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質生產力的科學內涵、構成要素和制度保障機制

趙 峰,季 雷

一、引言

新質生產力是習近平總書記在黑龍江考察調研期間提出的全新理論概念。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要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將發展新質生產力作為未來我國經濟工作的首項關鍵任務作出戰略部署。圍繞這一重大理論創新的闡釋和研究,現有文獻從四個方面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討論:一是闡述新質生產力的出場邏輯[1];二是強調科技創新的首要、決定性作用,指出新質生產力的首要特征在于科技密度高于傳統生產力[2];三是聚焦新質生產力的技術形態和產業形態,認為社會再生產過程的數智化是新質生產力的主要特征;四是闡述新質生產力與高質量發展的統一關系。這些研究從不同側面為科學把握新質生產力的內涵外延提供了依據。我們認為,生產力本身是一個“歷史的范疇”,新質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更高階段,同時又是新時代我國實現高質量發展所必需的一類生產力,由物質生產能力和制度效能共同孕育,具有鮮明特質。系統、準確把握新質生產力的內涵、經濟社會影響和制度保障機制對新時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有著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新質生產力科學內涵的三個層次

新質生產力有著豐富的內涵,我們可以從三個層次來系統地說明。

(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新興戰略產業集群發展是新質生產力的核心內涵

從技術形態看,新質生產力是以新一輪產業技術革命為主導力量、以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為產業形態形成的社會生產力。馬克思將科學技術視為“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3]373,并尤為重視重大技術變革對生產力發展的巨大推動力。以第一次工業革命為現代經濟發展史的分水嶺,馬克思將工廠手工業與機器大工業生產區分開來,強調后者真正形成了與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物質基礎,所造成的生產力比過去世世代代總共造成的生產力還要大,還要多。從社會再生產過程看,重大技術革命具有系統性,能夠催生新的生產要素,同時促進舊有生產要素以新的技術和組織方式重新結合,在創造新的產業集群的同時系統重構社會再生產的各個環節,使社會使用價值極大豐富,價值創造能力極大提升。佩蕾絲指出,“技術革命是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的一組技術創新集群,一般包括一種重要的、通用的低成本投入品——這種投入品往往是一種能源,有時則是一種重要的原材料——再加上重要的新產品、新工藝和新的基礎設施?！盵4]13歷史地看,重大技術革命將催生新的支柱部門和新產業集群,推動人類社會從農業為主導的自然經濟邁向機器生產為主導的現代工業社會,進而邁向互聯網和信息技術主導的信息社會,下表展現了詳細內容。

表 重大技術變革與產業集群變化

新質生產力的核心內涵是新一輪科技革命以及由此催生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所展現出的生產力。習近平總書記在首次提出新質生產力時就強調,“整合科技創新資源,引領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5]。在新時代推動東北全面振興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積極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進制造、電子信息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積極培育未來產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增強發展新動能”[6]。兩次重要講話都蘊含了“科技—產業—生產力”的內在邏輯,其形成反映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社會生產力形成規律把握的不斷深化。早在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就對新一輪科技革命作出重大戰略判斷,“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孕育興起,一些重要科學問題和關鍵核心技術已經呈現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帶動了關鍵技術交叉融合、群體躍進,變革突破的能量正在不斷積累。即將出現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與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歷史性交匯,為我們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供了難得的重大機遇?！盵7]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新發展理念,將“創新”擺在新發展理念首位,明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一次次科技和產業革命,帶來一次次生產力提升,創造著難以想象的供給能力”[8]446。2021年5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兩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首次提出“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系統歸納了新一輪科技革命“廣度顯著加大、深度顯著加深、速度顯著加快、精度顯著加強”的總體特征[9]。這些重要論述標志著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特征、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及其歷史意義等形成了系統認識。黨的二十大報告重申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的戰略判斷,在此基礎上首次提出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并將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融合集群發展作為其重要內容,明確“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綠色環保等”作為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新增長引擎。這些創新論述系統闡述了我國創新驅動發展的載體,明確了我國產業技術革命的重心是實體經濟發展,與西方國家技術進步的去工業化選擇存在根本區別。

