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資源如何賦能企業低碳發展?
——以偉明環保為例

倪宣明,言晨怡,張俊超,趙慧敏

(1.北京大學軟件與微電子學院,北京 100871;2.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北京 100871;3.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廣州 510275)

0 引 言

隨著中國2020年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上正式提出“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追求低碳發展模式成為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重點[1]。目前,我國低碳綠色發展取得積極成效,2023 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過去五年,我國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4.1%。然而,目前我國部分傳統工業企業仍主要采取粗放型的生產與管理方式,根據國際能源總署數據統計,2021年我國傳統工業企業碳排放量約占總量的82.4%,從實踐現象來看,部分企業因缺乏綠色轉型的持續動力與正確途徑面臨著要素投入比例偏高而績效產出不盡如人意、減排成本與技術壁壘過高而業務發展受限的情況[2],因此,如何推動傳統高污、高排企業的低碳化變革也成為高質量發展過程中的一大現實問題。我國“十四五”規劃提出要“以數字化轉型整體驅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變革”,這無疑為企業的低碳減排指明了新方向。數字化概念與傳統實體經濟的融合不僅能夠通過智能運轉對生產過程和減排流程進行精準化把控,也能夠通過數字賦能優化資源要素的配置效率與管理效益[3]。因此,數字化產業或資源已成為大數據時代傳統企業,尤其是粗放型企業捕獲競爭優勢的關鍵所在,企業必須牢牢抓住數字革命下的新機遇以實現價值鏈的重構與轉型[4]。然而,轉型在為企業帶來新市場商機的同時,也擴大了相應的存量經營風險,一些企業的盲目跟風或戰略性錯誤都會導致發展的得不償失。因此,企業如何進行數字化轉型已然成為低碳化浪潮下的競爭核心。

對于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問題,一方面,現有研究將數字化解構為價值主張、價值創造與價值獲取的架構系統,圍繞著商業模式的雙重屬性對其創新來源進行探討[5],并結合跨界成長方式總結了不同情境下的“互聯網+”模型及其演變規律[6],指出主導邏輯轉變對于企業轉型的重要性[7],但其基本關注的都是商業模式的抽象提煉,缺少對數字資源具體賦能過程的討論。另一方面,現有研究也將企業的數字化轉型與鄉村振興、服務型平臺等熱門議題相結合[8-9],發現數字化能夠賦能組織群體在內外部、多場景下的高質量應用,但卻缺乏對數字經濟與低碳主題的研究,尤其是對企業的數字化轉型與低碳發展關系的討論不足。而在我國經濟低碳化的發展思路下,本土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仍以傳統制造業企業為主,且存在產業基礎薄弱、復合型資源儲備欠缺等問題[10-11],故有必要對低碳企業數字化轉型背后的路徑機理進行研究。因此,基于上述理論研究與實踐現象,同時響應國家“雙碳”號召與數字經濟的重大戰略需求,本文主要針對“企業如何進行數字化轉型以實現低碳發展?”問題展開研究。

具體來看,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即綜合運用內外部場景資源進行數字賦能,并將這種能力持續內化為核心競爭優勢,從而創造價值與效益,這也與資源編排理論[11]所涉及的資源組合構建、能力聚成以及價值創造過程高度吻合,而在此過程中,數字賦能環節的精準化運作、價值實現環節的優勢積累也能夠促進企業的低碳發展。因此,可以考慮借助該理論對數字資源和企業低碳發展的關系進行探究,在深入剖析高排放企業轉型項目的基礎上,厘清資源、能力、價值以及低碳管理能力間的辯證與遞進關系。本文將重點圍繞三個方向展開研究:首先,界定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前置元素及三大主要編排環節所涵蓋的子流程;其次,厘清資源到能力再到可持續競爭優勢的價值創造機制與迭代轉型邏輯,并探討數字化轉型是如何促進企業的低碳發展的;最后,在資源編排的基礎上,挖掘組織層面基于內外部環境動態調整的低碳管理能力,從而將數字化轉型推廣至更為一般、系統化的綠色場景中去。

