引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成績引人矚目，然而經濟發展在給人們帶來便利生活的同時也對環境造成了難以修復的傷害，人們逐漸認識到保護環境的重要性。隨著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的發展，公眾已逐漸成為我國綠色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在“雙碳”目標下，將公眾環境訴求轉化為企業參與污染治理、把公眾環境關注轉變為企業的綠色創新行動成為推動重污染企業低碳轉型發展的新動能[1]。公眾作為環境保護的監督者，能否促進企業績效提升？綠色技術創新如何在其中發揮機制作用？不同程度的市場競爭能否在其中發揮正向調節作用？系統研究公眾環境關注對企業綠色行為的影響，能夠為中國探索多元環境治理模式提供重要理論指導。

現有文獻較少直接研究公眾環境關注對企業績效的影響。部分學者從內部因素分析研發投入[2]、高管特征[3]、數字化轉型[4]等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也有學者聚焦于外部因素分析環境規制[5]、宏觀調控政策[6]等對企業績效的作用?！安ㄌ丶僬f”認為，企業特定行為需要在適當的環境規制下才能達到提升企業績效的效果，但要想充分發揮環境規制這種正式制度的作用，還需要外部監督治理機制的配合。而公眾恰好可以作為這樣一種非正式監督制度，對企業生產經營、環境治理以及企業績效提升等方面產生重要影響[7]。另外，學術界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驅動因素給予廣泛關注。有學者以高管為切入點，研究發現高管風險偏好在異質環境政策對綠色創新戰略的影響過程中發揮正向調節作用[8]，而伊志宏[9]等則從公眾角度研究社會大眾如何通過提升企業生態觀念驅動企業創新行為。通過梳理文獻發現，公眾環境關注對于企業績效、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等均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現有文獻集中于研究公眾環境關注分別對單一因素的影響，鮮有學者將公眾環境關注、綠色技術創新與企業績效納入同一框架，并深入研究其內在機理。因此，將公眾環境關注作為綠色技術創新的前因，從企業財務、社會責任、生態環境與技術創新4個維度構建企業績效綜合評價體系，對公眾環境關注、綠色技術創新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展開理論研究。另外，重污染企業的環境戰略與市場競爭的激烈與否密切相關[10]。因此，引入市場競爭性這一調節變量，通過分析不同市場競爭條件下企業對環境戰略的選擇，以期為激勵企業開展綠色技術創新、構建有效的環保多元共治體系提供理論支持。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1 公眾環境關注與企業績效隨著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的發展，公眾監督對社會、經濟中各主體的活動發揮著重要約束作用，公眾對環境問題的關注程度體現出公眾對環境的偏好，將作為一種非正式環境規制影響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評價和行為。因此，公眾環境關注可度量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的程度。根據聲譽理論與利益相關者理論，企業為了提高自身綜合績效，必須通過開展綠色技術創新活動來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并考慮公眾這一重要利益相關者群體對環境保護的密切關注，以謀求他們在商品市場與資本市場等方面的資源支持。因此，公眾對企業綠色行為的關注，能夠觸發企業的聲譽保護機制，從而督促企業實施綠色行為、提升產品競爭力，最終改善企業績效。對于重污染企業，企業財務、社會責任、生態環境與技術創新是的影響企業綜合績效的核心要素?；诖?，詳細分析公眾環境關注如何通過以下4個路徑影響企業績效。1）公眾作為消費者和投資者，通過商品市場的購買行為和資本市場的投資行為影響重污染企業的財務績效。在商品市場，企業通過提高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給產品貼上綠色標簽、樹立環保形象，以滿足消費者的綠色產品需求，從而避免參與同質產品間的惡性價格競爭，增加環保產品的營業收入[11]。在資本市場，散戶投資者通過“用錢投票”對生態可持續性差的企業實施“市場懲罰”，而對環境友好型企業提供資金支持，使其股票收益率得到大幅提高[12]。綜上所述，公眾作為企業的重要利益相關者，不僅會在短期內影響企業報酬率，而且會在長期提升企業財務績效。2）社會公眾對企業環保投入的關注往往通過了解企業所承擔的社會責任來實現。隨著空氣、水污染等問題的愈發嚴重，環境保護成為廣泛認可的道德規范，而這種道德規范能夠對公眾意識與企業行為產生雙重影響。作為環境治理的參與者與企業的利益相關者，公眾對環境的關切是倒逼企業減少污染排放量的重要力量[13]。除了對社會的公益捐贈與對政府的稅款繳納，公眾逐漸開始關心重污染企業環保責任的履行情況。企業出于外部輿論與企業聲譽的壓力，將盡可能依據污染物排放準則進行經營，對社會績效的正向作用因此得到促進[14]。3）作為企業產品的最終消費者，公眾更樂意購買環境績效較好的綠色產品，鼓勵企業通過不同的方式保護生態環境，因此公眾對環境問題的關注程度影響了企業對環境戰略的選擇[15]。作為生態環境的享有者，公眾的關注可以直接揭露重污染企業的環境污染弱點和現狀，對企業的聲譽起直接監督作用，彌補了政府監督等正式環境規制的不足[16]。因此，公眾環境關注是改善企業環境績效不可忽視的因素之一。4）基于外部壓力理論，公眾與地方政府之間的互動能夠觸發行政問責機制，并通過影響政府環境規制等正式制度來督促企業提高綠色技術創新績效。公眾的信訪、舉報等行為能夠獲得政府響應，為了減少來自公眾與政府關于環境問題的譴責，企業將以各種方式積極進行綠色技術創新，從而獲得較好的環境治理成效來改善企業聲譽。如WU等[17]研究發現外部環境壓力顯著加快了企業對數字化技術的應用進程，為企業通過數字化轉型等方式提高創新績效提供了新動能。綜上所述，可提出假設H1。H1：公眾環境關注的增加能夠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