(二)新質生產力是新時代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生產力

從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看,新質生產力是新時代新征程與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相適應的社會生產力。馬克思在闡述工業革命與機器大工業生產時指出:“機器生產是在與它不相適應的物質基礎上自然興起的。機器生產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必定推翻這個最初是現成地遇到的、后來又在其舊形式中進一步發展了的基礎,建立起與它自身的生產方式相適應的新基礎?！盵10]419從社會總資本運動的角度看,重大技術變革是在現有生產方式與其物質基礎矛盾不斷深化的過程中產生的。積累與社會消費的對抗性矛盾使經濟中出現過剩的商品資本,生產過剩隨著兩大部類商品貨幣交換擴散,最終引發部類比例關系失衡。技術變革率先從局部生產部門開始,“為游離出來的資本和勞動創造出一個在質上不同的新的生產部門,這個生產部門會滿足并引起新的需要”[11]391。進一步地,“一個工業部門生產方式的變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門生產方式的變革。這首先是指那些因社會分工而孤立起來以致各自生產獨立的商品、但又作為總過程的階段而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工業部門?！盵10]421由此,重大技術變革能夠極大拉長社會再生產的迂回度,使過剩商品資本和貨幣資本重新回到產業資本運動中,是修復一般利潤率并開啟新一輪增長巨潮的鑰匙。

新質生產力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加快實現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必須依靠的一類社會生產力。從國際看,2008年后全球范圍內接連爆發的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將世界經濟拖入泥淖,第三次產業技術革命帶來的增長動能已趨于衰減。從國內看,201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作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戰略研判,并在次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系統闡述經濟新常態的九大趨勢性特征,這些趨勢性變化表明,依靠土地、勞動力、資本等要素密集投入的傳統粗放式增長已難以為繼,以國內大規模生產和國際大規模消費為支柱的經濟循環已經不能維持經濟的持續發展。轉變發展方式,實現形態更高、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高質量發展是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選擇。

新常態的重大戰略判斷提前十年研判了我國經濟發展的長期走向和風險挑戰。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當前進一步推動我國經濟回升向好需要克服的主要困難和挑戰包括“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社會預期偏弱、風險隱患仍然較多,國內大循環存在堵點,外部環境的復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盵12]這些因素是經濟新常態的發展和延伸,高質量發展是多重約束條件下的最優解。而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不能僅僅依靠傳統生產力的擴張,單純擴大舊有生產方式的要素配置、組織方式和經濟結構的再生產將加劇經濟的結構性失衡。因此必須依靠新技術形態、新產業組織形成的新質生產力內生地改變我國經濟增長的動能構成,以增量發展促進結構性調整,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但是,新質生產力不意味著對傳統生產力的簡單替代或否定。恰恰相反,重大技術變革引發的社會生產力每一次躍遷都將重新拉動傳統生產力的復蘇,賦予其更大的生產效益。新質生產力將深刻改造社會總資本運動過程,借由產業結構升級吸收過剩產能和貨幣資本重新回到經濟循環,成為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驅動力量,創造企業利潤、勞動者工資和政府稅收協同增長空間,激發國內大循環的內生活力;同時為組建以我國為中心的全球生產網絡創造可能,全面提升我國外循環的規模和質量,推動雙循環相互促進。

(三)新質生產力為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解放和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

從更一般的意義上講,新質生產力代表人類社會生產力解放和發展進入新的歷史階段。生產力是人類在生產實踐中形成的改造和影響自然以使其適合社會需要的物質力量。但人類的社會需要并非一成不變,這就決定了不同歷史階段生產力存在質的差別,每一次生產力的質變都使得人類的勞動能力被進一步解放,這為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解放和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

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社會需要的滿足主要是使用價值滿足,簡單商品交換在商品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與這種有限社會需要相適應的是社會生產力的緩慢發展,僅僅從“刀耕火種”邁向“男耕女織”,分散的、小規模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家庭農業生產和簡單手工業生產成為主要的生產方式。第一次工業革命是歷史上人類勞動能力的首次大解放,這一解放主要集中對體力勞動層面的大規模替代。自動機器系統使直接生產過程極大擺脫了來自勞動者肌肉、神經、感官、手工工藝的限制,不再是一個“以人為器官的生產機構”,而是以許多個工具機為器官組成的機器系統[10]419。蒸汽機使動力系統擺脫了對人畜力的依賴,輪船、鐵路極大縮短了流通時間,使商品貿易的地理范圍極大擴張。這種解放使社會生產力躍升到新的階段,“生產方式就獲得一種彈力,一種突然地跳躍式地擴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銷售市場才是它的限制”[10]493。