1 文獻綜述和理論框架

1.1 資源編排理論

資源基礎觀將組織優勢的實現聚焦于資源層面[12],雖然其具有一定的戰略開拓性,但同時也因其理論的模糊性而飽受爭議。資源編排理論主要從行動視角補充了資源基礎觀對于從資源到可持續競爭優勢中間解釋環節的缺失,并厘清了資源、能力與價值間的辯證與遞進關系[11,13],該理論認為企業的資源管理過程涵蓋了資源的組合構建(結構化)、能力的捆綁形成(賦能化)以及價值的創造產出(杠桿化)三個環節,且不同的資源組合、對象配置與實現路徑都會影響最終的價值體現。憑借其在資源管理過程中的諸多優勢,資源編排理論已被廣泛應用于企業運營與治理的多個領域,該理論能夠巧妙地解釋企業如何通過內部開發與外部網絡整合來構建平衡的資源邊界、如何通過資源與能力的多重匹配來實現運營與治理過程中的短期績效與長遠發展價值[14-16]。

近年來,資源編排理論已被更多地應用于企業創新行為的研究。企業能夠通過資源的目的性獲取、質量性處理以及優化性利用,提升自身的成長水平與發展空間[17],而在此過程中,資源編排所帶來的戰略重心調整與流程配置能夠不斷促進創新型模式的形成與演進[18]。并且,資源編排的利用性和探索性特征也能夠促進企業創新能力的再生式演進[19],從而在內部的轉化與遞進過程中,引發正向的反饋效果[20]。在轉型發展方面,資源編排也能夠通過不同階段的主導邏輯與行為特征,為差異化模式下的能力調整與配置帶來積極影響,從而促進企業向循環、持續發展體系的轉型[2,21]。因此,鑒于資源編排的適用邏輯與轉型先導,該理論也能夠為企業的轉型與可持續發展問題提供理論支撐。然而,資源編排并不等同于能力的內化,企業還需通過組織層面的環境感知和機會抓取來將其不斷轉化、升級為可持續競爭優勢[22],也就是說,當環境的動蕩性削弱了競爭優勢時,管理者必須借助一些內部的動態能力來推進編排流程的迭代更新[23],對此,本文也將引入組織層面的動態管理能力對資源編排邏輯進行補充論證。

1.2 數字化轉型與資源編排

數字化的多層次屬性和資源的獲取、轉化與利用過程存在著較高的協同關系,傳統資源基礎觀通常將數字化過程中的績效提升歸結于資源自身的優勢,忽視了數字技術所帶來的組織與實踐能力的提升[24],而資源編排理論的能力化轉換能夠較好地解釋其中的賦能環節,具有更強的理論適用性,且資源編排的情境普適性與結果可預測性也更符合數字資源的戰略實施[25]。然而,相較于傳統實物資源,數字資源具有復雜性、價值稀缺性等管理屬性與特征[26],雖然這仍屬于資源編排理論范疇,但也會增加編排的對象與處理場景,同時數字資源又該如何編排以推動低碳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進程? 這也是值得深入探討的重要議題。張培和董珂雋[27]通過制造業企業的轉型案例,重點探討了數字資源的獲取方式與數字能力的內化路徑,并發現數字化不僅能為企業帶來全新的資源優勢,也能夠形成不同層次的決策能力。同時,Lenka等[28]發現技術賦能所產生的數字化連接、分析能力也能夠進一步作用于內部的相應機制與客戶價值的創造過程。因此,在數字資源的編排過程中,能力化的環節是至關重要的,業務與管理層面的能力直接影響數字資源的轉換效果,且能力形成后的降本式、提質式和增效式路徑也能夠助力企業深度價值的實現與管理模式的革新[29],從而使企業獲得差異化的競爭優勢。

綜上所述,相關文獻關于數字資源編排的研究仍較為匱乏,既有研究也多局限于編排主要環節的靜態闡述,缺乏對前置元素和結果反饋環節的探討。另外,隨著環境不確定性的增強,資源對企業的調節作用也會有所差異[14],在低碳發展的新背景下,現有研究也較少關注企業數字化轉型與低碳優勢的關系?；诖?亟待在現有文獻基礎上對低碳型企業的數字資源編排全過程進行深入分析,從而為“企業如何進行數字化轉型以實現低碳發展?”這一問題提供新的理論視角。