1.2 綠色技術創新的中介效應公眾環境關注能夠提高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合法性理論認為，企業在面對公眾環境關注壓力時，會通過開展綠色技術創新來改變利益相關者對其環境表現和綠色行為的認知，使其在經濟、社會和環境等領域的活動合法化。隨著社會公眾綠色低碳意識的不斷增強，重污染企業因排放“三廢”而引起的一系列環境污染問題引起大眾的擔憂。為了增加社會公眾對企業綠色行為的了解程度，企業會通過增加技術創新投入來降低公眾對企業的負面印象[18]。此時，較為負責的企業將著眼于綠色技術創新的“知識溢出”與“環境溢出”的雙重效應，加大綠色技術創新力度[19]。與合法性理論的法律要求理念不同，基于環境適應范式的戰略管理理論指出，企業只有不斷適應變化的外部環境，表現出與外部環境一致的能力，才能獲得成功[20]。公眾環境關注對企業核心競爭力賦予了新的環保內涵，增強了企業外部競爭環境的激烈程度，將指引重污染企業的發展方向。相對于內部意見，管理者更重視來自企業外部的聲音[21]，因此高管團隊會以市場需求為向導，通過調整企業創新要素配置與企業戰略方針，借助綠色技術創新這一優良的現代化路徑來提升企業創新能力和競爭優勢[22]。在以上討論中，雖然合法性理論和基于環境適應范式的戰略管理理論各自有其獨特之處，但它們在推動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方面有所重疊。關于兩者的獨特之處，合法性理論強調企業開展綠色技術創新的主要目標是不出現違規行為，屬于底線要求，而基于環境適應范式的戰略管理理論則強調企業是著眼于制定長期的引致創新戰略，追求經濟與環境雙重績效。兩者之間的重疊之處在于提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這一共同結果，即公眾環境關注使重污染企業“知弱圖強”，增加了綠色投資力度。對于綠色技術創新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不同的學者持有不同的觀點，但國內外大部分學者認為具備綠色技術稟賦的企業擁有更高的績效水平。綠色技術創新可以從以下幾個途徑影響企業績效。第一，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可以獲得國家的財稅補貼[23]，通過減輕公司前期的投資壓力、降低管理層承擔的違規風險獲得創新補償效應，提升財務績效[24]；第二，企業能夠通過綠色技術創新生產滿足消費者需求的環保節能產品，在獲得溢價能力的同時樹立環境友好的企業形象，提升社會績效[25]；第三，由于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行為與社會責任信息披露中的環境責任得分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因此通過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整合環境和社會實踐，能夠助力企業實現環境績效的提升[26]。第四，企業以新知識、新技術的應用為基礎開展綠色技術創新活動，并通過改進產品制造的工藝技術來降低能源消耗、減輕環境污染，最終實現企業創新績效的不斷提高。綜上所述，可提出假設H2。H2：綠色技術創新在公眾環境關注與企業績效的關系中發揮中介作用。