第二次工業革命延續了對體力勞動的解放。電力、化工產品和廉價鋼鐵的大規模使用使自動機器系統的規模進一步龐大,機器對勞動者和原材料的結合能力進一步增強,直接生產過程中原本依靠工藝匠人的具體勞動被進一步分解為沿流水線分布的標準化簡單重復勞動,汽車、飛機、電話、電報的發明使商品和信息流通的時間進一步縮短。同時,壟斷企業的規模膨脹使生產中的分工、協作、組織等依靠腦力進行的管理工作變得日益重要,并且在銀行、信貸機構等專門從事“辦公室工作”的行業中具有進一步發展的趨勢。因此自20世紀后,現代企業生產中的管理型工作迅速增加并成為一種獨立的生產分工[13]263。

第三次產業技術革命不僅延續了對體力勞動的進一步解放,還將對勞動能力的解放提升到對腦力勞動的大規模替代。集成電路、計算機處理系統、存儲介質、互聯網改變了生產的控制系統,使原本依靠人類腦力勞動的信息處理被計算機和互聯網替代,人類社會信息接收、處理和存儲能力獲得指數級增長,社會生產能夠以更小的控制單元在極短時間內遙控世界各地廣泛的生產供應網絡,處理復雜的股權、財務關系和行政管理,生產的規模、效率、效能得到極大提升。

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把勞動能力解放提升到新的高度。一方面,物聯網、數字技術、云計算等新技術形態和強大的算力能夠對生產過程進行精準的“數字化”刻畫,將其分解為多個模塊并求得最優參數,這使大量原本難以標準化、精確化的精密勞動能夠為算力指揮的機械力完成,或將其分解為更加細致的簡單標準化勞動。另一方面,相比于傳統信息技術生產力,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未來技術有望具有相當的“智慧力”。馬克思在闡述人類勞動的特殊性時指出,“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為規律決定著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志服從這個目的?！盵10]202未來,這種“觀念地存在著”的特殊智慧可能在相當程度上被替代。顛覆性技術、未來技術可能將人類現有知識進行數據化處理,通過海量數據投喂和深度學習模擬人類思維方式,能夠學習遠超人腦掌握的知識,同時對信息化的知識進行重新組合并進行創造性運用,從而具有能動的、主動的知識創造和運用能力。目前,人工智能對工業設計、美工繪圖、商業決策等領域的深度改造方興未艾,對人類智慧力的解放可能成為新質生產力在生產力發展史中的里程碑。

三、新質生產力的要素支撐體系

社會生產力發展具有歷史的規定性,馬克思指出:“勞動過程的簡單要素是這個過程的一切社會發展形式所共有的。但勞動過程的每個一定的歷史形式,都會進一步發展這個過程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形式?！盵10]999因此,對于新質生產力要素支撐體系和特征的科學把握必須從勞動過程的構成要素理解。

(一)新質勞動對象是新質生產力的形成基礎

人類社會生產力進入新階段的第一重特征是勞動對象的質變。在自然經濟時代,勞動對象以土地、林木、礦產等天然存在的物質為主,“土地(在經濟學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物,現成的生活資料供給人類,它未經人的協助,就作為人類勞動的一般對象而存在。所有那些通過勞動只是同土地脫離直接聯系的東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勞動對象?！盵10]202在工業經濟時代,勞動對象則普遍發展為凝結了人類一般勞動的產品,馬克思在描述17世紀甚至更早的生產過程時就指出,“在采掘工業中,勞動對象是天然存在的……除采掘工業以外,一切產業部門所處理的對象都是原料,即已被勞動濾過的勞動對象,本身已經是勞動產品”[10]206。20世紀60年代后,信息技術革命實現了對知識、技術等難以實體化生產要素的信息化處理,將其編碼后儲存在特定介質中,成為可被改造的勞動對象。新一輪產業技術革命的深入使數據提取的成本不斷降低,為數據的更大規模應用提供可能,“隨著互聯網的擴大,企業在業務的各個方面,都依賴于數字通信,數據變得越來越重要……它們訓練和賦予計算程序競爭優勢;能夠協調和外包給工人;它們允許生產過程的優化和靈活性;可以將低利潤的貨物轉化為高利潤的服務;而數據分析本身又生成數據,形成一個良性循環。鑒于記錄和使用數據的顯著優勢……這種原材料不可避免地將會代表一種有待提取的巨大新資源?！盵7]48

