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支持視角下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演化博弈分析

王文 郭彬

摘 要：為探究政策支持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作用效果，文中構建中小企業與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運用Matlab數值仿真分析了財政獎補、稅費優惠、服務供給3種單一政策及政策組合對政企策略選擇的動態影響。研究發現：單一政策支持須達到一定閾值才能有效促進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且在相同支持力度下，財政獎補、稅費優惠、服務供給的政策促進效果依次遞增；兩種政策組合顯著加快了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演化速度，其中稅費優惠與服務供給的政策組合效果最佳；3種政策組合下，低強度的政策支持促使系統快速穩定于（數字化轉型，支持）理想狀態，高強度的政策組合反而不利系統演化。結果表明：政府推動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應重視扶持政策的激勵作用、選擇高效的政策組合方案、采取合適的政策支持力度。

關鍵詞：數字化轉型；中小企業；演化博弈；數值仿真；政策支持；政策組合

中圖分類號：F 276.3；F 224.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7312（2024）01-0060-12

An Evolutionary Game Analysis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under

the Policy Support Perspective

WANG Wen，GUO B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Jinzhong 030600，China）

Abstract：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olicy support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SMEs），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between SMEs and the government and uses Matlab numerical simulation to analyze the dynamic influence of three single policies and policy combinations of financial subsidy，tax preference，and service supply on the strategic choices of SMEs and the government.The study found that：A single policy support must reach a certain threshold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MEs，and the policy promotion effect of financial subsidy，tax preference，and service supply increases in the same support intensity.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policies significantly accelerates the evolution of SM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with the policy combination of tax preference and service supply having the greatest effect.Under the three policy combinations，low-intensity policy support can rapidly stabilize the system in the ideal state（digital transformation，support），whereas high-intensity policy combinations are detrimental to system evolu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centive role of supporting policies，choose efficient policy combination programs，and adopt appropriate policy support intensity to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MEs.

Key words：digital transformation；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evolutionary game；numerical simulation；policy support；policy combination

0 引言隨著新一代數字技術不斷發展，數字經濟已然成為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利用數字技術改造業務流程、提升運營效率、重塑價值創造的數字化轉型，是企業在數字經濟時代增強綜合實力與核心競爭力的必然選擇[1]。中小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的“毛細血管”，其數字化轉型快慢將直接影響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速度。近年來，我國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取得積極進展，年度數字化投入50萬元以上的中小企業占比由37%提升至53%，但不可忽視的是，79%的中小企業仍停留在初步探索階段。一方面，資金不足、人才短缺、技術薄弱、認知匱乏使中小企業不同程度地陷入“不會轉”“不能轉”“不敢轉”問題；另一方面，具有技術改造與創新特征的數字化轉型存在顯著的正外部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業轉型動力。因而，僅靠“無形之手”或將難以推動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政府作為頂層設計和產業引導者，如何制定有效的政策方案驅動中小企業數字化升級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重點議題。

近年來，工信部先后出臺了《中小企業數字化賦能專項行動方案》《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指南》等一系列專項政策助力中小企業轉型發展，各省市也相繼推出“財政獎補”“稅費優惠”“服務供給”等數字化扶持舉措。實踐中，考慮到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難度與復雜性，各級政府傾向采取政策組合方式，將單一政策難以完全實現的數字化轉型促進效果訴諸多樣性扶持政策的互補優化。然而，多種政策并行實施可能會加重財政負擔，影響政府支持意愿；多重政策激勵也有可能致使企業產生政策依賴，逐步弱化自身在數字技術方面的研發與應用活力。因而，政策組合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作用效果究竟如何？怎樣在有限的經費資源下采取合理的政策實施力度與政策組合方案？是目前亟待回答的現實問題。