1.3 市場競爭性的調節效應市場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市場競爭性會通過影響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進而改變企業的經營戰略[27]?，F有研究表明，在強市場競爭地區，企業的環境違規成本較高，社會公眾對環境的監督能夠有效制約管理者的環境污染行為，外部環境規制與內部環保戰略的雙重效應將共同推動企業績效的提高。相反，在弱競爭環境中，高管與股東參與環境保護的積極性得不到鼓勵與提升，導致綠色創新能力逐漸退化[28]，企業績效也隨之無法得到有效提高。雖然已有研究成果已經較為豐富，但是將公眾環境關注與市場競爭性結合起來研究對企業績效影響的文獻較少?；诖?，運用信息不對稱理論、聲譽保護理論與委托代理理論，闡述市場競爭性在公眾環境關注與重污染企業績效之間發揮的調節作用。較激烈的市場競爭能夠從外部監督與內部治理兩個方面緩解企業環境戰略的委托代理問題。在外部監督方面，由于企業與社會公眾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且綠色創新具有高風險、高投入、長周期等難點，管理層可能會通過“漂綠”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來獲取公眾的信任、保護企業聲譽。而在強市場競爭環境中，公司信息透明度隨著市場競爭體制的完善而不斷提高[29]，并通過降低社會公眾對企業的監督成本提高了公眾對企業環保行為的社會輿論壓力，促使高管減少環境信息披露的舞弊行為、有效緩解委托代理問題，幫助企業真正突破綠色創新匱乏的瓶頸，提高企業綜合績效[30]。在內部治理方面，較高的市場競爭性意味著企業面臨激烈的價格競爭、迅速的產品模仿與嚴格的環境規制[31]，此時，企業通過低價促銷等市場競爭策略只會進一步縮減利潤空間，而選擇樹立環境友好型企業形象等非市場競爭策略則更容易幫助企業向外界傳達積極參與環境治理的信息，并通過差異化戰略獲取公眾的好感、吸引客戶投資[32]。因此，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隨著公眾對重污染企業環境戰略敏感性的提升，高管團隊出于維護企業聲譽會增加綠色創新項目投資，在加大綠色創新的基礎上努力提升產品競爭力，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提高企業的綜合績效。另外，由于存在市場競爭的外部監督與內部治理效應，任何有可能對聲譽產生不利影響的因素都會成為大股東、中小股東與管理層竭力規避和消除的對象，因此他們都會有較大的動力來共同應對企業進行綠色創新活動時面臨的技術困境。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股東與管理層、大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的兩類環境戰略代理問題，促使企業通過綠色技術創新的“知識溢出”與“環境溢出”雙重效應提升企業整體績效?；谏鲜龇治?，可提出假設H3。H3：市場競爭性在公眾環境關注與企業績效的關系中發揮正向調節作用。

2 ?研究設計

2.1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依據生態環境部公布的《上市公司環保核查行業分類管理名錄》，文中將重污染企業細分為“火電、鋼鐵”等16類，選取2012—2021年滬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并按照以下標準對樣本進行調整：剔除ST、*ST公司、剔除金融保險類公司、剔除數據缺失樣本、對所有連續變量進行1%的縮尾處理。最終獲得107家上市公司共1 070個有效觀測值。公眾環境關注度數據來自百度指數；企業績效為使用熵值法算出指標體系的得分；企業綠色專利申請量來自CNRDS數據庫；其他數據均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文中運用Stata 17.0進行數據分析。