新質生產力的要素支撐體系首先包括數據這一新質勞動對象,其在生產中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提高。發達的識別、處理、傳感技術能夠捕捉和傳控海量數據,將其清洗和處理后進行建模,將現實中的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等全部環節愈發精確地投射到虛擬空間中,成為可供規?；褂玫膭趧訉ο?這既使數據成為可被生產的商品即數據產業化,又使傳統社會再生產過程被數據要素深刻改造即產業數字化。同時,數據作為新質勞動對象還展現出與傳統勞動對象不同的商品屬性。數據在生產過程中可以無限循環使用,使用價值不會損耗,價值也不會降低,這使得數據作為勞動對象具有類似“資本商品”的屬性,馬克思在講述貨幣作為資本商品時闡述了這一特殊屬性,“就其余的商品來說,使用價值最終會被消費掉,因而商品的實體和它的價值會一道消失。相反,資本商品有一種屬性:由于它的使用價值的消費,它的價值和它的使用價值不僅會保存下來,而且會增加”[14]393。數據的價格也反映了這一特殊屬性,為獲取數據要素而支付的貨幣通常不會占有數據的所有權,只是換取它在一段時間內的使用權,不影響所有者將完全相同的數據在同一時間賣給其他使用者。這使得購買數據要素的價格實際上具有類似于利息之于生息資本的含義,“如果我們把利息叫作貨幣資本的價格,那就是價格的不合理的形式,與商品價格的概念完全相矛盾。在這里,價格已經歸結為它的純粹抽象的和沒有內容的形式,它不過是對某個按某種方式執行使用價值職能的東西所支付的一定貨幣額;而按照價格的概念,價格是這個使用價值的以貨幣表現的價值?！盵14]397事實上,自互聯網信息技術革命以來,信息化的知識、技術都具有類似資本商品的屬性,但這些勞動對象使用價值和價值的改變仍或多或少地需要活勞動施加其上。相比之下,數據要素則具有“自我增殖”的可能。隨著神經網絡和機器學習技術的發展,以GPT模型、智能攝像、傳感和信息處理設備為代表的新型勞動資料能夠對各類生產性勞動、非生產性勞動和物化勞動(機器而非人力的勞動)進行自動捕捉,將與大量生產相關和不相關(這種情況更多)的價值納入其中,這使得數據的價值和使用價值沒有因生產性消費而折舊或損耗,反而在生產過程中不斷增加。

數據這一新質勞動對象的特征決定了使用數據要素生產的商品的價值構成與傳統生產力下的商品存在重大區別,數據的所有權、使用權、定價、用數據生產商品的價格等都可能發生重大變革。并且數據要素的提取需要龐大的固定資產,其費用遠遠高于一般的知識和技能的學習成本,在各類市場主體中只有大型壟斷企業有可能掌握。這將使數據資本成為繼金融資本后新的、居于主導地位生產組織者,從而深刻改變自20世紀末以來形成的全球網絡化生產組織方式。因此,以數據為新質勞動對象的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可能引發市場經濟體系系統性變革。

(二)新質勞動資料與產業體系變革是新質生產力的關鍵構成

人類社會生產力進入新階段的第二重特征是勞動資料的質變。馬克思指出,勞動資料是劃分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不同階段的首要依據,“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盵10]204自然經濟時代起到決定作用的是農業生產工具,工業經濟時代則是機器裝備等固定資本,信息經濟時代則進一步發展為集成電路、處理器、軟件系統等控制單元。但如果僅從純技術角度出發,就難以準確識別生產力發展的質變。