1 文獻綜述圍繞政策支持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學者們從不同視角開展了積極研究。一是從總體政策層面，如吳非等[2]指出政府財政科技支出能夠緩解企業融資約束、穩定財務狀況、優化創新行為，進而驅動企業數字化轉型；陳振權等[3]基于企業財務指標，發現科技金融政策通過類似的渠道機制促進企業數字技術應用。二是從不同政策類別，如張志元等[4]從信號傳遞角度實證政府補助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正向推動作用；曹直等[5]認為固定資產加速折舊政策能有效改善企業財務狀況、激發創新活力、優化市場預期，進而助力企業數字化轉型；王海等[6]研究發現，數字基礎設施政策在強化企業內在能力的同時，優化數字產品與服務供給環境，由此增強其數字化轉型動力。三是從政策組合視角，如龔新蜀等[7]通過檢驗營商環境和政府支持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發現優化政府治理和法治建設環境、強化財政科技支出有利于加快企業數字化轉型進程。由此可見，政策支持從直接資源補充、間接信號傳遞、內外部環境優化等方面促進企業轉型發展。然而，也有研究認為政府政策對企業轉型的促進效果不顯著或產生抑制作用，如戚聿東等[8]認為，數字化補助會扭曲企業對市場需求的反應，降低數字化程度對企業績效的正向影響；黃昌富等[9]發現，政府補貼不僅沒有推進企業轉型升級，反而加劇產能過剩、損害社會資源配置效率。隨著演化博弈發展，其在經濟管理中的應用越來越廣泛[10-11]。演化博弈是一種將傳統博弈與動態演化相結合的方法，基于有限理性前提對社會經濟現象的演變過程進行動態刻畫，常用于研究多個利益相關主體的互動行為。關于數字化轉型的博弈研究，孟凡生等[12]以高端裝備制造企業為研究對象，從數字化視角分析了其智能化轉型升級的演化過程及影響因素；樊自甫等[13]在動態博弈中引入Hotelling模型，進一步探討了市場競爭和政府補貼對制造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作用效果；楊磊等[14]從設計獎懲機制角度，研究了政府引導和服務商幫扶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作用機制。綜上所述，現有文獻關于政策支持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研究尚未得出一致定論，且多數學者或是從總體層面籠統討論政府政策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或是僅考慮某單一扶持政策的作用效果，對各類政策的差異性分析及政策組合的激勵效用研究較少；此外，已有研究多采用實證方法檢驗政府政策對企業轉型升級的作用機制，鮮有文獻探討政策支持變化的動態影響。同時，現有關于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博弈模型，大多從企業間的“競合”關系出發，研究數字化能力、轉型收益、轉型成本等對企業策略選擇的影響，鮮少將政府作為利益主體納入研究，討論政策干預等外部因素的作用，尤其缺少不同政策類型與政策組合對企業數字化行為決策的分析。鑒于此，針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困境，考慮政府政策支持（主要有“財政獎補”“稅費優惠”“服務供給”），運用演化博弈理論和數值仿真方法，構建中小企業與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政企行為選擇的動態變化，探討不同政策支持力度下各類數字化扶持政策與政策組合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策略選擇的影響，以期為政府引導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借鑒。主要的邊際貢獻體現在：其一，探討了三類典型的數字化扶持政策及政策組合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策略選擇的影響，從政策支持角度拓展了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相關理論研究；其二，將中小企業和政府作為博弈主體，分析兩類主體及系統的演化穩定性和影響因素，豐富了政府同企業數字化轉型互動機制的研究；其三，采用演化博弈與數值仿真相結合的動態分析方法，更好地揭示了政策支持變化對企業轉型升級的動態影響，為政府制定合理的政策實施方案提供有益參考。

2 政府支持與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博弈分析

2.1 政策支持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作用機理

當前，我國政府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政策支持主要分為三類：財政獎補、稅費優惠、服務供給。其中，財政獎補通過認定獎勵、據實補助、貸款貼息等對滿足要求的中小企業提供資金支持[15]，改善企業財務狀況，分擔數字技術創新風險，增強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動力；此外，財政獎補也具有政府信用背書作用[16]，有助于市場投資者識別具有發展潛力的中小企業[17]，引導金融資源聚集，緩解企業融資約束，推動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發展。稅費優惠通過減稅降費、退稅緩費、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等降低中小企業稅費負擔，增加企業內部現金流[18]，促進企業將有限資源投入到數字化轉型實踐中；同時，稅費優惠還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19-20]、增強技術創新[21]、優化內部資源配置，為數字化轉型提供必要的軟硬件基礎條件，提高數字化轉型成功率。服務供給是指政府通過加強宣傳推廣、強化技術指導、建設基礎設施、培引數字人才等為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資源支持。一方面，政府服務供給能夠營造良好的數字化轉型環境、增強企業轉型能力，提升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信心[22]；另一方面，公共服務也將加劇市場競爭，帶動軟件與信息技術發展，加快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進程。