2.2 變量界定

2.2.1 被解釋變量：企業績效（CP）梳理國內外文獻發現，企業績效評價方法的發展分為2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基于財務指標定量評價企業經營狀況。例如，DuPont公司提出的杜邦分析法，憑借其測量指標的綜合性已成為績效評價經典方法[33]；SternStewart公司提出經濟增加值（EVA）模式雖然有利于規避管理者的短期化行為，但忽略了除股東外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權益[34]。第二階段是將財務指標與非財務指標進行有機結合，全面考慮企業綜合競爭力以評價企業績效。KAPLAN等[35]通過構建平衡計分卡，從財務、客戶、內部運營、學習和成長5個維度評價企業的綜合實力；SHU等[36]建立了包括內部控制、戰略目標、供應鏈關系等5個方面的指標體系，并結合神經網絡和動態模糊法對我國民營企業的績效評價體系進行了實證。綜上所述，企業財務績效評價體系已較為成熟，但僅從財務方面分析公司績效存在評價指標體系維度單一、期望績效值計算較為主觀等問題，無法避免盈余噪音[37]。熵值法是通過突出局部差異來確定指標權重，從而匯總計算樣本綜合得分的多指標評價法，不僅能夠保證分析的客觀性，而且避免了主觀賦權法中人為因素帶來的偏差。故選擇參考陳一君[38]等所使用的熵值法，從財務績效、社會績效、環境績效和創新績效4個維度構建符合我國重污染企業特點的企業績效評價體系，指標體系見表1。其中，環保投入數據為作者從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環境報告書以及可持續發展報告中手工整理獲得。

設有m個樣本，n個指標，構成原數據矩陣（xij）m×n，則xij表示第i個樣本第j個指標的值，主要步驟如下：因各指標的數量級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因此，需要首先對指標進行正規化處理。

計算第i年j項指標所占比重，并用pij來表示

計算信息熵冗余度dj，dj=1-ej

通過以上方法便可得出企業績效綜合指數（CP），數值在0～1，且CPi數值越大，則表明企業績效水平越高，反之則表明企業績效水平越低。

2.2.2 被解釋變量：公眾環境關注（PEC）目前對于公眾環境關注的衡量主要包括社交媒體對環境事件的曝光度[39]、手動收集整理主流財經報刊中出現環境報道的頻率[40]等。不同于公眾被動瀏覽媒體所報道在社交平臺上的內容，文中的解釋變量是從公眾主動搜索環境事件的角度，研究公眾環境關注對企業績效產生的影響。通過整理財經報刊報道雖然保證了所收集數據的權威性，但在互聯網時代下，紙質版書刊雜志的公眾覆蓋率相當有限，而互聯網與大數據能夠通過記錄網民的搜索瀏覽行為來統計市場主體對特定事件的關注度，從而反映出事件的走向與公眾的偏好。作為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百度搜索指數具有覆蓋范圍廣和數據可得性高的優點，能夠反映公眾在社交媒體的關注焦點。相比于“霧霾”等其他環境事件搜索關鍵詞，“環境污染”囊括了所有類型的污染現象，具有較強的代表性與廣泛性，因此網民對環境污染的關注度很大程度上代表公眾對環境的總體關注度。另外，文中將在穩健性檢驗部分采用“霧霾”搜索指數進行替換研究。綜上所述，文中借鑒文獻[9]的研究方法，采用百度“環境污染”搜索指數衡量公眾環境關注度。百度指數分為總搜索指數、移動端搜索指數與PC端搜索指數，其中總搜索指數等于移動端搜索指數與PC端搜索指數的加權總和。采用2012—2021年的百度年度總搜索指數來衡量樣本企業所在地區的公眾環境關注度。

2.2.3 中介變量：綠色技術創新（GI）已有文獻多采用綠色專利授權數量[41]、工業廢棄排放量[42]等來衡量綠色技術創新。但專利授權容易受到技術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影響，且污染排放只能體現產業層面的能源消耗問題，而綠色專利技術在申請過程中就能對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活動的開展產生積極作用。因此，文中參考王旭[43]、楊雨婷[44]等的處理方法，采用綠色發明型專利與綠色實用型專利申請數量之和對綠色技術創新進行度量，并以申請數量+1的自然對數作為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代理變量。

2.2.4 調節變量：市場競爭性（MC）學術界對反映市場競爭程度的指標尚未形成一致，現有研究主要從以下2個方面進行衡量。第一，采用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反映行業間的企業競爭[45]；第二，采用主營業務利潤率表現行業內的企業競爭[46]。相比于行業間的市場競爭，行業內的市場競爭對企業綠色行為的影響更大。且主營業務利潤率在某種程度上可視為企業的“壟斷租金”，壟斷租金越高的企業在市場上的壟斷地位越高，反之則競爭性越高[47]。故文中借鑒CHANG[46]、王麗萍[48]等的研究，采用主營業務利潤率衡量市場競爭性。市場競爭性指數越大，行業內競爭程度越高。