在對工場手工業和機器大工業的比較中,馬克思批判了“工具是簡單的機器,機器是復雜的工具”的片面觀點,認為其沒有包含“歷史的要素”,“這些工具部分地在工場手工業時期,個別的甚至在更早以前,就已經發展為機器,但并沒有引起生產方式的革命”[10]412。在他看來,真正使機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原因在于其對勞動過程的革命,“勞動工具的專門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個總機構中的分組和結合,造成了社會生產過程的質的劃分和量的比例,從而創立了社會勞動的一定組織,這樣就同時發展了新的、社會的勞動生產力”[10]403。這里“質的劃分”指的是技術基礎變革引發的生產過程分工協作的重大變革。機器生產體系大大削弱了分工對勞動者主觀條件的依賴,而完全取決于力學、化學等技術上的客觀條件,使機器體系能夠結合遠超工廠手工業規模的同質化產業工人,引發生產過程“量的比例”即資本有機構成的重大變化,從而催生了現代工廠制度這一劃時代的生產組織方式。隨著工作機規模的擴大和工作機上同時作業的工具數量的增加,工具機系統中的機器體系替代單一機器,動力系統中的自然力替代人力,生產方式的變革由此量變而質變地展開,價值和剩余價值的生產能力出現歷史性躍升。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將機器視為工業革命的起點,“大工業必須掌握它特有的生產資料,即機器本身,必須用機器來生產機器。這樣,大工業才建立起與自己相適應的技術基礎,才得以自立?！盵10]421-422

新質生產力的最重要構成要素和根本特征在于顛覆性技術、前沿技術等新一輪產業技術革命催生了新質勞動資料。從技術形態看,新質勞動資料使“算力”成為數字經濟時代新的、起主導地位的生產力,嵌入式傳感器、高性能服務器、圖形處理單元(GPU)、張量處理單元(TPU)、5G通訊基站、云服務器和高性能存儲設備為代表的新質勞動資料深刻改造了傳統工具機、傳動機和控制系統。以工業4.0的物聯網技術為例,企業能夠通過生產線上布置大量傳感設備收集數據,形成一個實時互聯的生產網絡,將與生產相關的所有數據都傳輸到一個集中的云平臺,通過大數據分析對其進行實時分析、優化和匹配,如預測設備的維護需求、與供應商共享需求和庫存數據、管控流通成本等。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未來技術則通過機器學習、深度學習、神經網絡等,使企業從海量數據中提取有價值的信息,進行更準確的預測和決策,并通過智能算法優化實現自主決策和持續的效率提升。

物質資料的革新推動生產過程的分工與協作方式發生質的變革。新技術形態一方面使大量此前難以標準化的精密勞動實現標準化,從而為更先進的智能機器人替代活勞動創造條件;另一方面使大量系統性勞動過程被模塊化地拆解為多個簡單重復勞動,進一步降低生產所受的特定技能勞動者主觀意愿和客觀生理狀況的限制。這使得參數調配設備維護、流程監測、市場營銷等環節不再依賴高級工藝匠人的特定技能和經紀人的知識、信息優勢,生產過程各個局部的分工與結合在更大程度上取決于數據所表達的客觀因素,勞動對象通過勞動過程不同階段的時間大幅縮短,勞動者之間、機器設備之間、各流通環節之間的協作對人力控制信息傳遞的依賴度大大降低,轉而依靠云計算進行實時調控,這使協作作為一種“集體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生產過程勞動資料的質變必然引發社會各生產部門的系統變革,其中就包括新材料、新能源的發展。在實現數智化對大工業生產的進一步改造后,價值從而剩余價值生產的躍升還必須突破“原材料和銷售市場”的制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能源動力系統中對化石能源的依賴,因此新質生產力必然還包含以可控核聚變、氫能、光伏能、可循環新能源等新的動力系統。如果說“機器生產同工場手工業相比使社會分工獲得無比廣闊的發展,因為它使它所占領的行業的生產力得到無比巨大的增加”[10]487,那么以新動力系統、新傳動系統、新工具機體系、新的控制系統為代表性的新質生產力勞動資料將引發新一輪的社會分工大變革,使生產的社會化程度達到新高度,為未來經濟增長注入強大新動能。

(三)新質勞動技能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前提條件

人類社會生產力進入新階段的第三重特征是勞動者的勞動技能革新,這種革新不是指技能化或去技能化,而在于勞動者必須具備與生產力革命相適應的勞動技能。在自然經濟時代,勞動者只需要掌握耕地、狩獵和家庭手工制造等簡單勞動技能。在工業生產時代,勞動者必須掌握機器的使用,了解機器的基本構造和運轉方式。在信息時代,使用計算機、手機等電子設備已經成為不需刻意強調的基本技能。這種勞動技能的培訓必須先于生產力變革,馬克思指出,“沃康松、阿克萊、瓦特等人的發明之所以能夠實現,只是因為這些發明家找到了相當數量的、在工場手工業時期就已準備好了的熟練的機械工人?！盵10]419在這些勞動者大軍中,尤以一批掌握先進技術、知識和勞動技能且能夠從事科技創新的勞動者越來越成為生產力中的革命性力量。