2.2 演化博弈方法與問題描述演化博弈源于生物進化論[23]，它的3個基本特征是有限理性、復制動態與演化均衡。博弈參與方都遵循有限理性原則，根據自身獲得的不完全信息做出最有利的決策。每個博弈參與者的決策都會受到其他博弈主體策略選擇的影響。博弈者通過模仿、學習，不斷調整自身行為以獲得最佳收益[24]。各主體間重復互動的博弈行為，稱為復制動態[25]。復制動態的結果是博弈系統達到一個穩定狀態，這種狀態是博弈參與方都比較滿意的均衡狀態，但不一定是最優狀態。該方法擯棄了傳統演化博弈“完全理性”的前提假設，注重博弈的動態性，從而能更好地展現社會經濟問題。中小企業數字轉型是一個復雜的多周期博弈，存在資金不足、能力不夠、轉型風險高等特點，在此過程中政府政策的支持與引導尤為重要。然而，相關政策是否行之有效仍飽受爭議，不同政策類型與政策組合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作用效果還有待研究。鑒于此，根據演化博弈思想，遵循有限理性與利益最大化原則，深入探究政策支持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策略選擇的影響。

2.3 基本假設與參數設定假設1：博弈主體與博弈策略。政府支持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博弈過程，涉及中小企業與政府2類博弈主體。中小企業的博弈策略為{數字化轉型，傳統經營}，實施數字化轉型的概率為x，傳統經營的概率為1-x，x∈[0，1]；政府的博弈策略為{支持，不支持}，政府選擇支持的概率為y，不支持的概率為1-y，y∈[0，1]。假設2：中小企業收益。中小企業傳統經營收益為P，實施數字化轉型會產生額外收益ΔP，包括數據處理能力、運營效率及經濟效益的提升。企業數字化轉型投入成本為Ce，包括數字技術學習、流程改造、軟硬件購買、人才培養等。假設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初期，受資源與能力束縛，轉型收益小于投入成本，即ΔP＜Ce。此外，企業運用數字技術能更精準地把握消費者需求，為消費者提供定制化服務，使更多消費者成為數字化轉型企業的忠實用戶，進一步擠占傳統經營企業的市場份額。傳統經濟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利潤損失為rL，其中r為實施數字化轉型的競爭企業比例。假設3：政策支持。政府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政策引導主要包括財稅激勵與服務供給，其中，財稅激勵又可分為財政獎補和稅費優惠。具體而言，政府通過財政獎補為企業轉型升級提供資金支持，如針對數字化轉型標桿企業的認定獎勵、對達到標準的數字化轉型項目據實補助，設財政獎補額度為T，財政獎補系數為α，α∈[0，1]；政府通過稅費優惠降低企業轉型成本，如對滿足要求的數字化轉型企業降低稅率、減免費用等，設稅費優惠比例為s，稅費優惠系數為β，β∈[0，1] ；政府通過服務供給為中小企業營造良好的轉型環境，增加企業轉型收益，如提供數字培訓、建設基礎設施、搭建數字平臺等，設政府服務供給成本為Cg，服務供給系數為k。假設4：政府收益。政府的基本收益為aG，a∈（0，1）。政府支持數字化轉型不僅會營造良好的政府作為形象，還會對社會發展帶來積極影響，其支持獲得額外收益為（1-a）G。此外，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也會為政府帶來額外收益ΔG，包括創造就業機會、提升治理水平、增強國際競爭力等?，F階段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能力不足、水平不夠，若得不到政府支持，其數字化轉型效果勢必有所減弱，為政府帶來的額外收益也會相應減少為bΔG，b∈（0，1）。根據以上假設，整理模型參數及含義見表1。

2.4 博弈支付矩陣基于以上假設和參數設置，對中小企業和政府的收益進行分析，構建政企博弈支付矩陣見表2。

3 博弈主體及系統的演化穩定分析

3.1 中小企業的演化穩定性分析根據表2，可得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與傳統經營的期望收益U1、U2，及平均期望收益x分別為

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復制動態方程F（x）為

其對應的x一階導數為

根據微分方程穩定性定理，當F（x）=0且F′（x）＜0時，中小企業的策略選擇處于穩定狀態。令y*=（-rL-ΔP+Ce）/（kL+kΔP+αL+βsCe），中小企業的策略演化相位如圖1所示。