1.3 理論框架

本文主要圍繞“企業如何進行數字化轉型以實現低碳發展?”的研究問題,以資源編排理論作為理論源框架,對低碳企業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資源編排的具體環節與聯系,以及組織層面的能力在其中發揮的橋梁作用展開討論,并由此提出了一個基于資源編排理論的分析框架(圖1):第一,傳統資源編排的結構化、賦能化和杠桿化環節雖然能夠解釋從資源組合到價值創造的全過程,但卻缺乏對結構化資源形成之前的前置元素的分析,而這些前置邏輯是驅動資源整合和價值共創的重要因素[2],故本文在傳統資源編排的基礎上加入了零散的資源元素以解釋轉型動因。第二,資源編排所產生的初步價值并不具有持久性,還需通過漸進式、躍遷式的編排路徑,逐步實現轉型效益的持續化[29],故本文又通過加入結果的動態反饋環節,將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過程演變成為一個可循環、迭代的閉環邏輯,且數字資源的編排邏輯也能夠以降低能耗、控制投入及完善設施的方式直接或間接地減少碳排放[8],進而從不同的角度促進企業的低碳化、協同化發展。第三,管理者對于內外部環境的動態調整能力也有利于企業資源管理行為的優化與重置[25],因此,本文也在此基礎上,結合企業的低碳發展,將管理者的動態能力具象化,以形成對資源編排各環節的靈活調度,從而搭建了更完善的轉型框架。

圖1 分析框架Fig.1 An analysis framework

2 研究設計

2.1 方法選擇

本文主要采用單案例的探索性研究法。首先,基于資源編排理論探索我國傳統工業企業“怎么樣”在“雙碳”趨勢下實現數字化賦能與轉型,屬于“How”類問題的質性研究范疇,更適合使用案例研究加以詮釋[30];其次,雖然學術界對于資源編排理論的研究頗多,但對于數字資源編排的研究較少,因此采用探索性研究更有利于挖掘情景背后的機理,構建新的理論[31-32],并釋放新現象驅動的邏輯優勢;最后,本文涉及數字資源和代表性企業低碳發展的一系列問題,需有充實的案例資料與數據作為支撐,故采取單案例研究,也更有助于增加分析的精準度與縱深度[33],從而為其他企業或研究者提供合適的研究思路。

2.2 案例選擇

作為傳統高污染、高能耗工業的代表,垃圾焚燒行業一直以來采取的都是粗放型生產方式,而碳中和趨勢要求企業對資源使用和碳排放量進行精細化管理,因此,一些垃圾處理企業也紛紛開始通過數字化手段轉變經營理念與戰略導向。本文選取浙江偉明環保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偉明環保)的智能環衛處理項目作為案例研究對象,主要基于以下兩點考慮:第一,啟發性。偉明環保的智能環衛處理項目不僅為企業帶來生產運營效率的改善,更是資源管理與低碳發展模式的優化,其動態性、系統性以及普適性也可以為更多高污、高排企業通過數字化轉型推進綠色發展提供參考,具備較強的借鑒與推廣價值。第二,典型性。作為環保行業的龍頭企業,偉明環保進入固廢處理領域已有20余年,其業務覆蓋從垃圾清運到處理的各個環節,已在全國投資、建設、運營30余個垃圾處理項目,且企業自2018年以來積極開展業務的智能化變革,目前已取得了一體化運作、智慧管理以及減碳減排的戰略性優勢。

2.3 數據收集

本研究的數據主要來源于一手資料和二手資料。一手資料主要是對企業高管、項目負責人及技術部門員工的半結構化訪談,初步整理形成原始資料約3.6萬字,訪談的大致內容為:①企業的基本信息、數字化方向發展的動機與具體過程;②智能環衛處理項目的正式投運與收益情況;③企業在數字化項目中的減排措施與低碳成果,下一階段的減排目標與轉型計劃。此外,也針對訪談結果中有疑問或信息不全的要點以非正式溝通的方式進行補充詢問。二手資料包括企業的項目報告、會議紀要等內部資料,政府公告、媒體資料、企業官方公告和年報、學術科研資料及其他網絡公開資料。研究團隊在公司收集到豐富的一手資料,同時由于偉明環保于2015年5月28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掛牌上市,獲取二手資料的渠道也較為廣泛,具體的數據來源見表1。在收集過程中,梳理出關鍵訪談信息與階段性轉型特征,并通過多渠道資料間的相互補充與交叉印證,保證了案例分析的信度與效度。

表1 本案例的數據來源Tab.1 Data source for the case

2.4 數據分析

將原始資料逐級編碼成系統性范式的扎根理論是目前公認的較為科學的探索性研究方法之一。在經典主義扎根理論的基礎上,Strauss和Corbin[34]進一步將研究步驟規范化,形成了由開放式編碼、主軸式編碼和選擇式編碼組成的程序化扎根理論?；诖?國內外學者也紛紛展開了研究[35-37]。相較其他研究方法,程序化扎根理論具有更為清晰、明確的研究范式,因此本文優先選用該種方式對數據進行分析。