新質生產力中的新質勞動對象、新質勞動資料必然要求勞動者具備與之相適應的新質勞動技能?？梢灶A見,一旦數字化、智慧化等未來技術成為普遍業態,那么使用或至少適應智能裝備、人工智能數字傳感設備將成為普通勞動者的必需條件,這意味著傳統行業勞動者的技能豐度必將經歷一個深刻的技術改進過程。更重要的是,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對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勞動者的需求更為龐大,嵌入式編程、數據分析、虛擬仿真、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新能源開發與儲能研究、新材料研究等正在成為高級勞動技能。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23年未來就業報告》預測,未來五年全球勞動力市場對數據分析、大數據、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網絡安全等領域的高級技術人才的需求將保持每年30%的增長。

四、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的制度保障

新質生產力的形成不僅是一個技術過程和經濟過程,還是一個系統的政治和社會過程。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相適應的長期結果。新質生產力既發端于新一輪產業技術革命,又孕育于現有物質基礎和制度的總和之中。因此,為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培育強大動力,還要充分認識到制度的重要作用,避免陷入技術決定論的誤區。

佩蕾絲指出,“制度領域是每一階段的政治、意識形態和社會的一般思維地圖所盤踞的地方。它也是標準、法律、規則、監督機構和負責社會治理的整個結構所組成的網絡?！盵4]169技術革命能否引發經濟增長的巨潮不僅與技術本身的革命密切相關,還取決于現有的制度環境能否普遍接納新的“技術—經濟范式”(1)根據佩蕾絲的定義,這里的技術—經濟范式是指“一個最佳慣行模式”(a best-practice model),它由一套通用的、同類型的技術和組織原則所構成,這些原則代表著一場特定的技術革命得以運用的最有效方式,以及利用這場革命重振整個經濟并使之現代化的最有效方式。一旦得到普遍采納,這些原則就成了組織一切活動和構建一切制度的常識基礎。參見卡蘿塔·佩蕾絲:《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泡沫與黃金時代的動力學》,田方萌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頁。。新技術革命必然塑造與其組織社會生產的方式相適應的技術—經濟范式,技術革命擴散同時意味著技術—經濟范式的擴散。但是已經建立的社會和調節體系和舊有的技術、生產組織方式具有強大的耦合力,難以在短時間內順應新的條件,這將引致經濟體系與社會和調節體系之間不匹配,從而引起制度領域的深刻變革。技術、范式和制度的往復動蕩與摩擦可能引發較長一段時間的增長停滯甚至危機。積累的社會結構學派(SSA學派)和法國調節學派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其共同的核心思想是長期中資本積累過程的主要特征是一整套社會制度的支撐作用的產物[15]。前者將這一整套制度稱為“積累的社會結構”,即特定的時間和地點對積累起到促進作用的一整套社會制度的總和[16]。后者則將概念工具進一步精確化,將新技術形態帶來的兩大部類平衡的社會再生產過程稱為“積累體制”,將與積累體制相適應的制度總和稱為“調節方式”,即“由規范、制度、組織形式、社會網絡和行為模式構成的維持和‘指導’特定積累體制的一組集合”[17]。當舊有調節方式不再與新的積累體制相適配時,此前穩定的增長模式將陷入危機。阿瑪布爾則更加強調制度系統內部的互補性,他將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整套制度系統稱為“創新和生產的社會體系”(Social System of Innovation and Production,SSIP),包括科學、技術、產業、教育與培訓、勞動力市場、金融等六方面子制度,科技創新、基于創新形成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和產業體系等需要六方面制度的協同配合。雖然觀點各異,但這些研究共同指向的是制度在形成新的社會生產力中發揮著不亞于技術革命的重要作用,因此改革舊有制度是適應生產力發展和經濟長期增長的必要條件。

為加快形成新質生產能力培育強大動力必須向全面深化改革要答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動力。這一戰略判斷深刻揭示了我國經濟長期中高速增長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原因。歷史地看,西方國家抓住三次產業技術革命契機創造了發達的物質生產力,但是歷次重大技術變革引發的增長巨潮全部建立在危機后的廢墟之上,系統性經濟和金融危機仍然是其擺脫舊有范式和建立新范式的必經階段。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在舊有技術形態下的社會生產過程中取得競爭優勢的資本集團始終無法進行長期有效的制度改革,有限調節方式再生產出社會總資本運動條件的同時,也不斷再生產出自身的否定因素,徹底的改革意味著對自身的否定。因此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社會生產力向新階段邁進只能借由危機暴力地解決。