1）當y=y* 時，F（x）≡0且F′（x）≡0，所有x都是穩定的；2）當y≠y*時，只有在x=0和x=1處滿足F（x）=0。進一步分析可知y＞y*時，F′（x）|x=1＜0，在x=1處穩定，表明實施數字化轉型是中小企業的演化穩定策略，對應的策略空間為S1。

y＜y*時，F′（x）|x=0＜0，在x=0處穩定，表明選擇傳統經營是中小企業的演化穩定策略，對應的策略空間為S2?？臻gS1、S2的大小受y* 變動影響。當Ce增大時，y=y*向上移動，面積S1變小，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概率減小。即轉型成本增加會降低中小企業實施數字化轉型的意愿。當rL、ΔP、αT、βs、k增加時，y=y*向下移動，面積S1變大，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概率增加。一方面，rL增加，企業選擇傳統經營維持現狀的利潤損失增大，迫使企業尋求轉型之路；另一方面，ΔP增大，數字化轉型的額外收益增加，對中小企業選擇數字化轉型策略具有正向激勵作用。此外，αT、βs、k增大，表明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中小企業實施數字化轉型能獲得更多財政獎補與稅費優惠，以及更優質的社會服務供給，增強了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動力與信心。

3.2 政府的演化穩定性分析政府選擇支持與不支持的期望收益U3、U4，以及平均期望收益y分別為

U3=x（G+ΔG-αT-βsCe-kCg）+（1-x）（G-kGg）（6）

政府支持的復制動態方程F（y）為

其對應的y一階導數為根據微分方程穩定性定理，當F（y）=0且F′（y）＜0時，政府的策略選擇處于穩定狀態。令x*=（G-aG-kGg）/（bΔG-ΔG+αT+βsCe），政府的策略演化相位如圖2所示。

1）當x=x*時，F（y）≡0且F′（y）≡0，所有y都是穩定的；2）當x≠x*時，只有在y=0和y=1處滿足F（y）=0。進一步分析可知x＞x*時，F′（y）|y=1＜0，在y=1處穩定，表明支持是政府的演化穩定策略，對應的策略空間為S′1。

x＜x*時，F′（y）|y=0＜0，在y=0處穩定，表明不支持是政府的演化穩定策略，對應的策略空間為S′2。

同理，空間S′1、S′2的大小受x*變動影響。當（1-a）G、（1-b）ΔG增大時，x=x*向左移動，面積S′1變大，政府支持概率增加。即政府支持數字化轉型對社會發展的積極影響增大，以及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為政府帶來的額外收益增加，都會促使政府選擇支持策略。而αT、βsCe、kCg增加，使x=x*向右移動，面積S′1變小，政府支持概率降低。即政府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財政獎補與稅費優惠力度越大、服務供給成本越高，越不利于政府選擇支持策略。

3.3 系統演化穩定性分析聯立式（4）、式（9）可得中小企業與政府的復制動態系統為

令F（x）=F（y）=0，得到該系統的局部穩定均衡點為E1（0，0）、E2（1，0）、E3（0，1）、E4（1，1）、E5（x*，y*）。用Friedman[26]方法，分析雅可比矩陣的局部穩定性可以得到博弈系統的演化穩定策略（ESS）。式（11）對應的雅可比矩陣I為

根據Lyapunov第一法則：雅可比矩陣的特征值存在正實部時，均衡點為不穩定點；除實部為0的特征值外，其余特征值實部都為負時，均衡點為鞍點；特征值實部全為負數時，均衡點才為演化穩定點。將均衡點E1～E5帶入式（12）中，得到各點處的雅可比矩陣特征值見表3。各均衡點的穩定性與特征值正負有關。為使結果更貼近現實，假設（1-a）G+（1-b）ΔG-αT-βsCe-kCg＞0，（1+k）ΔP-Ce＞0。即政府支持數字化轉型的收益大于其政策支持成本；在政府支持下，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額外收益大于其轉型成本。在此條件下，分4種情形討論各均衡點的穩定性見表4。