具體的數據分析策略分為三步。第一步,對原始資料進行整理和歸類。厘清項目發展的資源背景、關鍵動作與最終結果,并由此劃分轉型階段,在提煉出具備編碼價值的信息后也預留出一部分數據用于后續的檢驗。第二步,對數據進行三級編碼,具體為:①開放式編碼,對整理后的大量資料記錄進行逐級縮編,在剔除冗余項后提取并界定初始概念,接著進一步挖掘相關范疇,本文根據94 條資料標簽形成34個初始概念與24個范疇;②主軸式編碼,運用各范疇間的因果條件和現象脈絡,再度歸納并發展案例的主范疇,共得到11 個主范疇;③選擇式編碼,通過更系統性的關系驗證,賦予主范疇更深層次的理論內涵,從而提煉出了3個核心范疇,并以此搭建理論分析架構。第三步,對編碼數據進行理論飽和度檢驗。當對預留數據進行二次編碼且未產生新范疇時,則該數據分析已滿足理論飽和[38]。本文的分析結果未出現差異顯著的新概念或新結構,因此,可以基本判定本研究在理論上具有較高的飽和性,無需進行數據的再收集工作。

3 案例分析

2018年,從事固廢、工程裝備、水務、智慧環衛和危廢等五大主營業務板塊的偉明環保開始打造低碳模式下的智能環衛處理項目,并構建了一系列的數字化藍圖——以集中化的大型智能轉運中心取締分散的小型垃圾轉運站;以能夠實現自動固定、掃描、傾倒、稱重、復位等封閉式操作的后裝壓縮車取代手動操作的傳統清運車;以具備殘渣和參數自動檢測功能的智能化焚燒處理設備替代原有粗獷型的焚燒爐,項目簡介如圖2所示。該項目率先在浙江溫州試點,經過多年發展,已陸續在全國范圍內推廣,截至2022年,已有4 大項目成功注冊為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CDM)項目,有效實現了溫室氣體的減排。

圖2 偉明環保智能環衛處理項目簡介Fig.2 Description of Weiming intelligent sanitation treatment project

對于項目階段的劃分,主要以資源編排理論的三大環節為依據,以項目正式投運和產生正向收益兩個時點為分界,將案例項目劃分為三個主要階段:①資源結構化階段(2016—2017年)。項目投運的前兩年,即正式運營前的準備階段,通過團隊、技術及設備等資源的共同協作形成了相應的編排基礎。②數字賦能化階段(2018年)。項目進入正式投運環節,員工、管理者及部門間也通過培訓、轉接等方式掌握了智能模式下的業務流程,并能運用數字化優勢提升運作效率。③價值杠桿化階段(2019 年)。項目已產生正向收益,進入收尾環節,并在兼顧經濟績效和社會效益的基礎上,形成了低碳、數字化的競爭優勢,積累了豐富經驗。

3.1 資源結構化階段(2016—2017年)

在這一階段,偉明環保通過結合環境規制政策、產業趨勢、網絡合作關系、市場需求與運營經驗等內外部的資源要素,為項目培養結構化的資源組合奠定基礎。早在2015年底,偉明環保便開始負責溫州三個區的餐廚垃圾清運與處理工作,但在2016年,隨著市政府對城市垃圾清運和碳排放要求的提高,以及市場對垃圾無痕處理需求的增加,公司也開啟了“互聯網+環衛處理”的數字化轉型模式,并于2017 年10月27日計劃成立專注智能化項目運作的中環智慧子公司。在硬件方面,公司具備清運車隊、垃圾從轉運到焚燒的全鏈條設施,主要向外部購買了可自動操作的后裝式壓縮車輛、可自動回測的處理設備和一些可定位、可輔助監察的GPS或顯示屏構件。在軟件方面,公司組建了內部研發團隊,擁有多項智能專利技術與數字化平臺基礎,且原有管理團隊的低碳化、智能化戰略理念也與項目轉型方向高度契合。此外,公司也綜合考慮了自身的閑置資源,通過循環檢測、自動操作與轉運規劃等數字化方式,精準有效地解決了垃圾利用率低、員工冗余勞動以及轉運等待時間長等問題。

因此,資源要素是項目轉型的基礎與前提,而結構化階段主要聚焦于對項目正式運營前的資源要素的拼湊與組合。這些零散元素的拼湊組合也構成了資源結構化的關鍵,本項目的結構化實現主要體現在外部吸引、外部購買、內部合作、內部研發和內部積累這五大方面,具體編碼過程如圖3所示。

圖3 資源結構化階段編碼過程Fig.3 Coding process in the resource structuring stage

3.2 數字賦能化階段(2018年)