2.2.5 控制變量通過參考相關研究，文中選取企業規模（Size）、上市年限（Age）、產權性質（SOE）、資產負債率（Lev）、總資產周轉率（AT）與總資產凈利率（ROA）作為控制變量，各變量具體說明見表2。

2.3 模型構建為檢驗H1，構建模型（1）以檢驗公眾環境關注對企業績效的影響

CPi，t=α0+α1PECi，t+∑αkControli，t+∑Year+∑Industry+ε（1）

式中，i為企業；t為年份；ε為隨機誤差項。若α1顯著為正，則公眾環境關注的增加能夠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H1通過驗證。借鑒溫忠麟和葉寶娟[49]對中介效應的檢驗方法，在基準模型（1）的基礎上，構建模型（2）和模型（3）檢驗綠色技術創新的中介效應。

CIi，t=β0+β1PECi，t+∑βkControli，t+∑Year+∑Industry+ε（2）

CPi，t=γ0+γ1PECi，t+γ2CIi，t+∑γkControli，t+∑Year+∑Industry+ε

（3）式中，若β1，γ1，γ2顯著為正，即可證明綠色技術創新在公眾環境關注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中發揮中介作用。若γ1<α1，則發揮部分中介作用，H2通過驗證。為了檢驗市場競爭性的調節作用，構建模型（4）

CPi，t=λ0+λ1PECi，t+λ2MCi，t+λ3PECi，t×MCi，t+∑λkControli，t+∑Year+∑Industry+ε

（4）式中，若λ3顯著為正，則市場競爭性在公眾環境關注與企業績效的關系中發揮正向調節作用，H3通過驗證。

3 實證結果與分析

3.1 描述性統計表3列出了描述性統計結果。被解釋變量企業績效的均值和中位數均在0.1附近，說明重污染企業的整體績效水平偏低，還存在一定的上升空間。解釋變量公眾環境關注的平均值為4.787，最大值為5.344，且標準差為0.380，說明我國公眾對企業綠色行為的關注程度較高。中介變量綠色技術創新的均值為1.896，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0和7.356，表明部分企業沒有進行綠色技術創新，且行業內的技術創新水平存在較大差異。

3.2 相關性分析表4為主要變量的Pearson相關性分析結果。公眾環境關注與企業績效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這一結果初步表明公眾密切關注環境能夠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與文中假設一致。此外，變量之間相關系數的絕對值較低，使用方差膨脹因子法進一步檢驗顯示，各變量VIF值均在1.97以內，排除了變量間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3.3 回歸分析

3.3.1 公眾環境關注對企業績效的回歸分析表5列出了公眾環境關注、綠色技術創新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列（1）中公眾環境關注PEC的系數（

α1=0.037，p<0.01）顯著為正，表明公眾環境關注的增加能夠促進重污染企業績效的提升，即公眾環境關注與重污染企業績效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H1得以驗證。媒體對重污染企業的報道不僅會引起受眾的關注，還會增進大眾對企業綠色行為的了解，從而督促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提升產品競爭力、環境治理能力與企業聲譽，最終改善企業績效。

3.3.2 綠色技術創新的中介效應分析采用逐步回歸法和Sobel檢驗法對綠色技術創新的中介效應進行機制檢驗，回歸結果見表5。列（2）中公眾環境關注PEC的系數（β1=0.367，p<0.05）顯著為正，表明公眾密切關注環境污染信息可以促使重污染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列（3）中公眾環境關注PEC的系數（γ1=0.033，p<0.01）與綠色技術創新GI的系數（γ2=0.007，p<0.01）均顯著為正，且γ1<α1，表明綠色技術創新在公眾環境關注與企業績效之間發揮部分中介作用，且間接效應占比為7.03%，H2得到驗證。

Sobel檢驗發現z值統計量為2.210（p<0.05），再次驗證H2。隨著公眾對企業環保行為關注度的增加，企業將在保證不出現環境違規行為的同時制定長期環保戰略，提升綠色技術創新水平。與此同時，企業獲得了財稅補貼，可以通過樹立環境友好型企業形象、降低環境違規成本等途徑提升企業績效。