情形1：當rL＞Ce-ΔP且G-aG＞kCg時，由表4可知，只有均衡點E4（1，1）的特征值都為負數，該點為系統唯一的演化穩定點，對應的演化策略為（數字化轉型，支持）。具體分析可知，當rL＞Ce-ΔP時，滿足Ce-ΔP-kL-kΔP-rL-αT-βsCe＜0，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獲得的額外收益與政策效益之和大于轉型投入成本，企業將選擇數字化轉型策略；當G-aG＞kCg時，滿足aG-ΔG-G+bΔP+kCg+αT+βsCe＜0，政府支持數字化轉型獲得的整體收益大于政策支出成本，政府愿意采取支持策略。

情形2：當rL＜Ce-ΔP且G-aG＜kCg時，由表4可知，均衡點E1（0，0）和E4（1，1）的特征值都為負數，這兩個點都為系統的演化穩定點，對應的演化策略分別為（傳統經營，不支持）、（數字化轉型，支持）。演化穩定點E4（1，1）同情形1，不再贅述。對于演化穩定點E1（0，0），當rL＜Ce-ΔP時，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成本與收益之差大于傳統經營的利潤損失。即企業實施數字化轉型的成本高于收益，甚至大于傳統經營的利潤損失，企業將維持現狀，采取傳統經營策略；當G-aG＜kCg時，政府支持數字化轉型的收益小于其服務供給成本，即政府支持企業轉型的總效益為負，政府將選擇不支持策略。

情形3與情形4：由表4可知，均衡點E4（1，1）為系統唯一的演化穩定點，與情形1類似，不再贅述。

綜上可知，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政企博弈過程存在兩個可能的演化穩定點：E1（0，0）和E4（1，1）。當政府不支持時，若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成本與收益之差大于其傳統經營的利潤損失，企業傾向選擇傳統經營策略；在政府支持下，企業轉型收益與政策效益之和大于轉型成本時，中小企業將選擇數字化轉型策略。同理，當政府支持收益小于其服務供給成本時，政府不會選擇支持策略；當政府支持數字化轉型的收益大于其政策支出成本時，政府傾向選擇支持策略。

4 Matlab數值仿真為進一步探究各類扶持政策及政策組合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促進效果，直觀分析不同政策支持力度下中小企業與政府策略選擇的動態演化，本文采用Matlab仿真進行演示。參考已有文獻仿真設置基礎，結合我國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實際情況，以及各省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政策支持，設置博弈系統的參數初始值為：ΔP=6，Ce=8，T=2，s=0.3，r=0.2，L=4，a=0.6，G=15，b=0.5，ΔG=8，Cg=10；中小企業與政府策略選擇的初始概率分別為x=0.5，y=0.5。

4.1 單一政策支持對政企策略演化的影響當政府分別采取財政獎補、稅費優惠與服務供給政策時，不同政策支持力度下中小企業與政府的策略演化如圖3、圖4所示。從圖3可知，在不同政策支持下，中小企業的策略選擇隨政策支持力度加大逐漸向x=1靠近，但不同政策與不同支持力度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演進效果均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圖4反映了政府分別采取三種政策支持的策略演化，演化結果都穩定在y=1處，表明政府僅實行單一政策支持時，都愿意采取支持策略。

當政府僅采取財政獎補或稅費優惠政策時，隨著政策支持力度增大，中小企業的策略選擇逐漸從傳統經營向數字化轉型演變。低強度的財政獎補與稅費優惠不足以激勵中小企業選擇數字化轉型策略，只有在高強度的財政獎補或稅費優惠下，中小企業的策略選擇才會穩定在x=1處；相同政策支持力度下，稅費優惠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促進作用強于財政獎補。究其原因，財政獎補往往具有選擇性，主要向高成長性、專精特新、領軍示范企業傾斜，而對大部分亟待轉型的中小企業關注不足；此外，財政資金撥付具有一定后置性，不能及時解決企業資金不足困境。相對而言，稅費優惠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更具普適性，能直接減輕企業稅費負擔，增加內部現金流，促使其將更多資源投入到數字化轉型實踐中。進一步觀察發現，相對財政獎補與稅費優惠，服務供給政策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促進效果更為顯著，中高強度的服務供給明顯加快了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演化速度。由此可知，相對財稅激勵，中小企業更看重政府的公共服務供給。底層技術、數據資源、軟件應用等社會公共服務能從根本上改善數字化轉型投入大、周期長、風險高等問題，助推中小企業“上云用云”，增強其數字化轉型的動力與信心。綜上，3種單一政策支持都能有效促進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但只有達到一定強度才會發揮作用；在相同支持力度下，財政獎補、稅費優惠、服務供給的政策促進效果依次遞增。