中國共產黨擁有自我革命的屬性,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上莊嚴宣告,黨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這是黨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所在。這使中國共產黨具有堅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勇氣和強大能力,敢于突進深水區,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敢于面對新矛盾新挑戰,沖破思想觀念束縛,突破利益固化藩籬,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不斷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習近平總書記在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強調深化重點領域改革,指出要謀劃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舉措,為推動高質量發展、加快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持續注入強大動力。因此,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必須堅持全面深化改革,為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激發內生動力。

一是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金融是國民經濟的血脈,貨幣資本是社會再生產的第一推動力。18世紀以來四次重大技術革命引發增長巨潮的歷史證明了金融資本促進科技創新爆發和擴散的巨大效能。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必須發揮好金融資本組織和擴大社會生產的積極作用,構建金融支持新質生產力形成的體制機制。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把促進科技創新擺在優化資金供給結構的首要位置,將科技金融列為金融高質量服務經濟社會發展五篇文章之首。當前,我國金融資本脫實向虛趨勢得到根本性扭轉,在新一輪產業技術革命的部分領域取得先發和領先優勢,大量傳統支柱產業部門投資趨于飽和,這為金融資本與新質生產力健康協同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未來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加快建立起鼓勵和引導金融資本向新一輪科技革命、戰略性新興產業流動的機制,破除制度性壁壘,使科技創新、產業發展、金融資本長期協同發展。

二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提振市場信心、激發市場經濟活力、調動人民生產積極性、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關鍵。要不斷完善落實“兩個毫不動搖”的體制機制,一視同仁保護不同所有制企業公平參與市場競爭權利。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推進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等要素在不同所有制企業中自由流動。

三是加快完善勞動保護與社會保障制度。新質生產力在將勞動者勞動能力的解放推向新高度的同時也深化了相對過剩人口規律。一旦對智慧力的解放達到產業級規模,大量從事金融、統計、數據科學、工業設計、傳媒等行業的專用技能勞動者可能面臨人工智能的替代,大量精密加工也可能被進一步分解為去技能化的簡單重復勞動,這將加劇勞動力市場的二元分割。新時代以來,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但與經濟結構轉型仍然存在一定脫節,普通勞動者的收入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仍然存在一定差距,靈活就業者、低收入群體的收入保障、社會保險和勞動保護仍存在一定短板。這不僅帶來社會治理風險隱患,還導致我國技術進步在一定程度上朝著更好發揮勞動力成本優勢的方向前進,背離新質生產力所需的重大技術變革和固定資本更新。我國必須對此作出提前研判,加快完善勞動保護、工資保障、社會保險等兜底性保障政策,加強轉移支付的結構性優化,重點向農村勞動力和低收入群體傾斜,探索建立長期有效的職業培訓制度,引導企業幫助勞動者優化勞動技能結構,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

四是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核心問題?，F代經濟發展史一再證明,市場是配置資源最有效的方式,同時在歷次重大技術變革和增長巨潮中,國家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政府和市場作為兩種資源配置方式的關系不是一成不變的,而要與社會生產力發展特定階段的特定要求相適應。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必須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尊重科技創新、產業發展、資本流動等按照價值規律充分運行,減少行政力量對微觀主體的直接干預。同時必須堅持正確發揮政府作用,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合理運用宏觀政策引導資源向新質生產力有關領域聚集,依法保護各類市場主體合法權益,維護公平有序的競爭環境,提高市場經濟的法治水平,以有為治理為形成新質生產力激發內生活力。

五是健全新型舉國體制。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強化黨和國家對重大科技創新的領導,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18]。生產的社會化趨勢要求科技創新的社會化,能否將各類生產要素和創新主體有機組織起來形成合力決定了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成敗。黨的領導是新型舉國體制的本質特征、最大優勢和根本保證。形成新質生產力必須健全新型舉國體制,圍繞國家戰略需求把政府、市場、社會有機結合起來,明確主攻方向和核心技術突破口,科學制定發展規劃,科學統籌、集中力量、優化機制、協同攻關,把黨的領導優勢不斷轉化形成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動能。