在這一階段項目進入了正式投運期,偉明環保也將原有資源儲備轉化成了三大維度的數字化運作能力:第一是對原有業務能力的固化與擴展,通過智能化設備與數據共享平臺的高效配合,公司不僅能夠實現垃圾清運、焚燒排放與殘渣處理的自動操作,也能夠根據車輛的實時軌跡和垃圾數量在線清查各項工作進度、自動規劃最優路線;第二是各部門間的協調與銜接能力,數字化情境改變了企業的運作方式,使得傳統情境下無關聯的業務線可以緊密組合在一起[39],清運部門能夠根據處理部門的焚燒進程實時調整轉運路線,處理部門能夠根據排放部門的檢測結果對處理工序進行循環操作;第三是技術和管理層面的決策能力,中控室的技術團隊能夠對全環衛工序進行專業性的集中指導和深層次的精準調度,各部門的管理團隊也能夠根據項目的轉型質量與減排空間,制訂后續的改進方案。

因此,資源賦能后所維持或形成的能力是實現數字化轉型的重要過程變量。本階段的具體編碼過程如圖4所示,主要包括業務能力、銜接能力以及決策能力三個主范疇概念。

圖4 數字賦能化階段編碼過程Fig.4 Coding process in the digital empowerment stage

3.3 價值杠桿化階段(2019年)

在2018 年底產生正向收益后,2019 年項目便進入了價值杠桿化階段。一方面,數字賦能給公司帶來經濟效益的增加,生產殘渣通過智能檢測后的再發電能夠通過提高閑置資源使用率實現發電量與企業利潤的共同增長,且智能化的環運處理過程也能夠降低一定的運營和排放成本,利于偉明環保原有環運處理業務的穩固與新生智能化業務的探索發展;另一方面,數字化也有利于公司社會效益的實現,垃圾的智能清運和處理不僅能夠通過分類、集中的轉運路徑避免二次污染,基于廢棄物排放量的精準把控達到更高的環保標準,也能夠減輕當地居民對分散站點的鄰避效應。最終,通過項目在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上的積淀,偉明環保也能夠在技術面、決策層以及低碳模式上形成獨特的優勢積累,而這些積累元素又能與外部動態環境相結合并重新拼湊組合成新項目的資源基礎,從而推動企業在環保領域進行業務的再拓展,使企業可以進一步占領市場先機,形成可持續發展的競爭優勢。

因此,通過能力的價值轉變,資源能夠充分發揮其杠桿效應,從而撬動項目短期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同時實現,促進企業形成長期的持續競爭優勢,本階段具體的編碼過程如圖5所示。

圖5 價值杠桿化階段編碼過程Fig.5 Coding process in the value leverage stage

4 討 論

基于上述偉明環保智能項目的案例分析,本文發現資源管理流程一般等同于資源編排流程[40],基本可以歸納為“零散資源元素—資源結構化—數字賦能化—價值杠桿化”,而在此基礎上又能迭代展開新的一輪資源編排,最終能夠實現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當考慮低碳因素后,資源編排理論也能夠適用于綠色新場景,而在這些情境中管理者的動態管理能力也是至關重要的[25]。對此,下文主要圍繞著具體編排流程、各流程間的協同與遞進關系以及組織層面的動態管理能力展開討論,從而將企業的數字化轉型、賦能模式推廣至更為普遍、系統且可操作的情境中去。

4.1 界定轉型的要素與資源編排流程

零散資源元素間的共同驅動及交互影響為企業提供了轉型所需的動力源泉,而這些元素又可按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進行劃分,宏觀環境層面主要包括生態環境失衡的倒逼,低碳化、數字化經濟環境的要求,政策環境的限制與鼓勵規制,市場環境的動態需求轉變,社會環境的環保意識提升等。中觀產業和企業網絡關系層面包括產業低碳化、數字化的發展趨勢,同業合作與競爭關系的推進,政府以及企業內外部利益相關者或組織的輔助與投融資交易等。微觀企業層面主要涵蓋了生產經營資源的稟賦與用量的剛需,轉型效益的預期,管理層數字化轉型意識以及人才儲備的強化,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推進等方面。