4.2 政策組合對政企策略演化的影響

4.2.1 財政獎補與稅費優惠的政策組合當政府同時實施財政獎補與稅費優惠政策時，中小企業與政府的策略演化如圖5、圖6所示。從圖5可知，當稅費優惠系數較小時（β=0.2），低強度的財政獎補不足以激勵企業實施數字化轉型，只有在中高強度的財政獎補下，企業才會選擇數字化轉型策略。當稅費優惠系數β≥0.5時，中小企業都會采取數字化轉型策略，且隨著財政獎補系數增大，其向x=1收斂的速度加快。即在稅費優惠系數較大時，提高財政獎補的政策支持力度會加快中小企業選擇數字化轉型策略。由此可知，財政獎補與稅費優惠的政策組合能顯著促進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財政獎補增加了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直接收益，同時稅費優惠降低了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投入成本，雙重政策激勵中小企業選擇數字化轉型策略。但也要注意到，當兩種政策的支持力度都較低時，政策組合難以產生激勵作用，中小企業會維持傳統經營現狀。增大稅費優惠的政策支持力度，能顯著提高政策組合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促進作用。對政府而言，在任何支持力度下，其實施財政獎補與稅費優惠的政策組合都穩定在y=1處，如圖6所示。這是因為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為政府帶來的額外效益，以及政府支持行為產生的積極影響遠大于政策支出成本，政府愿意采取支持策略。

4.2.2 稅費優惠與服務供給的政策組合當政府同時實施稅費優惠與服務供給政策時，中小企業與政府的策略演化如圖7、圖8所示。由圖7可知，稅費優惠與服務供給的任意強度組合都能有效激勵中小企業選擇數字化轉型策略。具體而言，當服務供給系數k=0.2時，隨著稅費優惠系數增大，中小企業選擇數字化轉型的演化速度加快；當服務供給系數k≥0.5時，無論稅費優惠系數如何變化，中小企業選擇數字化轉型的概率收斂速度都沒有太大改變。即當服務供給系數較大時，加大稅費優惠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促進效果不明顯，稅費優惠的政策效益不再隨其實施力度的增大而增大。此時，只需低強度的稅費優惠與服務供給組合便能有效促進企業轉型升級，高強度的稅費優惠不僅沒有發揮其應有的政策激勵效用，反而會大幅減少財政收入，影響政府宏觀調控能力。觀察政府策略演化，如圖8所示，在采取中低強度的服務供給與稅費優惠組合時，政府的策略演化穩定在y=1處；而在高強度的服務供給支持下，再實行高強度的稅費優惠，會加重財政負擔，致使政府轉而選擇不支持策略。結合政企演化結果可知，中低強度的稅費優惠與服務供給組合是邊際效用最大的政策組合方案。這種政策組合既能有效激勵中小企業實施數字化轉型，又能節約政府資源、減輕財政負擔。

4.2.3 服務供給與財政獎補的政策組合當政府同時實施服務供給與財政獎補政策時，中小企業與政府的策略演化如圖9、圖10所示。從圖9可知，在財政獎補系數α=0.2的情形下，服務供給系數k=0.1時，中小企業的策略選擇逐漸向x=1靠近，演化速度較慢；當服務供給系數k≥0.3時，中小企業會迅速演化到數字化轉型的穩定狀態。當財政獎補系數α≥0.5時，低強度的服務供給（k=0.1）也能加快中小企業選擇數字化轉型策略，高強度的服務供給與高強度的財政獎補組合反而會使中小企業轉而選擇傳統經營策略。這是因為，在雙高強度的政策組合下，政府需投入高額的政策支持成本，政府支持收益難以彌補政策支出，政府選擇不支持策略（圖10）。當政府不支持時，中小企業無法享受政策福利，難以憑借自身資源成功轉型，因而傾向選擇傳統經營策略。由此可知，在實施服務供給與財政獎補的政策組合時，中低強度的服務供給有利于推動政企博弈系統達到（數字化轉型，支持）的理想狀態；而高強度的服務供給會降低政府支持意愿，不利于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