3.3.3 市場競爭性的調節效應分析表6列出了調節效應的回歸結果，列（1）與列（2）分別是未加入控制變量與加入控制變量后的回歸結果。由表6可知，公眾環境關注與市場競爭性的交互項（PEC×MC）的系數均在1%水平上顯著，即市場競爭性在公眾環境關注影響企業績效的過程中具有顯著的正向調節作用，H3通過檢驗。其原因可能是，市場競爭的外部監督與內部治理效應緩解了重污染企業的兩類環境戰略代理問題，促使企業通過綠色技術創新的知識與環境溢出效應提升企業整體績效。

3.4 穩健性檢驗

3.4.1 延長被解釋變量滯后期限企業接收到公眾對環境密切關注這一信息具有一定的時滯性，且企業通過綠色技術創新提高績效水平將面臨不確定性高、投資回收期周期長等問題。為了克服反向因果而導致的內生性問題，文中使用第t+1、t+2期的企業績效作進一步回歸，結果見表7。由表7可知，公眾環境關注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p<0.01），且相對于第t年，PEC的系數在t+1、t+2年出現小幅上升，說明公眾環境關注對企業績效的驅動作用持久存在，其對重污染企業轉型發展具有現實意義。

3.4.2 調整搜索關鍵詞上文選擇百度搜索指數中各省份“環境污染”搜索量作為度量公眾環境關注的關鍵詞。雖然“環境污染”囊括了所有類型的污染現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與廣泛性，但近年來霧霾污染環境的現象愈加嚴重，這種重復且持續的環境信息才會影響公眾的關注焦點，使得“霧霾”這一關鍵詞可以更為直接地反映公眾對環境注意力的變化[50]。為了針對公眾環境敏感性進行補充研究，借鑒文獻[12]的研究方法，以“霧霾”為關鍵詞替換原解釋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表8列出了調整關鍵詞后公眾環境關注、綠色技術創新與企業績效的回歸結果。公眾環境關注PEC與綠色技術創新GI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公眾環境關注與重污染企業績效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Sobel檢驗發現z值統計量為2.599（p<0.01），表明綠色技術創新在二者之間發揮了部分中介作用，結果與上文一致。

3.4.3 傾向得分匹配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克服公眾環境關注與企業績效之間的內生性問題。首先定義啞變量PEC_Dummy，如果公司PEC大于樣本中位數，則賦值為1，反之為0。其次，公眾環境關注能否提升企業績效并不是完全隨機的，可能受到企業規模、公司年齡與產權屬性等公司特征影響，也可能會受到償債能力、營運能力與盈利能力等公司經營因素的影響。借鑒文獻[9]的研究，選取企業規模（Size）、上市年限（Age）、產權性質（SOE）、資產負債率（Lev）、總資產周轉率（AT）與總資產凈利率（ROA）度量以上影響因素，并將其作為協變量，采用最近鄰1∶1進行匹配，結果顯示ATT差異值為0.023，且T值為3.66（>2.58）。T檢驗顯示，匹配后數據的標準差較匹配前顯著縮小。使用匹配后的樣本進行回歸的結果見表9，公眾環境關注的系數符號和顯著性水平都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表明上述公司基本特征不會影響公司所在省份的公眾環境關注度，原模型得出的結論可靠。

3.4.4 對中介效應的再檢驗針對逐步回歸檢驗力弱的問題，

借鑒文獻[49]的研究方法，使用Bootstrap方法對中介效應進行再檢驗，結果見表10。設置重復取樣次數為3 000，綠色技術創新的間接效應區間[0.000 3，0.006 3]與直接效應區間[0.016 5，0.051 8]均未包含零，進一步說明綠色技術創新在公眾環境關注和企業績效的關系中發揮部分中介作用，假設H2再次得到驗證。

3.4.5 分組回歸檢驗調節效應通過上文的分析發現，市場競爭性在公眾環境關注與企業績效的關系中發揮正向調節作用。文中基于市場競爭性（MC）的平均數，將樣本分為強市場競爭和弱市場競爭組別，采用分組回歸法進一步檢驗其調節效應的穩健性。從表11可以看出，公眾環境關注（PEC）的回歸系數在強市場競爭組與弱市場競爭組中均顯著為正（p<0.01），但強市場競爭組中PEC的回歸系數值遠高于弱市場競爭組，且通過了組間系數差異檢驗。這一結論表明，越是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下，公眾環境關注對企業績效的提升作用越顯著。