由這些零散資源元素拼湊組合而成的結構化資源也構成了資源編排的基礎。數字資源的結構化既是元素存量增減的結果也是跨元素嵌入的結果,比如通過微觀層面技術研發團隊的強化與產業鏈規模的擴張,企業能夠實現專利數量與業務資源的增長;通過宏觀的政策優惠和內外部網絡關系的支持,企業能夠添置新的數字設備及構件、設立新的數字子公司或業務部門,不斷將跨層次的零散資源元素嵌入演變為結構化的可用資源,且隨著嵌入程度的深化,企業轉型的資源基礎也由此強化[41]。然而,除了數字資源外,冗余資源對于企業優勢的識別與形成也是尤為重要的[42]。對于利用率較低且污染較大的閑置資源,企業可以通過數字化手段對其進行檢測或再加工直至其達到可循環或環保排放的標準。同時,對于一些產能落后、污染可逆性低或與數字精細化戰略不符的無價值資源,企業也應及時剔除和摒棄,并積極開拓符合戰略導向的新價值資源,從而保證資源投用價值的最大化。因此,根據拼湊結果,資源結構化大體可以細分為數字資源的外部購買與吸引、內部積累與開發、內外部合作和冗余資源的剝離與開拓。

結構化資源經捆綁賦能后能夠轉換為相應的數字化能力,并為后續價值的實現提供過渡與方向指引。按賦能能力的層次應用場景劃分,可分為業務型、銜接型和決策型:業務型指的是數字資源帶來的操作智能化與共享化;銜接型是在前者基礎上的業務協作與集中管控;決策型又可分為基于業務型的技術指導能力和基于“業務+銜接型”的管理指揮能力。按照資源賦能的幅度以及新能力的衍生,又可將此過程細分為穩定型、豐富型和開拓型賦能[11]:穩定型是在現存能力基礎上的細微調整;豐富型是通過資源組合的補充對當前能力進行拓展和延伸;開拓型則是通過全新資源的整合創新性地探索并形成企業的特有能力,其中,前兩者屬于基于量變的漸進式賦能且存在遞進關系,后者屬于質變性質的突變式賦能,根據既有能力基礎可分別由前兩者傳遞實現。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兩種分類方式呈交互的并行關系,但卻不能簡單地置換,兩種分類方式也存在著相似的賦能傳遞或能力內化路徑。

實現資源的杠桿化價值、提升數字化競爭優勢是企業資源編排、管理的核心目的。資源的價值杠桿化在通過降低生產成本、增加目標收益、拓展業務能力、改善企業經濟績效的同時,也會為社會帶來更多的環境績效與福利績效,其中環境績效主要表現為由數字精細化所形成的資源利用率提高和污染排放率降低,福利績效體現在數字化能夠降低員工多環節運作的工作壓力與落實強度、公眾能夠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與環境福祉等方面。但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多為中短期目標,企業也會在市場層面、技術層面和決策層面形成長期的價值積累,具體包括動員、協調與戰略部署三個子流程[11]:動員是指開發并承包市場動態機遇所積累的市場或聲譽價值,企業可以通過數字化機制不斷激發市場關系中的網絡效應[43];協調是指將賦能能力或技術整合到數字化運轉過程中的合作價值;戰略部署則是指通過資源部署激活員工和業務的數據自驅能力[44]、通過創新部署捕獲市場動態需求導向、通過綠色部署增強競爭優勢的可維護性。轉型要素與資源編排流程如圖6所示。

圖6 轉型要素與資源編排流程Fig.6 Elements and resource orchestration of transformation

4.2 厘清“資源—可持續競爭優勢”的過程機理

從資源到數字化、精細化優勢的轉型機理來看,首先,受到來自宏觀、中觀、微觀因素的共同驅動及交互影響,企業會形成初期的資源元素,雖然這些零散的元素多數并不能直接為企業提供可用資源,但它們卻為后續的編排管理提供了前提條件;其次,這些任務導向的零散資源元素通過簡單的存量組合或嵌入式的拼湊演變,突破了原有資源約束限制并即興創造出新生資源,從而形成了結構化的可用資源,包括設備、技術、部門資源等;再次,結構化的資源組合經捆綁匹配能夠實現數字賦能,并通過單點或多點的內化路徑進行能力轉化,逐步實現由簡單的業務能力到復雜的決策能力、由輕微的穩定型賦能到突變的開拓型賦能的變換過程,之后,資源組合通過賦能能力的響應與撬動,充分發揮其杠桿化價值,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優勢,并通過動員、協調與部署,將市場面、技術面和決策層的價值積累上升至戰略層面,與此同時,這些階段性價值產出與積累又會以資金、技術、經驗等重構元素的形式反饋給組織內部,并通過管理者能力的提升形成新的內部因素,而隨著新外部因素的介入和催化,內外部因素又會重新拼湊組合成新一輪的結構化資源,以此不斷推動新一輪數字能力的轉化與杠桿價值的實現;最后,通過“零散資源元素—資源結構化—數字賦能化—價值杠桿化—新元素反饋”的動態、迭代編排,實現低碳減排企業的精細化、數字化轉型與可持續競爭優勢。具體轉型機理如圖7所示。