4.2.4

財政獎補、稅費優惠和服務供給的政策組合政府同時實施財政獎補、稅費優惠、服務供給政策時，中小企業與政府的策略演化如圖11、圖12所示。由圖11可知，當服務供給系數k≤0.5時，任意強度的財稅政策組合都能促使中小企業選擇數字化轉型策略。進一步觀察發現，加大財稅支持力度對中小企業的策略演化速度有一定提升，但效果并不顯著。因而，在中低強度的服務供給支持下，只需低強度的財稅政策支持便能有效激勵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加大財政獎補與稅費優惠力度會降低政策邊際效用，浪費財政資源。當服務供給系數k=0.8時，中高強度的財稅政策組合會導致中小企業轉而選擇傳統經營策略。究其原因，中高強度的政策供給在加大財政支出的同時，減少了政府稅費收入，財政負擔過重，致使政府采取不支持策略，系統向（傳統經營，不支持）的不利結果演化。從圖12可知，當服務供給系數較小時（k≤0.5），任意強度的財稅政策組合，政府都愿意采取支持策略；而在高強度的服務供給支持下，只有與中低強度的財稅政策組合，政府策略才穩定在y=1處。

因此，在實施三種政策組合時，政府需謹慎考慮服務供給政策與另外2種財稅政策的有效配合。中低強度的服務供給與任意強度的財稅政策組合可以促使系統向（數字化轉型，支持）的理想狀態演化；而在高強度的服務供給支持下，只有與低強度財稅政策組合，才能維持政企博弈系統的良性演化。

5 結語1）3種單一政策都能激勵中小企業選擇數字化轉型策略，但在支持力度較低時難以發揮作用，需要高強度的財政獎補、高強度的稅費優惠、中高強度的服務供給才能有效促進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在相同支持力度下，財政獎補、稅費優惠、服務供給的政策促進效果依次遞增。2種政策組合顯著加快了中小企業選擇數字化轉型的演化速度。其中，稅費優惠與服務供給的政策組合效果最佳。當服務供給政策分別與財政獎補、稅費優惠組合時，高強度的服務供給會加重政府財政負擔，致使政府選擇不支持策略。3種政策組合下，低強度的政策支持便能促使系統快速穩定于（數字化轉型，支持）的理想狀態，加大支持力度會降低政策邊際效用，浪費政府資源。特別的，3種高強度的政策組合反而會使政企博弈系統向（傳統經營，不支持）的不利結果演化。

2）重視扶持政策的激勵作用。針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整體發展水平不高，市場力量有限的困境，需“有形之手”進行有效調控。一方面，政府可以采取積極的財稅政策，實行直接獎勵、研發補助、減稅降費等，為中小企業轉型升級注入資金、降低成本，激發其數字化轉型活力；另一方面，政府也應重視公共服務供給，如建設新型基礎設施、提供數字技術培訓、搭建工業互聯網平臺等，為企業營造良好的轉型環境，增強其數字化能力。此外，還應完善政策支持的跟蹤問效機制，防止企業可能產生的投機行為，提高扶持政策的精準性與有效性。3）選擇高效的政策組合方案。相較單一政策支持，政策組合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促進效果更為明顯，尤其是稅費優惠與服務供給的兩種政策組合以及三種政策支持的有效結合最能充分發揮政策組合工具的激勵作用。從整體看，政府應適當減少針對領軍示范企業的財政獎補，突出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普適性稅費優惠，增加公共服務供給的范圍與力度；圍繞數字化轉型痛點難點，針對中小企業轉型過程中可能遇到的技術障礙、人才匱乏、知識溢出等問題設置更加完善的服務供給體系，加快政府從直接財稅激勵向間接基礎支撐的角色轉變。4）采取合適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同政策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促進效果存在差異，政府采取不同政策支持需要考慮適度原則。當政策支持達到一定強度后，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激勵效用減弱；過度政策扶持也會加重財政負擔，影響政府支持意愿，阻礙企業轉型發展。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本質上是市場經濟行為，不能完全依賴政策支持，政府只是作為市場力量的輔助，并不是企業轉型升級過程中的轉型主體。因而，政府需明確企業主體地位，采取適度的數字化扶持舉措，激發市場活力，引導中小企業在市場經濟中逐步實現數字化轉型“造血”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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