3.5 異質性分析運用模型（1），從兩方面考察公眾環境關注對企業績效的不同影響。將樣本分為國企與非國企進行產權異質性研究；以企業資產負債率中位數為界，將樣本分為負債水平高低兩組進行償債能力異質性研究。分組回歸結果見表12。

國企組PEC的系數為0.027（p<0.01），而非國企組PEC的系數為0.056（p<0.01），且通過了組間系數差異檢驗。這表明公眾環境關注對企業績效的促進作用在非國有企業中效果更加明顯。其原因可能是，相對于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面臨的市場競爭程度更激烈。為了占據更多的市場份額，非國有企業需要通過提高企業聲譽來改善外界對自身的看法，從而增強核心競爭力[51]。因此，隨著非國有企業受到公眾環境關注程度的加深，高管團隊會更加積極主動地進行綠色技術創新等有利于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綠色行為，并利用媒體進行宣傳，以樹立環境友好的企業形象，提高企業價值。

負債水平高組PEC系數為0.029（p<0.01），而負債水平低組PEC系數為0.049（p<0.01），且通過了組間系數差異檢驗。對此可能的解釋是，負債水平較高的企業沒有多余的資金用于綠色技術創新，為了降低債務帶來的財務風險，會專注于提升經營業績和財務績效，而對環境、社會、創新等問題的重視不足，無法得到全方位的綜合發展，因此企業總體績效偏低。

4 結論

1）公眾環境關注的增加能夠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公眾對企業綠色行為的關注，能夠通過利益相關者的聲譽觀迫使企業實施綠色行為、提升產品競爭力，最終改善企業的財務、社會、環境與創新績效。另外，相比于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的盈利性質更強，更加注重社會公眾與外部市場對企業聲譽的看法，實施綠色行為的積極性更高，因此公眾環境關注對企業績效的促進作用在非國有企業中更顯著；相比于高杠桿企業，低負債公司擁有更多的閑置資金用于綠色技術創新項目，因此在負債水平較低的企業中，公眾環境關注對企業績效的促進作用更顯著。2）綠色技術創新在公眾環境關注與企業績效的關系中發揮中介作用。隨著公眾對環境關注的持續增加，企業為了提升其環保合法性地位，會實施長期的綠色創新戰略，將更多精力投入到綠色技術創新項目中。在積極探索綠色前沿生產技術的過程中，企業通過財稅補貼減輕公司前期的投資壓力與降低管理層承擔的違規風險來提升財務績效，通過樹立環境友好型企業形象提升社會績效，在改進產品制造的工藝技術后實現節約能源、保護環境，提升了企業的環境績效與創新績效，進而推動企業綜合績效持續提高。3）市場競爭性在公眾環境關注與企業績效的關系中發揮正向調節作用。激烈的市場競爭能夠通過減輕企業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緩解企業環境戰略代理問題來提升企業績效。4）構建環境多元共治體系，促進企業開展綠色創新。政府應積極引導社會公眾參與到國家環境治理工作中，拓寬社會公眾、媒體等非正式組織參與環境治理的渠道，完善信息反饋機制。通過有效引導公眾傳播生態理念發揮其在環境治理體系中的積極作用，推動企業加大綠色創新投入，最終提升企業績效。5）加大綠色技術創新力度，提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企業應重視公眾對環境的訴求，主動提升綠色技術創新意愿，不斷改進產品綠色工藝與低碳生產流程，提高企業綠色競爭力。此外，企業應適度運用財務杠桿，減少過高的償債風險給企業帶來的經營不確定性，根據科學合理的綠色創新戰略，將更多精力投入到培養技術稟賦優勢中。6）完善市場自由競爭機制，有效促進多方參與共治。政府作為市場管理者，應促進企業綠色創新成果的轉化，通過增加科研項目、設立研發基金來支持企業開展綠色研發和創新活動，引導企業從單純追求市場份額轉向尋求財務績效、社會價值、環境治理與技術創新等綜合能力的提升。此外，政府應繼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適當放開對國有企業的管控力度，完善國有企業市場化激勵機制，讓公眾更好地監督國有企業深度參與環境治理。還應通過學習非國有企業的綠色經營模式，將國有企業的綠色績效與高管的薪酬晉升機制掛鉤，激發高管和核心員工的綠色創新積極性，推動高管團隊的綠色行為從環境合規性向環境可持續性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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