圖7 從資源到可持續競爭優勢的轉型機理Fig.7 Th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from resources to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同時,數字資源的編排管理也能夠賦能企業的低碳化發展,并隨著項目階段的深入不斷優化相應的減排效果。一方面,低碳理念貫穿于資源編排的全過程,并與各編排流程相協同、匹配。在結構化環節,低碳政策的目標與產業的綠色發展預期是企業數字轉型的一大動力源泉;在數字賦能化環節,數字能力能夠精準把控企業在實際運作過程中的碳排放量,通過智能監測與循環系統,合理規劃各工廠的碳排放額度與減排空間,并對超標的排放物進行低碳化再加工或二度處理使其達到合標標準;在價值化環節,數字轉型也有助于企業維持長期的低碳優勢,若企業僅通過高排放業務鏈的“一刀切”來降低碳排放量,短期內確實具有顯著的減排效果,但從中長期來看,并不利于企業經濟績效的發展與低碳優勢的維持,且這種方式也無法適用于環衛處理等傳統高污、高排產業鏈,而數字化轉型能夠在保留原有業務鏈的基礎上,切實提升運作效率、降低碳排放量,為企業的發展帶來更經濟化、持久化的低碳優勢。另一方面,企業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編排側重點的推進也會影響到減排的效果,在項目初期,受限于資金、技術等資源的欠缺,企業往往更關注于如何將有限的資源進行最大程度地組合利用與數字賦能,而較少關注控碳能力和減碳價值的實現,減排效果較弱;但到了項目的中后期,企業已具備了充足的數字資源基礎與能力積淀,所以更關注于數字化轉型下的低碳價值部署,減排效果也會更佳。

4.3 挖掘基于內外部環境動態調整的管理能力

企業在注重戰略性資源組合以及核心能力賦能的同時,更要關注到組織層面的動態管理能力[45]。動態管理能力是指管理者基于內外部環境的動態性,將其戰略能力嵌入至資源整合、賦能化以及杠桿化的過程中去。在整個資源編排的過程中,動態管理能力主要起到無形的橋梁作用,通過資源組合的動態調整、轉型能力的重新配置與戰略價值的規劃部署,有效連接從資源到可持續化競爭優勢的編排行動。而作為貫徹資源編排全過程的輔助與衍生能力,管理者的動態管理能力也可以視為一種具體化的能力[46],如傳統工業企業的低碳管理能力。

一方面,這種管理能力體現在對低碳資源的認知與調整方面,其能夠搜索并識別市場的低碳需求與減碳契機,并通過數字化項目構建、注意力配置以及認知柔性[47]加速投融資資源的選擇,從而做出新建、收購或出售的業務決策,同時,這種能力也能夠動態調整、治理企業原有的高污、高排模式,充分運用數字化資源所帶來的減排優勢。另一方面,低碳管理能力也體現在能力的創新與重配方面,它能夠在認識新市場資源或選擇新模式的基礎上,創造出低碳模式下的業務或組織能力,并通過企業內外部網絡關系的動態協調,重新對資源進行低碳化再配置,比如利用數字資源的精準特征、優化企業的減排能力。另外,低碳管理能力還包括對綠色愿景的規劃和再部署,數字資源的價值化雖然能夠為企業帶來初步的減碳效益,但隨著環保標準的不斷提高,為實現可持續化的低碳價值,管理者還需能夠通過高管學習、資源更新和再學習來動態規劃業務與愿景[45],并不斷深化綠色戰略的部署,如圖8所示。

圖8 基于內外部環境動態調整的管理能力Fig.8 Management capability based on dynamic adjustment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5 結論與啟示

5.1 主要研究結論

本文通過對偉明環保智能環衛處理項目的探索性單案例研究,深入探討了傳統企業如何進行數字化轉型,從而實現低碳化的發展優勢,并基于資源編排理論構建了相應的理論分析框架,企業轉型的資源編排邏輯如圖9所示?？偨Y出3個主要研究結論:第一,基于宏觀環境、中觀產業和網絡關系以及微觀企業三方面因素的共同驅動與交互影響,企業會形成相應的零散資源元素,而這些元素也構成了企業資源編排的前提與基礎,通過內外部合作、外部購買與吸引、內部積累與開發以及業務剝離與開拓的方式,元素又得以拼湊組合,形成了結構化的可用資源,之后,隨著兩條能力內化與賦能路徑的轉化推進,逐漸構造了企業的數字化能力,而通過資源的杠桿效應,企業又能利用能力形成相應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以及戰略部署等持續競爭優勢,由此完成了第一輪資源編排過程;第二,在第一輪資源編排的基礎上,結果變量又會以內部組織或決策資源的形式與外部動態環境相結合,形成重構資源元素反饋于新一輪的編排過程,通過“零散資源元素—資源結構化—數字賦能化—價值杠桿化—新元素反饋”的多輪迭代編排,最終能夠實現企業或集團整體的數字化轉型,這種轉型模式又能夠促進企業的低碳化發展;第三,當考慮低碳因素后,組織層面的低碳管理能力也是銜接資源與競爭優勢的關鍵橋梁,管理者能夠基于內外部環境的動態變化對資源編排的三個主要環節分別進行低碳的認知與調整、減排能力協調配置以及綠色愿景的再規劃和部署,從而實現更高效、更具綠色意義的資源管理。

圖9 企業轉型的資源編排邏輯Fig.9 Logic diagram of resource orchestration for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5.2 理論貢獻與啟示

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與實踐價值。在理論層面,本文主要聚焦“企業如何進行數字化轉型以實現低碳發展?”問題,構建了相應的理論框架,理論貢獻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本文豐富拓展了已有的資源編排理論分析框架與適用范圍。一方面,資源編排理論的應用主要圍繞著企業創新、供應鏈管理等領域,而對于數字化轉型問題,雖然已有研究開始涉足[27],但缺乏對其規律的深入提煉,對此,本文在案例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討論了數字資源背后的編排邏輯與組織管理能力。另一方面,現有文獻對企業資源編排過程的研究多局限于三大環節,而缺乏對前因和后果的深入探討,對此,本文在Sirmon的資源編排理論[11]的基礎上,加入零散資源元素、動態反饋化進行補充論證,在列舉前置元素的基礎上,解構了資源編排的三大流程及其內在聯系,并通過反饋機制形成了一個可循環的閉環系統,論證了企業整體轉型升級的辯證邏輯[48],也豐富了既有研究的單一框架分析。第二,本文聚焦低碳新視野,加深了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認知?，F有文獻直接針對企業數字化轉型與低碳發展關系的研究較少,至于低碳管理如何融入數字資源編排過程的相關研究更是匱乏。本文在探索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的基礎上,又重點討論了企業結構化、賦能化和價值化的三大編排環節與其低碳發展間的關系,同時,也將組織層面的動態管理能力具象化,通過低碳管理能力將管理者的低碳理念融入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為后續對于數字資源與綠色發展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論參考。

在現實層面,偉明環保智能環衛處理項目也為其他節能減排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提供了一些經驗與啟示:第一,企業要重視內外部宏微觀環境的變化趨勢,通過利用外部政策利好與網絡關系資源的搜索與識別,積極選擇投融資方式,并注重內部技術的研發與戰略的開拓,充分發揮原有規模、產業鏈優勢以采取積極的數字化變革措施,主動搶占低碳化、精細化的市場先機;第二,企業要注重自身能力的培養,這不僅包括表層的數字技術、操作能力,也包括了更深層次的管理能力、編排能力以及業務戰略維度軟實力,當然,能力的獲取也要與企業實際需求以及現有能力范疇相結合,切勿脫離業務基礎;第三,企業在進行初步的資源編排并獲得相應效益后,也要不忘記轉型初心,將效益所帶來的技術、聲譽、戰略等資源優勢重新運用到新一輪的編排過程中去,進而實現企業或集團整體的全方位轉型與低碳化發展。

5.3 研究局限與展望

本文同樣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以后進一步探索與研究:第一,本文對環保行業龍頭偉明環保的單案例進行研究并得出相應結論,但該結論可能存在一定的特殊性與局限性,比如缺少對不同規模企業的比較與研究,而既有研究表明規模較大的企業往往會更具備獲得轉型資源的能力[49];第二,本文也未對企業的低碳管理能力展開具體的量化分析。因此,未來的研究可以拓展到不同規模、不同生命周期企業的多案例研究中去,并探討、總結失敗企業的資源編排行為,同時,補充調研企業數據,通過定量指標進一步研究管理能力對于企業的資源編排效率和實現產出價值的影響,以此來對企業資源編排的全過程展開更深層次的提煉與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